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
作者：王树增
内容简介
《1901年》是在一种惆怅的心情中完完的。彻察丝缕而又探求大势――我想用激情内敛的叙述方式描绘出我们这个民族的面孔和表情。历史事件在《1901年》中并非叙述的主体，而是所有历史人物心灵出卖的背景，连贯的不是频发的历史事件，而是中国人纷乱的心绪历程。之所以选择了一百多年前的历史，是因为中国人千年不变的面孔在那段日子里突然表情急剧丰富起来。

第一章 蓝色长袍上宫殿
1、被严重忽视的一天
中国人严重忽视了中国历史上的这一天：农历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七日，西历1899年12月19日。
这是一个距离19世纪的结束只剩下不多时光的日子。
如果仅仅从历法的角度上看，无论西历还是农历，这一天都是一个没有特别意义的日子。然而，就是这一天，在位于世界东方的庞大的中华帝国里，在帝国京城重重宫墙严密遮裹着的皇室里，却发生了一件离奇古怪的事件。
越是历史悠久的民族，越是容易对悠久的历史掉以轻心。当中国人的一双黑眼睛眯起来，要向世界提及自己5000年历史的时候，历史的事实常常因这个民族虚幻情致的浸染而被叙述得满纸帝王将相，金袍青甲，才子佳人，飞花柳絮。但是，在19世纪即将与20世纪交替的日子里，在中华帝国内发生的却的确是中国5000年历史中最恐怖与最悲伤的故事。这些故事最终导致了一个民族和一片国土的严重受伤。
1899年12月19日，正是在这一天里，整个世界窥视中华帝国的猎人式的目光与这个帝国向外部世界打探的好奇的双眸，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踌躇之后，终于相互对视了。在这一对视的瞬间，无论是西方浅色的还是东方深色的瞳仁里，都映射出某种难以言表的心态，这种心态复杂得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人面对外部世界时的思维模式，影响着作为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民族之一的中国人的生存与生活理念——尽管后来乐观的中国人几乎将100年前的那个帝国的早晨完全忘掉了。
那是一个寒冷阴暗的早晨。
入冬以来，这个庞大帝国的整个北方不曾下过一场雪，荒凉萧瑟的田野无边无际地裸露在凛冽的天宇下。从蒙古高原吹来的寒风长时间地袭击着帝国的都城北京，京城内高大结实的灰色城墙上是漫天的黄尘。早上的时候，天似乎阴得更厉害了。肮脏冷清的街道两边的铺子大都还没有卸下表示营业的门板。一个穿着蓝狐毛领缎袄的官员骑着鬃毛上装饰着红色丝线的矮小的马正要去衙门。他在寒风中像是咳嗽似的嘟囔了一句，因为街道当中躺着的一个冻僵了的乞丐弄乱了他坐骑行走的节奏。除此之外，这个早晨是寂静的。只是，在破旧的城门刚刚打开的时候出现过一阵小小的骚乱——早已在城外等待进城的外省客商、本地的小贩、驮煤的骆驼队和插着皇家黄色小旗的拉水骡车混杂在一起，争抢着狭窄的进城通道。暴露在帝国冬天冷风中的所有的中国人都穿着几乎是同一种颜色的棉袍——厚重的灰色或黑色，人与他们头顶上铅色的冬云和谐地融合成了一体。越洋过海来到这个东方帝国京城里的洋人们常说，虽然中国北方的纬度并不是很高，但是，冬天里中国人御寒衣裤之臃肿世所罕见，使他们远远地看去像被棉花和布匹包裹着的球，以致洋人们认为，冬天里的中国人如果跌倒就很难自己爬起来。
在这个阴冷的早晨，帝国皇宫紫禁城巨大的红色宫门沉重地打开了一道缝隙。
位于京城中央的紫禁城的宫门几乎终日紧闭着。几千年以来，这个统治着世界上最广袤的领土和最众多的人口的帝国的皇室与它的臣民们被世界上最高大厚重的围墙隔开，一直孤独而神秘地生活在有限的范围之内。紫禁城不是帝国处理国家公务的机构，而是皇室的私家庭院。皇室之外所有的人，包括那些有皇族血统的人，很少能够进入到皇宫里面。少数执掌政府机构最高级最核心权力的官吏们每天到皇宫里帮助皇帝履行统治帝国的职能，但他们也只能到达皇宫内宫的围墙之外。在1899年的这个冬天里，即使是帝国国事的最高决策机构军机处，也仅仅龟缩在皇宫内城外西南角落的一排低矮的平房里，其规模看上去还不如皇室里的宠物间。其时，帝国政府的所有职能机构，全部设在皇宫之外，能够进入皇宫，是至高无上的荣耀。那些因为某种原因得到皇帝的赞许且特别恩准进入紫禁城“瞻仰天颜”的帝国功臣，会早早地穿戴好表示自己官阶的全套锦绣官服，外面披着皇帝恩赐的黄色马褂，天色还没亮的时候，就候在宫门之外，紧张地等着宫门内皇家侍卫低声呼叫他的名字。然后，上面排列着金黄色巨大门钉的宫门沉沉地打开了，这时候，即使曾统领数十万军队征战于遥远疆场的强悍的将军，也会由于激动和恐惧而双腿战栗。不是皇室的人走进了皇宫——这种人世间少有的奇闻会像罕见的天象一样在帝国的土地上迅速地流传，成为帝国政治事件中的美谈——紫禁城那红色的宫门是帝国臣民的天堂之门。
然而，1899年12月19日这天早上，走进紫禁城皇宫的，是一位提着一只巴黎风格的精巧皮箱的金发碧眼的洋人。
法国医生多德福顺着深邃的红色圆顶门洞进入皇宫的时候，双腿没有战栗，只是，眼前的景象令他困惑万分。白玉基座托举着的金碧辉煌的宫殿高高耸立在帝国灰色的低云下，呼啸的风在空旷的庭院里撞击出一种低沉压抑的共鸣，那些年龄在百年以上的老树在风中缓慢地摇动着，而弥漫在每一块砖石上的肃杀都令这个游历过许多国家的法国人感到头晕目眩。也许从东方流传到西方的关于这个古老帝国和这座神秘皇宫的传说太多了，或许那些传说中令西方人无法理解的内容太多了，以至于多德福从进入紫禁城皇宫的那一刻起，眼前就现实与幻觉慌乱地交织在一起了，这严重地影响了这位法国医生的情绪。
作为医生，多德福在这个帝国里医治过对西医绝对不信任的中国人，虽然那些中国人死也不肯喝下一小勺他当做镇静剂使用的白兰地，但他自信有对付由于痛苦而焦躁不安的经验与耐心。今天，进入帝国紫禁城的“出诊”将是他行医以来最奇异的一次经历，因为他不仅要诊断出一个中国患者肉体痛苦的原因，他还要由此诊断出这个帝国政治病变的原因。
在前面引路的太监深深地躬着腰，多德福没能看见他的脸，但从他脑后垂向腰际的那根灰黑色的辫子却加深了多德福的不安。对于这个帝国，对于中国人，多德福都感到了一种巨大的陌生，他觉得这座皇宫里的每一根圆柱的后面、每一处围墙的暗影里都有一张正在审视他的面孔。此刻，那座他要去的小宫殿出现了，卧在宫殿门口和飞檐上的那些人世间根本不存在的铜铸镏金的野兽，正一齐朝他这个面目古怪的洋人怒吼着。
懵懵懂懂的多德福和他的翻译看见了一片已经结了薄冰的水面。穿过一条跨越水面的小石桥，多德福知道自己已经到达那个叫做南海瀛台的小岛了。孤独的小宫殿就在岛上。
领路的太监推开一间小房子的门，向里面指了指。
尽管和大多数洋人一样，这位法国医生在宫外已经听说了不少关于中国皇帝现状的传闻，但是，眼前的景象还是出乎了他的想像。
小房间里很暗，很冷，这是因为中国人的窗户上不是镶着玻璃而是糊着纸张的缘故。多德福注意到这间房间窗户上的纸张有几处已经破损，寒冷的风就是从那里吹进来的。靠里面的一张木床上，躺着一个人。要不是太监用手势再三示意，多德福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这个面色苍白、瘦弱不堪的男人就是正统治着中华帝国的光绪皇帝。中华帝国此时领土广袤达一千多万平方公里，东起太平洋西岸，北到冰雪覆盖的西伯利亚荒原，南到长满椰林的南海小岛，西至亚洲大陆的沙漠腹部。人口4万万。
多德福叽里咕噜地让人把破损的窗户遮挡一下，然后让中国的皇帝平躺在床上，开始解开他的衣服。
太监尖叫起来。在中国，没有人可以这样触动皇帝的身体。即使是皇宫里的御医也只能跪在皇帝的帐外，通过一根缠绕在皇帝手腕上的丝线来判断皇帝的脉搏状况。而现在，中华帝国的皇帝被一个洋人脱下了衣服。
光绪如一具僵尸。
关于中国皇帝“龙体欠安”的传闻早在一年多以前就被帝国政府用正式通告的形式所证实。通告的内容是：皇帝的身体出了某些问题，为此政府向天下征召“名医”。尽管通告中没有特别指明，但是很显然，征召的范围并不包括外国医生——中文中的“天下”一词实际上仅限于中国版图之内。
通告发布的时刻，正是中华帝国的政治极端混乱的时刻：帝国的知识分子在皇帝的支持下发起的一场试图改变帝国政体的运动刚刚以失败告终，失败的原因是这场运动直接威胁了一个女人的权柄，这个女人在最后的时刻动用了帝国最精锐的兵勇来对付手无寸铁的文人，文人们除了侥幸逃亡的之外大部份被砍下了头颅。由于这场运动几乎动摇了帝国赖以生存的政治根基，触及到了帝国社会几乎每一个阶层的切身利益，因此在中国人心中留下了巨大的痕迹。一年多以来，关于帝国前途的传闻如常常弥漫在帝国天空中的沙尘一样笼罩在这片土地上。因此，人们都或多或少地感觉到那位叫做光绪的皇帝的病情之中一定隐藏着某种不祥之兆。
按照帝国皇室活动的规律，再过几天就是京城百姓得以瞻仰皇帝“龙颜”的时刻了——每年年底的一天，中国皇帝要率领皇室的男性成员和大臣们到皇城外的皇家寺庙祭祀祖先和苍天。这个仪式自古以来就具有两种含义：一是在政治上再次向世界确立这个政权如同天地一般稳固；二是再次向臣民证明当今说一不二的皇帝健康地存在着。
但是，在今年接近年底的时候，一个消息自紫禁城的皇宫悄悄地传了出来：今年皇家祭祀可能取消，原因是皇帝病重。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它说明皇帝已经病得连证明自己还活着的机会都准备放弃了。最能证明这个传闻的是从非官方渠道散布出来的一则据说是一位广东籍西医对皇帝病状的描述：
常患遗泄，头疼，发热，脊骨痛，无胃口，腰部显然有病，肺部不佳，似有痨症。面部苍白无血色，脉甚弱，心房亦弱。（屈桂庭撰《诊治光绪皇帝秘记》，载民国二十五年《逸经杂志》29期。）
这是一份足以令任何医生头疼的病情描述。往乐观处分析仅仅是有点消化不良，往悲观处分析每一条都是生命垂危时的弥留状态。而蹊跷之处在于，对中国皇帝病情议论得格外激烈并且特别出格的，不是来自中国人聚集的地方，而是来自京城东南角一个叫做东交民巷的地方，而在这块不大的地方里居住的全是“稀奇古怪”的外国人——无论是中华帝国皇帝亲自颁发的普告天下的诏书，还是帝国政府官方发布的政治与外交文件，都宣布说皇帝的确生病了，可是，住在这个帝国领土上的洋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坚持说，中国的皇帝很健康。这一事件进而发展到以英国公使为首的数国驻华公使联合提出要派出外国医生，“代表整个西方世界”，用“当今医学领域最新的科技成果”给中国的皇帝进行“肉体上的体检”。更为离奇的是，这个无论在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辞令中，还是在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行为上，都属于极其蛮横的要求，竟然在各国公使与帝国政府各级官员间的反复争执之后，被准许了——英国和法国公使的态度明确而强硬，他们对帝国的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说：我们不是为了给中国的皇帝看病吃药，我们只是觉得贵国宣布皇帝生病的举动有点离奇。我们奉我们国家政府的指令，我们必须检查中国皇帝的身体。
于是，法国医生多德福进入了中华帝国的皇宫。
多德福给中国皇帝体检的“家伙”，无论是听诊器还是压舌板，在皇宫里的太监们看来都是一件件谋杀的工具。这个洋人竟然扒开中国皇帝的眼睛看，在中国，这是检查一个人是否死亡的典型动作。
光绪皇帝居住的瀛台是独立于皇宫的一个角落。它位于皇宫的西面，从那里到达皇宫内部，需要通过数条被高大红色宫墙隔开的通道。这一天，寒冷的风在这些通道上猛烈地扫荡着，飞扬的尘土中，通道上来回走着神色惊慌的太监们，匆忙的步态使他们的身影犹如旋转在风中的枯叶。他们除了要向宫里的每一个人传播外国医生古怪的一举一动以及皇帝可能要被洋人弄死之类的骇人消息之外，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向中华帝国的实际统治者——一个女人，报告那个进入皇宫的洋人正在做什么和将要做什么。
那个在皇宫里地位和权力都难以明言的女人从这天清早起就面无表情。在她的身后，放着从帝国南方运来的两大缸用以满足嗅觉的奇异水果。她坐在浓郁的香气之中，不动声色地看着探听消息的太监们走马灯似的在她面前的那道高大门槛内外跳进来跳出去。这个女人整个早上只说了一句话：你们小心着，别让洋人给皇上看出别的病来。
洋人给光绪皇帝“体检”的结果是：中华帝国的皇帝根本没有病。
洋人确实看出“别的病”来了。
洋人最后的结论是：生病的不是中国皇帝的肉体，而是这个庞大帝国的政治。
一个洋人进入紫禁城给中国的皇帝看病，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于是，1899年12月19日，这个被中国人严重忽视的一天，就从这个寒冷而屈辱的早晨开始了。
2、大中国
1899年12月19日，在中华帝国广袤的国土上，生活平静而祥和。
随着太阳的升起，京城的大街小巷开始热闹起来。西北地区的山土货物从北城的德胜门运进来，在集市上已堆积如山。口外肉质鲜美的羊因在冬季里每一天都要大量消费而塞满了交易场。正阳门外的商业大街上停满了客货混载的骡车。当铺和钱庄沉重的棉布门帘被掀起的时候，檀木柜台的古旧气味和炭火的暖气飘散到街上。能够同时供应满汉菜肴的饭铺小伙计也开始在门外大声拉客了。身裹满族或汉族棉装的女人们穿梭在隆福寺的杂货摊位之中。老字号的零售商店雇佣了西洋乐队正在进行大折价的广告宣传。妓女集中的几条胡同里挂着被寒风弄脏了的彩灯。城东的东岳庙今天有大型道场，成群结伙的盛装妇女骑着驴出现在通往广安门外一个香火旺盛的道观的大路上。京城的大路放射状地通向帝国的四面八方，在这些道路上行走着商人、兵勇、脚夫和镖客。
广州今天的天气格外好，衙役们把老爷出行巡视时用的花花绿绿的仪仗摊出来晾晒。
冰封的黑龙江被渔民凿开窟窿，他们把老鼠皮绑在粗大的绳索上捕捉巨大的哲罗鱼，如果百斤以上便可以运往北京的紫禁城内进贡给皇帝了。
扬州市场上的头等蚕丝的价格在这一天还在涨着。
而在喀什，几顶轿子停放在一条水流清澈的河边，苦力在监工的注视下正在卵石中寻找可以献给皇帝的价格昂贵的和田玉。
……
1899年12月19日，看上去和所有普通的日子一样：帝国的官员们正在策划官场上的行贿，帝国的农民们正在盘算明年的收成，帝国的盗贼们正在偏僻的隘口上埋伏，帝国的文人们正在暖阁中集句——悠久历史的大国，山河壮美辽阔的疆土，难道她不该在1899年12月19日如此祥和吗？
世界上虚妄自大的感觉之深，以中华帝国之人为最。在文明发祥绝早的中国人所创造的文字中，最关键的一个词汇便是“天下”。这是含义最为模糊的一个汉语词汇。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人认为中国不但是亚洲东部的中心，而且是全世界的中心。中国人的这种错觉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当整个西方世界还是一片蛮荒的时候，中国的皇帝已经在他巨大帝国的土地上享受子民冶炼的黄金、精织的绸缎以及香甜的稻米和优美的情歌了。而当少数外国航海者登上东方这块巨大大陆的时候，他们看见的是一个令人羡慕不已的国度：巍峨的山峰，一望无际的河谷平原，对生活文明的发现与创造。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当西方人第一次明白了盘在中国门柱上的“龙”是一种动物之后，很快就愿意按照中国官员的要求，学习中国人双膝触地式的礼节。他们中的极其幸运者甚至还得到过中国皇帝的接见，他们在中国皇帝面前跪下时的笨拙样子令中国官员掩口窃笑。当然，受到中国人窃笑的还有外国人奇怪的五官和不同颜色的曲卷的毛发。
大约从明朝开始，中国人逐渐知道自己的“天下”范围并不是无边的广阔，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并不是世界的“中心”。最早给予中国人这一严重打击的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极其有名的意大利人——传教士利玛窦。明万历年间的一天，这个到中国来传播耶稣教义的外国人在帝国都城北京的住所内，接待了一批中国的士人——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帝国的士人们在利玛窦客厅的墙上，看见了一张几千年来中国人从未见过的《万国全图》。除了当时欧洲人还没有发现的澳洲大陆之外，在这张反映着欧洲文艺复兴晚期地理学成就的世界地图上，地球上的四大洋和诸大洲的位置已经被用相当精确的经纬度标示出来了。在中国之外，居然还有那么多的国家存在；中国不但不是世界的主体，而且也没有占据世界的中心，中国仅仅位于世界远东的一隅——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讲，简直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它令中国人的认知世界天崩地裂。为此《明史》特记载道：
意大里亚，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亚细亚洲，中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曰欧罗巴洲，中凡七十余国，而意大里亚居其一……（《明史》卷三百二十六，列传第二百七十四，外国七。）
面对中国人的惊骇，觉得自己惹了大祸的利玛窦为了挽回影响，特地重新画了一张世界地图。他违背地球经度和纬度的正确划分，把中国移到了地图的正中间。但是，已经晚了，中国人心中从此有了永远也抹不去的沮丧以及沮丧之后的不甘。他们给了不是中国人的人一个含有贬义的称谓：“夷”。
然而，单凭一张地图，并不能让中国人就相信了世界真实的样子。中国人对于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事物非常善于采取“不扩散、不深究、不理睬”的态度。清乾隆年间的官方正史在评论利玛窦的《万国全图》时依旧含糊地说“其说荒渺莫考”。（同上）——其时，距离那个意大利人向中国人展示世界地图已经过去了二百多年，欧洲国家的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已经结束，英、法等国的海外市场扩张已经在东南亚登陆，并在印度、缅甸等国家基本完成占领，西方开始盘算如何向中国这块巨大的市场进发了。而此刻，中国人依然根深蒂固地认为：中国是内部的，核心的，崇高而伟大；即使世界上真的存在几个“蛮荒”的“夷”，他们也是外部的，边缘的，低贱而渺小。“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至少在上个世纪之前，中国人内外有别的概念明确而顽固。
中国人认为，凡来到中华帝国的外国使节，无不是代表附属国来进贡和称臣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于乾隆五十六年受英国皇室委派，到中国来协商相互通商的条件。他的船队刚从天津进入通往北京的运河，船头上就被中国官员强行树起一面“英国贡船”的旗帜。船队到达北京之后，特使被通知，朝见中国皇帝时必须按照中国的规矩下跪，马戛尔尼争取再三，才勉强获准按照英国人见英国皇帝的礼节单膝弯曲，原因是：“朝廷固确认英吉利为海外朝贡国之一，此次使节，直为叩祝万寿而来，得瞻天威，已属蛮服陪臣之大幸。特以荒远不识天朝礼制，妄行乞请，无足深责。”英国人虽因“蛮荒”而不懂礼仪，但不远万里前来臣服进贡，于是，即使不双膝跪地，皇恩浩荡也可免罪了。但是，英国人还是被中国皇帝的排场吓坏了。陈康祺《郎歉记闻》中记载道：“乾隆癸丑西洋英咭利国使，当引对自陈，不习拜跪，强之止屈一膝。及至殿上，不觉双跪俯伏。故管侍御韫山堂诗有‘一到殿廷齐跪地，天威能使万心降’之句。”英国人情不自禁地双膝跪在了中华帝国金碧辉煌的皇宫大殿上。（《外交小史》：《英使觐见清高宗行叩头礼》。《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75页。）
时间仅仅过去了107年，法国医生多德福不但被容许给帝国的皇帝“体检”，而且还亲手脱掉了帝国皇帝的衣服。这一事件因其荒唐地违背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而成为迄今为止世界国际关系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件。外来势力如此强横粗暴地干涉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公开侮辱一个国家的现政权以及它的最高统治者，除了会招致最强烈的抗议，招致使用战争这种人类为了雪耻而发明的极端手段之外，几乎别无其他的结果——在国际关系史上，几乎所有发生于国与国之间的血腥的、残酷的和悲惨的事件，究其发生的最初始因和发展的基本原由，无不源于一个词汇：尊严。况且，中国人历来是格外看重“尊严”的。对于这个民族的每一个成员来讲，无论是属于祖宗的过去、属于自己的现在，还是属于子孙的将来，在所有光阴岁月中的所有苦难屈辱中，再没有什么比“丢面子”更令中国人以为是严重的事件了。
1840年和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各国开始对中国人将他们称之为“夷”不再忍气吞声，洋人有胆量要求中国人对他们放尊重一点了。于是，1860年，在洋枪洋炮的威胁下，洋人逼迫大清帝国的官员与他们签订意在维护洋人在华利益的条约的时候，将禁止中国人使用“夷”这个字迫不及待地、堂而皇之地写进了《南京条约》中——特别为一个字的使用而制定一条专门的外交条款，这在世界国际关系史中为罕见的一例。于是帝国政府被逼无奈而改口，通告全国在外交公文来往中一律使用“洋人”这个词。
“洋人”这个中文词汇的字面含义是：从海洋上漂流而来的人。这本是一个典型的中性词汇。洋人以为用白纸黑字形成双方签订的外交文件就可以得到尊严了，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人的民族性情。因为洋人们越对这个字眼敏感而计较，反而越能让中国人感觉良好。于是，在大臣们给朝廷的奏折中，在帝国臣民百姓的言语中，不但原来称呼洋人为“夷”的中国人依旧用“夷”字，原来对洋人不使用“夷”字的中国人也改称“夷”了，而且无论含义还是口气里，一律添加了一层深深的鄙视和恶狠狠。当然，还有一点儿我说了你也听不见的狡狯的乐趣。
中国人终于见识了洋人。自1840年虎门水域外的几艘英国舰船向中国开了炮，这个古老帝国的国门从此被打开了。都说西方势力企图占领中华帝国的市场，破坏了这个帝国古老的手工业，其实并没能完全破坏。马克思把棉纱的输入当做帝国主义资本侵略的发端，但是在中国这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帝国里，洋人输入的棉纱根本没有市场，因为，绝大部分的中国人穿不起细洋布。在光线昏暗的房舍里，在阳光灿烂的场院上，中国百姓自己造的木制纺车直到百年后的今天依旧在吱呀吱呀地旋转不停。随着炮舰来到中国的英国商人兴奋地给国内的供货商写信，说只要每一个中国人拥有一套睡袍，每一户中国家庭拥有一套用餐的刀叉和一架钢琴，这个市场就足以让所有的英国人过上女皇般的生活。但是，古老的中国文明很快就给了英国商人以绝望的打击，原因很简单：绝大部分中国人睡觉时不穿什么衣服，吃饭时也不讲究使用什么餐具把食物送到嘴里。至于钢琴，即便中国有人有幸看见过这个洋东西，也不过认为与普通桌子的功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中国不是一个可以被什么风暴轻易颠覆的国家，中国人不是一个容易被其他文化影响的种族。
19世纪，英国商人在中华帝国中最成功的商业操作只有一项，那就是鸦片的输入。这个帝国的人民接受鸦片的速度甚至出乎了英国商人的预料。开始还是在舰队掩护下进行的提心吊胆的走私活动，可是没过多久，守海防的关天培大人自杀了，抓走私的林则徐大人发配了。于是，只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在这个帝国从南到北的土地上，几乎找不到没有鸦片存在的城镇和乡村了。从吸食发展到种植，在帝国政府无法真正实施威严的西南边陲的碧绿山野中，鲜艳灿烂的罂粟花在向阳的陡坡上开始满山遍野地怒放，在东方的蓝天白云之下呈现出一种令人迷惑的美艳。
除此之外，对洋人对这个帝国所做的一切，包括1899年12月里这个阴暗的早晨所发生的怪事，中国人似乎并没有特别地在意。混杂在四万万中国人中的几个洋人实在是太稀少了，提到他们，大部分中国人都会表现出一种鄙视的神情：洋人？您说的是鬼子么？
3、一团模糊不清的印象
还是这一天，中午时分。从云层的缝隙中射出来的冬日的阳光照耀在北京城里一座叫做“贤良寺”的庙宇顶上。这是一座看上去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宗教建筑没有什么不同的庙宇，但是，贤良寺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华帝国政治的一个敏感之处，因为它是一座可供外省封疆大臣进京时暂住的旅馆，还是那些家眷在外省但本人在京城做官的大员们长期当做官邸的地方。
冬日的阳光下，帝国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官员正站在贤良寺的门廊内迎接英国公使的到来。这位白胡子的老人因为刚刚结束的中日甲午战争而名声远播。
李鸿章今天的心情还可以，因为担负帝国战败责任的他被解除职务后，就在法国医生多德福进入皇宫的时候，又得到了重新任命的诏书——到距离京城极其遥远的南方任两广总督。和绝大多数的帝国官员一样，李鸿章也是读书人出身，在外国列强第一次用火炮和毒品打破了中华帝国的孤独与宁静的1840年，他通过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初级考试而成为秀才。七年之后，把中国经典诵记得滚瓜烂熟的他通过了帝国科举最高级别的考试，名列第三甲第十三名进士——凡是通过这一级考试的文人都有机会走向官场。
英国公使窦纳尔首先祝贺李鸿章被重新任命，并且说是特意来为他送行的。但是，在酒宴上，窦公使突如其来地、毫不掩饰地向李鸿章提出了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听说贵国要废掉光绪皇帝？
问话的时候，窦纳尔注视着中华帝国这位最著名的官员的脸，他试图在这张脸上看到哪怕是丝毫的反应，因为皇帝的更迭对于中国人来讲是最重大的事件，尤其是对于朝廷中的官员。但是，英国公使看见的是一张没有任何异样的脸。李鸿章用一种标准的外交辞令态度温和地说：“公使大人，我想，无论怎样，这应该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吧？”
窦纳尔对李鸿章的反应感到困惑。其实，自他踏上这个古老的帝国时起，中国人的所思所言无不令他困惑。临走的时候，窦纳尔在门口板起面孔盯着李鸿章一板一眼地说：我是大英帝国的驻华公使，如果以后有外交上的交涉，关于中国的最高元首，除了光绪皇帝之外，大英帝国不承认任何别的什么人。
李鸿章的脸上还是没有任何的变化，他始终保持着那种彬彬有礼的、似笑非笑的表情。
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可能出现巨大政治动荡的前夕，竟然能对国家的前途如此冷漠，尤其是对整个西方对这个帝国的严厉态度如此漠视，窦纳尔感到一种无法描述的吃惊和失落。
怀着这种心情，窦纳尔坐在中国的轿子里，行进在北京的大街上。这个英国人掀开轿帘，看见的是塞满了人的熙熙攘攘的街景，他不禁联想到他在英文报纸《中国北方每日新闻》上看到的一篇美国人写的文章，题目是：《缺乏公共精神的中国人》。
进入19世纪以后，在西方人所撰写的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文章著述中，那些“平静富庶的国土”、“乐观幽默的东方民族”和“金色盘龙下的温文尔雅的子民”等等温暖的语句突然消失得一干二净，中国人在西方人的视野里一下子变得陌生起来，仿佛是世界上一块最稀奇古怪的土地上的一群性格最稀奇古怪的人。
在中国生活了50年的英国人麦高温在他的《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是这样描述的：
“中国人初看上去并不吸引人，他们的皮肤是黄色的，声音尖利而不悦耳……他们的颧骨凸出，扁平的鼻子就像是老祖宗在某次打斗中受伤之后传下来的。他们的嘴很厚，嘴巴宽大无比……那双窄窄的黑色杏仁眼中，细小的眼球在眼眶里转来转去，就像是在与外界的世界捉迷藏。”更为奇特的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居然形成这样反常的习惯，把前额的头发剃光，听任明显应该保护的部位暴露在外，而男人的脑后则一律拖着一条发辫。”（《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英）麦高温著，朱涛、倪静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346页。）
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人变成了“一团模糊不清的印象”，“一群最复杂最难理解的人”。
中国人没有确切的时间观念。尽管机械钟表的发明已经有了500年以上的历史，中国人仍少有钟表。他们把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而“时辰”的概念十分模糊，仅指一天的十二分之一，且从一个时辰到另外一个时辰之间没有明确的标示。中国人的衣服没有口袋，宽松的腰身裁剪掩盖着所有人身体的一切曲线。中国人的屋子里很冷，纸窗根本没有御寒的功能，但他们依然人人没有随手关门的习惯。中国人养了许多年的羊，却没有纺织羊毛的传统。中国人饲养着各种飞禽，但是对飞禽羽绒的惟一利用是鸡毛掸子。中国人喜欢拥挤和热闹而不喜欢独处和安静。中国的当铺起的是银行的作用。中国人有能力把礼节变为生活中的繁文缛节，接着变为人际间的一场颇具规模的社交灾难，奇特的是，礼节还是被按部就班地推广延续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必须，就像一件件盛装，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被穿戴起来。中国人的宴会冗长豪华，没有尽头的菜肴多得让人难以置信，这种过分的奢侈常常令西方人惊骇不已，甚至感到恐怖和绝望，而恰恰是中国人在世界上创作了这样一句极富悲剧性的警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到了清末，中国人在西方人的描述中只剩了两个最强烈的字：麻木。
“在肮脏的低云下的河岸码头上，默默地走动着面无表情的中国人。”1881年来到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的一位荷兰商人这样描写道，“他们深颜色的破烂衣服仅仅能够算做一块勉强遮羞的布，只有在和你进行交易的时候，他们的小眼睛里才出现一种机警的光亮。但是，他们的讨价还价是把手指藏在衣襟里进行的，即使最激烈的争论，在他们的脸上也完全看不出来。”1886年一位名叫利马的西班牙传教士来到中国后说：“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善于隐藏自己感情的种族，他们那麻木的、近乎呆滞的神情，很容易令人联想到什么叫无助和绝望。”美国传教士史密斯说他永远也忘不掉中国人无所事事的“沉默”，他认为中国人忍受精神苦难和肉体痛苦的能力是惊人的，“他们可以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地坐很长的时间”。史密斯说：“中国人麻木不仁和缺乏公共精神。”他列举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人“冷漠”的细节，它们来自于这种精神状态所导致的公共秩序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异常：中国人都对“公共的”不感兴趣，国家的、公共的一切都可能成为个人占有的对象——“铺路石不见了，城墙上的方砖不见了，某个港口外国人墓地的围墙不见了，北京皇宫曾经发生过一起著名的盗窃案件，因为紫禁城房屋上的铜顶不见了。”（《中国人的气质》，（美）亚瑟·亨·史密斯著，张梦阳、王丽娟译，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第78～79页。）
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驮炮的骡子是从山东人那里用很便宜的价钱买来的。天津的商人也和英法军队签有协定，“只要不侵犯他们的利益，他们可以为联军提供一切帮助”。而在阻击外国联军的帝国军队所抓获的俘虏中，大部分竟然是中国人，这些协助联军进攻自己国家都城的中国人是联军花钱从中国南方雇来的。气愤的帝国士兵把这些俘虏头上表示身为帝国臣民的重要标志的那根辫子剪掉了。在中国，这是对中国的臣民政治良心的最大的惩罚。”史密斯还记述了1851年发生在中国京城一家客栈里的奇怪的事：几个洋人在与几个中国人就皇帝的问题聊天。当时中国的皇帝刚刚“驾崩”，洋人们问中国人对谁来继承皇位有什么看法，一个中国人慢慢地站起来说：“这是衙门里的人关心的事，他们拿的是这份俸禄，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同上）中国百姓对自己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态度，恐怕算得上是这个世界上一种极其罕见并且难以解释的古怪现象了。
数千年以来，东方这块土地上曾经出现过无数位皇帝。如果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华帝国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开始计算，皇帝在中国的统治已经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了。虽然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畏惧皇权的人，但是，关于皇帝的一切，除了能引起那些和皇帝有依附关系的大臣们的关注之外，充满东方幽默精神的中国百姓们大都对此怀着一种事不关己的轻松散淡的心情，顶多在茶余饭后胡乱议论几句来调剂贫困而单调的日子，且议论的内容大都与皇帝后院里居住的据说有着惊人美貌的“六宫粉黛”有关。对最高统治者至尊地位的仰慕，对帝国专制权威的畏惧，对宫廷私秘生活的猜想，以及对皇帝生老病死的调侃，所有这些敬与不敬都融合在中国特有的文化氛围里，经过数千年的浸染，如同一种生命的基因，构成了中国人肉体和精神生活必须的组成部份。
根源似乎是贫穷。
19世纪末的中华帝国像一个残年的老人，它的身体已经不是有什么病症的问题，而是在自然地无可挽回地衰老着。连年的灾害使荒凉的田野土路上充满绝望的逃荒者，他们走过残阳斜照着的古代遗留下来象征辉煌成就的高大庙宇石碑的时候，目光茫然而呆滞。在支离破碎的现实里，占中国总人口九成以上的手工业者、游民和农夫的忧患已经萎缩到了最基本的生存线上，贫困使这个帝国的人民的生命状态脆弱到了极致——雨水稍减，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人要饿死；雨水稍丰，就意味着成千上万个家庭会被洪水淹没。高墙里皇帝的消化系统是否健康和他们的命运有什么关系？
4、帝国主义行径
随着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到了19世纪，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可能再有哪一个民族能够紧闭国门，拒绝一切对外政治经济活动而孤独、安全地生存和发展了。1840年英国军舰对中华帝国南方一个港口的炮击，标志着这个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相对封闭状态中的帝国的平静生活终于结束了，它开始接触外部的世界，接受融入世界政治经济大体制的现实，以这个星球上众多民族之一的身份登上世界舞台——尽管这一切都是中华帝国在武力攻击下被迫接受的。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洋人与中华帝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至今所有的中国人对此依旧愤愤不平，把这些条约一律称之为“不平等条约”。分析当时所签订的各种条约的每一条条款，其中最令中国人感到屈辱的，恐怕是洋人居然有权在中华帝国的领土上强行“租借”居住地和洋人们在这块土地上居然可以享有凌驾于中国人之上的种种特权。而强行要求中华帝国“开放通商口岸”、“给予贸易最惠国待遇”以及“制定相关的关税制度”等等条款，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也统统是一种侵略行径。
于是，“帝国主义”这个词在中国出现了，而且几乎就是登门入室的强盗、窥视和抢劫财物的土匪、欺良害善横行霸道的无赖的同义词。西方的一些学者根本不承认“帝国主义”这个名词在中华帝国的存在，他们认为，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它是革命党人民族心理上的一个幻觉。尽管如此，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仍是最频繁最刻骨最顽强地使用着“帝国主义”这个词汇的为数不多的民族和国家之一，而这些民族和国家都有这样的历史特点：文明发祥绝早，民族发展历史上几乎没有对外扩张的记录，基本上以农耕为主要的生存方式，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平民是在几乎不占有生产资料的状态下生活的；统治者的基数很小，从平民到集权专制的统治者之间，几乎没有过渡的社会阶层。
公元1500年前后，相对于中国是明朝成化至嘉靖年间，西方开始了海外冒险和殖民扩张。随着跨越大西洋的贸易的展开，世界范围内的财富流入欧洲，这些财富培养起来的是一个新兴的阶层，这就是暴富起来之后敢于与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王室、教士和贵族阶层抗衡的市民阶层。社会财富的膨胀为这个阶层带来了相应的政治要求，近代民主和民权的观念随之在西方产生，欧洲各国相继爆发了由市民阶层为主力军的资产阶级革命，市场经济的直接利益获得者通过革命建立起以扩大再生产和赚取利润为目的、以全球扩张为需求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原始积累的完成和殖民扩张的成功使资金加上市场都已万事俱备，于是更新技术的要求成为当务之急，欧洲的工业革命应运而生。从古怪的机器里喷出的大团大团的蒸汽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欧洲近代政治制度和近代工业的诞生成为资产阶级的双重武装。
具有双重武装优势的西方，继续市场的扩张是必须的。
19世纪中叶，西方的扩张触角越过马六甲海峡，进入远东。中华帝国，这个平静了数千年的国度，它的痛苦由此开始了。
1831年，在广州的英国商人写信给英国皇帝，提出尽快打开中国市场的要求，办法是：“用一支武装力量便可以轻而易举地封闭中国的全部沿海贸易”。而早在1660年，法国就在中华帝国内设立了名为“中国公司”的贸易据点。当英、法等国的商品在中国销路不畅的时候，美国在中国销售的商品似乎更符合中国市场的需求，其中大部分商品至今还是中国人喜欢的东西：可以提高情绪的北美西洋参、显示风度和富贵的珍贵动物毛皮以及中国人日常生活绝对离不开的廉价棉花。巨大的经济利润和世界政治的需要使美国政府声言：“中国是一个不可限量的销售市场。”
中华帝国长期自给自足的经济“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固的抵抗”。据史料记载，早期的中国对外贸易一直处于顺差状态。仅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英国平均每年从中国广州运出茶叶近26万担，生丝8000担，而英国人却苦于没有什么对路的商品和中国人进行交换。英国商人说他们的毛织品是“一种非常难卖的商品”，而印花洋布“往往要亏本60%才能出手”，可见“销售英国商品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这一切的根源是中华帝国的社会结构不适合资本主义的扩张需求；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讲，打不开世界市场就无异等待死亡。能使一个封闭的国家的社会结构发生动摇的办法并非战争，而只能是这个国家市场的开放。于是，西方各国都在如何打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上颇费心思：既然一般的商品打不开中国市场，中国人没有外国商品照样能够生存下去，那么就必须出现一种特殊的商品，这是打开中华帝国坚固堡垒的最后的武器了——洋人选择了鸦片。
把毒品当做商品向中华帝国大量倾销的国家，包括俄国和美国，而其中倾销数量最大的是英国。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人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从最初的每年1000箱迅速增加到4万箱，每箱100～120斤的鸦片价格在400～800银元之间。于是到了1838年，在中国和英国的贸易中，中国逆差达250万英镑，在英国向中国出口的价值563万英镑的商品中，卖鸦片所得居然占了总额的60％。当中国人不能没有鸦片的时候，任何来自帝国政府的干涉都是徒劳的，包括虎门的销烟池和帝国的海岸大炮——已经发了财的英国人有钱用最先进的武器装备自己的军队，然后以武力来维护他们在已经打开的中国市场上的地位和特权。1840年英国人对华战争的理由是：“为商务监督和女王陛下的臣民所忍受的暴行和虐待得到赔偿，为英国商人在恐吓和暴力之下所受到的损失得到赔偿，为英国商人的人身和财产获得保证，使今后免受暴虐和残忍的待遇，并能够在正常的情况下经商。”英国的先进武器使中华帝国屈服了，英国人的要求被一一满足了，由此导致的是美、法、德、意等紧随英国蜂拥而至。这就是理论上的“帝国主义的行径”。
至今，西方学者的那种“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的拓展，目的是让东方得以发展和富起来”的说法，无论如何让人听上去还是感到有些怪异，尤其对于那些在向前看的间隙偶尔向后也看上一眼的中国人，尤为如此。
西方船队的桅杆林立在中国海岸，而中国是很早就掌握了制造和驾驭舟楫技术的国度，它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早具备扩张能力的国家。那么中华民族为什么没有向外部世界更广阔地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呢？
中外学者大都根据世界民族分为“海洋型”和“大陆型”两种类型的特征，把中国列入“大陆型”民族。以游牧和农耕为主要自然经济特征的中华民族，无论在地理因素上还是在文化心理上，广阔的内陆始终吸引着它的注意力。“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汉唐宋元明清历经千年均如此。中华民族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始终认为，帝国的发展方向和对帝国的威胁不是来自海洋而是来自大陆。于是，中华民族精湛的航海技术自古以来大才小用地只应用于有限的近海捕捞和贸易，中国人设备优良的大船在海上航行的范围很少超出过“稗海”。“稗海”是战国时期阴阳家对内海和近海的称谓，而广阔的大洋则被称为“大瀛海”。
中国的海运贸易仅仅限于把南方的物产利用沿海海路运往中原。即使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以后，“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也主要是在为帝国的上层阶级服务，并没有与中国民众的生活和利益发生广泛的联系。中国历史上最早、最大规模的船队驶向世界，当属郑和下西洋，其船队的庞大及航海的水准，都是当时世界所有民族都不能比拟的。但是，这支由明代皇宫里的太监为首领的远航船队，却很少配备武器装备，而是载满了“中华物产”，它的航行既少有海外征服的任务，也并不主要打算推销中国的商品，更多的仅只是一次为了显示中华皇帝的威仪而进行的彩船大游行，以让四方“蛮夷”近一步领略中华帝国的富庶与慷慨——“振纲常以布中外，敷文德以及四方”——郑和七次“下西洋”，惊涛骇浪，九死一生，病伤死无数，花费大量，其结果是给皇帝带回来一些中国人看作是“无名宝物”的“旅游品”，这些“异邦的贡物”的惟一效果是让中国皇帝看了之后更加觉得自己的国度是“天下”的中心。连当时的大臣都对郑和这种远航的实际意义产生怀疑：“三宝太监下西洋，费钱粮数千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回，于国家何益？”于是，当哥伦布奉西班牙女王伊萨贝拉的指令出发去寻找可以占领的新国土，并且发现中美洲的巴哈马群岛的时候；当达·伽马奉葡萄牙国王努艾尔的指令从里斯本出发，探求通往印度的航路的时候，中华帝国的皇帝却宣布上任皇帝的“下西洋”是一大“弊政”，必须从此结束此类行为，销毁郑和远航的一切档案，消除其“恶劣影响”。在从此以后的历史中，中华帝国连“宣扬国威”的壮举都没有了，中国终于失去了跻身于15～16世纪之交世界地理大发现并随之成为世界强国的机会。
到了明清两朝，帝国政府不但对对外贸易不感兴趣，而且使用一切手段阻止外国商人来华进行贸易活动，同时严厉地禁止中国人对外进行任何商业活动。帝国统治者视海洋为国家与民间一切行为不可逾越的最后边界，相当坚决地开始实行“海禁”。明洪武年间，政府明令禁止民间建造三桅以上的大船，以阻止中国人下海，截断中国人与外国人的贸易活动，“违者照谋叛罪处斩”。后来进而下令强迫民间的海船“悉改为平头船”，使其根本无法远航。到了明永乐年间，帝国政府干脆宣布“片帆寸板不许下海”。清康熙年间曾经一度开放海禁，但是很快就在官员们的反对下被“纠正”了。雍正以后，中华帝国正式实行国门的关闭政策，禁止民间的一切对外贸易。“故有以四五千金所造之洋艘，系维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沿海居民，萧岑索寂，穷困不聊之状，皆因洋禁”。乾隆时，帝国政府将外国商人在华的贸易一律限制在广州的一个口岸，进口商品也极其严格地规定在有限的范围内，大米和豆类、小麦和杂粮、铁器和废铁、生丝和绸缎，甚至马匹、书籍等都在禁止之列。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帝国政府的所有规定都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什么时候没有一个外国人来华投资了，没有一个外国商人来中国做生意了，那就是帝国政府最理想的境界了——中华帝国根本不需要和外国人进行什么商品贸易，没有外国人的骚扰，中国人会过得更好；至于把中国的东西卖给外国人，并不是因为中国需要贸易交流，而是外国人的日子要依靠这些中国的东西，不给他们实在于心不忍。乾隆皇帝就曾对前来请求与中国通商的英国特使说：“天朝无所不有，原不管外洋货物以通其无。特因天朝产茶叶、瓷器，是西洋各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从根本上讲，即使中国积极地开展对外贸易，中华帝国也不可能如同欧洲国家一样成为这个世界上扩张市场经济的主角。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从来没有存在过，或者从来没有以一个阶层的规模存在过，并能够导致近代政治革命的市民阶层。而在流通领域里，帝国原始的农业经济不存在对市场的需求，更没有扩张市场的强大动力和足够资金，因此，工业革命根本无法出现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这一切，都注定了这个东方帝国只能是被世界各国争夺的市场。而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如果它没有机会，或者不给它机会迅速地适应世界潮流的发展，彻底地改变陈旧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利用文化、资源和物产的优势敞开国门迎进来和走出去，那么，它惟一可以做的就只剩下抵抗了——如果它还有足够的勇气和足够的力量能够进行抵抗的话。
5、侮辱那个低劣的支那种族
中华帝国选择的是抵抗。
帝国的抵抗是一部伤感的童话。
近代中国人对于洋人的蔑视，最甚莫过于日本人。确切地说，那时中国人就没把日本人当做洋人看待过。这不仅仅是因为日本人除了说话之外和中国人的相貌差不多，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历来把那个小岛看做是一块没有开化过的蛮荒之地，只不过秦时从中国本土去了几对男女，才让岛上有了人烟。从唐开始，帝国的土地上就能看到从那个小岛上来的人，除了学经的和尚之外，就是手拿竹棍的“浪人”和鬼鬼祟祟的小偷。明时，中国人干脆称日本人为“倭人”：“倭在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14世纪，日本人开始在中国沿海以抢掠劫盗为生，中国人对其始称“倭寇”，意为“矮小的强盗”。长期以来，中国人很厌恶这些只会趁着月黑风高在海边抢了就跑的近邻，认为这些似乎和中国人有点“血缘关系”的野蛮人实在给帝国丢尽了面子。
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恰恰是这些“倭寇”最深刻地让中国人知道了什么叫做耻辱。
19世纪后半叶，中华帝国除了由一色的洋枪洋炮装备起来的皇家精锐部队和在与太平军作战中组建锻炼出来的湘军、淮军、甘军、毅军等陆军部队之外，因为开明的官僚发起的洋务运动，帝国用大笔的银子又建起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海军，其舰只数量、吨位和火炮口径，已经位居世界第六。由排水量7000吨、钢铁船甲14英寸厚、装备有12英寸巨炮的两艘主力舰和各式巡洋舰、鱼雷艇等数十艘舰只组成的庞大舰队，堂堂之阵，猎猎之旗，曾经威风凛凛地“访问”过高丽、日本和新加坡的海面，消息传出，让远方的欧洲人都听着心慌。只是，帝国海军的举动和明代的郑和下西洋差不多，仅仅是体恤的“访问”。而当时的日本，陆军总兵力不过10万余人，海军实力位居世界的第16位。关于清帝国海军在世界各国海军实力的排位问题，是根据当时世界海军年鉴等资料和现代研究者的观点相比较而成，没有绝对标准。一般的说法是：当时清帝国海军实力在第六位至第八位之间，日本海军实力在第十一位至十六位之间。（转引自《晚清七十年》，（美）庞德刚著，岳麓书院1999年9月第一版，第191页。）所以，当日本人表示要与中华帝国进行一场战争的时候，少数主张议和的人立即遭到嘲笑，中华帝国举国上下主战派的意见占了绝对上风，坚决要“以大清帝国的神威教训一下日本人”。
当朝鲜国王为了镇压国内的一个“既反对政府腐败，又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武装组织请求中华帝国政府出兵的时候，中华帝国的皇帝感到这是一种“上国体面”，当然责无旁贷——中国向领土之外派出军队，在它的历史上极其少见，而且即使向领土之外派出军队了，其目的与洋人派军队来中国也截然不同：后者是在军队的护卫下进行商业上的强买强卖和文化上的强行灌输，最好是“发现”一块“新大陆”并且插上自己的国旗，宣布从此对该土地“以本国国王的名义实施管辖”；而中国人认为这样的念头连想一想都是羞耻的，不符合泱泱帝国的翩翩风度和道德规范。而之所以派出军队，只是中国皇帝一向对“天下”的恩赐和怜悯。于是，1894年6月4日，帝国政府命令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致远舰和扬威舰赴朝鲜仁川，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领淮军1500名分乘招商轮船前去朝鲜。同时，遵照中日《天津条约》的有关条款，中国驻日本大使汪凤藻于6月6日将此事通知了日本。
没有人知道，这时的中华帝国其实已经落入了日本人——那些即使是强盗也是矮小的强盗——的圈套。
1894年6月5日，日本成立了由参谋总长、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军令长等高级官员组成的战时大本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亲自向回国述职的日本驻朝鲜大使大鸟下达了向中国挑起事端的任务。大鸟当天就带400名海军陆战队员乘“八重号”巡洋舰返回朝鲜——从时间上看，中国军队此时还没有出动，日本军队已经浩浩荡荡地向朝鲜出发了。
日本人早就决心和中国人打一场仗了。战争的目的明确而简单：英国人跟中国人打了，法国人也打了，该轮到日本人用战争证明它有资格加入帝国主义的行列了。中华帝国应该给予日本人真正的“洋人”待遇，在已经处于将被瓜分的中华帝国的领土上得到它的那份份额。朝鲜问题对于日本人来讲仅仅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机会而已。
7月12日，日本外相训令驻朝公使大鸟：“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务之急。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李鸿章》，董守义著，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第358页。）
7月14日，日本正式向中国总理衙门提交照会，直接威胁说：鉴于清国政府拒绝和日本一起改革朝鲜内政，“今后因此如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这等于明确告诉中国，战争马上就要开始了。
面对日本人的战争威胁，帝国政府显示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无所畏惧的气概。以光绪皇帝为首的主战派热血沸腾，督促军方“筹备战守”的诏书一道接着一道。原因很简单：日本不是大英国大法兰西，如果日本人真的敢于和地大物博的中国打仗的话，正好给了中国一个出出这些年受洋人窝囊气的机会。中国人管此举叫做“扬我国威”。
就在战争迫在眉睫的时候，一直注视着形势发展的帝国主义们出面了。
帝国主义们的心情是矛盾的：他们希望战争，尤其希望中华帝国对外战争爆发，因为这不但可以削弱这个帝国的国力，而且还可以检验这个帝国目前的抵抗能力——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自中国务实的官员致力于洋务运动后，帝国的防务实力让帝国主义们有点儿不摸底了。只是，除了日本人之外，帝国主义们并不希望日本人真的打胜，至少是不能让日本人获得圆满的胜利。因为如果这样，中国人给日本人的好处肯定会影响到自己的利益——中华帝国的版图和市场再大也是有限的。
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赶到天津会见李鸿章。在了解了局势的真实情况后，他答应由英国政府出面劝说日本停止向朝鲜增兵，但临走时他又补充了一句：“就怕日本人不听。”
俄国公使格希尼接着来到天津，在探听到了帝国政府的坚决态度之后，表示“俄朝近邻，亦断不容日本干涉”，并且说如果日本人不听，俄国准备“压服日本”。至于怎么个“压服”法，俄国还得考虑考虑。
但是，没过几天，中华帝国驻英国大使的情报传来了：英国的工厂正在为日本人制造“大铁舰”。接着，俄国公使也派参赞来阐述俄国方面考虑的结果：鉴于和日本的友谊，只能劝说日本撤军而不便武力逼迫。
1894年7月21日，已经被“帝国主义”们的“调停”耽误了调兵时间的中国迫于军事形势和驻朝军队的安全，开始向朝鲜增兵“以防不测”。出于对日本有可能袭击运兵船的担心，帝国政府特地租用了英国的商船。中国人认为，日本人胆子再大，也不敢在公海上向英国船队开炮。
7月23日，帝国的运兵船队航行在去朝鲜的途中。这一天是光绪皇帝的寿辰，京城里处处张灯结彩，紫禁城内在盛大的宴会之后，宁寿宫里搭起的大戏台上青罗戏袍一直飘舞到深夜。
7月25日，中国军舰“济远”号和“广乙”号护送运兵船行驶至丰岛海面。大约早上7时45分，突然的巨响打破了丰岛海面的沉寂，一颗炮弹在“济远”舰右舷不远的地方爆炸。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中国水兵们没有跑向炮位，而是跑到甲板上四处张望——浓雾中迎面冲来一支规模骇人的联合舰队，旗舰上被雾水浸湿的旗帜已经能看得清清楚楚，中国水兵惊叫起来：日本人！
这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甲午战争开始的瞬间。
那个早上发生于丰岛海面上的海战算不上是帝国海军与日本海军的一场战争，充其量也只是日本人的一次诡秘的偷袭，其行为和手段与14世纪时他们的“倭寇”在海上的抢劫没什么两样：突然开始，短促攻击，戛然而止。丰岛海战最后的结果是：“广乙”舰被击沉，“济远”舰勉强应战后受到重创逃离战场，失去了掩护的“高生”号运兵船被日舰团团围住。日本人对这艘没有任何还击能力的运兵船上的上千名士兵悲切的呼号置之不理，直到把“高升”号击沉。另一艘运输船“操江”号向日军投降。日本人没有将其击沉的惟一原因是，这艘船运载的不是中国士兵而是军械物资：20门大炮、3000支步枪、大量弹药，还有20万两饷银——这些银两是那些驻扎在朝鲜的帝国官兵们的“工资”——这些银子和物资连同“操江”号上的83名中国船员当天就被劫持到了日本的佐世保港。
丰岛海战发生七天之后，1894年8月1日，中日双方皇室同时下诏宣战。
战争真的爆发了。
英、法、俄、美、德等帝国主义们经过充满惊喜和忧虑的紧急磋商后，立即宣布全体“中立”。
这些帝国主义们曾经大肆向中华帝国政府推销他们的军舰大炮，现在战争打起来了，中国真正需要使用这些洋武器了，但是根据国际法中的中立原则，他们即刻停止了对中国的一切弹药和武器零部件的供应。
至于日本人在丰岛海面袭击英国轮船之事，经过英日双方友好的协商，日本方面不但答应赔偿英国人的全部损失，而且向英国人表示“保证英国在华利益的安全”。于是，英国人很快就对这件事闭口不谈了。
不久以前刚刚知道“天下”是什么样的大清朝廷当然无法料到“帝国主义”们的狡猾。
为了激发中华帝国的战斗热情，英、法、俄、德、意、美各国到处散布对日本不满的言论，从而给帝国政府造成一种“只要战争真正开始，日本人就会陷入极其孤立境地”的态势。帝国的激情果然被调动了起来。激情的迸发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捷报”在中日宣战的第二天传到了光绪皇帝面前：“我军大捷于牙山，斩首二千余名，乘胜进击，仅距汉城七十余里。已催北路各军克日前进，并令海军军舰齐往迎击，南北合势，及早驱除。”（《李文忠公尺牍》第780～781页。）而其实，帝国位于朝鲜前线的叶志超、聂士成所属部队在日军向朝鲜增兵以来的一个月间，从来没有“乘胜进击”过一次，而是已经向北撤退到了平壤附近。这一点，帝国政府的官员们一清二楚。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帝国的官员在皇帝收到“捷报”的那一刻呈现出一片“欢欣鼓舞”。结果，真的就致使全中国莫名其妙地弥漫出一种“战胜日本胜券在握”的乐观情绪。
在那段沉重的历史中，中国人令人惊骇地生生把一出悲剧写成了一场闹剧。
欢欣鼓舞的帝国政府开始调四路大军向朝鲜增兵：盛军卫汝贵部马步兵，盛军丰升阿部盛字营马队和吉林马队，毅军马玉昆部，奉军左宝贵部的步兵、骑兵和炮兵，总计约一万五千多人马。但是，当帝国的军队到达前线之后，却发现当面日本军队的兵力更多，且尾随在一路撤退的中国军队之后，已经直逼平壤城下，并已摆开决战的架势。
中日军队的首次战斗是平壤城的攻防之战。
9月12日凌晨，日军的攻击开始不久，日军官兵就感到中国军队不像他们军官所说的那样一触即溃，相反，中国官兵的防守顽强得出奇。在平壤的玄武门下，日军看见中国的防守阵地上有一个服饰华丽的军官毫无惧色地把自己暴露在炮火下指挥战斗，他身边的士兵高声呐喊，精神抖擞，起伏的身影随着这个军官华丽服装上飘动的彩带在烟火中时隐时现。此情此景如同一幅描绘中国远古战争的图画，让同样具备东方文化心理的日本人产生了一种大祸临头的不祥之感。
左宝贵，帝国军队中的一名悍将，迎敌时不穿盔甲，而是穿上了全套的锦绣朝服，那是皇帝恩赐的用中国江南上等丝绸制作的黄马褂。部下说这样太显眼，劝他脱下来，免得引来敌人的炮火。左宝贵答：“吾穿此服，是让士卒知我率先战斗，能出死力，敌人注目，吾何惧乎？”话未落，他身边的炮手中弹死亡，他亲自操炮，连续发射36枚榴弹，最后当胸中弹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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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一天，日军死伤七百多人，远远超出中国军队死伤的数字。黄昏的时候，日军口粮和弹药已经告罄，天又突降大雨，日军冒雨露宿，处境艰难，人心浮动。已无心再战的日军正处于是否退兵的矛盾中，这时候，令他们都不敢相信的情形发生了：在中国军队顽强防守的城墙上，树起了一面表示投降的白旗！没过一会儿，中国前线将领叶志超派来乞求投降的军使到达日军指挥部。
叶志超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从一开始他就主张不战而退。日方没有接受中国军队投降的思想准备，正不知道如何是好，一个消息又传来了：中国军队已经弃城而去。中国军队辉煌战斗的一天终于在逃跑的命令中演变成一场真正的大混乱。叶志超带领的逃亡部队没跑多远就遇到日军的伏击，大雨滂沱中，被日军杀死的中国官兵达两千多人。
就在前线的帝国军队疯狂逃亡的时候，对前线惨败的消息一无所知的帝国政府还在向朝鲜增兵。9月15日夜，由丁汝昌亲自率领的18艘舰只，护送刘盛休的铭军8个营4000人，分乘招商局5艘轮船从大连港起锚，前去支援平壤战斗。16日，舰队安全到达安东附近的大东沟，中国步兵连夜登陆，北洋舰队返航。17日，返航舰队在鸭绿江口外的黄海海面与日本海军舰队遭遇。
那是中午时分，阳光照射在海面上，海水泛着耀眼的波光。面对迎面而来的日本舰队，12时50分，帝国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以32.5厘米主炮首先开炮，炮弹呼啸着从日本舰队吉野舰的上方飞过。几分钟之后，北洋舰队“镇远”号的32厘米主炮的炮弹击中了日本的“先锋”舰。日本舰队用四艘快速舰死死缠住北洋舰队中火力最弱的“超勇”号和“扬威”号穷追猛打，“超勇”号和“扬威”号终于中弹起火。这时，旗舰“定远”号也中了弹，指挥战斗的丁汝昌被巨大的爆炸震落于指挥台下。这位帝国海军将领拒绝进舱避弹，干脆坐在甲板上指挥战斗。然而旗舰上的信号系统被打坏，丁汝昌的指挥口令已无法发出。
这时的战场局势对日本舰队极其不利，因为北洋舰队已经把日本舰队的队形拦腰截断，日军的“比睿”号被击成重伤，正带着大火逃离战场，“赤城”号在北洋舰队猛烈而准确的炮火轰击下包括舰长阪元在内的舰上所有军官几乎全部死亡。14时，北洋舰队开始追击逃跑的“比睿”号，追击中“来远”号被“比睿”号上发射的炮弹击中，燃起大火，追击的其他军舰为此减速。这时，混战中的北洋舰队指挥官发现，日本舰队不知道什么时候绕到了中国舰队的背后，北洋舰队两面受敌了。
但是，和帝国陆军不同的是，北洋舰队的水兵没有怯战。“超勇”号直到沉没的最后时刻，火炮一直没有停止发射。日本舰队的“西京丸”号被击中。这时，北洋舰队炮弹已经打光的“致远”号与日舰“吉野”号迎头相遇。“致远”号管带邓世昌，五短身材，头发稀疏，人称“邓小辫子”，打仗时爱犬跟随身边。他知道“吉野”号是日舰主力，装备精良，于是下达了撞沉“吉野”号的命令。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珍贵的一幅壮烈场面：“致远”舰大副陈金揆亲自操作鼓轮猛冲，那些还活着的衣衫褴褛的中国水兵全部站在前甲板上，他们等待着和日舰同归于尽的时刻。但是，那个时刻没有到来。没等与“吉野”号相撞，“致远”号就中了水雷，全舰除了七名水兵获救外，全部殉国。邓世昌的尸体漂浮于海面，他的爱犬跳海衔住他的辫子不放，直到尸体被打捞上来。
在“致远”号被水雷击中的同时，一发炮弹落在了北洋舰队“经远”号的指挥舱内，正在指挥射击的管带林远升的头颅被炸碎，舰上除了16名水兵获救外，其余的全部随舰沉入海底。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个决定帝国海军生死的最关键的时刻，“济远”、“广甲”两舰军心动摇，开始掉头逃跑。
海战进行到15时30分的时候，中国坚持战斗的军舰为四艘，而日舰有九艘，吨位对比为19870∶33834，日舰实力已远远超出北洋舰队。日舰以四艘军舰开始围攻“来远”号和“靖远”号，以五艘军舰包围着“定远”号和“镇远”号。帝国海军的“定远”号和“镇远”号都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大型铁甲舰，日本舰队决心把这两艘军舰击沉，以实现“聚歼清国海军于黄海”的预定目标。但是，从“定远”舰上射来的重磅炮弹击中了日军旗舰“松岛”号的弹药舱，黄海海面上响起了令中日水兵都感到震惊和恐怖的大爆炸，“松岛”号上的日本水兵当时就有113人被炸上天空，所有的炮手全部死亡。日本舰队旗舰所遭遇的重创严重挫伤了日本人的士气，指挥官下达了退出战斗归航的命令。
中日黄海海战最后的战果统计是：中国“致远”、“经远”和“超勇”号三舰被击沉，“扬威”号退出战场时搁浅自行焚毁，逃跑的“广甲”号慌乱中触礁，“来远”、“靖远”、“镇远”、“定远”号四舰受伤，其中主力舰“定远”、“镇远”两舰受伤“达数百上千处”。海军军官邓世昌、林履中、林远升殉国，水兵伤亡千余人。日本方面，军舰无一沉没，“松岛”、“比睿”、“赤城”、“西京丸”、“吉野”舰受伤，官兵伤亡六百余人。
至今几乎所有的评论都说帝国北洋海军黄海之战是一场“惨败”。如果指战术指标而言不无道理，但是从战略上看，北洋舰队完成了为陆军护航的任务，且海战掩护了陆军的顺利登陆和安全集结，海战还给予日本舰队以一定的打击，并迫使日本海军企图一举歼灭北洋舰队的目标落空。
就在帝国海军血战的时候，帝国陆军的溃败一发而不可收。
尽管叶志超带领残部逃到了距离平壤90公里的安州，并且与那里的聂士成的部队会合，但是叶志超下达的命令依旧是逃跑，帝国的陆军一口气逃过了中朝边界。面对日军的紧追，李鸿章严令叶志超不准再退：“一溃再溃，大局不保，负咎更重。”（《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十七，第21页。）同时，帝国政府开始紧急向中朝边境增兵——朝鲜国王的事情可以不管了，至少要把自己的国土保住。不久，集中在中朝边境上的帝国陆军达到了70个营，4万多人，由人称有勇有谋的“白发将军”宋庆统一指挥。
但是，日本人对帝国在战争状况下重兵把守的边境线的突破，轻易得令人匪夷所思：10月26日，日军一支由30人组成的先遣小分队，从中国安平河口对面的朝鲜水口镇开始涉水渡江。日本人只放了一排枪，当面帝国依克阿唐部队的官兵就仓皇逃逸了，日军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从容地在鸭绿江上架起三座浮桥，接着，大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大举渡过鸭绿江，开进了中国领土。刘盛休部的铭军没做任何抵抗放弃阵地狂逃，接着，盛军也从阵地上撤退了，中国边境重镇安东和九连城瞬间即被日军占领。帝国的边境如此轻而易举地被敌人突破，总指挥宋庆的理由是：聚集在这里的帝国陆军系统不同，难以实施统一指挥：“各营统领素无节制”，“一遇到贼至，政令不一”。
日军在向沈阳方向攻击的部队受到聂士成部和摩天岭险要地形的阻击后，立即变换方向向大连方向实施攻击。11月5日，日军开始攻击金州。金州是大连的后方要塞，防守金州的帝国将领徐邦道向驻守大连的守将赵怀业请求援助，谁知距离敌人还有百里之遥的赵怀业正在码头亲自指挥士兵往船上装载自己的私家财产和饷银，拒绝向金州方向派兵，准备立即弃阵而逃。第二天，当徐邦道部在阻击之后放弃阵地的时候，赵怀业连同他的部队一起已经逃得没了踪影，大连成了一座没有军队防守的空城。恼怒的李鸿章立即命令刘盛休部和晋军提督程之伟部火速赶往大连方向，而刘盛休的回答是：他的部队的枪支弹药在鸭绿江边上都丢失了，现在无法上阵。李鸿章急电营口转运局“设法运送毛瑟枪弹，至少须子弹百万颗，即重价雇船亦可，勿迟误。”而晋军程之伟部传来的消息是：为防“腹背受敌”，部队已撤至普兰店。李鸿章大怒：“两军会合，兵力不单，何以又闻退扎？如屡退缩，国法难逃！”（《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十八，第42页。）
11月24日，日军对帝国北方重要港口旅顺开始总攻。在一百多门大炮的掩护下，帝国军队的阵地相继陷落。让日军喜出望外的是，防守东海岸旅顺最大最重要的黄金山炮台的中国统领黄仕林没有做任何抵抗就丢弃了炮台。当天晚上，旅顺陷落。
紧接着海城失守。
中国辽东尽失之后，日军一鼓作气开始对威海的帝国海军做最后的攻击。被海水包围的日本人认定中国海军主力北洋水师是他们的最大威胁。1895年2月7日，经过数天的激烈战斗后，日军二十多艘战舰对北洋海军进行总攻。由于威海卫南岸的炮台已经被日军占领，北洋海军舰队不得不进行腹背受敌的作战。两天后，一直消极避战的北洋海军鱼雷舰队动摇逃跑，解除了鱼雷威胁的日军趁势轰击刘公岛，“炮弹如雨”，威海卫大势已去。
当四面楚歌的北洋海军指挥官丁汝昌接到李鸿章的命令，让他率领舰队设法突围的时候，两个洋人突然出现在战争中。
这两个洋人是李鸿章请来的“外国顾问”，目的是为帝国海军训练海军人才。在现代技术方面，帝国对洋人的看法走的是另外一个极端，认为大凡是洋人必定都“身怀绝技”。这两个美国人，一个叫浩威，一个叫严威德，他们是这样向帝国官员描述他们的“现代技巧”的：我们能够设计一种炮台，“外国再精强的水师都不能攻入”；我们能够设计一种战船，“运兵登陆时敌人看不见，轰击敌舰时无论敌人停泊还是行驶都能将其击沉，而且经过敌人炮台时敌人也还看不见，经过水雷时没有任何危险”；我们能让“我方鱼雷靠近敌人舰队时敌人没有察觉”；我们能够轻易地把普通商船“改造成标准的战舰”；我们能够在48小时之内把海面布置成天罗地网而“不用水雷”；我们能让机器喷出烟雾缭绕于大海上使敌人“闻而气闷即退”。就是这样的两个洋人，他们的任命书竟然是由帝国的皇帝亲自颁发的：“令丁汝昌与二人画押，先付聘金美金一万元。”结果，战斗开始以后，两个洋“顾问”忙了起来，忙着借用丁汝昌的名义起草“投降书”。投降书中明确向日本人表示：他们准备把中国北洋海军“正式移交给日本方面”。（《李鸿章》，董守义著，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第384～385页。）
史料记载：“洋员……煽动士兵拒不执行命令，并迫使丁汝昌投降，”丁汝昌不从。但是，威海口外日本军舰和鱼雷艇已经布满，北洋舰队各舰均受伤，率领舰队突围已经不可能。最后，悲愤已极的丁汝昌下令将“定远”、“靖远”两舰炸沉，以免落入日本人之手，另外派人把北洋海军的档案送往烟台。然后，帝国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自杀。
丁汝昌的副手刘步蟾自杀。
刘公岛护军统领张文宣自杀。
“镇远”舰代理管带杨用霖拒绝出面接洽投降，自杀。
洋“顾问”借用丁汝昌名义起草的投降书被中国主张投降的官员送至日军手中。果然，按照洋人的建议，北洋舰队所剩10艘军舰被“移交”给了日本军队。
1895年2月17日下午16时，雨雪交加，日本联合舰队开进中国威海卫口内。
中华帝国北洋海军全军覆灭。中日甲午战争以帝国军队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
帝国北洋舰队的主力舰被拖到日本本土，停在一个海港的民用码头上，被当做日本渔船停泊时人员和货物登岸用的“趸船”——日本人对此举所作的说明是：永久地侮辱那个厚颜无耻的大清帝国和那个低劣的支那种族。
6、银两与舰炮
浩浩中华帝国败在一个小如弹丸的国家手里，这个事实一时间让中国人有点懵懵懂懂。
关于中华帝国战败的原因，百年以来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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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帝国重视的是海岸上的大炮而不是海洋里的舰船。这是一个战争观念问题。虽然帝国的官员从事过“军事现代化”——洋务运动，但是毕竟千百年来帝国奉行的是闭关锁国的国策，因此，官员在国防上的思路始终是以防御为主。帝国政府花大量的白银买来大炮，沿着中国的海岸线修建了无数炮台，所有的炮口直指海洋，时刻准备死守国门。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这些大炮和炮台没有一次把帝国主义们的进攻挡在国门之外。帝国海军的装备一度位于世界海军的前几名，但由于向来“重炮轻船”，因此政府高价从洋人那里买来的军舰，其最大用途是泊靠在海岸边，把舰上的舰炮当大炮使。就连主张“炮船政策”的林则徐也不能例外。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从美国商人那里买了一艘1080吨的军舰“剑桥号”，此舰装备的大炮多达34门，但是，这艘火力猛烈的军舰却从来没有出过海，它被林则徐横停于珠江口内，当做阻挡外国军舰进入中国水道的障碍物。结果仗一打起来，“剑桥号”没开几炮，就被爬上舰的英国水兵连船带炮开走了。
还有人说，帝国的陆军常常处于“有队无枪”的状态中。这是一个武器装备的问题。战争的直接指挥者李鸿章就强调：帝国军队的枪械不但数量不足而且技术落后，海军舰船的速度和舰炮的射速都比日本落后，陆军的枪炮在日军轻便且射程远的枪炮面前显得十分笨重过时。即便如此，帝国陆军“有队无枪”的现象的确极其普遍。在鸭绿江边，宋庆打电报给李鸿章要枪要炮，李鸿章的回电是：“军械局旧存之炮已发尽，前发龙殿扬之过山炮，系宁局仿造者，虽不能及远，却不甚笨，若缴回另换，竟无可换，或可暂留操用。明知毙倭非快炮不得力，限于饷绌未敢多订。尊处拟添炮队，难以应命，奈何？”（《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十九，第30页。）最高指挥官都无可奈何，前线赖以枪炮作战的官兵又能如何？
最后，有人指责帝国军队的指挥官们贪生怕死，甚至指责他们的“取义成仁”。这是关于帝国军队指挥系统的问题。在中日海战已经爆发的时候，日本举国倾尽海军力量参加战斗，而中华帝国的海军并没有全力投入战争。日本海军的战争对手仅仅是帝国诸多舰队中的一支，帝国的其他几支舰队都寻找出多样的借口拒绝执行政府让他们出动的命令，声称自己要“保持中立”——在自己的国家正与另外一个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军人居然和帝国主义们的口吻一样，宣布自己是“中立”的局外人，这实在是大清帝国晚期所发生的最为奇特的现象之一。于是，那些孤立无援地与敌人交战的帝国最优秀的军官，其勇敢精神往往表现为最后的自杀。数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把军人在战场危机时的自杀行为视做一种高尚的人格情操，尤其是和一个或数个敌人同归于尽的自杀行为更是中国人记忆中的人间壮举。而如果这个军人是军官，即使不是和一个或数个敌人同归于尽，只要是穿上皇帝赏赐的官服整洁地在战场指挥室里服毒或者悬梁，其名就可以入民族英雄谱了。
但是，上述种种也许都不是中华帝国战败的根本原因。
上溯日本国的历史，仅仅在中日发生战争的26年以前，这个小小岛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状况还一直是中华帝国的一个缩小版。公元654年，日本通过大化革新，确立了古代天皇制的国家组织形态，完成了社会的统一。它模仿着中华帝国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尽管是一个小小的农业国，依然像大中国一样对外闭关锁国。这个国家的君主和人民，最担心的是外国势力的入侵，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外国势力看中了这个海洋中的山地小岛，日本没有任何力量阻挡灾难的降临。然而，1868年，这个国家发生了一次彻底改变国家命运的事件：明治维新。这是一次政治体制彻底变革的运动，是一个蒙昧的民族清醒时的蜕变。一个国家政体上的变革，无论是西方式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是东方式的政治维新，对于整个国家来讲，都是十分痛苦的事情，往往需要伴随着流血和战乱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而特殊的例外是，日本这个在文化上与中华帝国一样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它开始于中国同治年间的政治体制变革居然一次就成功了。其君主立宪制带来的现代社会生产关系使它得以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间就发展成为一个具备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政治和经济特征的崭新国家。这也就是说，中日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已经不是中国人一直以为的混乱而贫穷的农业小国了，它已经成为了一个近代工业国家。
在中华帝国的咸丰、同治年间，发生在中国国土上的种种事变，从太平天国内乱到外国势力的入侵，使隔岸观火的日本人明白了一个道理：避免外国势力入侵的最好办法，并不是提心吊胆地关着国门，而是要不遗余力地发展自己。与中国历代皇帝“海禁”的对外政策相反，日本明治天皇在他即位的那一天宣布了他的“国策”：“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这个国策的扩张思路多少年后仍没有改变：控制朝鲜半岛以冲出小岛踏上亚洲大陆，进而控制蒙满，最后征服整个中国。
而中华帝国散发出腐朽味道的体制已经令这个大国千疮百孔。即使从版图和历史积累的角度上看，它可能在国力上并不比日本差多少，许多方面甚至远远在日本之上，但是，帝国政治的腐朽使任何力量都解救不了它最深刻的危机。它就犹如一条破旧的大船，哪怕是一股小小的风浪，便可以让它面临颠覆的境地。何况是在爆发了战争的情况下。
战争爆发了，当帝国的舰队遭到日本海军袭击并且受到重创的时候，军方不敢、也不愿意把这个消息报告给皇宫，因为当时正是帝国皇太后60大寿的庆典期间。帝国海军的所有军舰都是在光绪十四年以前购买的，从那时到战争爆发的光绪二十年，帝国政府明令禁止海军再购买军舰和更新设备，理由是“时艰款绌”。然而，谁能相信如此庞大的帝国会穷到连几艘军舰都买不起的地步？据说仅仅维持帝国皇太后慈禧一天的生活，就需要用4万两银子，天天4万两银子，足见国库之丰厚。
1894年11月7日，中国那座没有了一兵一卒的城市大连陷落。黄昏时分，城内满城大火，风雪中日军把中国百姓不分老幼驱赶到城外进行报复性屠杀，中国百姓的血流进护城河已经结了薄冰的河面上，河面的薄冰因热血流过而融化。
而正是在这一天，帝国的皇太后正在紫禁城内庆祝她的“万寿吉日”。早上7时，慈禧身穿龙凤呈祥的礼服，由乐寿堂乘八人花杆孔雀顶轿，在身穿红绸纱衣的校尉和太监的簇拥下，从宁寿宫到承乾宫拈香。韶乐声中，皇帝、皇后和文武百官先后行跪拜大礼，然后是盛大的皇家宴会，宴会上演出了华丽的中国戏——京剧。内务府的账本上记载着为皇太后过生日所花费的银两数字，数字之巨大足以让全世界为之瞠目。作为女人，这位皇太后为自己的生日准备的首饰合黄金1万两，合白银38万两。她为自己的生日准备的衣服，包括各色绸缎龙袍、青白肷皮、灰鼠皮氅衣、彩绣寿字图案衬衣等等，分别由苏州、杭州和江南三个织造局承制，共花费白银23万两。慈禧从颐和园回紫禁城所经过的道路被分为60段全部进行了修饰，其间还搭建了新的彩棚、彩殿、龙棚、经棚、戏台、亭座等装饰性“点景”209座，修饰造价共计白银240万两，加上紫禁城内的宫殿修饰、贺礼宴会、演出唱戏、皇家赏赐和各省进贡，帝国皇太后一个生日的花费该在1000万两白银以上。这个数字，和帝国政府账本上的海军经费差不多。但是，帝国的皇太后又想修建一座私人花园，于是，海军军费被“暂时”借用了。关于颐和园的修建到底挪用了多少帝国海军军费，至今依旧是一笔糊涂账，因为除了动用海军军费之外，“十八行省，各方搜刮”，各省的解缴，户部的拨发，各级官员的“敬献”，所有的账目混在一起总数大约为白银3000万两。关于颐和园修建费用的数字，由于统计方法的不同，略有差别。“3000万两”出自《清宫遗闻》：“修颐和园款多出之海军经费，闻约三千万两。其修理费，则出土药税。”（转引自《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上），（台）苏同炳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第277页。）当时，英国和德国制造的最现代化的战舰价格大约是50万两白银，而帝国北洋舰队鼎盛时期军舰总数不过25艘左右，这样算来，帝国皇太后每半个月就要花费掉买一艘巡洋舰的钱，而她修建私人花园的钱足以让帝国拥有三支由最先进的战舰组成的北洋海军舰队。
就在慈禧皇太后的生日庆典达到高潮的时候，旅顺紧跟着大连陷落。在日本第一军团司令山地元沼的命令下，四天之内，日本军人只干一件事，就是对中国妇女肆意凌辱，对中国平民残酷屠杀。日军从旅顺东面的上沟杀到西面的太阳沟，中国平民几乎没有一人幸免，城内城外到处是开膛破肚的中国男女老幼的尸体。1894年11月28日的《纽约与世界报》报道说：“旅顺的日军从攻陷旅顺的第二天开始，连续四天杀害了约6万名非战斗人员、妇女和儿童，在整个旅顺免遭杀害的清国人不过是为掩埋尸体而幸存的36人。”
这样一个帝国的任何抵抗都将是徒劳的。
这一点，连日本人都看得明白。就在北洋海军在威海海战中面临覆灭之灾的时候，1895年1月23日，丁汝昌，帝国海军的高级军官，收到了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的一封劝降书。此书收到19天后，丁汝昌自杀，因此寻找不到有关丁提督看完这封劝降书之后的表情和言论的记载。这份日本人写的劝降书可谓一篇千古奇文，虽写于百年前，但是值得百年后的所有中国人在夜深人静之时灯下细读：
大日本海军总司令官中将伊东佑亨，致书与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军门汝昌麾下：时局之变，仆与阁下从事于疆场，抑何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国事也，非私仇也；则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仆之此书岂徒为劝降清国提督而作哉？大凡天下事，当局者迷，旁观者审……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败之因，苟能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审矣。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由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比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阶梯耳，岂足济夫实效？当今之时，犹如古昔，虽亦非不美，然使清国果能独立孤往，无能行于今日乎？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以不去旧谋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与我日本相战，其必至于败之局，殆不待龟卜而已定之久矣……（原函汉译全文见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民国二十年，大公报出版，第二册，第197～198页。）
无法得知这位日本军人为什么会在这样的时刻与自己的战争对手谈论主题如此重大的国家政治问题。这不是一封通常意义上的劝降书，从内容上看，它根本不是一份劝说敌人放弃抵抗立即投降的战场文件。这个日本军人从中华帝国的科举制度开始说起，比照日本曾经经历过的辛酸历史，解剖中华帝国衰败的原因。奇特的是，这些关于国家变革的理论竟然出自日本的一介武夫之口，由此可见日本人对自己国家的崛起有着多么深刻的感受和认识，它确实需要中国人“虚心平气”地深思，思“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痼。在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巨变的时代，对于封闭的中华帝国来说，“更张新政”已是“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否则，这个巨大的帝国即使再买多少军舰也难逃覆没的厄运。
7、一个短暂的“春天”
前往日本马关的帝国“议和”代表团的轮船正行驶在日本海海面上的时候，在帝国四面八方通往都城北京的路上，成千上万名身穿蓝色长袍的帝国文人们正在匆忙赶路。
京城里春寒料峭。一个名叫康有为的文人提着行李在蜘蛛网一般的胡同里东张西望着，他要寻找一个叫做“南海会馆”的小门脸，并且要在那里住下来。他期望那里最好能有一张桌子，让他把自己的文房四宝拿出来摆好。
帝国的知识分子是来参加帝国最高级别的考试的。他们来自不同阶层，年龄相差很大，贫富极端悬殊地在京城内外大大小小的客栈里落脚。只是此刻，他们的梦境是极其相同的：经过数年的苦读，现在以各省举人的身份，竞争名额极其有限的进入帝国政治阶层的“通行证”。
因为摒弃了所有人类自然科学的内容，只承认东方的哲学思想和道德理论，所以帝国的科举考试是世界上内容最单一的考试。这样的考试在中国至少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它一直是显示帝国政治稳定的标志，是帝国文化精英相聚一堂的盛事，是展示帝国悠久文明的景观，是帝国最低层的平民幻想一夜暴富、鸡犬升天的梦境，是帝国国家政权顺利运作和行政管理得以维持的支柱。而帝国的知识分子素以治国平天下为自己人生成就的最高境界。他们的“知识”长久而强烈地为政治功能所淡化，也就是说，不通过政治实践的检验，他们的“知识”就没有实际价值。“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文人当官从政，和农民耕地一样自然，除此以外别无出路。对政治前途过于强烈的单一追求，驱使帝国的知识分子走的是一条凶险而狭窄的人生之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当官便得志，失官或丢官便失志，因此他们往往容易成为社会各阶层中最“奋不顾身”的人。
这一年的春天，数万知识分子聚集在帝国的都城，由此带来的一个情况是过去的统治者不曾有过的，并使现任的统治者感到有点不知所措——在帝国的知识分子，那些最温文尔雅，最讲礼仪道德，并且是帝国官员选拔制度的惟一受益者的读书人中间，此刻正流动着一种危险的情绪，这种情绪不断蔓延以至威胁到了帝国政权的生存。
夹杂在危险人群中的最危险分子之一就是那个康有为。这是一个令京城人听上去话语十分古怪的广东人，面色黝黑，其貌不扬，身穿一身读书人的蓝色长衫。与帝国绝大多数梦想读书取仕的人一样，康有为在掌握帝国经典理论上才气平平，因为“书香门第”的家庭压力，于1882年和1888年两次参加取得举人资格的乡试，都以失败告终，他产生了放弃考试的念头。但是，“诸父皆强之”，尤其“母意属望迫切”，康有为只好奋不顾身地一试再试。1893年，36岁的时候，他勉强通过了乡试，取得了参加京城最高考试的举人资格。但是，第二年，他在第一次进京赶考的时候，不但没有考上，而且还扭伤了脚，于是他便南下回家了。那时正是1894年，按照中国的历法是甲午年。
1894年的春天，已经37岁的广东举人康有为决心最后一次在科举考场上赌一把自己的前途。
在万物春情萌动欲望勃发的季节里，帝国文人想当官的念头往往会使他们的精神几近疯癫。
这个春天的考试，是热切希望一步登天的帝国文人们最不安心的一次考试。当文人在京城小胡同中那油灯昏暗的客栈里抱着书本临阵彻夜“磨枪”的时候，国家不幸的消息乌云一般一阵一阵地滚过来。海战的失败已经让国人“莫名惊愕”，而帝国的全权大臣与日本人草签的条约内容更令“举国哗然”。不要说把中国的国土割让给洋人是奇耻大辱，光一笔关于银两的账就让中国人觉得日子没法过了：当时帝国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是8890万两白银，而日本人要求的赔款是这个数字的三倍，且规定第一年就得支付1亿两，全部赔款必须三年内还清。
考试考到了年近四十前途依然没有希望的康有为在帝国的都城北京“拍案而起”了。他首先反对条约的签订：“呜呼噫嘻！万里之广土，四万万之民众，而可有此约哉！”（康有为：《中日和约书后》，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第137页。）进而认清帝国主义的野心：“非战败之损也，非有开罪之失也，而一纸书来，取南满、东蒙、山东、福建万里之地，及国命之铁，甚至蹶而踏之，蹙而缚之，以财政军政顾问相要，以全国之要地警察，国命所托之兵工厂相索……凡人闻而怵惕伤心……”（康有为：《中日和约书后》，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第137页。）再论帝国外强中干，以国土民众十倍于人而受人遏制：“如巨象肥牛之遇乳虎，不待磨牙，闻声俯伏，甘听吞噬，岂非天下古今所未见有者哉！”（同上）最后归结于政府的腐败：“拟以三千万举行万寿，举国若狂，方谋保举，而孙毓汶当国，政以贿成，大官化之，惟事娱乐，内通李莲英，相以交关，政俗之污坏，官方之紊乱，至是岁为极。”（同上）
这样的政府应该下台了。
这样的国家应该改变了。
4月22日，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81名在京参加考试的广东举人上了街，他们要向政府递交一封请愿书——实际上是写给帝国皇帝的一封信。这就是中国历史书中所说的“公车上书”的开始。
“公车”，古代指“官车”。中国的汉代，各省举人上京考试，其交通问题由国家给予解决：举人们乘坐公家的车马被逐站“递送”。后来就以“公车”代指举人上京考试，同时也代指那些参加国家考试的学生们。
清政府的法律规定，举人没有直接向皇上上书陈言的权力，要上书，必须由都察院转交。清代的都察院是全国最高的监察、弹劾和建议机关，也是接受民间“信访”的最高机关。作为帝国政府权力如此之大的衙门，有把请愿书送上去的职责，也有扣押下来自行处理的权力。特别是，举人们的请愿书不但是直接议论国家政治大事的，而且是直接写给皇帝的，任何官员处理类似事件的时候都不能不小心从事。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把“士人干政”当做一种“大逆不道”的罪行，何况康有为们写的“请愿书”对国家政治的抨击无以复加，手稿被传抄出来时，市井上“争相看阅”，观者“莫不嗟悚”——嗟，感叹；悚，恐惧。难怪都察院的官员根本不敢送给皇帝看。
于是，“公车”们之间开始了大规模的“串联”。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鼓动下，一千多名举人在送往都察院的请愿书上联合签名，而其中广东省和湖南省的“公车”们几乎全部上阵。在中国，湖南和广东一向是“造反”的策源地，是出“仁人志士”的地方。个中原因，梁启超讲得明白：“湖南之士可用，广东之商可用；湖南之长在强而悍，广东之长在富而通。”（梁启超《湖南广东情形》，《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真是绝妙的分析。湖南江河横流峰险林密，从知识分子到土人，从男人到女人，个个精力充沛思维旺盛，有不当“革命斗士”就当“绿林大盗”的强悍民风，特产行为激烈的政治反叛人物和诡计多端的阴谋家。而广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各种“革命”的发源之地，原因是广东受到商业文明的熏陶绝早，富裕而开通，赤脚的南人懂得自己抡起甘蔗砍刀理所当然，而殷实的粤商更是以倾家荡产地赞助“革命”为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