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九级台阶
作者：约翰·巴肯
内容简介
一心渴求刺激的英国工程师理查德汉内从贫乏的非洲回到伦敦，却在几个月后对都市生活同样心生厌倦。恰在此时，美国人斯卡德托付给他一个巨大的秘密：德国间谍企图刺杀友国领袖，一旦事成，世界将危在旦夕。随后，斯卡德被杀，汉内临危受命，追捕，逃亡，改装，易容，警察与间谍兵分两路，结下遮天大网，汉内火眼金晴，一次次识破陷阱，巧妙逃脱魔手。刺杀之日迫在眉睫，而斯卡德笔记上只留下唯一的线索三十九级台阶。三十九级台阶究竟在哪儿？三十九级台阶又通向何处？危亡系于一身，汉内究竟能否找到三十九级台阶，摧毁敌人的阴谋？

第一章 一个死了的人
那是五月里[1]的一个下午。我从伦敦城里回我的寓所，一路上情绪十分低落，心里满是对这段生活的嫌恶。当时，我来到这个古老的国家只有三个月，但已经对这里感到十分厌倦了。如果一年前，有人说我会对英国有这种感觉的话，我一定会对他大加嘲弄。然而现在，这却全都成为事实了。这里的天气就叫人心烦，周围英国人的言谈更叫人听着恼火。我得不到足够的体育锻炼，而伦敦人的其他娱乐活动，就像太阳下面晒久了的汽水一样，淡而无味。“理查德·汉内，我的老伙计，”我开始反复对自己说，“你这下可是跑到阴沟里来了。赶紧爬出来，逃到别处去吧！”
想起最近这几年在布拉瓦约[2]时设想好的人生规划，我不由失望得直咬嘴唇。那时，我已挣了一些钱，不是很多，但足够我花了。所以我盘算好了种种享乐，准备好好享受一下。我六岁时父亲就把我从苏格兰带了出来，再也没回过家。所以在我想象中，英国就像天方夜谭的故事那样神奇。我打定了主意要回到那儿，在那里度过我的下半辈子。
可想不到，一到英国，我就大失所望了。才一个星期，我就厌倦了再去各处观光。不到一个月，就对饭馆、剧院和赛马、跑狗之类的地方失去了兴趣。我在这里没有什么好朋友，我想这大概是我感到烦闷的真正原因吧。倒也有不少人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去做客。但看得出来，他们其实对我并没有什么兴趣，偶尔问你一两个关于南非的问题，然后便转头忙他们自己的事情去了。还有许多热心于大英帝国[3]声威的女士，也邀我参加她们的茶会，去与从新西兰来的中学校长或从温哥华来的编辑们会面，但这些活动也都是再沉闷、乏味不过的了。就这样，在这里，我一个三十七岁的男子，身强力壮，有大把的金钱可花，但却过着百无聊赖的日子，成天哈欠打个不断……简直成了整个英国最无聊、最心烦意乱的人。于是，我开始下决心，要从这里脱身，回到我先前生活过的南非草原上去。
那天下午，我一直在与我的经纪人商谈我的投资问题。我这样做，也不过就是找点事儿，让我的头脑活动活动罢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去了我的那家俱乐部。这家俱乐部其实更像是个酒吧，吸纳的会员都是从英国各殖民地回来的人士。在那里，我一边慢慢啜酒，一边浏览晚报。报纸上全是关于近东地区争端[4]的消息。其中有一篇关于希腊首相卡洛里德斯的文章，引起了我的兴趣。从各方面看，此人似乎是这场国际事件的主角，他表现得光明磊落。而别的“演员”就远远不能这么说了。看得出来，他在柏林和维也纳的那些敌手们对他恨之入骨，而我们英国人则很推崇和支持他。报上有一篇文章甚至称他作“欧洲和平与战争间的最后屏障”。记得我当时就想，我能在这些事件中起点什么作用呢？去阿尔巴尼亚大概是个好主意吧？在那儿我可能会有点事干，不会像在伦敦这么无聊，这么闲得整天打哈欠吧？
大约六点钟，我回到家里，穿戴整齐，去皇家饭店吃了晚饭，然后去了一家歌剧院。当晚的戏目很无聊，台上就一群忸怩作态的女人和尖嘴猴腮的男子。我没坐多久就出来了。外面的夜空爽朗而清新，我便步行着回我在波特兰大厦租住的公寓。我走在人行道上，一群群行人簇拥着从我身边挤过，向前赶去。他们喧闹着、扰攘着，匆匆忙忙地好像都有什么重要事情去做，这使我心中油然生出一股羡慕之情。这些女店员、男职员们，光鲜时髦的男女，还有警察，他们好像都满怀激情，这让他们能够快快活活地生活下去。路边有一个乞丐，正无聊得张大了嘴打哈欠，我停下来给了他一枚五先令的硬币，也算是“同病相怜”吧。走到牛津广场时，我站住脚，抬头仰望着春意浓浓的天空，做了一个决定：我再在英国多待一天，看看会怎么样。如果情况依然如故，那我就抬脚走人，乘下一班轮船前往南非开普敦。
我住的公寓套房在二楼，是在兰哈姆大厦后面的新区里。大楼里有一个公用的楼梯，门口有一个开电梯的工人和一个门房。楼里没有餐厅之类的设施。公寓之间都隔得很开。我不喜欢家里住着仆人，所以只雇了一个白班男仆来招呼我。他每天早晨八点之前来，一般晚上七点前就早早走人，因为我从不在家吃晚餐。
我刚把钥匙插进门上的锁孔，就发现有一个人紧贴在了我身后。我没注意到他是怎么走过来的，所以他的突然出现吓了我一大跳。这是个消瘦的男人，褐黄的短须，有一双细小然而锐利的蓝眼睛。我认出这是住在顶层公寓的一位客人，白天在楼梯上打过照面的。
“能跟你说句话吗？”他说，“我可以进去一会儿吗？”他努力镇定着自己的声音，手却紧张地攥住了我的胳膊。
我推开门，让他进去。一跨进门槛，他就一下子冲进我的里屋——我一般在那里吸烟或写信——巡看了一遍，然后又蹦了回来。
“门锁好了吗？”他紧张地问，一边伸手把防盗门链闩上。
“实在对不起，”他低声地说，“我这实在是太过冒昧了。可是，你看来是个可以理解我的人，所以自从我撞上麻烦后，这一星期以来我一直想找你。请问，你能帮我个忙吗？”
“先说你的事儿吧，”我说，“我只能先答应你这一点。”心里觉得这人神经兮兮的，有点不大正常。
身边的桌子上有个盛着酒类的盘子，他伸手给自己兑了一杯烈性的威士忌加苏打水，两三口喝了下去。把杯子放到桌上时，哐啷一声，杯子被撞碎了。
“对不起，对不起！”他说，“我今晚太紧张，太狼狈了。你知道，就现在，我已经是个死了的人了！”
“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我嘴里调侃着，心里认定我面前的是个疯子了。
一丝苦笑掠过他拉长的脸，“我没疯，还没有。你知道，先生，我一直在注意你。我觉得你是个好人，是个可靠的人，并且必要时不怕果断出手帮人，所以我要向你说出我的秘密。我现在非常非常需要帮忙！我想知道，我能指望你吗？”
“说你的事儿，”我说，“然后我会告诉你。”
他似乎努力着，让自己鼓起劲来，然后便絮絮叨叨地讲出了一番让人难以置信的话来。开头时我听不大懂他在说些什么，不得不止住他，问他问题，后来就慢慢听懂了他说的大概意思。
他是美国肯塔基州人。大学毕业后，混得还不错，后来便开始去周游世界。他干过写作，为一家芝加哥的报纸做过战地记者，在欧洲东南地区待过一两年。他说他通晓多种语言，所以对那一地区的社会情况相当了解。他如数家珍地提到许多人的名字，都是我曾在报纸上读到过的。
他告诉我，他一直在追踪政治新闻。先头是对政治有点兴趣，然后就变得身不由己、欲罢不能了。我听得出，他是一个精明、不知疲倦的家伙，凡事都要刨根问底，有时竟会刨过了头，让自己惹上大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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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是他讲给我的故事，以及我自己对事情的理解。
原来，在某些国家的政府和军队的背后，都还有大规模的地下间谍活动，由一批包藏祸心、极其危险的人物在操纵、运作着。他很偶然地发现了这些间谍活动，觉得好奇、蹊跷，于是追踪了下去，然后就陷在里面，脱不出身了。据他说，参与这个阴谋活动的多是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总想制造动乱，发动革命。除他们之外，还有一拨儿想借此发财的金融家。这些聪明人在世界大乱、市场崩溃时总能获取丰厚利益。显然，欧洲各国火拼起来，打起仗来，正符合这两拨人的目的。
他告诉了我一些奇怪的事，恰好解释了许多一直困惑我的问题——譬如不久前发生在巴尔干战争[5]中的一些事：有些人为何突然消失不见了，一些国家怎么突然间占了上风，同盟国和协约国是怎么组成、又怎么分裂的，战争的根源又在哪里，等等。他还说，整个一系列阴谋的目的，都像是要挑拨俄国跟德国打起来。
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说因为那些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样就会为他们创造机会。一打起来，整个欧洲就会变成一个大炼狱，一个新的世界就可能从中应运而生。而那批资本家们，则可乘机大捞一把，靠战争造成的烂摊子大发其财。他说，资本是没有祖国、也没有良心的。还有，所有这些的背后是犹太人，而犹太人是恨透了俄国的。
“你觉得不可理解吗？”他提高了声音，“犹太人三百多年来一直受着压迫和摧残，现在正是他们翻身的机会。现在到处都有犹太人，不过你得深入到内部，到最隐秘的地方，才能见到他们。比方说，随便哪个条顿公司，这是德国人的大公司，如果你要去与它打交道，你见到的第一个人可能会是一个叫什么冯·亲王之类的年轻人，说一口英国伊顿公学或那劳公学出身的地道标准英语。但这个人其实无关紧要，只是个一般雇员。如果你的生意足够大，那你就可能会见到他后面的一个人。这个人将会是一个威斯特伐利亚人，这人眉毛下垂、下巴前突，一副粗鲁的做派。这该是一个能够拍板，在你的商业文书上签字、画押的德国商人了。但是，如果你的生意的确非常重大的话，那你就一定会见到真正的老板了。十之八九，你会被带去见一个矮小的、面色苍白的犹太人。他坐在浴盆似的椅子里，眨动着响尾蛇似的眼睛。是的，先生，他就是一个当下控制着世界的人，他手里的刀子正架在沙皇俄国的脖子上，因为，或者他的姨妈被他们凌辱过，或者他的父亲曾被鞭笞、流放在某个离伏尔加河不远的地方……”
听到这里，我禁不住说，他这种犹太商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联手发动战争的说辞，有点过时了吧。
“是，也不是。”他答道，“他们的确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但驱动他们继续这样做的，是比金钱更重要的、用金钱买不来的东西，这就是人类争胜好斗的根本天性。你去打仗，会被打死，于是你就发明出‘旗帜’和‘祖国’之类的东西，说你是为它们而战，为它们而死的。你没被打死，活下来了，你当然就更迷上打仗了。那些愚蠢的士兵们在目前的战争中找到了他们所追求的这些愚妄的东西。这当然并不是柏林和维也纳的那些家伙们想要的，不过我们的这些‘朋友’出于长远的考虑，现在还没有打出手中最后的一张牌。他们的这张王牌正藏在袖筒里，如果我不能再活一个月去制止他们，他们就会打出这张牌，从而赢得胜利。”
“你刚才不是说你已经死了吗？”我插嘴道。
“‘死亡乃通往永生之门（MORS JANUA VITAE）’嘛！”他微微一笑，（我听懂了他用拉丁语说的这句谚语，我就只懂这么一丁点拉丁语）说，“我待会儿再解释这个。在这之前，我得先让你明白许多其他的情况。你是常看报纸的，我想你听过康斯坦丁·卡洛里德斯这个名字吧？”
我一下坐起了身子。这正是我今天下午刚读到的名字。
“是他一直阻挡住了他们阴谋的实现。在这场国际间的斗争中，他不但高瞻远瞩，而且也是最为胸襟坦荡的人物。所以在过去的一年里，这批阴谋家们一直在跟踪、监视他。我发现了这件事。当然，这也不难，连傻瓜现在也猜得到。可我还发现了他们想要暗杀他的具体计划。这对他们是要命的事，所以我现在非死不可。”
他又喝了一杯酒，这次是我亲手给他调制的。我开始对这个前来求助的人产生了兴趣。
“他们没法在希腊搞掉卡洛里德斯。因为他有希腊北部依庇洛特人组成的卫队，非常勇猛凶悍。可是六月十五日卡洛里德斯要到伦敦来。英国外交部要在这里举行一系列国际茶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定在六月十五日这一天。卡洛里德斯将是这天的主客。如果我的那些‘朋友’——那些阴谋家们——在这里得手的话，卡洛里德斯就再也回不到爱戴他的同胞中去了。”
“不过，这不是很简单吗？”我说，“你只要通告他，让他待在国内不出来不就行了吗？”
“这不就正中对方的下怀了吗？”他尖锐地问，“如果他不来，那他们就赢了，因为现在他是唯一一个能够扭转乱局的人。他现在自己还不大知道六月十五日的干系重大。如果通报了希腊政府的话，他可能真就不来了。”
“那英国政府呢？”我问，“他们总不能让自己的客人被暗害吧？跟他们通报一下，他们就会采取额外的保安措施的。”
“不行。他们就是给全伦敦派满便衣侦探，把警力增加一倍，卡洛里德斯仍然会必死无疑。那些家伙们不是随便玩玩的，他们要制造一个轰动事件来吸引全欧洲的目光。事后将有消息说，卡洛里德斯是被一个奥地利凶手杀死的。还会有很多‘证据’证明这个阴谋得到了柏林和维也纳的高层的默许。当然这都是卑劣的谎言，但全世界的人却都可能相信。我不是在故意耸人听闻，我的朋友。我是因为偶然的原因，才获知了这件阴谋的所有细节。我可以告诉你，这宗暗杀可以说是自历史上保尔加斯家族[6]以来，策划得最为周密的阴谋了。但是，要是有某个知道这事细节的人在六月十五日能活着出现在伦敦的话，这个阴谋就不可能实现。而这个人，就是本人，福兰克林·P·斯卡德！”
我开始有点喜欢这个小个子了。他下颚紧合，一双锐利的眼睛里闪耀着战斗的光芒。看得出来，他是个说得出来也干得出来的角色。
“你是从哪儿挖出这些事儿的？”我问。
“最先，我是在奥地利亚琛希湖边的一个小旅店里发现了蛛丝马迹，于是便追查了下去，陆续又在布达佩斯的一家皮毛店、维也纳的一家外国人俱乐部、莱比锡的一个小书店里收集到了更多的线索。十天前，在巴黎找到了最后的证据。详细情形我就不细说了，因为这已经是过去的事儿了。反正，当我心里完全明白了这件事的时候，我知道我马上要做的就是赶紧躲藏起来。于是我改名换姓，兜了个大圈子才来到了伦敦：我先是扮成一个时髦的法裔美国人离开了巴黎，又装成一个犹太珠宝商从汉堡乘船上路；到了挪威时我又变成了一个收集学术报告资料的英国易卜生学者；而从挪威的卑尔根出发时，又成了专拍滑雪影片的制片人；最后到了伦敦，我又是从利斯来的生意人了，口袋里揣着一大沓木材纸浆造纸的计划书，准备登在伦敦的各家报纸上招商。一直到昨天，我都很得意，觉得我的行踪隐蔽得很成功。然而……”
说到这里，他神色变了，抓起杯子连喝了几口威士忌。
“然而，昨天我发现一个人就站在这个街区外面的街上。我平常总是整日闭门不出，只在天黑后才溜出去一会儿。我从窗后注意观察了他一阵子，觉得我在哪里见过他。这人找我们的门房打听过我，昨天晚上我从外边散步回来时，在我的信箱里发现了一张名片，我看了浑身一震：上面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怕见到的名字！”
他眼中的神色、脸上真切的恐惧，让我确信他说的都是真实的。我问他准备怎么办时，我自己的声音也变得激动而高亢了。
“我这才知道，我已经像罐头咸鱼一样被他们封死在这儿了！我现在只有一条出路：只有去死！只有追捕我的人知道我已经死了，他们才会罢手。”
“那你怎么办的呢？”
“我先告诉我那个仆人，说我病得非常厉害，再装成一副要死了的样子。这并不很难，我还是很会伪装的。然后我弄到了一具尸体——在伦敦只要知道路子，你总能弄到——搁在一辆四轮车顶上的大箱子里拉了回来，找人帮忙抬到了楼上我的屋子里。当然，我还得弄出各种假象，以便对付事后警方的调查，所以便先躺到床上，叫我的男仆给我配好一杯安眠剂，然后打发他回家。他还说要给我请个医生来，我毅然谢绝，说我最怕医生来搞什么用蚂蟥放血之类的把戏了。他走了之后，我便起来开始伪装那具尸体。这个死人身材和我一样，看上去是酗酒过度而丧命的，所以我便弄了许多酒洒在他身边。这人的下巴跟我的完全不像，会是个破绽，于是我用手枪开了一枪，把他的下巴轰掉。我也想到，明天也许会有人作证说听见了枪响，但我这一层楼没有邻居，所以冒这么一次险也罢。我把尸体套上我的睡衣，搬到了我床上，再把手枪搁在床单上，把四周弄得乱七八糟。然后我穿上一套准备好的应急衣服。我没有刮脸，怕留下痕迹。我想，试图离家到街上去，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一整天都想着你，因为我除了求你帮助而外，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从我的窗户里瞅着，一直到看见你回家，才溜下楼来见你。就是这样，先生，现在我的情况你全都知道了。”
说完他坐着，像猫头鹰似的眨动着眼睛，看上去精神紧张而又非常镇定。到这时，我已差不多完全相信他说的都是实话了。他说的事儿的确是太可怕、太离奇了，但我这一辈子听过不少离奇的事，结果倒往往却是真的。而且，我已养成了一个习惯，做判断时，主要看这个人怎么样，而不是听他说什么。何况，如果他只是想在我这里住下来，然后得空割断我的喉咙的话，他何必要把故事编得这么吓人呢？
“把你的钥匙给我，”我说，“我要看一眼你那具尸体。原谅我的谨慎，我总得多少证实一下。”
他为难地摇了摇头，“我也想到过你可能要查看，但我没带钥匙来，我把它留在梳妆台上那一大串钥匙里了。我必须把它留在房里，以免留下任何疑点。追杀我的那些人都是些眼明心细的家伙。今天晚上你只好先听信我一回，到明天你就能得到那具尸体的充分证据了。”
我想了一会儿，便说：“好吧，今晚我姑且信你这一回。但我得把你锁在这间屋子里，钥匙我拿着。还有一句话，斯卡德先生，我相信你是诚实的，但如果你不老实的话，我警告你，我开枪打人可是毫不迟疑的。”
“那当然！那当然！”他答道，欢快地蹦了起来。“我还没有请教您的尊姓大名，先生，不过，我能看出你是一个忠厚的人……还有，能借把刮脸刀一用吗？太谢谢你啦！”
我把他领进我的卧室，就让他在那儿自行活动。半小时后，他再出来时，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简直都认不出来了，只有那双眼睛仍是那么炯炯有神，那么热切。他的脸刮得干干净净，头发从中间分开，眉毛也修剪整齐。举止变得好像曾经受过军事训练似的，脸色微黑，活脱脱一副在印度长期服过役的英国军官的样子。眼上还夹了一个单片眼镜，说起话来一丝美国口音也没有了。
“呵！斯卡德先生——”我惊愕得有点口吃了。
“不是斯卡德先生，”他纠正道，“是塞奥菲勒斯·迪格拜上尉，属驻印第四十廓尔喀团。现正回国休假。请记住这些，拜托了，先生。”
我在我的吸烟室里给他支了一张床，然后就回自己的房间去睡觉，心里是最近好几个月来没有过的兴奋。是呵，世上毕竟还能碰上刺激的事情，即使在伦敦这个被上帝遗忘了的都会里亦是如此。
第二天早晨我一醒来，就听见我的仆人帕多克在敲吸烟室的门。我和帕多克在津巴布韦的时候就认识了，我当时帮过他不少忙。这次我一回到英国就把他雇来做了我的仆人。他少言寡语，伺候人也并不是一把好手，但我看重的是他对我的忠心耿耿。
“别敲了，帕多克。”我说，“里面睡的是我一个朋友，他叫……”我一下子想不起那个假名字来，“你先去弄两份早餐来，然后来见我，有话跟你说。”
我后来对帕多克编了一大套故事，说我这位朋友是多么多么重要的一个人物，但最近劳累过度，身体几乎弄垮了，所以必须绝对静养，卧床休息。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在这儿，不然他就会被从首相府和印度事务部送来的公文埋起来，那他在这里的疗养就彻底被毁掉了。我不得不承认，斯卡德出来吃早餐时，表现得还真像那么回事似的。他戴着单片眼镜逼视着帕多克，活像一个英国军官，还问了他一些关于布尔战争[7]的情形，又不时编出一些人和事来，与我高谈阔论。帕多克本来一直学不会称我为先生，现在被斯卡德蒙住了，一口一个“先生”地赶着叫，好像不这样就活不成了似的。
我给斯卡德留了一盒雪茄、几份报纸，便下楼到城里去了。回来时已是午饭时分，一进门，碰到电梯工，只见他一脸凝重。
“今天早上出大事儿了，先生！十五号房间的那位先生自杀了。刚把他抬到停尸间去了，警察们都在楼上呐。”
我上楼进了十五号套间，几个警察和检察官正在做调查。我装糊涂问了几句，就被赶了出来。我又找到伺候斯卡德的男仆，旁敲侧击地打探了几句，发现他心里没有一点怀疑。这人一副哭丧脸，嘟嘟囔囔地抱怨个不停，我给了他半个克朗，他就转而面露喜色了。
第二天我参加了听证会。一个出版社的合伙人在会上作证说，死者生前给他递交过一份木浆制纸的建议书，所以他相信死者是一个美国商家的经纪人。最后陪审团认定，这是一桩精神异常引致的自杀事件。死者的遗物交由美国领事馆处理。会后，我对斯卡德详细地讲述了整个过程，他听得很兴奋，还说，要是他自己能参加这个听证会就好了，那该是像自己读自己的讣告一样，又刺激，又好玩哩。
随后的两天我们两人都待在里屋里。他显得轻松而自在，读读报，抽抽烟，在记事本上不断地写东西。每天晚上都跟我下盘象棋，每次都把我“杀”得落花流水。我想他前一段日子过得实在紧张，现在正好松弛一下精神，好好调养调养。可是，到了第三天，我发觉他又开始坐立不安了。他在纸上列出了一个单子，把直到六月十五日的日子都一一列出来，然后每过一天就用红铅笔钩掉一天，并在边上迅速记录下一些东西。不止一次我见他静静地坐着，眼神空洞，陷入沉思默想。而每在这样出神之后，他就显得心灰意懒、萎靡不振的样子。
接着，他又变得急躁而神经过敏，听到一点响动就非常紧张。还不断追问我，帕多克是不是可靠。有一两次他甚至发起脾气来，不得不事后向我道歉。当然，我并不怪他，我完全能理解，他的处境实在是过于艰难而危险。
我也知道，他担忧的并不是自己的安全，而是他计划中的大事能否成功。这人虽然消瘦矮小，但却意志坚定，浑身是胆，从不示弱。
这天晚上他显得非常严肃。“你看，汉内，”他开口对我说，“我想，我应该让你对这件事了解得更多、更深一些。我不能不把这件大事交付给另一个人就跑出去，这样，如果我被杀了，还有你来继续和他们干，完成这件任务。”
接着他便仔细地给我讲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而之前我只知道个大概轮廓。开头我并没有很认真地听他讲，因为我当时只关心他的冒险故事，而对他的“宏大”政治追求没有兴趣。我觉得什么卡洛里德斯之类的事情都与我无关，留给他自己去关心就行了。结果他所讲的许多事都像耳边风，听过就忘了。我只记得他非常明确地说，卡洛里德斯只有在来到伦敦之后才会有危险，而且这个危险来自非常高的高层，以至于人们都很难会怀疑到是他们干的。他还提到过一个女人——名叫朱莉娅·捷切妮，也和这个暗杀阴谋有关系。我记得他说这个女人将演一出美人计，勾引卡洛里德斯离开他的卫队，等等。他说到一个叫“黑石头”的人和一个说话结巴的男人，他还特别详细地说到一个人，这人年纪大了，嗓音却很年轻，眼睑能像老鹰一样垂下来盖住眼珠，一提起这人，他就浑身颤抖。
他又谈到了死亡，谈了很久。他极其渴望能完成这次任务，即使冒了生命危险也在所不辞。
“我想，死，大概就像是你在累极了时的安然入睡一样。你醒转过来，发觉是一个美好的夏日清晨，从窗外正飘来阵阵春草的芳香。许久以前，在我那芳草如茵的堪塔基故乡，我就每每为有这样美好的清晨而向上帝感恩不尽。我想，我这次死后，在约旦河的彼岸[8]醒过来时，我将会再次向上帝谢恩。”
第二天他显得心情好多了，大部分时间都在专心读石墙·杰克逊[9]的传记。我出门与一个采矿工程师一起吃晚饭，因为我们有工作要谈。我回来的时候大约十点半，正是睡觉前与斯卡德下棋的时间。我记得我嘴上衔着雪茄推开了吸烟室的门，灯黑着，我心里有点奇怪，斯卡德已经睡了？
我扭开电灯开关，屋里没有人。忽然，我看见远处墙角里有个东西，一下子惊出一身冷汗，雪茄也掉落到了地上……
只见斯卡德手脚伸开，仰面朝天躺在那里，一把长刀穿透他的心脏，把他钉在了地板上。

[1]　指1914年5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两个月。——译者注
[2]　布拉瓦约，非洲南部的城市，在今津巴布韦。——译者注
[3]　大英帝国当时号称日不落帝国，新西兰和加拿大均属英联邦成员。——译者注
[4]　指当时发生在巴尔干半岛地区的两次战争。这些战事导致了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下文中的阿尔巴尼亚，即是在两次巴尔干战争间，于1913年各交战国间妥协所建立的新国家。——译者注
[5]　1912—1914年发生于巴尔干半岛上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与土耳其、奥匈帝国之间的两次战争，是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导火线。——译者注
[6]　15—17世纪罗马教皇家族，以其成员在追逐权力过程中的罪恶和阴谋著称于史。——译者注
[7]　英国与荷兰、葡萄牙后裔布尔人之间争夺南非殖民地的两次战争，第二次发生在1899年至1902年间，以英军取胜结束。——译者注
[8]　这里指冥界之河。彼岸即是冥界。——译者注
[9]　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南军将领托马斯·杰克逊。因防守顽强，获得“石墙”的绰号。——译者注

第二章 送奶工上路了
我跌坐进一张圈椅，感到一阵阵眩晕和恶心。过了好几分钟，心头又袭来一阵恐惧，我不禁浑身战栗不已。地上那张惨白的脸和直瞪着我的那双眼睛使人无法忍受，我便赶紧起来找了一块桌布把它盖了起来。接着我踉踉跄跄地扑到酒柜前，抓起一瓶白兰地，猛灌了几大口下去。我以前也不是没有见过凶残的杀人场面，我自己在马塔贝尔战争[1]中甚至还亲手杀过几个人，但哪一次也没有眼前这桩入室凶杀案更残忍、更冷血瘆人。我费了好大劲，才使自己慢慢镇定了下来。看了看腕上的表，时间是十点半了。
突然，我心头一动，想起一件事，便赶紧起身，把几个房间里里外外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没有人，也没发现有人来过的明显痕迹。我放下百叶窗，把所有窗户的插销都插好，又走过去把门链也闩上。这时，我的脑子才慢慢清醒过来，可以想事情了。我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把事情的前前后后理清头绪。我想，我现在不用太慌忙，除非那些杀手们再窜回来，不然直到明天早晨六点之前，我还有充分的时间来做好打算。
首先，一件事情非常明显：我已经引祸上身了。我现在对斯卡德的故事已经一点也不存怀疑了，他盖在桌布下的尸体就是证明。那些知道他发现了他们阴谋的家伙终于找到了他，并用最彻底的办法封住了他的嘴。是的，他永远沉默了，但是他在我家待了整整四天，他的敌人们知道这个，他们肯定会想到他已向我透露了一切。所以，下一个必须除掉的就是我了。可能就是今晚，也可能是明天或后天，总之，我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我继而又想到了另一种办法：我现在就去向警察报案，或者我先去睡觉，留着让帕多克明天早晨发现尸体后去报案？可是，我又怎么对他们讲清斯卡德的事呢？在斯卡德的事上，我已对帕多克撒了谎，现在，整个事件更是疑云重重，恐怕再也瞒不下去了。而如果我坦白承认，把斯卡德说给我的一切都如实告诉警察，他们肯定不会相信，只会嘲笑我一顿。看来，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我会被控以谋杀，而且依现有的证据，就足以给我定罪，并判以绞刑。我在英国不认识什么人，更没有什么好朋友能挺身而出为我的品行作保。说不定，那些杀人的家伙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了吧？他们真够狡猾的，每一步都算计好了：借英国警察之手把我抓进监狱，一直关到六月十五日之后，不是比他们亲手来解决我更省事儿吗？
再说，就算发生了奇迹，警方竟然相信了我所说的一切，那我岂不仍然是帮了敌人的忙？卡洛里德斯待在国内不来伦敦，这不是正中了他们的下怀吗？说不清为什么，一想起死去的斯卡德的那双眼睛，就让我心潮起伏，相信他所做的事是正义的。现在他走了，但他把事情托付给了我，我现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把他的事业继续下去。
也许你觉得我很荒唐，自己的性命难保，竟还想再去冒险。但这正是我的意愿。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一点儿也不比别人勇敢，但我无法容忍好人被残害。斯卡德和他的事业不能就此被一把刺刀所终结，我要代替他，继续与敌人周旋！
我花了一两个小时才把事情想透，最后做出了决定：我必须马上躲起来，一直躲到六月的第二个周末。到那时再设法与政府人士接触，把斯卡德告诉我的情况报告给他们。现在我才意识到：要是斯卡德当时对我再多说一些，或者我多注意听一点，该多好啊。我现在虽然大概了解一点，但具体情节全不知道，所以很可能到了最后，英国政府也不相信我，那事情就更危险了。但这个险非冒不可，只能指望到时有什么情况出现，能向他们证实我说的都是实情就好了。
我眼下的头一件事，就是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不停地逃跑，不断地更换藏身地址。今天是五月二十四日，这就是说，在我冒险出头去找政府当局之前，我要躲藏整整二十天。我料定在此期间有两拨人要追捕我：一拨是杀了斯卡德的那些敌人，他们要除掉我；另一拨则是警察，他们要捉拿我归案。这将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追逐，一场殊死的搏斗。奇怪的是，我此时此刻却因为抱着必胜的信念而心情怡然地等待着它的来临。大概是我闲散得太久了，以至于出了任何新鲜、刺激的事情都会令我兴奋。我决定，与其坐在斯卡德的尸体旁静候命运的发落，像一只可怜的蚂蚁一样被碾死，毋宁铤而走险、靠我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去挽救我自己的生命。
我接着想，斯卡德会不会留下些文字之类的东西，可以给我提供进一步的线索？于是我掀开盖在他身上的桌布，在他的各个口袋里搜寻。这时我已不再害怕他的尸体了。他虽然刚被杀死不久，但面容已显得非常安详。他胸前口袋里没有什么东西，下边的口袋里，只有几枚硬币和一个烟嘴。裤子口袋里有一把小刀、一些银币，外套侧袋里装着一个鳄鱼皮制的旧烟盒。哪儿也找不见他那小黑皮本，就是我见他往里记东西的那个。看来一定是被那几个凶手搜走了。
我不经意地抬起头，发现写字台的好几个抽屉都被拉开了。斯卡德是个很整洁的人，绝不会把抽屉就那样开着，一定是有人搜寻过什么，或许就是在找那个记事本？
于是，我又在整个套房里转了一圈，发现整个房间都被搜查过了。书页中间，抽屉，酒柜，箱子，甚至衣橱里的衣服口袋、饭厅里的碗柜都一一搜查过了。哪里也没看见那个记事本。看来敌人没从斯卡德身上搜到，但很可能从别处找到了那个记事本拿走了。
我找出一本地图，翻到一张大幅的英伦三岛图仔细察看起来。我的想法是逃到某个荒僻的地方躲起来，在那种地方，我在非洲的生活经验会有用武之地，而在城市里，我则像笼子里的老鼠，只能坐以待毙。
我觉得苏格兰是最合适的地方，因为我就是苏格兰人，我可以像一个普通的苏格兰人一样在那里到处走来走去。我也想到扮成一个德国游客，因为我父亲以前曾经有过一个德国合伙人，我从小就跟他学会了说流利的德语，更别说我还在德属达乌拉兰德勘探过铜矿，在那里待过整整三年。但后来再掂量了一下，觉得还是扮作一个苏格兰人好，在那边比较不招人注意，也不易引起警方的怀疑，因为他们根据所掌握的资料绝想不到我会是个苏格兰人。我决定去加洛韦[2]一带，就我所知，这是离伦敦最近的苏格兰荒原地区。从地图上看，那儿的人口也不太稠密。
我查了一下火车时刻表，有一趟早上七点十分从伦敦圣潘克拉斯车站开出的火车，傍晚就能到达加洛韦地区各站。这趟车很合适，但困难的是我怎么才能到圣潘克拉斯车站去呢？斯卡德的敌人肯定在门外监视着我。我琢磨了一会儿，灵机一动，想出了个办法。于是便先上床去休息。我睡得很不安稳，但还是勉强眯了两个小时。
凌晨四点钟我就起来，打开卧室的百叶窗。外面是一个晴美的夏日清晨，朦胧的曙光刚爬上天际，麻雀开始嘁嘁喳喳。我的心情忽然一下子改变了：你真是个傻子，有谁关心你要做些什么啊？就让事情顺其自然，听任英国警方对这个案子采取他们认为适当的处置吧。但是，当我把整个情势又想了一遍后，我发现，我找不到任何理由推翻昨天晚上的决定，于是撇嘴苦笑了一下，决心继续实行我原来的计划。我现在心里没有什么特别的畏惧，但也不想招惹无谓的麻烦，我希望你能懂我的意思。
我找出一件穿旧了的粗花呢外套，一双结实的钉靴，还有一件带衬领的法兰绒衬衫，又在不同的口袋里分别塞上一件备用的衬衫、一顶布帽、几条手绢和一把牙刷。两天前我从银行里提出了一大笔钱，都是金币，以备斯卡德不时之需的。现在我从中取出五十英镑，都塞进一条我从非洲洛德西亚带回来的皮带里，我想这些钱够我用了。然后我洗了个澡，并把我下垂的八字胡须剪得只剩下了短短的胡茬。
现在该进行下一步了。帕多克通常是七点半钟准时到达，然后用一把开弹簧锁的钥匙自己开门进来。但在六点四十分的时候送奶工就该来送牛奶了。他一来，就是一阵瓶罐哐哐啷啷乱响，因为每天清晨被他这样打扰，就记住了他来的时间。我有几次出门乘早班车，曾在门口碰见过他。他是个跟我差不多一般高的年轻人，唇上留着乱糟糟的胡须，身穿一件白大褂。我现在就只有在他身上赌一把了。
我走进昏暗的吸烟室，晨光刚刚从百叶窗的缝隙间透进来。我从酒柜找出一些饼干，就着威士忌苏打水吃了下去，算是解决了早餐。这时快到六点钟了，我把烟斗装进衣袋，并从壁炉台上的烟草缸里掏烟草往我的烟袋里装。
当把手伸进烟草里时，我的手指碰到了一样硬硬的东西，拿出一看，竟是斯卡德的那个黑色的小记事本。
唔，这倒是个好兆头。我掀起斯卡德身上盖着的桌布又看了看他，他脸上所显露出的安详和尊严叫我惊讶而感动。“再见了，老伙计！”我轻声说，“我将为你尽我最大的努力。祝我好运吧，无论你在哪里！”
然后我待在客厅里，等候送奶工到来。在整个事件过程中，这真是最最难熬的一段时间了，好几次我都几乎憋不住要破门而出。六点三十过去了，六点四十到了，他还没有来。这家伙怎么偏偏今天迟到呢？
到六点四十五，又过了一分钟，终于听到了门外面牛奶罐子的撞击声。我一把拉开前门，正是那牛奶工。他正在一面吹口哨，一面从他那一大堆奶罐中取出给我的一份，见我猛地出来，吓了一跳。
“你进来一下，”我说，“我有话跟你说。”接着便把他让进了饭厅。
“我看你也像是个爱玩儿的人吧？”我说，“所以我想请你帮点忙：把你的白大褂和帽子借我用十分钟。这儿是给你的一英镑。”
一见到金币，他眼睛都睁大了，咧开嘴笑着问道：“是什么游戏啊？”
“打赌！”我说，“现在没时间给你解释。要赢的话，我就得当十分钟的送奶工。你只要待在这儿等我回来就行了。耽搁你一小会儿，不会有人抱怨的。这一镑金币就归你了。”
“行！”他高兴地叫道，“我当然不能扫你的兴嘛！给你，这是衣服，先生。”
我戴上他的蓝色平顶帽，套上他的白大褂，拎起一筐牛奶，随手撞上门，便吹着口哨下楼去了。到了楼下，管电梯的人冲我吼了一声：闭上你那嘴巴吧！看来，我装扮得还算成功。
起先我以为街上没人，但马上就看见一百码外有一个警察，接着又看见一个闲逛着的人从街的另一头踅了过来。我心里一动，抬眼望了望对面的房子，发现二楼的窗子后面有个人影，那闲人走过来时朝楼上望了一眼，我想那一定是他们在交换信号。
我口里吹着轻快的口哨，学着送奶工的模样，大摇大摆地穿过街道，走进了侧面的第一条小街，一直走到向左拐弯，上了另一条穿过一片空地的街道。到了这条街，只见四处无人，我便把牛奶筐子一下子摔进路边的垃圾箱，然后把帽子和大褂也摔了进去。我刚把我自己的布帽子也扔进去时，一个警察恰好从街角上转过来。我连忙问了他一声早上好，他也随随便便地回应了我一声。这时，附近教堂的大钟敲响了七点。
再也不能浪费一点时间了！我一拐进尤斯顿街，撒腿就跑。尤斯顿车站大钟的时针已指向七点过五分。跑进圣潘克拉斯车站时，已没有时间去买票了，何况我还没有想好要在哪里下车。一个搬运工告诉了我站台的位置，待我跑进去时，列车已经开动了。两个车站工作人员拦住了我的去路，我一闪身躲开他们，再一纵身，便跳上了最后一节车厢。
三分钟后，当火车呼啸着穿过北方一个个山洞的时候，一个怒气冲冲的列车员堵住了我，盘问我要到哪里去。我报了一个忽然想起来的地名，他便给我开了一张去牛顿-斯图瓦特的车票，并把我从我藏身的头等车厢带到了一个可以吸烟的三等车厢里。
吸烟间里坐着一个水手和一个带着小孩的胖女人。列车员骂骂咧咧地走了之后，我便用手指抿抿眉毛，操起我那口音浓重的苏格兰话，开始对我的两个旅伴抱怨起赶火车有多难之类的事。这样，我就正式进入我的角色了。
“这列车员太可恶了！”那女人愤愤地说，“该、该找个会说苏格兰话的人把他换掉！这家伙，一会儿说我小孩没、没票，一会儿还、还骂我带了鸡上车……还不让这位先生往地上吐、吐口水……”
水手阴沉着脸附和着她。于是，就在这样一种抱怨和反抗权威的气氛里，我开始了我令人刺激的新生活。说来也叫人难以置信，就在几天前，我还一直觉得这个世界单调得教人没法过活。

[1]　1893年至1897年间，英国殖民者在南非津巴布韦与当地土著马塔贝尔人之间的两次战争。——译者注
[2]　在伦敦西北约500公里，甫进入苏格兰，隔海与北爱尔兰相望的苏格兰高山苔原地区。——译者注

第三章 爱好文学的小旅店主
那一整天我都规规矩矩地坐着车往北走。车外远近一丛丛的山楂花正在怒放。我不禁自问：我先前完全是自由之身，怎么就一直待在伦敦，而从来没到这样天堂一般的乡野来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呢？一整天，我也没敢去餐车，就在到达利兹站时买了一篮快餐，和那胖女人分着吃了。然后我买了份晨报，报上有赛马和板球赛季开始的新闻，还有一篇关于巴尔干战争的报道，以及英国舰队正开赴德国基尔港的消息。
看完报纸，我拿出斯卡德的那本小黑本子翻开来研究。我发现里面几乎记满了东西，大部分都是些数字，间或有些人名、地名之类的东西。比如，我多次看到“霍夫卡德”、“路纳维尔”、“阿瓦卡多”等名词出现，而出现最多的则是“帕维亚”这个词。
我完全肯定，斯卡德在本子里记下来的任何东西都是有含义的。我也相信，本子里一定藏着一个用来解码的关键词。我向来对破解密码有兴趣，布尔战争期间，我在代拉果阿海湾任情报官的时候就做过不少这种工作。我天生会下棋和猜谜，我还一直认为我在破译密码方面很有一手。看起来，斯卡德的这种密码有点像是数字密码，其中每一组数字代表字母表中的一个字母。简单的密码，任何聪明点的人花个把小时都可能破解开来，斯卡德恐怕不可能采用这么简单的东西。于是，我把注意力集中到了那些用印刷体写出来的字词上。因为我知道，只要选定一个关键字词来定义字母的次序，就可以设计出一套很不错的数字密码。
我折腾了好几个小时，但所有试过的词都给不出答案。到后来我就睡着了。醒来时火车恰好到了顿弗利斯站，我连忙跳下车，然后又搭上了去加洛韦的西去慢车。在站台上碰见一个人，模样不讨人喜欢，但他竟然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叫我心里很不舒服。直到我从旁边自动机的镜子里瞥见我自己的“尊容”时，心里才释然了。镜子里的我，脸色灰黄，身穿粗呢大衣，一副不起眼的样子，活脱一个只配坐三等车厢的山乡农民。
我一路上就和这样六七个山民坐在一起。他们披着粗毛外衣，抽着陶制的大烟斗，刚从一周一次的集市上回来，七嘴八舌地说着集市上各种东西的价格。我只听他们说什么采恩和杜赤那边的羊羔价格上涨了，等等。其中好几个人大概午饭吃得太多了，身上冒着饭味和酒气。还好，一路上他们谁也没注意到我。列车哐啷哐啷地慢慢行驶着，越过了几条树木丛生的山谷，接着驶进一大片辽阔的高原沼泽，远处的水面在太阳下泛着亮光，更远的北面则是高峻的蓝色山峦。
到五点钟时，车厢里的人都下光了，只剩下了我一个。这正合我意，我便在下一站下了车。这个车站在大沼泽的中心地带，地方太小了，我连地名都没有听说过，这使我联想起在南非卡尔鲁时那些被人遗忘了的小车站。列车到站时，这小站的老站长正在他的菜园里挖地。他扛着铁锹摇摇晃晃走到列车跟前，签收了一个包裹，然后便又回去挖他的土豆了。一个十岁的小孩收了我的车票，我出了站，踏上了一条一直延伸到黄褐色草原深处的白色大道。
这是一个美好的暮春傍晚。一座座远山像紫色的石英雕刻一样清晰晶莹，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特别的干草气息，像海风一般清新，教人心旷神怡。我简直忘了我已经三十七岁，而且正在被警方追捕，反而觉得我好像一个春假里外出踏青的孩童，心里的感觉就像我以前在非洲时，在多雾的早晨出发去高地草原旅行一样。说来你也许不信，我竟吹起了口哨，大摇大摆地走在大路上。这山间的路给人一种安心的感觉，我不由把危险忘在了脑后，一心一意地往前走，越走越觉得心情畅朗了开来。
我从路边的榛子树上砍了一支树干做手杖，然后便走下大路，拐进了一条岔道，沿着山谷里一条潺潺流淌的溪水往前走。我心里估摸，追我的人已被我远远甩在了身后，所以今晚我可以放松一下了。我已经好几个钟头没吃一点东西，当我走近瀑布旁边的一座牧户小屋时，简直饿得走不动了。一个脸色黑红的女人站在门旁，她亲切地跟我打招呼，语气里带着乡下人常有的那种羞怯。我问她能不能在她这里住一晚，她说欢迎，但只能睡在阁楼上。没多久，她就给我端来了丰盛的晚餐，有火腿肉、鸡蛋，还有烤饼和浓浓的甜奶，教我吃得十分痛快。
天黑的时候她的男人才从山里回来。她男人是个牧羊人，又瘦又高，跨一步能有普通人的三步，简直像个巨人一样。他们都是山乡里那种最淳朴、老实的人，一句话也没有盘问我。但我看得出来，他们大概心里认定我是个客商什么的。我也就顺着他们说，好让他们相信自己想得没错。我说了好些买牛卖牛的行情，男主人好像都不太明白。我倒是从他嘴里听到了不少加洛韦地区集市上的情形，便默默记在心里，心想或许以后能派上用场。到了十点钟，我开始在椅子上打起盹儿来，他们便带我去睡觉。上到阁楼，精疲力竭的我便一头扎进床铺，沉沉入睡。再睁开眼睛，已是早晨五点钟，闹钟正大声宣告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要付钱，但他们不收。六点钟吃过早饭后，我便甩开大步向南走了。我打算回到铁路边，从我昨天下车的车站再往西步行一两站，然后在那里上火车，折回头往东走。我想这样最安全，因为警察们会想当然地认为我会继续往离伦敦更远的地方逃，逃到西海岸的某个港口那边去。我估计追我的人离我还很远，我想，他们得花好几个钟头才能查到我身上，然后还得再花几个钟头，才能确定我就是那个在圣潘克拉斯车站搭上火车的主儿。
今天仍是好天气，春光明媚，使人心情欢畅。说实在的，我好几个月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情绪高昂过了。我走上一条路，绕着一座高山，翻过了草原边上长长的山脊，路上的牧羊人说那山叫做凯恩斯莫舰队山。正在筑窝的麻鹬和鸻鸟到处欢叫不停，溪水边一片片嫩绿的草地上散落着雪白的羔羊。几个月来的慵懒和懈怠一点点地从我身上消退，我变得像一个四岁的孩子一样，连蹦带跳地往前奔跑。一会儿，我到了一大片长满石南竹的高地，高地的一边伸进了一条峡谷，而在离我大约一英里的树丛后面，我看到了火车冒出的黑烟。
走近车站，我发现这个地方非常理想：大草原在这里四面隆起，围住了这块地方，只留下一点平地，刚容下一条孤零零的铁路岔道和一间候车室、一个站房，还有站长的小屋和长满了醋栗和石竹的小花园。四周看不到一条通到这儿的道路。远处冰碛湖中的湖水轻轻地拍击着灰色花岗岩的湖岸，更平添了不少空寂、荒凉和落寞。我躲在浓密的石南竹灌木丛里，一直等到一列向东行驶的火车冒出的浓烟在天际出现时，才跑到那个小票房里买了一张去顿弗利斯的车票。
车厢隔间里只有一个牧羊老人和他的一条狗。那狗向我翻着白眼，可得提防着点。老牧人睡着了，身旁座垫上搁着一张今天早晨的《苏格兰人》晨报。我一把抓了起来，心想上面或许有我感兴趣的新闻。
的确，报上有两栏以“波特兰大厦凶杀案”为标题的新闻。上面说，我那仆人帕多克当天报了警，送奶工马上被抓了起来。可怜的家伙，他那一镑金币挣得可真不值。而对我来说，那钱花得倒很合算，因为他把警察拖住了整整大半天。另一则最新消息报导了案件的进展：送奶工被释放了，警方没有透露真凶的姓名，但相信他己逃离伦敦，乘坐向北方的火车跑了。报上还有一则短讯，提到了我的名字，并说我是那套公寓的主人。我一眼就看出这是警方麻痹我的蹩脚把戏，想要我相信我还没有受到任何怀疑。
报上再没有别的东西，没有国际政治风云方面的报导，没有关于卡洛里德斯的新闻，也没有其他斯卡德提到过的各个方面的消息。我撂下报纸，发现火车到了我昨天下车的那个车站。挖土豆的老站长正在忙活着什么，因为一列往西开的列车正停在旁边，等待我们这列火车通过。从那列火车上下来三个人，正在向老站长询问什么。我想这一定是本地的警察，受苏格兰场[1]警方的指派，追查我到这个偏僻的小站上来了。我赶紧躲在车窗侧后，紧盯着他们。只见一个警察拿着本子，正在往上记什么。老站长一脸不高兴的样子，而那个收了我车票的孩子却在滔滔不绝地说着什么。一伙人又都向大草原那头大路隐没的地方张望着。我心想，你们赶快到那里去追我吧。
车又往前开动的时候，老牧羊人醒来了，他迷瞪瞪地翻了我一白眼，又狠狠踢了狗一脚，问它这是在哪儿。看来他确实是醉糊涂了。
“这……这都是戒酒戒的，成了这……这副样子。”他追悔着说。
我说，我还以为他是哪个乡村比赛得奖的大力士呐。
“唉，不过我……我……还是很、很能戒酒的……”他倔强地说，“从上个圣马丁节起，我就再、再也没有沾过一滴威士忌，连除夕夜都没有沾过，虽然我实在是馋极了……”
说着，他把穿着鞋的脚翘上座位，又把那蓬乱的脑袋塞进椅垫。
“这就是报应，”他含糊不清地说，“我现在头痛得要死。安息日节就要到了，我得想点别的办法……”
“你怎么搞成这样的？”我问。
“喝了那种叫做白兰地的东西。我正在戒酒，不能喝威士忌，所以每天只能抿一点这种白兰地。现在好了，我大概半个月都好不了啦……”他渐渐变得语无伦次，浓重的睡意又让他阖上了眼睛。
我正在打算在前方的哪个车站下车，突然来了一个更巧的机会：列车忽然停住了，停在了横跨一条黄浊色河流的桥头上。我伸头朝外一看，只见列车的每一扇窗户都紧闭着，四周也没有人影。于是我拉开车门，一下子跳向路边浓密的榛树丛。
要不是那只可恶的狗，一切本来都会很顺利。可那畜生大概以为我偷了它主人的东西吧，一下子狂吠起来，还扑上来叼住了我的裤脚。那老头醒过来，以为我要自杀，便冲着车门大声叫嚷起来。我急忙爬过灌木丛，跑到河边，在树丛的掩护下一气跑出了一百多米。
我从树后面回头一望，看见列车员和好几个乘客正聚在敞开的车厢门口，一齐朝我这边张望着。我这次“告别”真是够张扬的，就差一支军乐队演奏欢送了。
正好这时候一件事引开了人们的注意力：那喝醉了的老牧羊人拴在腰上的狗突然拽着老牧羊人跳了下来，人、狗一齐头朝下摔到了铁轨上，然后骨碌碌一直滚到了河边。在人们下来救他们时，那狗又咬了什么人，只听得一阵阵叱骂声。一时间他们都忘了我，我趁机又爬出了好几百米。待回头再探看时，只见火车已开走，车尾正慢慢消失在峡谷之中。
眼前是一大片弧形的高山草甸，那条浑浊的河水从中间穿过，草甸的北面耸立着高大的山峦。没有人影，只有哗哗作响的流水和鸟雀无边无际的叫声。但奇怪的是，在这里我头一次感到了恐惧。我担心的并不是警察，而是另一拨人，那些人知道我得知了他们的秘密，所以绝不敢让我活着。我明白，他们追捕我，要比英国警察坚决、凶狠得多。要是被他们捉住，我就必死无疑，绝不可能幸免。
我望了望身后，整个原野还是阒无人迹。太阳静静地照耀着，远处的铁轨和湖水中的石头发出熠熠的反光。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如此静谧的景象了。但我无心流连，又开始奔跑。我低俯着身子，在沼泽地中的沟壕里往前跑，一直跑到汗水迷蒙了我的双眼。那种恐惧一直在我心头，如影随形，直到我跑到山边，爬上一段俯临着河水的山冈，停下来大口喘息的时候才稍稍消退。
从我站着的有利位置，可以俯视整个儿原野。从铁路线起，直到南边，可以看见远处有几块绿色的农田。我的眼睛像鹰一样尖锐，但我仍看不见眼前有任何活动的东西。我又往山冈东面瞭望，看到的景色又不相同。那里是几条平缓的葱绿色山谷，里面长满了云杉，还依稀看得见一缕浮动的尘土，那应该是有公路的地方了。最后，我抬头望了望五月的蓝天。只一望，我的心一下子急速地跳了起来。
我看见南边天际一架单翼飞机正往天上飞起。我立刻肯定，这架飞机正在搜寻我，而且它一定不是警察的。我躲在树丛里观察了一两个钟头，见它沿着小山头低低地飞行，在我刚才走过的山谷里兜了好几圈，接着它好像改变了主意，爬升到了很高的空中，然后向南飞回去了。
这种空中侦察对我威胁很大。我意识到，躲到旷野里来不是个好主意。当敌人在高高的天空上的时候，这些长着矮小灌木的山野完全提供不了什么隐蔽。我必须寻找别的藏身之处。我往山冈的另一边看去，发现那里有一片绿色的平原，心里有些高兴，猜想在那里应当有供我藏身的树木和房子。
傍晚六点钟的时候我走出了沼泽，走上了一条在山谷里沿着溪水蜿蜒的白色砂道。走着走着，路边的农田又变成了荒地，河谷也扩展成了台地，我很快来到了一个山口似的地方。眼前有一幢独立的房屋，正在夕阳中冒着炊烟。脚下的路把我引到一座桥上，桥的栏杆上正斜靠着一个青年。
这青年端着一支长长的陶制烟斗，透过眼镜片仔细察看着桥下的水面。他左手拿着一本书，手指夹在正读着的书页间，口里悠悠地吟诵道：
像那飞越荒野的鹫头飞狮，跨过群山、大漠和深谷，你追寻着阿里玛斯庇亚人。
听到我的脚步声响起在桥上时，他跳转了身子，于是我看到一张孩子气的脸，晒得黝黑，很讨人喜欢。
“你好！”他郑重地说，“这样的晚上在外面走走，还真不错啊！”
一股泥炭的烟气混合着烤肉的香味从房子里飘了过来，教人馋涎欲滴。
“这是个旅店吗？”我问道。
“是的，恭候您的光临。”他很客气地回答，“我就是店主，先生。希望您今晚留住在这儿。说真的，我这儿有一个礼拜没来人了。”
我走过去靠上桥的栏杆，装上烟斗抽起来，想试试看能不能与他攀谈一下。
“你这么年轻，就做旅店老板啦！”
“我父亲一年前去世，把这份生意留给了我。我现在就跟我的祖母住在这里。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份活儿过于无聊，不是我想干的职业。”
“那你想干什么呢？”
他有点脸红了，“我想写书。”他说。
“那你还要找什么更好的地方呢，老弟？”我问道，“旅店老板见多识广，最有机会成为会讲故事的作家啦。”
“现在不行了，”他马上回嘴说，“以前或许是这样。那时候路上来来往往的有朝圣者、流浪歌手，还有班车和邮车，载满形形色色的人，有形形色色的故事。可现在不行了，没人来了。只有偶尔一车肥胖女人停下来吃顿饭，春天来一两个捕鱼的，秋天时来个把打猎的，从他们身上得不到多少写作的素材。我想要去周游世界，去见识生活，写出吉布林、康拉德[2]那样的作品来。可到现在为止，我还只是在《钱伯斯纪事报》上发表过几首小诗而已。”
我望着他的旅店。在灰色远山的背景上，这幢小旅店被西沉的夕阳镀上了一层金色。
“我算是到过世界上不少地方，但我倒没觉得你这安静的地方有什么不好。你以为那些冒险和奇遇只发生在热带雨林或者绅士小姐们中间吗？也许这种故事此刻就在你身边发生，在与你擦肩而过呐！”
“对，吉布林就是这么说的。”他说，眼中闪着兴奋的光芒。接着又念了吉布林《九月十五日的浪漫》中的几段诗句。
“我现在就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大声说，“一个月之后，你就可以依此写出一部小说了。”
于是，在这五月柔美的暮色里，我们一道坐在桥上，我给他讲了一个奇妙的故事。我的故事大致是我的真实经历，只是改变了一些细节。我编造说，我是从非洲金伯利来的金矿富商。因为在那边揭发了一个犯罪集团，惹上了黑帮的大麻烦。黑帮跨洋过海追了过来，杀了我的一个好朋友，现在把我追到了这里。
也许我不应该这样做，但我的确把故事编了个天花乱坠。我绘声绘色地讲了我怎么从卡拉哈里逃到德属非洲，讲到沙漠里酷热的白昼，讲到像蓝色天鹅绒一样柔美的夜晚。我又说了在回英国的船上遭到了他们攻击，几乎丧命。最后又把波特兰谋杀案描述得令人毛骨悚然。
“你不是在找惊险故事吗，”我提高了声音说，“这不就是一个？这些恶魔正在追我，而警方正在追捕他们，在这场大追逐中，最后的赢家一定是我！”
“老天爷！”他悄声感叹，呼吸都急促了，“这简直就是哈格德和柯南道尔[3]小说里的情节嘛。”
“你相信我讲的，喜欢这个故事？”我高兴地说。
“当然，我相信你。”他说，伸出手来握住了我的手，“我情愿相信一切不同寻常的故事，最不感兴趣的就是毫无特点的东西了。”
我想，他还很年轻，天真烂漫，正是我所需要的人。于是我决定住在他这里。
“他们现在找不到我了，但我还得躲几天。我现在可以进去了吗？”
他伸手拉住我的胳膊，热情地把我引进旅店，“你待在我这儿，就像躲在沼泽里的地洞里一样保险，我保证没人向外张扬。你住下，再多给我讲点你的冒险故事吧。”
我刚跨进旅店前厅，就听见远远地传来了发动机的声音。转头一望，只见那架单翼飞机的黑色侧影刚好出现在暮色降临的西边天幕上。
年轻店主把我安置到旅店后部的一间屋子，外面高地上的景色从屋里可以一览无余。他叫我随意使用他的办公室，我进去看了看，只见里面堆满了他所喜爱作家的书籍。他的祖母一直没露面，猜想她已经是老得卧床不起了。一个叫玛姬的老妇早晚给我送饭。年轻店主却仍不愿离开，整天围着我转。我需要一些时间做自己的事，便想了点事儿，打发他第二天早晨骑着他那辆摩托车去取当天的报纸，而通常报纸要到傍晚才由邮差送来的。我叮咛他，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记住见到的生人的模样，特别注意有没有汽车和飞机来到这里。他走后，我才坐下来认真研究斯卡德那个小记事本。
小旅店主中午时分才带了份《苏格兰人》报回来。报上除了帕多克和牛奶工又提供了一些证词，还有重复了昨天报上关于凶手逃往北方的报道而外，没有什么新东西。另外有一篇从《泰晤士报》转载来的长篇文章，是关于卡洛里德斯和巴尔干半岛的形势的，但完全没有提卡洛里德斯来英国访问的事。下午我又把小旅店主支开了，因为我破译斯卡德密码的研究正到了关键时刻。
我前面对你说过，这是一种数字密码。我用了一套相当复杂的试验方法，相当成功地发现了空格和标点的位置，但还是没找到那个最重要的关键词。英语的单词有一百多万个，斯卡德可以用其中任何一个。想到这一点，我几乎完全泄气了。可到了三点钟，我突然有了一个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