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腹
作者：肖仁福
内容简介
杨登科本想靠着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读来的学位从农业局的一个司机走进政府大院，做一个堂堂正正吃皇粮的。可他没想到，走出校门的那一刻就是他失业之时。原来，自己的靠山陈局长出了事，他被当成一伙儿的，自然是没好果子吃。但杨登科就像个金刚钻，他知道自己该往领导的哪根肠子里钻。靠着这种精神和韧劲，他终于实现了梦想：转为正式干部，成为局长心腹，做了办公室主任。正当其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之际，却成了替罪羊锒铛入狱。出狱后，杨登科发现妻子已投入了自己顶头上司董志良的怀抱。

一
从系主任手上接过那本红壳毕业证书后，杨登科离开了待了两年之久的教室。外面阳光灿烂，草木青青。杨登科不免有几分得意，恍惚觉得自己再也不是那受人鄙视的小工人了，而成了一名堂而皇之的国家干部。
这么得意着，杨登科回宿舍拿了早已清理好的几件生活用品，绕过宽阔的操场，沿着绿阴如盖的校园小道，向校门口从容走去。
这是贵都市电大。瞧瞧杨登科脸上的沧桑，就知道他是一名成人大学生，而不是满脸稚气的普通大学生。杨登科是两年前迈进这所电大的大门的，通过虔心苦读，克服种种成年人必须面临的困难，终于学有所成，文凭在手了。
不过杨登科也知道现在得意还早了点。自己尽管拿到了大学文凭，实际上还是一名普通工人。不过有了这张文凭，就有了改变工人身份，成为国家干部的最大可能。这是杨登科在心里头珍藏了大半辈子的夙愿，他离职跑到电大来泡了两年，主要目的就在这里。
杨登科是贵都市农业局的一名司机，一直给领导开小车。他有一手过硬的驾驶技术，服务态度也挺不错，局里干部职工有口皆碑。这是他在部队那几年训练出来的，他在部队就是首长的司机。首长肩负着保家卫国的大任，视醉卧沙场马革裹尸为天职，却不愿在小车上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所以对自己的司机要求都非常严格，在部队里能干上首长司机的差事，自然不是一般角色。更何况部队是革命大熔炉，战士们来自五湖四海，真可谓藏龙卧虎，能人多的是，不是谁想做首长司机就做得上的。
只是杨登科的理想却不是一辈子做一名司机。倒不是司机这个职业低人一等，相反杨登科觉得做一名司机，尤其是单位的司机，实惠不说，也还算是有面子的，尽管面子不是很大。而且杨登科从小就受过这样的教育，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为人民服务。一个出身低微的农村人，能有机会在堂堂市农业局为人民服务，这本身就是天大的福分了。要知道中国十三亿人口，起码有十一亿人想为人民服务还服不上呢。
杨登科不想一辈子做一名司机，这还得从他的芳名说起。
杨登科这个名字是他爷爷取的。杨家过去是很有些家学底子的，祖上就出过好几位秀才。到了爷爷辈，虽然家道中落，但爷爷自小还是饱读诗书，精通文史，在那偏远的乡下也算是经纶满腹了。爷爷深受儒家思想濡染，认为人生在世，重要的是经天纬地，是立德立功立言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一心想考取功名，无奈生不逢时，科举废除，断了登科入仕之前途，便把理想寄托在了后代身上。开始是杨登科的父亲，只因世事纷纭，公学送不了，私塾请不起先生，终未如愿。到了杨登科生下地，又正值三年困难时期，饿殍遍地，家里人一个个犯了水肿病，生存都得不到保障，哪里还顾得上经世治国？但爷爷还是不肯死心，给杨登科取了这个名字，希望他早日登科，成为国家栋梁，以遂夙愿。
大概因为有这么一段渊源，杨登科大半辈子了，总是位卑不敢忘登科。好在他也还算争气，高中毕业参了军，在部队给首长开了几年车，复员没有回农村，而是幸运地进机关吃上商品粮，成了正式的公家人。公家人就是国家的人，生老病死国家全包了的人，或者说吃得的是米箩里的人。在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老乡亲们眼里，杨登科从糠箩里跳到了米箩里，算是很有出息了，同时也给家乡人争下了面子。
杨登科却觉得自己面子还不够。想想也是的，自己一名普通工人，连国家干部都不是，无论如何是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登科的。那么怎么才算登科呢？在杨登科心目中，至少要做上干部，弄个官做做才算登科。也不要大官，自己这么个起点，这一辈子做大官是没什么指望了。就一个科级干部就够了。登科登科，登上科级足矣。
人生难得的是树立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这就好比出门远行，总得先有目的才有行动，尔后一步步向目的地靠近。如果没有任何目的，那无异于行尸走肉，最终什么目标都没法达到。杨登科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个明确的目标，行动起来才那么有计划有步骤，才不至于盲人瞎马地乱闯一气。
杨登科的第一步是要把头上工人的帽子给摘了，做上干部，然后再想办法登科进步。
机关里是个等级分明的地方。局长就是局长，科长就是科长，干部就是干部，工人就是工人。谁掌什么权，谁签什么字，谁阅什么文，谁开什么会，谁说什么话，谁坐什么车，尽管没有明文规定，但大家心知肚明，操作起来是一点也不会含糊的。就是一些有关系的部门或是下属单位和下面县里偷偷到局里来送钱送物，谁有谁无，谁多谁少，谁轻谁重，也从没有人搞错过。有道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既然职务跟实惠挂钩，身分跟身价等同，还会有谁不喜攀高枝，乐于进步的？正因为如此，机关里也就没有工人不想做干部的，没有干部不想做科长的，没有科长不想做领导的。只是大家都竞相往高处走，路上自然拥挤，并非任何人都能心想事成，如愿走到高处。
杨登科在机关里呆了近二十年，深谙这层道理，知道工人头上的帽子不是说摘就能摘得掉的。他知道这是个重视文凭的时代，没有文凭做个工人没问题，要想做干部，先得把文凭拿到手才有可能。杨登科也曾尝试过去弄个自考文凭什么的，可他天天出车，根本没时间静心翻书本，就是休息日呆在家里，想坐下来看两页书，却因过了读书的年纪，没看上两行就哈欠连天，书页里模糊一片，像是蒙了一层雾水一样。
这样下去，肯定一辈子也别想把文凭考到手。看来只有想办法脱产读两年书。只是这样的机会并不是容易争取得到的，好多科长副科长想脱产进修，领导都没点头。不过杨登科又想，自己虽然是一名工人，却有一般科长副科长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天天跟领导在一起，只要将领导服务得舒服了，读两年书还不是领导一句话的事？
当时杨登科服务的领导是一位姓陈的局长。陈局长刚到农业局来时，是另一位姓郭的老司机给他开的车。后来郭司机父亲病故，他回家奔丧去了，临时让杨登科代他给陈局长开车。郭司机是局里人人称道的车技过硬的好司机，还得过省里劳模称号。不想杨登科开得并不比他差，而且服务态度更加周到，深得陈局长欢心。所以郭司机奔丧回来，陈局长就将他提为车队队长，让他协助办公室主任在家里管理车队，而让杨登科做了自己的司机。郭司机已开了三十年车，早有些厌倦了，很乐意地接受了陈局长的安排。杨登科更是正中下怀，铁了心紧跟陈局长，渐渐成了陈局长的心腹。
当领导的人不一定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至少要深谙世情，懂得如何利用手中权力调动手下人的积极性，为我所用。陈局长在位几年，就提拔重用了一批干部，深得全局上下干部职工的拥戴，大家工作起来有奔头，积极性空前高涨。杨登科就是看到了陈局长这个特点，才死心塌地为他服务的，巴望他也给自己一次什么机会。
果然，陈局长没有亏待天天鞍前马后替自己服务的杨登科，主动问杨登科有什么想法和要求没有。杨登科心中暗喜，却不愿把话说明白，而是转了个小弯子，对陈局长道：“陈局长不瞒您说，过去我确实有进修拿张文凭，再回来提干的想法，可自从给您开车后，我却打消了这个念头。”陈局长说：“此话怎讲？”杨登科说：“您是我最敬重的领导，您的品德和才能是我遇到过的领导中最好的，这辈子能给您开车真是我的福分，只要能跟您在一起，我就非常满足了，至于拿不拿文凭，转不转干都无所谓了。”
陈局长尽管身为领导，天天听的都是奉承话，但耳根还没麻木到真伪不分的程度，知道杨登科说的并不全是真心话，是拍他马屁的。但不知怎么的，这话听着就是舒服。拍马屁这个词有些难听，可世上却鲜有不喜欢拍马屁的主。至少人家拍你马屁比骂你娘受用。何况不是谁的马屁都会有人来拍的，杨登科就从没见过谁拍过工人农民的马屁。
也许是杨登科这马屁拍得有水平，陈局长开心地笑笑，不再说什么。不说什么并不等于杨登科的事他没往心里去，不久他就真弄了个市电大脱产学习的指标，将一介司机杨登科变成了大学生，还鼓励道：“登科你就好好学习吧，学习期间一切待遇不变。有了真本事，有了专科文凭，以后转干进步就容易些了。”
原来陈局长什么都给杨登科考虑到了，杨登科还有不感恩戴德的？他只差没跪到陈局长前面，喊他亲爹了。
杨登科没辜负陈局长的厚望，进了电大后一心扑在学习上，发誓要学有所成，往肚子里装点真货进去。他不仅仅为了一纸文凭，如今仅仅一纸文凭并不怎么管事了。不用到组织部和人事局去查档案，随便到哪个单位的厕所里转一圈，碰到的不是本科生就是专科生，说不定斜眼一瞧，那位不中用尿湿了裤子的还是研究生呢。至于这些专科生本科生甚至研究生的来历，当然最好不要深究，反正如今好多事情都是深究不得的。
杨登科却是憋足劲到电大来充电的，而且要充得足足的，真正让自己的素质上一个档次，好为今后的进步打下坚实基础。因此两年的时间里，杨登科心无旁骛，天天家里电大，电大家里，两点成一线，连局里都舍不得花时间回去一趟，工资都由老婆聂小菊到单位去领取。特别是临近毕业的这三四个月里，杨登科将被褥都搬进了电大，吃住一律在学校，说头悬梁锥刺股，没那么夸张，说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则完全是事实。就这样经过苦读，克服年纪大记性差的不足，终于把没有掺假的货真价实的电大文凭拿到了手里，算是有了一块掷地有声的转干进步的敲门砖。
想到此处，杨登科脸上不由得浮起一丝浅浅的自豪。这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的自豪，真切实在，显得有底气，脚下的步子也迈得高了。还忍不住将兜里的文凭拿到手上仔细瞧了瞧，然后放嘴边吻吻，吻得很抒情，像第一次吻自己心仪的女人一样。
不觉得就出了学校大门。阳光很亮，亮得让杨登科似乎有些伤感。杨登科早过了迎风垂泪，对月伤怀的年纪，一时不知这份伤感因何而起。回头望了望身后那块粗大的贵都市电大的招牌，这才意识到了自己伤感的原因，原来是要和这个待了整整两年的母校分手了。不过杨登科觉得这份伤感是如此美丽，他已经好久没懂得伤感了。
忽瞥见大门一侧有一个地摊，摆着各种各样的红绿本子。一旁支着小木牌，上面写着出售各类文凭和证件的字样。杨登科觉得如今的事就是这么有意思，卖假文凭的专挑大学门前的黄金地段，搞打砸抢的则瞄准了官车或警车才下手。
也是怪，这个地摊在电大门口摆了也不只一日两日了，平时杨登科进进出出的，一门心思只想着学习，对此总是视而不见，今天却不知怎么竟引起了注意。大概是自己袋子里就揣着一个文凭，想看看地摊上的文凭究竟有何不同，杨登科不由得向地摊走了过去，弯腰拿了一个红本子翻了翻。原来是赫赫有名的某重点大学的文凭，大红公章，校长签名，一应俱全。摆摊的老头立即向杨登科靠过来，问他需要哪所大学的文凭，价格可以商量。杨登科拍拍手中文凭，说就要这种，老头立即报了两百元的价格。
杨登科没有吱声，心想一所名牌大学才值两百元钱，如果是自己身后这所电大，岂不只值三五十元？杨登科心生感慨，却没有生气，也没有为自己怀里那个毫不起眼的电大专科文凭自卑。因为自己是扎扎实实脱产学习了两年才拿到这个文凭的，这样的文凭没有什么水分，含金量高，跟地摊上这些假文凭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杨登科撇下老头，提着手上的生活用品，大踏步朝前走去。
还没走上一百米，一辆三菱吉普从身后开过来，绕到前边拦住了杨登科。一瞧原来是同班同学钟鼎文，他跟杨登科一样拿了文凭刚出电大校门。别听钟鼎文名字斯文，人却长得五大三粗，而且是城西派出所所长，往地上一站，确有几分威风。他有单位的警车供自己专用，读电大这两年几乎天天开着警车到学校来上课，杨登科经常搭他的车。钟鼎文生性豪爽，跟大家都合得来，同学们请他帮个什么忙，他总是有求必应。
杨登科二话不说上了钟鼎文的车。钟鼎文说：“到哪里去？”杨登科说：“我提着这些东西，还能到哪里去？”钟鼎文笑笑，方向盘一打，将杨登科送到贵都市九中。他知道杨登科的老婆聂小菊是九中的教师，他们结婚十多年了一直住在学校里。
警车进了九中大门，来到宿舍楼下，杨登科请钟鼎文到楼上去坐坐，钟鼎文一脸邪笑，说：“你三四个月没跟嫂子在一起了，我在场岂不影响你们的工作？”杨登科在钟鼎文胸前一擂，说：“老夫老妻，哪有你说的那么浪漫？”提着东西下了车。
望着钟鼎文将警车掉了头，正要开走，杨登科又喊道：“鼎文你等等。”一边开了一楼自家的煤屋门，将东西往里一扔，转身重新上了车。钟鼎文笑嘻嘻道：“你真狠心，不怕嫂子在家里难熬？”杨登科说：“去你的！好久没去单位了，送我去农业局吧。”
大概二十分钟的样子，警车进了市农业局。
农业局的人见院子里来了一部警车，以为发生了什么案子，都纷纷跑到走廊上来看热闹。杨登科心里直乐呵，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杨登科想让局里人都知道他大学毕业回来了，而且还是城西派出所所长开着警车送他回来的。有车送比没车送当然要有面子得多，做官的也好，做老百姓的也好，谁图的还不就是一个面子？
警车停稳后，杨登科邀钟鼎文下去看看，钟鼎文说：“所里还有些烂事等着我回去处理呢，这次就免了吧。”杨登科也不力劝，抬脚准备下车。忽想起一事，说：“你身上有烟吗？”钟鼎文说：“你平时也没怎么吸烟，要烟干什么？”杨登科在腮上挠挠，说：“好久没跟同事们在一起了，见面递根烟显得不生分。”
钟鼎文就从身上拿出一包芙蓉王，扔到杨登科身上，说：“坐车没买票，还要敲我的竹杠，我还是第一次碰到你这样的乘客。”杨登科将芙蓉王抛到空中，然后接住，瞄瞄，说：“芙蓉王可是响当当的名牌，这不是假烟吧。”钟鼎文闻言，伸手要把芙蓉王收回去，杨登科手一缩，塞进了兜里。说：“堂堂派出所所长，估计也没谁吃了豹子胆，敢送你假烟。”
下车后，站在车旁跟钟鼎文招招手，看着他将车开出大门，杨登科这才慢悠悠转过身，收腹挺胸往办公楼走去。
也是旧习难改，杨登科不自觉地就走到了一楼司机班的门外。但他很快刹住了步子，心想自己已是堂堂大学毕业生，怎么还视同为普通的司机呢？这岂不是太没觉悟了？不过杨登科马上原谅了自己，人说培养一个贵族至少得三代以上，自己才在电大混了两年，哪里觉悟得这么快？看来以后还得多加历练才是。
杨登科觉得有三个地方非去走走不可。
一是局长室。是陈局长促成自己读的电大，现在终于学成归来，陈局长一定会非常高兴的。主要还是杨登科意识到自己虽然已是大学毕业生，但转干和提拔还得有一个不长不短的过程，这个过程只有在领导的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下才可能顺利完成。杨登科还知道自己走后，陈局长对别的司机都不满意，又让过去给他开过车的老郭替代了自己。陈局长当初还留了话，杨登科读完电大，老郭也快到退休年龄了，杨登科还得继续给他开车。为自己的出路着想，杨登科也得先到陈局长那里去跑一趟。
二是政工科。脱产去读电大时，是在政工科办的手续。政工科蔡科长对杨登科也很关心，曾嘱咐他一定要珍惜这么好的学习机会，学好本领，回来为全市的农业工作和经济建设贡献力量。还主动签字证明杨登科去学习，让他全额报销了学费，而以往碰上这种情况，最多也就报销一半，当事人还得求爹爹拜奶奶说尽好话。杨登科心里清楚，蔡科长这么待你，并不是你长得漂亮可爱，或是留了多么大的人情在他那里，而是他看在你杨登科是陈局长的人的分上。不过不管怎么样，也要人家蔡科长有这份美意。所以现在回来了，再怎么也得到蔡科长那里去露露面，向他报告一声自己的归来。顺便也把文凭给他们瞧瞧，以后有什么转干的指标，可不要忘了自己这个货真价实的大学毕业生。
三是办公室。司机们虽然跟领导跑得多，但司机班归办公室管理，平时报张油票，领份劳保什么的，都得进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吴卫东是陈局长主政农业局后提拔的，被局里人视为陈局长的心腹，吴卫东自己也觉得他和杨登科一样，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几年前杨登科刚给陈局长开小车，在综合科干了好多年连副科长都提不上的吴卫东，有事没事就在杨登科前面晃，逢年过节还提着烟酒往他家里跑。杨登科自然知道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对吴卫东讨好自己的意图心中有数，不过杨登科还是能理解吴卫东的苦心，人在机关，谁都是有追求的，于是趁天天和陈局长在一起的便利，有意无意说几句吴卫东的好话，陈局长也就对吴卫东的印象慢慢深起来，不久就给他解决了副科长，后来又在杨登科的暗助下，将吴卫东调进局办公室做了主任，吴卫东就这么成了陈局长的近臣和红人。有这么一层关系摆在那里，杨登科也觉得应该到办公室去走一走，跟吴卫东见个面，交个差，说明自己已经归队，以后还得他多加关照。
打定了主意，杨登科就毅然决然转身，大踏步上了楼。
然而来到三楼，局长室的门却是关着的，也不知陈局长在不在里面。过去杨登科因为给领导开车，到省农业厅去得多，那里的厅长处长都喜欢关起门来办公，彼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显得十分神秘。要递个话传阅个文件什么的，分明只隔着一道墙壁，在墙上敲敲，那一边都听得见，就是走路也只需几秒钟，却硬要拿起话筒给对方打电话，像是隔着千山万水似的。市农业局没有关起门来办公的习惯，平时都敞开门洞，要传话找人，只要破开嗓门朝门外一喊，整栋楼都听得到。局里的人说这就叫做政务公开，透明度高。只有局长们的办公室偶尔会关上一阵，那通常是找人谈心通气的时候，而且要谈的心要通的气都与人事有关，与一般的业务工作有关的事情犯不着这么遮遮掩掩的。也有半开半闭的时候，那通常是男局长找女科长女干部谈心通气，或是女局长找男科长男干部谈心通气。这样的时候如果搞全封闭，那是容易引起误会的，弄不好羊肉没吃着，还要惹一身骚。
今天局长室关得这么紧紧的，陈局长如果在里面的话，不可能是跟哪位女科长女干部谈心通气，而是哪位男性科长或男性干部，那是无骚可惹的。杨登科就扬起手准备敲门。可指关节要触着门板了，又犹豫起来，心想领导找人谈话通气，那话肯定是非谈不可，那气也肯定是非通不可的，这么懵懵懂懂敲门，岂不要惊了人家的好事？杨登科的手就知趣地缩了回去。想走开等会再回来，又有些不太甘心，于是将耳朵贴到门板上，想听听里面有什么动静，那样子好像小偷下手前探听虚实一样。
听了好一阵，也没听出里面有什么响动，杨登科这才意识到陈局长其实并不在里面。是呀，领导那么忙，有开不完的会，作不完的报告，发不完的指示，赴不完的宴请，你杨登科又不是什么凯旋而归的大英雄，他有专门坐在办公室里迎候你的义务么？杨登科有些泄气，责怪自己来得不是时候，只好转身走开。还没走上两步，又回头朝局长室瞧一眼，那样子仿佛十八相送的情人，有些依依不舍的味道。杨登科是企望那道门陡然间开启，他好立即缩身回去，奔到心向往之的陈局长的身旁。
可那道门一直冷冷地关着。
现在杨登科到了政工科门外。好在这道门是敞着的，还有不高的听不真切的说话声自里面传出来。杨登科身上一阵温暖，心想今天如果政工科的门也是关着的，自己恐怕就要得心脏病，受不了了。杨登科发现自己读了两年电大后，不知怎么的神经似乎变得有些脆弱了。
杨登科一脚迈进政工科。蔡科长几个都坐在桌前喝茶说话，脸上泛光，兴致勃勃。见有人进了门，大家停了说话，掉头来望杨登科。杨登科嬉着脸皮，说：“我胡汉三又回来了。”这是《闪闪的红星》里面的一句台词，杨登科这代人是看着这个电影长大的，都熟悉这句台词，平时喜欢用它来开开玩笑。
可没人回应杨登科，大家似笑非笑地望着他，仿佛没听懂那句台词似的。
杨登科来到蔡科长前面，抬了手朝他伸过去。蔡科长的手就扬了起来，却没来握杨登科，而是往旁边一划，抓住了桌上的杯子。杨登科有些尴尬，也不怎么在乎，心想蔡科长这是把自己当做同道中人，才不拘泥于这样普通的礼节。忙从身上拿出钟鼎文给的芙蓉王，抽出一支递给蔡科长。不想蔡科长烟也不肯接，摆摆手，说道：“免了免了。”
杨登科背上凉了一下。他知道蔡科长嗜烟如命，过去如果是芙蓉王这样的好烟，你发他一根，他恨不得连整包都要拿走。杨登科不好把递出去的烟收回自己口袋，只得搁到蔡科长桌上。又转身给其他人敬烟，那几个也像是约好了似的，跟蔡科长的态度一个样。杨登科感到不自在，却还是硬着头皮在每人桌上都留了一支烟。
发完烟，还是没人对杨登科表示出应有的热情。甚至没人喊他坐一坐，他就站在屋子中间，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像是刚进城的乡下人。杨登科以为是冲撞了他们的兴致，竟有些难为情了。又想起兜里的红壳烫金文凭，本来有一种拿出来给大家瞧瞧的冲动，见他们这么不咸不淡的，也没了这份雅兴。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跟几位有一声没一声地搭讪了两句，杨登科意识到自己不受人家欢迎，只好知趣地出了政工科。
杨登科后来去了办公室。办公室是农业局里的综合部门，文秘后勤财务都绑在一起，地盘宽，人员多。这天好像在发什么补助，好多人都围住会计和出纳，签的签名，数的数票子，人气正旺。另一边的办公桌上则堆满刚打印好还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材料，分管文秘的办公室副主任曾德平和秘书正低了头在搞装订。办公室主任吴卫东更是没闲着，对着话筒大声嚷嚷着，仿佛家里起了火似的。也没人理睬杨登科，或者说没人发现杨登科，他在门口站了好一阵，才迟疑着向吴卫东慢慢走过去。
好不容易等到吴卫东把电话打完，杨登科躬着身上前一步，一边给吴卫东发烟，一边讨好道：“吴主任您好！”吴卫东没接杨登科的烟，只瞟了他一眼，那目光没有杨登科期待中的久违之后的热切，却有些恍惚，好像杨登科是外来办事的人似的。杨登科心里头不免失望，却仍像在政工科一样，小心将烟放在了吴卫东桌前。这时吴卫东才开了口，说：“我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杨司机。”口气显得那么漫不经心。
杨司机三个字让杨登科听着有些不太舒服，仿佛身上爬了好几个蚂蚁似的。毕竟现在的杨登科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杨司机了。其实过去吴卫东也是这么称呼他的。杨登科想想，也许是自己在电大呆了两年，这个称呼已经变得陌生了。
杨登科心里正在嘀咕，吴卫东又开了口：“杨司机毕业了吧？”杨司机不杨司机的，杨登科计较不了那么多了，也淡淡地说：“是呀，毕业了，特意来向你当主任的报个到。”吴卫东笑笑，说：“你到办公室来报什么到呢？你现在是堂堂的大学生毕业了，难得的栋梁之才，办公室这口小塘哪里还装得下你？”
这当然不是幽默，吴卫东从没跟杨登科这么幽默过。吴卫东一向视自己和杨登科同是陈局长的人，要幽默也不会这么幽默。杨登科再没悟性，也听得出吴卫东话里的嘲讽。
只听吴卫东又说道：“当然你要回来我最乐意了，我这个办公室主任当得不怎么称职也不怎么称心，正愁找不到合适人选，你来把班接过去，我给你作揖，给你下跪，或者请你下馆子。”说着，还挪过自己坐着的椅子，要往杨登科屁股下面塞。
这无异于拿着鞭子往杨登科头上猛抽了。杨登科尽管电大毕了业，却还是工人，连干部都不是的，想做主任也不是这个时候就敢想的。杨登科心里骂道，这个狗日的吴卫东，真是小人一个！他恐怕是将当初提着礼品到九中去巴结我杨登科的事忘到了脑后。何况我杨登科又没日你家老娘，你为什么要这么咒我？杨登科心头腾起一股火气，差点就要捏紧拳头，当胸给吴卫东一下了。当然杨登科还是强忍住了，愤然出了办公室。
来到楼前的平地里，杨登科脸上还紫着，怒气难消。只是他百思不得其解，搞不清楚今天到底出了什么偏差，自己刚回局里，并没招谁惹谁，却走到哪都遭人冷眼。想想现在不高不低已是名正言顺的电大毕业生，好歹也算是科班出身了，在农业局里虽然比上不足，比下却有余，不像过去只是普普通通的工人，难道他们还有什么瞧不起自己的？再往深里想又并不是这么回事。要知道自己以前是普通工人时，他们可不是这么个态度，无论在哪里碰着了，都会主动跟你打招呼，那热乎劲跟见了陈局长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在坪里站了好一阵，杨登科心生茫然，竟然不知到哪里去才好。一眼瞥见司机班的门还敞着，脚下不由自主地往那边移了过去。那是自己的老根据地了，靠窗还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办公桌，不存在受不受欢迎的事。杨登科的底气慢慢就足起来，脚下的步子也坚定了些，不像刚才那么飘飘忽忽的了。
除开杨登科，司机班还有四位司机，刁大义、胡国干、小钱以及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老郭。这天小钱和老郭不在，只有胡国干和刁大义在下象棋。杨登科知道这两个人的棋都很臭，劲头却不小。这好像是规律了，棋臭的人偏偏都乐此不疲，没事就要摆开棋盘噼噼啪啪敲上一阵，有时为一步棋还要争得鼻涕泡一鼓一鼓的，甚而至于大打出手。
杨登科走进司机班时，刁大义和胡国干正在为一步棋争执不下，对杨登科的到来好像毫无察觉。杨登科站在一旁观看了一会，原来是胡国干的马踩得不是地方，被刁大义逮住破绽吃掉了个炮。胡国干想悔棋，刁大义摸摸唇上的小胡子，阴笑着生死不干。
看着刁大义那阴笑的样子，杨登科就想起他那个刁德一的别号来。刁大义的身材瘦瘦的，唇上还有两撇小胡子，跟《沙家浜》里的刁德一有些相似，加上刁大义和刁德一谐音，农业局的人都这么喊他。刁大义也无所谓，刁德一就刁德一，有时在包厢里唱卡拉OK，他还有意点了《斗智》，学刁德一的样子，一手叉着腰，一手夹了烟，阴阳怪气地唱上几句“这个女人不寻常”，还真像那么回事。
胡国干见刁大义不肯悔棋，感到很恼火，就说：“你刚才已经悔了三步棋了，我悔一步棋你都不同意，那这棋是没法下了。”刁大义说：“我本来就不想跟你下，跟你这种低水平的人下多了，只会降低我的水平。”胡国干听不得这话，有些来气，眼睛一瞪，桌子一拍，吼道：“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了不起不还是跟我一样，只是个小小的司机？”
刁大义还是不愠不火，说：“我当然是个小小的司机，不像你是国家干部，现在又给康局长开上了车，那更不是一般的国家干部了。”
原来胡国干这个名字也是有些来历的。胡国干过去也在部队干过两年，还是一个技术兵，复员进了农业局后，他逢人就说他那技术兵种到了地方上相当于国家干部。局里的局长科长们对他的话不太在意，他说相当于国家干部就国家干部，没谁跟他较过真，反正也不用单位给他拿国家干部津贴。司机班里的同行都是工人，听了这话，感觉他是抬高干部，贬低工人，有些不是滋味，就把国家干部四个字压缩成国干，讥讽地叫他胡国干。不想这个名字一下子就在局里传开了，人人见了他都胡国干胡国干地喊，以至弄假成真，再没人记得他原来的名字，仿佛他本来就叫胡国干似的。胡国干自己开始听人这么叫他，还有些脸红，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觉得这个名字既响亮又风光，人前人后得意时，也拍着胸脯我胡国干怎么怎么地自称起来，好像自己真的成了国家干部一样。
不过今天刁大义拿国家干部四个字来说他，他还是听得出其中的讥讽意味的，紫着脸半天说不出话来。这棋也就下不下去了，两个人都撇开棋盘站了起来。
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了杨登科的到来。
下棋时生的闲气也消了，两个人一前一后夹住杨登科，问长问短起来。胡国干说：“你还活着？我以为你早死得没尸身了。”杨登科说：“我死了你有什么好处？”刁大义说：“你死了他好打聂老师的主意嘛。”聂老师就是杨登科的老婆聂小菊。胡国干说：“我怎么敢？聂老师人家是知识分子，我一个大老粗怕是边都沾不上的。”
杨登科感到一阵温暖，刚才在政工科和办公室惹的不快似乎也消了许多。赶忙拿出芙蓉王，朝两位手上递。胡国干接了烟就往嘴上戳，又打火点着，猛吸一口，说：“好烟好烟！登科当了大学生，连烟的档次也上去了，以后我们的盖白沙，你恐怕是抽不习惯了。”杨登科说：“是一位同学送的，我自己哪里买得起。”
正闹着，老郭和小钱回来了，又是几句对骂。骂过，杨登科给他俩也发了烟。整个屋子于是云遮雾罩，乌烟瘴气，像是起了火灾。小钱瞄瞄杨登科，说：“杨哥你现在是正儿八经的大学生毕业了，怎么看上去跟从前还是一个卵样子？”
这话让杨登科心生感激。终于有人想起他是大学生毕业了。杨登科很想就大学生的话题发几句高论，却又觉得这样浅薄，谦虚地说：“别挖苦我了，我这算不得什么正规大学生，不过电大专科生而已。”小钱说：“你都是专科生了，我们连本科生都还不是的呢。”
胡国干逮住了破绽，大骂小钱：“你什么文化？难道本科生比专科生还低一档？”小钱斜胡国干一眼，说：“没有一点幽默感。”回头又对杨登科说：“把你的文凭拿出来给我们见识见识吧？看是不是街边文凭贩子摆的那种。”杨登科想起在电大门口见过的假文凭，忍不住笑笑，说：“比那种文凭当然还是要正规一些。”小钱说：“那你快拿出来呀。”
杨登科还真想给他们看看文凭。他将文凭带到局里来就有这个想法。手都伸到口袋里了，还是放弃了，说：“专科文凭有什么看的？如果是本科或研究生什么的，给你们看看我脸上还光彩。”小钱就过去要搜杨登科口袋，老郭止住他，说：“你想非礼不成？”
杨登科瞧一眼老郭，这才想起自己上电大后，是老郭代他给陈局长开的车，现在他进了司机班，那陈局长也应该回了局里，就问他：“陈局长呢？去了局长室？”杨登科的意思是陈局长如果去了局长室，他立即去见见他。
“陈局长？”老郭却像不知陈局长是谁似的，这么问了杨登科一句。旋即反应过来，说：“你说陈局长，他嘛，今天没在我的车上。”
一把手可是单位里最忙的人，上有领导找，下有群众求，一下这里要开会，一下那里要检查，这屁股下的小车就跟蜜月中的美女一样，是时刻离不得的。现在听老郭说陈局长没在他车上，杨登科就有些诧异，说：“那陈局长没到局里来？”
老郭避开杨登科的目光，顾左右而言他：“今天天气真不错，塘里的鱼肯定吃钓，有空到郊外鱼塘边坐一个下午，那才开心呢。”
杨登科这才发现，一提到陈局长，在场几个的嘴巴就跟刚屙完屎的鸡屁眼一个德性，全都闭得紧紧的了。
后来胡国干说政府办公会也该结束了，他要去接康局长，跟杨登科扬扬手，出了司机班。接着刁大义和小钱也找借口走掉了。屋里一下子静下来。杨登科又问老郭：“陈局长怎么啦？”老郭沉默片刻，说：“陈老板已经退下去做了调研员。”

二
陈老板就是陈局长，如今机关里的人喜欢把领导叫做老板，这样显得亲热。听老郭说陈老板做了调研员，杨登科心头沉了沉，似乎明白了局里的人为什么对他那么冷淡了。
杨登科从老郭那里知道了陈局长下去的前后经过。
贵都市是个农业大市。这个大字，不仅仅体现在农村幅员广阔，农业人口众多，农业生产总值占全市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大，还体现在带农字的部门和行当多。比如兴建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归口农业部门管理的各类农场，便遍布全市各县区，据不完全统计，至今还有上百家。最初这些农场主要是开荒垦地，种植粮食茶叶水果烟草等农经作物。几十年的风雨历程，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场了，生产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农场甚至集农工商为一体，成了独特的小政府和小社会。
这年春夏之际，也就是杨登科躲在电大宿舍里全力打拼，迎接毕业考试的时候，农业局下面的一所农场就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
如今从上到下，一项强调得最厉害的工作就是安全生产，安全方面出了事故，当事人和管理部门是要一票否决的。按照惯例，每年春天一来，农业局的领导都要带着干部，亲自下去检查生产设施情况，以便及时发现隐患，进行有效排除。这年春节过后上班没几天，陈局长就按部就班做了安排，和康副局长及另外两名副局长各带一组人马分赴各县区，对各地的农场的生产生活设施逐处进行了检查，然后回到局里综合情况，分析问题，根据轻重缓急，列出需要排查的生产隐患，以对症下药。
其中有一处名叫龙开口的农场，是贵都市资历最老的农场，经过创业者的苦心经营，如今早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场了，围绕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创办了不少颇具规模的附属企业，甚至利用地理资源搞起了开采和冶炼，农场已经成了一个大型产业集团，从业人员达到三千多人。要生产和生活，第一要务就是解决水的问题。农场产业规模扩大后，自己投资并通过农业部门到上面争取资金，在场部后山建了一个六十米高的大坝，截断山溪，蓄水为池，名曰龙开口水库。水库既解决了农场生产生活用水，还为山下十里八乡的农田灌溉解除了后顾之忧。凡事有利就有弊，水库为农场和当地农民提供了极大方便的同时，也留下了非常大的隐患，那就是万一决堤，后果不堪设想。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为此市农业局每年都要把龙开口农场和水库当做重点，派专人下去检查，不敢有丝毫疏忽。
今年龙开口农场分在康副局长那一组，康副局长回来参加汇报分析会时，说龙开口水库刚刚搞了防护，农场领导认为没有什么隐患。陈局长没仔细琢磨康副局长这句农场领导认为没有什么隐患的话，只记得去年自己亲自视察过龙开口水库，那里的防护工程还是他亲自提出来，又拨了专门款子，催促农场如期完成的，一年时间不到，估计也不会有问题，因此没有将龙开口水库列入重点排查范围。
谁知康副局长汇报时留了一手，没有跟陈局长说出实情。康副局长在龙开口水库视察时已经发现去年的防护工程其实是豆腐渣工程，但他却在陈局长前面说农场领导认为没有什么隐患，而隐去了自己的观点，是故意迷惑陈局长的。
汇报分析会后不久，贵都市区域内接连下了半个月大雨。康副局长悄悄跑到市委，向张书记汇报了龙开口水库的问题，说那是陈局长去年亲自拨款和督促搞的防护工程，因此他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建议，不肯将龙开口水库列入隐患排查对象，没有采取过任何防护救急措施，万一出了问题那就麻烦了。
前面说了，龙开口水库下面不仅有龙开口农场职工，还有龙开口乡六七千老百姓，如果出事那肯定不是什么小事，张书记对此非常清楚，所以一听康副局长的话，又见这雨越下越大，急得不得了，带着几大家领导还有数千名武警和公安干警，直奔龙开口水库，跟接到电话后已经赶赴现场的农场干部职工以及库下干部群众合在一起，冒雨组织抢险。连续奋战了两天两夜，才把大坝上好几处正往外冒水的管涌堵住，总算排除了险情。
龙开口水库事件过去之后，惊魂甫定的张书记亲自批示有关部门，对龙开口水库防护工程负责人和承包人进行了严肃查处，还抓了两个直接责任人。同时派出由市纪委牵头的工作组进驻市农业局，对这起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市农业局一时谣言四起，说什么龙开口水库防护工程的承包人是陈局长的亲戚，他签字拨款时拿了巨额回扣，才导致工程资金不足，成了豆腐渣工程。说什么陈局长一贯生活作风败坏，每次到下面去视察，吃了山珍海味，喝了五粮茅台，还嫌不够，还要农场送上没开过包的黄花闺女，真是处处都有岳母娘，夜夜都要入洞房。也是墙倒众人推，连一些在陈局长手上提拔上来被视为他的亲信的科长主任，也站出来说陈局长的长短，或者悄悄跑到工作组那里去打他的小报告。
工作组做了全面调查了解后，一时并没找出什么陈局长违法乱纪的真凭实据。但动作那么大，不给陈局长一个处理，那是讲不过去的，工作组于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那次陈局长主持召开的安全生产情况汇报分析会的记录上。他们发现，记录本上明明白白记着康副局长那句农场领导认为没有什么隐患的原话，这就说明康副局长并没有说过龙开口水库没有什么隐患，责任当然不在他身上。而陈局长却说过不必将龙开口水库列为隐患排查对象，这话在记录本上记得清清楚楚，陈局长自然就难辞其咎了。
事情的结局是陈局长被免了职，但组织上还是手下留情，给了他一顶调研员的虚职。康副局长也受到了记过处分，却被市委指定为市农业局工作主持人，并在接下来的人代会上正式成为局长，算是如愿以偿了。
陈局长下去后，自然就没了享受专车的待遇，现在只有康局长才有这个资格了。他也曾动过坐老郭开的奥迪的念头，可想起陈局长就是坐着这部奥迪车下的台，生怕沾了霉气，加上康局长认为老郭是陈局长的人，还是改变主意，坐了胡国干开的红旗牌轿车。红旗红旗，名字就带彩，吉利。而且红旗是国产车，坐红旗既显得爱国，又显得革命。
听完老郭的叙述，杨登科唏嘘不已。又想起在蔡科长和吴卫东那里受的冷遇，背上不觉一阵发凉。陈局长下去了，陈局长的对手康局长上来了，而杨登科是陈局长的人，蔡吴一伙是怕跟杨登科热乎了，被康局长看成是陈局长的人，才要跟杨登科划清界线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蔡科长也好，吴卫东也好，他们能混到今天这个样子也挺不容易的。全局上下都知道他们就是陈局长提拔上来的人，如果不多加小心，因为杨登科的原故，被康局长当成另类，那以后的日子就不是那么好过了。
杨登科把这个想法跟老郭说了说，老郭直笑他幼稚，说：“你就别替姓吴卫东和姓蔡的操心了，你也不想想，如果姓康的把他们当成是陈老板的人，他们还不早就被挪开了，至今还呆在原来的位置上？”杨登科有些奇怪，说：“难道他们那么快就成了康的人不成？”老郭说：“你不在局里，对情况不了解，局里人都说蔡吴二人是智多星呢。”
杨登科不明白智多星的含义，两眼迷糊望着老郭，说：“我只听说宋江身边的军师吴用是个智多星，蔡吴两个几时也成智多星了？”老郭说：“时势造英雄嘛，梁山泊能出智多星，农业局照样能出，而且一出就是两个。”杨登科说：“老郭你就别绕圈子了，到底是怎么回事？”老郭说：“市纪委牵头的工作组不是就陈老板的问题，在局里调查了好几天么？吴卫东和姓蔡的见陈老板快没戏了，便主动到工作组那里去揭陈老板的老底。其实揭也没揭出什么东西，他们只不过用这种方式表明一种态度或立场。果然康局长上台后，虽然还没完全把他们看作自己的人，却念他们反戈一击的表现，才让他们继续留在了原来的位置上。”
杨登科更惊异了，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想起一个词：落井下石。这个世上，为了自己的利益，有些人什么都做得出来。
陈局长倒了霉，他的对手姓康的上了台，杨登科想在农业局混出点名堂，看来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太大了。至少转干进步的希望一时变得十分渺茫。杨登科不觉悲从中来，感到无助无奈无所适从，不知今后该怎么办。
杨登科当然心有不甘，在电大苦读了两年，到头来竟落到这个地步。可现状如此，杨登科也只得认命。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杨登科只好这么安慰自己。权当在电大玩了两年。两年其实也就一眨眼的工夫，损失再大也大不到哪里去，无非是少领了几个出差补助，少跟领导出去接了几回红包和土特产。杨登科甚至起了烧掉那个烫金红壳毕业证的念头，因为不读电大，也许就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奢望，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烦恼。可取出毕业证一瞧，又有几分不舍，复又锁进了柜子。
不转干就不转干，不进步就不进步，去他妈的！杨登科暗想，自己在农业局当了十多年的司机，即使不转干不进步，车子总有一部给你开，总还不至于下岗失业吧。杨登科也就释然了，一心等着办公室给他安排部什么车子。他知道车库里还锁着一台没人开的面包车，另外老郭明年就要到退休年龄了，他开着的奥迪也会腾出来。
可杨登科等了两个星期，并没人理会他。办公室主任吴卫东好像忙得很，天天上蹿下跳的，连归口办公室管理的司机班也没进来过。为开台破面包车去向吴卫东说好话，杨登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所以除到办公室财务人员那里领了一次工资，没再进过办公室的门。
好在机关里不比企业，没事做也不会停你的工资，因为工资是财政安排的，不是农业局自己掏的钱，杨登科不领，人家还领不走。杨登科就乐得自在，不要做事也有工资可领，世上到哪里去找这样的美事？不过他每天还是背着双手，优哉游哉到司机班转上一圈，以表示自己还是在职职工。老郭他们有空，跟他们下下棋，打打牌，他们出车去了，就看看报纸，喝喝茶。有时同行们汗流浃背从外面出车回来，见杨登科一双脚搁在桌上，悠闲自在捧着报纸细瞧丰乳和护舒宝广告，不免羡慕，说大学生还是不同，享受的是干部待遇。
在司机班里呆久了，呆烦了，就往老干活动中心跑，那里台球乒乓球跑步机举重仪什么玩意儿都有，杨登科正好搞点免费健身运动，松松僵硬的筋骨。这是局党组怕老干们闲得无聊，老想着上访闹事，特意花了十多万置办的，想以此转移老干们的注意力。这叫做花钱买稳定，因为老干们都被视为不稳定因素。如今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工作，哪个单位稳定方面出了事，做领导的那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可老干们没有锻炼的习惯，都窝在隔壁的阅览室里寻开心。阅览室订了上百种的书报，还有不少保密级不高的文件。只是老干们对书报和文件也没兴趣，把读书看文件的桌子挪开，四个一伙打起麻将或扑克来。
杨登科劈腿吊臂或原地跑步时，目光常常会落在对面的白粉墙上。那里有两行特别醒目的红字：搞好爱国健身运动，增强国民身体素质。杨登科脸上浮起一丝浅笑。他觉得中国人惟一擅长的就是喊口号，而且每一个口号都大得吓死人，动不动就上升到国家、民族那样的高度，叫谁都不敢有半句异议。比如这“爱国”两个字，随便哪个都可以当做大旗拿来挥舞一气。
杨登科这么胡思乱想着，开始还觉得有些开心，慢慢就感到无趣起来。墙上两行红字越发显得滑稽了。杨登科一时没了健身爱国的兴致，扔下跑步机，转身去了阅览室。那边老干们鏖战正酣，叫的叫，闹的闹，笑的笑，像一群孩子。凑不满一桌的则在旁边观战，见杨登科进来了，就约他上阵。杨登科反正没事做，就坐下来跟他们干上了。老干们很高兴，说杨登科没架子，不像其他人，离退休之前是不会进老干活动中心的。
杨登科从没见陈局长去过老干活动中心，问老干们，都说陈局长还是调研员呢，又不属于老干，怎么会降格以求，将自己混同于普通的老百姓？杨登科觉得老干们的话有些尖酸，却也不无道理。只是不知陈局长在家里干些什么。这才想起电大毕业后，几次动了念头要到陈局长家里去，却因有所顾虑，只给他打过两三次电话，一直下不了决心上门。现在又不可能转干进步了，也就无所谓起来，该去看看他了。
那天跑到陈局长家里，他已是大不如前，脸上有些浮肿，眼皮也泡着，两个又大又松的眼袋往下直垂，不知是发了胖，还是哪里有毛病。也许是下了台，大权旁落引起的后遗症吧？杨登科见过不少权倾一时的领导，下台之后，脸色也是这样，有些不太动人。
陈局长见杨登科还肯上他家去，当然很高兴。问了问杨登科的一些情况，他也是爱莫能助，只有慨叹的分。还告诫杨登科以后少到他家里去，这对他没有什么好处。杨登科说他死猪不怕开水烫，量他们也不可能把他怎么样。陈局长就批评杨登科没出息，碰到一点挫折就泄了气。又苦口婆心劝杨登科要振作起来，机会是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的。杨登科知道陈局长这是恨铁不成钢，表示要谨记老领导的教导。
要告辞了，陈局长又重复了以后不要老往他家跑的话，想跑就多往新领导那里跑。杨登科说：“我可不是那种势利小人。”陈局长就生了气，说：“你这是哪里来的逻辑？往领导家里跑就是势利小人，那天天骂领导的娘，动不动便横眉竖眼跟领导对着干就是英雄好汉了？为了工作和事业，多跟领导接触，多争取领导的支持和爱护，这有什么不对的？”
杨登科不好还嘴，只得赶忙点头，做洗耳恭听状。陈局长又因势利导道：“你举个例子给我看看？谁的进步，谁的出息，离开过领导的关照和栽培？你不是叫杨登科么？你这么消沉下去，破船当做破船划，我看你怎么登科？”
回到家里，杨登科将陈局长的话细细琢磨了几遍，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又开始反省自己，老这么下去也确实不是个办法，至少也得弄台车开开，那才像话吧？
正反省着，妻子聂小菊下课回来了。
聂小菊师专毕业后，一直在九中当老师，为了方便妻子，他们结婚后便住在学校职工宿舍楼里没挪过窝。聂小菊长得小巧玲珑，颇有几分姿色，刚参加工作那阵，后面的追求者足有一个加强排。追的人一多，聂小菊也就变得飘飘然起来，今天这个明天那个的，眼睛都花了，几年下来竟没看中一个满意的。时光如流水，不觉到了二十七八岁，身价跟着下跌，过去的追求者都纷纷掉头离去，一个个成了家有了孩子，只有聂小菊还孑然一身。
后来认识了杨登科。农业局的人喜欢省去杨登科名字中间那个字，喊他做杨科。中国人喜欢双音节，碰到张厅长喊张厅，碰到李局长喊李局，碰到赵秘书长喊赵秘，虽然不带长，却显得亲切。杨登科因为农业局的人喊他杨科，谁听了都不会以为他是司机。聂小菊就是听人杨科杨科地喊杨登科，以为他真是科长，才有心要跟他好的。两人约会了几次，发现杨登科人挺不错的，就喜欢上了他。等了解到他并不是科长，而仅仅是一名普通司机时，虽然多少有些遗憾，却考虑到自己是老姑娘了，过了这个村就没了那个店，也就残货半价，死心塌地嫁给了他。农业局的人就说杨登科艳福不浅，娶了个如花似玉的大学毕业生。这话只说了半句，另外没说的半句是聂小菊鲜花插在了牛粪上，下嫁给了一个没什么文化的粗人。
聂小菊本人却还算是知足，结婚成家后，一门心思相夫教子，小日子过得非常甜美温馨。惟一不满足的是杨登科是个工人，学历也低，似有门不当户不对之憾。聂小菊就极力怂恿他想法进个修什么的，先弄个文凭，以后把干给转了，好有出头之日。杨登科早有此念，也知道自己如果不长进，跟聂小菊的档次会越拉越远。于是虔心服务陈局长，终于获得了去电大进修的机会，为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通过苦读，杨登科文凭是到了手，谁知却是空忙乎了一场，转干的事成了泡影。聂小菊生怕杨登科挺不住，只字不提他的前程什么的，而是好言好语相劝，说在机关里做工人虽然不那么好听，待遇却并不比一般干部差，而且每个月要多几十上百的差旅费，年终还比干部多几百元劳保福利。
这虽然是酸葡萄哲学，但道理还讲得过去。可现在倒好，连司机也当不成了，天天闲着，弄不好是会憋出毛病来的，聂小菊也不知道如何安慰杨登科才好。
进屋后，聂小菊见杨登科坐在沙发上发痴，也没说什么，到厨房里做晚饭去了。饭快做好的时候，儿子杨聂也回来了，一家人开始吃饭。一碗饭几下进了肚子，聂小菊过来给杨登科添饭。杨登科望着风韵犹存的妻子，心里充满感激，觉得自己这么没出息，别的不说，至少对不起她的一片苦心，这才说了下午陈局长批评他的那些话。
杨登科说出陈局长对自己的批评，这已表明了他的想法。聂小菊笑而不语，只顾低头吃饭。饭后杨聂到自己的房里写作业去了，聂小菊这才偎到手拿遥控器频频调换电视频道的杨登科怀里，陪他说了会儿话。她不想逼迫杨登科，而是说：“陈局长说的自然有道理，但有些事强求不得，还是顺其自然的好。”杨登科说：“再这么自然下去，我只好回家抱孙子了。”说得聂小菊笑起来，说：“你儿子才读初中，就想抱孙子。”
聂小菊越是这个态度，杨登科想改变自己的愿望就越强烈。他也知道这事急不得，必须一步步来。他开始厚着脸皮向吴卫东靠近，想通过他把车库里的破面包车弄出来开开。说马达一响，黄金万两，有些夸张，但手中有了方向盘，才好给人办事，才有可能多跟掌权的人接触，从而改变现状，这却是明摆着的现实。
只是吴卫东老躲着杨登科，只要他一进办公室，吴卫东就拿起话筒打电话，一打就是老半天。打完电话，杨登科正要开口说些什么，他不是说农村部等着会审文件，就是说政府有个办公室主任会议要参加，拍拍屁股走开了。杨登科当然不好强行拦他，或是热恋中的情人一样追着他屁股跑，只得改在下班后提着高档烟酒上他家里去。现在机关里的习惯都变了，好多要紧的话都不会放在单位里说，好多要紧的事都不会放在单位里办，非得去敲人家的家门，或是瞅准时机，另找妙处烧香磕头不可。
想不到轮到杨登科头上，去敲人家的门这一招也不灵了。他连续到吴卫东家里去了几回，可每次听到门铃响，吴卫东都要悄悄躲在猫眼背后往外瞧上一阵，一见是杨登科，便敢紧退下，要老婆死死把住家门，不让杨登科进屋，谎称他不在家里。
司机班几位同行见杨登科近不了吴卫东的身，很替他抱不平，说杨登科虽然已是大学毕业生，但现在还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就有劳动的权利，吴卫东不让你劳动，他那是违法行为。还说如今的人怕硬不怕软，极力怂恿杨登科不要胆小怕事，跑到办公室去骂几天娘，捶几天桌子，闹得吴卫东不得安宁，看他敢不给个说法。
杨登科当然不会这么做，他毕竟已在电大学了两年文化，也算是个知识分子了。从前也许他还真做得出来，现在却不能有这个念头了。杨登科觉得这事还是不能操之过急，得另外想想办法，他不相信找不到任何突破口，天无绝人之路嘛。
后来机会终于来了，吴卫东父亲重病住进了医院。杨登科知道这个消息后，心想吴父病得真是时候，就像在街上捡了包美元，高兴得就要弹了起来。回到家见了聂小菊，就抑制不住地说：“小菊，告诉你一个特好消息。”聂小菊正在择菜，抬头见杨登科脸色红润，阴云尽扫，以为局里给了他车开，说：“这有什么好激动的，你又不是没开过车。”
杨登科顿了顿，意识到聂小菊想到前面去了，说：“这跟有车开也差不远了。”聂小菊说：“我还以为局里已给了你车子。”杨登科说：“吴卫东父亲病重住院了。”
聂小菊放下手中的菜，迷惑的目光在杨登科脸上停留了好一阵，说：“吴卫东父亲住院了？这有什么可高兴的？”杨登科说：“能不高兴吗？”聂小菊说：“你不是幸灾乐祸吧？”杨登科说：“看你想到哪去了，我的心肠还不至于这么歹毒吧？我是说吴卫东父亲在医院里，我就有借口接近吴卫东了。”
聂小菊终于明白了杨登科的真实意图。她又低下头继续择起菜来，一边问杨登科：“你打算送多少？”杨登科说：“你看呢？没有个三千五千的，大概出不了手吧？”聂小菊叹口气，说：“你也不是不知道，去年又购房又搞装修，把家里多年的积蓄都掏光了，还借了三万元的债，吃了一年的萝卜白菜，才还了一万三。现在存折上刚存进两千元，也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凑得足另外一万七，好把债给还清。”
家里的底子，杨登科当然心中是有数的。他以为聂小菊不同意出钱，有些着急，说：“难道我就老这么闲下去？你也不是不清楚，只有巴结上吴卫东，弄台车开开，才可能找到为领导服务的机会，取得领导信任，成为领导的人。只要成了领导的人，转个干，当个科长副科长什么的，自然就不在话下了。一旦手中有了权力，也就不会老这么受穷了。”聂小菊说：“别给我上课了，这道理我懂，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我是说这两千元也不顶事呀。”
杨登科听出聂小菊同意了自己的意见，说：“你开了金口，我就可以去借了嘛。”聂小菊说：“借借借，你真是虱多不痒，债多不愁。”说得杨登科乐了，低身捧住聂小菊的头，在她额上狠狠咬了一口。聂小菊没有防备，身子一歪，一条腿踢着了一旁的塑料盆，里面择好的菜全被抖出来，撒满一地。
最后两人商量好再借三千元，加上存折上的两千元，五千元应该出得了手了。只是这借钱的事说说无妨，真找人伸手，还确实不易。用流行的话说，如今是抢钱容易借钱难。抢了钱不用还不说，只要不是巨额款项，人家公安既管不了那么多，按比例拿提成又拿不了多少，也懒管得。抢钱的安全系数如此之大，抢起来既省事又来得快，谁还求爹爹拜奶奶去找人借呢？去年购房和搞装修时，杨登科夫妇俩就找过不少亲友，没说到钱，他们比爹娘还亲热，一论到钱的事，一个个脸色骤变，如遇大敌似的。最后还是聂小菊回了一趟娘家，才解决了问题。现在旧债还未还清，聂小菊再也不好意思回去找父母张口了。
杨登科只得自己出马，先找了一位做房产生意的朋友。给陈局长开车的那会儿，杨登科曾转弯抹角帮过他一些忙，心想找他借几千元钱，应该不在话下。那朋友开始挺热情，指着桌上那个镌了“世纪英才”字样的铜牌，跟杨登科吹嘘他去北京领这个铜牌时的盛况，说是某某高官亲自颁给他的，还一起照过相，共进过晚餐。可当杨登科刚说明来意，朋友脸色便一下子由红转灰，说是税务局刚来查过账，户头上仅有的几万元流动资金都被划走了。并故意大声喊里间的女秘书，问楼下讨要征地补偿费的拆迁户走了没有。杨登科是个还有些自尊心的角色，拍拍屁股，知趣地走了。
接着找了一位在法院做庭长的老乡。都说一等公民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当法官的不想致富，至少在原告和被告那里就通不过。杨登科走进老乡办公室时，他正在打电话。真是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家乡人，一见杨登科，老乡就电话也不打了，放下话筒，过来拉住杨登科的手，一边用家乡话问长问短起来。杨登科好不容易有了开口的机会，可那个钱字还只念到金字旁，老乡又揿下了电话的重拨键，直到杨登科离去，他的电话还没打完。
就这么跑了两天，最后一分钱也没借到手。杨登科也想到找找过去的战友，可那些战友几乎都是农村兵，复员后回了老家，买农药化肥的钱都没着落，哪有钱借给你杨登科？城里也有几个战友，可他们在厂里干了几年，也已下岗回家，有的穷得连老婆都跟人家跑了。找单位相好的同事比如老郭他们借钱，数字不大，估计不是什么难事，可这钱要送给吴卫东，找单位人借钱给单位里的人送，总不是那么回事，万一事情漏出去，岂不尴尬？
无计可施的时候，杨登科才忽然想起一个人来，那就是毕业那天用警车送他回局里的电大同学钟鼎文。如今流行这样的说法：要发财，去打牌；要想富，快脱裤。钟鼎文在城西派出所做所长，天天抓不完的赌，捉不尽的嫖，抓赌捉嫖得来的钱除了部分上缴国库外，顺手牵羊的事也不是不可能，找他借几千元钱应该没事。
果然跑到城西派出所，杨登科刚一张嘴，钟鼎文就不折不扣，当即从包里掏出三千元，说：“够不够？不够我口袋里还有一个存折。”杨登科心里感激得不得了，说：“够了够了。”伸手去接钱。不想钟鼎文手一缩，说：“先说清楚，拿这钱干什么去？现在单位向政府要钱都得说明用途，专款专用，朋友要钱也含糊不得的。”
杨登科知道钟鼎文下面的话是什么，故意说：“你做所长的见得多了，还看不出来？”钟鼎文说：“别绕圈子，我看不出来。”杨登科故作神秘道：“包了个二奶，这样的事你总不好让我向老婆开口讨钱吧？”钟鼎文说：“还算坦白。一等男人家外有家嘛，登科能赶上潮流，我是支持的，以后这方面的开支，老钟可提供部分援助。”将钱给了杨登科。
出了城西派出所，杨登科没有去局里，打的直接回了九中。刚好聂小菊上完课回到家里，见杨登科终于借到了钱，也替他高兴。如今借几个钱太不容易了，有时能借到钱，甚至比赚了钱更能给人带来成就感。
将钱收好，正和聂小菊商量第二天到医院去看吴卫东父亲的事情，忽听外面有人咚咚咚敲门。杨登科走到门后，对着猫眼往外一瞧，原来是战友猴子。
猴子不但姓侯，长得也跟猴子一样精瘦精瘦的，所以在部队里，战友们都叫他猴子。猴子只在部队里呆了不到三年，就先杨登科复员回到郊区老家侯家村做了农民。去年侯家村农民购买市农业局下属种子公司的稻种，秧苗育出来插到田里后，高的高矮的矮，秋后颗粒无收。村民没法活命，只得集体上法院告了种子公司，后来官司是赢了，钱却没拿到手。为此猴子还找过杨登科，想请他帮忙到种子公司去讨要法院判给他们的赔款。当时杨登科没在单位里，两人没见上面，回家听聂小菊说起猴子，本来想过问一下，过后又把此事忘了个一干二净。杨登科估计今天猴子又是为这事来找他的。
将猴子迎进屋，杨登科问是不是要去找种子公司，猴子摇了摇脑袋，说：“现在哪还顾得上那事？”杨登科说：“那你还有别的什么事？”猴子张张嘴，却没出声，欲言又止的样子。杨登科说：“我们老战友了，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开句口嘛，何必这么婆婆妈妈的？在部队时，你好像不是这个鸟性格。”
再三犹豫，猴子才支支吾吾告诉杨登科，他老婆住院了，医院诊断是什么肠癌。
杨登科就明白了猴子的来意。这是巧合，还是猴子会掐手指？要不自己刚借了钟鼎文的钱前脚迈进屋，猴子后脚便跟进屋借钱来了？只是杨登科有些无奈，自己又不是为你猴子借的钱，怎么能将急着要用的钱转借给你？
聂小菊生怕杨登科抹不开战友的情分，把刚借来的钱给了猴子，忙过来满脸热情地对猴子说道：“嫂子住在哪个医院？我和登科一定抽空去看看。”猴子说：“看就不需要了……”话只说了半句，聂小菊又赶紧接住道：“猴子你客气什么呢？你和登科是多年的老战友了嘛，我们去看看嫂子也是应该的嘛。”
猴子还想把后面的话说完，聂小菊又掉头对杨登科说：“快跟我去厨房做饭，留猴子吃顿便饭，一起看嫂子去。”抓了杨登科的衣角就要往厨房里拉。
杨登科终是不忍，站着不动。正想说句什么，猴子已经看出女主人的意思，也就没将要说的话说出口，默默转过身，出了门。杨登科满心惭愧，拿开还紧紧抓着他衣角的聂小菊的手，追到门边，说：“猴子你别走，家里烧的是管道煤气，饭一下子就做好了。”
猴子已经到了二楼，说：“饭就免了。”那声音明显带有哭腔。
杨登科怔怔地站在门口，半天回不过神来。他真想拿出刚收好的那三千元钱，追上猴子，递到他手上。可他的脚心却像是铆在地板上一样，怎么也拔不起来。

三
第二天上午聂小菊没课，夫妇俩拿上从钟鼎文那里借的三千元现钞，又上储蓄所取了刚存进去不久的两千元，打的往医院方向而去。下了车，见水果摊上的水果新鲜，顺便买了一袋水果，然后走进医院，直奔住院部五楼。
吴父的病房在五楼，这是杨登科两天前就打听清楚了的。
上到五楼，杨登科先让聂小菊在楼道口站住，自己到吴父病房外晃了晃，见吴卫东不在里面，才招呼聂小菊过去，一起溜进病房。病房里很安静，吴父正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打点滴，只有吴母无声地坐在一旁守护着。听杨登科和聂小菊说是吴卫东的朋友，是专程来看望吴父的，吴母忙起身表示感谢。问候过病人，又陪吴母说了一会儿话，杨登科这才拿出装在信封里的五千元钱，从容塞到病人枕下。
吴父对此浑然不知，吴母见了，哪里肯干？说水果就留下了，钱是万万不能收的。聂小菊捉住吴母那只伸向枕边钱的枯手，说：“平时工作忙，也没时间来陪吴伯，一点小意思，伯母你就别介意了。”拉扯了一阵，吴母自然敌不过两位年轻人，只好作罢。
杨登科和聂小菊要走时，吴母千恩万谢，说：“两位提了水果，还要留下那么多钱，我们哪里受用得起。”又问两位高姓大名，在哪个单位工作，说也好告诉儿子吴卫东。杨登科正要开口，聂小菊将他扒开，抢先说道：“是吴主任最好最好的朋友，不用说名字他也是知道的。”吴母信以为真，点头道：“那倒也是的，像你们这么好的朋友，不容易结交得到，卫东也不可能有好多。”说着送客人出了病房。两人走远了，吴母还站在门口，缓缓挥动着手臂，直至两人消失在楼道口。
下楼的时候，杨登科还没想清楚聂小菊不让他说出姓名的意图，说：“送钱送物的目的还不就是要让人家领情，为你以后的事铺路？今天留了钱，却不留名也不留姓，你是想学雷锋做好事吧？”聂小菊点点杨登科的鼻子，说：“亏你还在机关呆了十多年。”杨登科说：“我在机关里呆了十多年，走关系送钱物的事也没少做，可做无名英雄这可还是第一次。”
聂小菊得意地笑笑，说出了自己的高见：“五千元不算多，也不算少吧？吴卫东见了钱，不可能不往心里去吧？一往心里去，不可能不去了解是谁送给他的吧？他现在只是办公室主任，不是局领导或实权科室科长主任，送钱的人估计也不会太多，他费不了多大劲就会了解到是你杨登科所为。你送了钱，只说是他最好的朋友，连名字也不肯留下，吴卫东自然会对你另眼相看，这比留名留姓，效果是不是要好得多？”
杨登科佩服聂小菊的见识，心想如果她在机关里工作，肯定比自己混得好多了。便开玩笑道：“你看问题还挺有眼光的，只可惜在学校里当老师，埋没了一个人才。”聂小菊踢杨登科一脚，说：“我不是为你着想吗？你倒好，挖苦起我来了。”
很快到了二楼，杨登科忽见猴子正手提水壶，低了头朝这边走过来。便拉住聂小菊，往后一缩，退到楼道旁的杂物房里。聂小菊还沉浸在刚才的得意里，不知何故，说：“你要干什么？”杨登科嘘一声，小声道：“我看见猴子了。”
聂小菊就噤声不语了。猴子那沉重的脚步声响了过来，然后橐橐橐一下一下敲往楼下。杨登科这才问聂小菊：“你说要不要去看看他老婆？”聂小菊想想说：“今天也没有什么准备，就免了吧，下次再来，总得带点水果什么的。”杨登科说：“他最缺的是钱。”聂小菊说：“我还不知道他最缺的是钱？可你帮得了吗？”
杨登科无话可说了，和聂小菊一起出了杂物房。为了避免碰上猴子，两人不敢走猴子刚才下去的楼道，从另一头的楼道下了楼，出了住院部。杨登科心里很不是滋味，心想这个世界也真是无奈，急需钱用的人求告无门，不需要钱的人，别人挖空心思送钱上门，送钱的人如果送不出去，还算不上好汉。
接下来的日子里，杨登科几次想去看看猴子的老婆，不知怎么的，却一直没去成。他的心思全在自己送出去的那五千元上面了，天天坐在司机班里，专心等候着好消息。
一个星期过去了，没见吴卫东有什么动静，他还是一如既往，跟在康局长屁股后面跑进跑出。几乎没到司机班来，要派胡国干刁大义他们的车，也是电话联系。杨登科估计吴卫东还蒙在鼓里，没将那五千元跟他杨登科联系上来，否则他不可能这么沉得住气的。
又过了一个星期，吴卫东那里仍然没有音讯。杨登科有些稳不住了，心里犯了嘀咕。吴卫东不可能这么久还没弄清楚五千元钱的来历吧？这又不是什么难解的悬案。要么就是吴妈私吞了，没告诉吴卫东，可想想这种可能性不大，世上哪有母亲骗儿子的？何况那天跟吴妈的接触也看得出来，那绝对是一个诚实的老人，别说儿子，就是别人也是说不来谎的。
要么就是吴卫东收了钱，也知道是他杨登科送的，但他就是量大，没怎么把五千元放在眼里，早忘了这回事。杨登科旋即否定了这种猜测。吴卫东不是那种大大咧咧的人，不会对五千元无动于衷的。杨登科给陈局长开过车，吴卫东便时刻注意跟他保持距离，以免影响自己的前程，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他精细过人。事实上不是精细人也做不了办公室主任，那可是个要处处琢磨领导心思，领导想不到要替领导想到，领导做不到要替领导做到的特殊角色。这样的角色，收了人家五千元钱却不当回事，不给人家一个交代，那好像不太可能。拿了人家的手软，吃了人家的嘴软，杨登科不相信吴卫东那么容易硬得起来。
道理虽是这么个道理，但杨登科心里还是有些不踏实。五千元钱扔到水里大小还起个泡泡呢，扔到吴卫东那里什么动静都没有，谁甘心？何况五千元里还有三千元是借来的，真的这么白扔了谁不痛心？杨登科就有意无意到吴卫东前面去晃一晃。有时是在办公大楼前的坪里，见吴卫东出了电梯，正要下台阶，杨登科忙出了司机班，做出个要进办公大楼的样子，往台阶上迈。吴卫东好像满脑子装着的都是国计民生，身边的人事无法引起他的注意，杨登科跟他擦身而过，好像也感觉不出来似的，只顾低头走自己的路，连望一眼杨登科的兴趣都提不起来。就是无意间抬起了头，那目光也是混沌茫然空荡荡的，毫无内容。
杨登科以为这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吴卫东不好对他有所表示，便到办公室去跑了两趟。吴卫东不是在看材料，就是在打电话，显得十分忙碌，杨登科走到了跟前，他也视而不见，似乎他不是市农业局的办公室主任，而是情系黎民日理万机的市长一样。倒是办公室副主任曾德平见了杨登科，会打声招呼，说：“杨科亲自到办公室指导工作来啦？”杨登科脸上一红，说：“曾主任你笑话我老实人干什么？我现在是失业工人，你当主任的总不能置之不管吧？”曾德平朝吴卫东那边努努嘴，意思是要杨登科找吴卫东，笑着走开了。
吴卫东还在那里忙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德性。杨登科心里恨恨地想，姓吴的，你难道要我本人开口说出那五千元来么？
下班回到家里，杨登科依然心不平，气不顺，忍不住跟聂小菊说起吴卫东的作派。聂小菊却依然信心不减，说：“好事不在忙中取嘛，你也太性急了点。”杨登科说：“我还性急？已经两个多星期了。”聂小菊说：“就是要让吴卫东悬一阵子，悬得他不得安宁了，他才体会得出五千元的分量。”杨登科说：“五千元有什么分量？你怕是小瞧吴卫东了。”聂小菊说：“再没分量，五千元也是五千元，我们结婚那阵，你交到我手上的还没到五千元呢。”说得杨登科忍不住笑了，说：“你是说五千元相当于给吴卫东送去个老婆？”聂小菊也笑道：“你净往歪处联想。”杨登科说：“这可是你说的嘛。”
笑过，杨登科叹口气，酸溜溜对聂小菊道：“是你不让把我们的名字告诉吴母的，如果这五千元真的什么效果也没有，看你想不想得通。”聂小菊说：“怎么想不通？权当捐了灾区。”杨登科说：“你还有几分大气。”聂小菊说：“结婚那么多年了，今天才了解你的夫人？”
正说着话，外面忽有人敲门。聂小菊起身要去开门，杨登科把她扒开，小声说：“我去开，也许是吴卫东上门答谢来了。”聂小菊说：“你想得美。”杨登科说：“说不定他手上还拿着那部面包车的钥匙呢。”聂小菊说：“如果是他，就是来退钱的。”杨登科说：“不给车钥匙，退了钱也好，免得我天天牵肠挂肚，吃不香睡不稳。”
可趴到猫眼上一瞧，杨登科就泄了气，两手向聂小菊一摊，说：“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来了。”聂小菊说：“哪个不该来的来了？”杨登科开门的兴致都提不起来，回身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朝聂小菊挥挥手，说：“你去开门吧。”
聂小菊打开门，一个腰圆膀阔的年轻人走了进来，肩上还扛着一个脏兮兮的大麻袋。
年轻人名叫杨前进，是杨登科老家相邻村上的，因为也姓杨，便与杨登科叔侄相称。其实彼此并无血缘关系，只能说五百年前是一家。没有血缘关系，却还有其他的关系，所以前后不出两个月，杨前进已是第三次进杨登科家了。
杨前进是来求杨登科给他找事做的。第一次杨登科帮他找了一家超市，是杨登科电大一位同学的朋友开的，让杨前进搞搬运。杨前进牛高马大的，力气有的是，这活对路。可工资太低，一月三百元，还不够他抽烟喝酒的，第二个月他就不干了。第二次找了一份扫街道的差事，也是杨登科一位当司机的同行介绍的，四百五一月，比在超市要强些，可扫了不到一个星期，杨前进就跟街上一位混混打了一架，那混混事后喊了一帮兄弟要做了他，他没法干下去了，只得回了乡下。想不到他现在又来了，肯定又是要找工作。杨登科电大同学求过了，同行也求过了，还去求谁给他找工作？
又高又大的杨前进扛着麻袋站在客厅中央，像一堵墙。嘴上还甜，先喊了聂小菊一声婶婶，又喊了杨登科一声叔叔，然后嘿嘿一笑，四下张望起来。聂小菊知道他是找搁麻袋的地方，因为地板太干净了，不好意思将脏兮兮的麻袋往地板上扔。聂小菊问是什么，杨前进说是西瓜，自家地里刚出产的头批西瓜，味道挺不错的。聂小菊就让杨前进扛着西瓜去了阳台上。杨聂听见西瓜二字，作业也不做了，嚷着要吃西瓜，跟进了阳台。
那么一大袋西瓜，估计不下一百斤。杨登科知道杨前进老家还有好几里山路没通车，他尽管一身力气，扛出山也不容易。
不一会杨聂捧着一个大西瓜从阳台上回来了。杨前进怕西瓜摔了，在一旁躬身护着。聂小菊拿来水果刀，动手破了西瓜，大家围在桌旁猛吃起来。杨前进见这一家人狼吞虎咽的样子，忘了吃西瓜，在一旁只顾乐和。
为了这一袋西瓜，更为了那份在心头珍藏了二十多年的未了情，第二天杨登科又带着杨前进出了门。杨登科准备带杨前进到农校去碰碰运气。农校是农业局的下属单位，杨登科跟农校的马校长打过多次交道，给陈局长开小车那阵还给他办过事，也许他会买自己的账的。
九中跟农校的直线距离并不远，坐公共汽车要绕道转车，得花上半个多小时，杨登科就带着杨前进踏上了九中后面的一条小道。一路上两人并不怎么说话。杨前进想些什么，杨登科不得而知，他只知道自己脑袋里满是杨前进妈妈年轻时的影子。他们之间有一层特殊的关系，要不那个女人也不会让杨前进一而再再而三来找杨登科了。
杨前进的妈妈名叫邓桂花，是杨登科小学到高中的同班同学。跟当年乡下千千万万的姑娘一样，邓桂花这个名字也有些土气，人却长得出色，无论是脸蛋还是身子骨，十里八乡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杨登科是进入初中后春心初萌，悄悄喜欢上邓桂花的。到了高中，学校离村里七八里远，两人上学放学常常走在一起。也是日久生情，邓桂花也暗中恋上了杨登科，虽然彼此之间谁也没敢捅破那层纸。
让杨登科一辈子也没法忘记的，是村子和学校之间的那个山坳。因为坳上长着不少杨梅树，当地人名之曰杨梅坳。进入农历五月，杨梅坳上的杨梅开始成熟，两人从坳上经过，经常会忍不住爬到树上摘吃杨梅。有一天老师们要开会，学校少上了一节课，提前放了学。来到坳上，时间还早，两人便乐滋滋上了一棵满是熟果的杨梅树，狼吞虎咽起来。
这是他们吃到的最好吃的杨梅了，肚皮填饱后，邓桂花就攀到杨登科上面的高枝，说是要摘些回去给家里人吃。到了树尖，摘了几棵杨梅，邓桂花才想起没东西好装，吩咐杨登科把她书包里的书腾到他的书包里，好用自己的书包装杨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