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灭亡启示录（1894—1911）第2部
作者：黄治军
内容简介
十九世纪90年代的最后五年，丧权辱国的现状极大挫伤了底层民众的民族自尊心，而外国传教士们种种与传统民俗相悖的活动让民众的屈辱转化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排外运动。义和团运动在1899年至1900年突然爆发，并以惊人的速度席卷整个华北大地。而慈禧则充分发挥其政治智慧，借着义和团扶清灭洋的旗号利用民间势力打压对其最具威胁的外国势力，却最终演变成向十一国宣战的疯狂，为大清招来了八国联军的滔天巨祸。 各怀鬼胎的八国杂牌军，从护卫使馆转为进军北京，奸掠焚杀，掀起一次世界文明史上的罕见浩劫。面对同仇敌忾的大清军民，为什么松散的八国联军两个月内就能轻松地攻入大清的都城，使大清险遭灭顶之灾？在列强利害关系极为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八国联军侵华真正的目的又是什么？作者带您重返1899年至1900年的华北大地，以当时诡异而惨烈的动乱、战乱现场中的每一个细节。

第一章 强拆血案：武术大师赵三多自创义和拳会
强拆血案案发梨园屯
在山东省的最西部，山东、直隶、河南三省交界处，有一个叫冠县的地方。和清国大多数农村一样，它土地贫瘠，人们靠在盐碱地上种植棉花为生，思想封闭。自从1861年（咸丰十一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允许传教士进入清国内陆地区传教之后，在冠县总共24个村中，有11个村建起了教堂。
梨园屯就是这11个村其中之一，这是一个总共有300多户人家的大村，其中入教的教民有20多户，实际上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镇”。
而镇民和教民的相处是并不和谐的。
1861年，第一批传教士便到达梨园屯，之后陆续有其他传教士到来。外来人口到来，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住房问题，他们见屯子中心有一座已经破败的玉皇庙空着，久而久之便打起了这座破庙的主意——想在这座玉皇庙的地基上建一座教堂。
但要拆迁掉这座玉皇庙，还是会有不小的麻烦，因为这座庙也是有主人的。
大约在康熙年间，梨园屯当地的富人捐出了一块地，总共有41亩左右，分作两部分。
一部分是三亩多的宅基地，主要用于修建当时的“希望小学”——义学和义学旁边的玉皇庙。另外一部分是大约38亩的耕地，这是“学田”，用来维持义学的日常开支。
现在我们知道了，玉皇庙的房产和地产是屯子里公产的一部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它是镇民共有的小产权“庙”。镇民的想法是，如果传教士可以不打这块地皮的主意，换别的地方修教堂，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就不用搬家，那就最好；如果一定要拆迁玉皇庙重建教堂，那么至少要给神仙一笔“安置费”吧。
当然，所谓的“神仙安置费”也就是给镇民们的一笔拆迁费，地是大家的，你要用地，就必须出钱。应该说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屯子里的人最担心的就是：传教士仗着他们是洋人，强拆了玉皇庙，拆迁费却没有着落。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似乎证明镇民们想多了，传教士并没有强拆，只有20多户教民向街道办事处主任（三街会首）提出了一个请求：将那41亩地和房产分了了事，并且他们这些教民只要包括玉皇庙在内的那三亩宅基地。
教民们虽然入了洋教，但他们世世代代也是梨园屯的人，祖辈们留下的公产自然也有他们的份儿。于是街道办事处主任召集当地士绅研究商讨，确定了分配方案：20多户教民如愿以偿地分到了那三亩宅基地，而其他近300户镇民分得了38亩耕地。
虽然宅基地是教民自己想要的，但街道办主任们搞出这个分配方案还是别有用心的。街道主任并不是教民，自然要维护镇民们的利益，宅基地是薄田，不能种棉花，又只有三亩多，把它们分给教民应是让镇民占了便宜。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三街会首还让大家立了个分地清单的字据，以防教民将来反悔。
而教民们接下来的行动很是出乎会首们的预料：教民们不仅没有反悔，还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分地清单。然后，他们把得到的三亩宅基地集体献给了传教士！地基上的玉皇庙被推倒，一座小教堂赫然耸立！
难怪他们不要良田只要地基，原来是献给洋人啊。三街会首和镇民们都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特别是主持分地的三街会首和士绅们，他们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原本能拿得最多的拆迁银子也落了空，是可忍孰不可忍！
而镇民们的愤怒也是拆迁费落了空，他们原本指望能从传教士征地修教堂中分得一笔银子，没想到狡猾的传教士还是通过曲线拿地无偿获得了地基。作为天然的弱势群体，每当外来势力入侵时，底层农民们就一直对自己利益可能遭受的损害十分敏感。镇民们感觉他们既遭受了损失，又受到了屈辱，更有甚者，当时已有不少镇民传言：洋人其实是给了屯里教民人家40两银子的，只是教民们偷偷私分了，并没有给屯里。听到这样的传言，镇民们更加愤怒了。
三街会首和士绅的代表六个人，带领愤怒的镇民来到了县衙——上告。就是从这一天起，梨园屯漫长的民教冲突正式开始！
“六大冤”的上告之路
镇民告的是教民没有权力将“屯里的地献给洋人”，但关于这个问题，本来就是一笔糊涂账。朝廷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允许基督教传教士进入内地传教，而教民拿他们自己的地献给教会修教堂到底可不可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大清的“外交部”，以下简称总理衙门）夹在民族感情和洋人之间，一直支支吾吾，问题悬而未决。
聪明的县老爷只好将此回避，他根据三街会首签下的分地清单，判定：传教士拿地有效，修建教堂行为合情、合理、合法。
三街会首签这个分地单子原本是防止教民反悔的，现在吃了一个哑巴亏，他们情绪比较激动，态度比较恶劣，动作也比较粗暴。县老爷只好拿他们不当干部，出动兵勇把他们抓了起来。他们最后虽然保释出狱，但在梨园屯颜面无存。
六个人决定：再往上告。我就不相信没个做主的地方！他们分工明确，有人负责变卖家产，筹集上告资金；有人背着干粮，躲过地方官的围追堵截，从东昌府、济东道，一直上告到山东巡抚衙门。
然而，上告是没有用的。在东昌府，知府明确地告诉他们：“你们所说的事情即便有理，我也管不了，就算是我想管，也不敢管啊。”三个“上告专业户”被抓起来了，被判坐牢。这六户原本还算富裕的人家倾家荡产，但官府的行动并没有吓退他们，他们一直在坚持上告。从拆迁事件发生起，几年、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有人坐牢，有人家破人亡，有人被革去功名，年华老去，他们也由最初镇民口中的“六先生”，变成了梨园屯的“六大冤”。
在“六大冤”上告的同时，梨园屯的镇民也没有放弃为夺回地基而努力。他们和教民进行了无数次扯皮，今天镇民扬言要炸了教堂，明天教民扬言要带洋人来捉人，大家你来我往，谁都不好惹。
教民们毕竟是人少的一方，最终还是他们逐渐妥协了。在县衙的调解下，经过漫长曲折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由县衙专门拨出白银200两，为教民在其他地方买块地皮，修建一座崭新的教堂，但教民要把玉皇庙的地基退还给镇民。
这个结果其实是谁都没有“妥协”，等于是县衙主动承担了200两银子的买地皮和修建教堂费用，就让官府花钱去买个稳定吧！
在镇民和教民们看来，事情已经得到解决了。但他们还忘了此事牵涉到的另外一个机构——教会。
教会是传教士的组织，它们对这个调解的结果很不满意。教会认为，既然教民们已经把地献出来了，按照西方的契约精神，那么就连教民也不能再对这块地进行处置，能做主的只有接受献地的传教士和教会。
其实教会的反对也是有其他原因的：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地皮问题，而是关系到今后在乡村中的威信，威信一下降，传教工作就不好开展。
问题又拖下去了。几年后，山东主教越过山东巡抚衙门，直接找到西方国家驻北京的公使，请公使们出面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要求重新解决。
总理衙门很快批示给山东，山东巡抚衙门指示东昌府解决。在东昌知府的干预下，冠县县衙的调解裁决又变了：由县衙专门拨出白银200两，为镇民在其他地方买块地皮，修建一座崭新的玉皇庙，但镇民要同意玉皇庙的地基归教会。
绕了一圈，还是冠县县衙出钱，只不过地皮又给了教会。县衙认为这个转变是很高明的，应该三方都会满意。然而，现实情况又不是这样的。
当初教民之所以妥协，并不是他们真心想妥协，而只是畏惧没有入教的镇民人多势众。现在，看到县衙在教会的压力下不得不偏向教会，他们开始有了自己的打算：必须将闹事的镇民们“整怕”，免得他们将来报复。
在教民的要求下，教会向县衙提出：必须惩罚那些“无知愚民”，将为首的“六大冤”全部通缉捉拿，才算完（“扬言须将控争之人按名拿究，方肯干休”）。
连县老爷都觉得这个要求比较过分，不打算理睬。而在梨园屯，“官府受教会的压力要来拿人”的谣言已经满天飞，这些谣言正是教民发出来的，为的是给镇民们一个警告。“六大冤”赶紧去做一件事情——搬武器。
1853年，太平天国运动高涨的时期，山东巡抚衙门曾经下过一道指令，要求通省办“团”。当然，这个“团”就是我们在历史书中经常见到的地主武装——团练。而当年梨园屯的团练首领正是“六大冤”之一，现在，他们把原本用于团练的武器搬到了玉皇庙，准备一旦官兵来捉人，就发动镇民大规模武力对抗！
这么多的人持械聚集，严重影响地方稳定！
山东巡抚衙门再一次被惊动了，迅速派出以副省长（道台）牵头，东昌知府、临清知州、冠县县衙组成的四套班子进驻梨园屯，找到“六大冤”做思想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你们原本就是知书达理的人，有的还吃过皇粮，干什么跟官府对抗呢？虽说你们是地头蛇，强龙也不压地头蛇，但你们也是知道的，教会可不是一般的强龙啊。他们可以直通北京的公使，而公使又可以直接向总理衙门交涉，外交压力朝廷又顶不住，所以官司你们是打不赢的。武力对抗更没有好下场，你们不想想，这是谁的天下？你们手里有枪，还能多过朝廷的枪？
“六大冤”们原本就不是打算要对抗官府的，只是为了自保，现在道台大人亲自做思想工作，他们终于泄气了。是的，这是一场不可能的胜利，因为结果早已注定了，为了争地，“六大冤”已经倾家荡产，不能再坚持下去了。
“六大冤”同意不再上告，也保证不再武力抗教，玉皇庙的地基给教会。然后，“六大冤”相继带领他们的家人，全部离开了梨园屯，远走他乡。“六大冤”很清楚：虽然自己不再闹事了，但不能保证其他人不再对教民闹事，他们必须防备将来可能遭到的打击报复。
在“六大冤”离开之前，镇民中还有八位并不甘心的落第秀才想继续上告，他们找“六大冤”帮忙，被“六大冤”拒绝了。八个人也最终没有再闹起来，在梨园屯的教案史料中他们留下了一个统一的外号——“八大讼”。
随着“六大冤”和“八大讼”的彻底撤出，在后来整个义和团运动中出现的第一个利益集团——士绅集团的争斗告一段落了。他们是乡村秩序（包括邻里纠纷、家族矛盾、乡村庙会、祭祀、红白喜事等）的维护者，也是朝廷在乡村的真正统治基础，县老爷断个案子，除了银子和美女，士绅们的态度起了关键性作用，甚至完全可以替代县官断案。手中的这些权力也一直是士绅们在乡村里有威信的根源，现在突然冒出一批传教士，冒出一个教会，竟然可以剥夺他们原本掌控的维护乡村秩序的权力，竟然可以让一部分教民从此不受他们的管辖，很不爽啊。
但是，教会的出现除了会削弱士绅集团对乡民的掌控，其实还给了士绅集团趁机摆脱官府的机会。
因为教会势力同样冲击了官府，当教会势力向地方官府势力发动进攻时，原先受地方官掌控的士绅其实也在趁机摆脱官府，去争取他们在乡村中更大的权力地盘。这正是一直跟官府站在一起的士绅一反常态，不惜全力“为民争地”的另外的原因。事实上，士绅们在领导镇民们进行抗争时，他们都有意无意地拉开了与州县官府的距离，他们并不相信同样受制于教会的州县官府的“能耐”能比他们大多少，直到道台前来压制。
也就是说，随着教会势力的到来，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朝廷行政系统对这个国家的掌控能力进一步被削弱了。教民们只相信教会，乡民和士绅也并不信任地方官府，在广大的乡村，朝廷开始逐步丧失它的统治根基。
教会得到了地皮，他们开始组织人马扩建教堂，原来的小教堂又变成了大教堂，这件事情深深地刺痛着梨园屯的人们。但是，有知识的“先生”们不再闹事了，梨园屯的人们一时间没有了主张，一开始他们并没有阻止教堂的扩建，不再折腾，不再闹事，不再上告，不再拦轿喊冤，梨园屯恢复了暂时的稳定。
而稳定也仅仅是暂时的。
因为“十八魁”已经横空出世！
“十八魁”拜师赵三多
梨园屯有十八位年轻力壮的男人——其中的一个，就是我们在历史书中常见的阎书勤。他们都出生于贫困之家，没有读过什么书，不懂什么大道理，从小他们就从父辈的口中听到玉皇庙的争地纠纷，小时候是躲在树后用弹弓袭击教民和传教士，现在，他们决心用行动来捍卫家乡人民的财产和尊严。
而他们的行动，就是——武力。十八位小伙子公开宣言：官已经不讲法，我们就不守法！
他们不会再上告了，十几年的上告已经被证明了毫无结果，官府只关心稳定，并不在意真正的矛盾纠纷和利益诉求。乡村工作很复杂，但地方官府只会用“破坏稳定”的方法来维护稳定，这样的稳定又如何能维持？
“十八魁”就是镇民给他们取的外号，看来照这样发展下去，什么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一百零八将也很快就会出现。从专业术语上说，十八魁是一种“激情型的政治参与”，他们对土地之争的感性认识要远远超过理性认识，他们只知道“要守住祖祖辈辈的土地，不要让它们被洋人夺去”，即使是武力，即使是暴力，他们也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对，他们自认是在做一件无比正义之事——维权！
因为穷，十八魁也并没有什么可以害怕失去的，怕个屌，干吧！
十八魁包围了教堂，对教堂发起了进攻，各种长短的扁担飞舞，各种大小的石头横飞，教堂的扩建陷入僵局。然后，十八魁冲击教民家，把教民们赶出了梨园屯，直到教民们搬来了救兵。
在这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梨园屯的局势陷入了僵持：只要教会前来扩建教堂，十八魁就会率领镇民冒死拆房；而只要镇民试图在地皮上推倒教堂重建玉皇庙，教会也会出动洋枪队阻止。
无奈的东昌知府只好下了一道命令：双方都不得修，就让那块地荒在那里吧。
这仍然只是道和稀泥的命令，也仍然让双方都不满意。而随着教会势力越来越大，十八魁很清楚：要夺回土地，就必须战胜洋人的洋枪！
有什么办法呢？
他们的目光落到了邻县威县（属直隶）一个叫赵三多的人身上，十八魁打算前去拜师，而赵三多，是大名鼎鼎的梅花拳传人。
在介绍赵三多和梅花拳之前，我们要来介绍一下当时直（直隶）东（山东）境内的三大民间武术组织。
首先是白莲教。白莲教虽然在清国的北方地区影响广泛，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白莲教算不上是真正的武术组织，而是一个崇尚武力的宗教组织。白莲教大约起源于唐朝时期，那时候正是佛教大规模传入中土以后，白莲教正是深受佛教的影响。
它的教义认为，这个世界是有末日的（不是2012，具体哪天不太清楚），而且这世界末日还不止一次，是有三次——从过去、现在到未来各一次，这也就是白莲教说的“三劫”。由一劫转向另一劫称为“运劫”，此时白莲教信仰的最高神——无生老母就会指派一位救世主（从过去到未来分别是燃灯古佛、释迦牟尼和弥勒佛三位牛人）降世，信奉白莲教的人们就是在这“过去佛”“现在佛”和“未来佛”的带领下，“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将要到来”，最终战胜世界末日（不信教的人就不敢保证）。
很显然，白莲教其实就是给佛祖安了一个妈，人是人他妈生的，佛必然也是佛他妈生的，这是很容易让人接受的，并且还有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种时态，更加符合人们的常识，也更能令人信服。
而白莲教的活动中心在北方，北方的活动中心在山东，每当人们感觉活不下去的时候，白莲教就出场了，它是被利用得最多的起义旗帜。元末，这里的人们利用白莲教的旗帜反元（给朱元璋同志帮了忙）。明朝建立后，白莲教又反明。而到大清建立，白莲教竟然又成为反清复明的旗帜，成为一个永远反政府的组织。
对于历代王朝的统治者来说，他们就是谈白莲教而色变了，白莲教几乎就是叛乱的代名词。朱元璋同志虽然也是混过白莲教的，但他上台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禁教。此后明清的各位皇帝都光荣地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白莲教被定性为历史悠久的“邪教组织”，一旦发现，就会被严厉镇压。
其次是大刀会。这是甲午战争之后在山东地区新出现的。
甲午战争中，山东内陆的大量兵力被抽调到奉天前线保护陵寝，导致当地兵力空虚。这种情况正是广大土匪同志喜闻乐见的，所谓月黑风高夜，正是谋财害命时，地主家的“密码箱”他们已经惦记很久了。而地主老财为了保护财产，自然要花钱雇用一些武术高强的人做保镖，后来这些人干脆成立了一个组织——大刀会。
大刀会的成员都是武师，由于他们是属于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的，所以他们很喜欢吹吹牛，比如他们的刀是世界上最快的刀，而他们的身体也是世界上最坚硬的盾——刀枪不入。另外，并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加入大刀会的，除了要会武术，入会时还要交上一笔“香火钱”，从此就有资格受雇于地主老财了，相当于加盟费。
一开始地方官府对大刀会基本上是默许的，打击土匪盗贼，这也是好事嘛。而后来官方开始严厉打击大刀会，因为大刀会做了一件给政府找麻烦的事——反教（教会）。
土匪们洗劫财物后，他们为了逃避打击，纷纷入教。对于教会来说，这只是又增加了几个教民，而大刀会和教会的梁子却正式结下了。
第三个出场的是梅花拳，它既没有“反清复明”的宗旨，也没有打击土匪盗贼的任务，这是一个真正属于老百姓自己的传统武术组织，在直隶和山东有广泛的练习者（“好练之家可传也，不好练之家仅仅收藏也，不可传匪人也”）。
梅花拳最初是在桩上练习的，因此它又叫“梅花桩”。关于拳法的部分我这里就不过多讲述了，它主要包括基本形体（架子）、成拳、拧拳和器械四个部分。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原本在桩上练习的拳法，对身体的柔韧性、协调性的要求那是相当高的，练练它不仅可以减肥，还能在腹部练出像梅花花瓣一样的若干块腹肌。
而梅花拳除了拳术套路的“武场”之外，还有练习内功心法的“文场”，这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白莲教式的宗教迷信的。我曾经看过部分“文场”的词句，看完后深受启发，感觉在尘世中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因为它们简直是另外一个版本的“心灵鸡汤”，比如练武要讲究武德、保持高尚的情操，等等。
另外，作为民间自卫的武术组织，梅花拳并不反抗朝廷，这是梅花拳和白莲教的一个区别。
平时加入梅花拳的都是普通人，主要是为了锻炼身体，保护自己，他们不反朝廷，也不像大刀会的成员那样，把武术当作一种谋生的手段。梅花拳的武术宗旨强调的是“自卫”，也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以理服人；人若再犯……抡起拳头上去，直打得对方两眼冒梅花！每年春天梅花盛开的季节，这是所有梅花拳传人的节日，各大梅花拳传人都要聚在一起，组织自己的门徒进行拳法套路表演和切磋——亮拳。
作为大名鼎鼎的梅花拳第14代传人，赵三多已经收了近2000名弟子了，面对前来拜师的十八魁，他感到很为难。
赵三多很清楚十八魁拜师学艺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付教会，碍于梅花拳严格强调“自卫”的传统，赵三多并不想卷入与洋人的纠纷中。既然连“六大冤”都害怕遭到打击报复离开了梨园屯，他这个外乡人更加有理由不去管。
但对十八魁的遭遇，赵三多又深感同情，他虽然是外乡人，但梨园屯两代人维权的故事还是打动了他。他很矛盾，他觉得作为一个远近闻名的武术大师，他有必要为乡邻仗义。
考虑了很久，赵三多还是拒绝了。没办法，师门的规矩太严格，而洋人的枪又太厉害，自己是没有办法抵挡的。
但是，赵三多不答应，他的弟子们很有意见，因为十八魁诉说的冤屈引起了这些热血弟子的同情。他们一起找到赵三多，跪地请求赵三多，然后他们采用了激将法：师傅啊，您好歹也是十里八乡的武术大师，怎么会怕洋枪呢？
跪请和激将之下，赵三多终于同意收十八魁为徒。梨园屯拆迁事件终于变成了梅花拳师门的事。而赵三多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将使他再也没有回头路。
赵三多将队伍改为“义和拳”
1897年4月27日（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乙卯日），梅花盛开的季节，在传统的“亮拳”之后，十八魁带领近2000人攻打了教堂，其中大部分人都是梅花拳的弟子。在冲突中，一名保护教堂的教民被打死，梨园屯所有教民的家全部遭到洗劫，20多户教民全部逃离了梨园屯，十八魁将教堂捣毁，夺回了全部三亩地基。
山东巡抚衙门再一次被震惊了，此时的山东巡抚正是在甲午战争中与李鸿章作对的李秉衡。李秉衡很快做出批示，要求冠县县衙认真处理好此案，维护社会稳定。而冠县县衙一向是没什么主意的，现在他们看到镇民势力强大，又打算默许十八魁的夺地行动，但又不敢太得罪教会，考虑之下，冠县县衙发布告示：无论是镇民还是教会，地基都不能要，必须收归县衙所有，去盖一所义学，同时县衙负责为教会另外购买一块地修教堂。
绕了一圈，玉皇庙土地的所有权又变了，这次干脆收为了官府所有，维护稳定如果只是用临时救火这一招，看来是怎么样也稳定不了啊。
果然，在土地收归县衙所有后，县衙顶不住十八魁等梅花拳弟子的压力，又被迫允许在地基上修建新的玉皇庙。庙宇很快就修好了，竣工的那天，梅花拳的弟子们都把这当作是对抗教会的重大胜利，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典礼，而他们似乎高兴得太早了。
山东的主教又找到了各国驻北京的公使，公使向总理衙门施压，提出了四点要求：限定山东官府三日内拿办十八魁；赔偿教堂损失白银两万两；将亲自负责此事的东昌知府撤职；将负有领导责任的济东道道台调换。
与此同时，山东巨野县又发生了著名的“巨野教案”。1897年11月1日，两名原本在阳谷县和郓城县传教的德国籍传教士路过巨野磨盘张庄，天色已晚，他们便来到庄中的教堂里投宿。这座教堂本来住着德国传教士薛田资，他把自己的卧室让给两位投宿者，自己则睡到仆人的房里，这一举动救了薛田资一命。
夜晚，十几个当地的庄民摸黑潜入了教堂。他们手里拿着大刀、火枪，准确摸到薛田资的卧室，把床上睡着的人当成了薛田资一顿猛砍，直到床上的两人断气，他们才发现可能杀错了。而庄子里的教民也闻讯赶来了，这伙人只好趁黑离开。
隔壁的薛田资惊恐地目睹了这一切，他仓皇出逃。等到第二天，薛田资将两位德国传教士被杀一事电告德国驻北京公使。
这到底是一起谋杀还是抢财杀人，案件到最后并没有定论，按照巨野官方的说法，当晚参与事件的人是听说了教堂里存有钱物，于是便“起意行窃”，结果导致传教士被害，财物被抢劫。
实际上是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个裁定的。跟梨园屯一样，磨盘张庄的民教冲突越发严重，而作为传教士，薛田资自然要维护教民、欺压庄民，再加上他自己平时可能还不太检点，仗势欺人，庄民们对他早已是恨之入骨。这是一场有计划的谋杀，而官方的说法是有意淡化民教冲突。
1897年11月14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丙子日），德国的军舰开到了胶州湾，要用武力解决问题并趁机侵占山东。最后在德国的压力下，李秉衡被革去山东巡抚之职。本来朝廷已经升任李秉衡为四川总督，但在德国的施压下李秉衡不准再升职，接替李秉衡的是原陕西布政使张汝梅。山东刚经历了甲午战争，又要面对德国出兵山东，群情激愤是可想而知的。朝廷指示：在这个节骨眼上，山东其他有民教冲突的地方，官府应全力避免和洋人冲突，免得外国人又要动武。
山东官场顿时一片风声鹤唳，冠县县衙的态度来了个180度转变，他们将刚刚建好的新玉皇庙强制性拆掉，宣布地基归教民，县衙为教民拨付白银400两再修教堂。同时，官兵开始捉拿十八魁，清查“乱党”。
十八魁和大部分“乱党”都是梅花拳弟子，梅花拳师门已经深深地卷入了民教冲突之中，师门中的头领紧急开会。他们意识到赵三多已经为师门闯下了滔天巨祸，很可能会给师门带来灭顶之灾！
而赵三多和他的弟子们也没有了退路，此时即使他们投案自首，也难以自保，教会和教民一定会对他们穷追猛打，看来坚持“斗争”下去是唯一的选择。
商量之下，其他的头领并不反对赵三多和他的弟子继续反教反洋，但不准再使用“梅花拳”的名号，也不准再说是梅花拳中人，这是梅花拳师门得以自保的唯一途径。
赵三多必须为他的队伍想一个新名号。
一百多年以前（乾隆年间），山东地区曾发生一件大事：清水教头领王伦率众起义反抗朝廷。王伦原本是白莲教教徒，后来自立门户，创立清水教，而同时他也学习梅花拳，所以也算得上梅花拳师门中人（头衔真多啊）。在起义时，王伦考虑到白莲教是朝廷严厉镇压的邪教，受打击的目标太大，而梅花拳师门严禁起义闹事，于是王伦的队伍既没有打出“白莲教”旗号，也没有打出“梅花拳”旗号，而是打出了一个新名字，一个充满能量、正义和血气的名字。
这就是——义和拳！
所谓义和，就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走到一起来，“义气相和”。
所谓义和，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保护自己的利益，大家必须把退无可退的拳头亮出来，追求“正义与和谐”。
所谓义和，就是维护中国的传统之“义”，中国的传统之“和”，用当时英国驻北京公使窦那尔后来向国内报告用语来说，就是“这个团体的成员将联合起来进行正义的事业，如果有必要，他们将使用武力”！
估计是赵三多原本就知道王伦的故事，或者是他的“参谋们”把这个故事说给了赵三多听。赵三多把“义和拳”的名号从一百多年前的王伦手里移了过来，他为自己队伍采用的新的名字，正是——义和拳！
从组织结构上来说，赵三多的义和拳既不是起源于白莲教，也不是起源于大刀会，而是和梅花拳有着更加直接的联系。赵三多的义和拳是一个继承了梅花拳开放门风的组织，加上要对抗洋枪，人越多越好。于是，尽管在组织起源上，义和拳和白莲教以及大刀会没什么关系，但不能阻止白莲教教徒和大刀会成员加入义和拳组织。义和拳就像一条小溪，它汇集了干流和很多的支流，包罗万象，包容万千，这正是作为一个基层自发组织的复杂之处。
义和拳的兴起和山东冠县、直隶威县都有关系，赵三多就是直隶人，所以，相对于接下来故事中即将讲述的“义和团，起山东”，我们其实还应该记住这样一句话：义和拳，起直东！
而在当时地方官府给朝廷的奏章报告中，无一例外地把义和拳说成“起源于白莲教”，直隶吴桥县县令劳乃宣还专门写了本书（《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向朝廷证明义和拳就是“源自白莲教”，是白莲教的一支。劳县令的这本书不仅让当时的朝廷信了，后来的很多人也相信了。
如果我们认为这些地方官是不了解实情那就错了，恰恰相反，他们是非常了解情况的。因为白莲教是朝廷早已经定性的“邪教”，按照《大清律》，把民间组织定性为“邪教”的权限在朝廷，而只要把义和拳和白莲教扯上关系，这就是借白莲教“邪教”之名给义和拳定罪的一条捷径。只要朝廷一定罪，他们就可以很方便地出动官兵用简单粗暴的手法去打击，而百姓们的各种利益诉求就能以“打击邪教”之名掩盖，官老爷仍然可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该收的税能够收得上来，该摊派的劳工能够摊派得下去，县老爷对乡村事务是很少真正关心的。
现在我们知道了，从义和拳产生的“根源”来说，其实我们可以拨开层层的迷雾，压下种种的争论，用一句话来概括：义和拳起源于维权——或者说是老百姓们自认为的维权。
尽管这样的维权的“正当性”更多地存在于百姓们固有的观念中，尽管这样的维权其实带有很多的乡土观念而和“现代契约精神”不符，但是，义和拳产生的本质是上告无门，寻求帮助无路，而民教互仇。他们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洋人的教会可以为教民做主，而大清的官府却反而不能为他们做主？
无论是六大冤、八大讼，还是十八魁与赵三多，他们都是大清乡村中随处可见的非常普通的人，他们并没有三头六臂，也不是天生的坏蛋或者好人。如果不是诉冤无门，他们是很难自发组织起来的，他们只是比较老实和非常现实的人。当他们发现在这块土地上如何有惊无险地生活，实在是一件很需要技术的事时，他们时刻担心的就是失去自己仅有的利益。他们的头脑中其实并没有过多的“义和”的观念，只是出于本能和现实的考量去维护自己的利益。乡村的工作之所以难做，就是因为利益太纠结，而乡村的工作之所以做不好，就是因为百姓们利益的诉求往往被漠视。
在赵三多启用“义和拳”的名号并准备再次行动的同时，张汝梅指示东昌知府洪用舟，要将梨园屯的动乱消灭在萌芽阶段。洪用舟找到了赵三多，知府大人要亲自做赵三多的思想工作。
绝境中的赵三多亮出“扶清灭洋”！
洪用舟告诉赵三多：你也算是在地方上有名望的人，为何要跟着十八魁做“匪”呢，只要你解散义和拳队伍，不再聚众闹事，我就可以把你和被通缉的十八魁区别对待，并且赐你一块官匾，挂在你家的门前，保证你一家老小的安全和荣誉。
而十八魁以及其他激进派的弟子一直在鼓动着赵三多，甚至威胁着赵三多：干吧！师傅，官方的话是不能信的，不蒸馒头争口气啊，干吧！
这一时期的赵三多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他左右为难，走投无路，优柔难决，似乎往哪一个方向走都有道理，也都有风险。史料记载，赵三多甚至还联系过教会，主动表示皈依教会，自己去入教了事。
而接下来的事情是赵三多没有料到的：义和拳的队伍里混进了著名的“反清分子”姚文起等一干人，他们和激进的十八魁一起，正在积极策划将义和拳队伍拉向“反清复明”的境地！
1898年10月（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姚文起等人伙同十八魁绑架了赵三多一家老小（有的史料记载他们还烧了赵家的房子），逼迫正在犹豫不决的赵三多不要解散义和拳，亮旗起事！
赵三多不得不同意了，但“反清”要落得个千刀万剐、株连九族的下场，这是打死他他也是不会干的。赵三多能够同意的只是继续反教反洋，为十八魁争回土地，现在赵三多必须为他的反教反洋但不反清打出一个响亮的口号。
和“义和拳”的名号一样，这个口号也是现成的。
在1898年四川地区的反教活动中，余栋臣领导的反教队伍打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这个口号几乎流传了大半个清国，赵三多也可以为他的队伍打出这个口号！
在梨园屯西北十里左右的蒋家庄马场，赵三多率领他的几千弟子聚集在此，当时的一位法国传教士（中文名赵席珍）正好路过此地，他在日记中记录到：所有人的手里都拿着棍棒或者刀枪，穿着锃亮的马靴。赵三多宣布：我们义和拳只灭洋人，不反朝廷，只要朝廷不站到洋人一边，义和拳决不与之对抗！（“但戮洋人，非叛国家！”）
赵三多的身后，飘扬着一面镶有黑边的黄色大旗，黄色正是朝廷黄龙旗的颜色，赵三多用这个行动表明了他所言非虚（历史上如果要起义，旗子的颜色必定是当时朝廷常用色的反色），旗子上绣的正是从余栋臣队伍的口号中演化而来的四个大字：
“扶清灭洋”！
这个著名的口号出现了。当然，它的版本也有可能是“助清灭洋”“顺清灭洋”“兴清灭洋”“保清灭洋”等，现场是由法国人用法语记载下来的，再回译成中文必然有多个版本。这些意思差不多的口号，当时在各地也都被打出过，而“扶清灭洋”是最响亮最著名的，我们这里采用这个口号。
旗子亮出来了，但赵三多他们其实不过是为了争块地，至少从现在来看，它和“扶清灭洋”实在扯不上多少关系。而为自己的行动想一个宏大的口号，一个重大的名头，这也一直是基层老百姓们的智慧。他们为什么不直说：我就是为了那一亩三分地？当然不能这么说的，为了你那点地，不说官老爷不理你，其他人也不会理你，你那“一亩三分地”算什么？大家都有很多大事要忙。
在百姓们看来，名头越大是越好的，越大越能引起“上面”的重视。梨园屯的三亩土地之争就这样和“扶清灭洋”联系到一起了。
然而，不论赵三多们如何标榜“扶清”“保清”，在朝廷眼里，他们都是反民。亮旗的消息很快被报告给了地方官府，地方官府层层上报，山东紧急发电给直隶，要求直隶出兵对匪徒“合力围剿”（《直东剿匪电存》）。
与此同时，山东官员对赵三多的思想工作又开始了，软硬兼施，威逼利诱。赵三多明白了，无论他们举什么样的旗，喊什么号，官府都是不可能容忍的。在官员的压力之下，在姚文起和十八魁逼迫的风头过后，赵三多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他把那些徒子徒孙叫到了集市上，当众向他们跪下，请他们解散回家！徒子徒孙们动容了，他们大部分自行解散。然后赵三多既没有去官府“领赏”，也没有去劝姚文起和十八魁等人，他逃出威县，暂时归隐江湖，直到1901年，赵三多才被袁世凯的部将段祺瑞率军抓捕，在牢房里绝食自杀。
清军开始抓捕有命案在身的十八魁以及姚文起等人，十八魁中的大部分人逃走，从此流落江湖，杳无音信，沉寂于茫茫人海。姚文起等19人直接在这次行动中被捕，姚文起被枭首示众，震慑闹事分子，而阎书勤在1900年被捕处死。
旗帜仅仅飘扬了十来天，义和拳队伍就被迫解散。然而，一个人的到来却让一切都改变了，他不仅重新打出了“义和拳”的名号，还进行了颠覆性的升级换代！
他是茌平县人朱红灯。

第二章 ??义和拳的“神化”之路
朱红灯成为“神拳”领袖
在冠县发生“义和拳”事件的同时，一件恐怖的事情也正在山东黄河沿岸的县份上演，这就是1898年的夏秋大水灾。
黄河沿岸，山东30余县受灾，农田和棉花地基本上全部被淹了，房屋被冲毁了，道路上全是逃荒的灾民。灾民们吃光了路边的柳树叶、榆树皮，吃光了地里的毛毛虫，吃光了路边腐烂的野狗和老鼠尸体，更恐怖的是连丢在路边的死婴都会成为食物。
在贫穷的州县，地方官府不是在忙着调粮赈灾，而是忙着进行一件事情——杀人。
山东本来就是《马关条约》赔款的支付大省之一，甲午战争之后一直在筹措赔款。朝廷摊派到省里，省里摊派到州县，各地早已经是赤字严重，加上大灾之年，贫穷州县里甚至连监狱里都没有余粮。为了给狱卒们省下口饭吃，死刑犯就只好不等到秋后了，统统先拉出去处死。
此时北京正在进行戊戌变法，而在与北京近在咫尺的山东，大多数农村人口对“变法”毫无感受，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吃顿饱饭。
大水之后，神拳兴起
天灾之年造成的流民很多，而大量的流民聚集在一起，总是会成立个什么帮派组织的（比如丐帮）。山东原本就是武术大省，流民中有很多都是习武之人，看来兴起一两个武术组织是不奇怪的，而神拳的特别之处就是在于“神”。
只要是练习“神拳”的人，经过一定的程序，就可以让神仙上身，获得神力——这叫“降神附体”。
这是一种结合了武术的对神力的极度崇拜。自古以来，每到灾荒之年，正是绝望的情绪特别容易蔓延的时候，也正是各路神仙特别容易出现和扩散的时候，因为人们不仅需要五谷杂粮，更需要精神慰藉。“降神附体”的程序是比较严格的，现在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小朋友们请勿模仿。
仪式开始之前，练习者先把一个红头巾戴到头上，向东南方向的山东肥城县桃花山磕几个头。传说桃花山上有山洞，洞里住着各路神仙，比如大名鼎鼎的孙悟空同学、杨戬同志、猪八戒兄弟、关公老爷、赵子龙帅哥以及黄天霸猛将等。朝他们磕完头，然后就是关键的“请动”他们下山了。
首先是念一套咒语，接着烧香，然后喝下一碗符水。当感觉到神灵快要下山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为了便于神仙从空中降下“附体”，就要搬把椅子放在方桌上，然后坐到椅子之上，紧闭双目，凝神运气，渐渐地身体开始摇晃，呼吸加速，浑身乱颤，口吐白沫——这样，就已经附体了。
虽然我们并不清楚到底是因为“降神附体”才口吐白沫儿，还是因为吐白沫儿才让人感觉到已经“降神附体”，但在神仙问题上，向来是先有仪式感才有存在感。反正大家已经知道了：神拳所谓的“降神附体”，就是如以鸟叔跳骑马舞为开始，以让人想打120为结束。
而神拳受到灾民欢迎、迅速流传开的原因除了“神”，还有另外一大特色——民主。
请神的对象是十分民主的，它从来不会像其他神秘的组织一样（比如白莲教），规定只能信仰一个神，想请什么神，只要你能想起，全凭个人爱好，一时心血来潮可以，长久崇拜也可以。而神拳弟子为了好区分，规定谁请的神，就会成为他的外号，比如请孙悟空的就叫老孙，请黄天霸的就叫老黄，请猪八戒的，他向其他人自我介绍时就会说：咱老猪……
请神的资格也是相当民主的，它从来不会像太平天国那样，规定只有“天父”才能请神上身，造成对请神权力的垄断。只要你加入了神拳，成为神拳弟子，每个人都可以去请的。
最后，连加入神拳也是十分容易的，谁想加入，只需要在头上裹块红头巾，然后按照上面的程序完成请神的仪式即可。在这一点上，它比梅花拳和原来的义和拳都要开放，梅花拳有严格的师门传统，义和拳有相对严密的组织形式，而神拳却是面向广大的灾民，来去自由，加入容易，退出也容易，能够迅速集中，也能够迅速解散（注意）。
1898年底，大水之后，受灾各县神拳遍地开花，灾民们整家、整村地加入，连那些因交不起香火钱而被大刀会排斥在外的武林高手，也纷纷入拳。而拳民最多的，还是受灾最严重的茌平等县。
茌平位于鲁西平原地区，紧靠济南，即使没有水灾，这里也是常年积涝，地薄民穷，土地盐碱化程度很高，稠密的人口带来了极端的贫困，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记录道：“他们非常穷，以致要花极大的力气才能将狼从门口赶走。”
水灾时，朱红灯跟随灾民大军逃荒到了长清县，朱红灯也加入了长清当地的神拳。朱红灯个子矮小，人们都叫他小朱子，但他却有一项在灾民中受人尊敬的技术——能看病。正是在行医看病的过程中，朱红灯很快在神拳队伍中积累起了巨大的威望。1899年2月，已经成为长清神拳组织的一个大头领的朱红灯回到了拳民最多的茌平。
而朱红灯回来，是准备来做一件大事的：他要成为茌平拳民的领袖！
这个难度其实并不大。拳民都是灾民，一帮人聚在一起，不可能天天口吐白沫儿，他们先得要有饭吃。
在天灾之年，找饭吃无非就这么几种途径：一是抢官府（造反），这个风险有点大，弄不好就把脑袋给丢了；二是抢路人（当土匪），这也有代价，落草为寇的名声毕竟不太好听，更何况路人也没有吃的啊。
朱红灯将要带领拳民进行的是一种既不需要造反，也不需要落草的全新找饭方式——反教。
教民中有不少流民地痞，但也有不少家境殷实者，更何况他们还能够得到教会的灾粮补助，抢他们才有效果。更重要的是，在大清的土地上，只要打着“反教”的旗号去抢劫教民和教堂，不仅没有道德负担，甚至还有优越感。
反教就不能怕洋人的洋枪，朱红灯必须要让拳民相信跟着练习神拳真正可以“降神附体”——刀枪不入！
也就是说，朱红灯必须把神拳中的“降神附体”由形式走向实质，他能有什么办法呢？
跟随朱红灯一同来到茌平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心诚和尚。他自小出家，练习了20多年的少林硬气功，大家又叫他“铜头和尚”。铜头和尚当众表演时，运起少林硬气功，大刀砍不进，长矛刺不进，犹有神灵附体，“刀枪不入”，多少能够为朱红灯在拳民中聚拢人气。但是，洋人手里的“枪”并不是长矛，而是洋枪，如何能让拳民相信神拳可以挡子弹呢？朱红灯他们也有办法。
办法就是向刘谦同志学习。
演示时，枪是真正的鸟枪，可以当场验货。鸟枪虽然没有洋枪的威力大，但也是可以打死人的，而问题出在鸟枪的子弹上。在表演过程中，只要用偷梁换柱的手法将铁砂换成黑豆，如此一来，“挡子弹”就变成了挡黑豆。魔术不过是预定的程序，很多的神话看来也是如此啊。
而神话已经流传开了，大家一传十，十传百，最后的结果是朱红灯的人不仅能挡子弹，甚至连炮弹也不怕！
在大水过后，朱红灯终于又依靠医术之外的魔术，依靠“刀枪不入”的神话，迅速建立了威望，聚拢了人气，他率领的队伍进一步壮大了。实际上，朱红灯并不是天生有领袖欲望，只是在这样的乱世，找饭吃很艰难，人们期望找到一条能够轻松找到饭吃的捷径，大家只相信，世道乱了，谁的拳头硬谁就是大哥！
因为生存的需要，朱红灯终于走到和当初赵三多相同的那一步了：既不想得罪官府，又要进行“灭洋”。接下来，朱红灯等人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带领大家去“反教灭洋”，而之前赵三多的“义和拳”不仅已经打出了“灭洋”的名号，更是打出了“灭洋”的名气，朱红灯等人又把“义和拳”的名号拿了过来，用“义和拳”来称呼神拳。
朱红灯版的“义和拳”和赵三多版的“义和拳”在很多地方是相同的，比如他们都“只反洋人不反官府”，朱红灯打出的也是“扶清灭洋”的旗帜，为了避免刺激到官府，朱红灯的弟子们所请的那些“神”，有“三国”中的英雄，有“西游记”中的英雄，唯独没有在山东地区家喻户晓的水浒英雄。盖因这些好汉们曾经举起过反抗官府的大旗，而朱红灯的队伍自然要避嫌——谁说基层老百姓就没有“政治智慧”呢？
但朱红灯版的“义和拳”还是与赵三多的有很大不同。如果说赵三多版的“义和拳”主要是维权，朱红灯版的“义和拳”就主要是抢劫。但它们最大的不同还是在于——神。赵三多版的“义和拳”是没有神仙什么事的，而朱红灯版的“义和拳”却是“降神附体、刀枪不入”，越传越“神”，在更多的时候，他们打出的其实是“神助义和拳”或者“天下义和拳”的旗号，真正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在过去很多的书中，人们常常把这当作愚昧和可笑的（事实如此），其实在大清的社会，早就隐藏着产生“义和拳”的根源：民众安全感的普遍丧失。
长期以来，大清的子民总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普遍性格是安分守己、畏惧权力、习惯性地从众，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能做出一点“越格”的事情。而在1898年前后，大清普通百姓的不安全感是空前的，这种不安全感绝不只是源于三年前甲午战败，而是基层百姓生活中的现实。
当北京的光绪皇帝大张旗鼓“变法”之际，百姓们对新思想毫无感觉，但对日渐恶化的生活环境和状态却感触尤深。经过一次次的内忧外患，他们已经实实在在地明白，损害这个国家肌体的不仅是西方国家的洋枪洋炮，还有朝廷政治体制的落后、分配不公以及官场腐败，它们给百姓生活带来的损伤甚至要比那些洋枪洋炮更加厉害！千百年来百姓们传统的观念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但并不是他们天生就是喜欢“寡”，只是当他们发现这种贫困其实是由盘剥、非正义和不公正的行为造成的时候，相比于贫困本身，更加让人不可忍受。大清不能只有分赃，而没有分配吧？与赤裸裸的剥削比起来，人们倒是宁愿在相对公平的环境下“寡”一点，因为这样至少还有机会和希望。
戊戌变法本来就是去破解这一切难题的，然而变法又很快被扼杀，无疾而终，却也让人发现，腐败的源头原来就是出自皇宫之中，出自于党争，出自于落后的政治体制。这种挫败感深深地刺痛着清国的人们，再加上基层官员又是这样不作为或者乱作为。在基层的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中，百姓们发现剩下的出路似乎只有两条了：一条是奋起直追，拼命加入官僚集团的分赃圈；一条是已经确认自己无法通过正当竞争去获取利益，只能去另辟蹊径。一旦失去对规章制度、伦理道德的敬畏，剩下的便只有对暴力的恐惧以及崇拜：在这个乱世，其实就是比谁更流氓，老子没爹没娘，有些流氓，你能奈我何？
而暴力的极致便是——神力。
然而，崇尚暴力、标榜神力并不能让拳民真正强大起来。就拿信仰来说，他们信仰的也并不是“神”本身，而是神可能给他们带来的某种利己的“力量”，这正是弱势心理的完美体现。
所谓弱势心理正是期待救世主、高人、神人的心理，因为他们相信的并不是自己，而是虚幻中的“强者”，只有依赖强者，才有希望破格获取，以最短的时间、最低的代价（降神）去获取最大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我看来，义和拳的出现决不能当作“民族意识的觉醒”，真正的民族意识是建立在现代公民人格基础上的，现代公民人格重要的前提是“独立”（人人独立，民族和国家才能独立）。而“扶清灭洋”不过是几千年来，先帮助朝廷，然后依靠朝廷，不受欺负过好日子的传统“依靠”思想。
接下来，朱红灯就要带领大家行动了，“灭洋”的第一步是——斗法。
无力灭拳，慈禧连撤山东巡抚
1899年，这也是一个大灾年——跟上一年的大水灾不同，这一年是大旱灾，而且是很严重的一种旱灾——春旱。
进入新年后，老天爷滴水不下，连月的烈日造成土地干涸龟裂，往年正常的春耕春种被打断了。村民们聚在一起无所事事，又开始忧心起本年的夏粮秋粮。
朱红灯带领拳民求雨，而与此同时，教会也在组织教民求雨。朱红灯等头领到处宣扬“神助义和拳可得雨水”。而教会也在到处告诉大家：只要加入教会，成为教民虔诚信教，上帝一定会“将甘露遍洒人间”，并且有上帝的庇佑，拳民即使到教堂放火，火也“烧不起来”，拳民抢劫教民，上帝定会来惩罚拳民！
这是一场本土组织与外来集团的PK，为了压过对方，他们必须宣扬自己，争抢信徒！
在当时普通百姓们的眼里，这就是两个差不多的组织，谁的“法术”更灵，谁更亲近，他们就跟谁走。一个向本国的神仙求雨，另一个向外国的神仙求雨；一个宣扬“降神附体，刀枪不入”，另一个宣扬“上帝的意志无处不在，水火不进”。它们有什么区别？在当时拳民和教民的眼里，对方都是不可理喻，都是“邪教”。
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教会拥有洋枪洋炮的事实反而在百姓们和拳民们心目中被淡化了。是的，洋人手中有洋枪洋炮，很厉害，但它们很可能也只是来自西方“法术”中的一种，而古老的中华法术是可以打败它们的！百姓和拳民们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早已经是以近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世界，教会虽然也在宣扬“神”，但在关键时刻，它们是要用钢铁大炮来体现“上帝的意志”的，而不是大清子民手中的长矛大刀。
由于对“外面的世界”不了解，对自己和对方认识不够，拳民被自我催眠了。从事实上说，这是一种比“降神附体、刀枪不入”更大的催眠，“刀枪不入”还只是防御，而认为对方“不过如此”则会激发人们的斗志，由被动防御转向主动进攻！
大量攻击性的传单开始在齐鲁大地上出现：
“只因天主爷、耶稣爷不遵守佛法，大违圣道，今上天大怒，免去雨雪！”
“我们是上天派来的，来收拾作恶的洋鬼子！”
“杀了洋鬼头，猛雨往下流！”
朱红灯率领无事和无粮的拳民转战10多个村，见教堂就烧，烧完再抢，骚乱进一步升级。虽然老天爷就是不给面子，雨一直没有下，证明了无论是拳会还是教会的“法术”都不灵，然而，“神助义和拳”的亲近感和加入拳会的实际利益还是带来了更多的普通百姓。教会紧张了，在北京，各国公使不断对总理衙门施压，山东的教会都在大量购买枪炮，加强武力戒备，官府出动越来越多的兵马弹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