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为什么要二战：来自德国人的反思档案
作者：戴问天
内容简介
德国人对二战罪恶的反思，为世界敬仰。作者自30年前旅德伊始，一直收集德国人关于二战反思的档案。本书以德国公开的影像资料和解密档案为依据，叙述德国当年发动二战的历史因由，详述了欧洲战场中的重大事件，深入反思了二战给德国、欧洲以及世界带来的灾难。

序言
古罗马历法将一年分为12个月，7月至10月以数字命名，另外8个月以神命名。其中第11个月得名于两面神雅努斯，他的两张面孔，一张回望过去，一张朝向未来。朱利叶斯·凯撒当政后修改历法（那个历也就称“Julian calendar”，儒略历），把一年之始提前到“雅努斯月”，有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意思。
本书与读者见面当在一个更需要直面历史的“雅努斯月”，因为人类即将迎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温斯顿·丘吉尔曾经指出“二战”是“并非不可避免的战争”。首先爆发在欧洲的这场“本可以避免”的世界大战究竟有着怎样的因缘巧合，使它最终从欧洲蔓延开来，发展成为造成几千万人丧生的惨痛悲剧？
我们所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英语称“European Theatre”。theatre汉语通常译为“剧院”，这让我想起旧戏舞台上的对联：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德国和日本是二战两大元凶，在欧非-大西洋和亚洲-太平洋两大“舞台”上互相唱和。为了对那次战争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中国人对欧洲战场也应该有所了解。对于欧洲战场的了解，人们主要依据两本书，一本是《丘吉尔二战回忆录》，另一本是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Lawrence Shirer，1904—1993）的《第三帝国的兴亡》（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这两本书对“二战”时期的欧洲战场都有客观、详尽的描述。但这两本书的观点是完全建立在西方视角之上的，所以可信而不可尽信。
1982年至1984年我在联邦德国哥廷根大学（Georg-August-Universit?t G?ttingen）做了两年访问学者，在此期间，我有机会接触大量“二战”德国的档案资料，并可以了解当下德国人对“二战”的真实看法。作为一个在抗日战争中逃过难、躲过轰炸，而且在逃难中失去两个亲人的人，非常珍惜这个能让自己不“尽信书”的机会。
在德国的两年，我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又有剪报的习惯，这些都成为现在写作此文的重要依据。我非“信而好古”者，但赞成孔子的话“述而不作”，又赞成胡适的主张“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从那时起，便留意收集有关资料。可喜的是在大量“二战”回忆著述之外，近年来各国档案资料也陆续解密，许多在回忆录里被歪曲或者被选择性遗忘的东西浮出水面，对回忆录是难得的补充和检验。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为查找资料提供了极大方便，靠纸质图书难以得到的大量资料都可以在网上查到，而且德、英、俄、法等几种文字的资料可以互相对比、参照。只要不持偏见，便不难做到兼听则明。
30年前，我亲眼看到德国人非常重视反省40年前那场战争。30年后，他们又把希特勒上台80周年的2013年定为“反省之年”。历史不能“戏说”，但似乎应该允许“杂说”，让人就自己所见、所闻、所思，不依正史、甚至也不依野史的“规矩”拉杂写下，与人交流。中国素有“札记”一体，这里奉献给读者的也许就算这样一本“杂书”。谚云：“十年磨一剑”，我生也愚鲁，奉献给读者的，“钝刀”而已，但磨砺它却用了超过30年时间。所做的基本上是围绕主题提供资料、介绍背景，至于如何判断、如何认识，那是读者自己的事。相信他们都具备独立思考的意识与能力，无需别人越俎代庖。
书中提到的部分人名注有原文，并尽可能注明生卒年份，以避免因同名同姓而引起混淆，也避免因同一名字有不同译法而引起混乱。例如著名苏联元帅谢苗，铁木辛哥（1895—1970）便曾译作“提摩申科”，1957年11月叶剑英访苏时以诗相赠，又称他“铁木辛克”。其实“Тимошéнко”这个乌克兰姓一般都译作“季莫申科”。书中还在部分内容后加了少量外文注释，这有两个目的。第一，我对原文的理解可能有不准确之处，翻译也可能不尽恰当，标注原文，便于读者自己去理解；第二，读者如果对所涉及的问题感兴趣，可据以直接查找相关资料。
本书附有大量插图，对许多问题，它们往往比文字更有说服力。除注明出处的图片之外，大多图片取自已经公开的德国联邦档案图库。

德国印象
一些并不相识的普通德国人，是我认识德国的老师；德国电视，是我认识德国的重要课堂。

1. 初识德国
我在哥廷根的第一个住所，位于北郊雪松路。住地旁有一个小教堂，小教堂一侧是一所小学，另一侧是一片安静肃穆的墓地，里面种了很多花，像一个花园，周末我常去那里散步。每到周末，尤其是天气晴好的周末，总有许多人、主要是老人（尤其是老太太）去那里祭扫，他们把墓地收拾得干干净净。
起初我只是把那片墓地当作花园，但过了不久，当我偶然留意那一座座墓碑时，心情变得沉重起来。原来，安息在这里的大多是“二战”期间阵亡的士兵。战争结束已近40年，按年龄判断，扫墓的老太太应该是阵亡者的妻子或者姐妹，少数甚至可能是他们的母亲。中国有清明节扫墓的习俗，而这里的许多老人，几乎我每次去都能遇到，看来给亲人扫墓已经成为她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后来才知道，由于战争期间大量青壮年男子死亡，战后德国成年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许多失去丈夫的妇女一直过着独身生活，到墓地祭扫，不啻与亲人“对话”。三十多年过去，岁月在她们脸上刻下了深深的印痕，但战争在她们心灵刻下的伤痕一定更深。

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一张“老照片”：当火车载着从战俘营回家的人驶进车站的时候，妇女们举着失踪亲人的照片询问：“有谁认识他吗？”“他还活着吗？”但是，她们大多数都没能得到回答。

这些妇女是不幸的，战争年代和她们相伴的孩子，难免也要经历苦难的童年，1998—2005年担任联邦德国总理的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der，1944—）便是一个例子。1944年4月7日，施罗德出生在离哥廷根不远的小村子莫森贝格。未及半岁，施罗德的父亲，一位德军“代理班长”就在罗马尼亚前线做了纳粹炮灰。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儿子长什么样，儿子也从未见过父亲。施罗德13岁学会开拖拉机，下地帮母亲干活，14岁辍学当学徒，17岁到哥廷根，白天打工，晚上读夜校。一般19岁就能完成的完全中学学业，他22岁才完成。
一个把灾难强加给别人的民族，自己也只能是不幸的。
哥廷根城周围都是树林，树林里有一些木头长凳，散步的人累了可以坐在那里休息。星期天我常常出外远足，有一次坐在长凳上休息，刚好来了一位老先生，大概也走累了，他点点头坐在我身旁。我们有过一段短暂的交谈，但那次交谈却让我知道了许多书本不会告诉我的事情。老人告诉我，在德国，人们看到的许多“二战”士兵墓其实都是衣冠冢，亲人埋葬的只能是逝者的衣帽、生前常用物品。当年客死异乡，成为“身死魂孤骨不收”望乡鬼的德国兵，恐怕不少。2004年夏天，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到罗马尼亚访问，专门祭扫了他父亲的坟墓。他和母亲在家乡祭扫的父亲的坟墓，恐怕也只是座空坟。
即便是“空穴墓”，如果有亲人祭扫，也要算幸运的了。在哥廷根西郊一个公墓里，有一大片排列整齐的“二战”阵亡士兵墓，墓碑样式统一，让人觉得它们还像当年的士兵那样排着队列。这是一些无主的坟墓，没有人知道亡灵的亲人在哪里，是否还在人世，还是和他们一样也已葬在无主的坟墓里面。

哥廷根西郊公墓里“二战”阵亡士兵墓（戴问天摄，1982年）

哥廷根与德国其他的城市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差别——它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大学城。当年拿破仑的铁蹄踏遍欧洲大陆的时候，他曾说过：“哥廷根属于整个文明世界。”有传言说：当年希特勒德国与丘吉尔领导的英国曾经达成默契，德国不轰炸英国的牛津与剑桥，英国也不轰炸德国的哥廷根和海德堡。不管传说是否属实，事实是这四座大学城的确都在那次大战中奇迹般地保存下来，损毁甚少。相应地，哥廷根平民的伤亡也就远比其他城市少。季羡林先生《留德十年》有一节题为“大轰炸”，讲的是他在哥廷根挨轰炸的经历：
有一夜英国飞机光临了，我根本无动于衷，拥被高卧。后来听到炸弹声就在不远处，楼顶上的窗子已被震碎，我一看不妙，连忙狼狈下楼，钻入地下室里。心里自己念叨着：以后要多加小心了。
不过他也承认：“哥廷根总共被炸过两次，都是极小规模的，铺地毯的光荣没有享受到。”德国其他城市就没有这样幸运了。战后季先生到了离哥廷根不远的下萨克森州首府汉诺威，才真正知道“大轰炸”是什么样子：
我真正大吃一惊：这还算是一座城巿吗？尽管从远处看，仍然高楼林立；但是，走近一看，却只见废墟。剩下没有倒的一些断壁残垣，看上去就像是古罗马留下的斗兽场。
更让季先生感到吃惊、感到可怕、感到悲哀的是，街道两旁高楼断壁之下，地下室外的垃圾堆旁，摆满了花圈。原来，高楼被炸塌以后，许多在地下室里躲避轰炸的人不管是死是活，都被埋在那里了。
1982年我到德国的时候，一座座城市都已“整旧如旧”，恢复了昔日的面貌。老城外面或者旁边，盖起一幢幢现代化高楼大厦，又让人看到它前进的巨大步伐。但是，在许多地方，德国人有意留下一些战争的伤痕，没有去抹平它们。
在柏林市中心最繁华的商业街道选帝侯大街（也译为库达姆大街，中国人称之为“柏林王府井”），在靠近市中心最繁华的路段，有一座为纪念威廉皇帝而建的教堂“Kaiser-Wilhelm-Ged?chtniskirch”。然而，现在它让人们想到的已经不是那位德国皇帝，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教堂在英、美空军大轰炸中被炸成一片废墟，战后没有修复，而是在旁边另建了一座六方柱形极其时髦的新教堂。每天从早到晚，废墟都看着身旁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而乘车或者步行经过的人，也不由得会朝它投去沉思的目光。
在德国南部最大的城市慕尼黑，我参观过1826—1836年间建成的老画廊和“二战”后新建的新画廊。前者是欧洲最著名的画廊之一，藏有中世纪至19世纪初许多著名画家的作品，在1944—1945年大轰炸中建筑物遭到严重破坏，战后修复了，但1983年参观的时候外墙上仍然可以看到炸弹破片留下的痕迹。
慕尼黑有许多博物馆，其中一个十分特别，那就是位于市中心“宫廷花园”（Hofgarten）东侧的巴伐利亚军队博物馆，地图上标注为“废墟”。博物馆建筑相当宏伟，正对“宫廷花园”的一侧是一个持枪士兵的卧像，两边刻着两行字，一边是“我们倒下的士兵”，另一边是“他们还会站起来”。我猜想，建立这个博物馆的目的，也许就体现在这两句话上。废墟南边墙上有一处涂鸦：“再不要有战争”。

2. 纪录片中的“二战”与德国
我在德国两年，几乎每周都要看一个题为“Vor 40 Jahren”（《四十年前》）的电视节目。这档节目收录的是德国40年前的文献记录电影。这些老电影主要是40年前纳粹德国拍摄的新闻纪录片，例如《德国新闻周报》（Deutsche Wochenschau），类似我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当年的《新闻周报》或者《新闻简报》，这档节目还收录有其他国家（包括英国和苏联）的同类纪录片。纳粹德国的新闻纪录电影当然都是按照当时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指示拍摄的，但它们毕竟记录有不少真实的历史画面，那些画面不是解说词能任意歪曲的。据当年在希特勒身边工作的人回忆，“元首”非常重视这些影片，通常在配音前就要看，由一名军官在旁朗读后期会加入的解说词。希特勒看后会提出意见，修改之后才能正式配音。40年后，德国电视台按照原样重新播出这些电影，包括解说词在内都不作任何改动。当年它们的作用是欺骗，现在它们的作用则是警示。德国电视台常年安排这样一个节目，目的便在于此。跟随这些电影，观众似乎重走了一遍“二战”历程。可惜的是，我没能跟随这个节目走完全程，只走了从1942年到1944年的一段，不过那也让我受益匪浅。
从1982年10月17日到1983年1月30日，德国电视一台在每星期天晚上20点15分的黄金时段播出13集文献纪录片《纳粹卐字下的欧洲》。这部纪录片根据罗曼·布洛德曼（Roman Brodmann，1920—1990）的同名书籍摄制。
第一集从柏林1936年奥运会讲起，在那次奥运会上希特勒拒绝为夺得四枚金牌、创造了新的200米世界纪录的美国黑人选手杰西·欧文斯（Jesse Owens，1913—1980）颁奖，并怒气冲冲地退场。

1938年，维也纳街头的大幅标语：“同样的血液属于一个共同的国家！”

作为文献纪录片，《纳粹卐字下的欧洲》披露了不少珍贵历史资料。第二集把观众带到年轻时希特勒曾经学艺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已经是德国“元首”的他，不是来重温做画师“旧梦”，而是来“接”奥地利“回家”的。别忘记，当年吞并奥地利是经过“全民公决”的，而且赞成票高达99%。柏林国会大厦历史陈列便有一张当年维也纳街头的照片，引人注目的是照片上的大标语：“同样的血液属于一个共同的国家！”。
系列片第三集回溯了纳粹在慕尼黑“发迹”的历史，其中希特勒发动“啤酒馆政变”的城市被称为“Hauptstadt der Bewegung”（“运动”首都）。“运动”（Bewegung）是当年纳粹很喜欢用的一个词，指的是政治运动，实质上是“运动”群众。在慕尼黑的市中心保留有一个水泥地面的广场，这在德国城市十分罕见。原来，那是当年纳粹分子为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毁掉原来的草坪与花坛，改建而成。德国留下这片水泥广场正是为了让人们不忘历史。

德国电视一台1983年1月16日播出的《纳粹卐字下的欧洲》：“1945年得到解放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囚犯，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已经活了下来。”

《纳粹卐字下的欧洲》最后一集：“在柏林，希特勒的疯狂结束了。”（In Berlin endet Adolf Hitlers Gr??enwahn）

作为纳粹标志的“Hakenkreuz”（英语hooked cross），本来是一个古老的表示太阳的符号，为一个带“钩”或者“拐角”的正十字，亦称“希腊十字”。太阳是光明的使者，但是纳粹“太阳”照到之处却是地狱般的黑暗，而最黑暗的地方当数奥斯威辛等“集中营”。1983年1月16日播出的一集就问道：“对于为数众多的死亡集中营，德国人都知道些什么？”
1983年1月30日播出最后一集，地点回到柏林。1945年4月30日，两名苏联红军战士在国会大厦房顶挥舞起胜利的红旗。也就在这一天，希特勒自杀了。
这部13集的电视系列片明确指出，斯大林格勒战役是整个战争的转折点。1月9日播出的第10集小标题就叫“决定命运的斯大林格勒”。这一集告诉人们：“1943年，在整整一个德国集团军投降以后，希特勒独裁统治的终结就只是时间问题了。”选择这一天播出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这一集并非偶然，40年前这个日子正是战役的最后关头。1943年1月8日，苏联红军顿河方面军司令员康士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将军（1896—1968）向被围德军发出最后通牒，限他们在24小时内投降，并且给了相当“体面”的条件：除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外，被俘人员可以保留自己的领章、勋章和个人财物，伤病员会得到医治。最后通牒期满之后又过了24个小时，1月10日清晨，苏联红军5,000门大炮齐鸣，打响歼灭被围德军的最后战斗。1943年1月30日是希特勒就任帝国总理10周年的喜庆日子，斯大林格勒前线德军指挥官弗里德里希·保卢斯（Friedrich Paulus，1890—1957）给他发去电报，但那不是一封贺电，而是一份告急电报：“最后崩溃将不出24小时。”希特勒回电晋升他为陆军元帅，其他117名军官也各晋升一级。对于保卢斯那是不寻常的，因为他在1942年11月30日刚晋升为大将。但是，这一切都已不能改变德军最后崩溃的命运。2月2日，剩下的德军，包括保卢斯和24名将军全部投降。下午2点46分，前去观察战况的德军侦察机发回报告说：“斯大林格勒已无战斗迹象。”

《纳粹卐字下的欧洲》第10集，“决定命运的斯大林格勒”

德国电视二台1983年2月1日的节目“斯大林格勒——40年后”：“第6集团军士兵回忆那悲惨的包围战”

德国电视一台1983年2月2日播出的“斯大林格勒——一个悲剧的纪年”：“40年前保卢斯将军指挥的第6集团军投降了”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整整40周年的1983年2月1日和2月2日，德国电视二台和电视一台，分别播出了“斯大林格勒——40年后”（Stalingrad-40 Jahre danach）和“斯大林格勒——一个悲剧的纪年”（Stalingrad-Chronik einer Trag?die），各有说明：“第6集团军士兵回忆那悲惨的包围战”和“40年前保卢斯将军指挥的第6集团军投降了。”

3. “50年前的事人人有份”
对于一个已经被推翻、已经不存在的政权，把一切历史责任都推给它，大概是后人最容易、也最“轻松”的做法了。但是，1983年的德国人，并没有这样对待“第三帝国”。在德国人看来，当年那场战争“Vor 50 Jahren war alles dabei”，意思是“50年前大家都在场”，这就是说“50年前的事人人有份”。当年的希特勒是得到选民的多数票才当上了总理，尽管半个世纪前的选民已经剩下不多，但包括战后出生的人在内，德国人仍然承认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所以德国人愿意重新审视那段历史，能够总结经验教训，不让那样的悲剧重演。
那段时间，德国两家重要的电视台播出了不少反思历史的节目。1月25日，电视二台播出《为什么你们没有阻止希特勒？》（Warum habt ihr Hitler nicht verhindert？），讲述的是一位1933年工会工作者的回忆。当时包括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德国各个政党，还有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德国工会，以及德国经济界，都没能阻止希特勒攫取大权。从1871年普鲁士“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统一德国，建立德意志“第二帝国”起，德国军队就一直掌握在普鲁士军人手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希特勒不过是巴伐利亚步兵团一名下士，为什么普鲁士的将军们也没能阻止那个他们看不上眼的下士？
1月28日，电视二台又播出一个题为《以卡腾基辛为例……当纳粹攫取霍尔斯泰因一个村镇的权利时》（Zum Beispiel Kaltenkirchen……als die Nazis in einer hosteinischen Landgemainde die Macht übernahmen.）的节目。位于汉堡以北的卡腾基辛现在已经发展成一个小城市，但1933年它还是一个只有约2000人的村庄。希特勒被兴登堡总统任命为帝国总理的消息传来时，村里教堂钟声大作，以示庆贺，因为前一年11月村子里67%的选民把选票投给了他所领导的纳粹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选民选择希特勒？像卡腾基辛那样的村镇在当时的德国绝非少数，这值得人们深思。
1933年的1月30日，希特勒登上德国总理宝座。50年后，1983年的1月30日，德国的电视、报纸出现大量与之有关的节目、文章，只不过不是为了纪念，而是为了警示当下。

德国电视一台播出专题节目《1933年1月30日——1983年1月30日：历史的经验，柏林，一个令人思考的时刻》

德国电视二台播出专题节目《50年前人人都在，第三帝国第一个月的“拼图”》

1983年1月25日，德国电视二台节目《为什么你们没有阻止希特勒？》

德国电视二台1983年1月28日播出的节目《以卡腾基辛为例……当纳粹攫取霍尔斯泰因一个村镇的权利时》

德国电视一台1983年4月7日播出的节目《为什么你们追随了希特勒》
德国电视一台1983年3月31日播出节目《为什么你们选择了希特勒》（Warum sie Hitler w?hlten），4月7日又播出《为什么你们追随了希特勒》（Warum sie Hitler folgten）。当一个国家处在经济困难、社会不安定的环境中，往往容易出现“极端主义”思潮，并有追随者出现，这都不足为怪。但是，如果支持的人成为大多数，那就值得深思了。1983年的德国人，正是这样来反思自己半个世纪前所做的事情。

4. 步履维艰的魏玛共和国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50年前有那么多选民把自己宝贵的一票投给希特勒，绝非偶然，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和柏林国会大厦历史陈列对此都有说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欧洲许多国家相继发生类似革命，德国也不例外，1918年发生“11月革命”，11月9日德皇威廉二世（William Ⅱ，1859—1941）被迫退位，流亡荷兰。11月11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此结束。也就在这一天，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菲利普·赛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1865—1939）在柏林国会大厦阳台上向群众发出成立“德意志共和国”的号召。第二年2月，一个名叫“国民大会”（Nationalversammlung）的立法会议在德国历史文化名城、歌德和席勒曾经写下许多诗篇的小城魏玛举行。这次会议通过新宪法，确定德国为“联邦制民主共和国”。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通常称为“魏玛共和国”。马鞍匠出身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1925）当选首任总统。

面值骤升100万倍的10亿马克大钞（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插图）

但是，魏玛共和国是在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成堆的情况下成立的，这就注定了它的步履艰难。成立还不到四个月，1919年6月28日，标志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的凡尔赛条约就在巴黎市郊凡尔赛宫二楼镜厅签署。作为战败国，德国又割地又赔款，数额当时没有确定，暂定在1919—1921年间先付50亿美元。这对已经在战争中遭到重创的德国不啻雪上加霜，直接导致从1920年起的严重的通货膨胀。在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上有一组可以说明马克贬值的数字：1公斤由黑麦与小麦混合粉烤制的黑面包，在战前1913年12月的价格是26芬尼（Pfennig，德国辅币单位，1马克=100芬尼），大战结束的1918年便翻了一番达到53芬尼。此后更是翻着跟斗上涨，1919年12月80芬尼，1920年12月2.37马克，1921年12月3.90马克，1922年12月163.15马克。再往后，1923年6月过“千”（1,428马克），8月上“万”（69,000马克），9月达到1,512,000马克，10月达到1,743,000,000马克，年底达到399,000,000,000（3,990亿）的惊人数字。又如，1923年11月柏林每公斤土豆价900亿马克，每个鸡蛋3,200亿马克，每升牛奶3,600亿马克，每磅奶油更贵到28,000亿马克。幸亏德国素以出数学家闻名，德国人数学好，要不然买面包、土豆便要用到天文数字，买别的东西怎么办？
这时德国印钞厂已经来不及印制新钞票，只好采用在1,000马克的钞票上加盖印章的办法，让它一下子升值100万倍。然而，就这“10亿马克”大钞，也要320张才能买一个鸡蛋！德国人甚至抬着洗衣房装衣服用的筐子来搬运鈔票。马克实际上已经成了废纸，购物已经不用它，“以物易物”成为通行的做法，德国似乎又回到货币发明以前的原始时代。书上举例说，一位老爷子把花1.5万马克买来的房子卖了20万马克，“升值”十几倍，得意地以为自己“真够狡猾”。但是，仅仅过了半年，他就得意不起来了，因为卖房子所得的钱现在只能买四分之一磅奶油！

人们已经不能用钱包带钱了，图为德国人用洗衣筐搬运钞票（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插图）
从1919年魏玛共和国成立到1930年，左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 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经常是议会第一大党，在政府里一直有份，并且多次担任议会议长和政府总理。但是，一年年过去，始终没能解决诸多经济、社会问题，民众生活日益困难，人们开始对它失去信心。1925年艾伯特总统去世，已经78岁高龄的老元帅兴登堡被推选继任。他是一个典型的普鲁士军人，1866入伍，参加过普法战争。1905年58岁时才晋升将军，远非“少年得志”，只能算“大器晚成”。在普鲁士和“第二帝国”军队中服役整整45年以后于1911年退役。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已经67岁的他又被征召入伍，指挥部署在德俄边界上的德国第8集团军，在塔能贝格战役中打败数量上超过自己很多的沙俄军队，此役结束即晋升元帅，是德国人心中的“一战”英雄。把这么一位已经第二次退役的老元帅请出来当总统，德国人是什么样的心情，人们当不难揣摩。当时的选举招贴画上，兴登堡头像下只有一句话：“Der Retter”（救星）。

1925年，魏玛共和国总统选举时兴登堡的竞选招贴画（国会大厦陈列图片）。招贴画中的文字是“救星”。

然而，作为总统，兴登堡所能做的只是授权得到议会多数议员支持的政党组阁，真正能掌握德国命运的是得到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从魏玛共和国成立到1932年7月31日纳粹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为止，六次大选得票最多的都是社会民主党。不过，它得票最多的一次（1919年1月19日）也只占到总票数的37.9%，其余五次都不超过30%，所以历届政府都是多党联合组阁。从1919年1月魏玛共和国成立到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登上总理宝座，14年里先后组成过21届政府，平均每届政府执政只有8个月。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民党、中央党、民主党、巴伐利亚人民党、民族人民党七个政党以及许多无党派人士都参加过联合政府，而担任过总理的先后有社会民主党、中央党、人民党成员以及四位无党派人士。在议会里有席位而一直没能进入联合政府的只有两个政党，德国共产党和纳粹党。
人们当然不能要求政府一下子就把德国从困境中解救出来，但是，十多年过去，情况仍然没有好转，人们自然会想到另寻出路。1930年的议会选举社会民主党选票流失很多，原来一直投给它的选票，一部分流向德国共产党，另一部分流失到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从而使这两个党、尤其是后者，成为那次选举的大赢家。纳粹党得到近650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18%，在议会577个席位里占了107席，成为仅次于社会民主党（143席）的第二大党。德国共产党获得460万张选票，在议会占有77席。

5. 希特勒的机会
纳粹党全名“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现译为“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前身是“德国工人党”（Deutsche Arbeiterpartei），1919年1月建立于慕尼黑，第一任主席是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记者——卡尔·哈勒（Karl Halle），党员还不到100名。希特勒在那年秋天参加了这个当时还不为人知的小党，并且在1920年2月24日该党第一次大会上宣读了他参与起草的“25条”党纲。4月1日，这个党在原来的名字前面加上了“国家社会主义”字样，成为现在人们熟悉的样子。

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希特勒“标准像”

我在柏林德国议会大厦历史陈列馆里看到了当年纳粹党“25条”党纲的老照片。“25条”里确有一些让人觉得很像是“社会主义”的东西，例如要求取消一切不是依靠工作得到的收入，要求国家分享大工业的利润，要求取消地租、禁止土地投机，要求严惩卖国贼、高利贷者和投机分子，也有一些颇具“爱国主义”色彩的条款，最突出的便是要求废除凡尔赛条约。但是，在纳粹党日后执政过程中真正实施并且起了重要作用的，却是另外几条，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第一条，要求“所有日耳曼人”在一个“大德意志国家”里统一起来。后来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出兵占领捷克苏台德地区，打的都是“实现”这一条的旗号。它的最后一条也值得注意，要求建立一个强大、中央集权的国家。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当年希特勒的“标准像”告诉我们，那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的德国。
1921年，希特勒当选纳粹党“不受约束的主席”（unbegrenzter Vorsitzender），不过那时的纳粹党还只是一个在巴伐利亚州活动的小党。1923年11月8日，它在慕尼黑发动过一次不成功的“革命”，被称为“Hitlerputsch”（希特勒政变）或“Hitler-Ludendorff-Putsch”（希特勒-鲁登道夫政变），不过在西方通常称之为“Beer Hall Putsch”（啤酒馆政变）。希特勒被捕并且被判处5年徒刑，但只服刑不到一年就获释。在监狱里由他口授，鲁道夫·赫斯（Rudolf Walter Richard He?，1894—1987）记录，写成了后来成为纳粹“圣经”的《我的奋斗》，在1925年出版。值得注意的是，“啤酒馆政变”之后仅仅几个月，在1924年5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纳粹党已经获得席位。不过直到1927年，它在德国政治生活中仍然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那一年它的党员才4万人。第二年选举，它获得的选票也才刚刚超过80万张，只占3,074万张总选票的2.6%。
1930年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后，纳粹党在1932年7月31日的选举中又进了一步，获得13,745,000张选票，在议会608个席位里占据230席，远超社会民主党（133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这年11月又举行了一次议会选举，尽管得票有所下降，议会席位减少到196个，但仍然保住了第一大党的地位。
不应该忘记的一个历史教训是，即使是让希特勒当上总理的1932年11月6日的选举，纳粹党得到的选票也只占33.1%，而社会民主党得到20.4%，共产党得到16.9%，这两个左翼政党联合起来仍然多于纳粹党。面对极右翼势力上台的危险，左翼力量仍然不能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是希特勒能够攫取政权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上，有1930—1932年间德国几个主要政党的竞选招贴画。在共产党的竞选招贴画上，有一群“绅士”围坐在会议桌旁议论国是，一个工人扬起手臂，下面是竞选口号：“结束这样的制度”。社会民主党的招贴画中，左翼的共产党和极右翼的纳粹党都成为“民主的敌人”。纳粹党的招贴画上则是一群面容憔悴、神情失望的人，文字很简单：“我们最后的希望：希特勒”。

德国共产党的竞选招贴画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竞选招贴画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的竞选招贴画

德国人为什么选择了希特勒，为什么追随他、一步一步走向战争的深渊？这固然与他们当时的生活现状有关，但也不能否认，纳粹蛊惑人心的宣传也起了重要作用。早在慕尼黑时代，纳粹就特别热衷于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与游行。

希特勒率领纳粹党徒在巴德哈尔茨堡游行（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插图）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以后，3月5日又进行了一次议会大选，这次纳粹党大获全胜。全国35个选区，它在其中3个选区的得票超过55%，有6个选区的得票占到50%~55%，10个选区的得票达到45%~50%，还有7个选区的得票为40%~45%，其余选区所获得的选票虽然较少，但与其他政党相比依然占据优势。
纳粹是靠煽动对“元首”的个人崇拜起家的，在这方面，保罗·戈培尔“功不可没”。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他随即在内阁成立了一个德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民启蒙与宣传部”（Ministerium für Volksaufkl?rung und Propaganda，通常只称为“宣传部”），戈培尔被任命为部长。在当时的德国，最“时髦”的词就是“Gleichschaltung”（整齐划一），即按“元首”的意志统一一切。希特勒当上总理以后德国共产党立即被取缔，接着社会民主党也遭到同样命运。不久工会被解散，其他几个小党宣布解散，这样政治上的“划一”很快便完成了，德国只剩下一个党——纳粹党。作为宣传部长，戈培尔的任务是用希特勒的思想“统一”全党乃至全体德国人的思想。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成为德国人新的“圣经”，也许不是所有人都读它，但每一个人都必须有一本，唯有如此才能有起码的安全感。《我的奋斗》以前每年只售出几千册，希特勒当上总理的第一年（1933年）销量便猛增到一百万册。那本售价不菲的大厚书的版税从10%涨到了15%。光是这一年，德国人通过这本书转到“元首”账户上的钱就超过100万帝国马克。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字，一位部长每月的工资还不到2,000帝国马克。

谁打败了纳粹德国？
“二战”中，希特勒德国始终把大部分兵力用于对苏作战。从1941年6月到1945年5月将近4年时间从未间断，在此期间，德军绝大部分人员损失（约95%）都发生在对苏作战中。2008年7月5日英国广播公司推出的历史节目《谁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Who?won?World?War?Ⅱ？）给出的数字略小一点，但也达到93%。不管按照哪一种说法，德军九成以上的有生力量是被苏联红军歼灭的。这一铁的事实说明真正“克”了德军的不是美军，而是从莫斯科城下一直打到柏林，把胜利红旗插上国会大厦的苏联红军。

6. 谁炮制了“隆美尔神话”
斯大林格勒战役作为“二战”历史上的转折点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西方一些人却想方设法试图“淡化”它，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便是一个典型例子。这本书的英文是The Second World War，即“第二次世界大战”，顾名思义，它是一部全景记述“二战”的作品。但在记述1942至1943年5月战争进程的第四卷“命运的关键”中，洋洋45章竟无一章以斯大林格勒为标题。当然，书中也曾提到那场战役，但只占4页篇幅，据说还是因为协助他写作的一位助手坚持才加进去的，而记述由轴心国司令埃尔温·隆美尔指挥的阿拉曼战役却用了15页。漓江出版社1991年以《不需要的战争》为名出版该书“精选本”，将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途岛战役与阿拉曼战役组合为一章，以“扭转失败：中途岛、阿拉曼、斯大林格勒”为题，目的便是要强调阿拉曼战役的重要，选编者的确领会了原作者的意图。
相比两次战役的双方兵力、武器装备和伤亡人数，阿拉曼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相差甚远。通常所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指的是从1942年8月23日德军抵达斯大林格勒城郊开始攻城，一直到1943年2月2日德军投降，历时五个多月的战争。而英军获胜的阿拉曼战役实际上是指1942年10月23日至11月3日的第二次阿拉曼战役，历时仅11天。此前第一次阿拉曼战役（1942年7月1日至31日）打成消耗战，以转入僵持状态结束，谈不上胜负。
1942年春，俄罗斯大地解冻便于部队作战以后，希特勒确信英美不会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他可以全力投入苏联战场，于是发起以“蓝色行动”（Unternehmen Blau或Fall Blau）为代号的大规模战略进攻，主要进攻方向在苏联南部，那里是苏联主要的小麦、玉米、油料、甜菜等农作物产区，更重要的是那里的石油等矿产资源极其丰富。“二战”爆发时，战争已经离不开石油，而石油一直是希特勒的“阿喀琉斯之踵”。德国是一个包括石油、铁矿石在内大多数矿产资源都很贫乏的国家，严重依靠进口。铁矿石主要进口自瑞典北部基鲁纳铁矿（Kiruna），那是苏联以外整个欧洲最大的铁矿，而石油战前主要从美国、委内瑞拉和伊朗进口。1938年，德国消耗的石油尚有约三分之一产自国内，到1941年末国内石油资源便已消耗殆尽，而且也不可能再从美国、委内瑞拉和伊朗进口，主要来源只剩下罗马尼亚。迫于形势，德国不得不大力发展合成汽油工业。濒临里海的巴库是苏联最重要的石油产地，1942年产量为2,400万吨，占苏联总产量的80%；高加索地区邻近黑海的迈科普和邻近里海的格罗兹尼也是重要石油产地，占苏联总产量的10%。德国若夺取这些油田，既可以满足德国的需要，又可以截断苏联的石油供应，战略意义不言自明。
华西列夫斯基在其于1973年出版的回忆录《毕生的事业》中写道，1940年8月至1941年2月基里尔·梅列茨科夫（1897—1968）担任苏军总参谋长期间，曾经对纳粹德国可能发动的入侵进行讨论，以制订抗击计划。斯大林认为德国会把主力放在西南部，首先夺取苏联最富饶的工业区、原料产地和农业区，不会把主力放在东普鲁士与苏联边界。他没有想到后来希特勒会兵分三路从北到南全线同时发动进攻，并且中路投入兵力最多最强，和拿破仑一样把夺取莫斯科当作主要目标。正是在这一点上，希特勒犯了一个也许是最严重的错误。因为即使夺取了莫斯科，苏联也有能力继续抵抗下去，而一旦失去富饶的工业区、原料产地和农业区，尤其是失去巴库和高加索的石油，那就无异于陷入灭顶之灾。反过来，对于具有强大工业基础和雄厚科学技术实力的德国，得到它们也就从根本上消除了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
在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和进攻莫斯科的“台风行动”中指挥主力“中央集群”（Heeresgruppe Mitte）的费多尔·冯·博克元帅（Bock，Fedor von，1880—1945），被希特勒认为是最能打仗的人，这一次他又被任命为“南集群”司令官。但是，行动开始不久希特勒就和他发生了分歧，7月9日解除了他的职务，并且将“南集群”一分为二：右路（南翼）是西格蒙特·李斯特元帅（Siegmund Wilhelm List，1880—1971）指挥的“Α集群”（Heeresgruppe A），由德国第1坦克集团军、第11集团军、第17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组成，共4个集团军，任务是夺取高加索和巴库的油田；左路（北翼）是马克西米利安·冯·崴席斯将军（Maximilian von Weichs，1881—1954）指挥的“B集群”（Heeresgruppe Β），由德国第2集团军、第6集团军、第4坦克集团军、匈牙利第2集团军、意大利第8集团军、罗马尼亚第3和第4集团军组成，共7个集团军，任务是夺取斯大林格勒，沿伏尔加河掩护“A集群”的侧翼。此外还有空军和罗马尼亚黑海海军舰队配合，担任空中支援任务的是空军第4集团军，由空4军和空8军组成，飞机总数为2,690架。
希特勒调集那么大兵力来夺取斯大林格勒，显然不是偶然的。只要看一眼地图，便可明白那座城市的重要性。伏尔加河和顿河，是连接俄罗斯中部和南部的两条水运大动脉，伏尔加河从北往南偏西方向流，在斯大林格勒折转向东南，注入里海；顿河则从西北向东南流，在顿河畔的卡拉奇折转向西南，注入亚述海。斯大林格勒与卡拉奇相距仅80公里，是两条大河相距最近的地方，战后开凿的伏尔加河-顿河运河，就在它南侧。通往苏联南部的公路、铁路也都经过斯大林格勒，所以它又是陆路交通的枢纽。占领了斯大林格勒，就截断了苏联南部整个战略大通道。此外，斯大林格勒还是苏联重要工业城市，战争开始后拖拉机厂成为一个重要的坦克生产工厂。
除了斯大林格勒及其周围地区的战斗，1942年12月12日至23日为解救被围德军而在外围实施、一度进展到距被围部队仅40公里地方的“冬季风暴行动”（Unternehmen Wintergewitter），也应该包括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内。为实施那次行动，希特勒专门组建了由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元帅（Erich von Manstein，1887—1973）指挥的“顿河集群”（Heeresgruppe Don），除了从苏联战场其他地方调来部队，还远从德国本土以及法国调来一些部队，包括一个装备重型“虎式坦克”的坦克营。要知道，德国1942年底才开始生产这种坦克，到1943年春每月只能生产25辆。然而苏联红军“围城打援”，曼施坦因没能完成任务，被围的德国第6集团军及其他轴心国军队也就没能逃脱全部被歼的命运。最后时刻保卢斯决定投降，因为德军实已无力抗争。
斯大林格勒战役通常被分成两个阶段。1942年8月23日到11月19—20日的近三个月是第一阶段，从德军进攻、苏军防守到两军相峙。此后进入第二阶段，11月19—20日苏军三个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位于其北的顿河方面军，位于其西北的东南方面军）同时展开反攻，22日攻克卡拉奇，完成对德军的包围。此后逐渐缩小包围圈，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1943年2月2日保卢斯率部投降。苏联方面原来估计被包围敌军应该有8万5千至9万人，后来才知道竟有30万人之多。投降队伍里除前一天刚被希特勒晋升为元帅的保卢斯以外，还有22名将军。这是时任苏军总参谋长的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1895—1977）所给的数字，西方的数字则是24名，例如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写道：“这时（2月2日），9.1万名德军（其中包括24名将军），正在冰雪中一步一拐地走向寒冷凄凉的西伯利亚战俘营”。一次俘虏那么多将军，实属罕见。然而，这还只是最后阶段被包围歼灭的数字，如果从1942年8月23日德军攻城开始计算，“狭义”斯大林格勒战役德军总的损失要超过84万。苏军损失自然更大，达到约113万，其中阵亡和失踪近48万，还有约4万平民死亡。如果把整个“B集群”为攻占斯大林格勒而进行的战斗都计算在内，德军损失就要突破百万了，希特勒德国确实是元气大伤。
从1942年8月下旬德军攻入城内到1943年2月2日被围部队全部投降，五个多月时间里两军展开了战争史上规模空前、也惨烈空前的巷战。这和苏军第62集团军的“紧贴”战术有关，双方纠缠在一起，没有清晰的战线，德军的火力优势、尤其是“斯图卡”（Stuka）俯冲轰炸机就发挥不了作用。有资料说德军一度占领斯大林格勒全城的90%，其实确切些说应该是巷战弥散到全城的90%，因为大多数地方都是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一个地方很难说是在谁手里，不少地方易手多少次难以算计。“巷战”的说法也已不确切，因为战已经主要不是在街巷上进行，双方不是一个街区、一个街区，而是逐楼、逐层、逐个房间、逐个楼梯间、逐个地下室地争夺，德军戏称的“老鼠战”（Rattenkrieg）倒很符合实际情况：“夺取了厨房，还得夺取客厅和卧室”。
由于当时整个德国战争行动都服从于“蓝色行动”的需要，德国空军把苏联战场上80%的兵力都集中到这里，从而使配合“B集群”作战的德国空军第4集团军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空军作战单位，德国空军对地面的攻击规模空前，仅对伏尔加河对岸一个面宽不足1,000米的苏军阵地，就先后投入超过1,208架次“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攻击。第6集团军迸攻到斯大林格勒城郊的8月23日那一天，出动超过1,000架飞机把城市炸成一片火海，10月14日一天更是出动2,000架次轰炸机投下600吨炸弹。但德国空军的损失也不小，到11月初，可用的轰炸机已经从480架减少到232架，有经验的飞行员损失近千人。
第6集团军被包围以后，尽管力量已经大大削弱，德国空军还是进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空中补给与人员撤离行动，总共撤离3万余人（其中伤员24,760人，后勤、技术支持等非战斗人员5,150人）。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当时德国的运输机还只能算中型飞机，用得最多的容克斯Ju 52型三引擎运输机一次只能运送18名士兵，或者12名伤员。由于已经损失了苏联战场上四分之三的运输机，不得不把许多轰炸机改作运输机使用，其结果，在损失274架运输机之外又损失了165架用于运输的轰炸机。在此期间，为保证斯大林格勒前线空军的油料供给，不但减少了国内飞行员的训练飞行，还减少了其他战场飞机出动的次数。这便影响到阿拉曼战场，隆美尔（Erwin Rommel，1891—1944）几乎没有得到德国空军的支援，他的参谋长弗里茨·拜尔莱茵（Fritz Bayerlein，1899—1970）就说：“希特勒需要把他拿到手的每一架飞机都用于苏联前线”。
斯大林格勒市中心俯瞰全城的马马耶夫岗（Мамаев курган，军用地图上标为“102.0高地”），作为控制整个城市的制高点，是两军争夺最激烈的地方。双方炮火不知道把它“犁”了多少遍，战后发现那里每平方米土地炮弹等金属碎片竟达500至1,250片。后来苏联把那个山冈建为纪念地，中心是巨型塑像“祖国母亲在召唤”。塑像本身高52米，所持之剑长33米，总高度85米。从山冈下到塑像前共200级台阶，象征斯大林格勒战役浴血奋战的200天（从1942年7月德军“B集群”发动以斯大林格勒为目标的战斗算起）。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德、苏两军都投入了大量兵力，德军第6集团军和苏军第62集团军只是其中一部分，不过二者都参与了战役全过程，而且是城市巷战的主力，它们的历程具有代表性。保卢斯指挥的第6集团军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集团军级单位，比德国一般集团军大两倍；苏军第62集团军则是二战期间新组建的队伍。1942年5月苏联“大本营”组建总预备队，其中第7预备集团军后来被派往斯大林格勒，更名为第62集团军。由于表现突出，战役结束后（1943年4月）改称第8近卫集团军（即荣获列宁勋章的第8近卫集团军）。
与斯大林格勒战役形成鲜明对比，阿拉曼战役轴心国军队以装备落后、战斗力不强的意大利军队为主，隆美尔指挥的“德国非洲军”（Deutsches Afrikakorps）只有区区3个师，这个兵力与斯大林格勒战场完全不能相比。此外，当时在北非的德军名义上还受意军指挥，不过德军统帅部对隆美尔有指示：“不投入对德国无意义的战斗。”德意两军实际上处于一种微妙的合作状态。

1945年7月12日，蒙哥马利（前排右二）与朱可夫（前排左二）、索科洛夫斯基、罗科索夫斯基等人在柏林勃兰登堡门前
阿拉曼战役中指挥英军（包括澳大利亚、南非、印度和新西兰军队）的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1887—1976）一战成名，后来晋升元帅并被封为“阿拉曼子爵”，与苏联的格奥尔基·朱可夫（1896—1974）、美国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一起，被看作“二战”盟军最著名的三位统帅。
尽管阿拉曼战役不能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相比，蒙哥马利仍不愧为“二战”中英国最杰出的将领，而他最应该为人们记住的恐怕是那直到今天似乎仍可作为对一些人提醒的名言：
战争法则第一页第一条：不要向莫斯科进军！
阿拉曼战役也以坦克战闻名，但双方坦克都以较老的型号为主。蒙哥马利的“坐骑”便是美国1941至1942年12月生产的“格兰特坦克”（Grant）。
“格兰特坦克”高大笨重，重27吨，用51毫米厚的钢板做装甲。车身高3.12米，两侧有车门，进出方便，但目标大，容易被击中。公路上最高时速42公里，野地时速仅26公里。主炮侧置，虽然口径较大（75毫米），但炮筒短，而且只能向前方射击。副炮置于车顶旋转炮塔内，虽然可以向各个方向射击，但口径只有37毫米。鉴于实战中表现不佳，1943年美国便不再生产，改而生产“谢尔曼坦克”（Medium Tank M4 Sherman），它得名于美国内战中的著名将领威廉·谢尔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1820—1891），重30吨，装甲厚63毫米，高2.74米，火炮口径75毫米，最高时速40~48公里。

阿拉曼战役英军司令官蒙哥马利乘用的美国“格兰特坦克”，现陈列于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格兰特坦克”是一种中型坦克，得名于美国内战期间联邦军总司令、后来连任两届美国总统（1869—1877年）的尤利西斯·S·格兰特将军（Ulysses S. Grant，1822—1885）。这种坦克美国总共生产了6,258辆，其中的2,855辆根据《租借法案》给了英国，而它首次投入战斗便是在1942年的北非；另有1,386辆给了苏联，红军战士对它评价不高，给它起了一个诨名“БМ-6”，意思是“六人集体坟墓”，因为这种坦克可以容纳六个人。
意大利坦克就更差了，它原来只有L3/33、L3/35两种“小坦克”。意大利坦克型号以分数形式表示，分子中的字母表示车型（L轻型、M中型、P重型，相当于英语heavy的意大利语词是pesante），其后的数字表示车重（吨）。分母表示开始生产的年份，如33即1933年。L3/33实际上仅重2.7吨，L3/35也才3.2吨，都只装备机枪而没有火炮。意大利第一种中型坦克是1939年开始生产的M11/39，火炮口径仅37毫米，而且横向转动范围仅15度。总共生产了100辆，其中72辆投入北非战场。后来改进的M13/40型是意大利军队使用得最多的型号，重13.5吨，火炮口径47毫米。车速很慢，公路上行驶最高也只达每小时32公里。这两种坦克以及1942年开始生产的M15/42型（重15.5吨，总共只生产了118辆），按一般标准都只能算轻型坦克。二战期间意大利生产的唯一重型坦克是P26/40型，重26吨，也只相当于一般的中型坦克。那时其他国家的坦克装甲都已经改用焊接技术连接，而包括P26/40型在内的意大利坦克还使用铆钉连接。
两个战役更不能相比的是它们对战争全局的影响，阿拉曼战役只是一个次要战场上局部的转折点，斯大林格勒战役才是主战场上事关“二战”全局的转折点。说阿拉曼只是一个次要战场，是因为北非对纳粹德国并不重要，希特勒是为了帮他那志大才疏的伙伴墨索里尼一把才出兵北非的。从19世纪末开始，意大利就一直想称霸地中海地区。1940年9月，意大利借德军、法国战役大败英法军队之机，派兵进攻英国殖民地埃及，10月又进攻希腊。但意大利军队的战斗力实在差得出奇，很快就被希腊军队打败。接着，英军又打败了进攻埃及的意大利军队，并攻占了与埃及相邻的意大利北非殖民地昔兰尼加（Cyrenaica），即利比亚东部。“二战”期间丘吉尔所说的英军，包括大量殖民地军队（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但高级指挥官通常都是英国人。墨索里尼请求希特勒支援，希特勒派出的德国远征军1941年2月到达利比亚。起初仅为团级规模，后来扩建成第5轻装师（5. leichte Division），隆美尔任师长。在“师”（Division）前面加了形容词“轻”（leicht），意思与人们熟悉的“加强营”、“加强连”正好相反，指其人员和武器装备都没有达到通常“师”的规格。这个师名为“坦克师”，其实所属部队只有一个坦克团。后来虽然扩大、发展成“德国非洲军”，主要力量也仅为第15坦克师和由第5轻装师改编成的第21坦克师。“非洲军”只是一个“军”，不是“集团军”，更远非“集群”，而且它并不是原来就成建制的部队，而是由先后派往北非的一些小部队拼凑起来的。装备的坦克也多数是比较老的“Panzer Ⅱ”轻型坦克（重7.2吨，火炮口径仅20毫米）和“Panzer Ⅲ”中型坦克（重23吨，火炮口径37或50毫米），新的只有“Panzer Ⅳ”中型坦克（重25吨，火炮口径75毫米），没有“二战”期间德国最著名的“豹式”（Panther，重44.8吨，火炮口径75毫米）和“虎式”坦克（Tiger I，重57吨，火炮口径88毫米），因为那两种坦克是专为对付苏联T-34坦克设计制造的。
阿拉曼战役不但不能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相比，也不能和1942年6月4日的中途岛战役相比。那次海战，日本联合舰队四艘航空母舰（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和飞龙号）全部被击沉，而美国海军只损失了一艘约克城号（USS Yorktown，CV-5）。日本海军丧失了主动进攻能力，太平洋战场形势就此逆转。
丘吉尔抬高阿拉曼战役地位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大捧德军统帅隆美尔，给他送上“沙漠之狐”的称号。丘吉尔是用捧高对手的办法表明自己更高明。所以在炮制“隆美尔神话”上，丘吉尔与希特勒这两个对手却是配合默契。隆美尔是希特勒提拔最快的德军军官，1940年法国战役他还只是少将，1942年6月22日便晋升为元帅。
1936年4月20日希特勒47岁生日那一天，第一次有德军将领晋升元帅，获此殊荣的是陆军总司令维尔纳·冯·布隆别格（Werner Eduard Fritz von Blomberg，1878—1946）。
1938年2月4日，纳粹第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Hermann G?ring，1893—1946）成为第三帝国第二个获授元帅军衔的人。
1940年法国战役大获全胜，7月19日希特勒一次就下令晋升费多尔·冯·博克（Fedor von Bock，1880—1945）等12名将军为元帅，同时将戈林晋升为新设的“帝国元帅”。到此时为止，获该军衔的再无别人。
1940年10月31日，授予84岁高龄的原奥匈帝国陆军元帅爱德华·冯·柏姆-厄尔默利男爵（Eduard Freiherr von B?hm-Ermolli，1856—1941）荣誉元帅军衔。
希特勒派隆美尔去北非战场，为快速提拔他创造了条件，因为在那里他是“独当一面”。在法国战役中，隆美尔只是德军10个坦克师长中的一个，他指挥的第7坦克师隶属第15坦克军，军长赫尔曼·霍特（Hermann Hoth，1885—1971），1938年就担任第15摩托化军中将军长。法国战役结束后，1940年7月19日，他与另外14名将领一起晋升大将，其中包括另外两位著名坦克将军海因兹·古德里安（Heinz Wilhelm Guderian，1888—1954）和埃里希·赫普纳（Erich H?pner，1886—1944）。古德里安是“二战”最著名的坦克将军之一，1938年2月4日，德国组建第一个坦克军，军长就由他担任。从波兰到法国再到苏联，在历次重大战役中他都担负重要任务。1944年7月20日谋刺希特勒事件以后，还担任了德国陆军最后一任总参谋长。赫普纳也是德国装甲部队创建人之一，1938年担任第16坦克军中将军长。
这三个人论资历、名望，都远在隆美尔之上，后来都指挥过“坦克集团军”。那是以坦克部队为主，多兵种混合编制的集团军级单位，1941年6月22日入侵苏联时古德里安指挥的第2坦克集团军，便由3个坦克军（Panzerkorps）、1个步兵军组成，另外还配备了1个“赫尔曼·戈林防空团”。库尔斯克战役中，霍特指挥的第4坦克集团军由19个师组成，其中9个是坦克师或坦克掷弹兵师，更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如果到了苏联战场，隆美尔大概很难超越他在法国战役的顶头上司霍特，也不容易超越其他几位坦克将军。他们在苏联战场上打过的大仗、硬仗、恶仗，更是隆美尔不能相比的。但直到1945年“二战”结朿，他们也没能晋升元帅，赫普纳且因参与1944年7月20日谋剌希特勒事件被捕，被“人民法庭”判处死刑，8月8日在柏林城北鳊鱼湖监狱（Pl?tzensee Prison）被施以绞刑。

1939年，希特勒在波兰前线视察，希特勒的左侧是当时担任警卫工作的隆美尔。
隆美尔晋升得这么快，显然另有原因。原来，“二战”不少德军高级将领直到战争结束也没有加入纳粹党，对纳粹的态度有所保留，而隆美尔不同，他从一开始就非常崇拜希特勒，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德国人民受到太阳的指引与领导，这一切或许是上天注定。”隆美尔把希特勒比作“太阳”，崇敬之情溢于言表。在给友人的信里，末尾也总不忘加上一句毫不相干的“Heil Hitler！”（希特勒万岁！纳粹对希特勒的致敬语）1936年9月纳粹党纽伦堡大会期间，军衔还只是中校的隆美尔担任“元首卫队”指挥官，第二年10月晋升上校。1939年德军进攻波兰时，隆美尔仍然负责希特勒的警卫工作，在“元首”身旁形影不离，他在前一个月（8月1日）刚晋升少将。隆美尔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听说我快速晋升是因为元首在帮我说话，你该知道我对此有多么高兴，我最希望的就是自己的行动能获得元首的肯定。”
1940年法国战役开始前，隆美尔要求上前线，“一战”期间他是在步兵服役，曾经在符腾堡山地营（Württembergischen Gebirgsbataillon）担任连长，陆军人事部门准备任命他为山地师师长。山地师是欧洲一些国家一种较为特殊的步兵部队，担负山地、沙漠以及特殊气候条件下的作战任务。但隆美尔希望去指挥装甲部队，为此求助于希特勒。虽然陆军方面仍然反对，最后还是不得不按照元首的旨意让他做了新组建的第7坦克师师长。2月27日他怀着感恩的心情向希特勒辞行，获赠了一本《我的奋斗》，希特勒还亲笔题词：“给有着愉快相处回忆的隆美尔将军”。法国战役期间，对这个自己“钦点”的坦克师长希特勒关注有加，在他授意下，5月26日隆美尔成为第一个获授骑士铁十字勋章的师长。6月2日希特勒召见德军高级将领，被召见的都是集团军司令官和军长，135名师长中只有一人获此殊荣，那就是隆美尔。
对于隆美尔在法国战场上的表现，希特勒和纳粹党高官评价甚高，而军中同僚、部下则多有保留。法国战役结束不久，1940年夏，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炮制了一部宣传德军辉煌战果的电影《西线的胜利》，隆美尔应邀参加摄制，在影片中频频露面，俨然银幕上的大明星。他的一个主要参谋人员弗里德里希·冯·麦伦廷（Friedrich Wilhelm von Mellenthin，1904—1997），参加过波兰、法国、北非、苏联以及战争末期西线几乎所有重大战事，战后写了一部内容详实，被军事界评为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回忆录《坦克战》（Panzerschlachten）。在那部回忆录中，麦伦廷对隆美尔的评价就不高，说他主观武断，常常不听取参谋人员的意见。看来，隆美尔与参谋人员的关系颇有一点像希特勒与普鲁士将军们的关系。普鲁士军人是把军事当作一门专业看待的，重视的是客观实际和军事规律，而希特勒常常不顾客观情况而凭主观意愿行事。
为了取得胜利，隆美尔往往不顾部队伤亡，这在德军指挥官中很少见。法国战役中，德军共投入135个师，平均每个师阵亡、失踪363人（德军一个步兵师人数约1.8万人，装甲师少一点）。一般情况下装甲师伤亡都比步兵师少，而隆美尔的装甲师阵亡、失踪人数竟达924人。“二战”期间德军伤亡明显少于对手，这既得益于德军装备优良、士兵训练严格、司令官指挥得当，也与它保持了普鲁士军队爱护士兵、十分注意保护下级的传统有关。在形势不利的时候，指挥官通常会命令部队停止进攻甚至撤退，“二战”期间不少德军高级将领因此被希特勒撤职。另外一个典型例子是德国空军头号“王牌飞行员”埃里希·哈特曼（Erich Alfred Hartmann，1922—1993），他总共击落敌机352架，却从未让一名僚机飞行员丧生。空战中长机的任务是攻击，僚机的任务是掩护长机、保障其安全，一般情况下僚机比长机容易受到敌机攻击，哈特曼没让一名僚机飞行员丧生，实非易事。
作战中隆美尔往往不依常理出牌，而那并非偶然。他自恃与元首关系不一般，颇有点“胆大妄为”。隆美尔曾为渡河抢夺友邻第5坦克师的架桥器材，还拒不归还。他又常有违反上级命令之举，5月17日甚至无视Α集群司令官卡尔·冯·伦德施泰特（Karl Rudolf Gerd von Rundstedt，1875—1953）停止前进的命令，为求战功继续追击。尽管伦德施泰特那道命令是得到希特勒批准发出的，事后希特勒对违令的隆美尔也没有追究。德军高级将领不少人出身于普鲁士军人世家，按照普鲁士传统，非常重视军事专业训练，基本上都是参谋学校出身，做过各级参谋军官，不少人还有在总参谋部工作的经历。隆美尔则不同，他出生在普通市民家庭，父亲、祖父都是中学数学教师，他没有上过参谋学校，是由元首近侍“外放”，直接担任军事主官的。同僚们对他只夸说自己而不大提及友邻部队、尤其是空军的贡献的做法也不无微词。要知道，与进攻波兰时相比，在法国战役期间德国陆军与空军协同作战的能力已经有很大提高，地面部队发出请求支援的呼叫以后，往往在15至20分钟内战斗机掩护下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就会飞临战场，呼啸着扑向目标。
1942年6月22日，隆美尔晋升元帅，他对此事反应如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说他欣喜若狂，另一种说法则是表现平静，表示宁可多要一个师的兵力。鉴于那时德军在北非的处境，希望多得兵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问题是那时的德国，苏联战场已经不啻一个深陷其中拔不出来的泥潭，希特勒还抽得出兵力支援他吗？
1944年，发生刺杀希特勒未遂的“7·20事件”以后，在对德国军队进行大清查过程中发现隆美尔也涉嫌卷入，这不能不让希特勒极其恼怒。就在刺杀事件的前三天（7月17日），隆美尔驱车前往诺曼底前线途中遭英国皇家空军飞机扫射受伤，这时正在家疗养。10月14日，从柏林德军总部来了两位将军，威廉·布尔格多夫（Wilhelm Emanuel Burgdorf，1895—1945）和恩斯特·麦塞尔（Ernst Maisel，1896—1978），向他传达德军“荣誉法庭”负责人、主管军队清查工作的威廉·凯特尔元帅（Wilhelm Bodewin Gustav Keitel，1882—1946）的话，说元首对他一直格外器重，他的背叛不能不让元首极为痛心，但还是决定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要么被捕并被送上“人民法庭”接受审判，要么私下自行了断。若选择前者，不但隆美尔自己会被处死，他的家人和有关幕僚也将受到牵连；若选择后者，将让他作为英雄享有国葬荣誉，家人也会得到政府发放的抚恤金。考虑了几分钟，隆美尔便表示选择后者，带着元帅权杖，随两位将军乘车驶离村子。途中，隆美尔服下了氰化物胶囊。德国官方宣称他死于心脏病或伤情恶化，希特勒下令于10月18日举行盛大国葬，并指派伦德施泰特元帅代表他出席。伦德斯泰特在悼词中指出：隆美尔在战争初期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徒”（这倒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称赞他在法国与北非的勇气与成就，还着重指出：“他的心属于元首”。

7. “西线无战事”：欧洲第二战场始末
丘吉尔极力抬高阿拉曼战役的地位，当然是为了表明大英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苏联、美国一样起了重要作用，而他还有一个更加具体的目的，就是为英国（还有美国）一再拖延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寻找说辞。
1941年6月22日凌晨，纳粹德国发动对苏联的突然袭击，在世界各国领导人里，丘吉尔是最快做出反应的人。那天早上刚醒来，秘书就告诉他：“德国已经进攻苏联。”他只说了一句：“通知英国广播公司，今晚9时我将发表广播讲话。”他亲自准备讲稿，晚上8点47分定稿，9点开始对英国、对全世界广播。作为战时英国首相，丘吉尔的许多讲话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那天的讲话给人留下的印象无疑是最深刻的：
过去二十五年里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的话。但是，与正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对照，这一切都黯然失色了。
我们只有一个宗旨，一个唯一的、不可改变的目标。我们决心消灭希特勒，以及纳粹制度的一切痕迹。……任何对纳粹帝国作战的个人或者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任何跟着希特勒走的个人或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将给俄国和俄国人民我们能够给予的一切援助。
讲话还指出，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只不过是企图进攻不列颠群岛的前奏”，“苏联的危难就是我们的危难，也是美国的危难”。英国和美国的命运也将取决于苏联战场事态的发展。当天上午他就让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1897—1977）召见苏联驻英大使伊凡·麦斯基（1884-1975），通知他英国政府准备给苏联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英国空军将积极进行空战，吸引东线一部分德国空军，从而减轻对苏军的压力。
不过，纳粹德国进攻苏联，也让英国人普遍松了一口气。6月27日，丘吉尔战时内阁重要成员威廉·比弗布鲁克男爵（William Maxwell Aitken，1st Baron Beaverbrook，1879—1964）会见苏联驻英大使麦斯基时便说，德国已经从法国撤走几乎所有空军，只留下少量梅塞施密特Bf 109战斗机（Messerschmitt Bf 109）和完全没有经验的飞行员，表明它已经不会主动空袭英国，留下少量飞机只是为了防备英国空军的空袭。在解决苏联问题之前，德国横渡海峡进攻英国的“海狮行动”（Unternehmen Seel?we）也不可能付诸实施。

“二战”期间积极主张开辟第二战场的比弗布鲁克爵士。比弗布鲁克出生在当时还是大英帝国自治领的加拿大新布伦瑞克省，本名“William Maxwell Aitken”，1917年获封“第一代比弗布鲁克男爵”，所以通常只以他的爵名相称。鉴于空战的重要性，1940年5月丘吉尔专门设立了一个“飞机生产部”（Ministry of Aircraft Production），负责飞机（主要是军用飞机）的生产，比弗布鲁克被任命为首任大臣。一年后改主1939年设立的“供应部”（Ministry of Supply），负责陆海空三军武器装备的供应。后来，“飞机生产部”也并入“供应部”，比弗布鲁克的职务大概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总装备都部长”。在当时形势下，军备生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美国《时代杂志》曾经选他为封面人物。
这时英国人最担心的是苏联能抵抗多久。6月22日上午甫一知悉德国进攻苏联，丘吉尔就和他的几个重要阁僚讨论了这个问题，只有比弗布鲁克一个人表示乐观，表示“坚信俄国人的力量和他们的抵抗能力”，其他人都不看好苏联。被紧急召回商讨此事的英国驻苏大使斯塔福·克里普斯（Richard Stafford Cripps，1889—1952）更描绘了一幅极其黯淡的画面，说俄国不可能经受住德国“闪电战”的打击，将遭到与法国同样的命运。他如此悲观是有原因的，在德国进攻苏联的前几天，他已经向伦敦报告过驻莫斯科各国外交官的看法，大多数人认为战争一旦爆发，俄国能坚持的时间将不是以月而是以星期计。不少人估计，三四个星期以后基辅、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就将落入德国人之手。时任帝国陆军参谋长的约翰·迪尔将军（John Greer Dill，1881—1944）稍微乐观一些，但也承认：“多于六或七个星期的估计是不恰当的。”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可以看出，当时即便是丘吉尔也认为苏联的抵抗不可能长久，但他认为只要苏联能坚持到冬季到来，就能为英国人赢得宝贵的喘息时间，为尔后抗御德国实施“海狮行动”做好准备。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在德国进攻苏联的最初几天，他对支援苏联表现出异常积极的态度。6月27日比弗布鲁克会见麦斯基，告诉他英国政府“准备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减轻德国对苏联的压力”，具体计划是：
第一，皇家空军将加强对德国西部和法国北部的轰炸；
第二，派遣部分皇家海军舰队到摩尔曼斯克和佩特萨莫（摩尔曼斯克州最西北的一个区）地区参加对德海上作战；
第三，英军将在法国北部沿岸地区进行“大规模袭击”，哪怕只暂时占领勒阿弗尔、瑟堡等重要战略据点也是好的。
这是首次提到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那不是苏联，而是英国主动提出来的。
随后，克里普斯返回莫斯科，6月29日会见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告诉他英国政府已经决定给苏联一切可能的援助，并且说到英国打算在法国实施登陆的事。和克里普斯一起到莫斯科的军事代表团也向苏联保证，英国将以一切可能的办法援助苏联，他们此行的任务就是了解苏联战场的详细情况。
然而，从1941年6月27日提出到1944年6月6日“兑现”，过去了几乎整整三年时间，欧洲“第二战场”迟迟没有开辟。

1941年6月22日，“巴巴罗萨行动”第一天，被炸毁在机场上的苏眹空军飞机
最初几天的战事似乎证明英国人以及整个外界对红军抵抗能力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们很快就会被打败，沦为第二个波兰或者第二个法国。斯大林不大可能步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W?ady s?aw Eugeniusz Sikorski，1881—1943）后尘到第三国组织流亡政府，因为很难有哪个国家愿意接纳他，而他会不会像亨利·贝当（Henri Philippe Pétain，1856—1951）那样投降，出现维希政权的“俄罗斯版”。俄罗斯丰富的矿产资源、粮食、木材（那时制造飞机还需大量使用木材），还有与西欧相比廉价得多的劳动力，都将为纳粹所用，后果将比法国投降更为严重。
行动第一天，德国空军报告说击毁苏联空军飞机1,489架，德军只损失35架。苏联空军显然毫无准备，绝大多数飞机是在机场上被炸毁的。但戈林对这个数字仍不满意，下令复查。出动侦察机对苏联机场拍照取证，仔细核查飞机残骸以后，证明那个数字确实是保守了，被炸毁的苏联飞机实际上在2,000架以上。战争头三天，德国报告说总共击毁3,100架苏联空军飞机。然而这个数字也还不对，根据后来苏联方面的材料，实际上是3,922架。德国完全掌握了制空权。
地面部队的进展同样顺利。德军北集群赫普纳指挥的第4坦克集团军第一天就越过尼曼河前进了80公里。第一周结束时，德军面对的苏军装甲部队已大部被歼，德军随即跨过道加瓦河（拉脱维亚语Daugava，俄语称Западная Двинá，西德维纳河），到达列宁格勒攻击距离之内。只是由于步兵跟不上，希特勒才命令装甲部队暂时停止前进。不过这也给了苏联红军喘息的机会，使他们得以重新集结，部署力量。
德军中央集群两个坦克集团军分别突破苏军战线，到27日，5天时间便推进了320公里，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会师，把苏军西方方面军大部分兵力包围在明斯克与比亚韦斯托克（Bia?ystok，波兰东北部最大城市）之间。到6月29日，苏军损失超过40万人，其中战死约5万人，被俘29万人，受伤7万余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德米特里·巴甫洛夫大将（1897—1941）随即被解除职务并被逮捕，7月22日被处决。和他同样命运的还有西方方面军绝大多数高级军官，包括参谋长和通信兵、炮兵、航空兵等部门的负责人，以及第4集团军司令员和第14机械化军军长。他们的家属则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第486号命令被判为叛国者，驱逐出境。这些人直到1956年才获得平反。
德军南集群同样让苏军遭受重大损失，完全处于被动。7月10日，红军老元帅谢苗·布琼尼（1883-1973）被任命为西南方向总指挥，统一指挥米哈伊尔·基尔波诺斯（1892—1941）领导的西南方面军和伊凡·图列涅夫（1892—1978）领导的南方方面军，总兵力达150万人。这时的布琼尼58岁，年纪还不算老，但他的军事思想已经“老”了。尽管乌克兰是他内战期间纵横驰骋的旧地，十分熟悉，有“地利”之便，但面对德军坦克和飞机，骑兵却已经威风不再。两个月后（9月13日）斯大林不得不免去他的职务。
图列涅夫是“二战”开始以后（1940年6月）苏联红军第一批获授大将军衔的三个人之一，另外两人是格奧尔基·朱可夫和基里尔·梅列茨科夫。他指挥的南方方面军是在6月25日才由原来莫斯科军区和敖德萨军区的一些部队组建起来的，8月29日图列涅夫身负重伤，不得不由德米特里，利亚贝舍夫中将（1894—1985）接替。9月20日基尔波诺斯率部突围时被流弹击中身亡，成为“二战”苏军第一个阵亡的上将。同日阵亡的还有他的军事委员米哈伊尔，布尔米斯坚科（1902—1941）、参谋长瓦西里·图皮科夫（1901—1941）和其他多名高级军官。
基尔波诺斯在那年2月被任命为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战争开始后改建为西南方面军。图皮科夫战争爆发前任苏联驻德大使馆武官，战争开始后回国，7月29日担任西南方面军参谋长。布尔米斯坚科原来在地方上工作，到任更晚（8月20日）。他们还来不及熟悉自己的部队与任务就仓皇上阵了，类似情况在战争开始时的苏联并非个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