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子弟的世界
作者：定宜庄
内容简介
除了宗室王公之外，生活在老北京内城中的，更多的是普通旗人、平民百姓。本书走访了印嘉佑、傅耕野、吴定寰等人，运用口述史料与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方式，将男性视角下老北京内城吃喝玩乐、花鸟鱼虫、饮酒唱戏、斗鸡走狗、比拳掼跤、走会拜祭等京味儿文化生动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而在采访对象的选择方面，作者并不局限于旗人，也包括少数汉人，这使得本书的内容更加精彩、充实。

总序
在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中，我想通过80余名老北京人的口，对近百年来老北京人的生活和变迁，做一个全景式的描述。

通过人、特别是普通人而不是名人之口，也不是通过文物古迹、风景名胜以及历史事件来呈现北京这个城市，是我近20年来一直努力在做的尝试，也正是在访谈了百余名老北京人之后，我才对北京这个城市和北京人，有了与以往不同的了解和感悟。我是从他们的讲述中，才具体地、而不是概念化地懂得了北京，也是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才一步步地进入到这座城市，并且慢慢地触摸到了北京人的血脉、灵魂和神韵。注1

既然我的宗旨是从“人”出发，所以本套丛书的5卷，初衷也是按照被访者人群的不同而划分的。然而，凡是对北京城略有了解的人就都知道，入清以来北京城的特点，便是不同的人群，大体都居住在不同的地域。或者说，在1949年以前，北京人就是由几个不同地域上居住生活的不同人群组成的，这样的几个不同地域上的不同人群，各自具有鲜明的、不同于其他地域上的人群的特征，却又因此而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那就是一个完整的北京城，以及城中的居住者——北京人。这正是北京这个城市具有的丰富复杂的多元化特性。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几个区域，在北京缺一不可，但无论哪一个区域，也不能称之为北京城的“精华”，哪一个区域，也不是北京的代表和核心。这便是我访谈过百余名北京人之后的收获所在。

　　我说的这几个区域，大分起来，就是内城、外城和城郊三部分。虽然近年来它们之间的界限一直在急遽消失，甚至已经被基本泯灭，尤其是将宣武、崇文两区分别并入西城、东城两区之后。但是自清军入关到1949年之前的几百年间，内城住皇室成员和八旗官兵，外城住汉回商民、流人士子的格局却始终清晰可辨。至于北京城郊，既是京城的延伸部分，又因处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边缘位置以及与京城的紧密联系，当然应该被视为京城中不可割舍的一个重要部分。

　　由于在这三个部分中，第一部分即内城部分的分量远远超过其他两部分，所以我将这部分人群再一分为三，这便形成了5卷。出现这种有轻有重情况的原因，与我最初选择访谈样本时的偏重，以及我的能力不逮有直接的关系。具体地说，当我开始启动这个项目时，并没有意识到北京的居住格局与人群特点之间存在如此直接的关系，我一味去寻找的，只是最符合我心目中“老北京人”标准的那些人，而这样的人，大多数都居住在内城。尽管我后来意识到了京城人群按地域居住的特点，也意识到我选择的访谈对象有畸轻畸重的问题，并希图寻找到更多居住于城南和郊区的被访者，但一是他们中世代居住于京城者，本来就远远少于内城那些八旗后裔，二是由于近年来北京城市人口变迁的频繁和他们居住的分散，很难寻找到更多的样本，这便是我所谓能力有所不逮的含义了。

　　对于这5卷中每卷内容的特点和编撰宗旨，我在各卷的前言中都分别有所介绍，此处不再详细说明。总之，按照不同地域和人群分成的这套5卷本的丛书，既各自独立成编，围绕的又是同一个城市、同一个主题，应该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　

本书是在我2009年出版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的基础上，经过大量补充修订而成的，事实上，它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而可以看作是另一套书了。

首先，此次将这套丛书分为5卷，有了可以伸展补充的余地，遂得以将一些尚未发表过的访谈成果收入，究其分量，占全套丛书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些访谈成果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在《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出版之后所做的部分访谈。自《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出版，距今已经过去整整6年，但我寻找老北京人并为他们做访谈的工作却迄未间断，这些后来做的口述在访谈宗旨和方式等方面虽然与此前基本一致，但在对“北京人”的定义上，则不得不有所放宽，那就是将原先把“北京人”限定在“民国之初(1911年前后)不足百万的人口和他们的后代子孙”一条，推迟到了1949年前后，也就是说，凡是1949年前后进入并居住于北京的人，便都被纳入到我的访谈对象中。做这一修改，有众所周知的原因，那就是随着时间的飞速流逝，即使以1949年画线，按被访者当时18岁计，如今67年过去，也已经是85岁的耄耋老人了，抓紧记录他们的历史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更何况，1949年前后是新旧政权交替，新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新的意识形态开始创立并生长的年代，本身也包含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另外，正是由于放宽了对“北京人”标准的限制，我得以将此前曾经做过，但因不符合这一标准而未收入的访谈，也纳入到了此书之中。

其次，在编撰本套丛书的过程中，让我最感慨也最有收获的，并不是在量上的增加和内容上的添补，而是去寻找多年前的被访人，并对他们所做的回访工作。由于历经数年甚至十数年，仍然在世的老人已经不多，这样的回访便尤显珍贵。通过回访，补充和修订了初次访谈时未曾顾及的细节，加深了我对原来访谈的内容和被访者的理解，更凸显了访谈的意义。更有意味的是，有些被访者与我在这十数年间从未中断联系，有些已经成了朋友和“自己人”，而我们相互间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深入交流，最终能够进入较深层次的主题，这一过程或如曲径通幽，或如层层剥笋，正与史家所做考据的过程相似，其间的艰难与乐趣，很难用言语表达出来。还有一些被访者已经逝世，但当我看到他们最终结局的时候，再回想他们当年访谈时的情状，其间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也颇令人感叹唏嘘。总之，通过此次回访，我切实地感受到了深度访谈对于口述史的重要性。

再次，是对部分口述，从文献上下了些钩沉索隐的功夫。一方面附上相关的档案材料以资考订佐证，一方面在注释上做了大量的补充，力图将口述背后的故事，尽可能多地呈现出来。总之，一个具有职业性好奇的史家，当他面对躲藏在自己访谈对象背后的，远比口述者闪烁其词的、语焉不详的甚至漏洞百出的讲述更为精彩、更为深沉的真相时，很难就此止步。即以唐德刚先生为胡适所做口述为例，胡适为唐先生讲述的，仅仅是胡适那复杂丰富一生的冰山一角，如果不将隐没在水中的那更大的部分尽可能多地呈现出来，人们并不能知道这座冰山是什么样的，而这正是负责任的史家应该努力去做的工作。如果再深入一步，那么这座冰山所露出的部分为什么是那个样子，就更值得史家去探究和分析，而这，往往就是对某个具体个人所做访谈的最大意义所在。

辛亥革命迄今百余年，北京城的鼎革，用天翻地覆形容毫不夸张；1949年以来的变化，较之辛亥以后的民国时期更甚；而改革开放之后，或者就以《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出版迄今的短短6年来说，变化之巨大，竟然又超过了以往的百年，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目不暇给的程度。如果说民国时期的鼎革更多表现在社会的变迁上，1949年以后是对城墙、古建等物质文化的损毁，那么近年来的这一变化，则是因外来人口的急剧增长而导致的“老北京人”的消失。说消失也许并不准确，准确的应该是，当北京人口已达数千万的今天，区区百万的老北京人，早已湮没在从四面八方聚集于此的众人之内。尤其是随着京城大规模的改造拆迁，老北京人中的大多数已经搬离祖上世代生活的胡同街道，散落于城外诸多新建的小区之中，以北京的“人”为载体的京城文化，也随着他们而消失湮没于无形之中。甚至被老舍先生誉为世界上最优美动听的“老北京话”，如今也难以听到了。在北京城经历的诸多变迁中，这场“人”的消失最根本最彻底，同时，也最令人触目惊心。

所以，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是我对曾给予这座城市以生命和活力的老北京人的背影，所做的最后一瞥；是我对这个正在急速沉没的城市，留下的最后一个纪念。

作者谨识

2016年2月

序言
在《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一书中，“内城编”分量最重，此次编撰《北京口述历史》，依然未改初衷，内城部分的口述，也依然以旗人后裔为主，这与清代以来京城的历史紧密相关。

对于清代京师旗人的生活状态，我选择用“超稳定”一词来描述，并以此来与其他城市包括北京南城居民的“流动”状态相对比。而京师旗人的这种特点，则与有清一代在京城维持数百年的八旗制度紧密相关。

城墙被拆之前的北京城呈“凸”字形，分成内、外两部分，内城在北，平面呈东西较长的长方形；外城在南，亦称南城，东西各宽于内城500米有余。

1644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沿袭历代北方诸族的旧俗和统治需要，在京城内实行旗、民分城居住制度。经过顺治五年至六年间(1648—1649年)的大规模清理，原来居住在内城的汉人无论官民被尽数驱赶到外城居住。注2内城从此成为清朝皇室和八旗王公贵族、官兵的聚居区。京城独特的旗民分驻格局由此形成。

清朝统治者将北京视为他们的根本命脉所在，八旗额兵二三十万，隶于京师的就有十余万之众。本着“居重驭轻”的用兵原则，将八旗精锐悉聚京师，平时镇守中央，承担着从四面拱卫皇城的重任，有事调集出征。“禁旅”，注3又称“京旗”，在八旗内享有高于外省驻防的重中之重的政治、军事地位。

京师八旗官兵均根据所在旗分，按照八旗方位居住，其具体方位是：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黄旗居德胜门内，并在北方；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并在东方；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并在西方；正蓝旗居崇文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并在南方。清廷还以皇城(紫禁城)为中线，将八旗划分为左、右两翼：镶黄、正白、镶白和正蓝四旗位于城东，为左翼四旗；正黄、正红、镶红和镶蓝四旗位于城西，为右翼四旗。在各旗防区内又分汛地，汛地内又设堆拨，汛地与堆拨之间设立栅栏，京城的九座城门均由士兵把守值勤，按时启闭，清廷还将明朝时建立在城内的会馆、戏院悉数迁出，严禁在城内开设戏园赌场，使整个北京内城俨然成为一个巨大的兵营。这样的居住格局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尽管在清中叶以后，八旗禁旅的军事职能逐渐减弱，旗与旗之间的变动也逐渐增多，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对京城实行大规模改建之前，仍然依稀可辨。

八旗将士是清廷的统治基础和工具，为使他们专心当兵效力疆场，清廷从入关伊始，就为八旗制定了旗饷制度，八旗甲兵的饷米，都需从江南一带通过漕运送至京城，每年漕米的额数约为四百多万石，均贮于京仓之内。京城共计十三个仓，其中内城七仓，即禄米仓、南新仓、海运仓、北新仓、兴平仓、富新仓和旧太仓；还有城外四仓以及通州的中、西两仓。八旗饷米均由京城仓内放领，当时人将其称为“铁杆庄稼”。按规定，京师旗兵中第一等的领催、前锋每名每月的饷银为4两，第二等(也是人数最多的)马甲为3两，第三等步甲为2两，也有1两者。饷米为每名岁米24斛。在清初，这样的收入与七品官不相上下，足以养活一家数口。“当兵食粮”从此成为旗人的唯一职业，这使八旗人丁成为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于朝廷，受其豢养而丧失独立性的工具。既然当兵挑甲成为唯一职业，所以将训练、作战置于首位，清廷完全以对待士兵的要求来对待八旗披甲，由此产生了对他们的一系列束缚，诸如不能离城四十里居住、不得任意告假外出，乃至不得务农经商，等等。乾隆朝时就已有人指出，这是“数十万不士、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于王家之徒”。注4

然而，清初兵饷虽称优厚，但毕竟兵有定数，饷有定额，不可能无限增加，而八旗人口却呈不断上升之势，清廷有限的财政无法负担日趋繁衍的八旗人口，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又腐化了旗人的本质，于是出现了越来越多得不到食饷份额的“闲散”(亦称“余丁”)，生活无着，贫困人口激增，导致清代出现特有的“八旗生计”问题，北京城内涌现大批生计无着的穷苦旗丁，到清末民国时期，他们的生活已濒临绝境。

“八旗生计”不是我们这部口述史的主题，不赘。这里要强调的是，有清一代三百年，旗人，包括宗室王公和普通八旗官兵，也包括八旗满洲、蒙古与汉军，一直占据着京师内城的最中心位置，是居住于京师内城的主要群体，也是京城中最稳定、最封闭的一个族群。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历经百年岁月的酝酿磨砺，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京城文化，这在满族著名作家老舍未完成的作品《正红旗下》中，有着真实和生动的体现。即使在清朝覆亡、八旗解体之后，他们的语言、习俗、信仰乃至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在持续不断地对北京城市产生着影响。这种影响既深远又厚重，绝非“提笼架鸟”可以一言蔽之。

本书的被访者，已经不再是这些八旗子弟本人，而是他们的后世子孙，他们经历了从民国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的几个不同历史时期，很多人离开了祖先定居之地，但无论他们走过千里万里，前辈数代、十数代在京城的经历，仍然在他们身上留下或深或浅的痕迹。他们的祖先在京城几百年的生活中所磨炼出的独特的价值观、语言、举止，以及与人交往的方式，都与其他城市、包括北京城南那些汉族居民迥异。所谓的京味儿文化，主要就体现在这些八旗后人身上。这里还可以说得更明确些，那就是，八旗制度造成了这个族群独特的生活方式，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日久遂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京味儿文化由此而产生，而这些旗人，正是京味儿文化的主要载体。这是我访谈时着力探询，也是在本书中不惜篇幅予以呈现的部分。

本书收入的口述仅仅八篇，被访者均为男性。将内城旗人后裔按照性别区分并各自成卷，是我编撰此书的一个尝试，这使原先只是按居住的不同地域或不同人群所做的分类，呈现出了另一种样貌，独具特色的京味儿，在八旗的男性与女性身上，有不同的体现，这也可以理解为是同一个整体的两个不同的侧面，这两个侧面，几百年来同处于八旗制度中，既相辅相成，又不可分割。

这两部书以男女区分之后，也呈现出一些有趣的特点，简言之，对于旗人妇女，我的访谈更关注的，是她们的人生经历；而男人们的讲述，则在人生经历之上，更有关于“京味儿”文化的种种生动描述，吃喝玩乐、花鸟鱼虫、饮酒唱戏、斗鸡走狗、比拳掼跤、走会拜祭，无所不包，却又与宅门的生活趣味迥异，这是本套丛书中最具“京味儿”内容的一部。

总之，尽管近年来社会性别研究在世界范围内都颇受重视，在许多学者的努力之下，以往被隐藏遮蔽的女人世界的面纱，也正在被一点点地揭开，人们这时才发现，女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也是相当地复杂、丰富和多彩。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的是，男性生活的范围与女性相比，毕竟更为广阔和丰富。他们摆脱了八旗制度的束缚之后，可供他们选择的生活道路，也相对更多。这在本书选录的八篇口述中，有着具体鲜明的呈现。我希望读者从中可以看到，在八旗制度解体后，这个久居京城的超稳定人群的子孙们，是怎样带着共同的历史印记，踏上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的。

乾隆十五年(1750年)北京八旗方位图

一、日子是怎么过来的
——印嘉佑口述

时 间：2015年10月18日(第一次)

2015年11月24日(第二次)

地 点：北京林业大学教工宿舍

访谈者：定宜庄

[访谈者按]与印嘉佑先生的相识很有意思。他们夫妇逛书店时无意中发现我那本《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便买了下来。在阅读的过程中，用他自己的话说：“出于当编辑的‘职业病’，看书时总拿个笔‘边看边画’”，遂将书中错误与问题一一订正并写了出来，此后，他颇费一番周折才找到我，并把他为我的书所作订正的手写稿寄来。我为这位年近八十老人的热心、认真和执着感动，决定到他家当面致谢，而在交谈中发现他的祖、父以及他本人的经历，作为北京八旗后裔的又一个个案，也非常值得记录，于是形成了第一次的访谈。在这次访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是他父亲的一生，还有就是北京林学院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迁往云南的遭遇。“文化大革命”之前北京的高等学校有50余所，“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有30余所外迁、解散或消失，损失难以计数，却是一个迄今未引起关注的问题。

当我把第一次访谈的稿子交印先生过目之后，他又给我来了一信，说是由于第一次时不知道我想谈什么，所以没有精神准备，好多应该谈的事还没有谈透，有意犹未尽的感觉。于是我便再次拜访，补充了一些第一次未谈及的内容，其中关于他童年时期居住的甘雨胡同所住居民的情况，由他一户一户叙述起来，尤为有趣。甘雨胡同地处京城最繁华地带，清亡之后这里居民构成的变化，正是京城变迁的一个缩影，窥一斑而知全豹，也是以往很少为人所采用的方式。

除了对我书中的问题一一指正之外，印先生还赠送给我大量他多年收集的关于北京的材料，包括他自己在北京林业大学离退休处的刊物《流金岁月》中发表的文章，他说：“这些材料，也许会使您能更了解一下比您年长几岁的人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这话真好，因为老北京人的日子，尤其是比我年长的那些老北京人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恰恰是我这部口述要记录、要表达的主题。

印嘉佑先生与女儿2011年的合影

又及，刘曾复是我在《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访谈中着力最多，占据篇幅也最长的一位被访者，注5在与印先生的谈话中，竟然无意中谈到了刘曾复先生在林业大学的表哥，这使我对刘先生所处的社会关系及其亲友的认识，又增进了一步。也是我为印先生所做这份口述的一个额外的收获。

印嘉佑(以下简称印)：昨天您来电话(说要来)以后，我把我收罗的好多报纸，挑了点可能对你有用的，你看看。

定宜庄(以下简称定)(翻阅印先生的报纸)：您订了好多份报纸啊。

印：我对门那家的亲戚在搞发行，送我一份《北京青年报》；学校离退休处一人送一份《北京日报》； 我老上收发室帮忙去，人家报纸多了就给我，杂七杂八的什么都给我，给我我就收着。我一大堆报纸都没整理。

定：您真有心啊。咱们这样，咱们从头来好吗？

印：您有什么问题您说。

定：不是有什么问题，就是听您聊聊天儿。我发现您记性特好，记性特好就好办。咱们从你们家开始说起好不好？就是从您祖上，您知道的那辈的事儿。

印嘉佑的妻子(以下简称印妻)：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记性好。多少年前的事情都是，所以我们家的家谱都得问他，我们印家这么多人，别人谁都不行。

1.我祖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