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帝国：一段寻找自我的国家历史，1848—1918
作者：米夏埃尔· 施蒂默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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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我们所知的德国其实是一个年轻的欧洲国家。在漫长的欧洲历史中，存在于这片土地上的是一些松散聚合起来的日耳曼邦国。1848年欧洲大革命过后，普鲁士王国开启了统一德意志的进程，此时著名的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也登上了政治舞台。几场游刃有余的战争，淋漓尽致地彰显了俾斯麦的政治艺术，也在1871年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德国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 德意志帝国在它48年的历史中，缔造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奇迹。1902年诺贝尔奖刚刚颁了两届，德国就成为世界首个聚齐了物理、化学、医学和文学四奖的国家，彰显了强大的国力。极速崛起的德意志打破了传统的欧洲均势，成了决定欧洲政局的新力量。可惜的是，它最终没能决定欧洲的和平。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大程度上由德意志帝国挑起，并且导致了帝国本身的覆亡。1919年巴黎和会上，德国领土被分解，并被课以不可能还清的战争赔款。但是，这些疯狂的复仇者们很快发现，欧洲没有德国不行

中文版序
《德意志帝国》这本书的译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李超博士，是我的博士生，他在研究德国近代史的过程中，发现了米夏埃尔·施蒂默尔（Michael Stürmer）先生撰写的这本德意志帝国史书。国内对这本书已然有所译介，受中信出版社所托，李超博士凭借掌握的德国史知识和纯熟的外语水平，对该书展开再译介，力求为前人添砖加瓦。在翻译的几个月时间里，他不时向我求教，我则尽力一一解惑。最终，历时半年，这本书在他的努力之下得以成功译介。原著的作者施蒂默尔先生，执教于西德埃朗根—纽伦堡大学的教授，主攻德国近代史。他曾在西德1985年那场轰动西德史学界的“历史学家之争”里崭露头角，代表保守派向自由派代表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发起学术反击，竭力维护德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在德国史学界有一定声誉。
在文章内容上来说，国内研究乃至译介关于德意志第二帝国历史的书籍，可以说汗牛充栋，而施蒂默尔先生撰写的视角独特，可谓是为史学人士撰写史书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全书展示了一幅幅德意志由统一走向崩溃的历史图景，读来未免让人惋惜这段德意志波澜壮阔的历史。全书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社会角度。这本书既有史学参考价值，又不乏阅读趣味，既值得专业研究人士一读，也可供普通人士日常品读。
纵观德国近代史，“铁血宰相”——俾斯麦为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创立起到首屈一指的作用，他那三场游刃有余的对外战争，淋漓尽致表现了他的政治艺术。他缔造了德意志特殊的统一方式，创建了德意志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对内，既有对中央党大棒加萝卜式的“文化斗争”，又有“一意孤行”地打压社民党；对外，他所创立的“神圣同盟”，纵横捭阖，奠定了德意志特殊道路。然而，“毛小子”威廉二世一手葬送了俾斯麦辛辛苦苦攒下的一切，无法挽回地葬送了德意志帝国。
俱往矣，今天的联邦德国一如默克尔总理所言，继承了魏玛民主，军国主义痕迹早已不见踪影。德国业已融入欧盟这个欧洲人的大家庭，并且扮演领导角色。在今天，欧盟面临主权债务危机、英国脱欧、穆斯林难民涌入的棘手问题，能否团结一心，携手处理好这一切，考验欧洲人的智慧，也考验德国人的智慧。可以说，“没有团结就没有欧盟”。100年前那场在欧洲爆发的世界大战，便是欧洲人不能团结合作的苦果。时移世易，100年后的今天，欧洲又走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欧洲能否继续走下去，这本书给了我们些许参考。让我们拭目以待，期待一个更加稳定、更加团结的欧洲再次出现！
李工真 李超
2017年1月于武汉大学

前言
古城科布伦茨是德国的母亲河摩泽尔河汇入莱茵河之地，她的圣卡斯特教堂前是一座立有石碑的新古典主义式喷泉。碑文记有庆贺拿破仑军团取道该城，远征俄国、推翻沙皇的情景。石碑上方题为：“科布伦茨长官于勒·多尔宠恭迎法皇。”下方题为：“科布伦茨已效命于俄军统帅。”第一段碑文题于1812年，而第二段碑文题于1813年。一块小小的石牌就浓缩了德意志的荣辱兴衰。
德国位于欧洲大陆的中央，欧洲大陆支脉的各大半岛和陆地同欧亚大陆毗邻相望。无论德意志人民是否承认，这个事实都是铁一样的存在：欧洲列强的兴衰决定了德意志的历史脉络和版图大小；而反过来，德意志命运的好与坏对这些国家同样生死攸关。这就是德意志的生存环境，这一生存环境自欧洲1000年历史演变而来。欧洲国家在战略与文化上彼此相互依存，这使得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历经几个世纪的风雨，欧洲体系的中心地位始终得以保全，但担任主宰欧洲命运的帝国之主的梦想却难以企及，因为德意志地区彼时必须一次次地任由那些崛起为现代民族国家、实现国家主权并称雄欧洲的列强摆弄，在和平时充当棋子，在战争时沦为战场。德意志宪法始终在皇帝与领主争斗之间摇摆不定，导致其在设计和理念上更多地具有“欧洲味”，较少地具有“民族味”：纵观今天的欧洲版图，唯一发生变动的地方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德国在北约框架下实现统一，随之而来的便是在经济与货币上的联盟，实现欧洲一体化的质的飞跃——这一切不过是将中世纪的主题按照现代的、更加理性的方式加以实践。
本书追溯了德意志帝国的兴衰，涵盖从1870年普法战争起的立国，到1918年皇帝退位、大战失败与德国革命的整个过程。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它的缔造者，成功排挤了国土广大但政体落后的哈布斯堡奥匈帝国，从而一举改变了德意志在旧欧洲的历史地位。但是，新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不可避免地会对欧洲既定的权力平衡发起戏剧性的挑战。“欧洲失去一个小妾，转身来了一个老爷”，这是法国战败后在伦敦听到的抱怨声。彼时的英国首相、后来的比肯斯菲尔德伯爵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阁下曾在下议院的演说中指出，1871年爆发的德法间的这场战争其实是一场“德意志革命”，是“一场比上世纪法国大革命还要伟大的政治巨变，而不是一场更伟大的社会巨变。欧洲未来的秩序会是怎样……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传统外交秩序没有受到冲击……欧洲未来究竟走向何方？欧洲权力的天平已完全被打破”。显而易见，在他的这番时局评论中暗含了对德国的警告。对于此番“善意”警告，这一代德国领导者肯定是注意到了，首先俾斯麦注意到了——这位被迫下野的“铁血宰相”尽力掩饰自己的英雄悲观主义——当然，他的继任者卡普里维伯爵（Count Caprivi）也注意到了。而19世纪末的政治舞台已不再局限于欧洲。美国和日本已经崛起为世界大国，各自占有势力范围。市场与资源、舰队与海上航线已经成为维持欧洲国家权力和地位的重要元素，德国当然也不能缺席。对此，俾斯麦已不能再对德皇提出忠告。
为什么德意志帝国会在战争中覆亡？真的像古希腊谚语所说的一样，傲慢必然招来克星吗？是不是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必然会导致野心膨胀？还是德国痴迷于领土扩张，而她的政客们忽视了那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新德国的版图之大为旧欧洲秩序所不容，而德国实力尚不足以建立一个新的欧洲秩序？德国军国主义难道比法国沙文主义、沙俄扩张主义或英国侵略主义和帝国主义还要糟糕吗？也许历经几百年的失败与屈辱，德国的迅速崛起是其权力精英的历史与战略决策能力所措手不及的，因为他们所预测和感知的危险基本上是来自欧洲大陆的而非世界的。德国实业家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就曾说过，德国人只关心他们所在的欧陆，而从来忽略欧陆外国家的存在。
仅仅耗费一代德国人的光景，德国便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工业和贸易大国。俾斯麦通过自上而下的革命完成了国家一统，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与80年前法国大革命的情形相似。一方面，除工业产量世界首屈一指外，福利国家和民主制度也得以建成；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亚文化和野心勃勃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则造成德国前途未卜，只能任由百姓的情绪与折腾所拖行。在世纪之交，在世界许多地方，科学的语言都是德语。大多数诺贝尔奖授予了德国学者，其中许多人是犹太人。除不如美国，德国大公司和银行要比大多数竞争对手更有组织效率。德国大学因此成为从土耳其到北美诸多高等教育机构效仿的典范。如果法国印象派能在19世纪主导世界，那么世纪之交的德国艺术运动也可以获得相同的地位。在德国文学史上，格哈特·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托马斯·曼（Thomas Mann）和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都是诺贝尔奖得主，他们的戏剧非常直观地表达了工业社会的矛盾。1914年8月，《泰晤士报》刊登了一封标题为《学者们抗议战争》的信，直接吐露了一种社会普遍持有的观点：“我们一向把德国看作一个主要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引领世界的国家，而且我们现在和以后都要向德国学者学习。”
然而，诚如常言所道，也许德国皇帝的权力过于集中，而且过于闭塞，没能使德意志演变成一个拥有更多政治自由的开放社会。抛开荒唐的借口，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是欧洲列强权力手腕玩过头的恶果，而德国不过起了头罢了。这场战争不仅仅成为葬送数百万年轻人与他们梦想的坟墓，也敲响了培养欧洲19世纪天才们的自由主义政体的丧钟。呜呼哀哉，天才沦为互相残杀的野人。战争带来的全部暴力，固然送来了德国妇女解放和民主转型的机会，但也为日后埋下了极权独裁的种子。

大事编年
1848—1849年 　社会和政治革命席卷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迫于左派激进分子以及保守势力的压力，德意志国民议会在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召开。在议会通过了“小德意志”（排除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统一提案后，普鲁士国王便拒绝国民议会赋予的皇冠。法兰克福草拟的自由民主宪法在其后的岁月从未得到贯彻。
1852年 　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III）政变后成为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
1854—1856年 　克里米亚战争爆发。英国、法国和撒丁王国结成同盟，为保护奥斯曼帝国而在克里米亚半岛与沙俄开战。普鲁士名为中立，实则亲俄。法国主和。沙俄战败后放弃在奥斯曼帝国的既得利益。
1859年 　得到法国拿破仑三世支持后，撒丁王国向奥地利宣战。普鲁士、俄国与英国保持中立。普鲁士集结所有军队向奥地利施压。
1861—1865年 　美国南北内战爆发。法国向墨西哥派遣军队。
1862年 　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Wilhelm I）委任奥托·冯·俾斯麦为普鲁士首相。
1864年 　2月—8月　普鲁士和奥地利假借解决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个德语地区的民族自决问题，联手战胜丹麦。但是，普奥共管两地的和睦不久转向交恶，承诺的全民公决也并未得到执行。普鲁士旋即在1866年吞并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1866年 　4月　俾斯麦与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为对奥作战作准备。6月—8月　普奥战争，又名“德意志战争”，在普鲁士、奥地利和德意志邦联多数中小邦国间爆发。意大利站在普鲁士一边，迅速占领伦巴第—威尼西亚。在克尼格雷茨战役后，普奥双方在尼科尔斯堡停战并签订预备和约。双方正式签订《布拉格和约》后，普鲁士吞并曾经支持奥地利的黑森侯国、拿骚大公国、法兰克福自由市和汉诺威王国。
1867年 　在普鲁士的强力主导下，北德意志邦联成立。其宪法保留了民主选举权和自由派议会，然而军国大权仍牢牢地掌握在具有决定权的“邦联参议院”手中，而它实际上受普鲁士国王控制。俾斯麦成为邦联首相、外交大臣兼普鲁士首相。
1867—1868年 　德意志关税同盟囊括北德和南德诸邦，并建立了关税议会，颁布了“工商自由条例”（贸易原则），继而实现内部市场自由统一。普鲁士继续通过武力将美因河南德四邦强行吞并，导致南德诸邦开始普遍反感普鲁士的强权政治。
1870—1871年 　西班牙议会酝酿将西班牙王位授予利奥波德亲王（Prince Leopold），他与普鲁士王室有远亲关系，信奉天主教，教区属于南德霍亨索伦家族一脉。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拒绝了这一好意，但是俾斯麦抓住这个机会故意激怒法国舆论界，引诱法国挑起反对普鲁士的战争，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以此为借口向普鲁士宣战——也可以说是向整个德意志地区宣战。但是，法兰西第二帝国挑起的战争以法军失败投降而告终，战争直接促使巴黎公社建立。
1871年 　1月　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5月　按照法德两国签署的《法兰克福和约》，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并支付赔款50亿法郎。
1871—1872年 　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和德累斯顿银行（Dresdner Bank）成立。德国人口达到4100万（1913年人口则达到6800万）。
1873年 　俾斯麦发起“三皇同盟”，制止俄国和奥地利之间的战争。“文化斗争”——国家主导的反天主教会运动开始。
1874年 　音乐大师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定居于拜罗伊特的“幻想和平之屋”。
1876年 　尼古拉斯·奥托（Nikolaus Otto）发明内燃机。
1876—1877年 　巴尔干战事又起，塞尔维亚和俄国打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俄土两国签订《圣斯特凡诺条约》。
1878年 　6月　俾斯麦召集“柏林会议”，调解英国与俄国之间因争夺东地中海而产生的矛盾。德国让奥匈帝国获利的行为引起俄国不满。
9月　德国第一家足球俱乐部在汉诺威成立。
10月　德国颁布《反社会党人法》，全面禁止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只保留其在国会的席位。社会民主党竭力证明自己与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不同。
1879年 　德国与奥匈帝国结成双边同盟，以防俄国进攻并维护在巴尔干的既得利益。英俄争夺阿富汗，双方因在亚洲争夺势力范围导致矛盾日趋白热化。
德国农业面临来自美国和俄国的竞争。德国因此放弃传统的自由贸易政策，转向贸易保护主义。
西门子公司发明世界上第一台电力机车。
1881年 　俾斯麦秘密促成新的“三皇同盟”，该同盟维持了三年。柏林架设世界上第一条电话线路。
1882年 　以英法为首，欧洲列强掀起新一轮的殖民扩张。随后几年，德国在东非和西南非攫取大量殖民地。
4月　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分离出结核杆菌。
1884—1885年 　列强瓜分非洲会议在柏林召开。为避免在殖民问题上的冲突，会议划分了殖民地界限以明确欧洲列强的势力范围。
1886年 　戈特利布·戴姆勒（Gottlieb Daimler）和卡尔·本茨（Karl Benz）申请了世界上第一辆四轮轿车的专利。
1887年 　埃米尔·柏林纳（Emil Berliner）发明留声机。海因里希·赫兹（Heinrich Hertz）发现电磁波。
1887—1890年 　德国与俄国秘密缔结《再保险条约》，承诺如德国或俄国遭遇战争，另一方应保持中立。
1888年 　赫兹发现了通信无线电，为收音机和电视的发明奠定了理论基础。威廉一世皇帝逝世，享年88岁；新皇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III）继位100天便因癌症去世；威廉二世（Wilhelm II）继位，时年28岁。
1889年 　鲁尔区和上西里西亚的煤矿区多次爆发大规模罢工。英国开始推进海军舰队现代化。
4月　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在奥地利布劳瑙的一个海关职员家庭中出生。
1890年 　3月　俾斯麦在执掌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大权28年后辞职。埃米尔·冯·贝林（Emil von Behring）研发出抗白喉与破伤风血清。
1890—1894年 　俾斯麦辞职后，海军大臣列奥·冯·卡普里维伯爵被选为继承者。他与把持帝国议会的中左派人士共事，不顾右翼民族主义组织“泛德意志同盟”的强烈反对，坚持德国从东非桑给巴尔岛撤军以换回英国霸占的北海黑尔戈兰岛。为帮助德国工业品出口，他与俄国达成贸易协定，极大地降低了关税。
1891年 　法俄两国结成军事联盟。
德国剧作家格哈特·霍普特曼（19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织工》问世。
1894年 　德皇威廉二世批准海军参谋长提尔皮茨（Tirpitz）的扩军计划，着手打造一支绝对领先的海军舰队。
卡普里维首相被免职，霍恩洛厄（Hohenlohe）亲王继任首相。
1895年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与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f Breuer）合作出版了《歇斯底里症研究》一书，该书成为世界第一部精神分析学专著。
1896年 　“德国滑翔机之王”奥托·利林塔尔（Otto Lilienthal）驾驶自己发明的滑翔机发生事故身亡。
1897年 　外交大臣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提出德国有权要求“阳光下”的殖民地；德皇威廉二世前往伊斯坦布尔、巴尔贝克（黎巴嫩）和耶路撒冷等近东地区进行访问。
德国与奥斯曼帝国筹划“巴格达铁路”，期望加速奥斯曼帝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并扩大德国在近东的影响力。
8月　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在瑞士巴塞尔（Basel）召开。
1898—1901年 　英国在南非发动“布尔战争”，导致德国弥漫反英情绪。
1900年 　首部制度化的《民法典》在德国颁布。
第一架齐柏林飞艇升空。
1901年 　瑞典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设立诺贝尔奖。首届诺贝尔奖的五个奖项中，德国人赢得了其中的两个：康拉德·伦琴（Conrad R?ntgen）获得物理学奖，埃米尔·冯·贝林获得医学奖。
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首次发表（并于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902年 　罗伯特·博世（Robert Bosch）发明火花塞。
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904年 　英法两国签署《友好协约》，力图遏制德国的膨胀和影响力。
1904—1905年 　日俄战争爆发，日本拉开东亚扩张的序幕。
1905年 　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作曲的歌剧《莎乐美》首次公演，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发表《相对论》。德国总参谋部制定的“施里芬计划”完成，该计划压缩了德国的战略回旋余地。因为该计划要求德军须将大军部署于西线，快速地逼迫法国投降，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俄国至少需要六周的时间才能将军队部署至东线。
1906年 　7月　德皇威廉二世提议与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芬兰比约克岛会晤，德俄结盟的提议失败，德国未能瓦解法俄同盟。
1908—1909年 　英德两国被迫通过加税来加快各自的无畏级战列舰建造计划。英国财政大臣劳合·乔治（Lloyd George）的“刽子手”式财政预算案并未达到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还引起了英国的立法危机。德国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也未能通过税收议案提高财政收入，不过香槟特种税保留了下来。
1908年 　10月　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俄国遭受战败之耻。德国首相比洛表示要对奥地利保持不渝的“尼伯龙根忠诚”（Nibelungentreue）。
1909年 　弗里茨·霍夫曼（Fritz Hofmann）发明人工合成橡胶。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被任命为帝国新首相。
1912年 　英国陆军大臣理查德·霍尔丹（Richard Haldane）勋爵出访柏林，试图劝说德国控制海军军备。英德海军协定流产，不过双方仍力图合作解决巴尔干危机，并在葡萄牙不在场的情况下计划共同瓜分葡萄牙殖民地。
4月　号称“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沉没。慕尼黑美术社团“青骑士社”成立，成员有弗朗茨·马尔克（Franz Marc）、保罗·克利（Paul Klee）、瓦斯利·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和奥古斯特·麦克（August Macke）。
1912—1913年 　巴尔干战争。相对弱小的巴尔干同盟各国向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开战。
1913年 　为应对法国、俄国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德国加紧征兵。法兰西银行和德意志帝国银行悄悄收购市面上的黄金。
1914年 　6月　奥匈帝国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视察时被塞尔维亚青年刺杀身亡。
7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8月—9月　欧洲各国参战；德国军队穿越中立国比利时直逼巴黎。德国西线战略失败，德军却在东线成功阻挡并击溃俄军进攻。战争双方转入阵地战。
新闻审查制开始实施，工人罢工也被禁止。
1914—1915年 　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加入同盟国集团；日本和意大利加入协约国集团。
1915年 　4月　德军在战斗中首次使用毒气。
5月　英国邮船“卢西塔尼亚号”（Lusitania）被德军潜艇击沉，船上载有的美国公民遇难，该事件加速了美国向德国的宣战。
1916年 　2月—9月　凡尔登战役。德法双方伤亡近70万人。
12月　德国通过“国家紧急动员令”，可对全民进行军事动员。而且，在紧急情况下工会须同企业主和政府保持通力合作。
同盟国提出议和，遭协约国拒绝。
德国扶植的“波兰王国”成立。
1916—1918年 　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和埃里希·冯·鲁登道夫（Erich von Ludendorff）领导的第三届最高统帅部实际主持德国大局。
1917年 　2月　德国海军部宣布开展“无限制潜艇战”，使得美国的参战无法避免。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沙皇专制被推翻，温和派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ksandr Kerensky）出任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总理。
3月　俄国主帅勃鲁西洛夫（Brusilov）发动的大规模进攻失败：俄军计划在东线两翼包抄立陶宛维尔纳那拉奇，以遏制德军在西线凡尔登的作战。但是，该进攻计划因春天泥土解冻、道路泥泞而被迫终止。
4月　威廉二世在复活节许诺进行民主制改革。
7月　德意志帝国议会中形成中左多数派，这是1919年魏玛联合政府的雏形，各派达成“和平但不割地也不赔款”的共识。
11月　在德国最高统帅部的资金支持下，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分子经由德国返回俄国的彼得堡发动革命。俄军前线失利，国内爆发内战。列宁许诺要通过世界革命使俄国人民拥有和平。
1918年 　1月　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参众两院发表“十四点原则”的演讲。该建议包括建立解决民族自决的机构——国际联盟、贸易自由和门户开放等。
3月　德国通过《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与俄国达成了同盟国在东线停战的和平协议。列宁大胆接受了这项条件苛刻的和约，因为他们预测即将爆发的德国革命能让自己挽回条约的损失。
6月—7月　德军在西线发动最后一次主动进攻，仍以失败收场。
8月　英军坦克冲破盘踞法国北部重镇亚眠的德军防线。
9月　德国最高统帅部宣布成立新议会制政府，以便向协约国议和。
10月—11月　首相巴登亲王（Prince Baden）执掌中左派联合政府，对现行政体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并向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基于“十四点原则”的停战请求。一些德国海军舰队接到与协约国在北海进行最后一战的命令后，水兵哗变。德军在西线全面溃败，革命在德国国内已成燎原之势。德皇威廉二世逃往荷兰，德国皇室宣布下野，德国内战爆发。共产党人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和社会民主党人菲利普·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相继宣告德国成立共和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接替巴登亲王掌权。
11月　双方在法国东北部贡比涅森林签订停战协定。
1918—1919年 　德国工业界与商业界联合会共同成立“中央工作联盟”，用以平息革命、进行社会改革。
1919年 　1月　德国各地举行大选，中左派获得压倒性多数。国民议会在小城魏玛召开。
6月　26个国家出席在巴黎举行的和会。德国在凡尔赛、匈牙利在特里亚农、奥地利在圣日耳曼、土耳其在色佛尔（1920）分别同协约国签署和约。苏俄未获准出席。英国代表团成员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警告和约会埋下“下次大战的种子”。
4月　《国际联盟盟约》在巴黎和会上通过。
8月　德国各政党在小城魏玛达成妥协：《德意志国家宪法》通过，魏玛共和国诞生。

地图
1864—1871年的德国版图
1871—1921年的德国版图
一战时的德国

1864—1871年的德国版图

Map by Andras Bereznay本地图由安德拉丝·拜内兹娜伊制作

1871—1921年的德国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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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时的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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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曲 帝国的诞生
宽敞的凡尔赛宫已经有50多年没有见证如此壮观的人群聚首。为首的是一群身着礼服、神情肃穆的老者，其余的是那些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军官们——他们身穿制服，身披配饰，左手握剑柄，右手托羽毛头盔。这些人是德国统治贵族中的精英，其余的人则是一些来自北德三大自由市的议员与少数帝国议会议员。他们聚集于此，就为见证欧洲新帝国在1871年1月18日的诞生。
当然，人群中深谙罗马历史的人不可能不忆起这一残酷的口号——“军队制造帝王”（Exercius facit imperatorem ）。凡尔赛宫已沦为空前团结而大败拿破仑三世的德意志同盟的兵营。此刻他们所在的凡尔赛宫镜厅，几周前还是塞满普鲁士伤兵的战地医院，而且，针对拿破仑第二帝国接替政权——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战争可能会继续，但是和平也在酝酿之中。战争对法国必定是苦涩的，他们向一向沦为自己外交棋子和战场的德意志割让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同时还支付了50亿法郎的赔款。不过，战争对德国也会是苦涩的：俾斯麦很快会发现“没有法国不行”——完整的欧洲体系不可能与复仇心切的法国为伴，也不可能缺少法国而存在。
1870年7月，拿破仑三世凭借自感良好的判断，为阻止已在德意志诸邦内做大的普鲁士进一步成为欧洲威胁，裹挟复仇心切的法国加入了战争。“为萨多瓦之战报仇”是法国媒体荒诞的动员口号。萨多瓦之战，或称克尼格雷茨战役，是1866年普鲁士战胜奥地利的决定性之役。法国并未参与战争，反而1859年在意大利还击败过奥地利。然而，巴黎的国会和新闻界却一向把自弗朗索瓦一世以来所据有的欧洲霸权视为法国与生俱来的权利。除非自己阻止德国夺走这一世代延续的霸权，否则拿破仑三世帝位难保。然而，被围困在色当仅仅几周后，拿破仑三世便率领大军投降，终究失去了帝位。
在距德国如此遥远的地方宣布一位德意志帝国皇帝的诞生，这个念头似乎太荒唐。而擅自动用代表法国荣耀的建筑，则似乎有给法国伤口撒盐之意。但是，假如在柏林举行这一切，就不能彰显德意志同盟各邦国的平等地位，反而有突出普鲁士军国的老大地位之嫌；同时，这也会提醒广大日耳曼人，普鲁士王国不久前不过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七大选帝侯”之一而已。法兰克福则太容易让人联想到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因为彼时的皇帝加冕礼常常在这儿的哥特大教堂举行。同时，法兰克福也太容易让人回忆起1848年革命期间一系列难堪的事件。在那个“骚乱之年”，德意志各邦国的王权在民权冲击下都已岌岌可危。当革命在柏林、巴登、奥地利、萨克森和普法尔茨爆发时，彼时还是普鲁士王储的新皇帝不得不借外交由头暂避英国。而且，法兰克福，这个曾经的“神圣罗马帝国金库”，因为在1866年普奥短暂军事冲突中站在了奥地利一边，作为惩罚，早在四年前便被褫夺了自由市的特权。没有人会忘记，南德意志富人兄弟们曾经讥讽过这个多沙的城市勃兰登堡——普鲁士的政治中心，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吸墨粉盒”。在他们眼里，普鲁士不过是一件吸附信纸上多余墨水的吸墨沙罢了。与其忍受在国内举办仪式的尴尬，不如选择在法国凡尔赛宫操办。历史上也确有1月18日这么一天，选帝侯腓特烈三世无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自我加冕为“普鲁士的国王”腓特烈一世，而德意志帝国成立这天是其加冕的170周年。
奥托·冯·俾斯麦——普鲁士首相、现任德意志帝国宰相从不留下任何疏漏，无论是政治举措还是这场仪式的主持过程。把普鲁士国王威廉正式加冕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当然，德意志作为旧神圣罗马帝国的日子已尽，除了残留在钱币、旗帜、邮筒等物件上的皇冠纹样外，法统上是无法赋予新德意志帝国皇冠的；也没有谁能够或愿意把一顶皇冠加在国王头上。有必要请主教来授礼吗？威廉自己就是他的土地上所有新教徒的“大主教”！1804年拿破仑·波拿巴自行加冕的先例实在过于招摇，反而使威廉忌惮自行加冕。此外，威廉国王还讨厌俾斯麦强加给他的所有事情。威廉从小受到的灌输是要以深深的敬意侍奉自己的哈布斯堡皇帝堂兄，要轻蔑地看待暴发户般的两任拿破仑皇帝。因此，亲眼见到为自己准备的皇帝头衔，他便萌生深深的抗拒。而且，他常把自己的皇帝头衔自嘲为“荣誉少校”（Charaktermajor ），意在自比为那些退休时被授予该军衔的上尉军官，不恋虚名。当俾斯麦在18日清晨迎接他时，老国王觉得更像是魔鬼墨菲斯托欢迎浮士德一样，带着悲伤的口吻低语道：“今天我们把普鲁士抬进她的坟墓。”俾斯麦是明白人，随着他刚刚强力把民主注入政体，并与有产阶级联盟和无产阶级妥协后，封建君主制普鲁士便已名存实亡。陛下难道会忘记1848年革命发生的一切，抑或忘记仅仅几年前自己陷于与议会艰苦斗争的一幕幕吗？他现在不得不驾驭现代民族主义这匹难驯的野马，这当然不是俾斯麦想要的。
受俾斯麦指示，巴登大公挺身而出，高呼“威廉皇帝万岁”。尽管非常危险，人群仍纷纷拔剑高呼，新帝应运而生。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因为缺席而格外显眼，因为他拥有的权力和等级仅次于新皇帝。路德维希二世因精神错乱和同性恋而声名狼藉，这意味着俾斯麦不必请这个麻烦主来凡尔赛宫。但是，路德维希二世无论如何也得执行俾斯麦交代给他的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致信普鲁士国王，提议其即帝位，而信当然由俾斯麦起草。俾斯麦知道路德维希二世有个奢侈的嗜好——修建宫殿。今天的游客可能会由衷感谢他，因为他们现在能够欣赏赫尔伦基姆泽宫、新天鹅堡和林德霍夫宫等宏伟殿宇，而彼时的巴伐利亚王国的议会和财政部却不敢苟同。俾斯麦对路德维希许诺的酬劳是500万塔勒（thaler），若急用可付与他现金。这笔钱原本属于被普鲁士吞并的汉诺威王国已废黜国王的国库，这位国王和巴伐利亚国王一样，在1866年普奥战争中很不明智地站在奥地利一边。俾斯麦对路德维希二世大方行贿，意味着宫殿可以继续耸立在巴伐利亚的山水间，路德维希二世也可以继续为他所欣赏的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的昂贵创作买单。直到为这项花费买单的德意志帝国在“一战”后覆灭，这项交易才为世人所知。
德意志“国家”，抑或帝国，在普鲁士王国的奋斗之下，得以出现在欧洲版图上，与1000年前那个前现代的、前民族国家的神圣罗马帝国相比，有质的飞跃。原来的古老帝国更像是一个选举统治者的共和国，而在它延续的500年中，所选的统治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出自哈布斯堡家族。英语、法语里对“帝国”一词的释义，在经历纳粹第三帝国的惨痛崛起与无情覆亡后，一直被误解为侵略扩张。中世纪时期的帝国只是一个宗教与世俗权力相结合的共同体：国王、主教、汉堡和法兰克福等自由市，以及其他自治领共同组成这个所谓帝国。帝国存在的合法性源自它坚持自己是罗马帝国的延续。它不是德意志帝国这个现代王朝国家、19世纪单一民族国家的前身。路德教会在翻译天主经时，曾两次提到“帝国”一词，皆译为“上帝的王国”。这个名词释义的博大性正符合它组织的松散性、诞生和瓦解时基础的不稳性。更糟的是，在拿破仑和他带来的革命席卷欧洲后，神圣罗马帝国便不复存在，皇帝一词便不再与虚弱的、象征性的哈布斯堡王朝相关，而开始与武力篡夺革命果实的普鲁士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复活“帝国”这个有历史争议的名词无疑会是一场赌博，会将新德国置于两种传统的冲突之中，进而拖入危险境地。
皇帝头衔与帝国名号的荣耀导致德国人更加狂热。而1871年后回归保守主义起点的俾斯麦则对此表现冷静，因为他只愿意让自己一个人左右大局。他曾挑起并赢得1866年对奥战争——这是未来的德意志帝国的首场胜利——目的在于将德意志的版图缩小到合适的大小。1870年对法战争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未来的德意志帝国，而一旦所有战事结束，俾斯麦接下来的所有政策都以巩固德意志稳定这一宏大目标为立足点。俾斯麦所构想并规划的欧洲版图里的德意志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包裹德意志民族国家外衣的大普鲁士，绝非一个扩张型的帝国。但是，随着工业革命激发的活力、中间等级和无产阶级的兴起，德国已不能如俾斯麦所期望的那样，在世界向帝国主义阶段演变的浪潮中依然保持社会安宁与和谐；德意志帝国无可挽回地变成了一个走向侵略扩张的国家。德皇在曾经属于“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镜厅里荣登宝座，为随后成为世界大变局中一部分的革命洪流暂时性地画上了休止符。因为，在这个世界大变局里，德国将要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后俾斯麦时代的德国主政者缺乏谋略，未能搞清这个事实：德意志若要生存下去，只能成为欧洲大陆平衡的捍卫者，而绝不能挑战欧洲大陆的平衡。

第一章 德意志的祸与福
传统观点认为，那些分布在北海到阿尔卑斯山脉之间的多个日耳曼部落不仅共享同一个家园，而且使用着同样的语言、通行着同样的礼法。然而，这片构成那个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土地，从中世纪到法国大革命再到拿破仑时代，从来就没得到过清楚的定义。到了1648年，象征三十年战争结束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这些日耳曼部落的触角延伸至瑞士和荷兰。在建立民族国家前，许多异族统治者，例如统治波罗的海沿岸的瑞典国王、据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两个领地的丹麦国王，都曾占有德意志土地，并在此行使大权，统治这里讲德语的人民。早在现代欧洲出现众多民族国家前，英国、法国、西班牙和瑞典这些现代民族国家早已由一个强大的王朝，例如都铎王朝、波旁王朝，一统为民族国家，而处于欧洲中部的广大德语地区并未来得及演化成一个民族国家。
与其说神圣罗马帝国是个“国家”，倒不如说它是一个由地方诸侯组成的松散联邦：一些王国、教会领地、自由市和众多只听命于遥远的维也纳皇帝的小诸侯。这更像一个各自为政的集合，远非一个中央集权的集团。其中各王国、自由市、主教辖区和骑士领地的权力相加往往超越皇帝的权力。
17世纪的德意志法学家塞缪尔·冯·普芬道夫（Sa-muel von Pufendorf）将这个帝国比喻为一个怪物：它不符合传统政治学上的任意一条定义，既非罗马，亦不神圣，何谈帝国。但是，帝国的传统却是维系宗教与文化的黏合剂，帝国这种分崩离析的形制也符合德意志一众诸侯和异国统治者的利益。为了对抗在维也纳的皇帝，法国国王与红衣主教黎塞留（Richelieu）舍得割让富裕省份来与他国结盟。德意志各诸侯不会如此，因为他们更在意自己的特权。这个古老帝国在和平时期无力发起有效进攻，却能在遭受侵略时众志成城地进行坚强防守。它能维系内部“忠诚”这一传统契约，能发行钱币，也能在欧洲权力争斗的夹缝中建设一个权力均衡的体系。
对多数德意志人来说，他们记忆的历史就是一幕幕灾祸，因为德意志这片土地常常充当和平时的棋子、战争时的战场。追溯历史，荷兰人经历过“黄金年代”，法国人经历过“大世纪”，而德国人从未经历过那样辉煌的时代。“三十年战争”无法言表的惨象一直都是德意志人难以抚慰的伤痛，这在文化和生活中多有体现；诸如“瑞典饮料”这样的名词——常常指代战争期间一种逼人招供的酷刑。当和平终于在1648年降临时，德意志土地上三分之二的人口已经丧生——他们或死于饥饿，或死于瘟疫，或沦为亦兵亦匪者的劫掠对象。整个德意志陷入一片荒芜：村庄焚为废墟，城市的财富被劫掠一空，市民的尊严沦丧殆尽，需要几代人才能挽回。被恐惧笼罩的德意志弥漫着极度的忧伤。从这场浩劫中，霍布斯（Hobbes）提出了威权国家的概念，来自吕贝克的迪特里希·布克斯特胡德（Dietrich Buxtehude）、来自汉堡的格奥尔格·菲利普·泰勒曼（George Philip Telemann）和来自莱比锡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的音乐作品发出灵魂的绝唱。1700年后的西班牙王位之争又给德意志带来更多创伤，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海德堡城堡被撤退的法军炸毁。到18世纪中叶，德意志又被卷入战争。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相互为争夺印度、加勒比和加拿大等殖民地而挑起海陆战争，1740—1748年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56—1763年间的七年战争，给德意志人留下的都是惨痛记忆：燃烧的屋舍、一钱不值的铜板、饥饿、倒闭与失业，青壮年被充军而横尸于莱茵河与奥德河畔的战场。
德意志俗语有云，岁月坟头的荒草能将一切往事掩埋。然而，历史的伤痕未及愈合，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又接踵而至，带给德意志更多痛楚。自1793年以来，法国人的铁蹄踏遍西欧，德意志版图被重新划分。1804年，当维也纳的神圣罗马皇帝弗朗茨二世（Franz II）撤下皇冠时，神圣罗马帝国便不复存在，而这顶帝号的头饰经过百年也退化为一块简单的贵金属，不再具有权力的魔力。就在同年，法国的“第一执政”——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自我加冕为“法兰西帝国皇帝”。他的“法兰西帝国”不仅包括众多德意志人、意大利人、荷兰人，还包括那些顺从且感激拿破仑的莱茵联邦盟友——他们大部分是德意志的诸侯。
1806年，奉行中立的普鲁士听从错误的建议，结束短暂中立，凭借残存的一点勇气再向拿破仑开战，仍惨败于耶拿。不过，战败的普鲁士虽然只剩半壁江山，却能在德意志理想主义的鼓舞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赢得新的力量。改革派官僚如冯·施泰因（von Stein）男爵、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探险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之兄］、哈登贝格（Hardenberg）公爵都坚称，这个国家在物质方面失去的一切，必须从知识和道德方面赢回来。与此同时，一些开明将领，比如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和格奈泽瑙（Gneisenau）所领导的军队改革派，详细研究了法国的军事成就，着重参考拉扎尔·卡诺（Lazare Carnot）改革法军的基本原则，创建了一支以爱国主义、军功制和义务兵役制为基础的近代普鲁士军队。犹太人获得解放，其民族融合也开始缓慢、痛苦地开展。
按照启蒙主义理念——人人皆有权追求未曾拥有过的幸福，延续几个世纪的城市行会垄断被破除。封建农奴制被废止，农民不再被束缚在土地上，而是成为能够拥有土地的自由农。容克贵族地主仍然试图维持他们的体面，但是他们在经济上已经被那些平民出身的城市企业家超越——只有他们才更懂得如何在人口急速膨胀的年代里获取财富。
德国流亡记者、著名战后史学家塞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指出，德意志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吸取了两大重要教训：“历史永远不要在我们身上重演”，“我们有能力做得更好！”在拿破仑的铁蹄之下，整个欧洲出现了近代民族主义的萌芽，这种民族主义适时地充当了重新构建社会、给予普罗大众发言权的角色。此刻，民主与近代民族国家同时诞生，首先在北美，其次在法国和德国。
在俾斯麦发起自上而下的改革前的百年间，德意志地区通行着两大政治组织准则：其中一个起源自历史传统，以诸侯自立、城市自由、公国自治为基础；另一个发端于启蒙运动，以追求平等及随之而来的对更美好生活、更富裕未来、更充分自我发展的伟大理想为基础。
后一个准则无疑对孤独的、年轻的、渴望改变的德意志人更具有吸引力——即使不能改变世界，他们也肯定要改变德意志。法国大革命和为反抗拿破仑压迫而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都推动了革命理想主义的兴起。
拿破仑军队被一举击溃后，维也纳会议划定了欧洲中部版图的基本格局：名义上保留了普鲁士，却切断其与西部省份的交通；确定法国为欧洲五强之一，以塑造新的均势体系；缔结了俄普奥三国的“神圣同盟”，以防范欧洲中部出现领土和政治变动。这个随后被称为“梅特涅体系”的欧洲格局，以奥地利帝国强权首相、贵族梅特涅（Metternich）命名，以图缔造一个维持君主专制现状的堡垒。
“德意志兰，德意志兰，高于一切！”一些政治诗歌长期被德意志人和非德意志人所“误读”，就像这首出自热血青年霍夫曼·冯·法勒斯雷本（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之手的革命诗，他的本意是谴责“梅特涅体系”的压迫。年轻的霍夫曼意在表达纯粹的德意志理想主义：德意志成为一个开放、公正的社会，四处弥漫着雷司令葡萄酒的芳香，遍地是歌声和美丽的德意志妇女，因此理应在那个由38个自治政权松散组织在一起的德意志邦联中占领导地位——那是维也纳会议所设计的邦联制度，旨在割裂德意志疆域、维持欧洲大陆均势。这是一首积极向前的革命歌曲，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它却采用了奥地利作曲家约瑟夫·海顿（Joseph Haydn）致奥地利皇帝的颂歌的旋律，也与德国现在残存的专制政体格格不入。
随着军事上的失利，拿破仑在经济上针对英国建立的大陆封锁体系宣告瓦解，新兴的普鲁士工业不得不面临优势英国工业品的残酷竞争。在政治上，普鲁士政府努力维持旧政体，继续沿着“开明专制”的道路走下去；而在经济上，柏林当局却开启了市场经济的闸门，因为他们需要得到英国的友善、资本和技术。德意志人口急速增长的压力迫使政府倡导就业，否则普鲁士统治者也难逃如法国旧政体覆亡一样的命运。1828年，普鲁士与黑森公国达成了基于共同市场、低税率、针对外国尤其是英国工业的关税同盟。而六年之后，德意志关税同盟随之诞生，涵盖了除吕贝克、汉堡和不来梅等几个汉萨同盟城市外的整个北德意志地区。普鲁士的自由派官员几乎都是大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任教柯尼斯堡大学时的弟子——他们赢得了三重胜利：他们推动了普鲁士君主专制走上奉行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期待着政治自由主义在未来的实现；他们成功终结了奥地利对德意志地区的领导，并认为南德意志诸邦加入关税同盟只是时间问题；他们还在经济上促成德意志与英国结成联盟。
然而，这幅祥和景象很快就在19世纪40年代遭受残酷考验。那时欧洲普遍的农业歉收导致面包价格飞涨，同时破坏性的工业危机爆发。这便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口中的革命“关键时刻”，激励他与挚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共同于1848年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大规模失业、失控的利率和大量企业和银行的倒闭破产，导致骚乱此起彼伏。巴黎街头出现的公开暴动迫使国王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落荒而逃。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迅速通过电报传遍欧洲，鼓舞了1848年和1849年席卷德意志和奥地利帝国的革命。在革命狂飙的年份里，欧洲中部的各大君主专制国现在皆摇摇欲坠。
俾斯麦大展宏图的时刻到了，因为他在任何情况下都算得上是一个运筹帷幄的豪杰。他的散文可媲美德国文豪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和托马斯·曼；他在议会发表的演讲尽管嗓音高亢，却内涵丰富、寓意深刻；后世解密的外交电文反映出他具有对危局进行全面把握、对行动进行准确指导的能力。他既有抱负又时而迷茫，既精力充沛又时而沮丧。他尽可能降低自己在军中的影响，却发现担任文职高官生活的卑微与无趣。罢官回到家族破败的宅邸后，他曾推心置腹地对表弟说：“我要以自己的方式作曲，否则我宁愿罢演。”他继续说道，他的抱负让他“更愿意发号施令而非服从命令”。他提到爱国主义是如何造就那些伟大的政治家的，但是造就他的却是别的东西：“抱负、命令欲、渴望被尊重与敬佩。”
俾斯麦深知，要想从政之路轻松些，他必须成为恺撒或克伦威尔那样的强权人物。1847年，他顶替一名已故议员奔赴普鲁士联合邦议会开会。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为修建贯通柏林至东部各省的铁路贷款计划投票——这条铁路更多地着眼于战略考量，而不单纯出于商业利益。多数议员赞成修筑该条铁路，并支持贷款计划，但前提是政府需要兑现长期悬而未决的颁布民主宪法的许诺。在这场议会之争里，俾斯麦崭露头角，证明自己是旧政体的虔诚拥趸。“我是一名容克贵族”，这位拥有土地的地主曾多次如是说，并且想要保住上帝赋予的这一贵族等级。法国大革命使他的容克贵族等级光环不再，所以他坚决抵制革命。一年后柏林街头涌现人民起义，士兵向人民举起屠刀，当对此动了恻隐之心的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下令撤军时，俾斯麦便试图说服军队将领们发动政变推翻国王。然而，无人支持这位年轻的激进分子。因此，这段经历促使他之后成为保守党和报纸的共同创办人，这些都表明他已经深谙大众政治的规则。此外，他还获得狡诈的骂名：“他从来只在武力用尽时登场”，国王威廉四世如此评价这个不守规矩的臣子。
1848年对俾斯麦来说是个分界点，这一年他了解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革命结束之时，属于他的时代也即将来临。普鲁士政府开始对推进德意志民族统一进程犹豫不决，在经历短暂的革命月后，终于决心要联合诸邦成立北德意志邦联。然而，此刻俄奥军队已集结完毕、整装待发，柏林政府认为应保持克制，不致事态扩大。议会却已炸开锅：自由派急欲扩大战争，而保守派却主张议和，维持与奥地利的关系。
俾斯麦的竭尽所能挽救了他的君王政府，他对“民族主义幌子”嗤之以鼻，坚持普鲁士这样的大国，除非攸关自身利益，否则不可贸然为其他问题开战。他的一番言论深得人心，没过多久，他便被任命为普鲁士驻法兰克福邦联议会的最高代表，而该议会仍在奥地利的领导之下。正是在这里的任职经历使这位普鲁士的顽固派转变为拥护“现实政治”（Realpolitik ）的人士——这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指导思想。俾斯麦深晓两大重要现实：奥地利已处于风烛残年，现在该轮到普鲁士积极引领现世这波汹涌的民族主义狂热了，否则这股狂热将被1848年革命的发动者——自由派和社会民主派所利用，他们虽然暂时被镇压下去，却并未消失。
农业大丰收、政府将金银储备注入国家银行、国库充盈、政治波动与外国干涉——俄国派军队进入匈牙利，英国海军则在波罗的海地区炫耀军事实力——这一切都让人们淡忘了之前革命的喧嚣。德意志旧封建统治者虽然躲过了革命的灾难，但也元气大伤。他们从革命中吸取了教训。他们在制宪问题上做出让步，以图拉拢资产阶级。不过，首要的补救措施就是大力发展经济——政府强势推进德意志地区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进程，允许私人银行家参照法国不动产信贷银行的模式建立股份制联合银行，而这一改革成为德国公司持续腾飞的核心推动力。大量隐性资金进入市场；众多希望在德意志经济腾飞中大捞一笔的投资者——包括英国投资者现在突然发达。整个北美和澳大利亚淘金潮也刺激了消费需求。因此，北德意志的经济在19世纪60年代的年增长率一直处于8%—10%之间。
俾斯麦以贪婪的眼神注视拿破仑三世从冒险家到1848年问鼎总统再到1852年荣任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的发迹过程，从中学到不少权谋之术。保守主义者若能用“糖面包加鞭子”的手腕换来百姓的驯服，那么就可以充当左右未来政治的力量，也可以赢得百姓的支持。这是一剂普鲁士封建君主制未敢尝试的药方，不过，等到1862年国王威廉一世与自由派激进分子占据的议会就军事改革和宪法权利起冲突的时候，引入保守主义的时机便成熟了。此时国王已经打算将王位让给迎娶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大女儿、思想倾向英国自由主义的王太子。军队将领们不停地发出一封封电报，急于召回被贬职出任普鲁士驻法大使的俾斯麦。俾斯麦收到后却佯装不知。相反，他忙着劝说夫人乔安娜不要来使馆，说这座建在里尔街俯瞰塞纳河的楼房对她来说太寒酸了，他没做好她来的准备。实情却是，他当时正与俄国驻比利时大使夫人——凯瑟琳·奥尔洛夫（Katharina Orloff）发展婚外恋。不过，爱情最终不敌抱负，俾斯麦还是去了波茨坦“无忧宫”，向国王陈述了自己的几点想法。他保证既不会发动政变，也不会勾结奥地利人，更不会向议会让步。俾斯麦临危受命担任首相后，并没有彻底执行自己的许诺。他撇开议会，强行非法通过了预算，发动了对奥战争，解散了德意志邦联，甚至还伪造过一份同议会自由派达成谅解的文书。
在柏林威廉大街首相府度过几晚后，俾斯麦便向普鲁士议会预算委员会打响了自己宏伟战略的第一枪。“当前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或多数人的决议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所犯的大错误，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的。”自由派听完目瞪口呆，不过他们也希望民族统一，如有必要，是可以在军事上一决胜负的。俾斯麦明白，现在是他推行自己的战略的绝好机会，因为随后推行的一切，如果没有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将变得一无是处。
1864年，普鲁士针对丹麦的“六周战争”爆发，丹麦国王不理智地强行将归属他的两个德裔公国——位于北海、波罗的海和汉堡之间的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并入丹麦，这是对普奥联盟的军事挑衅。棘手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在德意志和丹麦境内激起强烈的民族主义狂热。通过1848年短促战争和16年后的1864年战争，这一问题得到解决。1864年时任英国首相的帕默斯顿勋爵（Viscount Palmerston）曾不屑一顾地讥讽道，只有三人能懂得什么是所谓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一位是已经逝世的女王丈夫，另一位是已经疯癫的德国学者，最后一位是已经忘记这件事的我。”
战胜丹麦军队算不上什么，仅仅是俾斯麦更宏大的外交和军事动作的开始。尽管事实上俾斯麦保证过要维护普奥和睦，但作为1866年普奥战争的胜利者，他显然并没有恪守承诺。在继续打压国内自由派的同时，他还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以选举形式召开“全德议会”的请愿运动。显然奥地利人不能接受这个会议，因为哈布斯堡帝国幅员辽阔，有多个民族，如果在这样一个地方进行直接选举，则意味着这个仅仅由皇帝、天主教会、贵族和讲德语的官僚所维持的虚弱的帝国体系将会步入崩溃。到1866年春，俾斯麦与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向奥地利施压，逼迫奥地利在三个月内作答。他还特别授意普鲁士银行家退出欧洲资本市场。战争接踵而至，奥地利随即与汉诺威王国、黑森侯国以及全部南德意志各邦外加法兰克福自由市结成联盟。回顾历史，这场战争形式上看起来更像是一场两强对决，而双方最终在克尼格雷茨进行了最后一次交战。当普王和他的将军们计划势如破竹般地强攻维也纳时，俾斯麦却制止了这种鲁莽。因为他料定未来需要和奥地利结盟，他并不希望毁掉一个能维系欧洲旧封建君主制的重要支柱来换一场意义不大的胜利。然而，他却坚持将黑森和汉诺威两个邦从欧洲地图上抹去，使其变成普鲁士的两个省。法兰克福和拿骚也遭受同等厄运。
尽管没有正式名分，德意志在1866年实际上已经具备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实体。普鲁士议会最终接受了俾斯麦的越权，俾斯麦则大度地恳请自由派原谅自己僭越宪法的冒失。德意志北部被统一在北德意志邦联旗下，拥有统一的宪法，接受普鲁士国王的领导。而德意志南部——巴伐利亚、巴登、黑森、符腾堡则通过德意志关税联盟团结在一起，用立法议会取代单纯的外交联合。军事上的联盟让南德意志军队与普鲁士军队得以旗鼓相当、平起平坐。正如俾斯麦所料，军事上的联盟进一步促进了普鲁士军队的壮大，而这支强大的军队随即在抵抗法国拿破仑三世的普法战争中起到关键作用。
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可以称得上速战速决，至少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拿破仑三世率领的法国军队被成功击败是这样的，虽然在第二阶段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当局组织过殊死防御，但其仍以失败告终。战争伊始，普军元帅冯·毛奇（von Moltke）设计的杰出作战战略——动用铁路调兵，使得法军被围困在色当长达几周，最终迫使法皇率部投降。与此同时，巴伐利亚与其他诸邦军队在阿尔萨斯和洛林一线并肩作战，唤起德意志人民空前高涨的爱国主义，俾斯麦这种只有通过战争或革命或二者并施才能实现德意志统一的设想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不过前提是，在普鲁士的领导下，更确切地说，在俾斯麦和他的柏林政府的领导下，德意志诸邦才能统一为一个国家。
总的来说，1848年爆发的政治和社会层面的革命以及工业革命冲击了欧洲陈旧的国家和社会秩序。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带来的冲击力仍然影响着德意志各邦，迫使他们一方面做出改革，而另一方面又面临新的威胁。俾斯麦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就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意在一举驱除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欧洲革命残存的魂魄。它虽然裹着旧制度的外衣，但仍然算得上是一场革命。俾斯麦的成功之处在于，他遏制了德意志出现的社会和政治变革萌芽。就其影响而言，俾斯麦的所作所为还改变了欧洲固有的格局。彼时的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就曾注意到这种改变，在1871年便忠告他的女王政府，要警惕他指出的“德意志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影响。

第二章 俾斯麦的时代
德意志在19世纪50年代蓬勃发展的工业革命使大多数德国人的收入不断增长，男人女人都获得比以往寿命更长和生活更幸福的机会。同时他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后代会比他们这一代过得更好。但是，对于生活在俾斯麦时代的德意志人而言，他们最渴望的就是曾经经历的恐怖岁月永远不再出现。尽管存在工业发展、资本主义转型带来的意外以及伴随而来的对社会的不满、对社会剧变与未来的担忧，但在俾斯麦时代，人们的自信和乐观情绪显然已经压倒了一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人常常会把俾斯麦与威廉二世治下的岁月比作“逝去的幸福年代”——他们痛心不已地追忆那个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年代。
1871年，在凡尔赛宫经历了冷色与彩色交织的1月后，人们对这个新生的德意志报以各种各样的政治期待。自由派对各方面出现的新气象怀着最高的热情，幻想着凭借帝国议会他们可以说服俾斯麦推行自由贸易、致力国家建设。他们还希望抑制两大教会的政治影响，并最低程度地与社会民主工党合作。不幸的是，自由派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自由派左翼大多是来自原符腾堡邦和普鲁士诸省的参加过1848年革命的人士，领导着对皇权的反抗。在威廉一世国王想要通过军事改革法案的时候，他们便施加压力，要求他先扩大议会的权力。自1862年俾斯麦任职以来，他们就一直是反俾斯麦势力的坚强后盾。在这些自由主义者眼中，1867年北德意志邦联议会迫使俾斯麦做出的宪法让步，为他们以后将要进行的更多回合的宪法斗争开了一个好头。
与之泾渭分明的右翼——民族主义自由派总的来说还是一个新生的派别。他们狂热地投票支持普鲁士1866年吞并汉诺威王国、黑森侯国、黑森—拿骚侯国和法兰克福自由市。他们因普鲁士打造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经济区的构想而欢欣鼓舞，而这一构想已经在德意志关税联盟中得到推行。而且，通过立法权和司法权的统一，德意志将共同使用一种货币、建立一个中央银行。对民族主义自由派领袖及其追随者来说，1848年革命历史这一页已经翻过去，最好不要重演。
另一方面，保守派自觉还远未取得属于他们的胜利，对俾斯麦竭力维系君主专制、向共和派大献殷勤、对奥地利穷兵黩武的种种行为充满忧虑，因为这些毫无疑问助长了现代民族主义的气焰，而且俾斯麦还蓄意挑起国人渴望建立世俗化国家的斗争，只为在教会与皇室间左右逢源。对他们来说，俾斯麦对1848年革命浪潮所带来的改变的回应不过是魔鬼墨菲斯托发出的微笑，因为这种同现代民族主义的合作与浮士德和魔鬼的合作没什么分别。也正是在70年代，易北河以东的广大普鲁士容克庄园开始遭受世界市场的无情践踏，这使得普鲁士的保守派与俾斯麦政府进行的讨价还价又蒙上了一层新的、广泛的经济因素。在抵御社会民主派、自由派、世界市场以及自由贸易的共同战斗中，若保守派和俾斯麦不能合作，那么任何一方是无法单独取胜的。
在俾斯麦领导下的德意志政坛，德意志中央党是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它是天主教政治化的一个行动委员会。天主教的中心梵蒂冈曾发出“世界已经堕落”的呼声，因为1866年天主教阵营的奥地利及其德意志盟邦被新教阵营的普鲁士打败后，普鲁士随即便与首相加富尔（Cavour）和国王维托利奥·伊曼纽二世（Vittorio Emmanuele）领导的意大利结盟——两国都是世俗国家里反对教皇干政的先锋。事实上，天主教势力从1848年起便颓势日显，大批神职人员，不论隶属新教还是天主教，都被或先或后地赶回教堂和大学，而失去对教育业和慈善业的掌控，逐渐沦为边缘人士。纵观德意志信奉天主教的地区，以莱茵兰、西里西亚和巴伐利亚为首，生存危机的呐喊促使他们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政党，用以建设一个能够抵御世俗主义冲击的堡垒。中央党由是被拥护者称呼为“中央塔”，亦即防守塔。该党的组织原则以天主教信仰为核心，因此它也成为德意志各政党中唯一一个能够集合社会各阶层的政党，其党员下至工人上至贵族，既有企业家又有教区主教。不过，中央党并未赢得受民族主义影响的自由派的支持，因为以天主教之名，普鲁士东部省份的波兰人、新晋帝国直辖领——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法国人都会加入中央党这一议会政党。中央党摧毁了阶级之间的藩篱，超越了单一的民族概念。不久它就被冠以“山外之人”的称号，这并不是在称赞他们。这个称号暗指其领导曾接收来自阿尔卑斯山另一侧的指令——亦即接受梵蒂冈天主教教廷的领导。事实上，自从1871年中央党在议会首次提议德意志帝国出兵意大利，保护教皇抵御意大利世俗国家的袭扰，俾斯麦便发现他对欧洲范围内天主教徒试图复辟的疑虑是准确的。在随后的几年里，天主教徒不断受到指责，与社会民主派一道被视为帝国的敌人。
“文化斗争”，即俾斯麦对天主教发起的攻击，并非针对天主教信仰，而是要反对教会的世俗权力以及教会人士对非宗教事务的插手。这场斗争最早出现在莱茵兰，因为那里的天主教会是反普鲁士新教统治的核心力量。但是，信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亚政府却从旁火上浇油，提出正式禁止教士参与政治活动、废止教会对各类民事活动如结婚与离婚的管辖权、废除各种与国计民生不符的教会制度。俾斯麦趁机立即大做文章，试图分化并控制天主教。
同时，俾斯麦还对柏林以东、扎根普鲁士乡村的陈旧保守分子不抱好感。因为信奉严苛戒律的东正教和虔诚派，他们既反对俾斯麦及其规划的“新强大帝国”，也反对他同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的苟合，不停地威胁要粉碎俾斯麦对威廉一世的操控。这场“文化斗争”主要以中央和地方政府立法的手段来推进，参考法国模式拆散了教会同国家的联系。这场“文化斗争”的成果维持了近十年。在这之后，俾斯麦的议会又需要用到中央党，因为他要保障议会多数席位支持自己。但是，双方互不信任。俾斯麦考虑过，他如果能得到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共同支持，那么就不用巴结中央党；不过，中央党可以反其道而行，通过故意煽动自己的工人支持者闹事来逼迫俾斯麦讨好自己。此外，中央党领导人还可以把罗马教皇发布的通谕奉为最高纲领，特别是教皇1890年发布的通谕《新事物》，这其中教皇回答了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无法调和的社会问题。中央党既不奉行民主，也不反感民主；它比自由派要更保守，又比右翼要更左倾一些。简明扼要地说，它是个天主教政党。
社会民主党在德意志政界则更显格格不入。它的首任领袖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不合时宜地丧命于一场为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名誉而进行的决斗，将这个社会民主派阵地托付给了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这个木匠反而使自己成为最令人尊敬的社会民主党领袖。追随者们自豪地称他为“工人们的俾斯麦”。在德法战争期间身处监狱的倍倍尔刻苦研读马克思著作，但他并不拘泥于书本，而是尽力从实际出发。俾斯麦在针对倍倍尔及其党徒的遣散令里总称他们为“帝国敌人”——但实情却是，倍倍尔和他的同志在1871年帝国议会的席位屈指可数，根本不是俾斯麦所言的那样会反对国家统一。他们想要的是另一种德意志，而不是俾斯麦搞的专制独裁，他们想要的德意志不搞纯粹的资本主义，是一个繁荣昌盛、充满关爱的市场经济国家。
倍倍尔永远不会有过于功利之嫌：他曾赞美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全欧洲无产阶级的先驱，也是德国工人仿效的楷模，却完全忽略它的暴力过程。不过，幸运的是，倍倍尔并没有表达要进行暴力革命之意，当老皇帝威廉一世在1878年和1879年两度遇刺，两宗刺杀案嫌疑犯不约而同地道出同情社会民主主义的供词时，倍倍尔立刻例举社会进化的理论，说服群众相信“历史车轮”不可阻挡的真理——德国工人只想推动社会进步而无意夺权。借此，他成功地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同俄国及其他国家所暴露出的无政府主义和“革命恐怖”区别开来。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比较具有小资产阶级色彩，并且遵从实用主义。他们会在游行时穿着黑西服，戴着礼帽，身上仍旧保留着那些延续数个世纪的行会生活痕迹。工人们一心期待着成为幸福社会的一员，现在正离这个希望国度的目标越来越近。
受限于那部回应皇帝遇刺而在1879年颁布的《反社会党人法》——该法实际上是为俾斯麦组建一个全新的支持他的多数派而颁布，社会民主党尽管独受其害，但并未被彻底镇压。该法令只允许社会民主党人留在帝国议会议政，而不得举行工人运动。12年后，社会民主党在工业中心的投票份额逐渐蹿升至超过四分之一，而自由派则丧失了原先获得的支持，在数量和影响方面呈现下滑趋势。这些或多或少证明了俾斯麦半心半意的《反社会党人法》的失败，而在俾斯麦下台后，该法令便在期满后失效，并未得到延续。
德意志帝国的政治体制把君主专制和议会民主两大要素结合在一个不稳固的相互妥协中。当时，这被称为“德意志式宪政”。联系德国置身中欧的地缘政治背景，这一宪政模式是有其合理性的。俾斯麦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不须设立政府，而只须设置一名承担政治责任的帝国首相，即首相和他领导的少数高级官吏。俾斯麦在宪法确立之时就明白，宪法没有明确指出谁赋予了这种责任：君上赋予的？最有可能！历史赋予的？毋庸置疑！议会和选民赋予的？最不可能！当然，国务大臣是不能缺的：一名财政大臣、一名外交大臣、一名海军大臣、一名邮政大臣、一名内政大臣、一名司法大臣。但是，一名理应接受议会质询财政预算、军费支出等繁缛事务的大臣却故意不加设置。这样军队预算就只能由普鲁士战争部决定，而其他一切事务皆由皇帝负责——而非国家负责——通过军权这一国家军事核心接受君上裁决，因为君上享有通过军事内阁（Milit?rkabinett ）调动和部署军队的皇权。
帝国大臣不能兼任议会议员，这意味着他们孤掌难鸣，而只能向俾斯麦一个人倾诉想法。一切重大政务都由普鲁士邦政府处理，并由普鲁士邦内阁负责监督。普鲁士邦大臣在级别上也比一些帝国大臣要高。在这种体制下，不仅帝国联邦的话语权微弱，而且一些邦也无法推行任何有效的管理措施。此外，除了军事预算受限外，普鲁士的军事专制主义色彩并未褪去，但决定军事预算的投票也不是一年一度，而是故意提前几年举行。只要俾斯麦还保持着对普鲁士国王、德意志帝国皇帝的影响，那么这位铁血宰相就是帝国的实际统治者。
德意志帝国议会尽管并非毫无权柄，但却无法通过投票从官僚中组建一个政府。如果政府不能寻求或组建多数派，那么政策就很难顺利施行。但是，在同议会和政党的斗争过程中，大批利益集团、游说团体及媒体开始在这场名为“德意志政体”且没有门槛的大戏中粉墨登场。这场大戏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民主色彩，特别是宪法明文规定了一人一选票的选举制度。但是，无论怎样，这个帝国制度还是有效的。它将种类复杂、矛盾尖锐的各个利益集团带进了一个连最纯粹的民主国家都不敢想象的政治进程。
这位铁血宰相竭尽所能去克服自己发起的白色革命产生的各种不良后果，最终取得了成功。他小心地规划内政方针，力图维持一种容克地主阶级的利益至上的社会平衡。然而，与不断壮大的工业相比，俾斯麦的苦心经营注定会失败，因为工业化在解决快速增长的人口的就业问题上无论如何都是举足轻重的。一方面，1878年的法令剥夺了社会民主党的权利；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补充手段，俾斯麦开资本主义之先河，创立了养老、疾病和工伤方面的国家保险制度。这种保险制度创立于1883年，并且随后很快演变为国家监督、自行管理的大型保险体系。为了赢得天主教选票，俾斯麦向天主教发起的攻击不得不告一段落。殖民扩张的宣传一度受到大肆鼓吹，不过因民众并不热衷而失败。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萧条来临之时，国内政局随之蒙上阴影，贸易保护主义分子与贸易自由主义分子展开争斗：前者主要以容克地主和重工业资本家为代表；后者主要以出口导向型机器制造商、社会民主派和自由派左翼为代表。
在对外政策上，俾斯麦几次三番地对外宣扬其珍惜和平、大陆均衡和维持现状等主张。他开始从寻求紧张的单一联盟转变为重拾1815年维也纳会议达成的欧洲势力均衡的智慧法宝。此时，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f I）正需要外部和平以巩固其多民族帝国的内部统一。俄国沙皇也需要外部和平以镇压铁蹄下民族意识觉醒的波兰人——波兰已于18世纪末被俄、普、奥三国瓜分。俾斯麦尽心培育着同俄、奥两国的同盟关系，但随着巴尔干斯拉夫人对土耳其统治者压迫的反对日益激烈，维持三国同盟越来越难，早年大力宣扬的“三皇同盟”可能会以各方大打出手而收场。俄国国内掀起声势浩大的泛斯拉夫主义运动，迫使沙皇以支援斯拉夫同胞之名介入巴尔干，而那里更多的是塞尔维亚人。但是，巴尔干地区的民族主义以任何形式抬头或是有其他国家进行干涉，对于奥匈帝国来说都是极其危险的。俾斯麦曾向俄国人保证，声明巴尔干“不值得浪费普鲁士军人的生命”。然而，这并未阻止俄土战争导致的奥、俄两国矛盾的激化。于是，俾斯麦不得不于1878年夏在柏林召开了一次欧洲会议进行斡旋。凭借这次会议，俾斯麦暂时保住了奥方的脸面，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英、俄两国为争夺东地中海沿岸控制权而可能爆发的大战。俾斯麦口口声声说自己只扮演一位“公平的哥们”——而他聘请的银行家格尔森·冯·布莱希罗德（Gerson von Bleichr?der）却说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对会议失望的俄国人不会感谢他，俄国鼓吹泛斯拉夫主义的新闻界也开始煽动反德情绪，同时，沙皇还给他的德意志帝国皇帝舅舅送去一封措辞气愤的信，在信中抨击了俾斯麦及其对英、奥两国的袒护。
1879年，俄国企图通过对德国农产品设立关税壁垒，从经济上对德国施压，突然宣布只接受用黄金付款，而不接受用实价只有黄金一半的卢布付款，这相当于把俄国进口德国商品的关税提高了一倍。为报复俄国，德意志帝国议会为德国的农产品推行保护性关税，这无疑加深了两国的嫌隙。不过，在柏林会议取得外交胜利仅仅一年后，俾斯麦再次试图筑起外交防火墙，缔结同奥匈帝国的同盟条约，并且为了保持欧洲大陆均势，还计划同俄国缔结一项新的同盟条约。但是，这项同盟条约必须秘密签署，因为两国民意都竭力反对此项盟约。1887年，在充满火药味的会谈中，俄德两国签署了一项秘密的《再保险条约》，而此时俄、奥两国因巴尔干问题愈发敌对。该条约有效期为三年，条约特别规定如果爆发战争，俄德两国必须保持中立：在俄奥爆发战争时德国必须保持中立，在德法爆发战争时俄国也必须保持中立。尽管如此，没有人认为条约会起多少作用，不过它确实留给德国在战争爆发时以喘息之机，同时也让维也纳和圣彼得堡都冷静了下来，因为他们任何一方都不知道战争爆发时德国最终会支持谁。
俾斯麦坚称从现在起，德国唯一的兴趣就是维持欧洲现状。他说道：“我们就是已故首相梅特涅口中的‘未受侵染的国度’。”而实情是德国早已被侵蚀，就连俾斯麦都认为自己就像巫师的菜鸟徒弟一样，忘了把魔鬼捉进瓶子里的咒语。因为德国社会已经出了太多乱子、太多变故，同时发生的还有蓬勃发展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自18世纪末叶以来，德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率先从下莱茵省和鲁尔区兴起，随后扩展至柏林和西里西亚省，彼时美因河以南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中心因为缺乏资金、技术、市场渠道以及驱动蒸汽炉的煤炭而日益衰落。从长远来看，这种暂时的落伍后来证明是因祸得福，因为南德人不得不革新古老的冶金工艺，并将其应用到近代工业生产中。身处斯图加特的戈特利布·戴姆勒和身处曼海姆的卡尔·本茨潜心研制汽车，还有结束美国东海岸长期学徒生涯而回乡成为车用电气设备供应商的罗伯特·博世亦是如此。不过，整个19世纪德国的工业化主要依赖煤炭、钢铁和纺织。依靠铁路和运河，这些新兴工业大部分散布在从德意志西部的亚琛经由科隆和埃森延伸至柏林，然后再从柏林直抵上西里西亚煤矿与厂区的繁荣新月地带。
俾斯麦自上而下的革命与建设欧洲大陆中央地带强国的远大计划不谋而合。一旦多数铁路线建成，机器制造业便可以借助铁路迅速成为支柱产业，甚至赶在世纪之交前加入电力用于生产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大规模的建筑潮解决了许多小家电生产商的就业，也鼓励了众多传统手工业工匠投身更广阔的市场。西部城市克雷菲尔德的纺织业快速增长，巴伐利亚北部和萨克森邦普劳恩周边的纺织业也是同样的景象。
在过去，德意志的化工业大多数以原料加工为主，现在则扩展至化肥、医药和人造染料等巨大市场。到19世纪60年代，几乎是一夜之间，化工生产商巴斯夫公司“BASF”（Badische Anilin-und Soda-Fabrik）就使位于内卡河与莱茵河汇流处的路德维希港小渔村迅速变为大片工业区。这一幕也同样发生在染料生产商赫斯特公司（Hoechst AG，又名Meister Lucius & Brüning）的发迹地——美因河畔的赫斯特和以阿司匹林闻名的制药商拜耳（Bayer）的发迹地——莱茵河畔的勒沃库森。
德意志工业革命是在自由贸易准则的基础上兴起的，这一准则随后也是19世纪70年代的主调。然而，环大西洋地带接踵而至的商业萧条气氛很快便波及全世界。1873年5月，维也纳股票交易所崩盘，柏林和法兰克福的交易所也随之接连倒闭。然而，在这之前的15年左右，股票市场因大量新公司涌现而呈现着上升势头，为无数投资客、银行与投机客送去可观的财富——这场保守派预言家口中的“创业狂躁症”，现在却变成无情蔓延的灾难。股票市场已经不可阻挡地崩盘，所以自由派们也不再幻想能够凭借股市登上权力的顶峰。眼看新教价值体系和腐朽社会等级制度装点的旧普鲁士已经摇摇欲坠，保守派趁机抛出他们原教旨主义的主张。对资本主义财富运转机器突然停转的沮丧导致反犹主义甚嚣尘上，失败者将一切邪恶的根源归罪于人们对金钱和股票交易的贪婪；他们认为这个新国家就是一个没有上帝庇佑的大赌场。
在一片悲观主义的沉重气氛下，德国重工业又开始面临英国和比利时的强大竞争。此时，德国的应对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政府在重压之下修改贸易政策，并且开始保护“民族工业”；另一方面，特定利益集团逐渐形成，并且开始左右帝国议会、媒体和百姓的呼声。民族自由党对此种保护主义表现得最为愤慨——因为他们是重工业巨头钱袋的代言人；同时，作为自由主义运动左翼、代表出口型机器制造业利益的进步党（Fortschrittspartei ），也视此种保护主义是阻碍其开展同世界各国贸易的一大威胁。
俄国和美国给德国国内的政治和社会平静带来更严重的打击。他们向德国出口的低价小麦与黑麦越来越多。美国辽阔的中西部大草原已经由铁路与港口相连，尤其是与大西洋沿岸的海港巴尔的摩相连，所以他们的生产成本非常低廉，还能借助蒸汽机船的广泛使用以低廉的成本运输谷物。受此冲击，身处德意志北部平原的众多容克地主和农场主倍感绝望，不断向保守党和政府施压。他们的遭遇得到俾斯麦充满同情的倾听，他们的农业利益终于战胜了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格尔森·布莱希罗德提出的各种自由贸易政策理论。俾斯麦立即意识到这正是打造一个稳固、驯服的容克地主与工业大亨之中—右派联盟的绝佳时机。
1879年，帝国议会通过了首部保护主义性质的关税法案。这部法案顺利通过的原因之一是当时涉嫌两次刺杀老皇帝未遂的社会民主党所引发的广泛不安。对俾斯麦来说，他欢迎新关税政策，不仅在于它改变了帝国议会的格局，从而保障了倒向自己的多数派，而且它也是增加帝国政府税收的一个途径，因为在那之前帝国总是需要依赖各邦的财政支持，尤其以普鲁士为甚。不过，他只成功了一半。因为各邦虽然名义上接受普鲁士政府的领导，却有足够的能力保障本邦的海关收入首先收入自己囊中，然后在他们愿意的情况下才将剩下的交付给帝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