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隋唐宋元卷》【全本】张嵚

《不容青史尽成灰:隋唐宋元卷》全本 作者:张嵚

内容简介

《隋唐宋元卷》带我们走进中国历史上最密集的王朝更替,短命的隋朝为何说它那么牛,而逼迫盛唐的突厥是怎么回事,唐王朝建立精神导师隐匿在哪里,而玄武门之变的罪臣们如何渡过他们的别样人生?大唐王朝如何打出自己的威风,而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是如何新鲜出笼的,开元盛世的功劳应该归谁,安史之乱为何说可以避免,一个道士是如何再造了唐朝,而谁又最终毁灭了天可汗的王朝,宋朝是怎么建立的,为何宋军冲不过幽州,王安石的变法失败究竟在哪,而岳飞是怎么铸成的,强大的元朝如何打下了大大的疆土,而强大的元朝究竟如何灭亡,这一切,都等待你的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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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青史尽成灰:隋唐宋元卷
作者:张嵚
内容简介
《隋唐宋元卷》带我们走进中国历史上最密集的王朝更替,短命的隋朝为何说它那么牛,而逼迫盛唐的突厥是怎么回事,唐王朝建立精神导师隐匿在哪里,而玄武门之变的罪臣们如何渡过他们的别样人生?大唐王朝如何打出自己的威风,而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是如何新鲜出笼的,开元盛世的功劳应该归谁,安史之乱为何说可以避免,一个道士是如何再造了唐朝,而谁又最终毁灭了天可汗的王朝,宋朝是怎么建立的,为何宋军冲不过幽州,王安石的变法失败究竟在哪,而岳飞是怎么铸成的,强大的元朝如何打下了大大的疆土,而强大的元朝究竟如何灭亡,这一切,都等待你的发掘。

第一章 隋朝其实这么牛
说到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今人第一反应多是盛唐,而对于盛唐之前的隋王朝,后人的评价也大多贬多于褒。在许多人眼里,隋朝,只是一个两世而亡的短命王朝。在其昙花一现的行程里,充满了诡异莫测的宫廷丑闻,滥用民力的斑斑劣迹,对外战争的连战连败,天下大乱的糟糕局面。拜《隋唐演义》等民间文学所赐,隋朝,早成了一个一无是处的垃圾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是一个是非不分的糊涂蛋,亡国之君隋炀帝更与商纣王等暴君并列,成为葬送天下的元凶。
然而事实真是这样吗?
翻翻真实的历史资料,虽然经过唐朝人无数次的修饰加工,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隋王朝,是一个与唐王朝同样伟大的王朝,它的经济建设成就和政治功勋,不但一度缔造了一个辉煌的国家,更为代隋而起的唐王朝奠定了基业。隋朝,其实是一块沉默的基石,基石之上,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时代。贞观开元,显赫盛世,有相当多是拜隋王朝所赐,无论是结束了南北分裂的隋文帝,还是之后留下“暴虐之君”恶名的隋炀帝,他们的赫赫功业,不但造福于当时,更深切地影响了后人,他们的成就,不应因成王败寇的法则而被埋没。隋朝,不是留给盛唐开基的一个烂摊子,相反,对于缔造贞观盛世的李世民来说,隋朝,是一笔极其丰厚的遗产。
且让我们去看一看,这个贬多于褒的隋朝,究竟是一副怎样的真实模样。

说隋朝,不能不先说隋王朝的开国者——隋文帝杨坚。
历朝历代开国皇帝,有的江山是打下来的,也有的江山是夺下来的,说到杨坚的称帝,隋朝的开国,世人却多有微词:他的江山是篡来的。
公元581年二月甲子,北周王朝的末代皇帝北周静帝下诏,将皇位“禅让”给丞相,他的外祖父杨坚,雄踞中国北方24年的北周王朝就此灭亡。中国北方在经过了几个世纪各少数民族政权轮流坐庄后,一个叫杨坚的汉人成为了中国北方的最高统治者。他改国号为“隋”,改年号为“开皇”,史载这一天长安城上空有祥云升起,预示着一个强大的王朝将从此诞生、壮大,开创空前的盛世——隋朝。
如果就此说杨坚是靠谋朝篡位得国,以下犯上窃取高位的,却也有些“冤”。在这场最高权力的“和平交接”之前,40岁的杨坚已经几经沉浮,立功无数,多少次九死一生。最后的结果,只能说是水到渠成。
杨坚,陕西弘农华阴人,其家族身世显赫,是当年西魏宇文氏打天下时期的“八柱国”之一。其父杨忠当年跟随北周太祖起兵关中,为北周王朝的建立立下赫赫战功,事后因功封为“隋国公”,更被北周王朝赐鲜卑姓“普六茹”。到杨坚承袭爵位后,其长女杨丽华又被立为太子妃,和北周皇室成了亲家,可谓位高权重。而杨坚本人也不简单,史载他“深沉严重”,属于性格冷静不怒自威的类型。有许多史书说他相貌奇特,比如他幼年的时候,宇文泰就曾赞他说“此儿风骨,不似当代人”。相貌奇伟外加处事冷静,又带有皇室亲上加亲的血统,这样的杨坚,想不飞黄腾达都难。杨坚早年,历经了北周王朝的24年,先是北周王朝权臣宇文护当道,几个小皇帝轮流坐庄,终到了北周武帝宇文邕在位时,对内剪除权臣,励精图治,对外征伐四夷,平灭了雄踞东方的北齐王朝,终于一统北方。杨坚在此期间鞍前马后,出力颇多。特别是征伐北齐时,杨坚统筹谋划,奇招迭出,助宇文邕一举统一北方。不过,杨坚也因此颇遭忌惮。
今天历史书上所说颇多的,就是杨坚在事宇文邕时险些被杀的掌故,通常的说法是:宇文邕忌惮杨坚的才能,更兼他相貌奇伟,深恐将来难治,故屡生杀心。但宇文邕宠信的星相家赵昭为杨坚看相,断定杨坚无富贵命,才让宇文邕安心。后来内史王轨又劝宇文邕下决心,说杨坚“恐有反相”,宇文邕反回答说:“若如此,实天命也。”屡遭猜忌的杨坚终于化险为夷。而实际的情况是,彼时志在一统天下的北周,其实内外矛盾不断,北方有突厥犯边,南方南陈王朝未平,何况彼时宇文邕为整顿内部,正大行“灭佛令”,已激得反对声四起。在这种局面下,轻戮重臣势必会引起国事动荡,任何有头脑的政治家都不会贸然动手。当然,如果历史的结果是由北周一统天下,位高权重的杨坚是否会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这就很难说了。
杨坚是幸运的,公元578年,北周武帝在北伐突厥的路上溘然长逝,年仅36岁。其子宇文赟即位,史称北周宣帝。杨坚的女儿杨丽华被立为皇后,杨坚作为国丈,被立为大司马,成为手握北周兵权的重臣。比起励精图治的宇文邕,这位宇文赟可谓“子不类父”。每日沉迷于享乐游玩,国家大事几乎荒废,对杨坚、宇文赟起先信任有加。他每次出外巡游时,都命杨坚在朝中留守,酌情处理国家大事。彼时杨坚,也就成了位高权重的驻国大臣。宣帝宇文赟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怒无常,更兼后来杨坚女儿失宠,且有传言说杨坚有“不臣之心”,一次宇文赟宣召杨坚,在宫中埋下刀斧手,下令杨坚如果神色大变就下手杀之。
危急时刻,杨坚的冷静再次救了他,他“行礼趋拜,一如往日”,终消解了宇文赟的杀心。两年后,这位喜怒无常的荒唐皇帝病逝,他年仅8岁的幼子宇文阐即位,史称“北周静帝”。帝国的权力刹那间出现了真空,杨坚的女儿成了太后,作为皇帝外公的杨坚自然地位攀升,成为执掌朝政的辅政大臣。
而此时的杨坚,在“镇定自若”数十年后,终于开始了夺权行动。就在北周宣帝过世前后的5天里,他先是设计命镇守在外的北周皇帝五宗王入京,将5人软禁,踢掉了掌权的绊脚石,继而平定青州、勋州、益州三地叛乱。到公元581年春,杨坚先以北周静帝名义加封自己为隋王,几天后,就以“禅让”把戏,成功地代周而起,建立了最终一统四海的大隋王朝。
杨坚的夺权,看似运气颇好,而其伏笔,早在宇文赟任命他为大司马时就已埋下。北周实行府兵制,剥夺宗室兵权,目的为强干弱枝,防范宗室叛乱,保证军权集于皇帝之手,但人算不如天算,北周宣帝荒淫,北周静帝更是不懂事的小孩子,权力真空下,宗室诸王无兵权,最终只能束手待毙。杨坚代隋,可以说是步步为营,最终水到渠成。

杨坚这个皇帝当得怎么样?
隋朝建立后,杨坚用霹雳手段,迅速平定了北周王室的反叛势力,连“禅位”给他的北周静帝宇文阐,最终也被他杀死。内患渐熄后,外围却强敌环伺,北方的突厥王朝虎视眈眈,南方陈朝未平,西北吐谷浑不断骚扰,丝绸之路遭到阻隔,种种问题,都摆在了这位新君面前。
幸运的是,杨坚从国丈到皇帝,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牢牢把持住了军队。从他做大司马开始,军队的控制权就被他牢牢抓在手里,因此杨坚登基后,虽有北周王室叛乱,但军队却忠于杨坚,使战乱得以很快平息。但随着杨坚的称帝,突厥问题却首先尖锐化了。
突厥自南北朝末年崛起于漠北后,和中原的“北周”“北齐”两个王朝一直时战时和,平灭北齐的北周武帝宇文邕,正是驾崩于北伐突厥的路上。在宇文邕去世后,北周王朝对突厥一直采取和亲政策,双方虽然小有冲突,但并未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但杨坚称帝后,局势却陡然变化,突厥可汗此时的王后,正是北周宗室之女,如此“亡国之恨”,王后当然频吹“枕边风”。就在杨坚称帝的同年,突厥沙伯略可汗就三次兴兵南下,大掠隋朝周边州县,还打出了“为北周王室复仇”的口号。
面对强敌,杨坚毫无惧色,他的政策是“先北后南”,对南方苟延残喘的陈朝政权,杨坚采取了通好政策,集中全力对付雄心勃勃的突厥帝国。北周末期虽然皇帝荒淫,但府兵制全面推行,军力正是强大时。隋军经过鸡头山和河北两次会战,将突厥主力打得丢盔弃甲,尤其是鸡头山会战,突厥可汗仅带5骑仓皇逃窜。杨坚没有乘胜追击,反而“打个巴掌揉三揉”,在得胜后主动遣使招抚沙伯略。兵威之下,沙伯略上表称杨坚为“丈人”,死心塌地地投诚了。与此同时,杨坚又派人分化突厥,用重金贿赂西突厥,让双方互相残杀,所谓“夷狄相攻,或为中国之利”,这套分化瓦解的战术,就是杨坚亲口所说的至理名言。
杨坚的苦心很快收到了回报,在隋朝与突厥战争结束后不久,突厥帝国就陷入了自相残杀的战乱之中,杨坚则渔翁得利。在沙伯略可汗死后,其两子都蓝可汗和突利可汗互相残杀,杨坚扶植实力比较弱的突利可汗,册封他为“启民可汗”,利用启民可汗来防备突厥。一度威胁中原王朝的突厥帝国,在隋王朝的分化瓦解和持续打击下,在此时终于分崩离析。中国北方边境,终于暂时避免了胡虏侵扰之苦。
而第二个遭杨坚打击的势力,就是盘踞在中国西北的吐谷浑。和突厥比起来,吐谷浑势力并不强大,但它地处河西走廊的要冲,阻断丝绸之路,对于隋朝势力的西扩以及丝绸之路的发展,都是一个巨大的障碍。隋朝初年,趁隋王朝与突厥相互攻杀之时,吐谷浑趁机扩张势力,据有甘肃、青海、四川等地的庞大地盘,俨然西北一强大势力,同时吐谷浑劫掠丝绸之路,阻杀隋朝使节,甚至屡屡东侵,对于国都建在关中平原的隋王朝来说,吐谷浑是一个必须剪除的现实威胁。
对吐谷浑,杨坚起先的策略就一个——打,在公元582年击退突厥后,就派大将梁元山西征,在尔汗山大败吐谷浑,斩其名王。吐谷浑势力大挫,就在隋军欲乘胜追击时,杨坚却下了班师令,同时派使者招抚吐谷浑。经此一败,吐谷浑见识到了隋朝的军力,因此死心塌地地归顺了隋朝。这以后,隋朝使团西出玉门关,进入西域地带,并修筑了伊吾城。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原王朝的势力再次进入西域。
无论是对突厥还是对吐谷浑,杨坚都采取了一种极其聪明的办法——军事打击,但把打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对各周边部族,皆是“打个巴掌给块糖吃”,听话的就给援助,给册封,给荣耀,不听话的就打,打到你听话为止。同时更“以夷制夷”,对突厥分化瓦解,保证各种力量相互牵制,对吐谷浑则在得胜后收手,保证吐谷浑牵制西突厥,在册封启民可汗的同时,又拉拢突厥周边的契丹,牵制强大的突厥人,苦心之下,战乱持续的中国北方,终于被杨坚打出了一个“战略平衡”,契丹、吐谷浑、突厥皆遣使归顺,隋王朝更在西域设立兵站,重新进入西域地区,“威服四夷”的局面,至此开始初现。
当然,还有一个不服的——南陈。
在整顿完内部,打服了北方以后,隋文帝终下决心,发动这场一统天下的最后一战。公元587年,杨坚首先灭掉了盘踞在荆州一带的后梁政权,打掉了南进的障碍。此时南陈正是荒唐皇帝陈后主在位时期,他沉迷诗词创作,常聚一群文士作乐,国家朝政大多荒废。
公元588年,杨坚以晋王杨广为大元帅,着韩擒虎和贺若弼兵分两路大举南征。这次南征,杨坚很重视“宣传工作”,在诏书里历数了陈后主13条大罪,在江南地区广为散发。此时荆州地区也被隋朝占有,南方政权原本可以倚仗的长江天险已经不复存在。陈后主偏偏自己作死,隋朝大兵压境他竟然毫不慌张,说金陵有“王气”,隋朝根本过不了长江。结果短短几天,南方各州县望风披靡,隋朝两路大军势如破竹,很快就包围了南陈国都建康。
此时建康城中尚有兵马十多万,完全可以背城一战,甚至可以做到突围而出,但先前自信有王气的陈后主却吓破了胆,整日只知道躲在深宫里以泪洗面,他本就爱好诗词创作,一生里写的最经典的几首悲情诗,大多出自此时。但写诗救不了他,隋军随后发起强攻,轻易攻破了建康城,陈后主和后妃躲在枯井里,最后被隋军士兵给搜了出来,活活的做了俘虏。公元589年四月,陈后主连同被俘官员200多人被押至北方,至此,自西晋末年开始分裂数百年的中国,终于重归一统。这是隋文帝的不世功勋。

纵观隋文帝登基后的各类战争,可谓是“大有为”之君,但另一个事实更值得重视:他哪来的这么多钱?
历朝历代,但凡是开疆拓土,统一天下这种事,多半都是要打仗的,要打仗就必须花钱,打成经济崩溃的也不在少数。而隋文帝创造的奇迹是,他登基时,接下的是北周的国土,刚刚统一北方,国民经济尚在恢复之中。之后又宗室叛乱,突厥犯边,一边打仗一边恢复经济,却平稳过渡,一统四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如何实现这个奇迹?这才是隋文帝一生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比他统一北方,威服四夷更重要,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大事:隋朝时代的政治经济改革。
说隋文帝的政策,首当其冲的就是经济改革。
打仗需要钱,不管是统一战争,还是对突厥、吐谷浑的反侵略战争,皆是耗资巨大。在隋文帝之前,北周时代的24年,中国北方几乎年年打仗,内部有跟北齐打,跟南朝打,外部有跟突厥打,跟吐谷浑打,不打的话就要拉拢,和亲、赏赐,样样皆是花钱如流水。
在杨坚建立隋朝之前,北方从北魏时代开始就实行了均田制,即按照人丁来分配土地和缴纳赋税,但发展到隋朝时,均田制的政策却还处于“粗线条”阶段,杨坚所做的,是将北魏时代开始实行的均田制更加细化,一方面在人丁管理上,设立了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即保闾制度,规定县以下5家为保,5保为闾,4闾为族,分设保长、闾正、族正。从公元585年开始,杨坚又大规模地在全国整理户籍制度,要求各州县按照户籍注明的年龄大小,对天下百姓逐家进行核对。如此一来,就使赋税的征收更加透明细化,扩大了国家财政的税源,改变了在北魏和北周时期可以随意隐瞒户口的现象,偷税漏税的情况很难再发生了。隋文帝能够在强敌环伺的局面下诛灭群雄,统一四海,稳定的税收和丰厚的储备是他成功的基础。
和农业政策调整同时进行的,是河道的疏通。世人皆对隋朝大运河颇多诟病,而事实上,大规模地整修河道,从隋文帝杨坚时代就开始了。早在公元584年,隋王朝就引渭水入潼关,长达300余里,命名为广通渠。公元587年,又沿着春秋时期夫差开凿的运河故道,打通了南起江都,北至江苏淮安的河道,命名为山阳渎。这两项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在当时灌溉良田万亩,因旱灾而闹荒数年的关中平原成为肥沃乐土,江南至北方的运河航线也因此疏通。同时,隋王朝在山西蒲州和安徽寿州也修建了大规模水利工程,并整治盐碱荒田,这些北周和南陈时期的饥荒“重灾区”,皆因此变成土地肥沃的乐土。隋朝农业之发达,正建基于此。
在推行经济政策的同时,杨坚还进行了政体改革,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就是“三省六部制”和“取士”,废除了北周时期的“六官”,尚书、门下、内史三省成为真正的中枢权力机构。内史省有决策权,掌握诏书起草,门下省有审议权,尚书省掌握军政大事。尚书省之下设立礼、吏、兵、度支、刑、工六部,如此种种,皆奠定了后世封建王朝的政体雏形。与此同时,隋朝废除了自三国以来开始实行的“九品中正制”,规定全国每州每年要举荐贡士3人,从公元598年开始,隋朝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招贤考试,从此之后,这样的考试方式一直延续,到隋炀帝时正式确立为“进士科”,以“试策取人”。这种颠覆中国门阀社会观念的新考试方法,就是后人所熟知的科举。
与此同时,杨坚还大行“机构改革”,从中央到地方简化机构,以“并小为大”为原则,废止了自汉朝开始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州设刺史,县设县令,改变了自北魏开始的机构冗杂、人浮于事的局面,并废除了汉朝以来地方长官由本地士人担任的旧例,将地方官员的任命权收归中央。公元583年,杨坚修订刑法,颁布《开皇律》,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典中的集大成者,该法条目清简,废除了如宫刑、车裂等前朝酷刑,减死罪81条,流放罪154条,堪称“以仁德治国”。诸上成就,不因隋朝短命而被废止,相反却被后世王朝继续传承。
无论隋朝最后的结局怎样,相信隋文帝杨坚在世的时候,一定坚信自己已然开创盛世:隋朝初建时,全国有户410万,到隋炀帝在位时,已激增到890万,全国耕地数目在北魏末期是1900万顷,到隋炀帝登基时,更暴涨到5500万顷,这两项成就,不但远超了之前史家津津乐道的“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即使是后来李世民的“贞观盛世”也难相比,号称“盛唐”的大唐时代,直到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开元盛世”时,才达到了隋王朝的这一经济盛况。与之相对应的,是隋王朝仓储的丰厚,隋朝的“官仓”储备连年剧增,到了杨坚在位的末期,竟然“府藏皆满,无所容”。在隋炀帝登基初期,全国的官仓储备,足够国家50年支用。甚至到了唐朝开国时,隋朝设立在关陇、洛阳、并州一带的官仓,其储备物资竟然还没有支用完。这段繁荣的时代,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开皇之治”,这是一个威服四夷、经济繁荣、政治清明、百姓安居的时代。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富庶的时代,却在杨坚身后,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走向了暴乱和毁灭,这又是为什么呢?
世人皆把隋朝的灭亡,归罪于其子隋炀帝杨广即位后的“暴政”,然而观杨坚在位,祸根其实早就种下。
杨坚此人,虽因“篡逆”而遭诟病,但后世史家津津乐道的,还有其为帝之后的善名,比如他躬行节俭,与民休息,比如他修订《开皇律》,减轻刑罚,减免赋税轻徭薄赋。观他一生的履历,却或许可用一个“忍”字。在北周做国公、国舅的时候,就善于夹着尾巴做人,隐忍数年后一朝翻身,登基为帝后,一面大肆诛除北周王室,一面打击周边游牧民族,而他发动的每一场战争,都重在“见好就收”。无论是对大举入犯的突厥,还是对阻塞丝绸之路的吐谷浑,都是在初战告捷后即行拉拢,平衡各派势力,保持周边部族的“战略平衡”;对内也是如此,一面精简机构,建立中央集权,一面与民休息,减轻赋税,极力恢复发展经济。但他在位时期,边境边患并未彻底消除,只是暂时的平静,他对均田制的内容进行小修小补,但经济的快速恢复,也带来了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他在世时,可以全力维持这个国家政权的内外平衡,但在他身后,如果即位之君是个守成之君,这个过程会继续下去,但如果即位之君好大喜功,盲目上马“大功业”,那打破平衡的后果,就是国家的动乱。很不幸,他苦心选出的接班人杨广,却正是这样一个人。

第二章 突厥王朝的兴衰
俗话说,没有对手的英雄是寂寞的,封建王朝也不例外,但凡是中国历史上强大的封建王朝,总有一个适时出现的外敌,来陪衬其“赫赫武功”。比如汉朝的对手是匈奴,明朝的对手先有蒙古,后有女真,纵观隋唐两朝,也有一个强大的对手——突厥。
说突厥,现代人可谓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不管古代的演义小说,还是现代的武侠传奇,都不止一次提到过这个强悍的民族,但对于这个民族,现代人又是格外的陌生:它从哪里来,它最终又走向了哪里,它因为什么而强大,又因为什么而衰落。这一系列的问题,是笼罩在突厥帝国头上的神秘面纱。
在突厥王朝壮大的这段时间里,中国北方先经历了“五胡乱华”,然后是鲜卑族纵横中原,到最后杨坚夺权。这段时期里,北方草原并没有因为诸多少数民族政权的南下而寂寞,相反崛起了诸如柔然等新贵,继续与坐镇中原的王朝周旋,而当柔然在北魏以及北周的打击下走向衰弱时,一个更强大的对手——突厥,却迅速崛起于草原。实事求是地说,虽然在突厥之前,北方草原城头变幻大王旗,涌现“英雄”无数,但只有突厥,具备与当年强盛时期匈奴比肩的资格。因为比起其他诸部族的昙花一现和画地为牢,突厥在极盛之时,却控制了东起东北三省,西至里海流域的广大土地,且历经隋唐两朝百年,与中原王朝时战时和,周旋到底,堪称是中国中原王朝自匈奴西迁以后,面对的最强大对手。
那这个对手又是从哪里来,又是怎样走向强大的呢?

在中原王朝的历史资料里,突厥最初有两个很不光彩的名字:柔然铁工、柔然锻奴,这两个名字很形象地说明了他们最初的地位——小跟班。
突厥的祖先,现代普遍的说法是出自“五胡乱华”时期的“丁零”“铁勒”两个部族,他们原本游牧于叶塞尼河上游,公元5世纪时,柔然民族崛起于北方,他们被柔然征服后,迁徙至今新疆阿尔泰山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只是柔然民族的一个附属部落。柔然民族强大时,其刀剑等武器,多由他们负责冶炼,因此在中原的典籍里,他们也就有了柔然铁工、柔然锻奴等称号。突厥的得名,是因为他们迁徙至阿尔泰山地区后,因阿尔泰山形似战盔“兜鍪”,因此取谐音,被命名为“突厥”。突厥最早袭扰中原王朝的记录,应该是在北魏太武帝时期,当时他们跟随柔然部落,大掠北魏山西大同地区,当时地方官就有奏报称“以狼形战旗柔然部,格外凶悍”。不过在当时的战争中,他们的人口、实力都远不能与强大的柔然部相比,最多只是一支从属部落。
突厥命运的真正转折,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征伐柔然之战。公元42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御驾亲征,接连六战,将一度强大的柔然部落打得全军覆没,累积斩杀俘虏柔然军5万多人,基本解除了柔然对中国北方边境的威胁。游牧民族的部落联盟向来是松散的,强盛之时万众一心,但一旦遭遇惨败,也很容易分崩离析,遭到惨重打击的柔然,逐渐丧失对其从属部落的控制,就在同年年底,阿尔泰山地区的铁勒诸部发动暴动,脱离了柔然的统治。大约有30多万的人口从阿尔泰山东迁,向北魏王朝投降。中国西部草原,一下子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真空”。相对于兄弟部落的选择,突厥部则选择了留守。此后,突厥开始了漫长的反抗柔然压迫的战争。与此同时,出于牵制柔然部落的需要,彼时的中原王朝也相继与突厥建立了联系,首当其冲的就是北周的前身西魏。公元542年,阿史那上门担任突厥酋长时,开始派人到塞上与中原王朝进行贸易,而彼时的西魏王朝也对突厥极力拉拢。公元545年,西魏权臣宇文泰派胡商安诺盘为特使出使突厥,这是中原王朝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与突厥的交往。次年,突厥派使团来到长安,向当时的西魏王朝朝贡,公元551年,西魏王朝将长乐公主下嫁给突厥可汗阿史那上门。突厥,这个新崛起的草原新贵,成了西魏王朝的“驸马爷”。就在同年,阿史那上门出动5万铁骑,大举进攻骚扰中国北方的柔然部族,柔然可汗阿那环在两面夹击下绝望自杀,突厥趁机将柔然部族的人口、牧场大肆收入麾下,实力猛增,阿史那上门自称“伊利可汗”。此后,突厥又远征西域,进入中亚地区,到公元567年,突厥与波斯萨珊帝国合兵,消灭了游牧在咸海的匈奴残部,至此建立了他们东起辽河、西到咸海的庞大帝国——突厥汗国。
在突厥汗国进行全力扩张的初期,与突厥汗国相邻的中原西魏政权,对突厥汗国援助颇多,双方使团往来频繁,赏赐丰厚,而这时期的突厥汗国,对中原政权也格外恭顺,屡次遣使通好。突厥开始“翻脸”,是在他们消灭柔然之后,从公元560年开始,频繁地侵扰北部边境州县,且骚扰程度较柔然更甚。这时期中国北方的北周、北齐两个政权正忙于互相攻杀,无暇北顾,因此对突厥王朝的侵扰,多采用拉拢、赏赐、和亲等手段,但求息事宁人。与此同时,突厥还积极地介入中原内战,比如在北周攻打北齐时,突厥就与北周合兵攻打晋阳,而在公元577年北周平灭北齐后,突厥却又收留了逃亡漠北的北齐宗室高绍义,立他为齐帝。同时期,北周与突厥的往来也日益密切,北周武帝的皇后阿史那氏就是突厥宗室,而突厥沙伯略可汗的夫人则是北周公主。如此密切的关系,使突厥在常年中原内战中大获其利,更惯于在各政权之间“搞平衡”,以谋求最大利益。而在公元581年之后,杨坚代周自立,建立隋王朝,往年的“搞平衡”当然就不复存在。相对于前朝的“和亲”“联姻”“忍让”,杨坚谋求的,是建立一个威服四方的大隋帝国,而彼时的突厥,正是沙伯略可汗在位时期,拥有骑兵40多万,已是大漠草原的霸主。两个政权之间,也势必开始一场针尖对麦芒的碰撞。

天佑中原的是,就在杨坚接受“禅让”,代周自立的那一年,对中原虎视眈眈的突厥汗国,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内乱——五可汗并立事件。
在北周时期,突厥的可汗是他钵可汗,此前突厥的几任可汗传承,都遵循“兄终弟及”的原则,但在他钵可汗死后,形势却发生变化。他钵指定即位的大逻便因身份低微不能服众,遭到了宗室的反对,各方势力争夺之下,最终采取了折中的方式,以他钵的侄子摄图为大可汗,即沙伯略可汗,此外还有巷逻担任的第二可汗,大逻便担任的阿波可汗,统治西域的达头可汗,驻扎新疆东部的贪汉可汗。沙伯略虽然是突厥汗国的统治者,但原本就松散的突厥汗国,却因此出现了隐隐裂痕,这裂痕自然瞒不过老谋深算的杨坚的眼睛,隋朝大臣长孙晟提出了“远交近攻”的战略,在不久之后得以实施。
对突厥,杨坚一开始就采取了冷落的政策,在他登位的初年,对突厥使者的赏赐就极为淡薄,此外还取消了原先北周定下的对突厥每年的粮米赠送。他曾对众臣说过“饿狼在北,伺之何益”,将突厥看做喂不饱的饿狼。而沙伯略即位之后,续娶了原本是他钵可汗妻子的北周千金公主,这位公主恼恨北周灭亡,成天给沙伯略吹“枕边风”,最后吹得沙伯略拍案而起,宣称“我是北周的女婿,自当为北周报仇”。公元582年,打着为北周报仇的旗号,沙伯略尽起大军40万,兵分四路大举进攻隋朝。而在此之前,突厥已经与隋军发生了小规模冲突,在隋文帝登基的第一年,他们就在东线出兵,夺取了河北秦皇岛。隋文帝命各军严守边境,修缮长城,增兵幽州与并州,到沙伯略起兵的时候,隋朝几十万大军早已严阵以待。
公元582年四月,突厥40万人兵分多路,对隋朝边境展开了大规模进犯,从东部的河北、山西,到西部的陕西、甘肃,皆是战火连连。这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第一次遭受游牧民族的全线进犯。面对突厥人的嚣张攻势,隋文帝杨坚沉着应对,他并不消极防守,相反以机动对机动,一面命令太子杨勇屯兵咸阳,建立指挥部,一面命令边境隋军主动出击,以攻对攻,坚决打击突厥进犯。战事起初不利,突厥前锋一度进逼汉中平原。甘肃庆阳之战中,沙伯略亲率10万大军长驱直入,与镇守此地的隋朝行军总管达奚长儒遭遇,隋军据城死守,杀伤突厥军近万,迫使突厥后撤,但隋军自身伤亡也惨重,守城官兵只剩不到百人。与此同时,主动出击的隋军在幽州会战和临洮会战中连吃败仗,兵马损失过万人,是年八月,突厥竟然突破了隋朝的宁夏固原防线,长驱直入进入内地,大掠宁夏、陕西北部州县,陕西延安、弘化、甘肃兰州皆被洗劫一空,隋朝采取坚壁清野战术,各部队严防死守,终于遏制了突厥攻势。此时的隋王朝在初期主动出击后,已然转为全面退守,突厥损失同样惨重,虽然屡次攻破州县,却始终不能持久,只能时进时退,以骚扰为主,整整一年,隋朝与突厥双方总共近百万军队对峙北方边境,双方僵持不下。
战事的转机在公元582年出现了,是年入春后,因长期战争,突厥师老兵疲,隋文帝立刻决定反击。先是进行“全国动员”,发诏书历数突厥罪恶,继而命杨爽为行军总管,兵分八路反击突厥。杨爽深知“擒贼擒王”的道理,决定集中主力,先打沙伯略可汗的嫡系部队。是年四月,隋军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与沙伯略可汗主力部队遭遇,隋将李充精选5000精骑,趁夜发动突袭,猝不及防的沙伯略被打得大败,沙伯略本人靠躲在草丛里才捡回一条命。此后突厥阵线崩溃,隋军更乘势进兵辽东,消灭了依附突厥的高宝宁政权,将辽东大地划入隋朝治下,斩断了突厥的左臂。与此同时,隋朝展开了全线的大反击,突厥阿波可汗在甘肃被秦州总管窦荣定击败,不得不退出甘肃河西走廊。正是在甘肃会战中,隋朝随军偏将长孙晟成功策反了阿波可汗,导致他与沙伯略可汗反目。
隋朝在公元582年的大反击,彻底打击了突厥的势力,根据当时8路大军的奏报,隋军累计斩杀俘虏突厥兵竟高达10万以上,强盛的突厥王朝第一次遭到了惨重打击,如当年的柔然汗国一样,本身结构松散的突厥王朝,也立刻陷入了分裂中。导火索就是沙伯略可汗指责阿波可汗临阵脱逃,阿波可汗不服,更在隋朝的挑拨下与沙伯略反目,沙伯略一气之下杀掉了阿波可汗的部族和母亲,阿波可汗转而到西域向其他可汗求救,从此,突厥陷入了分裂与内战中。从公元583年起,阿波可汗集结部众盘踞西北,建立了西突厥汗国,并与隋朝通好,而沙伯略可汗,则人口实力大减,成了东突厥。随后在隋朝的分化瓦解软硬兼施下,沙伯略屡遭打击,终向隋朝称臣。沙伯略死后,他的几个儿子为可汗位互相攻杀,更被隋王朝所利用,其子都蓝夺取可汗位后,隋朝册封他的另一个儿子突利为启民可汗,为隋朝边境屏障。长孙晟的“远交近攻”,至此变成现实,陷入内战攻杀的突厥王朝,暂时不能对大隋帝国构成威胁。

突厥的再次强大,是在始毕可汗在位时期。这时候的中原,已经陷入了隋炀帝统治的末世,天下大乱,自然对北方边境失去了控制,趁势崛起的始毕可汗,成了中原王朝的大敌。
始毕可汗是启民可汗的儿子,隋文帝册封启民可汗后,每年给予优厚的赏赐,其势力渐渐壮大。在启民可汗时期,他们对隋王朝始终采取恭顺政策,却屡次发动北征,打击东突厥其他派系,不断扩大地盘,渐成北方最强一支。始毕可汗即位后,面对中原此时乱象纷起的局面,动了摆脱隋朝自立之心。公元615年,趁隋炀帝北巡的机会,始毕可汗发动几十万骑兵,将隋炀帝围困在雁门关,幸亏隋军坚守,周边隋军奋力救援,才让隋炀帝捡回一命。但双方至此已经撕破脸,随后隋朝群雄并起,各路势力纷纷反隋。对隋朝当年的远交近攻之策,始毕可汗也有样学样,北方刘武周、梁师都、郭子和等几大反隋势力皆得始毕可汗支援,甚至后来建立唐朝的李渊,在他太原起兵之前,也曾派刘文静为使节到始毕可汗处通好。为得始毕可汗支持,李渊甚至承诺,将所攻陷城市的珍宝美女尽数奉送给突厥,至此才得到突厥出兵相助,这以后,突厥部落开始介入到中原内战之中。比如刘武周起兵时,夺取了隋炀帝的北方行宫,他将行宫里的宫女尽数送给突厥做礼物,换回了突厥的3000匹精良战马,其骑兵一度雄视天下,刘武周更被突厥册封为“定扬可汗”。郭子和起兵时,派儿子到突厥处做人质,突厥则册封他为“平扬天子”。公元619年,刘武周与李渊互相攻杀时,一度在突厥的帮助下攻陷晋州,始毕可汗趁机随后进兵,攻克宁夏银川一带,大掠数日,并想趁势南进,彻底消灭李渊政权。而就在这时,始毕可汗突然病逝,事后,李渊用数十万钱做代价,从突厥手中“赎”回了河套地区,一场大战方才消解。即使如此,对早年起兵的李唐王朝来说,与突厥的关系却是极其羞辱的,李渊曾向突厥称臣,每次攻略城县后,一旦突厥兵随后赶来,都要送大量金钱以“孝敬”。花钱买和平的结果,就是突厥贪图眼前利益,并未乘机在中原抢地盘,李唐王朝也顺利完成了国家统一。
但对于结束分裂局面,百废待兴的唐王朝来说,突厥同样是大患。李唐建国,面临的是比当年隋文帝更残破的一个烂摊子。而此时的突厥,在始毕可汗去世之后,非但没有衰落,继始毕可汗而起的处罗可汗也是强人,他一面在草原开疆拓土,扩大势力,一面不断南下,时而助唐王朝时而助其他势力,在各路诸侯攻杀中牟利,唐王朝只好不断馈赠以金钱,继续花钱买和平。处罗可汗死后,启民可汗的三儿子颉利可汗即位,他在位时,东突厥实力膨胀,不断西攻西突厥,彻底压倒了西突厥的势力,成为草原的霸主。而此时,他已不满足于中原王朝花钱买和平的局面。即位初期,就逼迫唐王朝割让国土,将隋朝时期用来防御突厥的塞北五原城尽数割让给他。此时唐王朝刚刚完成国家统一,元气未复,只能继续忍气吞声。公元621年,颉利可汗率军进犯唐朝代州,唐朝行军总管王孝基全军覆没。公元622年,突厥又兵围朔州,唐军守将李大恩阵亡,唐高祖李渊忍无可忍,决定与突厥开战,命太子李建成出陕西,李世民出山西,云州总管李子和出大同,左武卫大将军段德操出夏州,四路大军齐发迎战突厥。作为唐王朝的开国皇帝,李渊深知国家残破,开战突厥的想法并非头脑发热,他曾问大臣是立刻与突厥求和好,还是先战再和,中书令封德彝认为,应该先用战争让突厥人知道厉害,再以战逼和。因此,唐军大军齐出,开始了和突厥的第一次碰撞。
和隋文帝开战突厥相反的是,唐军一开始进展顺利,在并州、汾阳等地和突厥接战,斩首数百,迫使突厥撤退。谁料好景不长,突厥这次的战术是“战略大迂回”。突厥先假意退却,吸引唐军主力北出,而突厥的精锐骑兵却突然从西路夹击,一举攻破唐朝的大龙山、甘肃洪州,兵临关中平原,新都长安一下子岌岌可危。战败之下,唐王朝只好暂时服软,答应突厥带走所掠州县的全部财宝,并奉送金钱。对于是否退兵,颉利可汗也犹豫不决,此时秦王李世民正火速从山西赶来增援,闻讯后的颉利可汗就坡下驴,撤退北归。横扫中原的唐军,在第一次与突厥精锐的碰撞中,输得体无完肤。此后数年,突厥的侵扰规模持续扩大,每次都是在攻城掠地之后,等着唐朝来求和,再坐收唐朝的馈赠。值得一提的是,公元626年春天,突厥大规模进犯唐朝灵州、朔州等地,唐朝再次调兵遣将准备迎敌。正是这个外敌入侵事件,使李渊决定由太子李建成挂帅出征,并征调秦王李世民的亲信部将随军,而不甘心势力遭削弱的李世民,在玄武门发动兵变,杀死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迫使李渊将皇位“禅让”给他。改变李世民命运的“玄武门之变”,突厥其实是无意间的始作俑者。
玄武门之变后,是年八月唐太宗李世民登基,而在此期间,突厥一刻也没有停止对唐朝边境的进犯,由于唐朝正经内乱,无暇顾及边陲,从朔州到灵州,东西战线上突厥一路破关南下,一直打到长安附近。然后,新即位的李世民在渭水边上与突厥颉利可汗会面,怒斥突厥侵略,在答应给突厥继续馈赠财宝后,颉利可汗决定撤军。其实就在此时,唐王朝调兵遣将,大军集结于关西平原,颉利可汗之所以退兵,也是担心孤军深入,后路有被唐朝断绝的危险。但无论怎样,在唐朝建国后的几次交锋中,唐军败多胜少,历次战斗几乎溃不成军。而此时的东突厥,已然雄踞草原,兵逼大唐,渭水会盟,更是东突厥军事历史上辉煌的顶点,当然,也是覆亡的丧钟。

唐朝为什么打不过突厥?其实在唐朝和突厥早期的战役中,唐军的失败无外乎3个字——机动性。突厥铁骑此时是草原最强,来去如风,在突厥对唐朝的战斗中,突厥在城池攻坚战中很少占到便宜,大多数的胜利,都来自避实击虚,用骑兵快速大迂回的方式,对唐朝防线进行夹击,从而一举击破之。此时中原王朝历经战乱,马匹稀缺,没有强大的骑兵,自然不能在野战中和突厥争雄。而与现代人想象不一样的是,此时东突厥的“军事科技”也异常发达。突厥本身就是以精于冶炼著称的,早年在隋朝与突厥的战争里,隋朝军队的强弓硬弩,给了突厥军队极大的打击。从启民可汗归降隋朝时,突厥人就积极向中原学习弩箭制造等军事技术,特别是颉利可汗攻破灵州之战,就是以硬弩攻城,导致唐朝守军全军覆没。此外突厥军队在攻城器械上也非常发达,颉利可汗的精锐“牙军”,拥有大小攻城器械上百种,许多都是突厥收留的汉族“技术员”制造。对于唐王朝来说,突厥,是一个兼有游牧民族机动性和汉民族“高科技”的强大对手,其强悍程度,甚至远胜于当年以游牧骑兵为主的匈奴。
唐太宗李世民在登基后,将平灭突厥当做了头等大事。他在位时期恢复生产,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同时对军队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特别是改革了北魏时期就出现的府兵制,将原来的兵农分离改成兵农合一,招募大量精壮农民入伍,既扩大兵源又提升战斗力,更减轻了国家的军费开支。与此同时,他还大行马政,鼓励民间养马,设立专管马匹饲养征用的官员,增加国家战马储备。而唐军的战法也与先前的南北朝以及隋朝不同,相比于北周、隋朝常用重甲骑兵的做法,唐朝从这时候开始化重为轻,大力发展硬弩和轻骑兵,以及善于对付骑兵冲击的唐刀步兵。正是这个战术的改革,在之后唐朝横扫四夷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反击的机会在公元627年五月到来了,这一年北方草原发生大规模雪灾,许多部落损失惨重,对于以游牧为生的突厥来说,这个打击是沉重的。同时颉利可汗与许多部落的矛盾也日益激化。与突厥历代可汗相比,颉利可汗格外特殊,在行政上,他更信任招揽来的西域尚胡,疏远突厥的宗室贵族,因此各部落日益与他离心离德,尤其是曾和他是盟友的突利可汗,因颉利可汗搜刮严重,两人矛盾日益激化。就在同年,突厥西部的铁勒部发生叛乱,颉利可汗命突利可汗率部镇压,被打得大败,恼怒的颉利可汗将突利可汗关押鞭打,不堪受辱的突利可汗举兵反叛,又被颉利可汗打败,无奈之下,突利可汗向唐王朝投降。这个天赐良机李世民怎能放过,公元628年十月,唐王朝决定出兵北伐,而此时的颉利可汗已经众叛亲离,东部的契丹等部族皆已反叛,西部的薛延陀汗国和铁勒部也脱离统治,连年灾荒又造成经济困难,他却偏偏火上浇油,率兵进驻马邑,向唐王朝炫耀武力,以为唐王朝会像以前一样花钱买和平,而这次他等来的,是唐王朝的迎头痛击。
十一月,唐王朝以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率六路大军出师,唐军初战告捷,在马邑击败颉利可汗。在这一战中,唐军展示了他们的新战法,以长刀步兵为方阵,后方排列硬弩,阻遏突厥骑兵冲锋,轻骑兵两翼夹击,将突厥军冲得大溃。更让突厥惊愕的是,唐军竟然连步兵都配备战马,步兵骑马抵达战场后下马步战。数年的休养生息,已让唐军积累了充足的实力,可以用强大的战斗力和雄厚的国力,与突厥打一番酣畅淋漓的野战。
马邑战役后,颉利可汗仓皇败逃,其属下向唐朝投降后,供出了颉利可汗的驻军位置,随后唐朝以李靖、柴绍、李道宗、卫孝杰、李世绩、薛万淑兵分六路,全力围剿突厥,颉利可汗节节败退,其属下部落纷纷向唐王朝投降。次年正月,李靖率领3000精骑星夜兼程,直捣颉利可汗的老窝定襄,李世绩的北路军则迂回到呼和浩特,将颉利可汗前后夹击,连遭惨败的颉利可汗逃到内蒙古铁山,只剩1万多残兵,他一面遣使至唐朝,要求求和,一面想借机脱身,但精明的李世民不会给他这个机会。就在唐朝使者唐俭进入颉利可汗营帐后不久,李靖的大军就拍马杀到,颉利可汗大军被杀得全军覆没,只身逃亡的颉利可汗本想逃奔青海,再联合当地部落起事,但唐军李道宗部已经堵在了那里,结果,颉利可汗,这位一度雄踞草原的枭雄,最终在甘肃灵州束手就擒。强悍一时的东突厥汗国,至此灭亡。
颉利可汗被俘之后,东突厥已经尽数归附了唐朝,早年叛变东突厥的铁勒诸部也纷纷归附,这时期的唐朝领土,可以说是拥有今天整个外蒙古草原。同年三月,原突厥属下各部落酋长齐聚长安,尊李世民为“天可汗”,中原王朝“天朝上国”的思想,正是从此开始。
对投降的东突厥,唐太宗采取了极其开明的政策,不但赦免了颉利可汗的罪过,对投降的突厥人也一视同仁,终唐一世,突厥族官员是唐朝政坛一股重要力量,如执力史思、阿史那思摩等人皆是唐王朝重臣。仅贞观一朝,五品以上的突厥官员就有100多人。长安城内居住的突厥人也有1000多家。当然中间也有不和谐,比如公元639年,突利的弟弟结社纠集40多人企图行刺唐太宗李世民,阴谋被粉碎后,唐太宗采取宽容政策,并未借机株连各突厥部族,反而在突厥旧地建立牙帐,让突厥成为唐朝边境的屏障。
东突厥败亡后,如之前一样,北方草原的权力真空再次出现,而原本被东突厥压制的西突厥,势力也再度壮大,之后陆续有薛延陀汗国等部落崛起,但皆被唐王朝平灭。唐朝在漠北设立单于、瀚海两个都护府,后合并为安北都护府,委任当地部族首领为官,将漠北草原纳入唐王朝治下。而势力变大的西突厥,也终未能填补东突厥败亡后的草原空白。唐朝在与东突厥的周旋时期,对西突厥一直采取通好政策,企图扶植西突厥来牵制东突厥,但西突厥起先被打得太惨,而在东突厥败亡后,他们的实力又迅速膨胀。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西突厥的势力范围,主要是今天新疆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唐朝平灭东突厥后,西突厥东面的薛延陀以及高昌国又相继归附,此后高昌国叛乱,唐太宗派侯君集平定。侯君集平高昌国前,西突厥一直支持高昌国,但唐军夜行700里奇袭高昌,仅用一夜时间平定高昌全境,吓得西突厥立刻奉表求和。公元640年九月,唐朝在吐鲁番设立安西都护府,西突厥被纳入了唐王朝版图。此后,西突厥也和东突厥一样,由于内部的不和陷入分裂之中,唐朝则步步紧逼,以安西都护府为基点,不断招降西突厥部落,册封西突厥的各部落酋长为唐朝官员。值得一提的是,唐军派去平定西域的军队,许多都是原东突厥的军队,比如名将阿史那杜尔。公元642年,唐将郭孝恪连续击败西突厥可汗乙毗咄陆,众叛亲离的乙毗咄陆于次年奉表归降,西突厥全境被纳入唐朝安西都护府治下。
公元649年唐太宗李世民去世时,唐朝瑶池都督,突厥人阿史那贺鲁发动叛乱,唐朝一开始采取怀柔政策,但阿史那贺鲁却四处扩张,一度雄踞西域,自称沙钵罗可汗。唐朝多次征讨,皆因地处偏远,无功而返。公元655年,唐朝以苏定方为行军大总管,大举西征阿史那贺鲁。苏定方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一面招抚突厥部落,一面集中力量攻打阿史那贺鲁本部,在卡乐额尔齐斯河战役中,唐军用步兵方阵战术,击破阿史那贺鲁的突厥骑兵,随后趁雪夜追击,一举攻破阿史那贺鲁的老巢金牙山,阿史那贺鲁逃亡塔什干后,被当地酋长送交唐朝,至此,雄踞西域一时的西突厥汗国,彻底灭亡。

在唐太宗、唐高宗两代帝王的打击下,一度强悍的突厥汗国,其全境终于纳入了唐王朝的治下,此后突厥部落虽然时有叛乱,且在武则天和唐玄宗时期,皆与唐王朝发生战事,但终已不是唐王朝最大边患。突厥的各部落分裂后,其各部多成唐朝边境屏障,为唐王朝开疆拓土,立功颇多,也有许多部落不断叛乱,拥立突厥可汗后人,企图重建突厥汗国,皆在唐王朝的打击下失败。突厥最后一次与唐王朝战争,当是公元744年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突厥残部拥立白眉特勒为可汗,史称“白眉可汗”,大举举兵反唐,唐朝朔方节度使王忠嗣联合回纥共同进兵,将这股叛乱势力剿灭。从此,突厥作为一个民族,已经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其部族或是融入汉族,或是融入回纥等草原民族,或是西迁中亚一带,对唐王朝来说,已是一个历史概念了。

第三章 隋炀帝错在哪
如果要评选中国历代帝王中的“败家子”的话,隋炀帝杨广恐怕会首当其冲。
千百年来,隋炀帝杨广,在世人眼里,早就是与秦始皇嬴政齐名的暴君,甚至名声比秦始皇还不如。秦始皇滥用民力,造成天下大乱,但这一统的江山,毕竟是他亲手打下来的,最后打了多少赔了多少,最多只是个不赔不赚。但这位隋炀帝却不同,他的父亲杨坚留给他的,是一个经济繁荣、国力强盛、雄踞东亚大陆的世界第一强国——大隋帝国,却被他仅用了13年时间,就搞得天下大乱,国破家亡,好好的大隋朝,反给盛唐做了嫁衣裳。这真好比一个人继承了一笔丰厚的遗产,却用极快的速度败坏光,不是败家子又是什么?
所以多少年来,在文学作品影视形象中,这位暴君都是百分之百的反面角色。但是审视历史,真相,真的是这样吗?

说起隋炀帝杨广,现代人都说是昏君,而在隋文帝在位时期,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杨广却是个年轻有为,建功无数,名声相当好的皇子,甚至许多人把他看做人中之龙,缔造盛世的希望。
现代人说得比较多的,是杨广“装蒜”的那些事。比如做皇子的时候,他厉行节俭,谦恭有礼,很得隋文帝的欢喜,最终使隋文帝废掉了太子杨勇,立他为储。但事实上,早在杨广20岁的时候,他就名满天下了,原因就是那场隋王朝的统一战争——灭陈战争。
公元589年,年仅20岁的杨广就被任命为兵马大元帅,率领50万大军平灭南方陈朝,这一战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毕竟是统一天下的最后一战。而从难度上说,彼时隋朝兵强马壮,远非苟延残喘的南陈小朝廷可比,南征自然是摧枯拉朽。在这场战争里,杨广也第一次让世人认识了他,作为统帅,他制订了两路突破,直捣建康城的战术,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伤亡,而且隋军所到之处纪律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缴获的财物也悉数上缴,南陈的府库更是“无所取”。杨广本人更是以身作则,在军中身体力行,恭行简朴,灭陈之后他赏罚分明,杀掉了陈后主身边的佞臣,赢得了南方百姓的民心。这时期的杨广,活脱脱一个礼贤下士、勤政爱民的“好青年”,与他即位之后的形象,可谓天渊之别。
其实早在此以前,杨广就不止一次显露出他的才能。比如他精于诗词歌赋,且博览群书,谈论起国家大事来,连父亲杨坚都甚为惊讶。杨广13岁的时候,就被任命为太原总管,可见从那时候起,杨坚就对杨广悉心培养,希望他将来能成大器。
而在平定南陈之后,杨广又参与了隋朝的其他几件大事件。一是平定了江南高智慧的叛乱,且在叛乱平定后安抚地方,抚恤百姓;二是在扬州轻徭薄赋,平反冤案。坐镇扬州平乱的杨广,可谓一心扑在工作上,一连十几天衣不解甲,熬夜工作,白天指挥战斗,晚上打理民事,当地自南陈开始积累了数十年的积案,被他在一个月内全部处理完毕,结果“上下皆赞之”。公元590年,突厥大举犯边,杨广受命统军出征,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在陕西延安一举击退突厥。如此人物,放在当时,着实是一个文武双全的青年才俊。
而在做人上,杨广继承了老爹杨坚的特点,格外会装。此时的杨坚一共有5子,分别是杨勇、杨广、杨俊、杨秀、杨谅,且5人都是杨坚的正房皇后独孤皇后所生。不管是立嫡还是立长,皇位本都与杨广无缘,但杨广很会讨爹妈欢心。而且杨坚的情况特殊,他是中国封建帝王里出名的“妻管严”,独孤皇后在世时,他只有独孤皇后一个妻子,而独孤皇后本人性格强硬,对“接班人”这样的大事,其实是起到决定作用的。
对老妈独孤皇后,杨广是竭力讨取她的欢心。要讨独孤皇后欢心,表孝顺送礼都没用,独孤皇后一生御夫极严,最在意的就是男人是否忠诚,对儿子也不例外,偏偏长子杨勇是个风流坯子,他对独孤皇后为他选的原配老婆极为冷淡,家中娶了几房妃子,自然令独孤皇后大恼。相反杨广却极会来事,他做皇子的时候,对外表现最多的就是与妻子萧氏的“相亲相爱”,处处对妻子体恤有加,大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之意,如此做派,自然讨得老妈欢心。其实杨广本人也好色,他也经常临幸王宫中的宫女,一旦怀孕就偷偷堕胎,不过终究是瞒过了老妈去。日久天长,独孤皇后对杨广器重有加,不断给杨坚吹枕边风,杨坚心灵的天平,就是这样倾斜过来的。
除了在爹妈面前会装,杨广在大臣和部下面前也很会装,比如当年率军北伐突厥时,部队缺粮,士兵没粮食吃,他主动断粮,当众不吃不喝,把士兵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南下平南陈时,他把自己的战马让给生病的将士骑,把自己的帐篷空出来给生病的士兵调养,一时间军心大振。隋文帝的近臣杨素、高绍、宇文述等人也与他交好,内外相互串通。
这里就要说说和杨广争夺太子位的杨勇。杨勇之所以最终被废,除了杨广会装外,其实他有两条犯了隋文帝杨坚夫妇的忌讳。第一是杨勇信佛,且喜好奢华,对于厉行节俭的隋文帝来说,这可以说是顶风作案。第二个忌讳,隋文帝本身就是一个性情内向阴沉之人,杨勇偏偏子不类父,性格率真且喜怒尽形于色,偶有争执,即容易和杨坚变脸,长此以往,父子关系日益冷淡。比如他曾在公元600年冬至接受百官朝贺,担心儿子抢班夺权的杨坚,心里犯了嘀咕。杨勇败亡的导火索,就是杨广就任扬州总管时,行前与独孤皇后辞行,母子涕泪交流,杨广更趁机说杨勇要害他,并散布谣言说杨勇的妃子是被杨勇毒死的。独孤皇后听后大怒说:“若此子登位,我儿恐无幸免。”至此杨勇的命运,已经无可挽回了。公元600年十月,杨坚正式下诏废杨勇太子位,改立杨广为太子。值得一提的是,杨广诬陷了杨勇这么多年,但一直到杨勇被废太子位,却无一言攻击弟弟杨广,史书上说杨勇“性宽厚”,诚非虚言。
隋王朝此时经过杨坚励精图治,已成盛世之相,最需要的就是一位守成之主,就如同汉高祖身后的文景二帝。而性格宽厚的杨勇,显然更符合这个条件的,无奈厚道人无好命,会装的杨广,继承了这笔遗产。
客观上说,杨广本人的能力,在当时也确实是杨坚5子中最出众的,有过战功,博学多才,且有治理地方的经验,更有一干重臣的拥戴,不管从哪个方面说,他似乎都是一个合格的接班人,那天下大乱的局面,又是怎样造成的呢?

公元604年,隋文帝杨坚驾崩,杨广即位,这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隋炀帝,当然,不是什么好名声。
有关隋炀帝在位时期的种种恶行,史书上不胜枚举,其中最主要的就是3条:开大运河,征高句丽,数度巡游。
而细观这3项恶行,却不难发现,尽管事情的最后结果是闹得民怨沸腾,天下大乱,但3件事情的发生,本身却都有各自的道理。
先说开凿大运河。其实从隋朝建国以后,开凿运河就是国家的一项战略重点。隋文帝在位的“开皇之治”时期,隋王朝就曾数次发动大规模的运河工程,在南方疏通了从建康到苏北的河道,在陕西疏通了渭水至长安的支流,甚至在甘肃河西地区,也曾多次修筑水利工程,河西地区在唐朝时期能够成为天下最富庶的州郡,底子就是隋朝时期打下来的。而说到大运河的开凿,早在隋文帝开皇十年,就有江南地方官请求开凿运河,以削减税粮运输成本。隋朝平定南陈后,南方经济迅速发展,赋税激增,但是大量的赋税运送到北方,长途跋涉成本甚大,而按照隋朝的税法,百姓税粮的运送成本,即“损耗”,也是由百姓自身承担,在隋文帝时期,仅是江南地区的税粮,分摊到每个百姓身上,其要缴纳的“损耗”,竟然是赋税本身的9倍。而随着隋王朝不断拉拢突厥、吐谷浑等部族,赏赐日益增加,对于南方税粮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因此,拓通南北交通要道,减少运输成本,成为自隋文帝时期开始持续10多年的呼声,在隋文帝在位的后10年,有关请求开凿运河的奏章,从中央到地方累积就有50多封,其中不乏高绍、杨素之类的重臣。可以说,在当时,开凿大运河,是一个举国上下的呼声,并非隋炀帝自己的心血来潮。
京杭大运河的整个施工设计,是由隋朝时期最著名的工程家宇文恺统筹规划的。宇文恺最初的计划,是以百姓分批服役的方式,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塘江5大河流,建立一条连接京杭的大运河。在宇文恺的最初设想里,这个浩大工程的每一个细节步骤,他都考虑得非常详细,比如他建议,不宜一次性调动太多民夫,而是由百姓分批分散服役,保证每年动用民夫总数不超过20万人,而且凡是参与劳役的民夫,都由国家出粮给予补贴。以当时隋王朝在南方的粮食储备,做到这一切是不困难的。宇文恺最早的工程设想,是计划11年全线贯通,但奏报送上去之后,隋炀帝却嫌慢,11年?1年他都等不及,最后颁布下来,大运河工程的期限,被缩短到了7年,而粮食补贴也一概不准,又要马跑又不让马吃草,才是隋炀帝本身的性格。
结果,从公元605年开始,大隋王朝调动民夫110万,开始了这项声势浩大的工程,而且与宇文恺最早的循序渐进不同,隋王朝采取了同时开工的策略,即从中原到江南,5大水系的工程同时上马。同时开工固然进度快,但如此一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6省大部分百姓皆被征调,生产一下子陷入瘫痪,生产瘫痪税还不能少,该交的赋税照样要交。整个帝国举国之力,都花在了这项虽然利在千秋,却足够把隋王朝折腾到筋疲力尽的工程上。比如负责监工的河道官麻枯,被称为麻阎王,他滥用民力,以至于他的名字在中原农村都能止小儿啼哭。既要把活干完,还不让老百姓吃饭,外加横征暴敛,如此作为,老百姓自然苦不堪言。
到公元611年,这项纵贯南北的大工程全线完工,期间共调动民力200多万,6年的时间完成这样的工程,是人类古代工程历史上的奇迹,但奇迹的背后,却是中原百姓的斑斑血泪。仅就税赋而言,这6年里隋王朝在这6省的税赋,比隋文帝在位的时候缩减了许多,至于人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更是比比皆是。修是该修的,可这么个修法,任谁也受不了。
与修筑大运河同样遭到骂声的,是隋炀帝的三征高句丽,如果说开凿运河是滥用民力,那么征讨高句丽,更被后人骂做穷兵黩武。但是后人很少有人意识到一个问题,在当时,高句丽,是必须要打的。
我们可以把目光放在后世,代隋而立的唐王朝,对高句丽同样采取了强硬政策。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御驾亲征高句丽,一样遭到了失败,直到唐高宗李治时,方才以大兵平灭高句丽。与高句丽的战争,贯穿隋唐两个王朝的交界时期,甚至贯穿整个贞观之治和永徽之治。为什么两个不同的王朝,四代统治者,对于这个中国东北的小政权,却一样采取了坚决打压的政策?难道仅仅是为了炫耀武力,穷兵黩武?
要了解这个问题,先要看看高句丽是一个怎样的政权。
高句丽,地处中国东北以及朝鲜半岛,是一个从三国时代就存在的政权,这个政权向来与中原王朝时战时和,起初以游牧为主,后来转为半渔猎经济方式。在南北朝的末期,高句丽迅速壮大起来,到隋朝时期,高句丽人口已有500万,常备军多达50万,俨然已是辽东劲旅。事实上,隋朝在建国初期,对高句丽曾采取通好政策,但是最先挑衅的却是高句丽,他们觊觎隋朝辽西领土,在隋文帝在位时就曾发兵侵犯。为此,隋文帝曾经调遣30万大军北征,企图一举摧毁高句丽,却被高句丽击败。比起突厥这类游牧民族来,高句丽经济相对发达,处于半农耕状态,其国家政权组织严密,远非突厥这样松散的游牧民族能比,假以时日,必成中原王朝大敌。
隋炀帝登基之后,吐谷浑臣服,突厥接受了册封,唯独东部的高句丽,一直在不停地进犯,就在隋炀帝倾举国之力开凿大运河期间,高句丽在中国边境也不断有动作,一面遣使索取辽西领土,一面不停在隋朝边境攻杀。此外,他更与突厥汗国的不少部落结盟,互相呼应,骚扰隋朝边境,因此,通过一场战争重创高句丽,就是隋王朝维护边境安全的必然选择。
但是隋炀帝显然又犯了开凿大运河的毛病:操切。隋炀帝的目的不是重创,而是要毕其功于一役,彻底解决高句丽边患。因此在大运河工程接近尾声的公元610年,他调动百万民夫以及118万军队,发动了对高句丽的征伐战争。为了这场战争,他在山东蓬莱打造巨型战舰300艘,仅造船的民工,就有十分之三死于这场强制劳动。公元611年隋军出师,水陆并进,却不料遭遇顽强抵抗,虽然隋军前锋一度杀到高句丽都城平壤城下,却终因孤军深入而退军,隋炀帝本部的30万大军,回国的竟然只有2700人。随后的公元613年和614年,隋炀帝又两次出兵攻打高句丽,结果国内发生了民变,不得不草草收兵。
今人有“隋亡于高句丽”之说,主要是因为公元611年,因为抗拒征伐高句丽战争,山东农民王博起义,揭开了轰轰烈烈的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二征高句丽的时候,重臣杨玄感又率兵造反,从此天下大乱不可收拾。说到这个教训,后人总在说这场战争不能打,其实最重要的问题是:不是不能打,而是不能这么打。
后世许多人都忽略了一件事,以当时隋王朝的实力,是很难一下子灭掉高句丽的。这个半渔猎的国家政权不同于游牧民族,不可能通过一两次的毁灭性打击就臣服,即使是后来盛世的唐王朝,也是历经了两代君主的前赴后继,最终联合新罗,才将其彻底灭国。这个国家的坚韧程度和战争动员能力,远强于突厥、吐谷浑等政权,决不能以蕞尔小邦等闲视之。因此当时隋王朝最好的选择,是通过有限的战争打击其嚣张气焰,逐渐削弱,而不是一口吃个胖子。很显然,隋炀帝又做了一个错误选择。
至于他另一个让后人诟病的事情:四处巡游。从当时情况看,也不仅仅是为了炫耀威仪,此时中国天下一统,北方边患未除,发动巡游,可以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但此时国家元气大伤,百姓不堪其苦,偏偏隋炀帝又是一个讲面子的人,皇帝讲面子,下面大臣要面子,只能不要百姓的面子了。从开运河,打仗,到巡游,隋朝百姓连吃了3遍苦,国家折腾得奄奄一息,如此局面,不乱也难。

该怎样评价隋炀帝的失败呢?3件亡国的事,虽然各有各的道理,但最后终于酿成大起义,在天下大乱中亡国了,或许有一个比喻最恰当:隋朝,好像一个身体健康但有隐患的病人,先动了一场血管手术来消除隐患,继而猴急着又不顾体弱去跟人打仗,接着又不顾身体盲目享乐,最后把自己折腾垮了。隋朝,就是这么一个可怜的病人。

第四章 唐王朝的『精神导师』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
隋末农民战争,就是一个出英雄的乱世。先是杜伏威、窦建德、刘黑闼、王世充、梁师都,各路群豪纷纷割据,群雄逐鹿,“逐”到最后,却是不显山不露水的李唐笑到最后,留下演义小说里瓦岗英雄的名号传天下。唐王朝更是英杰辈出,李世民麾下,文有房玄龄、杜如晦等18学士,武有李靖、侯君集、李世绩等一干名将沙场横刀立马。战火纷飞的时代,流光溢彩的姓名,传到今天的,不少。
然而却有这样一个人,生活在隋末的乱世中,一不曾揭竿而起,痛痛快快地当一把枭雄;二不曾运筹帷幄,为开国英主决胜于千里之外;更不曾游走乱世,行侠仗义;甚至连影视剧里八卦过的风流韵事,也不见一二。他的姓名到今天仍鲜为人知,但是他的卓越成就,却远胜于沙场千军万马的厮杀。他一支笔横扫天下,勾画出一个盛世的蓝图,他的深远影响,无论是算尽天下的谋士,还是气吞万里的猛将,在那个时代里,几乎无人可以比肩。

说王通这个人,今人知之甚少,但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战国时期有鬼谷子的话,那么隋唐时代的第一智者,就非他莫属。
而看看这个传奇人物的履历,却是简单得很。
王通,字仲淹,公元580年生人,他一岁的时候,就赶上了隋文帝杨坚取北周自代,建立大隋,而谁都不会想到,彼时这个牙牙学语的婴孩,他日后的功绩,会远远超越这个朝代,甚至这个时代。
王通是山西河津人,出身于当地的儒学世家,隋炀帝在位时期,他一举考中秀才。当时的“秀才”可不像后来范进中举时那样不值钱,彼时隋朝科举初兴,“秀才”即为最高级别的考试,在王通之前,考取秀才的只有杜正玄一个人,终整个隋朝,秀才也不过十几个人,这时候的秀才,几乎相当于后朝科举中的状元榜眼。
而能有如此成就,也和他的家学渊源分不开。他的父亲王隆曾是山西当地大儒,在隋文帝时期入朝为官,做了“待诏云门龙”,负责拟定诏书,是隋文帝的“私人秘书”。王隆为官时,就曾向隋文帝上《兴衰要论》7篇。王通青出于蓝,在中秀才之前,年纪轻轻的他就是当地大儒。23岁那年就得到过隋文帝的召见,上《太平十二策》,其内容比他父亲的奏议更为细化,主张“兴仁政,轻徭役,不可轻动刀兵”。这时候的隋文帝正立志建“大功业”,王通当然碰了一鼻子灰,此后隋文帝给他安排了蜀王侍郎的官职,王通做得不如意,不久后辞官回家。那以后,除了之间考取秀才外,他只做了一件事——讲学。
王通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开课收徒,他在家乡龙门设立学馆,招收门徒,同时精研儒家著作。小小白牛溪畔,成了他避世的世外桃源,此后经地方官推荐考取秀才,但此时的隋王朝,已经暴政重压,民乱四起,他不愿意趟这个浑水,所以继续回家讲学。直到隋朝灭亡的前夜,即公元617年,他病逝于家,享年37岁。
这就是王通的整个人生,从表面看,他是一个不得志的儒生,一个讲学为生的先生,似乎仅此而已,然而翻开他履历的背面,却有惊天动地的真相,他是整个唐王朝的精神导师。

王通的成就,首先是学术成就。
在隋唐时期,王通的首要身份,就是“国学大师”,他的学派,时人称为“河汾学派”,当时人送雅号“王孔子”,把他与儒家圣人孔子相提并论。
能与孔子相提并论,首先因为他完成了《续六经》,这是他在研习孔子的《六经》之后,用自己的理论重新发挥,继续研究的结果。在他的《续六经》里,有他关于这个王朝最核心的理想——王道思想。早在23岁面见隋文帝的时候,王通就提出了自己的治国理念,即轻徭薄赋,施行仁政,而后在多年研习之中,他把自己的一套思想,上升到了“王道”的高度,即国家政权的变化,国家统治者是否正统,在于统治者是否施行了“王道”,行王道者即王统,这正是王通的理论核心。
如果我们把目光对准后世,就不难发现,自唐朝之后,历朝历代的争霸者们,但凡有些眼光的,无不将“王道”二字挂在嘴边。传统的忠奸善恶价值观,从王通开始有了全新的变化,即不以统治者的身份与得国方式来判断其正邪,相反,是从其行政结果,即是否是“王道”上,来界定它“正统”与否。
王通的这一思想,在他在世的时候,并没有多大名气,但在他离去之后,随着李唐王朝的建国,他的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也为统治者所用。而相对于“王道”思想,他的另一主张,也同样具有坚韧的生命力——三教合一。
三教合一,即儒家、佛家、道家三教,他主张源出同流,在儒家文化为主的前提下,三家相互包容,相互促进。从南北朝开始,儒家与佛家、道家的争斗不断。儒家思想虽为正统,但南北朝起佛教大兴,对儒家文化大肆冲击,最早的三教合一思想,起于崇佛的梁武帝,但梁武帝败家身死后,三教合一思想一度被唾弃。从北周开始,历代统治者围绕着崇佛、灭佛问题摇摆不定,要么像北周武帝这样大肆灭佛,清理寺庙,要么像北周宣帝那样崇尚佛法,不理朝政。此时的佛教文化,相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尚处于难以包容的浮游体阶段。然而这个矛盾,从王通开始,找到了一个最佳的结合点,他主张三教之间相互学习,兼收并蓄用儒家文化对外来文明进行改造,在相互交流之中,将外来文明变为本土文化,学说与学说之间的相互和解,正是从此开始。而王通本人也身体力行,他的学生众多,既有游学的儒生,也有修佛的僧侣,更有游方的道士,在隋末的战乱年代里,他的学派成为了不同流派之间都可接纳的学术圣殿。
如果再把目光对准后世,我们更不难发现,就是从隋朝灭亡后的唐王朝开始,中国的统治者以开阔的胸怀对外开放,广泛地接纳各种不同的宗教和学术流派,佛教、伊斯兰教,乃至基督教,都是从唐朝开始在中国广为传播,影响后世的,而中国本土文化的主体地位,非但没有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消亡,相反博采众家之长,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儒家文化的开放、包容精神,王通是开拓者。
王通的学馆,不只是学术殿堂,也一样是政治殿堂。
与王通交游的,许多都是隋末的风云人物,他们都有显赫的经历,其后创造了不凡的功业,但是在当时,却拜服在王通的学说下,甘愿以他为师,唯他马首是瞻。其中也有一些对前途茫然的青年才俊们,以王通为师,找到了未来的道路,最终在轰轰烈烈的隋末群雄争霸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在隋末的战乱里,无数学子离乡背井,不远万里来到山西,只为从王通身上,找到未来的道路。
王通本人也险些卷入政治旋涡中。先是他高中秀才后,宰相杨素请他入朝为官,此时隋朝暴政已成,大厦难挽,王通自然不会为这个即将灭亡的王朝殉葬。然后是公元613年,杨素的儿子杨玄感造访,这次不是请他为官,而是要王通助他造反,王通却评价杨玄感说“苟非其道,恐为祸先”,看出杨玄感不是他理想中的“行王道者”,他终身只以讲学为业,最终没有看到隋朝的灭亡。然而就是从他的学馆里,无数的精英走了出去,那些带着他王道理想的门徒们,在王通去世后离开,隋末大势,因他们而改变。

关于王通的门徒,不妨拉一个名单,那将是一个很长的花名册。
贞观名臣: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李靖、陈叔达、李密、李世绩、张玄素、温大雅……
王通的门人,几乎构成了后来贞观盛世的名臣班底,而“行王道”的理想,也终于由盛唐王朝所实现。而他的学说更是影响深远,甚至贯穿了中国整个封建时代。儒家文化在这个时期,远不是清末的保守、固执、落后,相反,其开明与包容,是隋唐盛世的精神基石。

第五章 李世民有『境界』的马上皇帝
说起李世民,那是大名鼎鼎,史家的赞誉似万丈光芒,千古圣君嘛!
扒一扒龙鳞,却发现此君的“宣传工作”也做得很好,贞观盛世么,细算GDP,也不是最高的;勤于朝政么,似乎身前后世诸多帝王累吐血的大有人在;善于纳谏么,宋明的好多皇帝比他更有气量;至于那不光彩的玄武门之变,更是传得走了样,大哥三弟全成了吃喝玩乐的浪荡公子,亲爹高祖李渊成了是非不分的老迷糊。好事放大成了大好事,坏事也涂抹成了好事,直让人一声叹息:历史啊,真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李世民,开创贞观之治,文治武功尚可称道,堪称一代圣君,只是……貌似被过分浮夸了。
却有一样,是一点也没浮夸的——打仗。
李世民,不仅是个好皇帝,也是位卓越的军事家。这一点,两千年青史,或褒或贬,却无可否认。
说军事,山西李家,老爹李渊造反前就是隋朝名将,在草原上把突厥追得没处跑,大哥建成,三弟元吉,也全属于不要命的主,这样的家族传统,身为贵族子弟,自小耳濡目染,李世民,想不会打仗都难。
饶是如此,李世民却是最了不起。论武艺,他未必最能打,论战功,哥哥弟弟也不是草包。说他最牛,却只因俩字——境界!
何为境界?别人看不到的,他看得到,别人看得到的,他比人家看得更深更远,这就是境界。
先说李渊造反,太原起兵后,下一步该咋办?李渊部下纷争不休,有说南下取东都的,有说东进的,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唯有李世民,提出一个完全相左的建议:西进,夺关中!
这在好多人看来简直是疯了,那些个各地反军都快当皇上了,争着抢地盘呢,放着中原富庶之地不去打,却往关中跑,为啥?
为啥?只因一句话:谁坐八百里秦川谁得天下。
事实证明,李世民是对的。
李渊的大军向关中进发了,开局很顺利,先灭了隋朝精锐宋老生,却在河东城下碰了钉子。隋将屈突通把城池守得如密封一般,隋朝的增援部队也在火速开进,企图吃掉唐军,内外夹困下,大家有说撤兵回家的,有说继续猛攻的,一时间争得面红耳赤,连李渊本人也没了主意。轮到李世民发言,他又拿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看法。
吵什么吵?这有什么难的,咱绕开他不攻,改道走不就完了。
按照今天教育学的话说:这就叫跳跃性思维。
河东,这个让唐军吵翻天的难题,被李世民跳跃性地解决了。
数万唐军自梁山与龙门进入关中平原,仅留少量部队牵制河东守军。唐军穿过几路隋军的缝隙,竟这样兵不血刃地踏进了关中平原。无险可守的关中地区很快沦陷,进长安,李渊称帝,国号大唐,年号武德。富饶而易守难攻的关中平原,至此完全变成李家的根据地,也成为李渊争天下的最大本钱。彼时李唐,拥兵数十万,坐拥八百里秦川,雄视中原群豪,已然成为逐鹿天下的最强力量。
根据地打下来了,后面就该争天下了,先是陇右的薛举父子,李世民一上来就吃了亏,被薛举杀得大败。不久后薛举病逝,对手换成了儿子薛仁杲,病愈后的李世民再率重兵出击,双方对峙于浅水原,薛家军重兵齐集,士气高昂,数次交战都击败唐军。这样的强敌,怎么对付?
唐军上下倒是意见很多,种种进攻方略,说啥的都有,叽叽喳喳半天,李世民只说了两个字——不打!
众将愣了,不打?那咱来干啥?
不打就不打吧,任你薛军如何挑衅,咱就是坚守不出,两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李世民早就找到了对付他的最好办法——粮食。
你不是实力强吗?我先拖住你,然后派小部队断你的运输线,拼战斗力我不如你,拼消耗你可不如我,等把你拖疲拖垮了,然后嘛……
然后就是决战,先派小部队出动,把薛军的精锐引到浅水原,再派重兵合围。薛军果然凶悍,饶是饿着肚子,又被拖了两月,却还是死战不退,计划中的围歼战打成了相持,激战一日,双方都死伤惨重。
眼看就要打成平手了,可别急,李世民还有后招呢。奇袭,李世民亲率2000精骑,突然打击薛军的侧翼,苦苦支撑的薛军终于崩溃了。大胜,全歼,薛仁杲长叹一声:投降。甘肃青海大地,尽落李唐手中。
薛仁杲服了,浅水原一战,非兵不利,战不善,实在是统帅的档次不一样。
还有不服的呢,不服就灭。决定李唐统一大业的洛阳会战打响了,李世民先败王世充,将王世充团团围困在洛阳城,看似中原尽在手中,可意外发生了,另一大豪强窦建德亲率大军支援王世充,兵锋也抵到唐军背后。彼时中原,真正能与李家争天下的只有王世充和窦建德两家,本想灭一个再灭一个,这下可好,两家全招来了,困于坚城,腹背受敌,这仗,怎么打?
有说撤兵的,有说继续攻洛阳的。可能退么?争天下的事,退一步就是退百步,要让窦王两家合伙了,还有李唐的活路么?可继续攻洛阳,攻下攻不下是一回事,窦建德杀过来,还不全给包饺子了?
李世民做出了第三种决定,也是决定大局的决定:留兵围洛阳,主力回虎牢关消灭窦建德。
虎牢关是窦建德救援王世充的必经之路,唐军大部队严防死守,终于阻击住窦建德部凶猛的攻击,接着双方转入了相持战,经过一个月的拉锯,窦建德部终于走上了薛仁杲的老路,士气低迷,急于速战,下面的事情就成了故技重演了,诱敌、合围、全歼,窦建德部军队的战斗力毕竟比薛仁杲差了档次,也用不着啥骑兵突袭,5万败兵当了俘虏。窦建德本人伤重后被生擒,之后王世充投降,两大最强悍的对手,竟全部经此一战败亡,虎牢关之战,一箭双雕,天下争霸大局,一战定鼎。
一句话,还是他境界高。
值得一提的是,李世民在虎牢关之战里的独创战法,之后数千年被无数名将有样学样,及至现代解放战争时期还屡试不爽,当然,它有了个更学术性的名字——围点打援。
要是后世的宋太宗有这智慧,幽云十六州早拿下来了。
国家一统了,江山坐稳了,按照哲学的话说,次要矛盾转化成主要矛盾了,啥主要矛盾,争储。
虽然无数史家和评书对李世民的兄弟极尽嘲讽,可那和李世民争太子的俩哥们确非省油的灯。大哥建成,三弟元吉,都是战功赫赫的当世英雄,可建成和元吉别不服,就拿玄武门之变来说事,你们俩的争位招数,不过就是造谣加暗害,或是挖墙脚,再狠也逃不出常规政治斗争的路数,可李世民看得更远,费那劲干吗?打伏击,把你俩杀了,再逼宫,这不就行了,用你想不到却最简单的办法解决最复杂的事,这就是能耐。
他能赢,不是因为他正派,还因为用兵境界高,所以,不服不行。
大哥三弟完蛋了,李世民坐江山了,后面的事情自然让中国人骄傲,外逐突厥,内修德政,中国在他的手中繁荣富强,这是举世公认的,就不必啰嗦了,需要啰嗦一点的,就是他身为君主的军事眼光与谋略。
对付游牧民族,自古以来要么打要么和亲,李世民绝,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软硬兼施,拉一支打一支,直修理得蛮族叫他“天可汗”。边打敌人边建设国家,既平定了边患,又不伤国力,别人不说,汉武帝就该叫声佩服。
建军,完善府兵制,寓兵于农,既巩固中央集权,又保持军队强悍战斗力和新陈代谢,两全其美。特别是骑兵建设,汉朝击匈奴,经文景两代累积,可历经几次大战,军马储备还是消耗殆尽,可看看李唐,军马储备丰厚,为历朝之最,骑兵之强也为历朝罕见。统御属下,既恩威并施,又虚怀若谷,一干骄兵悍将无不忠心耿耿,大多功臣都得以善终,这份胸怀和御人方略,刘邦该叫声惭愧。
李世民,或许称不上千古第一圣君,却有理由称得上一位伟大的统帅,原因还是那俩字——境界!

第六章 玄武门之变的『罪臣』们
封建时代的官场政治,比较讲究“站队”,尤其在皇子争储这类大事上,官员的立场,会对其今后的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跟对一个成功的主人,自然日后飞黄腾达,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如果跟错了主人,后果也许会很严重,身败名裂乃至家破人亡,这样的例子,千年历史之中,可谓不胜枚举。
然而却有这么一场宫廷政变,改变了大唐王朝的皇位传承,成就了一位“圣君”的接班,开启了一个光耀古今的盛世。介入这场政变的大臣们,固然立场不同,然而政变的得胜者,却对大多数人既往不咎,推心置腹。“站错队”的结果,是其中许多站错队的人,依然得到了施展才能的机会,成就了贤臣的美名。这场政变,就是大唐王朝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公元626年七月二日,唐高祖李渊的次子——秦王李世民,率军在长安城皇宫北门的玄武门设伏,拦截正欲进宫面见唐高祖李渊的太子李建成以及齐王李元吉。经过一场激战,李世民杀兄长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随后向唐高祖李渊奏报说“太子谋反”,在李世民咄咄逼人的军事压力下,李渊被迫答应“禅让”,3天后,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八月九日,李渊正式退位,李世民登基称帝,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太宗。
这场夺储之争,其实早在唐朝建国初期就已开始。今天的历史书上,对于事件双方的评判各不相同,李世民基本被塑造成“忍辱负重”“宅心仁厚”的形象,无论是唐朝人编的史书,还是各类民间的演义,无不说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合谋陷害李世民,李世民忍无可忍下愤然一击,最后“正义战胜了邪恶”,伟大的李世民战胜了卑鄙的李建成、李元吉,再打醒糊涂的老爸李渊,最终成功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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