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可以观看
作者：冯克力
内容简介
增订3篇访谈录，分享老照片的19个专辑，冯克力主编《老照片》100辑同步亮相多年来征集、编辑老照片的亲历亲闻，照片遭遇之种种，老照片被抄检、被藏匿、被销毁、被涂改的历史。从影像中观看历史，以历史的维度重新观看照片，感知存留在照片中个体生命的温度，丰富我们共同的集体记忆。 收入图片112幅，蔚为大观的家国影像有颠覆了历史教科书中已有叙述的、让历史成见尴尬的照片，有新华社的档案图册里当年被批示为不宜发表的照片，有原本由国外教会拍摄保存、后被归于敌伪档案的老照片，有属于市井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日常民国。

褴褛的记忆/陈丹青
我家五斗橱的抽屉，底层垫着旧报纸，轻轻掀开，手指探向深处，就能移出我的祖父的照片，如证件照片那般大。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枚照片摄于淮海战役时期，之后，祖父逃往广东，再从海南岛逃去台湾了。
家里另有两三册影集，不必隐藏。50年代的老式影集，内页是黑色纸版，每页贴满大小不一的家庭照，每一照片的四角，嵌入薄如蝉翼的小贴片——我至今不知这贴片叫什么，文具店照相馆都有卖，密匝匝装在小盒子里——父亲母亲童年成年的照片，各房亲戚和同事朋友的照片，还有我与弟弟自小及长的照片：全是黑白的，凡照相店拍摄的照片，四周必有齿形花边，通常，右下端落着照相店名的浅浅的钢印。
1966年抄家，书和影集抄走了（隔年，影集还了回来），记得抄家那夜，其实是翌日凌晨，满室狼藉，母亲开开五斗橱：他们当然搜查了每个抽屉，却忘了掀起那层纸：祖父的照片还在。
默默凝视照片，不想到这是一枚硬纸，相信影像中那个人就在眼前——从未面见的祖父，童年时代的母亲——这种纯真的经验，遗失很久了。自从学会拍照，自从彩色照片出现，自从累积了无数照片和底片，直到数码影像无节制占满电脑存盘，总之，自从我以为懂得摄影，儿时面对照片的心理经验、观看经验，再难找回了。
为什么动人的照片大抵是老照片，而且黑白？为什么黑白影像这才勾起记忆、如同历史？凡过去久远的人与图景，便是历史么？为什么科技偏偏等到黑白照片摄取的人事成为历史，于是发明了彩色照片——当然，这是毫不讲理的设问，科技变化本身就是历史——为什么在看了无数照片后，我仍怀想早先独对黑白照片的凝视？
这像是哲学问题，但是谢天谢地，此刻我从自家照片的记忆中抽身，发现这种经验从未遗失。很简单：当你观看他人的照片。
也是很久前的记忆了，现在才想起、才明白：三十年前，当我在纽约骤然看到大量经典黑白照片——战争、都市、灾祸、色情、罪案、监狱、家庭、罗马巴黎旧城区，尤其是各国人物的照片——我立即像儿时记忆中那般，专注凝视我正端详的那张脸，忘了那是照片。当我渐渐有了摄影意识（有时，意识妨碍观看）——如本雅明、巴特、桑塔格所灌输的摄影意识——那种相信，因相信而默然凝视的经验，仍然在，并在凝视的一刻，浑然不知其在。
但这经验的前提，须得是别人的照片，还有：消失的景观。
两三年前，我买到十余册中国风景影集的欧洲古董原版，家庭影集尺寸，衬着灰色的上好的厚纸，摄影者都是热爱中国的欧洲人。核查拍摄年份，时当二三十年代，北方割据，军阀混战，或者，井冈山与瑞金布满红色武装，而我的父母，已经降生。可是在这些照片里，千年神州，亘古如斯，美丽而宁静：田舍，渔舟，油菜花，江南古桥，临水人家，午后的街巷，运河对岸的塔群，天际白云，水光潋滟……这是我的祖国吗？我从未有过这般伤心的观看，恨不得把脑袋钻进图片。
90年代，我每年回大陆走动，在书店发现了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照片》。此后，我收齐了《老照片》单行本与厚厚的合集。如今他们每期给我寄来，再忙，也必逐页细看，阅读文章，读着，回向配图，再三端详。如今很难有哪篇文章打动我，可我常被《老照片》里不少书写所触动，读过后，惟呆呆复看照片，说不出话。
《老照片》的涵容，远远超过一本影集，或图文书（所有杂志充斥图文）。列举我记忆深刻的老照片，是件困难的事。那几位刚被日军捕获的女军人，后来活下来么？（她们顶多二十出头，是国军还是红军）那位《红岩》小说中的双枪老太婆，原来是蜀中美人（刚毅的苦相，年轻时杀过人，50年代也遭整肃，此后画起画来）。民国夫妻的西式婚礼照，尤为可看（纱裙、西装、花篮、小傧相，眼看这些童男玉女在50年代换穿人民装，60年代与子女捧着红宝书，八九十年代，分明老了，老到如彩色照片一样丑陋，幸亏低成本的《老照片》使彩照变成黑白），还有南北各省质朴而愚昧的平头百姓（建国后的呆相，似比民国时期拍照时的呆，更其深沉冥顽而不自知）……
相比欧美日本无数精装摄影专集，廉价的《老照片》既不是影集，也不像摄影杂志，更非文字书。我曾对主编冯克力先生说，可惜了，这般珍贵的影像，如在国外，是要认真分类而排版，做成一流影集。这些年，相对讲究的国内摄影集，越来越多：民国史照片有台湾的秦风系列；辛亥百年，则刘香成推出的《壹玖壹壹》和《上海》，无疑是国际水准了。冷战后，欧美即曾出版苏俄与中国的大型历史摄影集，但休想进入内地。如今能在北京觅得刘香成中英文版本的大影集，多少使我发生一种错觉：中国勉强是个世界性国家了。虽然，这类高档影集在京沪书店并不上架，百姓便是见了，买不起，也并不在意的。
老百姓爱看什么照片？在乡下，家家户户至少有一枚镜框挤满数十张照片，上及祖宗，下有儿孙；城镇的市民，则哪家没有几本塞满亲友照片的影集？——如今，单是女孩一次性的装扮照，“影楼”就给做成花枝招展的集册——除了自己、自家和亲友的照片，“老百姓”未必爱看他人的照片，更别说历史影像：其实，在我们叫做严肃摄影的那类照片里，都是你不认识的人。
摄影家、当代艺术家及评家——或许包括部分高级白领——另当别论。而院墙内的知识分子，以我的印象，保守地说，十之六七并不敏感于摄影。要之，在中国，影像文化尚未养成普遍的知识立场，稳定的政治态度，并借以维系一种不假借文字的历史眼光、历史感——虽然今日中国到处充斥影像与照片。
事情是这样吗？但愿我是错的。通常，我也不爱看别人的照片——照片，摄影，是两件事——可是，奇异地，《老照片》一举勾销了摄影与照片的异同，同时，公众与私人、历史与家庭、阅读与观看的关系，均告合一。《老照片》的来源，大部分就是家家户户私人照相簿，是数以万计没有理由进入“摄影”集册的寻常“照片”。虽然，后现代若干摄影风格仿效“家庭影集”的私人感，但《老照片》的缘起和意图，再朴素不过，即如中央台90年代一档专题节目：“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它从一开始就变成百姓私人照片的集散地，街坊邻居、不同代际，得以彼此传看。每次翻开《老照片》，那陌生的，同时，又熟悉又亲切的感觉，像是捡来一册无主的照相簿，倘若愿意阅读文字，我们便走进一户户家庭，在至少三代成员中，认出我们自己及父祖的生涯——上百年来，中国的哪个家族和家庭能逃过革命与巨变么？在《老照片》的黑白谱系中，多是已逝的人，还有，一去不返的景观。
总之，《老照片》从不标榜摄影刊物，它与我们称为“摄影”的那么一种文化，毫无关涉，它甚至未曾意识到它做了精英摄影无法做到的事，因为它来自、并回到寻常的家庭，寻常的人。
现在我愿收回对冯先生说过的话，很简单：请《老照片》一如其旧。二十年来，它已成为全体国民的私人照相簿，人人会在其中找到既属于亲属、又属于国家的记忆。这是一份持续遗失而遭贬值的记忆，《老照片》使之不断扩展、传递，默默增值，有如人找回了家族的遗物。它因此超越了摄影，如它征集的文字，超越文章，是人在目睹照片之际的喃喃自语，是当一切皆尽销陨，濒于失忆，于是有迟到的告白。但《老照片》的基调很少流于伤感，甚而是温馨的，没有一位叙述者自觉是在谈论摄影，而是与读者相对，说起往事和故人。有谁在讲述家人家事时，还须刻意伪饰么？此所以《老照片》罕见伪饰的文字，在我看来，它可能是眼下无数文字读物中，格外诚实而可读的一份，虽然它题名为《老照片》。
我也愈发肯定《老照片》的廉价感——当我说“廉价”，绝不意指《老照片》粗陋，它如贫家的摆设，显得洁净而有自尊——因这廉价感与中国近代史，何其对应：记忆的贬值，一定对应被贬值的历史，争战、革命、转型、喧嚣，去旧而新的新中国历程，其实不过草草，忽而旧了，以其斑驳的影像，汇入这本薄薄的册子，影影绰绰，算是历史的草草交代。说是交代，也勉强，若非仅存的照片，近代史的多少人与事，等于没有存在，没有发生：枉死的人物，铲除的景观，各省各地，千家万户……瞧着一辑辑《老照片》，我不起幸存之感，它提醒我，尚有更多更多的照片，湮灭了。如从历史灰烬中捡剩的残余，追念洗劫，《老照片》不可能像欧美的影集那样，堂皇齐整：它应该是这样的。
我无能，也不必评说《老照片》里的影像。影像就是叙述，何况伴有家属的旁白。眼下，冯克力先生出面叙述《老照片》自己的故事，我读了，篇篇都好——原来，为获得并获准刊印这些照片，照片中的故事背后，还有故事——据说，持续多年，《老照片》的销售排名领先各种书刊，是名副其实的长销书。是的，我们褴褛的记忆，延绵牵连，不肯中辍：它就是这样的。
谢谢老照片的无数提供者。谢谢冯克力先生！
2013年2月27日写在北京

当历史可以观看……
摄影诞生以前，人们主要是通过文字记述去了解历史，最多还可以通过雕塑、建筑、绘画以及出土的实物去触摸和感知过去。摄影术的发明，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看待历史的方式，从此，历史由被回忆、被叙述，变成了可以观看的。某些历史场景，因为有了照片的记录，变得更直观，也更确定了。摄影对历史叙述的这种划时代的改变，恐怕是一百六十多年前，那个叫达盖尔的法国人不慎打碎了一支温度计、意外发明银版显影时，也没有想到的吧。
与文字的叙述不同，照片所定格的历史，是直观而全息的。说它是直观的，这不难理解，说它“全息”，是借用了“全息论”的说法，即“机体的每一个局部都是整体的缩影，贮存着整个物像的全部信息”，是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所做的一种类比。有时候一幅照片就像是社会机体的一个切片，所承载的信息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这里有一张拍摄于20世纪初的照片（图一），是烟台一家祖孙三代的合影。照片在拍摄的时候，明显地经过了导演摆布，人物面前的案几上，左右两边分别放置着代表新式生活的煤油灯和闹钟，中间则摆着水烟袋、紫砂壶和一对青花小碗，想来主人家中但凡有点时髦或有些“品位”的什物，都摆到了面前的桌子上。在经过了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再来看这张照片，我们分明要感谢那位精心的“摆布者”了，正是由于他的导演与摆布，让今天的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一个世纪以前烟台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细节。应《老照片》之邀解读这张照片的社会民俗专家，则从放置在桌子上的那盏新式的煤油灯，进而联想到美孚石油公司为倾销自己的产品在当时所采取的种种举措，从中读到了更多的东西……有时照片里毫不起眼的一什一物，都有可能成为那个时代经济发展、中外交往和社会变迁的有力佐证。这似乎又印证了苏珊·桑塔格那句话：“所有的照片，都会由于年代足够久远而变得有意味和感人。”

图一 20世纪初，烟台祖孙三代的合影。主人将家中但凡有些时髦或“品位”的什物，都摆到面前的桌子上，使得今天的人们看到了一个世纪前当地民众的生活细节。
如果说，上面这张照片是由于刻意的布置，才保留了诸多社会信息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这幅照片（图二），却完全是不自觉地、于不经意间留住了丰富的信息。这是1962年河北蔚县白乐公社全体干部的合影。以笔者粗略的观察，这张普通的合影，至少留住了以下的信息：
1．那时的政府机构十分精简，全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镇）只有十三名干部；
2．他们身后的办公场所简陋得很，老旧的房屋几近破败，连窗格上贴的也是旧式的窗纸；
3．院子里种着蔬菜，可见工作之余，干部们还要开荒种地，以贴补生计；

图二 1962年，河北蔚县白乐公社全体干部合影。照片于不经意间留住了半个世纪以前，中国北方农村基层政权署所与官员的状貌。
4．国家还没有完全从困难时期走出来，照片上的人普遍较瘦，且面有菜色；
5．那时的基层干部年龄都差不多，除一人年龄较大一些外，大都在二三十岁之间；
6．从身后的标语“税收抓漏洞”得知，虽然处在困难时期，经济凋敝，但税收似乎并未放松；
7．留分头、穿中山服是那时的时尚；
8．从照片的题款可知，当时很流行使用简化字，可见大陆这边一再简化汉字，有相当的社会基础……
为什么把大家招呼到一起拍下这张照片，向《老照片》提供照片的作者并没有说明，不过揣其缘由，或许是其中有人要调离，临走前拍一张合影，以为纪念，也可能碰巧照相馆的师傅走村串乡照相时，被临时招呼过来，拍了这张照片，完全是一种很随机的行为。拍摄者在按下快门的那一刻，也没想那么多，看看人站齐了，表情端正了，便随手完成了又一次职业性的动作。然而，伴随着相机快门的定格，1960年代中国北方农村基层政权署所与官员的状貌，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到习俗的诸多信息，却不动声色地留在了底片上。
再看这张照片（图三）：1956年1月，上海召开工商界家属代表会，聆听有关领导宣讲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和政策。从照片上可以看到，与会者的穿着依然留有“旧时代”的痕迹，不失雍容与华贵，而她们的脸上却分明流露着对“新时代”的茫然与忐忑。照片正是通过她们被剥夺前夜的衣着和表情，以及弥漫于会场的氛围，定格了上海这座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在经济制度转换之际的种种。而今，面对照片所传递的信息，我们不仅得以重回公私合营的历史现场，似乎还窥见了当事者的内心世界。经过了摄影的定格，她们复杂而隐秘的内心感受，仿佛都变成了可以观看的。

图三 1956年，上海工商业者家属在集会上。与会者的忐忑与茫然，几乎是一览无余地写在她们脸上。
需要说明，这是一幅新华社当年公开发表的新闻照片，摄影者有意抓取了与会家属们鼓掌的瞬间，意在表现她们对公私合营的拥护，恐怕这也是照片能够通过审查最终发布出来的原因吧。而镜头的选择终究是有限的，它在抓取人们鼓掌的同时，也只能如实记录下现场与掌声相伴的一切，于是便有了这五味杂陈的定格。
摄影术诞生以前，形象记录社会生活场景的功能，多由绘画来承当，但再怎么写实的绘画，也不可能像照相机那样如实地还原眼前的景象。诚然，摄影者对于所拍摄的对象、对于拍什么和不拍什么，也会有所取舍，而快门一旦按下，取景框里的一切，便巨细无遗地被记录了下来，这就使得每一张照片都具有了某种特定的“全息”性，观看者则根据自己的偏好看其所看，从中获得自以为有趣的信息。观看者对于照片信息的关注与选择，往往与拍摄者的主观愿望大异其趣，有时候摄影者作为画面的主体呈现给人的，观者却熟视无睹，反而是画面里那些毫不起眼的什物触动了他的神经，引发了他的思绪，从而对某件史实、某个人物或某种社会现象获得了新的认识。
著名摄影家李振盛拍摄过一组反映“四清”运动的照片，记录了1965年黑龙江阿城县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的场景。李先生当时是黑龙江日报社的一名摄影记者，他应该是带着宣传“四清”运动大好形势的使命去进行这次采访的。事过四十多年之后，再来看这些照片所定格的信息，却别有意味。其中一张照片（图四）里，两个富农分子低着头、弓着腰站在台上接受批斗，他们身上穿着油光可鉴的破棉衣，看上去与叫花子已没什么两样,却还要被推到人前遭受这样的羞辱，让人觉得实在可怜。后人在观看这张照片时，对被批斗的人心存怜悯，与他们身上的破棉衣是分不开的。这身破衣烂裳，对于希望这张照片所能诉诸读者的感情，比如激发对于富农分子的义愤与仇视等等，几乎具有某种颠覆性。而被批斗者身上已露出棉絮的破棉裤和破棉袄，又是摄影者在拍摄这张照片时，很难避开的。这些细节或信息，虽与照片所要表达的主题无关，乃至相悖，但在摄影师按下快门的那一刻，也不可避免地定格在了画面里，这就为后人提供了另一种观看的可能。
这种“全息”的定格，虽非摄影者的初衷，却恰恰是照片的魅力所在。

图四 1965年，“四清”运动期间，黑龙江阿城县批斗富农分子。他们褴褛的穿着，之于他们“富农”的成分，真是莫大的讽刺！罗兰·巴特说，每一张好的照片，都有一个令人心悸的“刺点”，而这张照片的“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罗兰·巴特说过，那些“好的照片”都有一个令人心悸的“刺点”。这刺点，在不同的照片里各个不同，有时是“一条腰带”，有时是一双“带襻的皮鞋”，或者是某个小男孩的“一口坏牙”、一条“夯实的土路”，等等。在巴特看来，照片里存在刺点，“并不一定能证明摄影师技艺高超，它表明的仅仅是，那个摄影师当时正在那个地方，或者换一种更加无可奈何的说法：摄影师在拍对象整体的同时，不可能不拍对象的局部（凯尔泰什科怎么能把土路和在土路上走着拉小提琴的人分开呢？）”。同样的道理，在这幅照片里，拍摄者也无法把批斗的现场与现场里富农分子那身破棉袄分得开。
非但如此，在巴特眼里，照片里那些摄影师们刻意营造出来的“刺点”，反而会弄巧成拙。他说“某些细节可以‘刺痛’我。如果不能，那大概是因为那些细节是摄影师刻意安排的”。巴特认为“摄影是魔术”而非艺术，大概就是指摄影所经常显现的这种出人意料、不被驾驭的特性吧。
说到照片细节的颠覆性，不能不提到2008年的“天价香烟事件”。事情的起因，是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参加某次会议的照片被人发到了网上。这实在是一张再寻常不过的工作照，人们对它感兴趣，是因为在这位周局长桌前一个毫不起眼的地方放了一盒价值一百多元的“九五至尊”香烟。接下来的发展极具戏剧性，从照片上的这个与主题并不相干的细节顺藤摸瓜，竟牵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贪官——周久耕最终以受贿一百多万获刑十一年……
由此说来，照片的细节不仅能颠覆拍摄者所期待的价值取向，居然还能颠覆现实生活里的贪官污吏，可谓功莫大焉！我以为，周久耕的意外落马，是大可在摄影史上重重地写一笔的，并且摄影在当今中国的这等奇妙，更是那个发明了摄影术的法国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
2010.12

让“历史成见”尴尬的照片
摄影术的发明，改变了人们认知过去的方式。但照片又是一柄双刃剑，在以其具象、直观的属性，为历史叙事与研究提供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往往让一些“历史成见”面临尴尬。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正史叙述里，在各种版本的历史教科书里，对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的描述语多轻蔑，国民党正规军的诸多对日大兵团作战似乎可以忽略不计，抗日战争的胜利端赖敌后军民的袭扰与游击。说到国民党正规军的将士，要么在日军的攻势面前“不堪一击”、“望风而逃”，要么就专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作对，“制造摩擦”、“破坏抗战”。这样的叙事，深深地影响了几代的中国人。
正因如此，十几年前，当来自台湾的老照片收藏家秦风先生，把一组组记录正面战场的照片在《老照片》里披露出来的时候，在读者中才引起了那么大的震撼。如今随着国共之间的和解，大陆这边对正面战场的记述已经越来越趋于客观，各种相关的照片也尽可随意呈现。但退回去十几年，情况却不是这样，为了这些照片能不能披露、怎样披露，编辑部同仁们真是费尽了思量。毕竟，这些照片在很大程度上直观地颠覆了我们教科书中的许多成见。

图一 1944年11月，中国军队在滇西作战中收复龙陵。国军士兵奋不顾身冲向敌阵的英姿，与经由多年灌输培育起来的诸多认知，迥然有异。
其中，一幅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在滇西作战中冒着炮火硝烟，跃上龙陵城头的照片（图一），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不怕诸位见笑，乍见这张照片的时候，我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竟是：“秦风先生别是搞错了吧？”因为根据自幼接受的灌输，在电影里、画册里和各种其他读物里见到的，像这张照片上这样奋不顾身冲向敌阵的，只有八路军、新四军和后来的解放军。当然，这种疑惑只是转瞬即逝的一个念头而已，秦风先生作为一名职业的老照片收藏者与研究者，是不会跟我们开这种玩笑的。这张与我们以往的认知迥然有异的照片，不仅以其极具震撼的信息诉诸人们的视觉，更诉诸人们的情感，经由多年灌输培育起来的对国军将士的诸多偏见，正是在那一刻被化解于无形。
这就是照片的魔力！而且不用多，有时一张就够。
如果说上面这张照片，是以极具张力的视觉效果冲击了我们的历史成见的话，那么接下来这幅照片（图二），却不动声色地向我们讲述了平民庶众面对时代变迁的另一种态度——一种有别于“宏大叙事”给定的态度。
1912年亦即辛亥革命后第二年的秋天，一位二十七岁的年轻人走进了一家照相馆，背对一面落地穿衣镜，让照相师傅为他拍摄了这张照片。又过了几天，从照相馆取回照片后，这位年轻人端详着照片上的留影，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恍然若失，遂在照片的背面留下了这样的题识：

图二 1912年，一位年轻人剪辫前在照相馆的留影。

壬子秋八月，将欲剪发，故用大镜照后影，以留纪念。八月初三日即新历九月十三日拍于劝业场楼上之丽芙照像馆，计印二张，大洋八毛。

没有反清志士们断发前的铮铮誓言，也没有遗老遗少们被迫剪辫时的哀哀怨怨或决意留辫的执拗，这位年轻人只是平静地记述了拍摄照片的动机和经过，但于字里行间也对从此失去那条长辫，流露了淡淡的眷恋。这也难怪，他的爷爷、他的父亲，乃至他更老的祖辈们，都是脑后拖着一条长辫生活过来的，自打他记事起，身后的这条长辫也须臾不离地伴随着他，既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如今一旦失去，难免有些不习惯，乃至有些怅然。
《老照片》还刊登过一张有趣的照片（图三）。劳作间隙，一位农人在替另一位农人编织脑后的长辫，被编织的那位，嘴里叼着一根长烟袋，悠然地享受着同伴的“服务”。那条看似累赘的辫子，已然成为他们生活中习焉不察的存在。
对于芸芸众生而言，剪辫抑或留辫，既不关立场，也无关文化，更无关政治，只是一种生活习俗的改变而已，当然，还有与这种改变相伴的些许情感的微澜，全然没有“宏大叙事”所赋予、所放大的那些意义。而这两幅照片呈现的，正是被正史有意无意之间所忽略、所漠视的那些部分。

写在照片背面的题识

图三 清末，劳作间隙一位农人在悠然享受同伴的“服务”。脑袋后面那条看似累赘的长辫，已成为一种习焉不察的存在。
“一党专政”，曾是国民党遭政敌诟病最多的一个议题。《老照片》里曾经刊出过一张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民众集会的照片（图四），在主席台一侧的标语中，赫然写着“迅速结束一党专政”。可见，那时“一党专政”正是国民党的软肋所在，挑战“一党专政”自然也就成了反对派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大有一剑封喉的威力。平心而论，说国民党独裁（它自己称说是“训政”），并没有委屈它，从其执政的二十多年里，足以找出车载斗量的事实来证明这一点。
不过，事情也还有另一面，并且有图为证。
这张照片（图五）拍摄于1948年5月的“行宪”国民大会期间，当李宗仁与孙科的副总统竞选进入白热化的时候，一位代表正匆匆走向设在会场后面的“秘密写票点”圈写选票。
国民党信奉的是“党国”理念，在其执政的那些年里，也大体上是“以党领政”，但这一次的“行宪国大”却开得货真价实，尤其是“党魁”所属意并由党中央提名的副总统人选孙科，经过几轮的投票后，居然败给了以个人名义参选的李宗仁，这至少证明了，那时的国民大会还没有沦为可怜的“橡皮图章”。
照片上最吸引人们眼球的，是国民大会堂里为代表们专门设置的“秘密写票点”，一格一格，由木板隔断，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空间，确保了代表圈写选票的私密性。南京国民大会堂落成于1936年，是为了因应国民党内外“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呼声，以备召开国民大会而兴建，会堂内还安装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投票表决系统，其“秘密写票点”即为投票系统的一部分。当年为适应宪政的需要而采取的这些举措，实有很大的超前性。

图四 抗战期间，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根据地的一次集会。主席台一侧的标语“迅速结束一党专政”，赫然在目。
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的某次全国人代会上，曾有一位来自台湾的人大代表，在临选举前起身吁请大会设立秘密写票点。他的这一吁请被大会所接受，但由于人民大会堂里原先并没有这类设施，只好临时在会场后面辟出一角，用布帘子隔了一下，算是满足了这位代表的要求。
圈写选票的私密性，对于公正、公平的选举来说，并不是一件小事情。事实上，在时下有些地方的选举中，主事者为了确保自己提名的人能顺利当选，竟在会场上安插眼线，以行监视，千方百计地化解投票的私密性。尤有甚者，有的为了更清楚地掌握代表们的投票倾向，干脆将选票设计为同意提名人选的不必在选票上圈划，这样一来，只要谁动了摆放在面前的选票，谁自然就是投反对票的。既然投票过程一目了然，尽在掌控，为防事后遭打击报复，代表们虽有不同意见，也只好作罢了。
纵观眼下选举的种种怪现状，我们可能没有多少资格对民国年间的宪政举措过多地去评头论足，相反，它在宪政的建设与准备方面，或许还有不少值得今天借鉴的地方，比如照片上的那个毫不苟且的“秘密写票点”。

图五? 1948年5月，“行宪”国大举行副总统选举，一位代表正走向会场专设的“秘密写票点”。
我曾经向秦风先生请教过：蒋经国临终前怎么突然就下了那么大的决心，毅然开放了“党禁”、“报禁”；而另一方面，经历多年“戒严”管制的台湾老百姓对于选举这一套，似乎也并不怎么陌生，这是为什么？他说，蒋经国做出这样的决定，固然是迫于反对派的压力，但实现“宪政”也是国民党党纲里的题中既有之义，孙中山早年规划的通过“训政”最终达至“宪政”的目标，国民党囿于情势，虽然有过动摇，有过拖延，但始终没有完全放弃。即使在“戒严”时期，台湾的民众也没断了参加各种各样的选举，那时除了台湾“省长”是由“行政院”任命以外，县市以下的各级议会议员、行政首长均由民选产生。
后来他还专门为《老照片》提供了一组记录台湾民主进程的照片。其中一张（图六），是1982年一位县议员参选人在街头发表政见，争取选票。虽然大街上冷冷清清，只有几个人站在远处张望，但这位参选人的热情却未曾稍减，仍手持话筒，喋喋不休。另有一张照片（图七），是在1972年的一次公职人员选举中，几位国民党提名的竞选人联合举行政见发布会，会场上熙熙攘攘，不少小孩子也赶来凑热闹。
秦风先生说：“那时台湾民间不允许组党，党外参选人只能孤军作战，选举的结果大都是垄断了各种社会资源的国民党参选人当选，虽然如此，这些选举客观上仍然产生了正面的效果，民众有机会听到各种不同的政见，并慢慢习惯这种政治行为，从中得到训练，这对台湾民主政治的进步有着长远的意义，无疑也是台湾社会得以顺利转型的一个重要原因。”

图六 1982年，台湾一位竞选县议员的参选人在街头发表演讲，争取选票。虽然街面上冷冷清清，他也未稍懈怠，毕竟其能否当选，完全取决于选民手中那张选票的投向。

图七 1972年，在台湾的一次公职人员选举中，几位国民党提名的竞选人联合举行政见发布会。一旦实行直选，即使是占尽执政优势的政党提名的竞选人，也不敢掉以轻心。
从国民大会堂里专设的“秘密写票点”，到参选人的街头竞选和政见发布会，再到后来的全面解除“党禁”、“报禁”，其中的脉络，是显而易见的。
2011.3

日常民国
十多年前，有一张看似寻常的照片，曾深深触动了我。当有朋友问我编《老照片》这些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照片是哪一张时，虽然经手刊出的老照片已不下几千张，但我张口就说出了这张照片。
照片拍摄于1935年的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图一），定格了一位幼儿园女教师带着一群孩子在草坪上做游戏的瞬间。冬日的阳光，暖暖地，洒在年轻女教师娟秀的面庞和孩子们欢快的笑脸上，温馨而祥和。从摄影的角度来说，这张照片无论其匀称的构图、妙曼的动感还是对人物神情恰到好处的捕捉，都堪为经典之作。但是仅凭这些，这张照片还不足以从几千张照片里脱颖而出，给我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这幅照片如此地触动我，还因为照片以其独有的语言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特定的时代——抗战前民国社会的日常生活。
通常，提起民国社会，大陆的一般民众耳熟能详的是红军的伟大长征，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是国统区的腐败以及埋葬蒋家王朝的战争。而对于民国社会的各项事业、战争以外各阶层民众的庸常生活，则所知甚少，与此相关的照片更是凤毛麟角，难得一见。

图一 1935年，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即景。冬日的阳光，暖暖地，洒在年轻女教师娟秀的面庞和孩子们欢快的笑脸上，温馨而祥和……
这幅照片，是台湾的老照片收藏与研究者秦风先生提供的。秦风先生以其独有的地缘优势，为《老照片》提供了大量的民国影像，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弥补了大陆民众对民国社会的认知，尤其是通过许多记录民众日常生活的老照片，向人们呈现了民国社会作为近代中国文明阶段性进程的另一面。
这张照片定格的虽只是日常生活的一个瞬间，但所折射的时代意涵也是显见的。北伐结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到了1935年，社会尚称安定，各项建设逐次展开，如果没有两年后日本人的大举入侵，和平发展的局面得以延续，中国的社会进程完全会是另外一种样子。而这张记录民国首都民众寻常生活的照片，以及画面本身所透露出的安宁与祥和，正是那个时代的某种写照。与通常印象里的“万恶旧社会”，至少是大相径庭。
还有这张摄于1936年的江苏镇江民众教育馆的宣传橱窗前的一幕（图二）：一位身着碎花旗袍的年轻女子，带着两个女孩，在镇江民众教育馆的宣传橱窗前驻足观望，一边在向孩子讲解着什么。而写在橱窗玻璃上那条宣传口号“养护儿童是父母与教师的责任”，则表达了社会对于儿童教养的共同认知。照片的提供者黄咏梅在随文中回忆道：

那是1936年秋，七岁的我是二年级小学生。父亲在我四岁时因急病死于执教的外地，母亲守着我和妹妹们在镇江东门老家深宅里相依为命。我六岁入民众教育馆办的小学，校舍设在孔庙里，离我老家不出一百米。年轻新潮的王校长是出国留学生的留守夫人，她在讲台上给我们示范刷牙，给我们讲述日本军国主义者向日本小学生灌输侵华思想的故事。还有好几位关爱我如同父母的老师，孜孜不倦地传授知识。孔庙正殿陈列着“头悬梁”、“锥刺股”、“孟母三迁”等故事的小泥人塑像，还有卫生常识方面的模型、图片，教室设在正殿后西院落的平房里。更使我感兴趣的是，遇到周末，民众教育馆为附近居民放映电影，我们小学生是必去的观众。那年代，能看到卓别林夸张的滑稽表演，虽然无声，也是莫大的享受。大舅父一人在外地工作，那年回镇江探家时，星期天和大舅母唐思萱带着表妹吴碧霞来看望我们，我高兴地陪他们去我心爱的学校参观。走近橱窗前，那张宣传画吸引了我和表妹。我们驻足细看，大舅母边看边给我们讲解，我入神聆听，表妹目不转睛地看着画上的小朋友。大舅父见此情此景，即兴抓拍下来，当时我们一点不知道。

作者结合这张照片的回忆，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一位幼年丧父、与母亲和妹妹们相依为命的女孩，并没有因生活困顿而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民众教育馆及其创办的小学奉行的是“中西合璧”的施教方针，既承继传统伦理文化，又传播现代卫生科学常识，还放映西方电影……从上面的叙述里，足以看出民众教育馆所承载的一般社会功能，和为普及教育、传播文明所做的种种努力。

图二 1936年，摄于江苏镇江民众教育馆宣传橱窗前。
尤其可贵的，这不是一张为了宣传而刻意摆拍的照片，而是一位民间摄影爱好者对身边生活的不经意的记录，其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
上面两幅照片，一张拍自当时的首都，一张拍自当时的江苏省会，或为首善之区，或为经济文化发达之域。而其他地方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这里有一张1937年1月在山西文水县拍摄的照片（图三），是文水县里村一所女子初级小学的师生合影。
文水县是毛泽东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的家乡，1947年十七岁的刘胡兰被国民党军以铡刀残忍地杀害，成为中国革命史上家喻户晓的著名烈士。而这张照片中所透露的宁静与祥和，与十年后刘胡兰殉难时腥风血雨的社会氛围，却迥然有别。端坐中间的那位女子应是这所小学的校长，从穿着、气质上看，当是一位受过现代教育的女子，神情中透着自信与干练。照片上的女学生也都穿戴整齐，相貌端正，让人感觉很舒服。还有，背景中雕梁画栋的校舍也着实让人羡慕，可见那时的人们已经实践了后人虽信誓旦旦却行有未逮的承诺——“把最好的房子让给学校用”，如果我们对这一承诺不是“行有未逮”的话，可能也就不会发生汶川地震期间校舍大面积倒塌那样的悲剧了。

图三 1937年1月，山西文水县里村女子初级小学的师生合影。
这张照片里，最吸引人们眼球的，是端坐在中间的那位年轻女子。大家知道，中国既有论资排辈的传统，更不乏男尊女卑的陋习，而那位女子，年纪轻轻，列坐于几个大老爷们之中，却未遑多让。
胡适先生曾经慨叹过：“《史记》里偶然记着一句‘奴婢与牛马同阑’，或者一句女子‘蹑利屣’，这种事实在我们眼里比楚、汉战争重要的多了。”在他看来，“朝代的兴亡，君主的废立，经年的战事，这些‘大事’在我们眼里反而渐渐变成‘小事’了”。从这张寻常的乡村小学的师生合影里，则不难看出民国年间妇女解放的种种端倪和时代前行的迥然步伐。在许多时候，时代的变迁与进步，并不体现在轰轰烈烈的运动里，往往是一些琐屑的生活细节，更能反映社会的深刻变化。历史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那些轰轰烈烈的“运动”不过是表面的热闹而已，并且换来的不仅不是社会的进步，反而可能是空前的倒退。
1949年以后，民国的一切都成了“前朝旧事”。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对民国年代的日常生活细节的误读也在所难免，对同样一张照片，往往会有截然不同的观感。
这张拍摄于1940年代的照片（图四），是天津东亚公司公教信友协进会的唱诗班在排练的情形。在用苇席临时搭成的草台上，唱诗班的信众们个个阔袖重袍，手捧展开的乐谱，伴随着台下钢琴的伴奏，唱得专注而投入。整个画面于黑白相间中，弥漫着几分肃穆与庄严。
照片系笔者从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淘得，夹在一本1940年代印制的东亚公司的企业宣传册里。宣传册用道林纸印制，图文并茂地介绍了东亚公司的产品和经营管理的情况。天津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是民国年间的著名企业家宋棐卿于1930年代创办的，其生产的“抵羊牌”毛线的总销量，一度占据了国内市场百分之八十七的份额，并向东南亚十几个国家出口。宋棐卿的企业经营理念，也不乏现代意识，在企业内部施行了许多保障和增进职工利益的做法，向职工发放年终奖金、生活津贴、伤病津贴、婚丧补贴和子弟奖学金等，还设立了职工宿舍、夜校、国剧社、合唱团、医院……在1943年更以“赠股”的办法，将公司股份配发到每位职工，使企业员工都成为公司的股东。因宋本人出身于笃信基督教的家庭，还在企业内部建立了公教信友协进会，将宗教教义融入企业管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这张照片记录的，便是信友协进会唱诗班的一次排练。
宋棐卿的上述举措，说到底无非是为了化解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人际矛盾，以增加企业内部的凝聚力，从而获得最大化的效益。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宋棐卿堪为企业经营者的楷模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功臣了，当个“政协委员”、“人民代表”什么的，应在情理中吧。
然而，就是这样一些颇具超前性的现代企业管理举措，在后来的岁月里却一度成了宋棐卿“调和阶级矛盾”、“统治工人阶级”的罪行。这张照片则在1960年代的“阶级教育展览会上”，被当做“用宗教麻痹工人阶级”（当年用作“展览”时，写在照片背面的文字如是说）的罪证，被公开展示。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图四 1940年代，天津东亚公司公教信友协进会的唱诗班在排练。
民国几十年，除了抗战前有过几年的相对和平时期以外，大部分时间都处在动荡与战乱之中，这无疑给民众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但战乱与动荡并不就是民众生活的全部，即使身处战乱中，老百姓的日子照常得过。战争虽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百姓的生活，却无法使它中断。这两幅照片（图五、图六）均拍摄于1948年的长春。图五是竖立在长春街头的大幅新影片上映广告画，图六是在长春一间酒吧登台表演的鼓手。
此时国共内战方酣，长春已处在解放军几十万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不仅十几万国民党守军与外界的联系逐渐中断，一般百姓的出入，也受到严格的限制，一场空前的饥馑正一步步逼向这座城市。生活在长春城里的人们，已不止一次地听到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但这并不妨碍最新的美国大片一部接一部地上映，而架子鼓手一旦登台演出，还是西装革履，头发依旧梳理得丝毫不乱，专注地沉浸在自己敲出的鼓点里……
从照片上看，架子鼓手的家什似乎过于简陋了，只有一面大鼓、一面小鼓，外加一个立镲，然而相对于远处隐隐传来的炮声，这里发出的，却是属于市井的、民间的音符，传递着平民大众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与期盼。

图五 1948年，竖立在长春街头的新影片上映广告画。

图六 1948年，长春市一间酒吧里一位登台表演的鼓手。
2011.6

老照片的“价值”
前些时候，到上海参加了一个老照片的收藏拍卖与研讨活动，见到了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老照片收藏家与收藏爱好者，新朋旧友，济济一堂，堪为老照片收藏界一次难得的盛会。
交谈中，来自杭州的一位老照片收藏家在谈到老照片的价值时说道：老照片的价值说来说去全在那一张纸，那张承载了诸多光学、化学工艺的老相纸，在经过了数十年、上百年岁月消磨后的奇妙存在。乍听之下，我有些诧异，也很有些疑惑：毕竟，一张老照片价值的大小，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至少照片上所定格的社会历史信息，是我们在衡量一张老照片价值时不能不考虑的。但，我还是多少理解了这位资深收藏家对老照片的那份特殊的情感与独到的认知。
或许，在他和那些地道的老照片收藏家眼里，只有那些原版的、多年保存下来的老照片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老照片（事实上，这些年在各种拍卖会上真正拍出高价的，也正是这样一些照片），所以他才如此强调那张“承载了诸多光学、化学工艺的老相纸”吧。?
苏珊·桑塔格也留意到了照片的这种作为物品的属性，“就静止的照片而言，物象同时也是物品”，照片作为“一件纤巧物品”，“人们可以持有它并一再观看”。作为物件的照片，与作为影像的照片，有时候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比如，一张老照片上的影像我们可以任意去复制（尤其在扫描、复制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而作为物件的照片却是无法复制的，你无论调动多么先进的技术手段，也无法复制模拟出一幅与那张老照片一模一样的实物照片来——虽然有些古董制造商一直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努力，在照片做旧上绞尽了脑汁，结果却总是弄巧成拙。那张历经岁月消磨的“老相纸”，始终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
这让我想起了我与台湾的老照片收藏家秦风先生曾有过的讨论。起因是我在某辑《老照片》的“书末感言”里提到他的一次老照片展览时，称他展出的照片多为复制品而非原版照片，秦风先生看到这篇文章后，特意从台北打电话过来指出我的表述有误，说他拿来展出的照片并非是用老照片扫描以后复制的，而是用原底版放大的，应该视同原版照片。是啊，所谓“原版照片”，顾名思义，不就是用原底版印制（虽然今天的制作技术与当年的洗印工艺已不可同日而语）的照片吗？不过，若用上述那位老照片收藏家所强调的“一张老相纸”来度衡，这些照片虽然是原版的，恐怕与收藏家眼里那种纯粹的老照片还是有些不同吧。可见，对老照片价值的判断，乃至对老照片的定义，实在是一桩既复杂又见仁见智的事情。
不过回想起来，与焉上海的这次活动，最大的收获便是听闻了这句收藏老照片的独到心得，它无疑为我们理解与认知老照片开启了另一个窗口——尽管透过这个窗口看到的，对于《老照片》常年的读者来说，或许会觉得有些陌生。
毋庸讳言的是，《老照片》与收藏界对老照片的认知确有一些差异。实在说，《老照片》对作为信息载体的“那一张纸”，并不怎么太在意，无论是原版的，还是复制的（包括印刷品），哪怕只是一个电子数据，均在所接纳。《老照片》更关心，或者说更在意的，还是照片所定格的社会历史信息是否珍稀，是否有趣。
有些事，说出来不怕收藏老照片的朋友们笑话。当初创办《老照片》的时候，每次去北京出差，只要赶上周末，我都要抽空去潘家园转一转。见到有意思的老照片，只要价钱合适，也颇“淘”过一些。我那时“淘”老照片并非为了收藏，而是为了在《老照片》里用。《老照片》甫一面世，稿源有些紧张，也是想从潘家园“淘”点照片回来，以解燃眉之急，很有点找米下锅的意思。有时候，明知摆在摊位上的货色是将老照片扫描复制后又做旧的，冒充原版老照片在兜售，而一旦感觉照片上的信息还有些意思，便蹲下来与卖主还价，虽不当面道破其照片的真伪，但杀价却毫不留情，多数情况下总能如愿以偿。盖因卖主也心知肚明，自己的老照片是复制品，原非什么奇货可居。
这种注重照片信息的价值取向，固然是由《老照片》试图通过照片来反映历史的诉求决定的，而单从实际的效果来说，原版的老照片也好，翻拍的老照片也好，电子版的老照片也好，乃至复制后做旧的老照片也好，只要画质过得去，一旦印到书上，并没有太大分别。即使通过彩色精印的原版老照片，虽然还原效果远在黑白印刷之上，但捧在手里，与把玩那张承载了诸多光学、化学工艺的老相纸，感觉还是大不一样。
正像作为物品的老照片与老照片的影像不完全是一回事一样，把老照片作为收藏品与把老照片作为还原历史的资料，两者之间也有很大的区别。
说到老照片信息的价值，有些瞬间，像抗战胜利南京受降仪式后冈村宁次率日方代表黯然退出会场（图一），像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与毛泽东并肩合影，再有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宣布恢复中国席位时中国代表的乐不可支（图二）……面对这些历史性的关头，在拍摄者按下快门的那一刻，无疑就注定了照片的价值，而且这价值也是拍摄者很容易留意到的。但在很多情况下，照片信息的价值并不是即时显现的，往往是在经过了历史演变、岁月淘洗之后才凸显出来。
《老照片》里曾刊登过一幅张志新上大学时的照片（见图三），照片里的张志新穿着朴素，临风玉立，脸上洋溢着清纯的微笑，对未来充满憧憬……照片刊出后，在读者中引起很大震撼，更有人专门致信编辑部，表达自己的由衷感慨。（说到张志新，有些年轻人未必知道，在这里还是有必要稍做介绍。张志新是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的一名干部，因对“文革”有所非议，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于1969年9月被捕入狱，在狱中备受凌辱，1975年4月4日惨遭杀害，年仅四十五岁。临刑前，为防止她呼喊口号，行刑人员还事先生生割断了她的喉管。1979年3月21日，中共辽宁省委为她彻底平反昭雪，并追认她为革命烈士。）

图一 1945年9月9日，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率日方代表黯然退出受降会场。这样的历史关头，只要定格下来就具有了永恒的价值。

图二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经过投票，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表决结果一经公布，与会的中国代表乐不可支。
严格说来，张志新这张照片不过是一幅司空见惯的生活照，许多人都不难从自己的影集里找出几张这样的照片来（如今，各地的老照片市场上这种照片大量充斥，摆在那里，很少有人问津），而张志新却以自己悲壮而惨烈的人生，赋予了这张早年间的“倩影”以特殊的价值和惊心动魄的力量。几十年后，这幅照片一经呈现所具有的效果，当年的那位没有留下姓名的拍摄者面对张志新按下快门的一刻，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假如有一天，这幅照片的原照突然出现在某个老照片拍卖交易的现场，在老照片收藏界所引发的轰动，当是不难想见的吧。
还有一些照片，拍摄者当初拍摄的时候，对它的价值心里是清楚的，但随着后来世道的变化，照片所呈现出来的价值却完全变成了另一回事。
早年间，我曾在济南的文化市场“淘”到了一组1976年北京“五一”游园活动的照片，是当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为配合放映相同内容的纪录片而发行的宣传照片，均出自新华社的摄影记者之手。其中的一张照片（参见本书《北京的气候》），背景是北京的天坛祈年殿，大殿前面有几个人正兴高采烈地聚在一起交谈，印在照片背面的说明文写道：“在粉碎‘反革命逆流的斗争’中建立功勋的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参加游园。他们表示要更紧密地团结战斗，把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推向新高潮，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努力作战。”

图三 张志新年轻时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的留影。这张原本寻常的生活照片，因为主人公后来悲壮而惨烈的人生，获得了一种特殊的价值。
所谓“粉碎反革命逆流的斗争”，指的就是不久前平息的“四五”事件。在那次事件中，各界群众于清明前后在天安门广场大规模聚集，悼念周恩来，却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照片里的人物即为在这次镇压中建立了“功勋”的几位积极分子。然而吊诡的是，随着中国政局的突变，仅仅过了一年多，“四五事件”即获平反，照片上的人物则成为了共和国历史上“最短命的英雄模范”，其平息“四五”事件的“功绩”，也成了他们生命中的一段并不光彩的记录。
苏珊·桑塔格在论及照片与绘画的不同时，曾经说道：“一张照片所拥有的灵气和一幅绘画所拥有的灵气之间的真正区别在于与时间的不同关系。时间的破坏性对绘画有不利作用。但是部分照片的内在意味，以及它们的主要审美价值源泉恰恰在于时间作用于它们所发生的变化，在于它们脱离原作者意图的方式。在时限足够的情况下，许多照片确实获致了一种灵气。”正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得上面这张照片“脱离原作者的意图”，呈现了另外一种价值。
有句成语叫“欲盖弥彰”，有些老照片所显现的价值，大可以之来诠释。1949年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有关民国社会的日常状态，有关抗战正面战场之种种都成为禁忌，被人为遮蔽。随着近些年的国共和解、两岸交流，大量客观记录民国日常生活（见图四）和正面战场的老照片被披露出来，令人耳目一新，有些照片更在拍卖场上以不菲的价码成交。

图四 曾经陌生的民国影像：1948年，运行在沪宁线上的豪华列车。
不妨设想一下，假如民国社会及正面战场从来就没有被遮蔽过，相关的照片可以随意呈现，到处都能见到，就像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那样被大张旗鼓地宣传，上述这些老照片的珍稀性难免会大打折扣，自然也就没有了现在这样的价值，没有了今天一经面对即带给我们视觉上的强烈震撼。
我们通常说，经过了岁月积淀的照片才有意思，而这“意思”不是别的，正是后来历史的演变所赋予、所附加于照片的那些价值。
当然，如果这些有“意思”的影像，又恰好附着在了收藏家们所钟情的那张“承载了诸多光学、化学工艺的老相纸”上面，则就再好不过了。
2011.12

照片“遭遇”之种种
罗兰·巴特在《明室：摄影札记》中曾经谈到，被拍摄者在照相机前摆姿势“定格”的那一瞬间，具有某种使自身“坏死”的意味。为了说明摄影的这种“坏死之力”，他以当年巴黎公社社员的遭遇来隐喻：“某些公社社员自愿甚或满腔热忱地在街垒前摆出姿势照相，公社失败了，他们被梯也尔的警察认出并击毙，几乎无一幸免。”
苏珊·桑塔格在她的《论摄影》里也提到了巴黎公社社员的这段遭遇，但她的记述与罗兰·巴特略有不同，她是说统治者“对巴黎公社社员进行杀气腾腾的大围捕时首先使用了照相机”，而且从那以后“照片便成为现代国家监视及控制日益机动的人民时一种有用的工具”。
桑塔格引述这件事，意在强调“照片可以提供证据”，并且是统治者主动地用照相机来猎取，但在巴特那里，照片成为证据，似乎是不经意间达成的，至少公社社员们“满腔热忱地在街垒前摆出姿势照相”的那一刻，并没有意识到。
巴黎公社的时候，摄影发明不过才三十年出点头，其“提供证据”的功能即在统治者镇压民众时派上了用场。那也许是人类第一次尝到照相机瞬间定格可能产生的可怕后果——当然统治者并不这样看，对他们来说，这不啻是意外的“甜头”，而且按图索骥，通过照片来指认、缉拿反抗者的把戏，在梯也尔之后的一百多年来，一直就没断了上演，只是手段随着科技的进步而日臻完善，如今在一些国家里，摄像镜头几乎已无所不在。
摄影传到中国的一百多年间，从晚清到北洋，到民国初创，到日本侵略，到国共内战，到新中国建立，再到接踵而至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政局变幻之不测，社会动荡之剧烈，为数千年来所罕见，而沉浮其间的国人则往往昨是今非，今是昨非，天上地下，不堪其忧。于是，为了使作为“证据”的瞬间定格能够达成或避免某种后果，无数的照片便难逃被抄检、被藏匿、被销毁、被涂改的种种命运。
先说被抄检。在中国，罚没、抄家的事情古来有之，遇到改朝换代的关口，更是频频发生。“文革”虽算不上什么改朝换代，但抄家之风在“文革”期间却如瘟疫一般，短短几个月里就迅速传遍了神州大地，无数个家庭在所谓的“破四旧”中蒙受其害。此时的抄家，因完全处于无法无天的状态，几与抢劫无异，从书信、证件、资料到字画、古董、首饰……几乎无所不取。照片虽然不是什么贵重物品，但作为“证据”，也在重点抄没之列。
这些年编辑《老照片》，出去约稿，不知多少次听人慨叹，家中原先有很多照片，可惜“文革”抄家时被洗劫一空。民国年间有条件经常照相的人家，要么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要么家庭经济境况比较殷实，而这样的人家，正是那场“革命”所要整肃的。
“文革”后期，返还抄家物品，有些被抄没的照片幸得物归原主，有的则不知所踪；后来发现，其中有不少流落到了旧货市场，被辗转拍卖。还有一些照片当年抄没后，待归还时已无法与物主取得联系，遂移交给了当地的文博部门。我曾在某文博部门看到过大量如此“收藏”来的老照片，用牛皮纸包着，一摞摞地堆放在库房的货架上，因年久无人翻检，上面积满了灰尘，翻检之下，积灰四扬，被呛得咳嗽不止，而包裹其中的照片，却不乏价值可观的精品……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种“收藏”的方式虽非“正途”，但总算让那些抄没的照片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归宿。这些年，有些地方的文博部门开始着手对这些照片开发整理，或举办展览，或出版专集，像是“文物”出土，一经面世，每每引起不小的轰动。
有抄检，就有藏匿。有位潘津生先生，在新近出版的第八十五辑《老照片》里，记述了一张家藏老照片在一个世纪里的遭际。
1900年春，祖孙三代，整整十七口人，少长咸集，在古色古香的安庆祖屋里拍摄了一张全家福（图一）。此后的一百多年里，战乱频仍，一家人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但这张照片却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期间，潘津生先生的伯祖父、父亲和叔父，相继于1925年、1964年和1982年，在照片装裱衬板的空白处留下了密密麻麻的题识，感叹岁月流逝、家人聚散，赋予了这张家庭合影以丰富的社会人文信息。1964年，潘先生的父亲在题识中这样写道：

图一 这张拍摄于1900年的全家福，全赖照片的主人别出心裁，将其藏在了居室拉门的缝隙间，才得以躲过“破四旧”一劫，完好保存下来。

数十年极人事之变迁，存余行箧囊也，蜀也芜也宁也苏也沪也，转徙奔走万余里，骨肉分滞于异乡，此身而外此图独存。时一展观，悲欢横积。盖是图也，非金珠玉帛也，藏之笥胠箧者不取也，遗诸途好货者不顾也，或有目而注之者曰：此鬼魄也，避而走。嗟夫！天下惟与人无争之物，为可长保，为可长私也……

孰料，这则庆幸“此图独存”、“为可长私”的题识写下才两年，“文革”就爆发了。在“破四旧”风暴中，为保存、藏匿这张照片，潘先生的父亲费尽了心思。最后，将照片固定在了所居日式房子的一扇纸质拉门内，又将外侧贴上同样的纸张，从外观上看不出一点破绽。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真是惊心动魄：“1966年9月16日晚，五名南下北京红卫兵闯入我家，据他们说，他们在北京某‘黑帮’家中看到了我父亲送给那位‘黑帮’的作品，于是便循着这条线索来上海查抄。查抄共进行了五个小时，他们将我家几代人辛苦收藏的古董珍玩、古籍字画等一扫而光，装满一部三轮卡车后拉走。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这张《合家欢喜图》，得以存留下来了！”
像潘津生先生家人那样敢于精心藏匿“问题”老照片的，并不多见。许多人往往不等来抄家，便将感到会惹麻烦的照片自己动手销毁了。将家藏的老照片付之一炬，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实在是匪夷所思，但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对此却很容易理解。实际上，自动销毁家藏照片之举，早在1949年时代转换不久便发生了。随着“镇反”运动的开展，家中所藏凡与旧政权有些瓜葛的照片，像穿国民党军队制服的，或与国民党高官合影的，总之，足以佐证当事人在旧政权中地位与身份的那些照片，即被大规模地“销毁”过一次。及至“文革”，阶级斗争愈演愈烈，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头戴一顶瓜皮小帽即被疑为地主富农，身着西装革履则非工商买办莫属。即便没戴瓜皮小帽，也没革履西装，哪怕只是穿戴得稍微齐整了一点也不行：广大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怎么就你们家过得人模人样？于是将照片付之丙丁，就成了一种最安全的选择。
八十一辑《老照片》里刊载过已故著名学者周一良生前所写的一篇怀念夫人邓懿的文章，其中也忆及自己“文革”中主动销毁家藏影集的经过。周先生说，这些保存了几十年的十几本相册“并非扫四旧之初所毁，是红卫兵抄走又还回来之后，被我自己亲手毁掉的”。这件事让他的夫人很伤心，周先生后来回想起来也很愧疚。分析到自己何以这样做的原因时，周先生说道：“我对于她穿着华丽的衣服，在照相馆摆出姿势所照的相，向来认为俗气，很不喜欢。但当时究竟是受到什么思想支配，现在也说不清楚。总之是一种赌气的行为吧，就干脆付之一炬。”
在空前的社会压力下，面对家藏老照片，连学富五车的周先生尚且惶恐莫名、不知所措，遑论那些一般的民众了。周先生文章中随附的老照片，还是后来从国外的亲戚处，一张张又陆续找寻回来的。（图二）
对那些自觉有“问题”的照片，在藏匿与销毁之间，还有一种折中的处置，那就是涂抹与剪裁。具体说来，便是将照片里的“问题”人物裁剪掉，或者对其面部做羞辱性涂抹，最常见的做法，是往脸上打“×”，以表示自己已经与照片上的人划清了界线。在1949年时代转换之际，“问题”人物主要是前朝的高官显宦、文化名流，像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图三）、阎锡山以及胡适、周作人，等等。另外，被指为“叛徒”或犯了路线错误的中共领袖，像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等人的照片也在涂抹或剪裁之列。随着一波又一波的党内整肃，“问题”人物也随之增加，从高岗、饶漱石到彭德怀、黄克诚，再到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都没能逃脱照片被羞辱的命运。
有位周颖女士，在第五辑《老照片》里讲述了他们家所存一张照片的遭遇。照片是“文革”前中央首长接见其父参加的某次会议人员的合影，一直镶在镜框里，挂在他们家书房的墙上。随着“文革”的深入，照片里的中央领导相继被揪出、被打倒。其父先是将照片从墙上摘下，收了起来，又担心造反派来抄家见到，说他没与党内那些大走资派们划清界限，整天为此提心吊胆。“忽然有一天，父亲又拿出了那张长长的照片，铺在桌上，看了很久，想了许久，然后拿起钢笔，把上面已被打倒的领导人挨个涂抹了。此后，只要广播里点一个人的名，父亲就用小刀刮掉一个（大概是觉得钢笔的颜色盖不住）。再后来，父亲反而不去刮了，因为打倒得太多了……”可能因为照片被“处理”得实在惨不忍睹吧，周女士才没将其拿来《老照片》发表。不过，假如哪里要建“文革”博物馆，这张遍体鳞伤的照片，是不可不想办法征集进去的。

图二 周一良先生与夫人邓懿女士的结婚照。这些被周先生在“文革”中亲手焚毁的照片，后来又从国外的亲友处陆续找回。

图三 这张1924年戴季陶与董竹君（上海锦江饭店的创始人）子女的合影，董竹君一直珍藏着。“文革”时红卫兵四处抄家，董竹君用墨笔涂掉了戴季陶的上半边脸，以备万一被抄出，也辨认不出照片上的人。后来这张照片虽然专门请北影厂原厂长、摄影家朱德熊修复过，但仍能看出被涂抹的痕迹。
著名学者谢泳曾向《老照片》提供过一幅常风先生1948年秋与北大朋友们餐聚后的合影（图四）。照片里的人物，除了常风，还有沈从文、梁实秋、冯至、朱光潜、俞平伯、杨振声、李长之等，俱为众所仰慕的饱学之士。其中站在后排最右边的那个人，是这次餐聚的召集者、北平怀仁学会的善秉仁司铎（神甫）。谢泳在文中说道：“善司铎的面部模糊不清，是因为‘文革’中常先生家人害怕这张外国人的面孔带来麻烦，而故意涂抹过的。”
常先生家人的担忧并非多余，那年月，随便一张与外国人的合影，便会招来“里通外国”的嫌疑。照片里，曾被鲁迅斥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1949年以后辗转去了台湾的梁实秋先生并没有被涂抹，尊容犹存，反而是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外国人惨遭涂鸦，可见当年与外国人“交往”的罪名有多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