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尖：刀之阴面
作者：麦家
内容简介
在上部中，国民党特工金深水讲述了他在各种敌对的身份之间转换，在各种纠结的情感中盘旋的心路历程，然而，他并不是一个人在刀尖上行走下部中，另一位神秘人物的登场，将为日本侵略者这场巨大的阴谋作出全部破解。这位在刀之阴面上行走的女侠便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特工林婴婴，《刀尖：刀之阴面》以她的口吻讲述了一场最壮烈的爱情，还原了一段半个多世纪前的真实历史。

第一章 第1节
我本名姓冯，是上海滩上的航运大亨(以前叫漕帮主)冯八金的女儿。父亲原来的名字土得掉渣，叫八斤，当了老板后才改为八金。父亲是铁匠出身，体格强壮，又从小习过武，练了一身本事。作为上海滩上的一代漕帮主，我家曾经家大业大，而这一切都是靠父亲当初拚命打出来的。父亲有三介儿子，他们的名字都是龙啊虎啊马啊的，而给我取的却是一个轻飘飘的名字：点点。父亲给我取这么个名字大概是希望我永远生活在无忧无虑中，不要去闯江湖，不要有承担，不要吃苦受难。如果不来日本鬼子，父亲的愿望我想一定是能实现的。
但是，鬼子来了……
是1937年8月13日晚上，我们全家人聚在餐厅吃夜饭，突然听见远处传来隆隆的爆破声，像天幕被炸开，整个城市上空都在抖。厨娘刚端菜上来，受爆炸声惊吓，手里盘子打了斜，菜汤溢出来，洒在桌上，连连向大家道歉。但接连而来的爆炸声掩盖了她的道歉声，我们都没听见，没跟她搭腔。厨娘觉得很无趣，无话找话地说：“这是什么声音啊？是不是打雷啊？”我们都知道，这不是雷声，这是炮弹的轰炸声。我们都不吭声，只有父亲，接着厨娘的话说：“打雷倒好了，就怕上海的天要变了。”母亲因此责怪他说：“让你走你不走，天真要塌了，我看你怎么办，这么大一家子人。”父亲说：“哼，妇人之见，仗还没打你怎么知道我们一定就要输。”母亲说：“邻居都走了。”父亲响了声说：“你别拿人家来说事，我还没有老糊涂，不会埋汰你们的。”
母亲没敢再说话。
在家里，父亲是拥有绝对权威的，只有小弟才敢顶撞他。我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大哥叫一龙，二哥叫二虎，小弟叫小驹——我们都叫他小马驹。小马驹三岁时上街玩，被一个混蛋裹进大衣绑走，要父亲拿两根金条去换人。那时父亲还没有后来的发达，两根金条比他的命还值钱，他没有去要人，结果让人家发了狠，把小马驹的两只脚板剁了，丢在大街上。后来父亲发达了，金条多得要砌进墙壁里，可小马驹永远只能像一条虫一样在地上爬。父亲觉得欠了他，所以对他宠爱有加。小马驹用两只残废的脚换来了在父亲面前的任性，家里只有他可以不视父亲的脸色行事。其次，该是我了，因为我是独养女。外人都说我是父亲的掌上明珠，父亲待我比谁都好。可我知道，父亲给我的特权只是可以在两位哥哥面前耍耍小姐脾气，要在他面前撒野还得趁他高兴。
就是说，我还是要看父亲的脸色行事的。
比如这天晚上，我其实很想站在母亲一边告诉父亲，这场战争我们必定要输的。这不是说我不爱这个国家，我要诅咒她输，而是我要比父亲更了解这个国家和她的敌人——日本佬。父亲那时在上海滩上是无所不能的，包括那些在上海滩上混的日本佬——有些还是蛮有头面的，都对他恭敬有余，称兄喊大，常来找他办事，对他言听计从。他在南京政府里也有朋友，有的位高权重，消息灵通。也许是受了这些人的影响吧，父亲一直对这场战争的输赢抱有幻想。正因此，在很多有钱有势的人相继离开上海，出去躲了，父亲却选择留下来。他多次对我们说：“天塌不下来，天塌下来也砸不到我八金头上。”
那是父亲最风光的时候，白道黑道，地上水上，都有他的势力，洋人国人都把他当个大佬，他有理由自负，更有理由留下来——他拚搏了一辈子，在上海滩上九死一生，才积攒下如此规模的家业，他不想因为我们战败而毁掉这来之不易的一切。但是战争很快击碎了父亲的幻想，鬼子从海上飞来的飞机每天盘旋在我们头顶，丢下成堆的炸弹，让国军寸步难行，并且每天都有上万人死去，小小的日租界，靠着一万多日军的坚守，守得岿然不动，坚如磐石。与此同时，鬼子从海上来的援军日日增多，气焰日益嚣张，飞机越发的多，大炮越发的响。到了九月份，鬼子援军开始一次次撕开国军防线，大兵随时都可能压上岸，对国军实行四面夹击。
尽管南京从四川、广西、湖南等地调来大批部队进行顽强抵抗，把撕开的防线一次次用人墙、用惨痛的代价补上、补上、补上……但是这倒霉的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我记得很清楚，报纸上到处写着：是1937年11月5日凌晨，趁我们守部调防之际，日本陆军第十军司令柳川平助中将指挥所辖十一万人，在海军第四舰队的运送下，分乘一百五十五艘运输船，编成三支登陆队，在漕泾、金山嘴、金山卫、金丝娘桥、全公亭东西长约十五里的沿海登陆。天亮后，上海的天空里四处飘飞着鬼子成功登陆的传单，我的窗台上也丢落一张。我拿着传单下楼去找父亲，最后在大门口的廊房里找到他，看见他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在朝街上张望。已是初冬，梧桐开始落叶，菊花蔫了，街上一派秋深气败的凋敝景象。偶尔，有人肩扛手拎着包包裹裹，慌乱走过，一派逃难的样子。我把传单交给父亲看，他不看，当即揉了，紧紧捏在手心里。显然，他已经看过这东西。父亲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国军顶不住了！很长时间，父亲不理我，一脸肃杀地看着落叶在地上翻飞。父亲虽然已经六十多岁，身板看上去还是硬得很，但硬朗里却透着孤独，是一种又冷又硬的味道，尤其是目光，很少正眼视人，看什么总是迅疾地一瞟一睃，冷气十足，傲气逼人。他看我穿得单薄，对我说：“天冷，回去，别受凉了。”
我回去加了衣服，从楼上下来，看见父亲也回来了，一个人在天井里伫立着。我想上去跟他搭话，只见管家气喘吁吁地从外面跑回来向父亲报告说：“完了，老爷，城里的日本佬开始反击，昨天夜里已经渡过苏州河，国军开始撤退了。”父亲微微一怔，不作任何表示。管家摇着头唉声叹气地说：“啊哟，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要真是过了苏州河，那可是说打过来就要打过来的。”父亲冷冷地斜了他一眼说：“是吗？”管家说：“那当然，鬼子脚上都是长着四个轱辘的，从那边过来，没遮没挡的，能不快嘛。就算从金山卫过来嘛，也要不了两天的。啊哟，真不晓得老蒋养的这些烂丘八是吃什么饭的，一百多万人呢，怎么连那么一小撮小鬼子都挡不住。”父亲面如凝霜地盯一眼管家，“你少说一句不会吃亏的。”说罢，转身走了。没走两步，又回过身来给管家丢下一句话：“大少爷和阿牛回来，叫他们马上来见我。”父亲的声音有些沙哑，那沙哑里有新添的沧桑感，却还是含着一股不容置疑的蛮横味道。
不一会，大哥和阿牛哥相继从外面回来，带回来同样的消息：国军开始全线撤退，上海沦陷在即。吃早饭前，父亲在厢房里召集大哥、二哥、阿牛哥开会。二哥迟到了，我去叫他时他还在睡觉。二哥新婚才几个月，婚房里披红挂彩的喜庆气氛还很浓郁，窗户上的大红喜字仍然红彤彤的。父亲平时喜欢和大哥与阿牛哥商量事情，对二哥是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但这次，父亲非要等二哥下楼来才开会。我预感父亲是要同他们说大事了。
二哥像只猴子一样，跳跳蹦蹦从楼上下来，看见阿牛在天井里等他，冲上去照着他胸前背后嗨嗨地佯抡了几拳。阿牛哥不跟他闹，说：“快去吧，你爹在等你。”二哥伸出头，冲着阿牛，摇头晃脑地说：“桂芝还在等我呢。是在床上，你没这种福气吧。”桂芝是我二嫂。阿牛哥白他一眼说：“不就是个女人嘛，有什么稀罕的。”二哥说：“当然稀罕，人生两大乐事，金榜题名，红袖添香，你懂吗？”这时突然传来父亲冷峻的声音：“老二，进来！”二哥听了，立时收住声息，理好衣衫，进去了。
二哥就是杨丰懋，想不到吧？杨丰懋是何等角色，大佬的架势，绅士气派，谈吐优雅大方，而眼下的二哥，只是一个整天打打闹闹、胸无大志的愣头青，经常给家里惹是生非。二哥进屋后父亲让我出去，但我没有走远，就在门口。我要偷听他们说什么！我当时是个心里有秘密的人，我很关心父亲要同他们说什么。我听见父亲说：“看来上海沦陷是迟早的事了，日本人的德行你们是知道的，我们必须作好应付事变的准备。俗话说，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但走了这一大堆家产怎么办？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走的。可该走的还是要走，我想好了，今天就把妇人和孩子都送回乡下去。”顿了顿，又说，“阿牛，这事你负责，马上去通知他们，准备走。”阿牛应一声出来了。
接着，父亲对二哥说：“老二，你去找一下杜公子，请他给我们搞一张杜老爷子的宝札名片，让阿牛带上，免得路上遇到麻烦。”二哥说：“桂芝也走吗？”父亲严厉地说：“废话，她是男人可以不走！”二哥低声说：“她怀孕了。”父亲说：“那更要走。我再说一遍，妇人和孩子都要走。”我想见父亲这会儿的目光一定死盯着二哥。二哥说：“好，知道了。”父亲说：“知道就好，我就怕你不知道。”接着父亲问大哥：“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大哥说：“都办好了，几笔大款子都转到美国花旗银行了。”父亲问：“找谁办的？”大哥说：“罗叔叔。”
罗叔叔是一家报纸的总编，父亲的老朋友。父亲说：“嗯，找老罗办这事你是找对人了。”短暂的沉默后，二哥像是临时想起什么似的，突然说：“爸，我听说罗叔叔可能是共产党。”父亲问：“听谁说的？”二哥说：“杜少爷。”父亲说：“杜少爷说的就要打折扣，他们两人尿不到一个壶里。”二哥嗯了一声。父亲又说：“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你们都不要去掺和。”大哥说：“嗯，知道。”二哥笑道：“是啊，乱世不从政，顺世不涉黑，这是爸的处世哲学嘛。”父亲说：“你别光在嘴上说，要记在心上。你们看，还有没有其他事？”大哥问：“小妹走不走呢？”父亲说：“怎么不走？当然走。”大哥说：“她要上学的。”父亲说：“沦陷了学校能不能保住还不知道呢，还上学？”
我心想，我才不走呢。
厨房那边飘来一缕缕我熟悉的桂圆煮烂后特有的香气，那是父亲每天早上要喝的桂圆生姜汤散发出来的。我看见徐娘正往这边走来，她是我家的厨娘，是父亲从老家带来的一个远房亲戚，已经跟我们十几年了。我知道徐娘是来叫我们去吃早饭的，我示意她别过来，让我来喊。我推开门进去，通知他们去吃早饭，同时想趁机跟父亲说说我不想走的事。父亲却不给我机会，不准我进门，说：“别进来了，我们马上来，你先去吧。”
但他们并没有“马上来”，我和妈妈、大嫂、二嫂、弟弟小马驹，以及大哥的儿子小龙、女儿小凤，围坐在餐桌前，安静地等着父亲来吃早餐。小马驹有残疾，只能坐在轮椅上，因此公馆内的诸多地方都专门设有轮椅通道。徐娘的怀里抱着年仅一岁的小凤，正在用汤勺喂她稀饭。小家伙不停地将胖嘟嘟的小脸蛋扭到一边去，一双眼睛滴溜溜乱转，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等了好久，父亲总算来了，却没有带着大哥和二哥，只有他一个人。父亲落座后谁也不看，只说一句：“吃吧。”
妈妈迟疑地问：“他们呢？”父亲依旧没抬头，呷一口汤，一边说：“不管，他们有事。”我们这才端起碗筷闷声不响地吃饭。不一会，父亲抬头看看大家，直通通地说：“日本佬可能很快就要进城了，我已经作了安排，吃完饭后你们就回屋去，尽快收拾东西，准备走。”妈妈问：“去哪里？”父亲说：“回老家。女人和孩子都走，徐娘，你和小兰一道去。”小兰是家里的佣人。满桌子的人都愣住了，面面相觑，但谁也不敢开口问什么。父亲又说：“阿牛送你们去，兵荒马乱的，他可以照顾你们。”我看见二嫂张了张嘴，却欲言又止。
我犹豫一会，终于说：“爸，我不走。”他说：“为什么？”我说：“我要上学的嘛。”爸爸说：“你没看见街上的人都跑了，谁给你们上课。”妈妈也说：“上学就不要去想了，这仗打得人心惶惶的，谁还去上学。”我对妈妈赌气说：“那也不能说走就走，总要给人家一点时间准备准备嘛。”爸爸说：“晚上走，给你一天的准备时间，够了。”我撒娇说：“不够。爸，过两天走吧，我学校里还有好多事呢。”爸爸撩起眼皮瞪我一眼说：“你不要名堂多，现在什么事都没有走重要。”我不敢过多顶撞他，只好僵硬在那，不知如何是好。妈妈伸手碰碰我，让我快吃。我不理她。妈妈说：“还愣着干什么，快吃，还要做好多事的。”我瞪了妈妈一眼，干脆起身往外走。“你去干什么？”妈妈在我身后喊。我没好气地说：“我去收拾东西，准备走行了吧。”
吃完饭，小马驹在天井里“姐、姐”地大声叫我下楼。我刚走下楼梯，他神秘地凑到我跟前，对我嬉笑道：“怎么样？姐，你的白马王子听说你要走了很伤心是不是？”我说：“你说什么呀，别信口雌黄。”他说：“姐，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蒙得了爸妈，可蒙不过我。”一脸坏水地冲着我笑。我心烦着，气乎乎地对他说：“你知道什么嘛。”他说：“凡是你不想让爸爸妈妈知道的事，我都知道。”我说：“我知道你就想来套我的话。”他说：“那你什么都别说，看我知不知道你的秘密。”我说：“知道就说，少啰嗦。我还不知道你的鬼把戏，凡是算命的人都是骗子，什么神机妙算，就是骗人的把戏。”他说：“听着，你的白马王子是某部电影里的一个人，你敢说不是吗？”我一下慌了，十分吃惊地望着他，急不择言：“你……怎么知道？”他一边嘿嘿地笑，一边说道：“天上有风，地上有水，鸟儿会唱歌，鱼儿会说话，你说我是怎么知道的？”说着眼神里和面孔上即刻蒙上了一层飘渺的雾气，整个人都变得虚幻起来。我敲了一下他的脑门说：“又说疯话了！老实交代，你还知道什么？”他双手合十放到鼻尖上，闭目沉思片刻，睁开眼说：“我还知道你两个小时后会从后门溜出去。”他怎么知道的？我还没跟任何人说过呢。这下我真是吃惊了。他把脸凑到我跟前，得意地说：“放心去吧，我会替你保密的。”然后，他竟然将轮椅歪侧着在地上旋了一个漂亮的弧圈，哈哈笑着，滚着轮椅走掉了。

第一章 第2节
小马驹，我亲爱的小弟，从小被全家人溺爱，又为世人所伤害。他既天真又孤独，既聪明又傲慢，既自卑又自负。他的生活就是在这个家里，轮椅上，但通过他的聪明好学，又走到别人不可及的远处。外人都说他算命算得准极，刚才我也算是领教了一回。
听母亲说，她怀小马驹时经常做梦看见白云仙鹤，算命先生说她怀的是个武将，将来一定能够顶天立地干大事。没想到，自幼给人砍了双脚，成了一个废人。可除了不会走，他什么都比人强，断文、识字、算命、下棋等等，都是一把好手。尤其是算命，几乎出了大名，经常有人慕名而来。报社的罗总编，就是罗叔叔，是最喜欢他的，说他是个通灵的人，并认他为干儿子。我是不信他的，但有时候又觉得他真是神，比如他说我的“白马王子”，这是真的，我确实爱着一个人。我不知道小弟是怎么知道的，可他就是这样，虽然出不了门，很多事情他却都知道。小马驹给人感觉真有点半人半仙，作为人嘛，他没了脚，不会走，不像个正常人，可他又比一般人聪明，学什么都学得快，学得好。他有间大屋子，以前是父亲习武的地方，在后院，门前有棵几百年的老柞木树，小弟九岁那年，父亲把房子的门槛锯了，让小弟住进去。从那以后，小弟白天黑夜都呆在那屋里。屋里有几千册书，他都看过，有的还能整本书背下来。那时候我们家里有个瞎子，是父亲从街上带回来的，因为他救过父亲的命。小弟算命的本事就是从他那儿学的。瞎子带了他两年，有一天突然走了，据说是因为他算到自己如果不走，总有一天会被小弟气死。就是说，瞎子带了他两年，算命的本事已在小弟之下，小弟每天看，周易八卦那一套东西，了如指掌，让瞎子望尘莫及。
我以前不相信小弟有这么神，直到这一天，我这么秘密的事都被他“算”到了，才刮目相看！
我爱的人就是高宽，他当时是我的老师。
两年前，父亲花了两百块大洋找关系，把我送进上海艺术专科学校时，一定没想到我会违反他的“死规定”，谈自由恋爱。上艺专前，我曾读过一年会计学校，那是父亲希望我学的。可我学了一年，整天打算盘，跟数字打交道，烦死了。有一天，我跟同学去了片厂看人拍电影，觉得那太有意思了，回来就向父亲要求去艺专读书，去学表演。我要当演员！父亲说：“什么演员，不就是戏子嘛，最下三滥的事了。”他极力反对我去读艺专，只是拗不过我的坚持才勉强同意，同时又有一个条件，就是：不准我在学校“搞自由恋爱”。他觉得我们是大户人家，学艺的人大多是自由青年，疯疯癫癫的，配不上我家。我起头也没有这种打算，直到有一天高宽出现！
高宽英俊吗？不，他的天庭过于饱满，以致整张脸有点“头重脚轻”，下半张脸显得特别小。小马驹说他是“异人异相”，说白了，就是长相有点怪，说好听点是有点个性，但不论怎么说都不能算英俊：那种让女孩子一见生情的相貌。高宽有钱吗？不，他甚至连家都没有，父母亲在他五岁前都死了，他自小在姑姑家长大，十五岁到上海闯生活，当过报童，拉过板车，在片厂打过杂。他当演员就是因为在片厂打杂，从演一个黄包车夫起的头，没想到他有这个天分，把个车夫演活了，然后一发不可收，最后演成个大明星。我在上艺专前就知道他，看过他演的电影《秋水》、《四万万》，说句老实话，在听他的词朗诵前，我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人年轻时都爱虚荣，喜欢人的长相，我觉得他长得一点也不吸引我。我甚至有点反感他，因为平时经常听同学们说他曾跟谁谁谁好过，现在又跟谁谁谁在好，感觉像是个被女人宠坏的谈情高手。第一个学期，我跟他一句话都没说，只在路上碰到过几次。那时他还没给我们上课，他教表演的，要二年级才给我们上课。但他名气大得很，全校师生都以他为荣，路上遇到他，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会主动向他示敬，恭恭敬敬，或者惊惊乍乍的。我没理他，视而不见，几次都这样。他可能觉得奇怪吧，有一次主动招呼我，问我是哪个班的，我瞟他一眼，一走了之：就是不理他！我就是这脾气，从小养成的，只要我心烦的人，天皇老子都不理。我决不跟人打肚皮官司，我烦谁一定要显摆出来。我妈因此说我是石头投胎的，不开窍，傻得很，到了社会上一定要吃苦头的。我妈没有改变我，最后是高宽改变了我，他说我这是大小姐的脾气，参加革命后是必须要克服的。
其实，高宽那时就是共产党，但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是地下的嘛。放寒假了，有一天，在报社当总编的罗叔叔给了我一份请柬，说他们报社有个三周年庆典的联谊活动，让我去参加。这天天气很好，我想出去走走，就去了。活动在报社里举办，但罗叔叔的报社很穷的，在城里租不起房子，租在闸北区。那地方离我们家很远，我路又不熟，迟到了。到的时候，正好遇到高宽上台表演节目。是词朗诵。朗诵的是岳飞的《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我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他，更没有想到，他的朗诵竟然那么打动人。会场本是闹哄哄的，他朗诵后顿时变得安静下来，不一会就静得鸦雀无声，以至仿佛可以听见他睫毛眨动、目光拉伸的声音。他嗓音磁性十足、感情充沛，配着自然得体的手势、步子，目光时而远放，时而收敛，声音时而高昂，时而低沉，错落有致，收放自如，真是十分具有感染力。
朗诵了原文后，他又把它译成白话文讲解了一遍。这下，他和台下观众都更进入角色了，激扬的文字与他的激情融会贯通，把大伙的情绪都调动起来，他诵一句，大家跟一句，现场顿时一派热火朝天。我被彻底感染了，也跟着大伙大声念，并且默默地流出了热泪。那泪水滚烫的，我感觉眼睛都被灼伤了。
人真是个怪物，以前我那么反感他，可就这么几分钟，他在我心里完全变了样。从那以后，我一直渴望在学校里遇到他，每次遇到都紧张得手心出汗，心里又在对他默默说：“嗨，停下来跟我说说话吧。”不知不觉中，我甚至养成了习惯：经常在心里跟他说话。尤其情绪低落时，他的身影就会在我的头脑里塞得满当当，我不便对人说的话都对他一个人说了。每到周末，要回家前，我总想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陪我去车站。如果可以，我还想和他一起去旅行，或许是某个未开发的荒凉小岛，或许是某座闻名遐迩的文化古城。我想和他一起吃早餐、午餐、晚餐，在花前月下散步、吟诗、诵词。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叫爱，反正我开始惦记他了，想念他了。之前，我从来没有这么惦记过一个人，他是第一个。可他好像知道我心里秘密似的，整整一个学期都没理我，见了面总是视而不见地走过，好像在报复我。直到放暑假前一天，我们在炎炎烈日下，在去食堂的路上迎面相遇，他手上拿着两个包子，没有任何预兆地叫住我，对我说：“冯点点同学，你暑假准备怎么过？”我都忘记说什么了，反正结果是他告诉我，他在暑假里会在哪里开一堂课，一周讲一次，希望我去听。
讲课的地方在法租界的一个佛堂里，时间是晚上，听课的人一半是社会上的人，一半是他的学生，其中有两人是我的同班同学。受父亲的影响，我对政治是小心的，没兴趣，平时尽量不去掺和，学校里搞的各种主义小组和游行活动我一律不参加、不关心。可高宽开的课讲的都是些主义，什么马克思、列宁、共产主义、苏维埃、延安，等等。我听了两次，闻到了一股可怕的气味：他是个共产党！我害怕，第三次我没去。但第四次又去了，因为我发现我老是想着他，我想见他的愿望远远大过了我对共产党的害怕。这一次(就是第四次)，他上完课后与我单独聊了一会儿天，问我前次为什么没来听课什么的。我当然没说实话，随便找了个事搪塞。闲聊中，他发现我家和他住的地方很近，只隔了一条弄堂，他便叫我搭他的车回家。
从此，我们来去都是同坐一辆车。是黄包车，他才坐不起汽车呢。
我知道我不该爱上他，可我更知道，我已经爱上他了。两个人相爱确实是神奇的，有时根本说不出理由和道理，至少他具备的几个在别人眼里的优点，比如是名人，比如是共产党，这些都不是我爱的。我其实不知道爱他什么，可我就是爱上了他。就这样，这个暑假我哪儿都没去，一周那么多天似乎就在等着去听他的课，可实际上我对他的课又一点兴趣也没有，我去只是为了能跟他同坐一辆车，同来同去：这个很吸引我。这就是恋爱的感觉！我真的爱上他了，虽然我没有开口对他表白过，但我给他送过烟、钢笔、苏州产的折叠扇。这些东西都是我精心巧打的小算盘，我希望他能从中看见我的心思，然后来对我说一个爱字。
我等着这一天。
可一个暑假都过去了，他什么都没说，把我气得回家撕裙子！
开学了，他要排一个话剧在学校里演出，他请我去演一个角色。一天晚上，我们在操场上散步，他给我说戏，黑暗中，有那么一会儿，我们的肩膀不小心碰了一下，我有种触电的感觉，要晕过去！为了保持平衡，我不得不蹲在地上。他俯下身问我怎么了，我有种冲动，想对他说：我爱你！可是说出来的话完全不是这样，我说：“同学们说你是共产党。”他笑道：“难道这把你吓倒了？”我抬头看着他，没表示。他索性坐在地上，对我继续笑道：“你的样子好像是受了惊吓了，那我只能说不是了。”我说：“你说实话，到底是不是？”他反而认真地问我：“你说呢？”我说：“我不关心这个。”他问：“那你关心什么呢？”我低下头，一咬牙，干脆地说：“你心里有没有我？”他又耍滑头，反问我：“你说呢？”我说：“我要你说。”他久久看着我，说：“有，高老师心里有一个大大的你。”我说：“你骗我。”他说：“我没骗你，真的。”我激动地拉住他手，说：“高老师，你该早发现了，我喜欢你。”他牵住我的手说：“点点，该怎么说呢，要说喜欢，我早就喜欢上你了。”我说：“那你干吗不说，非要我说，好在我也敢说。”他说：“我想等你毕业再说也不迟。”我说：“那我刚才说的不算，就等我毕业了你再跟我说吧，正式说，好吗？”他说：“好，你等着吧。”
窗户纸就是这么捅破的，这天晚上。1936年9月17日的晚上。离我二十一岁的生日还有五十五天的那个晚上。我记得，这天晚上月亮特别大，也许是中秋月吧。
五十五天后，就是我生日的晚上，他带我去大世界看了一场电影，是葛丽泰·嘉宝和罗伯特·泰勒演的，里面有一段影像和台词像胎记一样长在了我身上，让我永铭不忘。那是泰勒和嘉宝互相表达爱情的一段——
在花园里，泰勒和嘉宝，像两只幸福的蝴蝶一样，笑容绽放，翩翩走来。嘉宝说她要卖掉所有家当，告别以前的生活，重新开始选择新的生活。
泰勒立停，拉住嘉宝的手问：是吗？你会为我放弃一切吗？
嘉宝深情地说：我心甘情愿，为了你。相信我，别再怀疑我，这世上我最爱的是你，我爱你胜过一切。
泰勒吻了嘉宝：那你就嫁给我吧。
嘉宝举着潮湿的嘴唇，定定地看着泰勒：什么？你说什么？
泰勒又吻了嘉宝，坚定地说：我们现在就去教堂结婚，牧师将对我们说的每一句祷告，就是我们心中的誓言。
嘉宝问：真的？
泰勒说：真的，因为我爱你。
嘉宝顿时激动万分：我也一样爱你，爱你！我是为你生的，我还要为你活。以后别再说我会离开你，上帝会生气的。
泰勒说：我永远不会离开你。
两人再次相吻……
这一次，他们吻得无比的热烈，把我感染得心身都化了。我浑身的骨头像被抽掉了，身体不由自主地依偎在高宽怀里。就在这时，他吻了我。第一次！我的初吻！说心里话，自从这个吻之后，我已把自己完全交给高宽了，同时我也彻底被他迷住了。这个吻像是有魔力的，把我和他都变得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一对梦中人，说话，做事，想法，都变了，有时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我内心竟然有那么多的深情和浓浓的爱意。从那以后，我们几乎天天都见面，每次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抒不完的情，不想分手，不想让任何人和事打扰，只想两个人在一起。很奇怪，以前我老觉得他的额头太凸出，不好看，可现在我反而很喜欢它，觉得那里面全藏着他的智慧和动人的思想。我经常抚摸他高大的额头问他：“这里面有什么？”他总是说：只有对我的爱——比大海还深的爱。比天空还阔的爱。比时间还久的爱。比……比……不停地“比”，把地球上所有能比拟的东西都比拟完了，有的比拟已经比得很不贴切，甚至肉麻了，可我还是爱听，他还是爱说。
我们家，我父亲和哥哥他们，总的说是反共的。所以，罗叔叔从不在我家谈论他的信仰，我父亲也从不相信他是共产党。以前，我在家里常听他们丑化共产党的人，说他们共产共妻，嗜血如命，一群无情无义的土老帽，藏在山里，打家劫舍，遭天杀的，等等。高宽完全改变了我对共产党的坏印象，我觉得他是世上最懂得爱的人。很长一段时间，他每天都给我送花、写信，校园里的野花都给他采完了，我收到的情书都可以结集出一本书了。我觉得他比嘉宝的那个泰勒还要好，好得多。他成熟、稳重、幽默、热情、诚实、宽厚、有思想、有理想、有斗志，虽然形象没有泰勒帅气，但心地一定比他有魅力。这一年，他开始给我们上课，每一次，听他讲课的时候，我的心都一直跳得飞快，血流加速，魂不守舍。我注视着他，想象着他已经对我说过和即将要说的情话，根本听不清他讲课的内容。有时候，我们的目光碰在一起，我的心会有那么片刻的间歇，猛一下停止了跳动，浑身也会随着抖动一下。到了夜里，我经常一个通夜一个通夜的失眠，满脑子都是他的音容和笑貌，失眠的痛苦灼伤了我的眼。
如果没有战争，我有一百个理由相信，我一定会被他的爱融化，我会成为他身的心，心的灵，灵的光。我们会一起看大海，登高山，逛大城市，住小旅馆，一天又一天，一夜叉一夜，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爱一个人，就是与他一起去看世界，走天地，翻山越岭，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编织一个只属于我们的世界。我们会结婚，父母亲反对也要结婚！可是现在我要走了，去乡下，这一别，不知何时能再见。我决定走之前无论如何都要见他一下。

第一章 第3节
谢谢小弟，在他的策划和帮助下，我成功躲过了父亲的监视，溜出门去找高宽了。可他没在家，我打电话找他也找不着。我在楼下等他，等过中午，等到下午三点钟，还是没有等见他。傍晚就要走，我不敢再等，只好给他留下一封信，怏怏地回家。
父亲从中午起就开始派阿牛哥和小兰四处找我，我在回家的路上正好遇见阿牛哥，他混在一堆乱哄哄的人群里，不知道在忙什么。我怕他看见我，连忙躲了，就近钻进一个店铺里。我很好奇，想知道阿牛哥在干什么。看了一会，知道了，原来是出了车祸，有人被压在汽车轮子下，阿牛哥正在救人。阿牛哥膀大腰圆，力大过人，他一个人把汽车端起来，一个老汉声嘶力竭地叫着，从汽车下面爬出来，满脸血污，却怎么也站不起来，寸步难移，很明显是腿骨被压断了。他的老伴在一旁嚎啕大哭，引来很多人观望。父亲经常说，阿牛哥天生有一副菩萨心肠，人生得意尽欢时有他没他可能无所谓，但患难之际他绝对是我们家里最靠得住的人。这不，他不但救了人家，还从身上摸出钱袋子，抽出两张纸币送给他们，让痛哭的老伴顿时感动得手足无措。
适时刚好有三个地痞，瞅见阿牛哥钱袋子里有不少钱，便趁机作乱，挤向阿牛哥。转眼间，阿牛哥的钱袋已经落入他手，手脚之快，令人称奇。这一切都被我看在眼里，我急得差点喊出来。不过阿牛哥随即发现钱袋子丢了，他稍为察看一番，便心知肚明地朝那三个正要溜走的地痞追上去。阿牛哥揪住其中一个喊道：“别走。”那人问：“你干什么！”阿牛哥说：“把东西给我走人。”那人装糊涂，“什么东西！你看，我身上什么也没有。”两个同伙上来帮腔，说着吵着就挥动拳脚，要打阿牛哥。阿牛哥闪开了，接着便转守为攻，招法干练实在，迅速将两人撂倒在地上。第三个家伙于是拔出刀子，朝阿牛哥逼过去，哪知道阿牛哥拔出来的是手枪，一下把他们全吓坏了。其中一人乖乖地交出钱袋。阿牛哥接过钱袋说：“这个时候还要偷，真是要钱不要命了。”说罢掉头即走，让三个地痞和一群围观者痴痴地目送，像个不落名的英雄。
我也看呆了，嘴唇差点咬出血。我听母亲说过，父亲刚出道时有四位结拜兄弟，阿牛哥是其中一个兄弟的儿子，在阿牛哥十三岁时，他的父母亲被黑道上的人杀了，我父亲便收他为义子。这些年来，他一直生活在我们家，是父亲的私人保镖。但实际上，他和父亲的亲儿子没什么差别。阿牛哥身壮如牛，腰杆笔挺，走路带风的。他的性格也像牛，敦厚老实，不爱说话，有几分乡下人的土气。我早听说他天天晨起习武，身手不凡，却从来没有见识过，这还是第一次目睹呢。不过我从小就佩服阿牛哥，他替我教训过曾经欺负过我的所有人。我小时候，同学们从来不说我是谁的女儿，而是说我是阿牛哥的妹妹。阿牛哥在我的童年，是所有想欺负我的坏小子的噩梦，只要我一提起阿牛哥，他们便会对我讨好卖乖，俯首称臣，那是我童年最开心的记忆。
在后来的故事里，阿牛哥更是成了我崇敬的大英雄，神枪手。我到南京后，阿牛哥改名孙土根，做了我的联络员，在我单位边上开了一家裁缝店，变成一个跛足裁缝，人称孙师傅，白大怡、李士武、秦时光都成了他的枪下鬼……这是后话。
话说回来，我回到家，免不了要被父亲责问和骂。但他没时间大骂了，因为出发在即，我还没有收拾东西呢。等我收拾完东西下楼时，天井里已经堆满了行李，站满了人，有母亲、大嫂、二嫂、徐娘、小兰、小龙和小风，一干女将和孩子。她们，和它们(行李)，都是要去乡下的。我注意到，走的人中没有小弟。我问母亲，母亲说小弟不走了。我觉得他是最该走的，怎么不走了？我去找小弟，他正埋头在案台上一门心思地用一堆虎骨卜算我们一路的凶吉。我说：“小弟，听说你不走了，你干吗不走？”他说：“我干吗要走？”我说：“爹不是说我们都要走？”他说：“爹说是女人和孩子才走。可我是女人吗？孩子吗？我都十九岁了，如果老天不亏我，让我有一双好脚，我都可以去前线打仗了。”后来我知道，他就是用这句话说服了父亲，同意他留下来。我想他可以不走，我也可以不走，便又去找父亲说情。父亲用怒眼和一句话回复我：
“别跟我啰嗦你，快准备走！”
车子停在门外，行李都已经装进去。我们相继出了门，准备上车之际，突见小弟风风火火地滚着轮椅冲出来，大声地喊妈妈：“你们不能走！”母亲问他怎么了，他说：“我用牌给你们这次出行卜了一卦，命相极凶，是凶煞之卦，万恶之源。”他说了一大堆理由，坚持要我们“改天再走”。父亲和妈妈似乎都给他说服了，有些犹豫不定。迟疑问，二哥跳出来发话，说：“爹，妈，你们别听他的，他这玩意唬唬外面人还差不多，怎么能唬自己人嘛，几天前他还在说日本人要等明年开春才能攻占上海，现在才初冬呢，完全是瞎说。”正是这句话，坚定了父亲要我们走的决心。
我们就走了。
五个小时后，小弟的话应验了！
给我们开船的是船夫阿贵，曾经和阿牛哥一起做过家里的保安工作，前年犯了痛风病，一只脚老是伸不直，才让他去开船。阿牛哥安排我们坐他的船也是出于安全考虑，他毕竟是干过保安的，万一路上有事可以搭个手帮衬一下。船看上去很普通，一只三吨载重的货船，破破烂烂的，座位都是临时加设的。但实际上，这船安装的是英国舰艇的发动机，开足马力，可以比小汽车开得还快。我们上船时，太阳已经贴在江面上，红彤彤的，像一个刚出炉的大铁饼。船驶出市区不久，天昏暗了，我心情不好，一路上一直不吭声，满脑子里都是高宽，想着想着累了，就睡着了。当我醒来时，已经是夜幕沉沉，我听见阿贵在前面驾驶室里急促地叫：“阿牛！阿牛！快过来看。”阿牛跑过去问：“怎么啦？”阿贵往前面河上一指，说：“你看，那是什么？”
我也来到驾驶室，顺着阿贵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木船贴岸而行，前方不远处，有一个简易的小小的乡村码头，码头上有一间低矮的水泥屋子，灯火通明，屋檐上竟斜插着一面血淋淋的太阳旗！阿牛说：“糟了，日本鬼子打到这边了！快，掉头！快掉头！”但迟了，鬼子已经发现我们，雪亮的探照灯射过来，几个日本兵从小屋里冲出来，端着枪朝我们又喊又叫，要我们开过去。阿贵想拔枪，被阿牛一把按住，“别，送死啊！”妈妈也急忙喊：“快把枪藏起来！藏起来！”阿牛哥迅速将两把枪都藏了起来，随后帮着阿贵把船往岸边撑去。
我们的船刚停靠码头，一个小队长模样的鬼子带着两个士兵跳上船，对我们喝道：“你们的什么的干活？”阿牛哥迎上去说：“太君，我们都是难民，回乡下老家避难。”小队长问：“乡下？老家？”阿牛哥说：“对对对，乡下老家，回家种粮，养鸡养鸭。”小队长在船舱里巡视一遍，指着脚下问：“船里，军人的有没有？军火的有没有？”阿牛说：“我们都是老百姓，军人的不是，军火的没有。”小队长找到一块活动的舱板，伸手一指，两个士兵立即钻进暗舱去检查。幸好什么也没有。小队长朝着阿牛喊：“你的良民的，前面的不能的走。”他似乎正在刻意学汉语，要我们回头，不能朝前开。说完，他带着两个士兵往外面走。如果就这么走掉就好了，可走在后面的那个年长的老鬼子从我面前经过时，好像意外发现了什么——原来是他看见我脖子围着一根红绳子，也许是经验告诉他，我胸前可能挂着一块宝贝，便凑到我面前，猛地一扯绳子，扯出一块玉佩。他把玉佩捧在手上仔细看了看，顿时笑开了花，要我把玉佩给他。
我要给他也许就好了，可这是高宽送我的，这也是他母亲留给他的唯一遗物。我不肯，他要抢，我急了，忘了害怕，躲闪中任性地推了他一把。小队长看见了，冲上来对我举起手枪，哗啦哗啦地骂。我不敢动，乖乖地原地不动，老鬼子便上来取玉佩。刚才他要抢的时候，我已经把玉佩又塞回到衣服里，这下他来取时居然想把手伸进我衣服，吓得我一下蹲下身子。可是他已经抓住我衣服，紧紧地抓住不放，我身子往下一蹲，衣服就被拉开了，露出了半片胸脯，在手电筒的照耀下。
许多事情是无法回顾的，我一直不知道，如果没有这件事，鬼子会不会……现在，已经没有假设，只有噩梦——只见小队长举着手电来到我面前，照着我的脸看了好一会，然后嬉皮笑脸地说：“花姑娘的，大大的不错，带走！”头目这么发话，船上和岸上的士兵都乐开了怀，一拥而上，强行把我拖出去。阿牛和阿贵上前想拦阻，被几个鬼子用枪托打倒在地。小队长有点一不做二不休的意思，带走我后又打着手电照了一圈，把我大嫂、二嫂和小兰都拖走了。二嫂死活不从，见东西就抓住不放，一路抓，一路放，最后抓住的是阿贵的大腿，她哭着叫着要阿贵抓住她，别放手。阿贵紧紧抓住她不放手，小队长开了枪，把阿贵打死，踢进了河里。
鬼子把我们拖上岸后，用刺刀挑断缆绳，把枪栓拉得哗哗响，要船开走。但是船没有开走，我听见妈妈的声音：“我们不能丢下她们不管j”接着妈妈毅然从船舱里出来，面对鬼子，凛然抗议道：“不走！我们不走！你打死我也不走！”鬼子不解其意，用刺刀抵着妈妈的胸脯淫笑，露出不屑的神情。阿牛哥及时将我妈妈拉回船舱，很快又出来，手上拿着两只金元宝，给鬼子下了跪。
但是，金元宝和下跪都没法阻挡日本鬼子的兽行。我们四个，都被鬼子拖回去糟蹋了……

第一章 第4节
记得高宽在课堂上曾给我们讲过莎士比亚的戏剧，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同学们经常挂在口头说：是生是死，这是个问题。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这句话经常盘旋在我脑海里，仿佛哈姆莱特就寄生在我心中。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耻辱，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不敢触它，碰它，想它，那里是一片空白。二嫂出来后直接跳进了河里，幸亏天已发亮，被阿牛及时救了上来。
但是二嫂最后还是踏上了不归路，那是第二天夜里。我们是第二天中午回到家里的，天大的耻辱！说都张不了口啊。回家前，母亲要我们都跪在她面前发誓，这件事只有天知地知我们知，不能跟别人提半个字。阿贵死了，尸体没找着，母亲便借此编了说法：路上遭劫，去路被封锁，我们只有回头。家里人也相信了这个说法，毕竟死了人，我们痛苦的样子似乎也在情理中。可是，母亲的一番苦心被二嫂的死出卖了！回来的当天夜里，二嫂死在了澡堂里，她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穿上一身洁白的长裙，吊死在了澡堂的横梁上。
二嫂是一了百了，英雄一般地走了，一走了之，却害煞了我母亲，她忍痛用心编织的谎言从此再也没人信。真相大白后，父亲连夜叫上家里所有亲人、家丁，当着二嫂的遗体向大家交代：“你们都记住，不能对外人说她是怎么死的，就说是在回乡下的路上，船遭撞了，她不慎落了水，淹死的。任何人问起，都这么说，没有鬼子的事。”后来我想，父亲这么说时其实已经想好要报仇了。要报仇必须这么说，不能提鬼子半个字。
果然，安葬了二嫂后，父亲把大哥、二哥、阿牛和小马驹都叫进堂屋，在那里举行了一个秘密的祭祖仪式。我没有在场，是后来小马驹告诉我的，父亲当时跪在蒲团上，对着祖宗的牌位含泪相告：“列祖列宗在上，我冯八金在下。十二年前我曾在此喝过血酒，发过毒誓，今生今世绝不再开杀戒。十多年来我以忍当仁，从没有食言。但今天我已忍无可忍，日本鬼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我冯家犯下奸淫大恶。是可忍孰不可忍。是可饶孰不可饶。这是要遭天杀的！我要再开杀戒，还我公理，替天行道！”说罢，父亲率先用尖刀挑破指头，把血滴在酒碗里。
等大家也都献了血后，父亲端起酒碗立下浩浩誓言：“天上的神，地下的灵，冯家的列祖列宗，我冯八金愿以全家老小的性命和万贯家产作保发誓，我要杀掉所有对我冯家犯下奸淫大罪的恶鬼，有一个杀一个，有两个杀一对，斩尽杀绝，决不姑息。月有阴晴圆缺，人有冤仇恨痛，不报此仇，我父子五个誓不为人！望天地神灵、列祖列宗四面佐我，八方佑我，在此请接受我父子五人大拜。”
五人一同跪拜，起身喝下血酒。
从这一刻起，父亲跟佛祖修了十多年的因缘一刀两断，一笔勾销。我家的历史，又翻开了猩红的一页……很多事我事后都不知道，但我知道，对我们作恶的那几个野兽没有活过新年，证据是这年新历年第一天，阿牛哥把玉佩还给了我。我接过东西，问他：“都死了吗？”他沉默不语。我又问他：“我们有人受伤吗？”他还是不语。我又问：“父亲知道吗？”他说：“别问了，以后开心一点就好了。”他真的什么也没有告诉我。后来也没人跟我说，至今都没人说，大概他们是希望我忘掉这件事吧。可我怎么能忘掉呢？很长一段时间，我睡不着觉，看见黑夜就怕，看见自己的身体就发抖，一睡着就做噩梦，就哭，就流泪。
但泪水能流走我的痛苦吗？
为了防止我步二嫂的后尘，母亲随时跟紧我，寸步不离，晚上跟我一起睡。我没打算向二嫂学习，但我也不知道，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回忆，回忆我和高宽之间的点点滴滴，回忆高宽说过的那些话、那些事。为了消磨时间，我开始用毛笔抄录他曾写给我的一些零散纸条，以便保存。这天午后，我正在抄写下面这段话：
为富不仁，犹如浮萍，为官不民，不如草木。中国，正走在史无前例的颓败之险途上，有钱人不仁慈，当官的不作为，拿枪的不杀敌，受迫的不呐喊。当今之中国，内乱外患，道德沦丧，纪律涣散，民心萎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华民族要崛起，必须要施行新政，推举新主义，提倡新文化……
正抄到这里，新来的女佣小燕敲门进来，对我说：“小姐，外面有个人在找你。”我问是什么人，她说：“是一个男的，留着长长的头发。”我马上想到是高宽，问她：“他在哪里？”她说：“在大门口，一个人。要不要我去喊他进来？”我不由地立起身，想了想，却又默默地坐了下去。小燕问：“小姐，你是不是不想见他？”我当然想见他，可是……我见他说什么呢？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我对小燕说：“是的，让他走吧。就对他说，我回乡下去了。”小燕说：“他知道你在家里。”我说：“他怎么知道的？”她说：“我也不知道。”我怀疑是她说的，生了气，叫她走。她走到门口又回头说：“小姐，你还是见他一下吧。”我说：“别说了，我不见。”她说：“那我怎么对他说？”我说：“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觉得我的肺要气炸了，那里面盛满了恶气啊。
小燕走了不久又回来，给我带来一封高宽的信，是这样写的：
点点，亲爱的点点：
请允许我情不自禁地这样称呼你，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一个女孩发出如此痴情的呼唤。那天我看了你给我留的信后，我的心一下空了，我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就要忍受分别的痛苦。我担心这是你父母有意要让我们分手才这么突然让你走的。也许这是我多心，也许事情比我想的还要糟糕。总之，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的真实情况，可我又是那么想知道。这就是痛苦。爱一个人原来是这么痛苦，整整一个礼拜我天天失眠，天天来你家门口晃悠，像一个幽灵。我希望你突然出现在我眼前，可那么多天我见到了你家里的每一个人，就是见不到你。我以为你真的走了，可今天我又听说你没走。天哪，你真的没走？点点，我太高兴了！我是一路跑来的，现在还在喘气，你看，我的字写得多差，因为我的手在抖。听说你病了，我的手抖得更厉害了，哈哈。点点，我要批评你，你不该对我隐瞒病情，你病了，更应该告诉我，因为这时候你更需要我。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为了不让我担心，可是我只有见了你才放得下心啊。好了，点点，你好好休息，明天我再来看你。放心，我很好，你也会很好的。人嘛，总是要生病的，不用怕，好好养病，我想着你，我为你祈祷，你一定会很快告别病魔，跟我再见的。
最最爱你的人，阿宽
一连多天，高宽天天下午来看我，我天天在“生病”，卧床不起，小燕天天给我带回来相似的信。每一封信，每一个字，都像刀子一样捅我心、刮我肉。我恨死小燕子，对他泄露了“我没走”的天机。我更恨自己，命这么苦！其实小燕是无辜的，后来我才知道，背后有一只“黑手”在操纵着这一切，就是阿牛哥。
后来阿牛哥告诉我，他其实早知道我跟高宽的恋情，因为有一天晚上高宽送我回来，分手时他吻我的一幕恰好被他撞见。二嫂的死，说明了我们活着的苦难，真是生不如死啊。大嫂还好，有两个孩子扯着她，天天吵着她，时间要容易打发一些。我和小兰是最难过的，天天睁开眼睛都不知道怎么过，想得最多的就是一个字：死。小兰不久离开了我们家，走了，回老家去了，那里没人知道她的痛苦，她也许会好过一些。可我能去哪里？我只能呆在房间里，像我的床，床又像我的棺材。小弟是没脚出不了门，我是身体空了，魂丢了，不知道去哪里。阿牛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想让高宽来陪我度过最难的时光，于是四处找他。可学校已经停课，剧院已经歇业，要在偌大的上海乱世里找到行踪诡秘的地下共产党员高宽，那实在太难了。阿牛哥最后找到了，但他想不到的是，这非但不能减轻我的痛苦，反而是增加了。鬼子已剥夺了我爱高宽的权利！我怎么能面对他？面对他我能说什么呢？我还能给他什么？我给他他会要吗？再见了，高宽，我的爱人，请你把我忘记了吧……不是我绝情，而是命不该如此。高宽，你饶了我吧，忘了我吧，快走，快离开我，去找你新的爱人，我已经无脸见你……读着他一封封要求见面的信，我只能在心底无声地呐喊。
我的冷漠和沉默终于把高宽激怒了，一天傍晚，小燕给我送来这么一封信：
我的点点：你到底怎么了？我知道你没生病，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请你别折磨我了好不好！现在请你听着，我一定要见你！明天下午三点钟，老地方，双鱼咖啡馆，风雨无阻，不见不散！如果不去，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这是对我的威胁，但更是他的痛苦。我呆呆地看着这信，心里反而感到出奇的轻松，因为我知道我是不会去的。只要我不去，他就对我绝望了，我就解脱了。这样好，我想，就让这段孽缘这么结束吧。我的生命似乎也就这么结束了。从看到这封信起我一直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听不到自己心跳声，只听到钟摆在一下一下地摆动：喳、喳、喳……天黑了，天亮了，约定的三点钟快到了，我仍然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形同枯木。我腿脚齐全，但我失去了任何行动的能力。我体会到了另一种形式的死。真的，这才是真正的死亡。可是，当楼下的自鸣钟打响三点钟的钟声时，我的心突然剧烈地跳动起来，我又活过来了。
我决定要去见他！
我抓起披风，飞快地跑出去。
双鱼咖啡馆，双鱼咖啡馆……我拚命跑去。可当我看到咖啡馆时，像看到了鬼子强暴我的那个哨所，吓得我浑身哆嗦起来，两只脚像被冬天的寒冷钉在地上，根本动弹不了。没办法，我只好爬，最后爬上一辆黄包车。车夫问我去哪里，我说哪里也不去，就在这里呆着。我就这么躲在黄包车上，偷窥着咖啡馆里的高宽，我的阿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时间在我的眼睛里缓慢而又迅速地流逝。这段时间比一个世纪还长，我听到时间齿轮的转动声，心间滴血的声音，泪水流淌的声音。命运在考验我，终于，我还是败下阵来，耻辱和对耻辱的恐惧把我牢牢捆在车上，除了心痛和泪流，我失去了一切，变成了废物。
五点半钟，高宽走出咖啡馆，离去。我看着他一步步走远，看他清瘦了很多的身子消失在凋敝的冬天的寒冷里时，我忍不住号啕大哭。我以为从此他就消失了，可第二天他又来了。他食言了！他还想见我！我们的孽缘还没有结束！这使我再一次认识到他有多么深地爱着我，正因如此我又刻骨地恨着自己。我的心灵成了一个黑洞，我无法驱散自己心里深刻的黑暗，我认输了。这天下午，我给高宽写了一封信，交给小燕，让她转交。
信是这样写的：
对不起，高老师，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多说，我只想告诉你，我爸已经把我许配给一个富家子弟。今生无缘，但愿来世我还能遇上你，爱你。高老师，你就忘了我吧，忘了我这个无情无义的坏学生……
小燕告诉我说，高宽见信后当即就看了，看了信当即就掉头走了，什么话也没说。我以为，这下我们的孽缘终于尽了头，哪知道还没有！也许我们真的是天定的一对，老天要我们相爱，爱到死，人是拆不散的，任何人都拆不散。

第二章 第1节
我再次见到高宽时，已是来年冬天。这一年中，我们家里遭遇的灾难罄竹难书！父亲死了，母亲死了，大哥、大嫂一家四口都死了，小弟失踪了，五进门的大院子成了鬼子宪兵司令部的办公地……这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我们的家毁了。
毁掉我们一家的罪魁祸首是二哥冯二虎，也就是杨丰懋。二哥有个朋友，叫田原，是日本领事馆的一个小官员，据说他是个日本特务，跟军方有很深的关系。鬼子占领上海后，我们家其实很太平的，靠的就是有田原这顶保护伞，他及时给我们家搞来一沓良民证，和一本特别的证明书：像一张奖状。上面全是日语，我不知道写的是什么。据说，上面有日本驻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的签名，所以它就有点御书的意味，不管是鬼子气势汹汹找上门，还是那些汉奸心怀鬼胎来串门，只要见了这本东西，都会对我们家客客气气，不敢无礼。鬼子刚进城的那段时间，街坊邻居经常受到鬼子和汉奸的欺凌，我们家唯一受一个人的气：田原。他爱好陶瓷古董，家里凡是他看中的，都相继被他拿走了。母亲看他又带走家里的什么东西，有时会发些牢骚，父亲总是安慰她：“都是身外之物，拿走就拿走，只要人平安就好。”田原贪心是贪心，可也确实保了我们一家人平安。如果二哥后来不去外面惹事，我们家里可能就这么平安下去了。
可二哥做不到，他疯了！
开始我也不知道二哥做了什么事，只是感觉到他在外面没省事，让父亲担心了。有一天，正好是冬至的那一天，按风俗这一天男人女人都要洗个澡，洗了澡这个冬天就不会长冻疮。水烧好了，母亲喊我下楼去洗澡，从父亲办公室窗外经过时，我看到大哥二哥都在里面，像在挨父亲的训。父亲说：“行了，都到此为止，结束了，不要再去想它了，把它从脑门里赶出去，忘记掉，忘干净，就像没发生过一样。”二哥显然不服气，憋着气说：“就怕忘不掉。我现在看见鬼子心里就来气，就想宰了他们，像宰狗一样宰了他们！”父亲说：“现在大街上狗多的是，你宰得完嘛。”二哥说：“总是宰一个少一个。”爸爸提高了声音：“可万一宰到你自己头上了怎么办？老古话说得好，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的时候。跟你说老二，你要知道，现在不是以前，你在外面闯了再大的祸，我们都能找到人给你摆平。现在是鬼子的天下，摆不平的，万一出了事，谁都帮不了你。”二哥说：“老婆都被糟蹋了，还能有什么事比这大的。”爸爸气极而骂：“你有完没完！你的老婆就是我的儿媳，你难受我好受嘛，你受辱我光荣嘛！是男人就该拿得起放得下，说完就完了。”大哥说：“就是，老二，听爸的，收手吧。你媳妇要在地下有灵，我想她也该如意了，我们用九条狗命来抵她的债，够了，该满足了，不要再胡来了。一家老小都在鬼子鼻子底下，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我都要悔死的。”
二哥到底干了什么？后来我才知道，他在疯狂地乱杀日本人！父亲开杀戒是为了雪恨，雪了恨后所以甘愿投靠田原，容忍他为所欲为，就是想过太平生活，不想过舔血的日子。他一直咬紧牙关，不跟我们提捣毁鬼子哨所的半个字，也是出于这种考虑：这不是一件光荣的事，只是一个雪耻洗辱的被逼之举。家大业大，父亲早厌倦打打杀杀的日子，不想当英雄好汉，只想安度晚年，让他的子孙平平安安。可是二哥经过那次杀鬼子行动后，对杀鬼子上了瘾，整天往日本艺妓馆、日本料理店、日本领事馆等这些日本人出入频繁的场所钻，找日本女人发泄，找跟鬼子有关的人杀。他有两支点四五口径的柯尔特M1873陆军左轮手枪，每杀一个人，都会在枪上刻下一个记号。我后来见到这把枪时，上面已经刻有九个记号，就是说他已经杀了九个日本人。其实，杀的都是一些醉鬼、嫖客，甚至是手无寸铁的日本军官的家属或子女。
这是阿牛哥后来告诉我的一件事：有一天，二哥带着他驾车穿街过巷，最后来到城外一个码头。那里曾经是我们冯家的地盘，现在日本人统管了航运，我家的码头成了摆设，成了垃圾场，脏乱不堪，到处是废弃的物资、垃圾和报废的船只。阿牛看着这些，不由地生气说：“你看，鬼子把咱们的码头糟蹋成什么样了，都成垃圾场了。”二哥说：“所以，咱们也要学会糟蹋他们的东西，今天我就是要让你来糟蹋他们的东西。”阿牛问：“你不会是让我来杀鬼子吧，冯叔昨天才教训过你。”二哥说：“他不准我乱杀人是不？放心，今天不是喊你来杀人的。”二哥将车停在一个废弃的仓库前，下了车，带着阿牛往仓库深处走去。越走阿牛越觉得不对劲，停下来问：“嗳，你要带我去干什么？”二哥拽着他走，“走吧，过去就知道了。”说着带他来到一间僻静的小屋前，要阿牛进去。阿牛听到里面有人在唔唔地呻吟，问他：“里面是什么人？”二哥猛一脚踹开门，将阿牛推了进去。
阿牛禁不住大吃一惊：屋里的木板上，四仰八叉地绑着一个清秀的女孩，嘴里塞着衣服团子，一见阿牛进来，就扭着身子唔唔叫，乌黑的大眼里充满了惊恐和哀求。阿牛脸色唰地变了，瞪着二哥吼道：“你这是干什么？”二哥上前扯掉了盖在女孩身上的衣服，说：“糟蹋她！把她干了！”阿牛吓得连退两步说：“老二，你搞什么名堂，我们走吧。”二哥把他推到女孩跟前，托起女孩的脸蛋说：“你不敢？我告诉你她是什么人你就敢了。你知道她是谁？鬼子！”阿牛说：“你胡说！”二哥说：“我胡说？你问她，她爸是谁？维枝太郎！你知道最后坚守在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是谁杀的，就是她爸，维枝太郎旅团长！快，别没有出息了，把她干了，为八百壮士报仇，为你的两个嫂子和小妹雪恨。”阿牛惊愕地看着二哥，二哥骂他：“你看我干什么，去干她！我在门口等你，快！”猛推一把，将阿牛推到女孩身边。阿牛看着女孩惊恐的目光，不由地将地上的衣服捡起来，盖在她身上，扭头想冲出屋去。
二哥恼羞成怒，抡了阿牛一拳，破口大骂：“窝囊废！你不肯干是不？过来，看着，学着一点。”说着掏出枪，潇洒地朝空中扬了扬，然后一下将枪口抵住女孩脑门，毫不迟疑地开了枪，还恬不知耻地说，“这叫以牙还牙，以血还血。”
其实，这是冬至后第二天的事，父亲训斥他的声音也许还在他耳边缭绕，可他根本不当回事。此时的二哥，已被仇恨和疯狂吞噬，他怀着一种他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使命感，把一个陌路人送上黄泉路。他杀人其实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和理由，只要是日本人，只要机会成熟就出手。他把杀鬼子、睡日本女人当做了游戏来取乐，这注定要把我们家卷入一场更大的灾难中。

第二章 第2节
转眼到了春节。
为了冲冲喜，杀杀旧年的霉头，这年春节，家里天天放鞭炮，舞狮子。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家里张灯结彩，门庭若市，一派洋洋喜气。父亲请来了两台戏班子，在天井和后院分别搭台唱戏，中午摆了八大桌，款宴八方宾客，像在太平盛世中，家有迎嫁之喜。
作为皇军重点保护的对象，我家门楼上平时都插着日本国旗，这天大清早，父亲张罗的第一件事是吩咐管家把那面“狗皮膏药旗”拆下来，代而替之的是两只大红灯笼。战争的阴影，亡国的辛酸，这一天似乎被父亲刻意张罗出来的欢喜掩盖了。但终归还是没有掩盖住，因为二哥把田原也叫来了。田原一来，发现他们的国旗没有在老地方飘扬，手向天上一指，问二哥：“这是怎么回事？”二哥有情有理地对他解释了一番，恳求道：“今天就算了嘛。”田原语气虽然不乏客气，态度却是坚定的，说：“还是挂了好。你不挂我就不能进去，进去了万一被宪兵发现，我不好交代。”
没法子，只好又挂上去。
这天我的工作是在门口给客人胸前佩戴红丝条，这是父亲专门交给我的活。田原看到他们的国旗重新飘扬起来，才接受我给他佩戴红丝条。看到那面脏兮兮的狗皮膏药旗又在迎风飘扬，与两旁的红灯笼，还有结扎的彩球彩线混杂在一起，显得不伦不类，我心里气得鼓鼓的，恨不得手上的别针就是一把尖刀，直插田原胸膛。
来的客人一拨接一拨，有父亲的故交新朋，有母亲的亲眷家属，有大哥二哥的亲朋好友。其中有罗总编——就是报社的罗叔叔，还有一位是二哥的狐朋狗友，上海滩上一个有名的纨绔子弟，是杜月笙的一个远房表侄，本姓李，但他经常自称杜公子。这两个人，将给我家制造两件事，一件直接引来我家的灭顶之灾，另一件则间接地让我幸运地躲过一劫。
罗叔叔和杜公子有点过节，恰好他俩是接踵而来的。先来的是杜公子，自由二哥接待，后到的罗叔叔是大哥接待的。太阳很大，罗总编戴一副墨镜，像个黑社会的老大，后面跟着打扮入时的年轻夫人，样子有点儿做作。我注意到，杜公子看罗叔叔来了，轻蔑地哧一声，对二哥讥笑道：“你现在水深哦，连这个萝卜胡编也勾搭上了。”二哥说：“说什么，他是我爸的老朋友，还是我小弟的干爹呢。”杜公子说：“哦，你们还这么亲，这可是个老滑头，你看他娶的那个小女人，很年轻呢。”二哥说：“这有什么，人家老婆不是在北平给日本特务暗杀了，凭什么不能娶。”杜公子说：“凭他平常的言论，你看他编的报纸，办得跟共产党一样，全是假大空的高调子。”二哥说：“你啊，就因为上次人家报纸说你款捐少了，记仇呢。”两人不等罗叔叔走近，转身往里走。因为高宽的原因，我心里对可能是共产党的罗叔叔特别亲近，但罗叔叔并不知我们的关系：老关系不知道，新关系更不知道。罗叔叔心里只有小弟，见了我就问：“小马驹呢，我要跟他下棋。”
说的是围棋。
虽然小弟算命出名，但这不是他的正业，他的正业是围棋，三四岁起父亲就培养他，并且学有所成，十来岁时已经在上海城里找不到对手。我那时整天呆在家里，很苦闷，最后帮我走出困境的就是围棋，小弟每天陪我下棋、讲棋。棋道里藏着人道，事由因起，峰回路转，黑白世界里演绎的是人生起落沉浮。他在棋盘上让我看到了他的精彩，也让我悟到一些人生的道理。人在极度困境中很容易沉沦，也很容易拯救，所谓否极泰来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只有“否极”了，才会对“泰”有切实的认识和要求。
小弟用围棋给我解困突围，是润物细无声，日积月累，对我其实有很大帮助。因为是润物细无声，是不知不觉的，我不知，我父母也不知。于是，他们也在寻求良策让我走出困境。但他们寻来的“良药”，用在我身上却成了“毒药”。就是这一天，我父母交给了罗叔叔一个任务：给我找一个对象！罗叔叔满口答应。
这天来的人中，还有两个人是要介绍一下的，一个叫吴丽丽，她是我二嫂的表姐，二嫂死后又认我母亲为干妈，经常来我家玩。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当时军统上海站头目陈录公开包养的情人，二嫂死后她又跟我二哥偷偷相好上了，所以才认我母亲为干妈，这样可以经常来我家。我后来加人军统，靠的就是她这层关系，陈录。这是后话。
另一个人姓钱，是个银行老板，他是我母亲的远房表叔，他儿子叫钱东东，是我在艺校的同学。就在春节前没几天，东东被一个鬼子当街打死，我了解的过程是这样的：那天下大雪，钱东东在街上叫车，好不容易才叫到一辆黄包车，却被一个临时赶来的中年人捷足先登。东东气愤不过，追上去骂了他一句：“操你妈的！”中年人立刻跳下车，怒目圆睁，用怪异的口音问东东：“你操谁？”东东看对方气势汹汹，加上听他说话，才发现是个鬼佬，所以没有顶撞他，只是申辩道：“这车是我喊的。”鬼佬并不跟他辩论，继续说：“你操我，知道怎么操嘛，我先操给你看。”说完一巴掌向东东打过来。东东挨了巴掌，没还手，算是让了，求和了。不料鬼佬还不解气，又朝他抡了一拳，打在鼻子上，顿时流出鼻血。我认识东东，他性子暴得很，在学校经常跟人打架，这时尽管他知道对方是个鬼佬，可他的脾气哪里受得了如此挑衅，于是本能地回了手。两人当街对打起来。真打了，日本佬哪是东东的对手，没两下就被打倒在地。车夫见此情景，叫东东快跑。东东跑了，可是哪跑得过子弹，日本佬掏出手枪，朝东东开一枪，东东倒在地上，再也没站起来。
因为东东的关系，钱叔叔来了后主要是我接待的。说真的，我没想到他会来，因为事情才过去半个多月，他一定还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后来我知道，他来是另有目的的，他想来认识杜公子，让他在黑道上寻人替东东报仇。我是无意中听到钱叔叔和杜公子的对话的，上菜了，我没看见钱叔叔，便四处找他。二哥说他应该在北厢房里，我便去那里找他，正好听到——
钱叔叔说：“我儿子才二十一岁，他的生活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就因为这句话。”他的声音听上去又丧气又麻木，冰冷的，“这句话满大街的人都在说，都没有事，可我儿子却因此丢掉了性命。我看见他躺在地上，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只手伸在半空中，像在等我去拉他起来。我去拉他，他的手冰凉冰凉的。我大声喊他，东东，你怎么啦，起来跟我回家吧。他一动不动，连流出来的血都凝固了，结冰了。他死了。我儿子死了。我无法接受，希望杜公子帮帮我。”
杜公子说：“我怎么帮你？”
钱叔叔说：“我要给儿子报仇。”不等杜公子发话，钱叔叔又说，“我要杀了他！”
杜公子说：“那你怎么来找我？”
钱叔叔说：“我没人可以找，我一直在金融界混，身边没有这种人。”
杜公子明显生气了，说：“难道我是这种人吗？你听谁说的？杀人放火的事我从来不干的。”
钱叔叔说：“我知道。”
杜公子说：“既然知道怎么还来找我？”
钱叔叔说：“只有你才找得到这样的人，帮帮我吧，我给钱，要多少钱我都给。”
杜公子说：“钱？你认为谁会为钱去卖命？现在谁敢去找鬼佬的麻烦，躲都来不及！老兄，我很同情你，但我告诉你，没有人会为钱去杀一个日本人的，现在，除非你自己。”
谈话到此结束，钱叔叔很扫兴，最后连饭都没吃匆匆走了。这事本来跟我们家毫无关系，八竿子打不着，谁想得到，后来竟像变戏法似的，七变八变，变成了给我家招来灭门大难的祸水。要不是罗叔叔曲里拐弯地把我赶出家门，我也是必死无疑。

第二章 第3节
那天罗叔叔是最后一个走的，因为我父亲留下他说了点事，其实说的就是给我找对象的事。他走的时候已经九点多钟，夜深了，演戏的人都走了，看戏的人也走了，闹热的冯公馆一下安静了。我在天井里帮徐娘和小燕收拾东西，罗叔叔和父亲、母亲一行从父亲的办公室出来。罗叔叔看到我，把我叫过去，表情暧昧地说：“嗯，确实是长大了，完全是个大姑娘了嘛，今年是二十几了？”妈妈跟过来，抢先说：“二十一了。”罗叔叔的口气更神秘，“看来我是该履行责任了。”我以为他说的是让我去他那儿工作，说：“我才不当记者呢。”罗叔叔笑道：“谁让你当记者了，工作的事我就不管了，让你爸爸管吧，他在上海有那么多关系，肯定会管得比我好。”我问：“那你要管我什么？”罗叔叔看看我父母，母亲接住了话头，笑嘻嘻地对我说：“罗叔叔要替你介绍对象呢。”罗叔叔说：“关键是老天给你派了个人来，我上个月刚认识的，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耶鲁的高材生，写诗写小说，非常有才气，家里也不错，父母亲都是大学教授，仪表也是堂堂的。怎么样，有兴趣吗？”我拉下脸，说：“没兴趣。”罗叔叔说：“你见了就会有兴趣的。”我说：“我才不见，我不需要。”父亲笑了笑，饶有兴致地说：“你不需要，我们需要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天经地义的事。”我马上想到他们把罗叔叔留下来是在谈这事，心里顿时火冒三丈。我对罗叔叔说：“对不起罗叔，我对你的好意不感兴趣，失陪了。”说完，掉头离去。
我不知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也许把我的这种强硬态度理解为不好意思，第二天，罗叔叔就带着那位仪表堂堂的“高材生”上门来见我，我死活不肯下楼，父亲上来请我也不领情，让父亲非常生气。等那人走后，父亲对我大发一通火，我一气之下，把我和高宽恋爱的事情一五一十跟他亮出来，高宽的照片，一大堆信，都翻出来给他看。后来母亲也来了，我哭哭啼啼地告诉他们，我跟高宽是怎么恋爱的，我们曾经有多么好，好了有多长时间，现在又为什么分了手。但分手的原因我是胡编的，我说：“我把我被鬼子强暴的事跟他说了，他接受不了，就跟我分了手。”我说得有鼻子有眼，有时间，有地方，地方就是双鱼咖啡馆，时间就是那一天。我父母亲完全相信了，因为这是我这几个月来唯一一次出门，他们都记得这事。我这么说的目的，就是要他们别管我这闲事，管不了的，没人会再娶我的，死了心吧。
但我父母没有死心，他们背着我让阿牛哥去找高宽，他们想同高宽私下谈一谈，争取改变他。我后来知道，当时高宽已经接到命令要去重庆，阿牛哥找到他时他正在准备行装，很忙碌，没时间接待他，加上一听是我父亲要见他，一股恶气涌上心头，态度很恶劣，只说了一句：“堂堂的冯大人要见我干什么，我又不是什么富家子弟，他的女儿我高攀不上，回吧。”就关了门。高宽以为我嫁给富家子弟一事是真的，父亲听了高宽的“回音”，以为真是他把我抛弃了。很奇怪，那段时间，我违心撒的每一个谎言都能成真，无人能识破，这就是命。
高宽，一个有见识的知识分子，一个曾经深深爱我的人，都无法接受现在的我，要忍痛割爱，要分道扬镳，更何况那些未来的萍水相逢者。这是最简单不过的推理。所以我的现状，我的婚姻，一定让我的父母亲伤透了心，绝望了。为了确保我未来的婚姻，他们绞尽脑汁，用尽心机，决定另辟蹊径。很快，他们安排我出国去旅游，不可思议又不言而喻的是，还给我安排了一个陪客——阿牛哥。我听了马上猜到他们葫芦里藏的是什么药——他们是怕我嫁不出去，想让阿牛来收购我这个“废品”！陪我出国旅游是假，创造机会让我们培养感情是真。可怜天下父母心！
可对我来说，这无异于养了几个月的“伤口”又被扒开了，撒了一把盐。我欲哭无泪，既没有争辩也没有伤心，是一种心痛极了、失去反抗的麻木和冷漠。那天晚上，是我最后一次面对母亲，她看我无动于衷，催促我表态：“点点，你说句话啊，你怎么想的？如果你同意的话，你爹要给你们去办护照、签证，有一大堆事呢。”我看看妈妈，轻轻地说：“妈，让我想一想，我明天给你答复好吗？”妈妈劝我说：“你不要想得太复杂，我们就想让你出去走走，散散心，看看世界，交交朋友。”我说：“知道，妈你去忙吧，我好累，要休息一会。”妈妈走后，我觉得我的灵魂飞走了，剩下的只是一具空壳子。我真的感到很累，像又死了一次的累。
我可以想象，呆在这个家里我的伤口将不断被人以关心和爱的名义打开，因而永远不可能愈合。与其留下来受煎熬，不如一走了之。这天晚上，我下定决心要离开这个家。我写了好几份留言，有的很长，都撕了，最后只留下一句话：
爸爸，妈妈，大哥，大嫂，二哥，小弟，我走了，你们不要找我，权当我死了。
就走了。像一只迷途的鸟永远飞出了巢。
当一个人真心要躲藏起来，别人是很难找到的。我连夜离开上海，坐车，又坐船，第二天傍晚才到达目的地：一个跟我家里人从来没有来往过的女同学家。这里离上海市区有四五十公里，没有汽车，没有邮局，没有警察，只有水牛、桑树、竹林、池塘、鸡啼、鸟鸣。同学的父母都是养蚕的桑农，我每天在鸟叫声中起床，吃过早饭出门，和同学一起去桑园摘桑叶，下午去河里摸螺蛳、网鱼，晚上天一黑就上床睡觉。新的生活方式让我变成了一个新人，没有过去的荣华富贵，也没有了过去的生不如死的苦痛，我在用疲倦和粗糙的生活抹平了痛苦，只是有时晚上失眠时，痛苦才会重新造访我。不过总的说，我对现状是满意的，如果允许，我愿意就这么一直活下去，直到老死。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我出来时没带多少钱，同学家靠养蚕谋生，生活十分拮据。同学有两个哥哥，原来都在军队里，大哥还当了团长，每月给家里寄钱，在村里算是有钱人家。可是大哥去年在南京保卫战中牺牲了，二哥的部队在浙江被打散，至今生死不明。我怎么好意思寄生在这么一个被悲伤的阴影日夜笼罩的农家中？我呆了不到一个月，便悄悄溜回城里，寻找新的出路。我找到另一个同学，小学同学，她是个犹太人，父母在教会工作，我想去教堂当修女，希望他们帮我联系。他们答应了，让我回家等消息。我又回到乡下同学家里，不到半个月，犹太同学托人给我捎来了南京拉贝先生办的女子教会学校通知我入学的报到书。这是我当时最向往的一条出路，看到这份通知书后，我激动得哭了。
乡下同学一直不知道我出了什么问题，虽然她曾多次问过我，我都敷衍过去。小痛才会叫，痛到极限时是无声的，麻木的，对谁都不想说，因为没有谁可以为你分担。直到这时，看到我捧着这份异常的入学通知书后的异常表现，她坚信我的生活出了大问题，才咬住不放地追问我：“点点，你必须告诉我，你到底怎么了？你跟家里闹什么矛盾了？”我无语又无语，有语也等于无语，“对不起，我真的不想说。”我要把我经历的那些事都带到棺材里去，跟谁都不想说。她又问我：“高老师知道这些事吗？”我摇头。她说：“你不是喜欢高老师吗？你应该跟他说说。”我想说，如果我还愿意跟他说就不会想去上这种学校了，可话到嘴边又变了。我说：“都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我的心已死，今后活的不过是我的身体而已。”她用加强的口气说：“不会的，不会的，这不是我所了解的你，点点，你不是个弱女子，我一直欣赏你敢爱敢恨不服输的性格。”我说：“那是以前的我。”现在的我更相信，人不过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而已，很渺小，很脆弱，因为人世太复杂，太冷酷，太残忍。我到最后分手也没有跟她说明真相，真的不想说。我了解自己，我不需要安慰，我要行动，要去过一种崭新的生活：没有生活的生活。
第二天，我告别同学，踏上了去南京的旅程。我要去拥抱另一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又残酷地把我留下了。我提着行李，随着拥挤的人流走进月台，一个警察突然把我叫住：“你，站住。”我只好站住。
“你去哪里？”
“南京。”
“票呢，拿出来我看看。”
我递上票，让他看。就在这时，我无意中看到了柱子上的通缉令，惊呆了。警察看完票还给我，让我走，可我像是被钉在地上，动弹不了。
警察觉得奇怪，“你怎么了？”他发现我在看通缉令，顿时变得严肃地责问我，“怎么，你认识他？”
我当然认识，但怎么能说实话呢？我佯装走神，反问他：“你说什么？”他说：“问你呢，”手指着通缉令，“是不是认识他？认识他要说，可以领赏的。”我说：“我真想领这个赏，可惜没这个福气啊。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他说：“昔日上海滩上有名的漕帮主冯八金的儿子。”
我问：“他怎么了？”
他说：“上面不写着嘛，通匪，杀了皇军，罪该万死，全家人都死了，就跑了他一个。”
我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他可能也不知道，瞪我一眼，对着通缉令上的头像饶有兴致地说：“跑，跑，看你往哪里跑，天网恢恢，插翅难逃。”
火车缓缓开走了，我在最后一刹那跳下了列车——我的心还没有完全死！可是我的家人，父亲、母亲、大哥、大嫂、小马驹、阿牛哥、徐娘、小燕、小龙、小凤……真的死了，没了，消失了；我家的房子也被鬼子霸占了，大门口赫然立着两个持枪的小鬼子，门楼上、父亲的汽车上、阿牛哥的摩托车上，都插着雪白血红的狗皮膏药旗，小弟屋前的那棵老柞木树被砍掉了，堆在弄堂里，长出了血色的蘑菇……这一切，就发生在我离家出走的第三天夜里！

第二章 第4节
下面的事是后来二哥告诉我的。
那天，是二哥介绍钱叔叔和杜公子认识的，两人在厢房相谈后心里都有气：钱叔叔愿望落空，心情郁闷，当即走了；杜公子也是心气不顺，找到二哥发牢骚，怪二哥给他介绍认识了这么一个“不识相的家伙”。二哥问他怎么回事，杜公子说：“神经病！他让我去杀人，杀鬼佬。”二哥听了情况后心里暗喜，他那时正处在疯狂地杀鬼佬的热情中，有人愿意出钱要一个鬼佬的人头，正中他下怀。当晚，二哥便登门造访了钱叔叔，把“生意”揽了下来。
跟踪几天后，二哥把打死东东的那个日本佬的情况已摸得很清楚：他年纪五十岁，是日本某新闻社驻中国记者，住在闸北区胡湾路上的一个院子里，每天上午很少出门，晚上经常很迟回家，有时也睡在外面。他有个固定的情人，是个唱昆曲的小姑娘，二十来岁，住在大世界附近的一条弄堂里。他虽然身上有枪，但身边没有任何随从。于是，二哥行动了，一天晚上，他把自己打扮成车夫，拉一辆黄包车，守在唱昆曲姑娘的楼下。只有他一辆车，鬼佬从楼里出来，别无选择地上了他的车。二哥拉着他，轻而易举把他送去见了阎王爷。
疯狂的二哥啊，你太大意了！你不想想，一个记者身上有枪，且敢当街打死人，说明他决不是一般的记者。确实，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是有后台的，他的同胞兄弟山岛鸠晶，是当时上海宪兵司令部的第三号人物。
山岛怎么会让自己的哥哥死得不明不白？他发动宪兵队开始了兴师动众的全城大搜捕。于是，一条条线索被梳理出来，最后自然理到钱叔叔的头上。钱叔叔被鬼子带回去刑讯逼供，一天下来皮开肉绽，倒是没开口，为了保护二哥。可到了晚上，鬼子把钱叔叔两个女儿又弄进来审，还威胁钱叔叔，如果天亮前不把人交出来要处死他两个女儿，逼得他精神崩溃，供出了二哥。宪兵队押着钱叔叔连夜闯到我家抓二哥，因为找不到二哥恼羞成怒，大开杀戒，最后连猫狗都不放过，见人就杀，见活物就灭。惟有阿牛哥和二哥，因为没在家，侥幸躲过一劫。当时已经深夜一点多钟，正常的话他们都应该回家了，尤其是阿牛哥，这么晚肯定在家里。是我救了他们，我出走后，全家人都在找我，那天他俩被父亲派去外地找我，阿牛哥去了我父亲的老家乡下，二哥去了苏州我母亲老家，当天都回不来，就这样才幸免于难。
二哥才是最该死的！我后来经常想，如果鬼子那天在家里抓到二哥，会不会就手下留情，饶过这一家子人呢？
我的家就这么毁了，而我却因此而生。天塌了！灾难让我走出了困境，我决定要好好活下去，为我的父母而活，为他们报仇。我血液里流的是冯八金的血。第一件事，我要找到二哥。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我想吴丽丽可能会知道，便去找她。丽丽姐的男人在上海是有家室的，军统工作又秘密，去会她的机会其实很少，大部分时间她是一个人，很无聊，便经常邀母亲和二嫂去打牌。上海沦陷前我陪母亲去过多次，房子很好的，一栋黄色的独门独户的小别墅，有一个佣人叫何嫂，我也认识。那天我敲了好长时间的门，何嫂才来给我开门，开了门又不想让我进去，说丽丽姐不在家。我问她去哪里了，何嫂说她已经几天没回家了。我注意到，何嫂神情紧张，说话语无伦次，便不管她阻拦，硬推开门闯进去。
屋子里很乱，楼上的家具都堆在楼下，显然是要搬家的样子。我问：“怎么回事？要搬家吗？”何嫂说：“是的。”我问：“搬去哪里？”她说不知道。我预感是出事了，问她：“出什么事了？”她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小姐已经三天没回家了。”我问：“陈先生呢？”我问的是丽丽的男人。何嫂说：“先生今天上午来过一回，说这儿已经被鬼子盯上，让我赶紧整理这些东西，准备搬家。”我沉吟一下，问她有没有见过我二哥，她说十几天前见过，最近没见过。我问她：“你知不知道我家的事情？”她说：“咋不知道，出事后二少爷就躲在这儿，天天哭呢，天杀的鬼子！”我问她知不知道现在二哥躲在哪里，她不知道，说：“满大街都贴着他的头像，我想他应该不在城里。”会在哪里？我看见电话机，决定给罗叔叔打个电话问一问。
我打通电话，罗叔叔一听见我声音非常震惊，问我在哪里。听说我在吴丽丽这儿，他在电话那边不禁地叫起来：“天哪，你怎么在那里，马上离开那里，不要让任何人看见你在那里，快走，越快越好。”我小声说：“已经有人看见了。”他说：“不管是谁，一定要堵住她嘴！”他给我一个地方，让我速去那里等他。我挂了电话，联想到何嫂刚才说的情况，我猜测现在这儿可能已经成了是非之地，便吩咐何嫂：“不要跟先生说我来过这里，跟任何人都不要说，鬼子都以为我死了，谁要知道我还活着，万一被鬼子盘问起来，对你反而是多了一件事，知道吧？”何嫂说：“你放心，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我还是不放心，走出门又交代她：“你就权当没看见我，万一刚才有人看见我进来，你就说不认识我这个人。”何嫂说：“好的，我知道，你快走吧，老天保佑你平平安安。我知道你家一向对吴小姐好，我不会伤害你的。”说着流了泪。她这话、这样子让我更加认为，丽丽姐已经出事了，肇事者可能就是她男人，陈录。
果然，见了罗叔叔后，罗叔叔告诉我：丽丽姐已经死了，就是被她男人陈录害死的。“为什么我叫你赶紧离开那儿，”罗叔叔说，“陈录是个混蛋，跟日本人绞在了一起，他要知道你的下落也会把你卖给鬼子的，吴丽丽这次就是被他卖了，包括你二哥。”我急切地问：“我二哥怎么了？”他笑了，说：“别急，你二哥是虎，虎就是猫，有九条命。”罗叔叔说，“这个王八蛋就是命大，把你父母亲害死了，自己却几个生死劫都挺过去了。”
“他现在在哪里？”
“你想见他？”
“是的。”
“算你幸运，掐着点冒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