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王安石变法
作者：易中天
内容简介
面对大宋王朝的重重危机，新即位的年轻皇帝宋神宗打算革除弊政，重振国威。他需要一场革新，更需要一个帮手。才华横溢的王安石登上了变法舞台，他网罗改革派人才，成立推动变法的相关机构，一系列新法迅速展开。不料改革愿望虽好，执行起来却弊端不断。反对派群起而攻，王安石两度罢相，坚决要求守护祖宗家法的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理智的苏东坡新旧两边都不讨好，几乎因乌台诗案而丧命。一群聪明正直的政治家，最终却让变法沦为一场拉锯混战，大宋王朝的命运也因此被改变。

第一章 箭在弦上 短命的改革
北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三月二十六日，一幅反映社情民意、描绘民间疾苦的画卷送达御前，图中的景象触目惊心惨不忍睹：开封城外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流亡的难民扶老携幼蜂拥而至，个个面有菜色体无完衣。他们卖儿卖女典当老婆，也只能换来一些麸皮和粗粮勉强糊口，没有家人可卖的便去吃树皮草根，饿死在城下只是迟早的事。
这跟《清明上河图》可完全两样。
献图的是一位小官，名叫郑侠，职务是安上门监，也就是为皇帝看大门的。郑侠在奏折中说，这些都是他每天在城楼上亲眼所见，画出来的还不到百分之一。帝辇之下，惨状尚且如此；千里之外，真不知是什么样子！
神宗皇帝潸然泪下。[1]
其实皇帝对此应该早有思想准备。因为从上一年的七月开始，许多地方就没能出现有效的降雨，全国性的旱情竟然延续八个月之久。对于农业帝国，这无异于沉重打击。何况按照西汉董仲舒天人感应的观点，自然灾害是统治者不修德政的结果，也是上天的警示和谴责，必须有人负责。
舆论的矛头迅速指向王安石。
王安石是在熙宁二年（1069）二月，开始厉行史称“熙宁变法”之改革的，到郑侠献图时已经五年。五年来，反对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此刻更是一浪高过一浪。道理也很简单：旱情的严重即便不是由于王安石的倒行逆施惹怒了老天爷——这当然并不可能，那么显而易见，他的变法无疑加重了灾情，也使人民群众的生产自救没了希望。
郑侠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指出，百姓早就家无隔夜之粮，为什么还要戴着枷锁去砍自己的桑树，拆自己的房子？就因为要偿还王安石逼他们借的国债，缴纳王安石新设的税费，而原本应该用来救济灾民和平抑物价的专项基金，却被王安石挪作他用，为政府敛财了（详见后文）。
如此新法，岂非天灾之外的人祸？
因此郑侠毅然提出：恳请陛下罢祸国殃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如果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之内还不下雨，请将臣在宣德门外斩首示众，以正欺君罔上之罪。[2]
皇帝被这个不怕死的福建福清人打动了。上朝时，他将这份奏折和这张图交给宰辅们看，还问了王安石一句话：这个名叫郑侠的人，爱卿你认识吗？
王安石答：是臣的学生。[3]
神宗马上明白：他们两人应该没有私仇。
当然没有。实际上王安石不仅是郑侠的老师，还是他的恩人。郑侠虽然也是进士出身，把他引进官场一手栽培放手重用的却是王安石。而且，郑侠地位太低，根本没有资格直接向皇帝上书，奏折和图也被宫廷退回。郑侠无奈，只好到城外的官差站，谎称是绝密急情，这才快递到御前。[4]
显然，这是违法的。郑侠也在奏折中说，即便事实证明他的意见正确，仍然请求处分。也就是说，郑侠反对王安石变法，没有个人恩怨，没有利益驱动，反倒还要担风险。[5]
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也许因为观念相左，也许因为地位不同。毕竟，王安石是宰相，高居庙堂，考虑的是宏观调控；郑侠是门监，深入基层，面对的是平民百姓。按照新法，民众进行任何交易都要纳税。征收这些税费，也是门监的工作之一。郑侠却无法接受也无法执行。要知道，此时是荒年。难道那些可怜无告的难民卖儿卖女，也要缴纳营业税和所得税？[6]
郑侠忍无可忍。
忍无可忍的还有太皇太后和皇太后。
两宫皇太后也都是反对变法，反对王安石的，只是她们的意见神宗皇帝根本听不进去。有一次，神宗带着弟弟岐王赵颢陪同太后去看太皇太后，太皇太后旧话重提：民间怨声载道，纷纷反映苦于新法，是不是该停止实行？
神宗皇帝说：新法是为了利民，不是苦民。
太皇太后说：那么，是不是可以换掉王安石呢？他是很有才学，但是人缘太差。即便为了保全他，也最好让他暂时离开相位，过个一年半载再召回来，岂不是更好？
神宗皇帝说：挺身为国的，只有王安石。
岐王赵颢说：皇祖母的话有道理，请陛下考虑。
神宗皇帝却突然失态，歇斯底里地说：什么意思？难道朕把天下搞坏了吗？要不这皇帝你来做？
岐王赵颢当场吓哭。他流着眼泪说：至于吗？
亲亲热热一家人不欢而散。等到皇帝再次见到太皇太后和皇太后时，两宫的态度变得很明朗：王安石乱天下！尽管没有证据显示，这件事是发生在郑侠献图的当晚。[7]
神宗皇帝心乱如麻。
王安石却让皇上失望。面对灾情，他表现出没心没肺的满不在乎，居然说：灾害是常有的事，就连尧舜和商汤也无法避免，只要修人事以应天灾就可以了，不足为虑。
神宗皇帝大为惊诧。他说：这难道是小事吗？朕之所以如此恐惧，就是担心人事有问题。[8]
王安石还是无动于衷。
于是皇帝觉得，也许该听听韩维的意见了。
韩维的身份比郑侠还特殊。他是宰相韩绛的弟弟，也是王安石的恩人，宋神宗的老师——如果可以那么说的话。事实上，神宗还是郡王的时候，韩维就是他的身边人。而且，每当后来的皇帝对韩维的议论发出赞叹，韩维就会说，这不是他的主张，是挚友王安石的远见卓识。可以说，没有韩维，神宗恐怕就不会那么看重王安石，也不会有熙宁变法。[9]
因此，神宗在延和殿召见了韩维。
皇帝问：天久不雨，朕五内俱焚，该怎么办？
韩维答：很简单，废除王安石的新法。
如果说，在最后的时刻，压倒骆驼只需要一根稻草，那么，当这样一棵大树倒下时，骆驼已无生存的可能。皇帝也不再犹豫。他对韩维说：好吧，就由你来拟诏。[10]
诏下。三天以后，大雨。[11]
这当然未免太有戏剧性，因此未必可靠，就算属实也是凑巧。但此事被史家大书特书一传再传，却充分体现出他们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可以说，那种憎恶，那种快感，那种幸灾乐祸和咬牙切齿，简直就是溢于言表。
对于郑侠来说，这却是及时雨，至少救了他一命。不过这位敢于直言的小官，还是被王安石的党羽流放到英州（今广东省英德市），只是由于神宗的保护才幸免于死。[12]
王安石也离开了相位，被贬为江宁知府。尽管这并不是最后的结局，他本人也在十个月后官复原职，但显然已经风光不再，与皇帝的关系也大不同于前，以至于在一年多以后再次被贬到江宁，永远离开了政治中心。
失去了这个主心骨，改革其实已难进行。

又过了八年半，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卒，享年三十八岁。太子继位，是为哲宗，年仅十岁。原来的皇太后成为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对变法进行反攻倒算。第二年即元祐元年，王安石去世，新法全部被废除。至此，一场轰轰烈烈又虎头蛇尾的改革，终于一败涂地。[13]
也许，一切都缘于郑侠那张图。
这就必须问个为什么了。答案也无非是这样几种：王安石有问题，宋神宗有问题，反对派有问题，新法有问题，或者变法本身就有问题。所有这些答案都有人主张，也都有人反对。我们的故事，却必须从头说起。
[1]以上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甲戌日条、《宋史·郑侠传》。郑侠献图的时间，（南宋）林栗《言行录》称在熙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但未被李焘采信，但书“先是”二字。今为叙述便，姑采信之，亦姑妄言之，不必较真。郑侠所献之图失传，今据《宋史·郑侠传》所载描述。
[2]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甲戌日条、《宋史·郑侠传》。
[3]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甲戌日条。
[4]见《宋史·郑侠传》。
[5]郑侠自请处分，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甲戌日条。
[6]王安石新法的规定，见司马光《涑水记闻》，转引自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甲戌日条注。
[7]以上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熙宁七年四月丙戌日条。两宫指斥王安石乱天下，李焘记为“他日”，毕沅记为“久之”，林语堂《苏东坡传》认为是郑侠献图当晚。但据《宋史·王安石传》，似在郑侠受到处分之后，王安石罢相之前。
[8]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己巳日条。
[9]见《宋史》之韩维传、王安石传。
[10]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一熙宁七年三月乙丑日条、《宋史·韩维传》。实际上，神宗与韩维的讨论有多次，韩维的应对既有面陈，也有上书，但核心是废除新法，故此处从简。
[11]下雨的日子和下诏的日子一样已不可考。据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一熙宁七年三月乙丑日条注，废除新法是在三月二十八日，即郑侠献图后的第三天。据《宋史·韩维传》，当日即天降大雨。据《宋史·郑侠传》，下雨是在废除新法以后三天。今姑从《宋史·郑侠传》。
[12]见《宋史·郑侠传》。
[13]以上见《宋史》之神宗本纪和哲宗本纪。

第一章 箭在弦上 变法迫在眉睫
宋神宗继位那年，二十岁。
这是一个好年龄，既充满热情，又非少不更事。而且按照正史的记载，这位名叫赵顼（读如须）的英宗皇帝嫡长子似乎天生就是当皇帝的料。尤其让士大夫们交口称赞的，是他知书达理，尊师重道：读起书来废寝忘食，见了老师毕恭毕敬，大热天也不用扇子，侍奉两宫更是极尽孝道。尽管官修史书难免溢美之词，但我们愿意相信这是真的。[14]
事实上神宗刚刚继位便让人刮目相看，他发出的第一道诏令竟是大行皇帝的丧事从简。他还解释说，仁宗皇帝宾天之时，先帝（由于不是仁宗亲生）要避嫌，不敢裁减。朕却没有这个顾虑，正好继承先帝遗志，厉行节约。[15]
不难想象，舆论又是好评如潮。
然而这位应该不错的皇帝，死后的庙号却是神宗。
这是一个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的盖棺论定。因为按照谥法，民无能名曰神，也就是“无法评价”的意思。中华帝国史上庙号神宗的有两个，还有一个就是明的万历。但万历皇帝是数十年不理朝政的，赵顼却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如此天差地别却都叫神宗，可真是让人不知说什么才好。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大宋君臣有难言之隐。
麻烦在于评价系统。按照传统观念，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叫“三不朽”。宋神宗的道德品质当然无可挑剔。他仁慈，体察民情恤孤养老；他谦恭，克己复礼敬畏辅相；他简朴，从不大兴土木游山玩水；他勤政，总是把帝国的事务放在首位。因此，就连对变法一事颇有微词的官修史书，也不得不承认赵顼是有德之君。[16]
赵顼的优秀品质甚至很早就表现了出来。他被封为颍王的治平元年某天，手下人给他做了一双漂亮靴子。爱美之心原本人皆有之，何况这时赵顼才虚龄十七，自己又长得漂漂亮亮帅气至极，因此接过靴子看了又看，爱不释手。
旁边的韩维却说话了：亲王也需要舞靴吗？
赵顼满脸通红，立即把靴子扔了。[17]
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却很能说明问题，至少说明赵顼是有志青年。对于大宋王朝，他是有主人翁意识的。他很想将列祖列宗的事业发扬光大，也希望帝国能够长治久安，这才放下身段虚心纳谏，并不以亲王或皇帝的身份文过饰非盛气凌人，反倒如正史所言，折节下士，海纳百川。
这种作风他一直保持了下来，以至于朝中大臣争论不休时难免举棋不定，对王安石的支持也不能一贯到底。但这里面其实情况复杂，更不能说是他的道德缺陷。
然而说到立功，就意见分歧。变法派认为他有功，反对派认为他有过。此时临朝听政的又是反对派的后台老板高太后，只不过当妈的不方便骂儿子，其他人更不敢，便只好含糊其词，宣布“不知说什么才好”，上庙号曰神宗。
那么，宋神宗不该变法吗？
不，应该，而且可以说是迫在眉睫。
最严重的问题是国库空虚。神宗继位三天，三司使（国家财政委员会主任）韩绛等人，就给皇帝陛下交了一份财政状况报告，奏折里赫然写了八个字：

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也就是说，账上一文钱都没有。
没有钱的原因在《大宋革新》一卷中已经讲过，帝国的财政收入都用来养官、养兵、买和平了。比如四年前为仁宗皇帝办丧事时，由于给文武百官和首都驻军赐酒赐肉，开封地区弄得一只羊都没剩下。呵呵，一次赐宴就能用光京师全城的羊，官员和军队的人数之多可想而知。[18]
但是没有办法。赵匡胤留下之“祖宗家法”的核心思想是维护皇权，基本国策则是能花钱买就花钱买。于是，契丹和西夏那边每年要交岁费，文官集团的人数和俸禄也要逐年增加，罪犯和难民则编入厢军养起来，免得他们造反。也就是说，为了维稳，赵宋官家只能天女散花般地撒银子。
这样花钱，谁扛得住？
没错，北宋经济是繁荣的。可惜，经济增长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开销的增长。据统计，仁宗皇祐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三千九百万，支出一千三百万，占收入的三分之一。英宗治平年间，收入四千四百万，支出八百八十万，占收入的五分之一。到了神宗的熙宁年间，收入虽达五千零六十万，支出却也是五千零六十万，竟占收入的百分之百。[19]
请问，神宗这个皇帝可怎么当？
何况这还只是说法之一。另一个统计数字却显示，英宗时期朝廷便已入不敷出，仅治平二年（1065）的财政赤字就达一千五百多万，其中非正常开支一千一百五十多万。这个数字跟前面的说法差距甚大，很难判断孰是孰非，却雄辩地证明当时帝国的管理实在是混乱至极。[20]
混乱也不奇怪。正如《大宋革新》一卷所说，赵宋官家为了巩固皇权，防止谋反和政变，故意将制度和机构设计得非常复杂。他们先是从政府夺走兵权交给枢密院，结果兵部成为虚设；又夺走财权交给三司，户部也成为虚设。枢密院和三司都能自行其是，不必跟中书省通气。于是，国库早已空虚，枢密院还在招兵买马；民众早已贫穷，三司还在横征暴敛。最可笑的是，有一次某官员居然同时接到了中书省和枢密院的不同任命，竟不知到何处就职才是。
在如此混乱的状态下，尸位素餐的不乏其人。神宗继位第三个月，朝廷决定提拔开封知县到开封府工作。然而皇帝找这个人谈话，却发现他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事，居然一问三不知，气得神宗皇帝不知说什么才好。[21]
这样看，朝廷岂不是花大把银子养了一群废物？
确实如此，甚至连废物都不如。因为他们还要内讧，还要钩心斗角。还是在这个月，神宗接到投诉，两位监察官员弹劾参知政事（副宰相）欧阳修，罪名是与儿媳通奸。
这对于标榜“以德治国”的大宋王朝而言，当然是天大的丑闻，欧阳修本人更是不能不答辩。他上书皇帝说：此事禽兽不如。如果是真，臣犯天下之大恶；是假，臣负天下之至冤。因此，恳请陛下主持公道，宣谕公正之臣查问：闺中隐秘之事，御史何以得知，秽行又何以败露？
欧阳修到底是欧阳修，一下子就抓住了要害。举报人当然答不上来，一会儿说记不住了，一会儿又说监察官员有权捕风捉影。查来查去，造谣者居然是欧阳修的小舅子。皇帝盛怒之下，将那两个监察官员同时贬职。
这件事耗费了神宗许多精力，结果却如此摆乌龙，皇帝再次气得无以复加。他愤怒地对那几个人说：放着许多军国大事不管，管人家的私生活干什么！当然，还有一句话他没说出来：养着你们这帮废物，难道就是让朕闹心的吗？[22]
宋的官场，真的已经腐朽。
就连重臣们也让神宗感到失望。熙宁元年（1068）四月初一，退居二线的老宰相富弼来宫中见他。皇帝满怀希望也虚怀若谷地向这位三朝元老请教，得到的回答却是：愿陛下对外二十年口不言兵，对内维持安定团结就好。[23]
神宗听明白了。富弼是知道自己锐意革新，才故意这么说的。看来，王朝的国家机器已经生锈，不改革不行。依靠那些元老，那些旧人，还有那些老办法，也不行。
吐故纳新，已是唯一选择。
[14]见《宋史·神宗本纪》及赞语。
[15]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正月庚申日条。
[16]见《宋史·神宗本纪》及赞语、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正月丁巳日条。
[17]见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以下简称《纪事本末》）卷五十六治平元年六月戊午日条。
[18]以上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九、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正月己未日条。
[19]见（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五所引。
[20]这个统计数字见《宋史·食货志·会计》。
[21]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九、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三月丙辰日条。
[22]欧阳修被诬一事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九、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三月各条，同时请参看《宋史·欧阳修传》。
[23]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元年四月壬寅朔日条，参看《宋史·富弼传》。

第一章 箭在弦上 韩琦罢相
神宗继位后八个月，宰相韩琦被免职。[24]
这可不是小事，反倒应该说是天大的事。因为这位河南安阳人不但是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的元老，而且是曾经与范仲淹并肩作战抵抗西夏的前线指挥官，更是英宗时期朝廷的半边天。没有他，英宗和神宗没准都做不成皇帝。
故事，也许还真得从头说起。
那是嘉祐八年（1063）四月初一凌晨，宰相韩琦和其他大臣得到消息，原本已经圣体康复的仁宗皇帝，在昨夜三更突然驾崩。幸运的是，曹皇后非常镇定。她吩咐，宫门断然不可夜开，立即密传辅臣黎明觐见。因此，当韩琦等人赶到的时候，曹皇后已是一身孝服梨花带雨地站在帘前。
皇后哭道：相公，官家没有儿子，奈何？
韩琦说：不是有皇子吗？
这里说的皇子，就是英宗赵曙。他原本是宋仁宗堂兄的儿子，只是由于仁宗的三个儿子都早早夭折，才被皇帝养在宫中，又在韩琦、欧阳修等人极力主张下被立为皇子。
皇后说：他不是先帝之子。立了他，不会有人来争？
韩琦说：怎么会！
皇后说：那好吧，就听你的！于是命令掀开帘子，然后对躲在帘子后面的人说：曙儿，现在你是皇帝！
赵曙却吓了一跳：我不敢当！我不敢当！
说完，掉头就跑。
宰辅们也不由分说，一齐拥上前去围住赵曙，有的帮他解头发，有的帮他换御衣，乱作一团。韩琦当机立断，回过头来对翰林学士王珪下达命令，要他立即起草遗诏。
王珪也吓坏了，不知所措。
韩琦一声断喝：大行皇帝在位多少年？
王珪这才知道如何下笔，赵曙也这才当上皇帝。[25]
然而大宋似乎命运多舛。英宗继位仅仅三天，就在四月初四晚突然发病，近乎精神失常。初八日上朝时，居然呼天抢地到处乱走。韩琦只好上前一把抱住，也只好请出曹太后垂帘听政。后面的故事《大宋革新》中已经讲过，为了保住英宗的皇位，韩琦甚至押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26]
接下来，就该为太后撤帘、英宗亲政努力了。
一年后，英宗病愈。韩琦便挑了十几件政事，到西阁请英宗批复，然后拿着文件到东殿，一条条向太后汇报。
太后听了说：处分很是得体！
韩琦说：这是皇上的批示，而且批写如流。皇上能听政如此，实乃天下万幸，臣等之福。先帝陵寝复土之后，臣就应该退出中枢。现在，可以请太后恩赐一处郡县了。

据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此为宋仁宗曹皇后像，神宗时，曹皇后被尊为太皇太后。该图为绢本设色，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太后大吃一惊：相公怎么可以退？要退也是老身。老身原本就该住在深宫，每天坐在这里实在是万不得已。相公请不要走，一定要留在政府，容老身先退就是。
韩琦跪下说：太后圣明！却不知哪天撤帘？
太后不回答，站起来就走。
韩琦立即厉声吩咐礼仪官：撤帘！
帘子迅速落下。仓促间，居然还能看见太后的身影。[27]
韩琦，岂非英宗的半边天？
其实就连神宗继位，他都有拥戴之功。治平三年（1066）十二月，英宗病重，请立皇太子的奏折却被扣留。已被封为颍王的嫡长子赵顼忧形于色，问韩琦自己该怎么办。
韩琦说：愿大王日夜不离皇上左右。
赵顼说：这原本就是人子天职。
韩琦说：不是为了这个。
赵顼明白了，从此日夜守护在父皇身边。
韩琦则对英宗说：太子不立，天下不安，请陛下圣裁。
英宗这时已经病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点头。
韩琦便将纸笔递给英宗，英宗哆哆嗦嗦写下“立大王为皇太子”几个字。韩琦又说：必须是颍王，烦请陛下再亲笔书写。英宗只好又批了三个字：颍王顼。
写完，皇帝潸然泪下。
枢密使文彦博悄悄对韩琦说：看见皇上表情了吗？人到了这个时候，就算父子之间，也不可能没有想法。
韩琦说：国事就该如此，又能怎样？[28]
英宗皇帝也果然一病不起，一个月后驾崩，赵顼则顺理成章继承了皇位。不过，大臣们请赵顼继位时却发生了一件怪事：已经去世的英宗突然手指头动了起来。次相曾公亮吓了一跳，赶紧对首相韩琦说：要不再等等？
韩琦却说：慌什么！就算先帝复活，那也是太上皇。[29]
凡此种种，对于赵顼而言当然要算力挺。所以后来有人要陷害韩琦，神宗就不能答应。他说：告诉你吧，要不是他韩琦，朕也只是一个皇亲国戚罢了。[30]
然而韩琦还是被罢免，而且因为一件小事。
这件小事叫宰相押班。依照礼制，皇帝上朝时，要有人带领其他官员恭行大礼山呼万岁，叫押班。不过，唐代押班的是监察御史，宋代规定为宰相和副宰相。但，宰相副宰相公务繁忙，礼仪性的朝会便无暇出席，当然也不押班。
这就让人抓住了把柄。
出面投诉的人叫王陶，职务是御史中丞。按照中华帝国的监察制度，中央政府的监察官员都叫御史，监察机关在西汉叫御史府，东汉以后叫御史台，明清两代叫都察院。御史台的长官叫御史大夫，副长官叫御史中丞。不过，御史大夫一职，唐代官不常置，宋代只做荣衔，元代例由皇太子或贵戚兼任，御史中丞便成为实际长官，号称台长。
其他监察官员，则叫台官。
台官是有监察权的，王陶却决定先礼后兵。他以御史台的名义行文中书省，要求对方就不押班一事做出解释，结果中书省不予理睬。王陶又以御史中丞名义行文宰相，对方又不予理睬。于是这位台长便上奏皇帝，正式弹劾首相韩琦和次相曾公亮专横跋扈，操弄国柄，藐视君主。他指出，君弱臣强绝非国家之福，罢黜二人才是对他们的爱护。
韩琦和曾公亮也立即上表待罪。韩琦说：陛下只要派个小宦官就能将臣带走，臣何尝跋扈？曾公亮则说：宰相不押班由来已久，破坏规矩的不是我们两人。皇帝身边一个官员也说：宰相固然有罪，指为跋扈却未免欺人太甚。
神宗听了，为之动容。
王陶见连上数章都泥牛入海，便宣布罢工。他说：看来臣之所言一无是处，哪里还敢再管闲事？恳请陛下将臣驱逐出京。自今日起，臣只在私宅待罪，不敢再进御史台。
同样，韩琦也以被劾之臣应该等待处分为名，宣布不再上班。神宗只好和稀泥，将王陶调任翰林学士。副宰相吴奎得到消息义愤填膺。他对神宗说：王陶血口喷人，反倒获得美差，世人会把陛下看作什么君主？
于是，吴奎也称病不朝。
宰相、副宰相和御史中丞一齐罢工当然很严重，最后的结果则是王陶、吴奎和韩琦先后离开原职，远走他乡去做地方官。当然，这里面有过反复。比方说为了安抚韩琦，曾经将罢黜的吴奎复位，韩琦却坚决不肯再任相职，神宗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告别时，据说君臣二人都眼泪汪汪。[31]
但这只是悲剧的序幕罢了。韩琦和神宗都明白，他们的合作已经到头，共治天下更无可能，不如就此别过，还能留下念想和情谊。实际上，王陶并非没事找事，韩琦的唯一过错则只在他是老臣和旧人。神宗是一定要启用新锐的，非如此不能励精图治。更何况，他也已经有了人选。
[24]据《宋史·神宗本纪一》、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九月辛丑日条。
[25]见李焘《长编》卷一百九十八嘉祐八年三月辛未晦、四月壬申朔日条及注。
[26]见李焘《长编》卷一百九十八嘉祐八年四月乙亥日条、己卯日条、壬午日条及六月癸巳日条。同时请参看《大宋革新》第二章。
[27]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一治平元年五月戊申日条、杨仲良《纪事本末》卷五十四治平元年四月条。
[28]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八、杨仲良《纪事本末》卷五十六治平三年十二月条。
[29]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治平四年正月丁巳日条。
[30]见黄以周等《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以下简称《拾补》）卷一治平四年四月壬申日条注引《韩魏公家传》。
[31]见杨仲良《纪事本末》卷五十七、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五、黄以周等《拾补》卷一治平四年四月诸日条。三书记载略有出入，本书杂取之。下节相关事件同，不另注。

第一章 箭在弦上 司马光待命
神宗皇帝看中的人，是司马光。
证据就在前面那个案子里。当时，神宗为了平息韩琦和王陶双方的怒火，曾经打算将王陶调离御史台，由司马光出任御史中丞，王陶改任翰林学士，也就是让司马光和王陶两人对调。这个想法遭到了韩维的批评。韩维说，宰相跋扈可是要杀头的。王陶如果说得对，宰相岂能无罪？不对，王陶又岂能只是调离？恐怕应该当庭对质，判明是非。
司马光也不肯就任。他说：御史台人见人怕。陛下任臣如此要职，臣不敢辞。但是，如果弹劾宰相便被罢免，那就说明御史中丞做不得。王陶虽然未免小题大做，维护礼法却没有错。所以，臣要等到宰相押班以后才能就职。
神宗皇帝只好作罢。
然而他看重司马光却毋庸置疑。因此，虽然司马光曾经抗命，却仍在吴奎和王陶同时被处分那天再次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应该说，年轻的皇帝对司马光是寄予厚望的。[32]
事实上，神宗也并没有看走眼。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宝元初年进士，仁宗末年已成为活跃于政坛的新锐人物。当时，皇帝迟迟不肯建储，宰相们一筹莫展。司马光便提醒韩琦说：相公一定要只争朝夕。此刻如不昭告天下，将来万一哪天半夜三更从宫中传出片纸，上面写着由某某某承继大统，请问还有回旋余地吗？
韩琦连连拱手：敢不尽力！[33]
再看司马光在韩琦一案中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神宗任命王陶为翰林学士未果，又想任命他为侍读学士，司马光便向皇帝力陈利害。他说：这两个职位资级相近。王陶如果担任侍读学士，吴奎肯定继续罢工。这时，陛下敦促他则会失去威望，罢免他则会失去人心。再说王陶在待罪期间得到美差，恐怕也不敢接受，岂非两边不落好？
那么，又该怎么处理呢？
司马光的建议，是不让王陶继续担任御史中丞，恢复到之前的旧职。这样一来，吴奎无话可说，不敢不出；王陶也心安理得，坦然接受；至于舆论，自然平息。[34]
这样看，司马光简直就是当宰相的料。
司马光也是一个有使命感和责任心的人，对帝国的弊端和隐患更是看得清清楚楚。嘉祐七年（1062）五月，他给仁宗皇帝写了一封信，洋洋洒洒，下笔千言。其中最让人不得不佩服其先见之明的，是这样一句话：

臣恐国家异日之患不在于他，在于财力屈竭而已矣。[35]

这，不正是宋神宗要变法的重要原因吗？
何况司马光道德品质无可挑剔，学识才华难有人及。即便在那群星璀璨人才辈出的时代，他也是出类拔萃的。那么请问，司马光为什么没能成为熙宁年间的领军人物？
首先恐怕是他不能让皇帝十分满意。
就在韩琦罢相的第二天，司马光被召到延和殿。尽管此刻他那御史中丞的官衔前面还有一个“权”字，也就是“暂时代行”之意，但对皇帝的咨询依旧知无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