邻人：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犹太群体的灭亡
作者：杨·T.格罗斯
内容简介
1941年的一个夏日，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的一半人谋杀了另一半人：所有的犹太男人、女人和儿童，共计1600人，仅7人幸存。镇上的犹太人被棍打、溺毙、烧死，这一系列恶行并非出自抽象的纳粹，而是拥有真实面孔和姓名的人们，这些犹太人所熟识的人：他们过去的校友、向他们买牛奶的人、与他们在街上闲聊的人他们的邻人。 证词、证据，杀人凶手、杀人动机，犹如一本侦探小说，7月那一天发生的事被一步步复原和重构。格罗斯在本书中以二战期间的波兰犹太关系为讨论核心，揭开了人类现代史上公认的受害者波兰人在极端环境下残暴的一面，也引导我们思考普遍潜伏的危险：人类的兽性在何种情况会被激发？为何会有民族之间的仇恨？我们该如何面对自己民族失败和黑暗的历史？ 本书为我们反思历史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和立场，它是几十年来关于波兰犹太关系最重要的研究，亦是大屠杀写作的经典。

前言
20世纪的欧洲经两个男人之手被塑造成形。阿道夫·希特勒和约瑟夫·斯大林为我们带来了极权主义—就算极权主义不是他们发明的，也是由他们全面施行的。 要想清楚认识极权主义真正的毁灭性，光用已经发生的事去衡量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看见那些未发生的事情，用一位作者的说法便是：“未被写出的书的数目”。除此以外，还有未被想到的想法、未被感受到的感觉、未被完成的作品、未能自然终结的生命。
极权主义的政治方法与其政治目标一样，会使社会彻底瘫痪，而这些政治方法中最引人注意的，便是对憎恨（resentment）的制度化。服从于斯大林或希特勒统治的人们总是受到怂恿而敌视对方，彼此间的敌意就如兽性的本能一般。社会中任何细小的裂痕最终都会迸裂为鸿沟，任何对立情绪都会不断恶化、加剧。曾有一度，城市与乡村对立，工人与农民对立，中农与贫农对立，儿童与父母对立，青年与老人对立，不同种族之间相互对立。秘密警察怂恿人们公开指责彼此，前者的队伍靠着这些冲突而不断壮大：“分而治之”的策略昭然若揭。此外，由于政府开始进行社会动员，并要求公众遵循国家支持的制度和规范，人们逐渐在不同程度上与政府共谋，镇压了他们自己。
极权主义统治者还在他们所征服的疆土上实施了一种新的侵占模式。其结果就是，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写，“纳粹最早的帮凶和助手，真的不知道他们自己做了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在和什么人打交道”。事实证明，欧洲的各种语言中没有任何一个词能准确地定义这种关系。“collaboration”（合作 / 通敌）这个词语—其令人不快的“与敌人勾结合作”之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语境下才开始使用的。鉴于武装冲突、征服、战争、侵占、镇压、领土扩张以及伴随这些行动而来的后果史不绝书，你可能会好奇，“二战”期间德军的侵占现象到底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竟能催生出一个新的概念？对这个问题的全面性回答，要去一系列德国侵占体系的研究中寻找。
战后，几乎所有欧洲人民都表现出了对与纳粹进行的任何形式的接触之极度反感（毫无疑问，这种反应是出于自利，且往往欠缺严谨的思考）。“要想准确计算遭到‘战后报复’（postwar retribution）的人数，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便是根据最保守的估计，也至少有几百万人，即先前在德国占领下人口的2%—3%，”伊斯特 万·戴阿克（Istvan Deák）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写道，“对有罪者的惩处各式各样，从战争最后几个月里的私刑，到战后的死刑判决、监禁或苦役，不一而足。除此以外，还会将‘通敌’定罪为‘国耻’，剥夺‘通敌者’的公民权利，以及 / 或对其施以罚款。另外还有一些行政手段，如驱逐、警察监督、剥夺他们在某些地方旅行或居住的权利、撤职、剥夺退休金权利等。”引用海达·科瓦莉在其沉痛的布拉格回忆录中的话来说：“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人真正幸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所有欧洲社会在20世纪后半叶中的政治结构和命运，但波兰受其影响尤为深刻。正是在1939年以前的波兰领土的问题上，希特勒和斯大林首次结成了同盟（苏德于1939年8月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包含了一条瓜分波兰的秘密协定），之后一场恶战才在二者之间逐渐展开，直至其中一方彻底覆灭才得以告终。波兰因此遭遇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浩劫：近20% 的波兰人口死于战争及其相关因素。这个国家失去了其少数族群——犹太人死于大屠杀，乌克兰人和德国人因战后国界变动或人口迁移而离开。所有领域的波兰精英都急剧减少。战争接近尾声时，超过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都失踪了。55%的律师、40%的医生、三分之一的大学教授和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都死亡了。
波兰曾被一位富有同情心的英国历史学家称为“上帝的游乐场”，但在“二战”期间，“恶魔的屠宰场”或许更合适。
我将要讲述的这个故事内容之厚重，在我看来，与这本小书的篇幅完全不成比例：1941年7月的一天，东欧一个小镇里一半的居民谋杀了其另一半居民——不论男女老幼，共计1600人。在这个故事之后，我将会在许多不同主题的语境下详细描述耶德瓦布内（Jedwabne）的杀人犯们，这些讨论都将围绕一个短语进行：“‘二战’期间的波兰—犹太关系”。
首先，亦即最重要的是，我将这本书视为一次对于主流“二战”史的挑战，这即是说，我假定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战时历史——一种历史是属于犹太人的，另一种历史则属于屈服于纳粹统治的欧洲国家的所有民众。考虑到波兰犹太人的数量之大及其所占社会空间的范围之广，战时的波兰历史显得尤为不可靠。“二战”前夕，波兰拥有世界上第二多的犹太人口，仅次于美国。战前，有约10%的波兰居民自我认同为犹太人——无论是因为他们信仰犹太教，还是因为他们的母语为意第绪语。近三分之一的波兰城市人口是犹太人。然而，历史学家们竟然认为波兰犹太人所经历的大屠杀只是一起特殊的、独立的事件，没有对波兰社会造成直接影响。人们也仍然普遍认为，在波兰社会里，只有一些“社会边缘化”的个体与犹太人有密切的关系，比如那些专门敲诈犹太人的所谓“敲诈者”（szmalcownik） 或“人渣”（scum），或是那些向犹太人伸出援手的英雄。
要在这里详细讨论为什么这些观点站不住脚，似乎不太合适。或许，花哪怕一点儿笔墨来讲这件事都是没必要的。毕竟，波兰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被抹杀这件事是波兰现代历史中极其重要的一页，这点根本毋庸置疑。不管怎样，你根本不需要掌握什么高深的方法论知识就能立刻明白，当一个镇上一半的波兰人口谋杀了其另一半犹太人口时，我们所面对的这起事件毫无疑问就已经推翻了“这两个民族的历史鲜有交叠之处”的观点。
本书读者必须牢记的第二个要点是：主流分析认为，维系战时波兰—犹太关系的是一些外力，即纳粹和苏联人。这个观点就其本身而言当然没错。纳粹分子和苏联人的确曾在他们各自在战时所侵占的波兰领土上发号施令。但是我们不应该否认，在侵占者的严管下，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关系中也存在着自治动力（autonomous dynamics）。在那段时间里，有很多事情是人们本可以做到的，也有很多事情是他们本可以规避的，更有一些事情，是他们根本不必去做却做了的。由此，我会将1941年7月10日在耶德瓦布内镇上谁按照谁的命令做了什么，都细细道来。
众所周知，希特勒和斯大林在1939年8月签署了一份互不侵犯协议，其中的秘密条款划定了这两位独裁者在中欧的势力范围。一个月后，波兰的领土就被第三帝国和苏联瓜分了。耶德瓦布内最初被划在苏联的占领区内，在希特勒进攻苏联后又被纳粹“接管”。苏联红军自1939年9月起占领了半个波兰，此后，苏联对这块地域进行了为期21个月的统治。因而我认为，主流史学对在此期间的苏维埃—犹太关系的观点和分析，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反思和质疑。不过，这里也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地方。我们只需记得，根据目前的刻板印象，当时犹太人似乎和苏维埃占领者有着特别亲密的关系。曾有传闻称，犹太人不惜牺牲波兰人，与苏联人勾结，因而在纳粹进攻苏联期间，在一些从布尔什维克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波兰土地上，可能曾经爆发过极为可怕的反犹情绪，仿佛是对纳粹这场进攻行动的回应。因此，我意图探明，发生在苏联占据时期（1939年9月—1941年6月）的耶德瓦布内的事情，与日后随即发生的一切之间是否有所关联。
耶德瓦布内大屠杀还涉及了史学上关于这个时期的另一个传统观念——犹太人和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因此，这起事件也进一步触及了以下两个议题：战后波兰社会（或者说整个东欧社会）的广大阶层内反犹情绪的出现，以及犹太人在东欧斯大林主义的构建与巩固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在谈及这项研究的资料来源时，我会简单地讨论一下这两个问题，也会在本书的最后几章回顾相关问题。
在犹太大屠杀研究的更广泛的背景下，本书不应该被简单地置于一个功能主义—意向论的层面。本书偏离了这种理论模式，该模式在近年的大屠杀历史学研究领域内被模糊化了，被归为另一种专门抨击“犯罪者—受害人—旁观者”坐标的研究范畴，“直到最近才得到学界一定的注意”。但这本书也证明了，这些范畴的界限都是模糊不明的，它提醒我们，大屠杀过程中的每一个片段都有其独特的情景动力学（situational dynamics）。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因为它意味着，在每一个片段情节中，其场景中的不同演员都会做出许多特定的、独立的判断，他们对剧情的走向和结果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我认为，在这方面，还有更多深入的研究能证明耶德瓦布内的悲剧并不是个案。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设想，如果那些“演员”当时做出了不一样的抉择，那么更多的欧洲犹太人就有可能在战争中幸存。
然而，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层面上，本书却是一本很典型的关于大屠杀的书。因为不像有关其他问题的历史研究，关于大屠杀，我的结论是开放式的。换言之，读者在结束阅读时，恐怕不会得到知识获取上的满足感；我在完成写作时，也同样没有这种感觉。写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我无法对自己说出“嗯，我现在能理解了”这样的话，我想我的读者也不会。
当然，在写书的过程中，你必须做出阐述和分析，就好像你有可能理解一样，还要在书中囊括一些一般性的、解释性的史料内容。但我认为，在故事的结尾我们必须提出疑问——这样如何？那样如何？——这是深入这个题材之骨髓的特质。同样，在直面大屠杀时，能缓解我们的不安和痛苦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断提出这些似乎永无穷尽的问题，如此我们才能继续寻求答案。因此，大屠杀实则是人类从其经验中吸取教训的一个起点，而绝非终点。我们永远也不会“理解”大屠杀为何会发生，但我们必须明白，它的前因后果牵动着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大屠杀已然成了一起揭示现代情感的功能性事件，也将永远是反映人之境况的重要议题。
注释
1.海达·科瓦莉（Heda Margolius Kovály，1919—2010），捷克作家、译者，出生于布拉格。1944年与父母一同遭纳粹逮捕、关押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她的父母被送入了毒气室，而她则被转送往他处做苦工。科瓦莉著有回忆录《在一颗残酷的六芒星下：1941—1968年在布拉格的生活》（Under A Cruel Star – A Life in Prague1941–1968）等。——译者注（后文中所有页下注皆为译者注，不再另做说明。）

事件梗概
1949年1月8日，在耶德瓦布内，一个距离沃姆扎（?om?a）—后者位于波兰历史悠久的省份马佐夫舍（Mazowsze）——约19公里的小镇，安全警察扣押了15名男子。我们在一份文件中找到了他们的名字，这份文件有个不祥的标题：“清算报告”（Raport likwidacyjny）。它和许多所谓的“控制—调查”档案（aktakontrolno-?ledcze）存放在一起，由安全警察保管，以便监控他们在每项调查中的进度。在被抓捕的人中，小农和季节工占多数，还有两名鞋匠、一名泥瓦匠、一名木匠、两名锁匠、一名信差和一名前市政厅接待员。他们中一些人是有家室的（其中一个是六个孩子的父亲，还有一个有四个孩子），一些人单身。最年轻的27岁，最年长的64岁。简单来说，这就是一群再普通不过的男人。
那时，耶德瓦布内的居民总共不过2000人左右，警察一时间拘捕了这么多当地居民，一定让镇上的人都震惊不已。四个月后，即5月16日和17日，贝莱斯瓦夫·拉莫托夫斯基（Boles?aw Ramotowski）及其他21名共同被告在沃姆扎的地方法院受审，直到这时，人们才对整起事件有了一些认识。起诉书的第一句话是这样的：“波兰犹太历史研究院向司法部寄送的材料描述了耶德瓦布内居民的犯罪行为，即参与谋杀犹太人民，该材料中的证词由施姆尔·瓦瑟什塔因（Szmul Wasersztajn）陈述，陈述人目击了对犹太人进行的屠杀。”
犹太历史研究院（JHI）并没有记录能告诉我们瓦瑟什塔因的证词是如何以及何时被递交至检察机关的。同样，根据庭审档案，我们也无法得知全部细节，比如，法院是何时知道耶德瓦布内所发生的事件的？为何这项指控延迟了如此之久？沃姆扎安全部的“控制—调查”档案提供了一些线索，但它们也不是很有说服力。无论如何，1945年4月5日，瓦瑟什塔因就向犹太历史委员会（Jewish Historical Commission）提供了他的证词。他的原话如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有1600名犹太人居住在耶德瓦布内，但战后只有7人幸存，他们都是被一名住在附近的波兰妇女维日科夫斯卡（Wyrzykowska）营救的。
1941年6月23日礼拜一的晚上，德国人进驻镇子。从25日开始，波兰居民中的一群地方暴徒就开始进行反犹屠杀了。其中的两个暴徒，瓦奇克·波洛夫斯基（Wacek Borowski）（也有可能是叫波罗夫维克[Borowiuk]）和他兄弟米特克（Mietek），在犹太人的住房之间徘徊，其他暴徒则拉着手风琴、吹着笛子，以此来掩盖犹太妇女和孩子们的尖叫声。我亲眼看见这些刽子手杀害了夏基亚·瓦瑟什塔因（Chajcia Wasersztajn）、73岁的雅各布·凯克（Jakub Kac）和埃利阿斯·克（Eliasz Krawiecki）。
他们用砖块砸死了雅各布·凯克，用小刀剜出了克拉维基的双眼、割掉了他的舌头。克拉维基在极度痛苦中挣扎了12个小时才死去。
在同一天里，我还目睹了另一个可怕的场景。28岁的夏雅·库布日斯卡（Chaja Kubrzańska）和26岁的巴西亚·比恩什塔因（Ba?ia Binsztajn）都抱着刚出生的孩子，她们看到刚刚那一幕之后，立刻奔向池塘，想要带着孩子一起投河自尽，以免落入那群暴徒的手里。她们将自己的孩子放入水中，亲手溺死了他们。接着，比恩什塔因跳入池中，立即沉入池底，库布日斯卡却在水中挣扎了好几个小时。后来在池边聚众围观的流氓们都目睹了她的惨状。他们建议她面朝下没入水中，这样就能淹死得快些。最终，在看见孩子真的已经死去之后，她更用力地将自己投入水中，终于死了。
第二天，当地一位神父介入了，他解释说，他们应该停止这场屠杀，德国人会自己处理他们需要处理的事情。他的话奏效了，屠杀停止了。从这天起，当地人不再向犹太人出售食物，这使得后者的处境变得极其艰难。与此同时，谣言四起，说德国人将会下达命令铲除所有犹太人。
德国人是在1941年7月10日下达这项命令的。虽说是德国人下的令，但执行任务的却是波兰流氓，他们使用了最可怕的招数。在极尽折磨和羞辱之后，他们将所有的犹太人烧死在一间谷仓中。在第一次屠杀和之后的血洗期间，下面这些恶棍最为残暴：施莱茨斯基（Szleziński）、卡罗拉克（Karolak）、米特克·波罗夫维克(波洛夫斯基?)、瓦奇克·波罗夫维克(波洛夫斯基?)、耶玛沃夫斯基（Jerma?owski）、拉姆托夫斯基·博莱克（Ramutowski Bolek）、罗加尔斯基·博莱克（Rogalski Bolek）、施拉瓦·斯坦尼斯瓦夫（Szelawa Stanis?aw）、施拉瓦·弗朗齐歇克（Szelawa Franciszek）、科兹沃夫斯基·甘尼克（Koz?owski Geniek）、恰斯卡（Trzaska）、塔尔诺齐克·耶日克（Tarnoczek Jerzyk）、劳丹斯基·尤雷克（Laudański Jurek）、拉茨齐·切斯瓦夫（Laciecz Czes?aw）。
1941年7月10日早晨，八名盖世太保来到镇上，与镇政府代表开了一个会。当盖世太保问到，在犹太人的问题上他们有什么计划时，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所有犹太人都必须死。当德国人提出，每个行业可以留一家犹太人的活口时，当地的木匠布罗尼斯沃夫·斯莱辛斯基（Bronis?aw ?leszyński，他当时在场）答道：我们波兰人的工匠够多了，我们一定要铲除所有犹太人，一个活口都不留。镇长卡罗拉克和在场的其余所有人都对他的话表示赞同。为此，斯莱辛斯基还“贡献”了他在不远处的谷仓。会议结束后，血洗就开始了。
当地的流氓们操着斧子、插着钉子的棍棒以及其他用于折磨和摧毁的武器，将所有犹太人都赶到了街上。他们选了75名最年轻、最健康的犹太人作为他们恶毒本性的第一批受害者，命令这些犹太人搬运一尊巨大的列宁纪念碑——那是苏联人建在镇中心的。石碑重得根本没可能抬起来，但在波兰人的拳打脚踢之下，犹太人不得不搬。在搬运石碑的过程中，他们还被要求唱歌，一直到他们将石碑搬到指定的地方。在那里，他们被命令挖一个大坑，并将石碑扔进去。之后这些犹太人都被杀死，并被丢入同一个坑中。
这些刽子手的另一项暴行是命令每个犹太人都挖一个坑，埋葬之前被杀死的犹太人，接着这些人又被杀死、被埋葬，如此往复。要想一一列举出这些流氓的残暴行径，简直是不可能的。在我们的历史上，我也再难找出能与之相提并论的行为了。
犹太老人的胡子被焚烧，犹太儿童在他们母亲的怀中被残杀，人们被往死里打，还被逼着唱歌跳舞。最后，他们开始了最主要的行动—烧。整个镇子被守卫保卫，以确保没人能逃脱。接着，犹太人被命令排成纵队，四人一行，一位90岁的拉比和一位屠宰师站在最前面，他们被要求举着一面红色的横幅。所有人都被赶入谷仓，还被命令唱歌。一路上，那群流氓像野兽一样殴打他们。谷仓大门附近站着几个暴徒，演奏着各种乐器，就为了让乐声掩盖受害者的惨叫声。一些犹太人极力自卫，但他们早已没了防御能力。他们满身鲜血，遍体鳞伤，被推入了谷仓。接着谷仓被浇上煤油并点燃，那群暴徒则四处搜查犹太人的家，寻找留在家中的病人或儿童。他们将找到的病人押往谷仓，至于小孩子——他们将小孩子的脚捆在一起，背在背上，接着用干草叉叉起这些被捆在一起的孩子，放在灼热的炭上烧烤。
大火过后，他们用斧头劈开尚未完全肢解的尸体寻找金牙，极尽所能地破坏这些“神圣殉道者”的肉身。
对于瓦瑟什塔因证词的读者而言，事实已经显而易见：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因波兰人的暴行而被赶尽杀绝。然而，在当时，想要完全厘清他证词中的意思还是有些困难的。从他呈上证词到开庭审理这个案件，中间间隔了四年，对于这一点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惊讶。从我本人在犹太历史研究院发现他这份陈述到完全相信和理解其中的真实性，基本上也用了四年。1998年秋天，我受邀为一位专攻波兰比亚韦斯托克地区（Bia?ystok）战时历史的知名历史学家，托马兹·斯得泽姆鲍兹（Tomasz Strzembosz）教授的纪念论文集撰文，于是我决定用耶德瓦布内的例子来描述波兰居民对他们犹太邻人的虐待。然而彼时我还没有注意到，在瓦瑟什塔因所描述的一系列杀戮和暴行之后，所有剩下的犹太人最终都被活活烧死于一间谷仓中。（我在阅读证词时一定以为这只是个假设性的比喻，并认为只有一部分犹太人是那样遇害的。）在我交稿的几个月后，我看了纪录片《我的哥哥该隐去哪儿了？》（Where Is My Older Brother Cain?）的原片。该片由阿格涅丝卡·阿诺德（Agnieszka Arnold）执导，片中他作为访问者之一，与布罗尼斯沃夫·斯莱辛斯基的女儿进行了交谈。这时候我才意识到，瓦瑟什塔因所陈述的每字每句都应该被严肃对待。
鉴于那本论文集尚未出版，我开始考虑撤回我写的那篇文章。然而，我最终决定不做改动，原样发表，因为耶德瓦布内故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即波兰人对他们犯下的骇人听闻之罪行的后知后觉。这起事件为何（或者也可以说为何没能）在包括我在内的战时史学家的意识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耶德瓦布内之后的三代居民在得知这些杀戮后是如何生活的？当这起事件成为公开的信息，波兰的全体公民会选择用什么方式披露它？
不论如何，一旦我们意识到那些看似无法想象的事情竟然真实发生过，历史学家很快就会发现：整个故事其实有详尽的记载，事件的目击者仍然活着，这起罪行的记忆在耶德瓦布内会代代流传。
注释
1.即犹太教精神领袖或宗教导师和犹太教食物屠宰师。

资料来源
对一个历史学家而言，最好的资料来源应该能对他所研究的事件提供一种同时性的（contemporaneous）解读，并且还应经得起仔细的审视。因此，我的第一步就是去寻找在耶德瓦布内区域内“清扫”犹太人的德国文档记录。这种文档可能存在于某处，但我没办法找到。我采访、询问了许多活跃于那个时代的学者，但他们都对耶德瓦布内这个地名感到很陌生。按理，在记录了德国特别行动部队（Einsatzgruppen）在东部战场（Eastern Front）活动的日常概述报告中，应该会有这类信息，但耶德瓦布内也没有在其中被提及。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7月10日，早先活跃于沃姆扎一带的特别行动B分队已经到达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Minsk）附近了。不过幸运的是，我们还有机会找到耶德瓦布内大屠杀时期拍摄的德国纪录片录像。
目前看来，关于耶德瓦布内大屠杀的第一份，也是最全面的一份报告，就是施姆尔·瓦瑟什塔因于1945年所做的陈述。这样，我们就有了证据，即1949年5月和1953年11月沃姆扎庭审期间的记录。1980年，一本纪念耶德瓦布内犹太人的书出版了，书中收录了不少事件目击者对他们家乡这场悲剧的描述。1998年，制片人阿格涅丝卡·阿诺德就此事采访了一些耶德瓦布内居民。不久以后，我得到一个机会，与该镇先前的一些居民讨论这些事。这就是本书的主要资料来源，在我们开始处理耶德瓦布内的问题之前，先来看看如何合理地运用这些资料。
首先，我们需要记住，犹太人关于大屠杀的证词都得到了完整的记录，以便为这场灾难提供一个精确而全面的解释。那个时代出版过的许多回忆录和犹太人日记都证明了这一点。据说在伟大的历史学家西蒙·都布诺（Simon Dubnow）从拉脱维亚的里加市（Riga）被驱逐出境以前，曾经号召他的犹太同胞们“将‘事情’全都写下来”，这种可能只是传言的劝诫却在许多犹太回忆录作家心底激了涟漪。这样的呼吁也让一个族群做出了集体性的努力；我们很了解，也很敬佩他们的所作所为，即他们为记录和提供证据而做出的谨慎而机智的尝试——艾曼纽·林格本（Emanuel Ringelblum）在华沙犹太区发起的“安息日聚会”档案整理工作，或是科夫诺（Kovno）犹太区的档案管理员所完成的艰巨工作，这些我都铭记于心。要想救下那些在纳粹屠杀计划刀口下的犹太人似乎已经不可能了，因此，犹太记录保管者们心中都产生了一股使命感（他们清楚、反复地描述过这种感觉）：最起码，他们得保存好这场毁灭性灾难曾经发生过的证据。
了解了他们曾做出的这些努力，我们应该形成一种直觉：只要存在关于纳粹恶行的记载，哪怕只有一份，人们就能有力地反对甚至阻挠纳粹的犹太清洗计划。纳粹罪行的受害者显然相信，将整个事件牢牢铭记并让其在子孙后代中口口相传，能有效地击中纳粹的要害。犹太人没有任何理由——在他们对这场他们所亲历和目击的浩劫的记忆里——将德国人犯下的罪行强加在波兰人头上。当然，每一个证人都可能犯错；如果可能的话，每个故事都应该与其他故事进行核对以确认其真实性。但耶德瓦布内大屠杀案件的犹太证人不可能因为对他们的波兰邻人怀有恶意而去伪造证词。
不过，本书所运用的主要文献并非来自犹太受害者，而是来自那些犯下恶行之人，且为庭审记录。处理这样的材料时，我们首先应该意识到，在这种受到控方仔细审视的境况之下，那些犯罪嫌疑人可能会想要尽可能地弱化自己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也可能会试图弱化事件本身。我们必须记住，法律无法迫使被告在口供中道出事情的全部真相；证人即便已经起誓“所言即事实，只有事实”，也可能选择性地道出他们所记得的东西，并对某些问题仅做简短生硬的回答。舍此以外，在证据资料（来自证人或被告）以及历史学家拥有的已经整理过的资料之间，有一位“调解者”（因此调查报告与日记或回忆录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让读者能够与资料来 源建立直接的联系），这位调解者可能是调查员、法官、辩方律师或原告律师，他会建立和编写档案——他或多或少有些才智，受过教育，或致力于找寻事情的真相。因此，对一个历史学家而言，取自庭审材料的证据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调查的目的和彻底性，以及这场审判本身的方向。
只要简单地研究一下针对拉莫托夫斯基及其共犯的庭审案件，我们就会发现，审判进行得十分仓促。用“仓促”一词甚至还太轻描淡写了，因为针对全部22名被告人的庭审程序仅在一天内就结束了：案件于1949年5月16日在沃姆扎地方法庭公开审理，次日所有判决就已下达。22名被告人中有8名被判无罪。1953年才受审的约瑟夫·索布塔（Józef Sobuta）也被判无罪释放。
对以上这类细节的掌握决定了我们将如何评估这些资料来源，因为在1949年和1953年，波兰国土上都弥漫着浓厚的斯大林主义色彩。在那些年间，波兰的司法部和官方调查机构（所谓的安全部，Urz?d Bezpieczeństwa，简称“UB”）简直声名狼藉。此外，在法庭上，被告人都透露出了他们是被屈打成招的信息——由于那段时期安全部成员常常会刑讯逼供，因此被告人的这种控诉听上去可信度很高。
纵观整个调查的操作方式，我推测，在那段时期，这种暴力取供的手段被用在了几乎所有被沃姆扎安全部收押的犯人身上。无论如何，在这起案件的被告人的供述中，我们并没有发现任何特殊的信息，也无法推断出他们之间是否有某种共谋关系，或是否存在将他们所有人联系起来的秘密组织。被告人在庭审期间会突然“失忆”——无法记起他们在审讯中提及过的许多细节，比对他们早前对7月10日事件巨细靡遗的描述，他们在法庭上的表现似乎非常不具有说服力。毕竟，我们知道，在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身上所发生的“七月屠杀”的各种情景，在该事件之后一直都是小镇居民们的谈资。
如果我们审读拉莫托夫斯基案调查期间收集的所有材料，很快会发现，其余的22名被告人，除了少数例外，几乎人人都留下了口供。口供记录非常简要，且都围绕三个相同的问题展开：1941年7月你住在哪儿？你参与了7月对犹太人进行的屠杀吗？还有谁也参与了谋杀和围捕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的活动？记录这些口供主要部分的都是同一种笔迹，并由同一位调查官格热戈日·玛图耶维奇（Grzegorz Matujewicz）签署。除了一些补充的纪要，这些口供记录都是在1月8日至1月22日之间完成的。换言之，整个调查事实上是在两周内完成的。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沃姆扎安全部而言，这不是一起高优先级的案子，用在此案上的人力物力也相对较少。
对拉莫托夫斯基及其共犯之指控的措辞也反映了官方对此案的敷衍了事。我们从档案记录中可以得知，他们被指控“协助德国政府，即于1941年6月25日，在沃姆扎地区的耶德瓦布内镇中参与了对1200名左右犹太裔居民的逮捕；这些居民在布罗尼斯沃夫·斯莱辛斯基的谷仓中被德国人烧死”。如今，耶德瓦布内的犹太大屠杀却变成发生在7月10日，调查期间收集的大量口供都反映了这一事实。然而，原告坚持认为事情发生在瓦瑟什塔因证词中提到的那个日期：6月25日。几个月中，控方和法庭都没有纠正这个错误。在控方向最高法院提起最终上诉之后所下达的判决书中，我们才发现了对于案件发生日期的澄清说明：“耶德瓦布内屠杀的实际发生日期比沃姆扎地方法院所认定的日期晚了几天”—事实上是晚了超过两周！
我将与案件有关的所有信息，无论主次，都呈现在这里，为的是明确指出，这并不是一起政治案件。的确，那些“控制—调查”档案的内容反映了沃姆扎安全部的观点和计划，它们都证实了我对此案的评估。在前文提及过的1949年1月24日的《清算报告》（“Liquidation Report”）中，用红色印刷的第五条为“未来作战活动计划”。在这份报告中，这条内容并不是特别重要。从这份档案以及所有的“控制—调查”档案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所谓“未来作战活动计划”显然很常规。毕竟，20世纪40年代晚期和50年代早期是斯大林掀起的反犹狂潮达到巅峰的时期，这股狂潮也直接导致了扫荡了整个所谓的“人民民主”阵营的政治迫害。显然，在被斯大林主义席卷的波兰，强调战时犹太人在波兰人手中所遭受的苦痛，对谁都没有好处。
我推测，之所以必须对拉莫托夫斯基等人提出控告，是因为已经有一份证词被归档在案，司法体制内的行政机关必须对其进行处理。但从各个方面都能看出此案被仓促对待，草草了结。另外，由于这不是一桩政治案件，因此，调查期间收集的各种材料能够帮助我们重构事件的真实面貌，尽管我们绝对不能忽略，被告人的证词很可能弱化了事件本身以及被告人对事件的参与程度。
注释
1.“同时性的解读”的意思是，在事件发生同时代中对该事件的诠释。

战前
耶德瓦布内坐落在纳雷夫河（Narew）与别布扎河（Biebrza）的交汇之处。这两条河每年春天都会溢出河床，其流域周围的地区因优美的湿地风光以及栖息、生长于湿地之上的各种水鸟和茂盛植被而闻名。1979年，波兰最大的国家公园就修建在这片区域内。然而，就算耶德瓦布内周围的景色再美，这个小镇本身仍然是丑陋的。
自古以来，木材和稻草一直是这片地区最便宜也是最唾手可得的建筑材料，因此当地居民一直受到火灾的困扰。人们记忆中最可怕的一场火灾发生在1916年，那场火灾将整个小镇的四分之三都化为了灰烬。耶德瓦布内曾经有一座美轮美奂的18世纪木结构犹太教堂，在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就被烧毁了。几十年后，一位居民在为耶德瓦布内犹太人纪念册撰文时回忆道，每晚临睡前，人们都会朝北方投去最后一瞥，在地平线之外的那个方向，就是邻镇拉兹沃夫（Radzi?ów）。如果夜空中泛起微弱的粉色光晕，他们就会立刻驾起装满必需品的马车，飞奔前去营救。同样，拉兹沃夫的犹太人也密切关注着耶德瓦布内的情况。火灾很频繁，邻乡的居民们，通常都是有血缘关系的，同呼吸共命运，并且不吝与对方分享他们有限的资源。
耶德瓦布内在1736年获得了城镇特许状（town charter），尽管彼时这个小镇建成已至少300年了。犹太人从蒂科钦（Tykocin或Tiktin）迁徙至耶德瓦布内，最初服从于蒂科钦的犹太社区体系（Jewish communal authority）。1770年，当美丽的木结构犹太教堂在耶德瓦布内建成时，镇内共有387名犹太居民，在总人口（450人）中占了绝大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耶德瓦布内人口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峰值，约3000人。很快，1916年，因战时造成的破坏和沙俄颁布的“重新安置犹太人”政策（沙俄政府怀疑犹太人亲同盟国）——他们将战事前线附近地域内的犹太人迁移至其他地方，镇内人口骤减至700左右。
“一战”过后，被迁走的大部分犹太居民都回到了耶德瓦布内，这个镇子的人口开始慢慢恢复。193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镇人口数在那时达到了2167，其中有超过60%的居民承认自己是犹太人。镇上其余的人口，包括镇郊的社区（gmina，波兰最小的土地行政单位）内的居民，都是波兰裔的。
1933年，耶德瓦布内共有144名在籍工匠，包括35名裁缝和26名鞋匠，其中从事服务业和手工业的大部分是犹太人。当然，还有很多从事这类职业的人，但他们太穷，无法缴纳登记注册营业执照的费用。茨波拉·罗斯齐尔德（Tsiporah Rothchild）回忆道：“在我们的村子里，所有的生产都由工匠完成，他们的家人会帮助他们。我还记得有一次很不寻常的‘劳动纠纷’。雷布·纳舒姆·莫伊舍·品特柯瓦斯基（Reb Nachum Moishe Pyontkowski）的儿子阿里耶（Aryeh）决定罢工以反对他的父亲。雷布·纳舒姆用铁轮箍揍他儿子的时候，这个小伙子痛苦地喊着，想让他父亲知道：‘我是个社会主义者，我不想在晚上超时工作！’另外，耶德瓦布内也有‘乡村裁缝’，他们会去其他村子谋事。”
流动的商人和工匠继续寻找收入丰厚的工作机会，通常一份工作的工期为数月。每年，总会有不少人在“找工作”的旅途中。这片区域内的犹太群体曾经用各种各样的昵称来称呼彼此。比如，拉兹沃夫的犹太人就被唤作“Radzilower Kozes”，即拉兹沃夫山羊，这是一个友好的、带有些微嘲弄意味的称呼；沃姆扎犹太人的昵称是“Lomzer Baaloonim”，意思是挑剔的、自命不凡的、有些贪图享乐的人；科诺（Kolno）的犹太人被称为“Kolner Pekelch Pekewach”，意为肩负重担、爱发牢骚；而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的昵称则是“Jedwabne Krichers”，大概是指他们是好事之人，四处搬迁，喜欢干涉别人的事。
年轻的拉比雅各布·贝克在沃姆扎著名的授业座开始了自己的宗教学习，在离开耶德瓦布内之前，他都沉浸在《塔木德》（Talmud）研究中，并且使用“皮卡兹”（Piekarz）作为自己的姓氏，即“贝克”在波兰语中的写法。回忆起战前与那些波兰邻居的交往，雅各布·贝克仍备感亲切。他与他的母亲、祖母和两个兄弟住在一起，这个家庭结构和希拉瓦（Sielawa）家差不多。和这个社区中的其他人一样，皮卡兹家的孩子们偶尔会在席拉瓦家的井里打水，大家都认为他们很能干。“一个冬天的傍晚，我看到邻居席拉瓦家的小女儿给瑞泽雷[Reizele，雅各布·贝克的祖母]送了一点点用来喂牛的土豆皮，而瑞泽雷立刻给了她整整一加仑的牛奶作为答谢。当我问及为何要做这种不平等的交换时，瑞泽雷解释道：‘从她送来的那一点点土豆皮我们就能推测出他们家的晚饭少得可怜。’”战后50年，阿格涅丝卡·阿诺德访问了一位来自耶德瓦布内的年长的波兰药剂师，后者也回忆到波兰和犹太邻里之间的友好关系：“他们在观念上或者其他方面从来没有什么大的分歧，因为在这个小镇上，犹太人与波兰人关系十分和睦。他们依赖对方，彼此间都亲近到可以直呼其名：雅内克（Janek）、伊采克（Icek）……我敢说，在这里，生活就是田园牧歌。”
邻里之间的互动和联系十分频繁。犹太人对周遭人群中潜在的敌意总是非常敏感，尤其是考虑到整个区域在政治上都坚定地支持着民族民主党（national-democratic party），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月中，即便在耶德瓦布内的暗处流动着谨慎或警惕的情绪，公开的对峙和冲突也会被避免；一些本来很可能会升级成危险事件的场面，幸而也都被平息了。
当然，面对反复爆发的反犹主义浪潮，犹太人往往无力招架。在很久以前，当地的绅士阶层会定期召开地方性的集会，将人们以及一大群侍从和学徒召集于某处。在那个时代，常常会发生口角、酗酒和殴打当地犹太人的事件。在复活节期间，神父会在他们的布道词中将犹太人描绘为杀死上帝之人，因而复活节也成了一年一度反犹主义暴行爆发的时间。当然了，由于某些意料之外的巧合，悲剧性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比如，1934年，在耶德瓦布内，一名犹太妇女被杀害；几天后，在邻镇的市集日上，一名农民被人开枪打死。一个传言不胫而走，说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就此要开始报复波兰人了。约纳·罗斯齐尔德（Jona Rothchild）是当地教堂重建项目中钢铁材料的主要供应商，他在一本回忆录中写道，在阿维格多·比阿沃斯托茨基（Avigdor Bia?ostocki）拉比和他一起拜访了耶德瓦布内的神父之后，（人们都期待发生的）犹太大屠杀的势头被遏制住了。
这段插曲完美地嵌入了犹太人存在的“界线”中，他们已经预感到了即将来临的大屠杀（正如“二战”期间，犹太隔离区的居民几乎总能提前预知德国人将要采取的“行动”[Aktion]）。犹太人认为，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应该安抚所有的世俗和宗教部门，并借助它们的力量阻止危险的临近，这些应该都是理所当然的。犹太人一直以来都在缴纳一笔额外的税款，就是为了能在这种时刻得到保护。而且，几个世纪以来，克希拉（kehillas，即犹太社团）也一直为了同样的目的而存有一些特殊基金。
“二战”爆发之前，耶德瓦布内一直是一座安静的镇子，那里的犹太人和波兰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几乎没有区别。非要说区别的话，可能就是他们过得比其他犹太人更好。无论是国家的分裂，还是旷日持久的冲突，都没有影响到这个犹太共同体。耶德瓦布内住着一些“哈西典”，而这个犹太社区中的成员都认可，他们的精神领袖是虔诚的、受人尊敬的拉比阿维格多·比阿洛斯托茨基。战争开始前几年，一位新的教区神父马里安·舒莫瓦斯基（Marian Szumowski）被委派到这个小镇，他支持民族主义党派（nationalist party）。但直到那时，比阿洛斯托茨基拉比和耶德瓦布内的天主教神父都相安无事，相处和睦。此外，当地的警察局局长也恰巧是一位得体又正直之人，他维持着这个小镇的秩序，不遗余力地追捕闹事者，不论那些人的政治面貌和种族背景是什么，都一视同仁。而在此之后，战争爆发了。
注释
1.城镇特许状，一种确认市政机关——如市或镇——成立的文件。这个概念源自中世纪的欧洲。
2.授业座（Yeshiva），一种犹太教育机构，主要教授传统的宗教经文《塔木德》和《摩西五经》（《圣经》中的首五卷）。
3.哈西典（Chasids），犹太教的虔敬派信徒。

苏联占据时期（1939—1941）
1939年8月23日，第三帝国的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与苏联外交部长瓦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在莫斯科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份条约史称“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议”，虽然实质上是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的契约。这份条约是希特勒的“二战之旅”的起点，签订了它，希特勒就能毫无顾忌地军事入侵波兰，不必担心位处东方的苏联会成为抵御德方侵略的“第二前线”。
在这份条约的秘密协议中，两个独裁者瓜分了苏德两国之间的土地。“如果波兰领土发生土地和政治变动，”秘密协议的第二条这样写道，“苏德双方的利益范围以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立陶宛北部边界、波兰的那累夫河、维斯瓦河和散河为分界线。”因此，1939年9月，超过一半的波兰领土都被苏联军队占领了。希特勒的军队于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苏联红军则在1939年9月17日跨过了波兰的东部边界。紧接着，苏德双方的势力范围就被最终划定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也于9月28日在莫斯科签订。
如此，我们可以从这个密集的日程看出，在最开始的时候，波兰的哪块地归希特勒，哪块地归斯大林，还不是最清楚。因此，在1939年的秋天，耶德瓦布内曾被德国国防军短暂地占领过，紧接着，根据双方划定的势力边界，这个小镇又由德方让与苏联当局。
由于全镇人口中一半以上都是犹太人，无疑他们也会在镇上新成立的行政部门，或是由苏联当局设立的国营企业和制造业工厂中任职。东波兰军队（所谓的“安德斯部队”[Anders Army]）的历史办公室曾让125位沃姆扎区域内的证人做过调查问卷，以这125份问卷为基础写成了一份长报告，描述了苏联治下的沃姆扎郡的历史，但这份报告中仅仅包含了三条关于耶德瓦布内犹太人的笼统评价，比如他们对苏联统治的热衷和支持。这份报告涉及了整个沃姆扎郡，即概括了大约17万人的生活经历。125份问卷中，只有16份是由以前耶德瓦布内的居民填写的。因此，很遗憾，我们无法真正从中了解有关当时耶德瓦布内镇内生活的任何细节。
不过，在苏联统治的20个月内，耶德瓦布内中犹太居民和其余居民之间的敌对关系，并不是特例。在对这个小镇最详细的研究中，位于比亚为斯托克的波兰国家档案馆的前主任、该地区的历史学家亨里克·梅耶茨基（Henryk Majecki）提供了当时在耶德瓦布内的苏联行政机关中任职的最重要的五位官员的姓名：“耶德瓦布内中，区（raion，苏联治下的最小行政地区单位）执行委员会的主席是丹尼尔·基雷耶维奇·苏卡霍夫（Danil Kireyevich Sukachov），一位知名的激进分子，属于战前的西白俄罗斯共产党”；区党委书记是马克·季莫费耶维奇·里达歇恩柯（Mark Timofeevich Rydachenko）；书记处的成员有彼得·伊万诺维奇·贝斯特罗夫（Piotr Ivanovich Bystrov）和迪米特里·鲍里索维奇·尤斯季洛夫斯基（Dymitri Borisovich Ustilovski）；最后还有亚历山大·尼基弗洛维奇·马雷舍夫（Aleksandr Nikiforovich Malyshev），他是共青团（Komsomol）的团委书记。耶德瓦布内就位于最接近苏德势力边界的区域，我们可以推测，苏联当局没有雇用当地人员，而是委托了派遣自苏联国内的资深官员来管理当地的行政机关。
正如我先前所提及的，苏方于1939年9月所“接管”的波兰领土上的居民常常将犹太人描述为“亲苏”的群体。尤其是当波兰证人回忆起自己第一次看到苏联红军的情景时，他们总会声称，犹太人为苏联人的到来欢呼雀跃。我只找到了一份有相关详细记载的报告，上面描述了1939年9月苏军入驻时耶德瓦布内居民对他们的接待和“欢迎”。阿格涅丝卡·阿诺德拍摄采访布罗尼斯沃夫·斯莱辛斯基的女儿时（1941年7月，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就是在斯莱辛斯基的谷仓中被烧死的），她道出了关于苏军入驻时的回忆：
你知道，我亲眼看到了苏联人是怎么进来的。他们沿着普日兹尔斯卡街（Przystrzelska Street）进来，那条街上有一家面包店，一对犹太男女从店里拿出了一张桌子，上面铺着红色的桌布，你知道吗？红色的桌布。还有一家波兰人。是两家波兰人，因为战前他们有人是共产主义者……就这样，一共有三家人去迎接苏联士兵，为他们献上面包和盐。这就是我看到的。有两幢楼之间拉了一面巨大的横幅，上面是几个很大的字：“我们欢迎您”，白色的，大写的字。他们还为苏联人献上自己的妻子。之后，军队在广场，那里现在是个公园了，他们在那儿解散了。那时候我16岁，街上还有其他孩子。只有孩子，因为成年人都没有出来，只是远远看着，他们都很害怕。但孩子们肯定是到处乱跑的。嗯……我也不算是个年轻气盛的孩子，但我们都去那儿了。
这种描述无意中就成了对一个相当典型的场景的生动叙述——在苏军进驻镇子时，人们纷纷出来看热闹，大多数是满怀好奇的年轻人，既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 人。阿格涅丝卡·阿诺德于耶德瓦布内录下的另一个访谈，也反映了人们对“犹太人对苏军态度谄媚”的刻板印象始终存在。这次的访谈对象是当地一位年长的药剂师，他试图解释犹太人和苏联在耶德瓦布内设立的行政机关之间的勾连所造成的影响：“你知道，我没有什么证据。我只是在说一个，怎么说呢，算是公开的秘密吧。大家都这么说。嗯……总有人会和他们串通一气的吧。但我不能拿什么保证……其实我没有亲眼见到任何人这么做，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认识有谁这样。”换言之，“犹太人与苏军之间的勾连”只是一种刻板印象，一句陈词滥调，任何事都能成为证据——比如一群犹太孩童在街上欢快地玩耍，或是一个犹太人在邮局（即一个官方机构内）工作，或是某个犹太青年在街上或在商场的队伍里对他人出言不逊。诚然，在犹太人中的确存在“通敌者”或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的间谍，但众所周知，这些情况也不只存在于犹太群体中——以及耶德瓦布内—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犹太人甚至不是主要的“通敌者”。
但在一个方面，耶德瓦布内的历史和其他大多数苏联所占领的地区不同。早前，这个小镇上就成立了一个大型的反苏联地下组织。1940年6月，苏联秘密警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查到了该组织并将其捣毁。首先，该组织在科比尔诺森林（Kobielno Forest）附近的总部受到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军队的压倒性袭击，战斗双方的伤亡人数巨大。接着，由于组织的所有文件都被苏方从科比尔诺查出，后者在整个地区内进行了无数逮捕。根据德高望重的波兰历史学家托马兹·斯得泽姆鲍兹的研究，耶德瓦布内、拉兹沃夫和维兹纳（Wizna）区域内大约有250人因此被捕入狱。而更多的组织成员因担心遭遇不测，离家而行，躲进周围的森林和沼泽地中。自然，一位调查这个地区的暴力案件审判的历史学家会想知道，在下面这两起非同寻常的事件之间，是否有任何关联：1940年6月苏联军队对波兰地下组织的摧毁，和1941年7月波兰人对犹太人施行的大屠杀。
说来也巧，从那个时期保存至今的两份重要证词为这个故事提供了有趣的解释。安东尼·鲍拉瓦斯基（Antoni Borawski）下士来自维季尼村（Witynie），该村庄离耶德瓦布内约四公里，他留下了一份很长的叙述简历：《我在1940—1941年的自传》（“My Biography for1940-1941”），由安德斯军队的历史办公室保存。鲍拉瓦斯基于7月4日被捕，大约是在科比尔诺森林枪战的两周之后，被捕后他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审讯。但他在监禁中活了下来，并最终道出了这个关于背叛的故事，解释了为何苏联秘密警察能查到并捣毁他们的地下组织。下面就是安东尼·鲍拉瓦斯基在他的“自传”中讲述的故事：
总部有一个家伙，是来自考沃兹亚村（Ko?odzieja）的东布罗夫斯基（D?browski）。一开始的时候东布罗夫斯基是一个波兰模范好市民。他为总部提供武器装备—他走100公里路前往齐尔沃尼 – 波尔村（Czerwony Bór），波兰军队将装备储存在这个村子，他从那里带回了自动武器和弹药。如果他没办法搞到免费的武器，就会付钱，能付多少付多少。东布罗夫斯基是巴特基村（Bartki）的维希涅夫斯基（Wi?niewski）的女婿，维希涅夫斯基是苏联治下一个社区的乡长，于是这对岳父和女婿达成了共识，维希涅夫斯基保证了苏联人不会逮捕东布罗夫斯基。后者供出了总部的位置和其他所有的事情，比如总部的计划，还有总部想要攻击苏军并将他们解除武装的想法。那么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东布罗夫斯基逃离了总部。很快，总部的成员就开始成对行动，他们意识到将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因此开始向奥古斯托夫森林（Augustów forest）转移，但仍有大约20人留了下来。5架机枪、弹药、100枚手榴弹和卡宾枪等武器都被带进了奥古斯托夫森林。我的老乡们还在总部没走。他们开始在会造成威胁的路线上站岗放哨。接着呢？东布罗夫斯基联系了他岳父维希涅夫斯基，后者将情报报告给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随后内务委员会迅速在比亚韦斯托克紧急待命。不久以后，苏军以40辆卡车的阵势进攻了，他们将卡车停在10公里开外的地方，包围了森林和沼泽，并进一步缩小了包围圈，逼近总部。唯有从希利尼村（Chyliny）方向来的路是畅通的。哨兵睡着了，当他醒来时，太阳已经升起，苏联人就在200米开外的地方，因此他狂奔300米来给我们的前哨站报信，于是我们正式开火了。那天是1940年6月22日。苏军的攻势猛烈：他们没有任何掩护，像野猪一般直冲前哨站。他们伤亡惨重，据说有36人死亡，90人受伤。我们这边是6人死亡，2人受伤，还有2名妇女被杀了……对考比内（Kobielne）总部的肃清之后发生了什么？我问地区指挥官我们该做什么，他告诉我们，别担心，所有的书籍和档案都被销毁了，苏军没有掌握任何证据，我们没有危险。苏军肃清我们的总部后，他们在那里待了整整一周，为的就是寻找武器和档案。苏军袭击时，我们的人将档案都带走，并将它们埋在不远处的一棵灌木下面。苏军找到了我们所有的档案，上面记录了每个人的姓、名和化名，还记录了每个人所做的每一件事。苏军找到那本名册后，就立刻包围了我们组织所在的所有村庄，抓捕了所有的农民，挨个对照名册：在册的就关进牢里，不在册的就放走。“大逮捕”开始了，我们可不能坐以待毙，等着他们来抓。夜幕降临后，我们，组织的所有成员立刻离开家，向外逃了几公里。两周里，我们每夜都在躲藏。
7月4日，鲍拉瓦斯基被捕。他在自己的证词中指认了大约六名叛徒——其中一名他曾在狱中见过，因为抓捕他的人安排他们进行对质——而六人中，没有一个是犹太人。鲍拉瓦斯基被逮捕时，先前工作的公司的经理，一个姓雷维诺维奇（Lewinowicz）的人，就在耶德瓦布内。这是整起事件中，唯一一个被提到的犹太名字，雷维诺维奇也是唯一一个记录在案的与此事有关联的人。
但我们还有与此事有关的其他有趣的材料。1941年年初，科比尔诺事件之后大约六个月，比亚为斯托克地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部队的最高指挥官米索雷夫上校（Colonel Misiuriew）写了一份记录给白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the Bolsheviks of Belorussia，简称“CP(b)B”]驻比亚为斯托克委员会的党委书记，后者姓波波夫（Popov）。在这份报告中，米索雷夫概括并评估了波兰反苏联地下组织在耶德瓦布内地区进行的活动，他还提供了一份对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用于镇压叛乱者的手段的评价。他在这份记录中写了许多细节，其中包括下面这件事：在地下组织的科比尔诺总部被捣毁之后一段时间，苏联政府发布了一份声明，称所有愿意现身并承认自己身份的地下组织成员都将被赦免。米索雷夫称，至12月25日，106人借此机会脱险。然后他写道：“在这百余人中，我们聘用了25人，他们目前仍在做情报工作。”这个信息就其本身而言非常有趣，它值得我们的注意，因为之后，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资料来源中，它还会再一次出现。不论如何，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完全没有被牵涉进整起事件中。
注释
1.此段为布罗尼斯沃夫·斯莱辛斯基女儿的口述记录，她的英语不好，原文中有许多语法错误和表述不明的情况。

苏德战争的爆发和拉兹沃夫大屠杀
苏德战争于1941年6月22日爆发，耶德瓦布内的犹太大屠杀发生在同年的7月10日，在此之间的差不多两周时间里，耶德瓦布内发生了什么？我们没办法确切说明。关于这段时间的信息的主要来源就是瓦瑟什塔因的证词，外加其他证人的一些评价。确实有一些人被杀害了，但彼时犹太人面临的主要威胁还不是生命危险，而是殴打、财产的没收和侮辱——比如，波兰居民会在街上抓住犹太男人，命令他们徒手清洗厕所。
苏军对这片地区的占领持续了20个月，从1939年9月到1941年6月。这段时间对当地居民而言是一场深重的磨难。他们被卷入“苏维埃化”（sovietization）的进程中，这个进程影响了来自所有民族和所有社会阶层的人，苏方的政治宣传和镇压不断冲击着波兰。地方上的精英都被拘捕或驱逐出境了，苏联当局慢慢“接管”了波兰国民的私人财产。期间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世俗化运动（campaign of secularization），所有的宗教机构和部门都成了这场运动的攻击目标。最后，1941年夏天，当地人民热烈地“欢迎”了入侵的德军（犹太人除外，因为相较于布尔什维克党人，他们更害怕纳粹分子），耶德瓦布内人也不例外。
1953年约瑟夫·索布塔案审理期间，检方希望重现当地共产主义者切斯瓦夫·库比茨基（Czes?aw Kupiecki）被杀时的场景。库比茨基是苏联民兵组织的成员，1941年夏天，和那片区域中的许多其他共产主义者一样，他的身份立刻被揭发给德军。虽然我们无法确认到底是谁指认了库比茨基，但显然，自德军占领该地区起，当地百姓就开始协助德军辨认和恐吓这些受害者了。因此，在1941年6月22日，卡罗尔·巴登（Karol Bardoń）在耶德瓦布内的主广场看见一群浑身是血的人，他们站在那儿，
举着双手。头一个就是库比茨基，前苏联民兵组织志愿者，接着是维希涅夫斯基，苏联村子的前主席，第三个是维希涅夫斯基家的另一个人，苏联书记——这些人是巴特基村的兄弟，巴特基村是耶德瓦布内附近的一个社区，距离耶德瓦布内镇大约10公里。[毫无疑问，这三人就是先前在鲍拉瓦斯基证词中被提及的人]——再往后是三个犹太人，其中一个是耶德瓦布内一家面包店的店主，他家的面包店就开在广场的一角，普日兹尔斯卡街上[可能就是1939年9月欢迎苏军的人之一]。另外两个人我不认识。德国佬围着这六个血淋淋的人。德国佬面前站着一些手持大棒的民众，一个德国人向他们下令：不要一次打死，要慢慢地折磨他们。我没看到那些民众怎么打人的，因为一群德国佬把他们围住了。
恐惧的氛围在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中与日俱增，这主要是因为大屠杀的传闻在附近地区已经成真。梅纳赫姆·芬克什塔因（Menachem Finkelsztajn）是一名来自拉兹沃夫的犹太人，根据他的记录，1941年7月7日，在他的家乡约有1500名犹太人惨遭杀害。两天前，即7月5日，在邻镇翁索什（W?sosz），有1200名犹太人被杀。关于耶德瓦布内，芬克什塔因写道，在一场为期三天的大屠杀中，约有3300名犹太人在那里被杀害。芬克什塔因称行凶之人为“地方流氓”，他们所犯的恶行都得到了德军的默许。芬克什塔因所记录的数字可能是真实情况的两倍：我在下面将引用一长段证词，这段文字是用普通文字记录的（而非速记），是他在犹太历史研究院所留下的证词的一部分，在其中，他说拉兹沃夫的犹太受害者人数为800人，而非1500人，而他在上面的记录中提到的耶德瓦布内受害者人数也太高了。但他提供的数字很好地反映出这些可怕事件的规模之大——那就是，被杀害的不是区区十几二十人，而是成百上千人。
1941年6月22日，炮火声振聋发聩，吵醒了格拉耶沃郡（Grajewo）拉兹沃夫镇上的居民。20公里外就是德国边界，烟雾从那个方向飘来，在地平线上形成了巨大的云幕，这意味着某些重要的事情发生了。苏德之间战争打响的消息以野火燎原之势蔓延开来。村中的800名犹太居民立刻明白了自己当前处境之严峻。嗜血的敌人正在逼近，这使所有人都惊恐万分……
6月23日，一些犹太人成功地从村子逃到了比亚为斯托克。所有其他犹太人也都离开了村子，躲进田野和邻近村庄中，以避免与嗜血的敌人照面——后者对犹太人的清洗计划已众所周知。农民对犹太人的态度极其恶劣，他们甚至不让犹太人进入他们的农场。德国人到达的那一天，农民赶走了犹太人，诅咒、威胁他们。犹太人走投无路，只好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中。附近的波兰人都奚落那些被吓坏了的犹太人，他们佯装掐着自己脖子，嘴里念念有词：“现在轮到犹大待宰了”[波兰语：Teraz b?dzie r?nij Jude]。波兰人立刻开始对德国人奉承拍马，他们建了一座胜利拱门来欢迎德军，拱门上有万字符卐、希特勒的肖像和一句标语：“德军万岁，德军将我们从犹太公社中解放出来了！”地方流氓们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杀犹太人吗？德国人当然给了他们一个肯定的答案。于是他们立即开始对犹太人进行迫害。他们开始造谣，说犹太人的坏话，进一步挑拨德国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关系。这些德国人残忍地殴打犹太人，抢夺他们的财产，接着将这些抢来的财物分发给波兰人。然后他们下了一条令：“不要卖任何吃的东西给犹太人。”因此犹太人的处境变得愈发悲惨。德国人为了镇压犹太人，将他们的奶牛都分给了波兰人。还有一件事广为人知：那些波兰土匪杀了一个犹太女孩，他们锯下她的头，将她的尸身扔进沼泽，首先是双腿……
6月24日，德国人下令，所有男性都要到犹太教堂附近集合。人们立即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他们开始从镇上逃跑，但波兰人派人看守着所有的道路，把逃跑者都抓了回来。只有一些人成功逃脱了，其中就有我和我父亲。与此同时，德国士兵正当着许多受召集而来的波兰人的面，给犹太人上“礼仪课”。
士兵们命令犹太人将所有《圣经》书册和经书从教堂和祈祷所拿出来，并烧毁它们。如果犹太人抗命不从，德国人就命令他们打开经书，将其浸泡在煤油里，然后由德国人点燃。他们命令犹太人围绕着巨大的火堆唱歌跳舞。波兰人则在这些跳着舞的犹太人周围，骂骂咧咧，随心所欲地对他们拳打脚踢。焚烧经书的火堆渐渐熄灭后，他们又用索具将犹太人套在马车上，自己则坐在车上，一边鞭打他们，一边命令他们拉车，犹太人不得不拉着他们环镇而行。空气中弥漫着痛苦的惨叫，但伴随着这些惨叫声，人们还能听见那些坐在车上的波兰和德国虐待狂所发出的兴奋喊声。波兰人和德国人继续折磨这些犹太人，直到将他们赶到了小镇附近的一片小沼泽。他们命令犹太人脱光衣服走入河中，直到淤泥漫至头颈。无法照做的病弱老人在遭受毒打后被扔进了更深的沼泽中。
……从这天起，犹太人开始经受一系列灾难和折磨。波兰人是主要的施暴者，他们惨无人道地痛打男人、女人和儿童，不分老幼。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通过含沙射影的挑拨离间，引来德国人。于是，在6月26日，星期五晚上，他们找了一群德国士兵到我们家来。这群恶徒像野兽一样在房子里散开，四处搜查，看到什么就砸什么。但凡值钱的东西都被他们拿走，放上等在房子前面的马车里。他们欢呼着，用笨重的靴子使劲踩踏着被他们摔在地上的物什，食物也都被他们扔出来，浸在煤油里。
波兰人总是跟着德国人，他们的头儿叫亨里克·哲考恩斯基（Henryk Dziekoński），他之后也露出了残暴的嘴脸。他更加凶残地进行破坏，砸烂桌子、橱柜、烛台。等到他们砸够了，停手了，他们就开始殴打我父亲。逃是根本没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家已经被士兵包围了……
那天晚上，比皮肉伤和财物的毁损更令人痛苦的，是我们意识到，由于波兰人对犹太人的敌意，我们已经陷入了一个极其糟糕的境地。而这些波兰人对我们的迫害，只会更为明目张胆、变本加厉。
翌日早晨，一群颇有声望的镇居民和我们的熟人沃尔夫·什雷朋（Wolf Szlepen）[ ？]来到了我们家，后者是一位著名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家、演说家。大家都尽力安抚着我们，然而一切都是徒劳。并没有解决的方法。政治新闻铺天盖地……即便我们都相信德国最终会被打败，但大家都看得出，这将是一场持久战。谁能从这场战争中活下来？犹太人就像狼群中的一只待宰的羔羊。我们可以感觉到，很明显，波兰人已经磨刀霍霍，就等待着大屠杀的开始。这就是为何我们一致决定，让我母亲去恳求当地的神父亚历山大·多雷格夫斯基（Aleksander Dolegowski）。我们和他很熟，我们希望他作为这个社区的精神领袖，能够对信徒产生一些影响，让他们不要参与对犹太人的迫害行动。但结果让我们大失所望—神父生气地答道：“众所周知，每个犹太人，从最年轻的到那些六十几岁的，都是共产主义者。”他还说，他对维护犹太人没有任何兴趣。我母亲苦口婆心地告诉他，他的立场是错的，哪怕有人应该受到惩罚，妇女和幼童也肯定是无辜的，不是吗？她恳求他发发善心，去阻止心理阴暗的群众犯下各种残忍的暴行，这些行为将来必然会成为波兰民族的耻辱，因为政治局势瞬息万变。但神父冷酷的心没有被打动，最后他说，他不会为犹太人说任何好话，因为他的信徒会唾弃他。犹太人也向镇上其他颇有声望的天主教徒发出了求援，但他们都给出了同样的回答。
天主教徒拒绝援助犹太人的后果很快就出现了。第二天，一群年轻的波兰人自发组成了一支队伍，其成员有：考斯玛切夫斯基（Kosmaczewski）兄弟——约瑟夫·安东（Józef Anton）和列昂（Leon）——费利克斯·莫达歇维茨基（Feliks Mordaszewicz）、科萨克（Kosak）、路德维卡·维什切夫斯基（Ludwik Weszczewski）[？]等，他们让那些受惊的可怜犹太人又一次遭受了精神上和身体上的巨大痛苦。从早到晚，他们不断地将背着经书的老迈犹太人带往附近的一条河边。成群的天主教徒——男人、女人和儿童——跟着这些犹太老人。到达河边后，那些犹太人不得不将经书丢进水中。他们还被命令躺下、起身、埋头、游泳，以及做其他愚蠢的动作。围观的群众大声哄笑、鼓掌。那群刽子手就监视着他们的俘虏，一旦犹太人不执行命令，他们就报以毒打。他们还抓了妇女和女孩，命令她们到河里去弄湿自己。
在回程的路上，拿着木棍和铁棒的波兰青年围绕着已经精疲力尽、奄奄一息的犹太人，又给了他们一顿痛打。其中一个犹太人发出了抗议，拒不从命，并威胁、诅咒他们，说他们会因此被拘捕。于是波兰人立刻挥棒，把他打到昏迷。夜幕降临之后，这支波兰队伍开始侵扰在家中的犹太人，砸破他们的门窗。他们将犹太人赶出屋子，对他们拳打脚踢，直至他们倒在血泊之中。妇女、儿童，甚至怀抱新生儿的母亲都不能幸免于难。他们时不时就会将犹太人从家中赶到广场上殴打。惨叫声不绝于耳，令人难以承受。波兰男人、女人和儿童围绕在受害者四周，发出嘲笑，而可怜的犹太人则在恶徒的殴打中倒下。波兰人的“狂欢”过后，留下了无数身受重伤、气息奄奄的犹太人。伤亡人数与日俱增。镇上唯一的波兰医生杨·马祖雷克（Jan Mazurek）拒绝向被打的人提供任何医疗援助。
情势日益严峻。犹太人变成了波兰人手中的玩物。德军已经继续行进，他们没有做出任何官方授权，也没有将权力移交给任何人。
唯一有影响力并能下达一些命令的人就是神父，他在天主教徒之间的纷争中斡旋。目前的情势已经不仅仅是“没有人关心犹太人”这么简单了。德方的政治宣传从波兰上层社会开始散播，已经影响了广大群众。宣传说：是时候找那些害死耶稣基督的人算账了，他们用天主教徒的血做犹太逾越节薄饼，他们是世界上所有罪恶的源头，他们就是犹太人，不要再和犹太人玩游戏了，是时候将这些害虫和吸血鬼从波兰大地上彻底清除了。仇恨的种子落进肥沃的土壤，正是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多年来培育着这土壤。
此刻，野蛮、嗜血的暴民仿佛接受了一项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除掉犹太人。占有犹太人财产的欲望比以往更加强烈，无时无刻不在刺激他们贪婪的神经。
由于一个德国人都不在，波兰人掌握了权力。7月6日星期天的中午，邻镇翁索什的许多波兰人都来到了。人们立刻知道，来者已经用水管[？]和小刀凶残地杀害了他们自己镇上的所有犹太人，一个活口也没留下，哪怕是妇女和儿童。恐慌在镇上蔓延开来。人们明白，这是一个象征毁灭的悲剧性讯号。所有犹太人，从小孩到老人，都立即向邻近的田野和森林逃亡。没有任何天主教徒让犹太人到自己家中躲避或是向他们提供帮助。我们一家也逃进了田野，天色变暗后，我们躲进了一片麦地中。下半夜的时候，不远处传来了低微的呼救声。我们尽力隐蔽，因为我们知道，就在附近，有一个犹太生命正掌握在别人的手里。呼声愈发微弱，最终消失。虽然心中有千言万语，但我和家人一句话都没说。不论说什么都无法让我们重振精神，因此沉默似乎是此刻最好的选择。我们很确信，一些犹太人被杀害了。谁杀了他们？波兰凶手，来自地狱的肮脏双手，被杀戮和抢劫的兽性本能侵蚀了的盲目之人，几十年来都在受反动的神职人员灌输种族仇恨的人。为什么要这样？我们做错了什么？这是最令我们痛苦的问题，它不断折磨着我们，但我们无处控诉。我们能和谁说我们是无辜的，说历史对我们是极不公正的？清晨，波兰人四处散播着消息：来自翁索什的杀人犯已经被赶走了，犹太人可以安全地回家了。精疲力竭的犹太人以为消息是真的，于是他们穿过田野，走向镇子，但当他们看到眼前的可怕景象时，他们不禁浑身战栗。
摩西·雷兹内尔（Moses Reznel）[？]及其女儿的尸体（前一天晚上，我们听到的正是他们二人在被杀时发出的呼救声）被拖到了镇子附近，之后被带往了镇广场——之后，正是在这个广场上，他们处决了全镇的犹太人。看到这两个被波兰杀人犯乱棍打死的受害者，所有的波兰人，不论男女老幼，都开始奔跑，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这一幕在旁观者眼中简直是一幕可怖的奇景。在被掩埋之前，那个女孩突然睁开眼睛，坐了起来——显然，她之前只是被打晕了——但杀人犯们毫不在意，将她和她父亲的尸体一起埋了。
新组建的镇政府由神父、医生、社区前书记斯坦尼斯瓦夫·格日考夫斯基（Stanis?aw Grzymkowski），以及其他一些颇有名望的波兰人组成。一个犹太代表团被派往镇政府，去请求他们出面阻止镇上那些暴徒的所作所为。但政府官员表示对此他们无能为力，还让这些犹太人去找那些暴徒谈判。后者则说，犹太人应该补偿他们，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放过所有人。犹太人认为这可能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于是开始给沃尔夫·什雷朋[？]送各种各样值钱的东西：瓷器、西装、缝纫机[？]、金银制品等；他们还答应把自己藏起来的牛全都上缴。但这一切都是杀人犯精心策划的一场闹剧，拉兹沃夫的犹太人注定难逃厄运。正如我们之后所知道的，波兰人提前一天就知道犹太人会在何时、如何遭到清洗，但没有人……
在这段陈述之后，芬克什塔因用铅笔记录了半页文字，其中有关于拉兹沃夫的犹太大屠杀的部分，但这些字都已看不清了。接下去的一页，亦即最后一页，也保存得不是很完整。芬克什塔因以下面这段话为整个叙述画上了句号：
波兰人的所作所为究竟有多可怕？连德国人都发出声明，表示波兰人做得太过火了。德国人的到来“拯救”了18名犹太人，他们躲了起来，逃过了屠杀。其中有一个8岁的男孩，他本来已经被活埋了，但苏醒过来之后拼命从地下爬了出来……如此，拉兹沃夫的犹太社群，在存在了500年之后，被彻彻底底地从地球上抹除了。随着犹太人的消失，这个镇上所有与犹太民族、犹太教有关的东西也相继被摧毁：学习室、教堂、墓地。
60年后，在无意之中，芬克什塔因的叙述被证实了。2000年7月，一位拉兹沃夫的老居民（他坚持要匿名）道出了关于大屠杀的回忆：“不论是这一天（大屠杀发生的那天）还是第二天，我都没有看到任何德国人从外面进入拉兹沃夫。一个宪兵站在瞭望台上，看着这一切。但都是我们的人干的。事实上，在前一天，也就是7月6日星期天，有很多人乘着马车从翁索什来到拉兹沃夫，翁索什在前一天已经发生了一场屠杀。”另一位来自拉兹沃夫附近的波兰老人斯坦尼斯瓦夫·拉莫托夫斯基也证实了，人们其实前一天就知道会发生大屠杀，是一个来自切尔沃恩基（Czerwonki）、姓马利诺夫斯基（Malinowski）的人告诉他的，因此他才能事先通知、救下一些犹太朋友，其中还有他后来的妻子。
这些屠杀事件的结果就是，许多临近村镇的犹太人，包括我的受访人之一维克多·涅瓦维茨基（Wiktor Nie?awicki），在那段时间都前往耶德瓦布内寻找庇护之所。涅瓦维茨基来自维兹纳，在那儿，德军在入驻之后立刻处决了大量犹太男性。但由于维兹纳的犹太人不是哈西典，长相也与波兰人很接近，德军需要当地波兰线人提供情报，才能辨别目标。德军从轰炸后仍未毁损屋舍中挑选出大约70名犹太男性（他们的轰炸目标是镇广场附近区域，因为犹太人集中居住在那里），他们将这些男人击毙在附近的一条壕沟中。许多犹太家庭都躲藏在斯雷波瓦斯卡街（Srebrowska Street）上一位铁匠的家中，德军又在那里射杀了十余人。犹太人疯狂地四处逃窜，以寻找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许多人最终选择了耶德瓦布内。
涅瓦维茨基也是逃亡人群中的一个，他与父母一起逃到了耶德瓦布内，把他舅舅佩茨诺维奇（Pecynowicz）的家当作一个暂时的庇护所。“耶德瓦布内当时还很安静。”他在耶德瓦布内回忆录中写道。犹太社群的领袖给沃姆扎天主教送去了银烛台，希望可以得到他的保证，即他不会允许大屠杀在耶德瓦布内发生，且会代表犹太社群干涉德军的行动。“是的，这个承诺主教遵守了一段时间。但犹太人对他的诺言太过相信，根本听不进一些善意的非犹太邻居不断向他们发出的警告。我告诉了我舅舅和他富有的兄弟厄里亚（Eliyahu）维兹纳发生了什么，但他们根本不相信我。‘就算那里发生了这种事情，’他们说，‘耶德瓦布内也是安全的，因为主教已经答应要保护我们了。’”
注释
1.引文中方括号里宋体字句为作者所加的解释说明，后文同。

准备
在同一时间，耶德瓦布内的镇政府正在重组。马里安·卡罗拉克（Marian Karolak）成为了镇长，他最亲近的共事者有瓦西莱夫斯基（Wasilewski）和约瑟夫·索布塔。镇政府在那段时间里所做的事，我们仍然无法详细列举，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与德军协商并最终对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进行了大屠杀。
当地的波兰居民很清楚即将发生什么（就如拉兹沃夫的波兰人提前知道大屠杀将发生一样）。涅瓦维茨基的表妹朵拉·佩茨诺维奇（Dvojra Pecynowicz）和米特克·奥歇维克（Mietek Olszewick）（瓦瑟什塔因证词中提到的七名犹太人之一，他后来藏在了维日考夫斯基[Wyrzykowski]家）都收到了他们波兰朋友发出的警告：一场大灾难即将来临。16岁的涅瓦维茨基力劝他舅舅严肃对待这些警告，去躲起来，但他们驳回了他的提议，并指出犹太人已经在被德军占领的华沙生活了两年，还嘲笑他净说胡话。但在屠杀行动施行之前，许多当地居民肯定都已经得到了确切消息，否则邻村的农民不会于7月10日的黄昏时分不约而同地聚集在耶德瓦布内，就像来赶集一样（而那天并不是赶集日）。
7月10日那天对耶德瓦布内犹太人的残杀，是由镇长马里安·卡罗拉克组织的。几乎每一份证词里都有他的名字。他向其他人下达命令，他本人也全程参与了屠杀行动。他绝对是主导这场悲剧的恶魔。其他一些被指认为主谋的人，也是镇议会的成员。一个道路看守人米奇斯瓦夫·吉尔瓦德（Mieczys?aw Gerwad）简明扼要地说道：“整个镇议会都参与了这场犹太大屠杀。”
大屠杀行动最初是由谁提出的——是德军（如瓦瑟什塔因的说辞“这个命令是由德国人下达的”），还是耶德瓦布内镇议会的成员——已经无法说清楚。但这也是一个学术性的问题，因为双方显然在这件事及其实施手段上迅速达成了一致。“在我哥哥齐格蒙特·劳丹斯基（Zygmunt Laudański）的指示下，我开始为耶德瓦布内的宪兵队工作。”陈述者是耶日·劳丹斯基（Jerzy Laudański），事发时他只有9岁，是当时最年幼的，也是最凶残的参与者之一。以下是他的陈述：
1941年的一天，四五个盖世太保乘着一辆出租车来了，他们开始在镇政厅讲话，我们不知道当时他们说了什么。过了一段时间，镇长马里安·卡罗拉克告诉我们，要把所有的波兰居民都召到镇政厅来。叫来波兰居民之后，他命令他们把犹太人赶到广场上去，假装让他们工作，他们都照做了。那时候我也参与了这事。
盖世太保曾到过耶德瓦布内的事在很多资料里都得到了证实，但在细节上不尽相同，比如，他们是在大屠杀当天来的，还是前一天？“在大屠杀开始之前，”卡罗尔·巴登写道，“我在耶德瓦布内镇政厅前面看到了一些盖世太保，但我不记得这是在大屠杀当天还是前一天了。”亨里克·克里斯托夫奇克（Henryk Krystowczyk）也告诉我们，镇议会“与盖世太保签署了某个协议”，是关于烧死犹太人的，但他并未亲眼目睹此事，而只是重复了他“从很多人”那里听来的话。我们也无法再从其他证人或参与者口中得知任何关于这份协议的信息，因为唯一一个留下证词的镇议会成员是约瑟夫·索布塔，他证词中的可用信息实在不多。不论如何，镇议会和德国人在谋杀耶德瓦布内犹太人这件事上达成了共识，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他们所达成的共识的具体细节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件事。耶德瓦布内的波兰人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对自己邻居的杀意，这不仅体现在镇议会成员与德国人的口头交流上，还体现在镇居民的所作所为上。德方很可能给了镇政府一段时间，他们可以在这段时间里对犹太人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如果参考我在下面将引用的一名宪兵长官的愤怒申斥，那么这个时间应该是八小时。然而，我们想尽可能详细了解的是这几个问题：德军在大屠杀的施行中具体扮演了什么角色？当天有多少德国士兵在镇上？他们做了什么？
德国宪兵队在耶德瓦布内设有一个前哨站，由11人组成。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资料来源推断，在屠杀行动的当天或前一天，一群盖世太保乘着出租车抵达镇上。据约瑟夫·日卢克（Józef ?yluk）所言，“事情是这样的： 我当时正在铡干草，耶德瓦布内的镇长卡罗拉克从草原上走过来跟我说，去把所有犹太人带到广场上去。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去了。”
在我们收集到的资料中，“宪兵们”这个词（或者更频繁出现的“一个宪兵”）经常会出现，用来解释为何拉莫托夫斯基一案的一些被告人会出现在市集广场或者谷仓附近。因此，在一份更为典型的证词中，切斯瓦夫·利品斯基（Czes?aw Lipiński）告诉法庭，尤雷克·劳丹斯基、欧根纽什·卡里诺夫斯基（Eugeniusz Kalinowski）和“一个德国人”是如何来找他，然后他又是如何和他们一起去把犹太人召集到广场上的；卡罗拉克和瓦西莱夫斯基还找到了费利克斯·塔纳茨基（Feliks Tarnacki），让他看好那些犹太人，前者“和一个盖世太保一起把我赶到广场上”。这天，宪兵前哨站雇了米茨尤拉（Miciura）来做一些木工活儿，其间一名宪兵叫他“去广场上看守犹太人”。德国宪兵独自一人下令让某人参与行动的情况，仅此一例。宪兵通常会和一些镇议会成员一起巡视。
现在，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起大屠杀事件发生时的更广义的背景。其时，在耶德瓦布内掌管着生杀大权的，毋庸置疑是德国人。如果没有他们的许可，任何持续的有组织的活动都不可能发生。德国人是唯一能够决定犹太人命运的人，他们也随时都可以阻止大屠杀的发生。但他们没有介入。就算他们曾建议波兰人放过一些犹太家庭，肯定也没有提出过违反者会受到严惩的警告，因为所有犹太人最终都被杀害了。讽刺的是，事发当天，对犹太人而言，德国宪兵队的前哨站竟然成了整个镇子上最安全的地方，一些犹太人幸存下来，仅仅是因为他们当时恰巧身处前哨站。但无疑，如果德军没有占领耶德瓦布内，这个小镇上的犹太人也不会遭受自己邻人的屠戮。这个结论并非毫无意义的废话——耶德瓦布内犹太人的悲剧正是希特勒针对犹太人所发起的残暴战争中的一个插曲。然而，我们必须承认，1941年7月10日在耶德瓦布内所发生的犹太大屠杀中，德国人的直接参与是极其有限的，他们仅仅是在一旁拍照。

谁谋杀了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
爱德华·斯莱辛斯基（Edward ?leszyński）说：“在我父亲布罗尼斯沃夫·斯莱辛斯基的谷仓中，许多犹太人被烧死了。我没有亲眼看到，因为那天我一直待在烘焙房里，但我当时从耶德瓦布内其他居民口中得知，全程都是波兰人在动手，德国人所做的只不过是拍拍照片。”贝莱斯瓦夫·拉莫托夫斯基说：“我想要强调，德国人并没有参与对犹太人的屠戮，他们只是站在一旁，拍下了记录波兰人是如何虐杀犹太人的照片。”米奇斯瓦夫·吉尔瓦德说：“犹太人是被波兰民众谋杀的。”
尤利娅·索克沃夫斯卡（Julia Soko?owska）彼时是德国宪兵队的厨娘。在调查拉莫托夫斯基案期间，她也接受了询问。她在1949年1月11日给出了以下证词：
1941年，德国占领军入侵波兰领土之后几天，耶德瓦布内的居民，伙同德国人，就开始残杀他们的犹太邻人。他们在镇上杀害了超过1500名犹太裔居民。我要强调的是，我并没有看到任何德国人殴打犹太人。德军甚至把三名犹太妇女带到他们的宪兵前哨站，并向她们保证她们不会被杀，所以我把她们锁了起来，把钥匙交给那个让我做这件事的宪兵。他还命令我给她们提供食物，所以我做了些吃的给她们。当事情结束，一切平息后，这些犹太妇女就被放走了，她们住进了宪兵队附近的一栋房子里，开始为前哨站工作。德国人没有打过犹太人；波兰人却残忍地屠杀犹太人。德国人只是站在一旁，拍了些照片，其后他们向世人展示了波兰人是怎么杀犹太人的。
索克沃夫斯卡接着历数了参与屠杀的15个人或家族的名字（比如父亲和儿子，或者两兄弟）。她指出了谁用木棒打了犹太人，谁用了“橡胶（短棍）”，她还补充了一个关于德国人对那天事件的参与的有趣细节：“那时我是宪兵队的厨娘。我看见欧根纽什·卡里诺夫斯基来找宪兵队的指挥官，请后者分配给他一些武器，因为‘他们’不愿意去—他没有明说到底是谁不愿意去。队长立刻站起来说，我不会给你武器的，你想干吗就干吗去吧。接着卡里诺夫斯基转身离开，他迅速跑出镇子，继续去追杀犹太人了。”
有趣的是，四个月后，即在5月，对拉莫托夫斯基及其共犯的控诉公开审理时，证人的态度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前文所提及的，被告人在庭审期间只提供了很少的陈述，他们在法庭上表示自己曾被刑讯逼供。索克沃夫斯卡也极不愿意出庭做证，她最终说出了这句非常不同寻常的话：“事发当日，有60名盖世太保，我为他们烧了晚饭。有这么多宪兵在镇上，因为他们是从其他前哨站来的。”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大屠杀发生的当日，耶德瓦布内有这么多德国官兵。提供这个信息的人为他们做了一顿饭，因此她应该不会记错。
对于被告人和索克沃夫斯卡态度的转变，我没法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毕竟，不论是1949年5月在沃姆扎的法庭上，还是四个月前在调查扣押期间，他们都只能听任安全警察的摆布。但另一方面，正如我们所知，对当局而言，此案并非一起重点案件。被告人的家人和朋友就在附近且互相熟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他们的辩护律师都是相同的），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所说的话会让自己的罪名坐实，也会“牵连”彼此。除此之外，在开庭之前，他们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利用各种手段向其他证人施压，毕竟这是一个很小的乡村社会。
在德军占据的最后几年里，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波兰民族主义地下组织——民族武装部队（National Armed Forces，简称“NSZ”）—在这片区域内非常活跃，许多人在战后依然“待在树林里”。在“人民的波兰”（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场残酷的“类内战”（quasi-civil war）在比亚韦斯托克省持续了数年。比如，在1948年9月29日，耶德瓦布内就被一支名为“退伍老兵”（Wiarus）的部队占领了几个小时。在官方宣布“二战”结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波兰共产党的秘密警察和“树林里的男孩们”依然很惧怕这片区域的居民。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想象，一名年老女仆，即一个小镇社区中地位较低的人，很可能被说服而去更改她的证词—这份证词本来会牵涉镇中的大量居民。舍此以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沃姆扎安全部的检方对这起案子并不是很上心。
不过，不论索克沃夫斯卡是否曾被施压，她在庭上的证词并非无人质疑。1949年8月9日，这起案件中唯一被判死刑的被告人卡罗尔·巴登对他先前在沃姆扎地方法庭的上诉做了一次“补充陈述”：
在庭审过程中，证人尤利娅·索克沃夫斯卡，耶德瓦布内宪兵队前哨站的前厨娘，做出声明说，在犹太大屠杀当日，有60名盖世太保和同等数量的宪兵在镇上，她还为他们做了晚饭。这份陈述是伪证，因为那天我就在宪兵队前哨站的院子里工作，我没有看到任何盖世太保或宪兵。我去了[当地一个贵族的]庄园里的工具棚好几次，我经过了他们召集犹太人的那个广场，在那儿也没有看到任何盖世太保或宪兵。另外，她说用一个小炉子为60人准备晚饭，这也很荒谬。
对犹太人的屠杀开始之后，一些平民冲进宪兵队前哨站的院子里，他们想要抓走三个正在劈木柴的犹太人，当时我正在维修一辆汽车。接着，前哨站的指挥官阿达米（Adamy）走了出来说：“难道八小时还不够你们对犹太人做你们想做的事吗？”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得知，犹太大屠杀并不是由盖世太保施行的，因为我在那天并没有看到他们。残杀犹太人的是镇长卡罗拉克领导下的当地民众。
三年后，巴登在一部非常有趣的自传中重新提起了这个片段——他后来把这部自传作为他上诉寻求豁免的一个附件，寄给了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总理。这一次，他可谓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切入了这起事件：“在前哨站的院子里有很多附属建筑，如果有60个盖世太保和60个宪兵来到镇上参与屠杀，其中一些人必定会出现在院子里。”接着他以下面这句话结束了整部自传：“屠杀发生的当日，我三次步行前往距离前哨站约350—400米的工具棚，在晚饭时间也在街道上往返，但我连一个陌生人都没见到，不论是在街上，还是在广场上聚集的人群中。”我认为，一个寻求缓刑的囚犯不会仅仅为了得到波兰总理的同情，就将这些事情写进他的上诉书中。如果是为了这个目的，去指认德国人而非他的同胞杀害了犹太人，显然会更有效。
据我统计，本书所引用的文献资料共提到了92个参与了耶德瓦布内犹太大屠杀的人的名字（而且往往是带有家庭住址的）。也许并非全部人都该被贴上杀人犯的标签—毕竟，在沃姆扎法庭上被起诉的被告人中就有9人最后被宣判无罪。很多当时在广场上看守犹太人的居民，可能只是站在那儿而已，并没有参与任何暴力行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清楚，这些被提及姓名的人只是当时在场者中的一部分，而非所有人。“在被召集的犹太人周围，”拉莫托夫斯基案的另一个被告人瓦迪斯瓦夫·米茨尤拉（W?adys?aw Miciura）陈述道，“有很多人，不仅是耶德瓦布内的当地居民，还有从附近赶来的人。”劳丹斯基（父亲）告诉我们：“许多在场者的名字我都不记得了，我一想起来就会告诉他们。”劳丹斯基和他的两个儿子当天非常活跃。犹太人被成群赶往谷仓（他们之后在那里被烧为灰烬）时，参与犯罪者的队伍不断扩大。正如贝莱斯瓦夫·拉莫托夫斯基本人所言，“在我们把他们赶向谷仓时，我都看不清路了，因为周围全是人。”
被告人在战时全都居住在耶德瓦布内，很多参与者他们都无法指认，因为其中很多人都是在当日涌入镇上的邻村农民。“当时有很多从我根本没听说过的村子过来的农民，”米茨尤拉解释道，“大多数是年轻男人，他们非常享受抓捕和折磨犹太人的过程。”
换言之，有大量的民众非常积极地参与了这起大屠杀事件。“大屠杀”的意义是两个层面上的——既有大量受害者，也有大量施害者。92名参与者的姓名被提及，他们都是成年男子，耶德瓦布内镇的居民。这个数字代表了什么？
我们仍然记得，这个小镇在战前共有约2500名居民，犹太人占了三分之二。如果将波兰裔人口按性别分成两半，那么男性波兰居民，不论老幼，就有450人。如果我们再将这个数字分成两半，就能得出结论：大约50% 的耶德瓦布内成年男性居民被指认为大屠杀的参与者。
屠杀是如何被执行的？根据一位至今仍然健在的耶德瓦布内居民所言，这是一起极其残忍的事件。阿格涅丝卡·阿诺德所访问过的耶德瓦布内药剂师（我在前文曾引述过）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我们已经从其他证人口中听到的话：“是一位名叫考兹沃夫斯基先生（Mr.Koz?owski）的绅士告诉我的，他已经过世了。他生前是个屠夫，一个非常正派的好人。他的女婿在战前是一位检察官，家世很好。考兹沃夫斯基先生告诉我，接下去要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去看。”另一位波兰老人哈利娜·波皮奥韦克（Halina Popio?ek），她在事件发生时还只是个年轻的姑娘，在她最近接受《波斯卡报》（Gazeta Pomorska）的记者采访时，特意用她“什么都没看到”来作为开场白。但她曾做过相当详细的说明：“他们杀犹太人的头或者用刺刀刺死他们的时候我不在场。我也没看到我们的人是如何命令犹太人自己去池塘里溺死的。但我母亲的姐姐看到了，她回来告诉我们这一切的时候泪流满面。我看到他们命令犹太男孩们推倒列宁的纪念碑，后者被逼迫拖着纪念碑，一边走还要一边喊‘战争因我们而起’。我看到人们用橡胶短棍殴打他们，看到犹太人在犹太教堂中被残杀，还看到遍体鳞伤的莱维纽克（Lewiniuk）—他当时还有呼吸—被我们的人活埋了……他们把犹太人都赶进了一间谷仓中，把煤油倒在周围。一切都只发生在两分钟之内，但那凄厉的惨叫……至今仍然回绕在我耳边，挥之不去。”
因此可以说，并不只有残杀犹太人的场景让人难以忍受。身受折磨的人们所发出的惨叫声、他们烧焦的身体所散发的气味，都同样让人头脑麻木。对耶德瓦布内犹太人的屠戮持续了整整一天，事发现场甚至不会超过一个体育场的大小。在斯莱辛斯基的谷仓中，这场大屠杀的大部分受害者于当天下午被烧死，而这间谷仓距离镇中心的广场不过一箭之地。还有许多受害者在犹太墓地里被刀砍、棒打、石砸至死，这片墓地与广场也就相隔了一条马路。因此，每个当时在镇上，看到、闻到或听到事件发生的人，都参与或见证了耶德瓦布内犹太人的惨死。

谋杀
我们记得，一切开始于7月10日早上的召集会议—所有波兰成年男子都被召集于耶德瓦布内的镇政厅。但早于那时，关于谋划攻击犹太人的谣言就传开了。否则，载满邻镇居民的马车就不会自当日凌晨起就源源不断地驶入镇子。我怀疑，从其他地方赶来的人中，有一部分已经参与过发生在邻镇的屠杀行动。当“屠杀的浪潮”席卷某些区域时，除了本地人会参与其中，一群核心的“掠夺者”也会不断迁移，参与该区域每一个地方上发生的案件，这种模式是很典型的。
“某天，在卡罗拉克和索布塔的要求下，几十个男人在镇政厅前集合，德国宪兵队和卡罗拉克及索布塔给了他们武器：鞭子和棍棒。接着卡罗拉克和索布塔命令这群男人把耶德瓦布内所有的犹太人都带到镇政厅前面的广场上去。”在一份较早记录的证词中，证人达诺夫斯基（Danowski）为他的叙述补充了一个细节，虽然没有其他人证实其真实性：他指出人们当时还得到了伏特加。
差不多在波兰人被召集到镇政厅的同一时间，犹太人也被召集到广场上，去做据说是清洁任务的事情。丽芙卡·福格尔（Rivka Fogel）记得她本来打算带一把扫帚。由于犹太人之前就被迫做过这种下等的清洁工作，我们可以想象，一开始波兰人只打算进行一个惯常的“羞辱项目”。“我丈夫带着我们的两个孩子去了那儿。我在家多待了一会儿，打算把家务都打理好，关好门窗。”但是，很快人们就明白，那天的情况与往常不太一样。福格尔太太没有跟着她丈夫和孩子去广场上，而是与她的邻居普拉福德太太（Mrs.Pravde）一起躲进了附近一位贵族的庄园的花园里。过了一会儿，“我们可以听到那里传来了一个小伙子的惨叫，那是约瑟夫·莱温（Joseph Lewin），波兰人把他活活打死了”。
因为机缘巧合，我们从卡罗尔·巴登的证词中得知（他在片刻之后恰好路过附近），莱温被乱石砸死了。我们记得，巴登当天早上正在德国宪兵队的前哨站修理一辆汽车，他必须去那位贵族的庄园的工具棚（上面两名妇女正是躲在这个庄园的花园里）。“在工具棚附近的铸造车间的拐角处，站着耶德瓦布内的一个居民，维希涅夫斯基……维希涅夫斯基叫住了我，我走近他，他指给我看一个信犹太教的小伙子被杀害后的尸体，那个小伙子22岁，名字叫莱温。维希涅夫斯基告诉我，太太，看啊，我们用石头砸死了这个狗娘养的……维希涅夫斯基给我看了一块重12到14千克的石头，说：‘我用这块石头狠狠地砸他，他再也爬不起来了。”这件事发生在大屠杀刚刚开始的时候。正如巴登所写的，在他去工具棚的路上，他看到只有约100名犹太人在广场上，而当他返回时，人数已经大大增加了。
在镇子的另外一角，文岑蒂·高希茨基（Wincenty Go?cicki）刚从守夜的岗位上回到家中。“早上，当我正打算上床睡觉时，我的妻子来把我叫了起来，她说有坏事发生了。在我们家附近有人正在用棍子殴打犹太人。于是我爬起来，走到屋子外面去一探究竟。接着我听到厄巴诺维斯基（Urbanowski）叫我，他和我说，看看都发生了什么，然后他带我去看了四具犹太人的尸体。这些人是：菲什曼（Fiszman）、斯季雅考夫斯基斯（Styjakowskis）[？]家的两个人和布鲁伯特（Blubert）。于是我立刻躲进了屋子。”
那天一早，犹太人就明白了他们正处于致命的危险中。许多人想要逃进邻近的田野中，但只有一些人成功了。要逃出镇子而不被发现，实在很难，因为周围有许多由农民组成的“义务警察”队伍在巡逻，试图搜捕逃走或者躲起来的犹太人。十几名少年抓住了涅瓦维茨基，屠杀行动开始时，后者已经在田野里了，他本想偷偷穿过田地，逃往维兹纳。涅瓦维茨基遭到了殴打并被带到了广场上。无独有偶，奥尔歇维奇（Olszewicz）也在田野里被年轻的农民抓住、毒打并带回镇上。大约有100—200人成功逃脱、躲藏，活过了那天——正如我们所知，其中有涅瓦维茨基和奥尔歇维奇。但其他很多人都在他们被抓时就立刻被“就地正法”了。在巴登去工具棚的路上，他看见“在庄园的田地上，道路的左边，一群平民[作者标记为重点]骑在马上，手中拿着粗重的木棍”，正在那片区域巡逻。一个骑马的人很容易就能看到躲藏在田地中的人并追上他们。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在劫难逃。
在这一天，暴力的阴霾笼罩了整个小镇。人们无组织却不约而同地极尽残忍，对于这一切，卡罗拉克和镇议会仅仅做了一般的监督和管理（例如，我们记得，他们在广场上招募看守犹太人的人）。后者控制了整个过程，并在关键时刻激化了这场集体迫害的最终目标。不过就算他们不这样做，民众肯定也会极尽所能地为所欲为。
当天的晚些时候，当巴登再一次去工具棚时，他偶然发现维希涅夫斯基还在原地，即莱温的尸体旁边。
我知道维希涅夫斯基是在那儿等什么。我从工具棚拿了所有我需要的东西，在回去的路上遇到了今天早上我第一次去工具棚时就看到过的两个小伙子[他后来指出这两个人是耶日·劳丹斯基和凯诺夫斯基（Kainowski）]。我知道他们是去莱温被杀的地方找维希涅夫斯基，他们还带着另一个名叫赫什·卓耶夫维奇（Hersh Zdrojewicz）的已婚犹太人，他是一间机械厂的工厂主。我在1939年3月以前一直在那间工厂里工作。他们用胳膊夹着他，血从他头上汩汩流下，流到他的脖子和身上。卓耶夫维奇对我说：“救救我，巴登先生。”因为很害怕这些杀人犯，我回答他：“我什么也帮不了你。”然后我就走了过去。
因此，在小镇的另外一隅，劳丹斯基伙同维希涅夫斯基和凯诺夫斯基，用石头砸死了莱温和卓耶夫维奇；在高希茨基的房子前面，四名犹太人被其他人乱棍打死；在沃姆兹斯卡街（?om?yńska Street）附近的池塘里，“一个名叫瓦迪斯瓦夫·伍巴（W?adys?aw ?uba）的人……溺死了两个犹太铁匠”；在另一处，切斯瓦夫·梅热耶夫斯基（Czes?aw Mierzejewski）奸杀了瑞德·伊布拉姆（Judes Ibram）；镇上玛拉梅德（melamed，犹太学校的教师）最小的女儿，美丽的吉特蕾·纳多尔尼（Gitele Nadolny）——每个人都认识她，因为他们要在她家跟着她父亲学习——被砍了头，我们得知，那些刽子手后来还把她的头颅踢来踢去；在广场上，“多布若赞斯卡（Dobrzańska）问他们要水喝[那天是个炎热的夏日]，接着就晕倒了，他们不允许任何人帮她，她母亲因为试图拿水给她而被杀害；[与此同时]贝特卡·布若佐夫斯卡（Betka Brzozowska）和她怀里的婴儿一起被杀了。”犹太人一刻不停地遭受着毒打，而在同一时刻，他们的家也在被掠夺。
在多起独立案件发生的同时，许多有组织的犯罪也在吞噬着犹太受害者，后者被成群地赶往墓地，成群地杀害。“他们把比较健康的男人赶到墓地，命令他们挖坑，等挖好之后，他们用各种方式残杀犹太人，用铁锹打死一个，用小刀捅死一个，用棍子打死一个。”“斯坦尼斯瓦夫·歇拉瓦（Stanis?aw Szelawa）用铁锹打死了一个，还用匕首捅一个人的肚子。证人[即施姆尔·瓦瑟什塔因，我现在正在引用的就是他在犹太历史委员会留下的证词 ]当时躲藏在灌木丛中。他听见了尖叫声。他们在同一个地方杀死了28个男人，这28人是当时在场的犹太人中最强壮的。歇拉瓦带走了一个犹太人，割掉了他的舌头。接着就是一阵漫长的沉默。”那些刽子手越来越兴奋，杀人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越来越疯狂。“我站在普若兹图斯卡街（Przytulska Street）上，”一位名叫布罗尼斯沃娃·卡利诺夫斯卡（Bronis?awa Kalinowska）的老妇人说，“耶德瓦布内的居民耶日·劳丹斯基正沿着街狂奔，他说他已经杀了两三个犹太人；他看上去非常紧张地跑走了。”
但人们很快就发现，用这么“原始”的方法，一天之内肯定杀不光1500人。因此这些暴徒决定将所有的犹太人一次杀光——把他们一起烧死。几天以前，在拉兹沃夫发生的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中，波兰人也使用了同样的手段。然而，因为某些原因，这个方案没能提前实施，因为人们对实施地点意见不一。约瑟夫·赫扎诺夫斯基（Józef Chrzanowski）的话证明了这一点：“我到达广场的时候，他们[索布塔和瓦西莱夫斯基]叫我把我的谷仓腾出来，用来当作烧死犹太人的场地。但我立即恳求他们不要用我的谷仓，后来他们同意了，只叫我帮他们把犹太人赶到布罗尼斯沃夫·斯莱辛斯基的谷仓里去。”
这些刽子手下定决心要在夺取犹太受害者的生命之前，先羞辱他们一番。“我看见索布塔和瓦西莱夫斯基从人群中挑出了几十名犹太人，命令他们做一些可笑的体操动作。”在犹太人踏上他们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从镇中心广场到他们的葬身之所谷仓——之前，索布塔及其同伙发起了一个“余兴节目”。在苏军占据时期，他们曾在主广场旁边建造了一座列宁雕像。因此“一小群犹太人被带往边上的小广场，去推倒列宁像。当雕像终于被打破，他们又命令这些犹太人将雕像碎块放在一些木板上，拖着这些木板到处走。他们让拉比走在最前面，手里拿着一根木棍，上面挂着他的帽子。所有人都被迫一路高喊‘战争因我们而起，战争是为了我们’。包括这些拖着雕像的人在内，所有犹太人都被赶到了那个谷仓里。谷仓被汽油淋透，接着被点燃。1500名犹太人就这样灰飞烟灭”。
我们记得，在离谷仓不远的地方，一大群人开始殴打、推挤已然遍体鳞伤、惊恐万分的犹太人，试图将他们推进谷仓中。“我们把犹太人赶进谷仓里，”后来切斯瓦夫·劳丹斯基（Czes?aw Laudański）在报告中写道，“我们命令他们往里走，犹太人不得不进去。”
关于谷仓里所发生的事，我们听到了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名叫米哈乌·库洛帕特瓦（Micha? Kuropatwa）的马车夫的，他早前曾帮一位波兰官兵逃过了苏军的追捕。当这场屠杀行动的所谓的“领导者”在犹太人群中发现库洛帕特瓦后，他们把他叫了出来，并告诉他，因为他曾经帮助过一位波兰官兵，所以他现在可以回家了。但库洛帕特瓦毅然拒绝，他选择与自己的族人同生共死。
接着，谷仓被浇上煤油。煤油来自安东尼·涅布日多夫斯基（Anotoni Niebrzydowski）的仓库，他把东西给了他兄弟耶日·卡利诺夫斯基（Jerzy Kalinowski）和欧根纽什·卡里诺夫斯基。“他们带着我给他们的八升煤油去了现场，将其浇在挤满了犹太人的谷仓上，并把它点着了。接下去发生了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但我们知道接下去发生的事——犹太人被活活烧死了。在最后一刻，雅内克·诺伊马克（Janek Neumark）逃出了这个地狱。一股炙热的空气顶开了谷仓的门，诺伊马克、他姐姐和她五岁的女儿当时就在门口。斯塔歇克·希拉瓦（Staszek Sielawa）手持斧子，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但诺伊马克奋力击落了他的武器，他们三人成功逃走，躲进了墓地。他在谷仓中所看到的最后一个场景，是他已被火舌吞噬的老父亲。
火势应该不是均匀地向外发展的，它实际上是根据风向而由东向西蔓延的。事发之后，在谷仓里的东侧，人们发现了一些焦炭状的尸体；但在中心位置，有更多的尸体，而在西侧，死人甚至堆成了山。在尸堆上层的人都是被烧死的，但那些在最底下的则是被压死或窒息而亡的，很多人的衣服甚至都还完好无损。“他们彼此交缠得太紧，以至于尸体都无法被分开。”一名年长的农民回忆道。他当时还是个小男孩，在事发之后和一群当地的男人被一起派去掩埋死尸。他还补充了一个细节，无意中证实了瓦瑟什塔因那令人不寒而栗的证词：“尽管事发之后已经一片惨状，这些人还是要去搜刮死者身上的财物，因为这些犹太人生前可能会将值钱的东西缝进衣服里。我摸到了一个布罗林牌（Brolin）鞋油的盒子，它叮当作响。我用铁锹将盒子撬开，一些闪闪发光的硬币掉了出来——我想应该是一些沙皇时期的面值为五卢布的金币。人们立刻聚拢过来捡这些钱，这也引起了德国宪兵的注意。他们搜查了每一具尸体。如果有人试图把找到的财物放进自己口袋里，他们会立即将其夺过去，并给那个人一铁锹。但有些人把找到的东西藏在鞋子里，就没有被发现。”
整起事件中最恶劣的刽子手，恐怕是一个姓考布日涅茨基（Kobrzyniecki）的人。也有一些证人告诉我们，他才是点燃谷仓的人。“后来人们说，大多数犹太人都是被一个姓考布日涅茨基的人杀死的——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证人爱德华·斯莱辛斯基回忆道—当天，正是在他父亲的谷仓中，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被赶尽杀绝。“他一个人至少杀了18名犹太人，还参与了放火烧谷仓。”家庭主妇亚历珊德拉·卡沃夫斯卡（Aleksandra Karwowska）从考布日涅茨基本人那里得知，他“用刀杀死了18名犹太人。他是在我的公寓里告诉我这件事的，当时他正在生炉子”。
那是7月里一个极其炎热的中午，被烧死和在火中窒息而亡的受害者尸体必须尽快被掩埋。但在镇上，已经没有更多的犹太人了，波兰人没法再指使任何人去完成这项令人毛骨悚然的任务。文岑蒂·高希茨基回忆道：“晚上，我被德国人带去掩埋那些烧焦的尸体。但我实在做不了，因为当我看到眼前的景象时，就开始呕吐，于是他们就放我走了。”很显然，他不是唯一一个被派去做这项工作的人，因为巴登告诉我们：“在屠杀过后的第二或第三天，我和卡罗拉克镇长正在离耶德瓦布内的德国哨兵前哨站不远的广场上，阿达米走了过来，他语带强调地问镇长：所以说杀人放火都是你指使的，是吗？但没人想要埋掉他们，是吗？到明天早上之前，所有尸体都必须被掩埋！听明白了吗？”当地宪兵队指挥官突然爆发的怒火迅速成为镇上热议的话题。60年后，耶德瓦布内附近小镇普热斯德泽雷（Przestrzele）的居民列昂·杰齐茨（Leon Dziedzic）仍能一字不差地引述他的话：“‘你之前坚持说自己能处理好犹太人[??e zrobicie porz?dek z ?ydami]，但我看你对怎么处理根本一窍不通。’他[德国宪兵]担心会爆发传染病，因为天气非常热，而野狗已经开始吃[尸体的腐肉]了。”但正如列昂·杰齐茨在另一个访谈中进一步强调的，这是一项“不可能的工作”。堆积成山的犹太受害者的尸体彼此交缠，“像一棵大树的根茎。有人提出，我们应该把尸体都弄成碎块，再扔进挖好的坑里。他们带来了干草叉，我们极尽所能地肢解尸体：这儿有一个头，那儿有一条腿”。
7月10日之后，德方不再允许波兰人在耶德瓦布内随意屠杀犹太人。德国占领军当局重新定了规定。一些幸存者回到了镇上。他们在镇上待了一段时间——有一些在宪兵前哨站工作——最终都被纳粹抓进了沃姆扎的集中营。大约有12人一直活到了战后，其中7人一直躲藏在附近的雅恩切沃村（Janczewo），受到维日考夫斯基一家的照料和帮助。

掠夺
我们所征引的资料和证词中忽略了一件很重要的事：耶德瓦布内犹太居民的财产后来都去哪儿了？那些在战争中幸存的犹太人知道他们失去了一切。而对于那些掠夺了或者被分配到他们财产的人，这并不是什么大事，他们在回忆录中并未对此着墨过多。在1949年和1953年的案件审讯期间，证人和被告人都没有被问及有关犹太人财产的问题，因此我们能够获得的资料和信息也十分有限。
根据埃利亚斯·格劳多夫斯基（Eliasz Gr?dowski）提供的信息，下面这些人在屠杀事件期间和事件之后曾抢夺犹太人的财产：杰内克·考兹沃夫斯基（Gienek Koz?owski）、约瑟夫·索布塔、罗扎利娅·斯莱辛斯卡（Rozalia ?leszyńska）和约瑟夫·赫扎诺夫斯基（Józef Chrzanowski）。尤利娅·索克沃夫斯卡补充了以下名字到这个名单：卡罗尔·巴登、弗莱德克·斯蒂芬尼（Fredek Stefany）、卡齐米日·卡尔沃夫斯基（Kazimierz Karwowski）和考布日涅基（Kobrzenieckis）家的两个人。阿布拉姆·鲍卢什采克（Abram Boruszczak）说，还有劳丹斯基兄弟和安娜·波考夫斯卡（Anna Polkowska）。但所有这些证词都缺乏细节，对于大屠杀的行凶者将犹太人财产占为己有一事，仅仅做了一个模糊的指认。约瑟夫·索布塔的妻子斯坦尼斯瓦娃（Stanis?awa）在她丈夫案件的庭审期间，提供了更加具体的信息：“搬进了一幢‘遗留的’犹太住宅[斯特恩（Stern）家的房子]，屋子的主人已经被杀了，他的儿子因为害怕一个人住，请求我们住进来。”证人苏雷夫斯基（Sulewski）表示，他“并不知道”索布塔夫妇接管犹太人的房子是出于谁的许可，他还补充道，“据我所知，遗留的犹太住宅是可以被随意‘认领’的，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
在我看来，说出这种话的人，如果不是假装无知，那一定是十分天真。事实上，斯达尼斯瓦夫·歇拉瓦的妻子对“遗留的”犹太人财产的问题，做出了更普遍的概括，她指出，这场大屠杀的组织者，正是在事发之后将犹太人的财产据为己有的人（我们还记得，瓦瑟什塔因和诺伊马克的证词都提到了希拉瓦兄弟，指认他们为大屠杀事件最积极的参与者）。“我从当地人那里听说——但我不记得具体是从谁那里了——约瑟夫·索布塔和耶德瓦布内的镇长卡罗拉克，在对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的残杀结束之后[证词中的这个波兰短语—po wymordowaniu ?ydów w Jedwabnym——也可以被翻译为‘在残杀了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之后’]，参与了将犹太遗留财产运输到某个仓库的行动，但我不知道运输具体是如何进行的，我也不知道约瑟夫·索布塔有没有将某些犹太遗留财产据为己有。”在庭上做证时，她的证词更加详细了：“我看到了他们是如何运输犹太财产的，但被告人[即索布塔]只是站在载满财物的马车旁，我不知道被告是否与此事有关[作者标记为重点；czy oskar?ony nale?a? do tego interesu]。”
还有一些证词应该在这里提到，仍然是关于斯莱辛斯基的谷仓的。1949年1月11日，即对镇上大批居民的逮捕之后，沃姆扎安全部（UB）立刻收到了一封来自名为亨里克·克里斯托夫奇克之人的信。克里斯托夫奇克写道，他利用这次对耶德瓦布内犹太大屠杀的调查所创造的机会，提出另一件事：“1945年4月，我兄弟齐格蒙特·克里斯托夫奇克（Zygmunt Krystowczyk）被暗杀了，因为作为一名波兰工人党[Polish Workers’Party，简称‘PPR’，波兰共产党当时的名字]的成员，他被委派去组建一个ZSCh[一种农民合作社]——他完成了这个任务。在他担任这个农民合作社的主席期间，他开始翻修普日兹尔斯卡街附近的一座蒸汽工厂，那是犹太遗留财产。”克里斯托夫奇克接着描述了他兄弟被谋杀时的情况，谁参与了这起谋杀，以及罪犯想要接管工厂的事。他解释道，他兄弟是一名专业的木工，他提供了翻修工厂所用的建筑材料。“翻修所用的木材取自布罗尼斯沃夫·斯莱辛斯基的谷仓——我们把木板拆卸下来了，因为那是德国人为他新建的，旧的那间被他‘贡献’出来烧犹太人了，也被大火一起烧毁了。”
因此，正如我们所见，一直到1949年，所谓的“犹太遗留财产”仍然是这座小镇上人们竞相争夺的东西，暗杀和举报因此而起。在当时秘密警察留下的不少文件中，都有此类记载。最初向安全部寄去的举报材料记录了战后在华沙的某个街道上见到镇长卡罗拉克的场景： “据我所知，他从犹太人那里搜刮了大量财物，却没有分给德国人，因而被德国当局逮捕了。”另一封匿名举报信是关于劳丹斯基一家所参与的多起交易的：举报人声称，耶日·劳丹斯基在走私从犹太人那里抢来的珠宝时，被德军逮捕了。这封信还描述了劳丹斯基家的某个人在战后高调地穿着一件优雅的“犹太”毛皮大衣，四处炫耀。对我们来说，这些都是意料之中的，因为烧杀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与在某个地区投放中子弹所造成的后果无异：人的存在被抹杀了，他们的财物房产却完好无损。因此，对那些参与者而言，这是一桩相当有利可图的“生意”。
我们已经慢慢认清了下面这个重要事实：人们迫害欧洲犹太人的一个动因是为了占有他们的财产；因此，我认为，卡罗拉克及其同伙渴望彻底地掠夺犹太人的财产，而又意外获得了这么做的机会，这恐怕就是他们组织屠杀的真正原因——而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天生的反犹主义者。大屠杀过后半个世纪，耶德瓦布内人显然也持有相似的看法：“在耶德瓦布内，人人都知道事情[屠杀犹太人]的真相，但人们过去从未公开谈论过。[2000年 ]5月13日星期六，在一次集体为祖国祈祷的弥撒中，当地神父号召教区居民也为那些战争的受难者祈祷，他们因某些人为满足自己的私利和贪念所犯下的罪行而失去了生命。”
注释
1.中子弹，一种以高能中子辐射为主要杀伤力的低当量小型氢弹。中子弹是特种战术核武器，爆炸波效应减弱，辐射增强。只杀伤敌方人员，对建筑物和设施破坏很小，也不会带来长期放射性污染。

私人传记
在拉莫托夫斯基及其同伙的庭审档案中，除了我们找到的证人和被告人的问询记录，还有很多其他资料在庭审的不同阶段被呈给法庭。比如，我先前就引用了卡罗尔·巴登在其豁免请愿书中的文字。我通过最初的评估所得出的结论—“这是一群普通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每份问询记录第一页的摘要。但除了这群被告人的年龄、子女数量和职业以外，我们还可以提供关于他们的更多信息。
1949年1月第一批人被逮捕之后，他们的妻子开始往沃姆扎安全部寄请愿书，讲述了一些特殊情况，她们希望这能淡化他们的丈夫在反犹迫害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可以从这些文本中梳理出一些关于被告人的有趣的个人信息。亚历山大的妻子伊雷娜·雅诺夫斯卡（Irena Janowska）在1月28日写道：“在事发当天，德国宪兵队与镇长和[镇议会]书记瓦西莱夫斯基一起四处走动，将男人派去看守广场上的犹太人群。他们也到我们家来了，找到了我丈夫，厉声命令他到广场上去，还举枪威胁他。我丈夫很害怕，并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去干什么，甚至十分担忧自己的安危，因为他曾在一家苏联治下的牛奶合作社当监管员。”三天后，雅尼娜·日卢克（Janina ?yluk）代表她被捕的丈夫（他被许多证人指认为主犯之一）写了一封请愿书：“1941年苏德战争打响之前，我丈夫一直在苏联政府的税收机关做主管。因此，1941年德国人入侵之后，他不得不躲起来，因为每个为苏联人工作过的人都会遭到追捕和迫害。”
我们知道，波兰的国家官僚组织架构在苏联治下大幅扩张了，许多人为了生计而去为占领者工作。被斯大林主义安全警察逮捕者的妻子会认为，如果警察知道自己的丈夫曾为苏联政府工作，可能会改善他的处境，这也是合理的。因此，如果不是因为在材料中有了关于这类文本的新发现，我最多只会把这两个传记性的片段当作奇闻逸事。事实证明，这些文本变得越来越有趣了。以卡罗尔·巴登——在拉莫托夫斯基案中唯一获判死刑的人—的自白书为例：
在苏联红军入驻比亚韦斯托克省、1939年10月苏联政府成立之后，到1940年4月20日之前，我偶尔会做修理钟表的工作，也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及其他苏联政府部门做各种我专业领域内的活儿。其中包括开钥匙遗失的保险箱、换锁、配新钥匙、修理打字机，等等。1940年4月20日，我成了主任机械师，也担任机械拖拉机站[Mechanical Tractor Station，简称“MTS”]的修理店的店长。我修理拖拉机的轮子及履带、农用机器，还有各种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马车。在这个机械中心，我是第一班组的领导，也是技术总监。同时，我还是沃姆扎郡耶德瓦布内镇的苏维埃代表（gorsoviet）。
巴登无疑是一个很出色的机械师。但仅凭专业技能本身是无法让他获得苏联机关中的这些职位的。显然，他深受苏方信任。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出“重头戏”——事发当日最恶劣的犯人之一，劳丹斯基家的哥哥齐格蒙特的自传所揭露的真相。下面的文字是他于1949年7月4日在奥斯特维兹（Ostrowiec）监狱中写给“华沙安全警察署司法部”（Do Ministerstwa Sprawiedliwo?ci U.B.P.w Warszawie）的请愿书：
我们的领土被并入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BSSR）之后，我为了躲避苏联当局而躲藏了约六个月……在我为了不被驱逐出境而逃亡的过程中，我没有加入那段时间在我们领土组建起来的逃犯团体，但我给斯大林大元帅寄去了一封请求信，由莫斯科检察院（普什金斯卡街[Puszkinska Street]15号）转寄给耶德瓦布内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办公室，前者随信附了一道审阅令。在问询和调查之后，他们证明了对我的判决是不公正的。为了弥补我的损失，我被允许不用再四处躲藏，并不会再面临被驱逐的威胁。对我进行考察之后，耶德瓦布内的内务人民委员会让我参与清算反苏势力的工作。[看起来，劳丹斯基可能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上校米索雷夫的线人之一。]当时，我与耶德瓦布内的内务人民委员会保持着书信往来（我在信中没有使用化名）。在此期间，为了让我更有效地工作，我的上司命令我（为了避免被反动势力侦查到）假装是反苏分子，因为当局已经认识我了。1941年，苏德战争[原文中，“苏”为大写，“德”为小写]突然打响之后，内务人民委员会没能摧毁所有的档案，我很害怕，不敢出门，仅仅去偷偷确认了[通过立即派自己的弟弟进入德国宪兵队工作！]，最重要的档案已经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院子里被焚毁了……我觉得我在整个审判中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因为对我的怀疑都是诬告，因为在我与内务人民委员会保持联络的那段时间里，我一直都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如今[即战后]，我也没有加入任何反动集团，而是在社区里的农民自助社中工作，还持续遭到反动势力的迫害。加入波兰工人党之后，我感到我的生活因民主精神而得到了升华；我坚信，在像我一样的人民的帮助下，我们的工人制度会更加稳定[作者标记此句为重点]。我在此声明，我其实是含冤入狱的，因为如果我亲苏的立场为人所知，那么就算德国人不动手，反动集团也会将我和我的家人灭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