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悖论：人性的历史实验记录
作者：张宏杰
内容简介
《千年悖论》张宏杰出版的第一本书。本书为《千年悖论》全新修订版，其中收录了作者写作初期大部分优秀的 历史文化散文作品，及其早年关于历史写作的两篇采访，并配以精美插图。 书中，作者以不同的视角，观察和叙写了曾被历史和他人书写、评介过多次的诸如吴三桂、曾国藩、慈禧、朱元璋等耳熟能详的著名历史人物以及中国的科举制度、残忍的酷刑、满族的汉化、隐士的真相等历史事件，探究了特定时期的人性，给人以新鲜的阅读体验和发人深省的思索。 对于历史人物的叙写，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张宏杰自有一套独特的感觉结构。他以冷静细致的笔法，入木三分的刻画，像写自己身边极熟悉的朋友一样，书写了同处时代裂变下的各色人物的起伏人生，探索了历史剧场里的人性浮沉，引人深思的同时，也让人对标签化的历史人物多了一份理解和悲悯。 关注人性的书很多，但从历史的剧场里洞察人性浮沉的为数不多。历史学者张宏杰以平等、悲悯之心，对待被标签化的历史人物（如吴三桂、曾国藩、慈禧、隐士们等），设身处地地同他们一起思考，书写他们的生存困境。写他们如何应对生存的世界和自我，如何拼命挣脱时代的枷锁，经历了怎样的精神震荡和灵魂撕裂，之后又怎样一步步走向世人皆知的人生结局鲜活地再现了这些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再现了对古人勇武、高雅与坚强的追思。 从张宏杰文字中可以发现，他致力于探索每一个历史人物或群体的底色，从帝王、朝臣到平民百姓，从掌权者到社会边缘人物，从男性到女性，从个人到群体，描写了多种不同的人格结构，他们的共性问题是都面临着时代赋予的或自我性格造成的生存困境，不同的是困境下的选择，或坚守，或转变，或对抗，或偏执，或固步自封，或随波逐流，每一种都潜藏着命运的玄机。在他笔下的历史人物，不能用简单的善恶标准去评判，在善恶纠缠中体现出的生命的挣扎、生存的艰辛以及与时代洪流之间的拉扯才是最值得品味的地方。因此，跟随张宏杰的独特视角去观察历史人物，我们会发现那些光怪陆离的历史人物与以往的描述迥然不同，甚至颠覆了以往的认知，但不可否认地是他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和丰盈，更多呈现了历史人物的底色，带给读者更多有益的思考。 此外，书中保留了作者的一篇自序，是对文学青年时期的追述。结合自序，再读作者的文章，读者能从中看到作者的思想脉络、价值取向和个性逻辑，及其作为历史学者沉浸于史海中探究人性的喜悦与兴奋。

序：当历史扑面而来 莫言
张宏杰的笔总是能如此轻松地割开时间帷幕，让那些本来离我们极其遥远的历史人物的气息甚至体温扑面而来：
吴三桂真正过人之处在于他的处世能力。他情商极高，善于感觉别人的情绪变化。不论什么场合，他都能镇定自若。在战场上，他表现出的勇气和沉着使他能赢得所有军人的尊重；而在社交场合，他的沉稳风度使他能够永远成为人群的中心……虽然年纪轻轻，又是名门之后，可他身上见不到一点儿纨绔之气，和任何人交往都是一派和颜悦色，彬彬有礼。
写历史人物就像写自己身边一个极熟悉的朋友，这种笔法本身就是一种能力。或者说，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视角。张宏杰的作品之所以呈现出一些特别之处，原因就在这里。
张宏杰不是从政治、道德或者学术的角度，而仅仅是从人性的角度去接近古人。他不批判也不仰视，他只是抱着悲悯之心，替他笔下的人物设身处地，悲欢与共。也仅仅因为此，那些在历代史书中伟大或者邪恶得光怪陆离的历史人物被他还原成了可以信赖的人，与以往的描述面貌迥然不同。
比如说，在我们心目中汉奸的代名词“吴三桂”三个字，经过他的笔墨滋润，一变而成了一个“外表兼具北雄南秀”的美男子，一个在战场上冷静、坚决、无与伦比的战士，一个曾经视荣誉如生命的忠臣孝子，一个在历史夹缝中被挤压被扭曲的痛苦灵魂。
这个结论真是触目惊心，但过程却是层层深入的。张宏杰不是刻意地翻哪个人的案，他只是把这些历史名人所做的那些匪夷所思的伟大或者邪恶的事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用人情伦理的平常心去推理，结果却是顺理成章，让我们感觉到如果我们生在那个时代，也许我们也不得不如袁世凯那样进退失据，或者如吴三桂那样转脸无情。这些大伟人或者大恶人，其实都是命运之流中苦苦挣扎的可怜人，和你我一样。在阅读中，你不得不和他们一起痛苦、战栗和呻吟。在河北保定的军营中，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图书管理员，培养起了对历史书籍的阅读兴趣，但是从那时起到现在，我很少读到什么历史读物能像张宏杰的这些作品一样给我带来这样大的阅读快感。
把这些作品归到某种文学体裁，是件挺困难的事。这些东西不是小说，不是散文，也不是时下流行的历史报告文学，甚至还不是人物传记，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些东西都流露着天然的文学品质，因为它的出发点是对人性和命运的关心。借用张宏杰自己的一句话，“关心历史其实是关心自己”，他对这些古人的性格和命运的兴趣里，无疑包含了对自己的兴趣。张宏杰解读古人就如同解读自己，既小心翼翼又深入彻骨。
这本书，如果起个副标题的话，我建议叫作“人性的历史实验记录”。“人是太复杂的一种动物，其复杂程度有时让人类自己也瞠目结舌。”（张宏杰语）我相信，张宏杰对人性的复杂一定有着科学家般的浓厚兴趣。在我们短暂的一生中，不会有太多的大风大浪，不会有太多的悲欢离合，体验到的和经历过的事毕竟有限。即使是最杰出的小说家，想象力也只能在经验的边界里飞翔。因此，人性的侧面在现实中表现得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在历史这个壮观的剧场里，人性却有机会表现它平庸生活中难得展示的一面。因为在漫长的历史中，各种各样出人意料的事情都已经发生过了：改朝换代、家破人亡、非同寻常的诱惑与考验、传奇般的危机和奇遇。在张宏杰的这本书里，好像上帝为了分析出人性的每一种成分，他老人家进行了千奇百怪的实验：他把个性色彩反差极大的吴三桂、钱谦益、吴梅村一起放到明清易代的大背景下，看着他们不同的人格结构在共同的历史重压下如何抵抗、伸缩、变形、扭曲、断裂。任何一个小说家极尽想象力，也写不出这样精彩的剧本。这些剧目对20世纪70年代生人张宏杰来说是如此具有吸引力，所以他循着对自己性格和命运的关心闻声而来，来到了这里，做了这冷清剧场内的一个有心的看客。
张宏杰是个观察和记录的高手。他冷静细致的笔法，把人性的复杂、深奥、奇特、匪夷所思、出人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原本熟悉的历史事实在他的笔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新鲜而又迷人，让我们这些历史书页背后的观赏者触目惊心、目眩神迷、欲言又止。当历史扑面而来，我们只好在造物者的深刻面前一再确认自己的浅薄。

自序：我的文学青年生涯 张宏杰
一
1996年初，我把一个大信封投入邮筒，然后又用手指探了探投信口，看看是否落了进去。信封上的地址是“上海市巨鹿路675号《收获》杂志社”，里面装的是我的一篇历史散文：《无处收留：吴三桂》。
二十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我也没收到《收获》杂志的回信。不过，我的“体制内文学生涯”确乎可以从初次投稿这一天开始算起。
二
只有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的人，才能明白“作家”这个字眼儿，在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
那是一个人人捧读文学期刊的时代。一篇小说在稍知名一点的文学刊物上发出来，则举国皆知，人人谈论。那是一个作家被奉为社会精神导师的时代。人们相信作家是社会的良心，是正义的化身，是未来的宣告者。那个时候，写作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发表一篇引起关注的小说，就可以使一个人从社会底层一夜之间变成万众瞩目举国议论的焦点。一个人如果揣本诗集，号称热爱文学，就可以行走天下（套用高晓松的话“那时的人们相信弹琴的孩子都是好孩子”，人们相信会写诗的孩子更是好孩子）：人心如同白莲花，刚刚绽开。
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而我身处的辽宁省朝阳市，又是一个对文化和文学抱着特别质朴的尊重的边地古城。去年我回朝阳办理母亲的医疗报销事宜（母亲是在朝阳市退休的），异地报销手续繁琐，工作人员表情慵懒，公事公办，眼看着一天之内不可能办完。陪我去的表妹夫很机灵，对工作人员说，他是个作家！说着把我刚送他的一本书拿了出来。
顿时整个办公室都轰动了，每个人都站起来，争相传阅这本书。科长给我端来了椅子，请我坐下，另一个人递上了热水。人们如同对待一个前来视察的大人物。一路绿灯，很快全部办妥。
在“作家”如此贬值的时代，此地还对文字保持着如此淳朴的尊重，那么可以想象三十年前这种尊重会是何等盛大！
古城里的人认为读书肯定是一件好事。初中时，我在朝阳市图书馆和市政府图书室各办了一个借书证。别无选择，借回家的都是“名著”：当然，是那些勉强能看懂的名著。什么《大卫·科波菲尔》《鲁滨逊漂流记》《基督山伯爵》《名利场》……记得有一年夏天去北戴河旅游，我坐在大客车的第一排，手里捧了一本厚厚的《愤怒的葡萄》，因为看不懂而愤怒了一路。
一个初中生看《愤怒的葡萄》，这就是我成长年代的文化景观。一方面我们没太多书可读，另一方面，撞到手里的书大致都有着坚硬的品质，把每个读者都练成了钻头。浅阅读、轻阅读、软阅读这些词语，当时尚未出现。
更多的文学熏陶发生在上大学的20世纪90年代初，大学图书馆里的书毕竟更多。王安忆、韩少功、莫言、韩东、王朔的小说，是学生们争着借阅的作品；高中时没读下去的《战争与和平》《罪与罚》，借出来重新再读……经历了这些之后你没法不成为一个文学青年。
三
工作以前我并没有认真想过当一个作家。在大学里，我业余时间大量投入书法和篆刻之中，加入了大学的书法协会。除了“作家”这两个字在我心目中过于崇高之外，还因为我莫名其妙地认为当作家是起码要人到而立有了阅历后才能尝试的事（形成这个印象也许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作家大多是有了一把年纪的知青出身）。
开始写作发生在上班一年之后。写作的动因相当简单：无聊。大学毕业之后，本来是想好好工作，先“混”上（用我爸的话来说，是“熬”成）副处级，能用公款请客吃饭，在小城市里有地位有面子，这是北方小城长大的人的普遍理想。但是1994年大学毕业进入葫芦岛市建设银行工作之后，我发现“混”和“熬”对我来说是相当困难的事：一个星期的工作，基本上一两天就能处理完。其他的大部分时间，主要都用来打扑克。那个时候，国有银行还没有进行股份制改革，工作氛围和政府机关差不多。我记得有相当一段时间，每天上班之后不久，我们科里几个人就把门上的玻璃用报纸一糊，在里面拱猪、扎金花，一打就是一整天。
这样的生活虽然自在，但时间长了，未免觉得空虚无聊。还有什么更好的打发时间的方式呢？在单位没法写毛笔字或者画画。那么，写点东西吧。我想起我似乎还真有一点“文学天才”：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的作文曾经被老师当作范文。托尔斯泰说过，成为作家最重要的是要有强烈的虚荣心。很幸运，这个品质，我也具备。
写什么呢？什么都行，只要不平庸。要知道，我从小就是装逼犯，特别爱把自己弄得与众不同。从初中就开始读每一本能弄到手的《新华文摘》，越是看不懂的长文章，看得越投入。初三的那年暑假，我还借了本《小逻辑》，在公园里硬着头皮读了十个上午，当然最后还是没读懂。我的阅读种类特别杂，只要是带字儿的东西，不论天文地理医学农业生物自然科学迷信甚至日历，我都能津津有味地读下去。大学四年，我基本就是在大连市图书馆泡过来的，读得最多的，是历史书，还有那本介绍北朝鲜人民幸福生活的《朝鲜画报》。所以截至此时，肚子里已经装了太多奇奇怪怪。虽然“余秋雨”这三个字今天早已坏了行市令人避之唯恐不及，但我从不否认，那种所谓“文化散文”的写法令我豁然开朗。这种纵横捭阖的叙述方式，正好将我一肚子的乱七八糟搅和到一起，一股脑抽出来。
半年时间里，我写出了《蒙古无边》《无处收留：吴三桂》等好几篇很长的散文。其中我自己最喜欢的是《无处收留：吴三桂》这一篇。
对吴三桂感兴趣，是读了刘凤云著的一本很薄的小书《叛臣吴三桂》，我发现，这个被严重脸谱化的人，年轻时居然是以“孝勇”闻名天下的。青年吴三桂是个美男子，下马彬彬有礼，上马武勇过人，颇为时人称许。从道德制高点走到一叛再叛擒“旧主”以事新主，他经历了什么样的精神地震和灵魂撕裂？我找了当时能找到的所有与吴三桂及那个时代有关的资料，从材料碎片中试图一点点复原吴三桂在重压之下如同蜗牛一样一层一层脱去道德面具的苦难精神历程。
从文体上，它非驴非马，不是纯粹的散文，也称不上小说。它是一种叙述和思考的杂糅，是一种合金体的怪物。后来评论家们给这类东西的定义是“跨文体写作”。有人后来说：“张宏杰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典型的跨文体写作，掺杂了大量小说式、历史报告文学式，甚至心理分析式的写法。”
我对这篇东西相当满意，认为我可以开始文学青年的第二个规定动作了：投稿。
四
那个时候要成为“作家”，你必须向文学杂志投稿：这是通往理想的独木桥。网络那时刚刚为人们所知，“网络文学”这个名词还没出现。“文学青年”的一般路数是先在“省市级”文学期刊上“崭露头角”，然后在“国家级期刊”上“引起关注”。这样，你就有资格参加各种笔会采风之类的文学活动，有资格加入市、省乃至中国作家协会。接下来你的奋斗目标将是被一些知名评论家评论和文学权威认可，获得一些“省级”乃至“国家级”文学奖项，因为这样意味着你就会在作家协会体系内混到一个“官位”，比如某市作家协会主席、某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攀爬到这个水平，你就可以算是功成名就，可以被称为“知名作家”，有资格出席“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或者“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之类的荣誉性大会，享受各级作协组织的免费出国采风交流之类的活动。这是彼时一个文学青年的经典作家路线。那时候，人们做梦也想不到，十年后会有很多人比如“当年明月”，只须把文字发到网上，就有可能被广大网民关注，成为风行海内的畅销书作家。更想不到，一个少年韩寒，虽然进入了文坛，却居然敢拒绝进入作协的邀请。
那么换句话说，在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文学杂志的编辑、文学评论者和文学权威，是一个文学青年成功道路上的三道闸门，你必须一一攻克。首先要做的，当然是先敲开文学杂志的大门。作为文学体制的一部分，到今天为止，全国各省都会有至少一本“纯文学期刊”。按照“文学圈儿”内的标准，文学期刊大致可以分为两级。一级是“省级”，比如辽宁的《鸭绿江》、黑龙江的《北方文学》，这些刊物影响比较有限，换种说法可以叫二流的文学期刊。另一级是“国家级”，其中也包括一些影响很大的地方刊物，大致有《收获》《当代》《十月》《大家》《钟山》《天涯》《人民文学》《花城》《作家》……大家心中公认的第一位，当然是《收获》。
和一般文学青年先从“省级期刊”投起不同，我第一次就把那篇《无处收留：吴三桂》投给了《收获》。
我决心要用这篇作品作为开头炮，轰开我的“作家”之路。相比当时文学刊物上的其他“文化散文”，我自认为这篇东西绝不逊色。我莫名其妙地相信，它一定会得到编辑们的好评。稿件寄走后，我不停地幻想着这个大信封在《收获》杂志社内会遇到什么样的命运。我幻想着某天早晨，一位编辑打着哈欠漫不经心地打开这个信封，读了几段，他坐直了身子，又读了几页，他大呼好文，连忙送到主编那里……我幻想着这篇作品使中国文坛知道了有一个叫张宏杰的二十四岁的“青年作家”，比余秋雨更善于讲述历史中的人性；我幻想着我的生活轨迹将从此变样。
投出去的半个月后开始，我就经常去单位的传达室，但是直到第三个月头上，还是没有任何回音。虽然没投过稿，但是常年阅读文学杂志，我有大量的文学常识。我知道文学刊物的审稿期限是三个月。
五
我并没有丝毫气馁。虽然喜欢幻想，但我其实一开始就将困难预想得很充分：我把写作当成了考验一个人意志和能力的英雄事业，而英雄事业不太可能一帆风顺。我读过许多作家传记，那些作家投稿屡屡被拒的故事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特别是《马丁·伊登》中那艰难卓绝的戏剧性的奋斗生涯每每令我心潮涌动。第一次投稿就投给了心目中最好的刊物，不过是出于一种试试看的心理。没反应没关系，一流文学杂志还有很多。
于是我又打印了一份，把它寄给了《当代》。
三个月后，我又寄给了《十月》。
在那之后，我学聪明了：我开始了一稿多投。我同时投给三家刊物，并随时做好收到一家用稿信后马上通知另两家的准备。
可是一年之内，我连退稿信是什么样的都没有见过：所有的杂志都没有任何回音。
我开始像杰克·伦敦一样，开始怀疑邮路那头到底有没有活人做编辑。更多的时候，我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文字方面的才能。不过，我初中时确实做过语文课代表啊！
毛时代出生的人都有点不服输的劲。我下定了决心：我要用三年时间来打通写作这条路。这三年里我要写出三十万字的东西。如果这三十万字都不能发表，我会永远放弃这件事。
六
就在下定这个决心后不久的一天，我又一次忐忑地来到单位的传达室。我很怕同事们知道我被退稿，我甚至没让任何人知道我投过稿，所以科室订的报纸杂志都是由我主动来取。
一堆报纸杂志中夹着一个中等大小的信封，上面“《大家》杂志社”的社标很醒目。我的心开始怦怦跳动。信封很薄，说明应该不是一封退稿信。
办公室中午正好没人，我撕开了信封。里面是一幅龙飞凤舞的行书：
张宏杰先生：你的《无处收留：吴三桂》写得棒极了！准确、结实、饱满。编辑部一致同意向你约稿，因《大家》明年将倾力推出一种实实在在但同时也更为文学、更边缘化的写作方向。《无处收留》略嫌偏“实”，若能再个人化一些，可在《大家》刊发。朱晓桦。
你可以想象我的兴奋。我终于确信，“文学事业”是我想象中的那么回事儿。确实有那么一群敬业的人优雅地坐在杂志的那头，如同天使们勤勉、干净而严肃地坐在天堂里。那时的《大家》创刊不久，上升势头很猛，办得非常有范儿，开本很大，黑色的印有历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头像的封面做得大气十足。朱晓桦字体很潇洒，我想象他一定是一个留着长头发的青年人。我当天晚上就开始对《无处收留：吴三桂》进行修改，朝着我理解的“个人化”风格靠拢。虽不至于夜不成眠，但白天我犹如热恋中的人总想着恋人的脸一样，总是转着《大家》那黑色的封面。半个月后我把稿子寄回去，然后就是数着日子等待。能在《大家》这样有分量的杂志上发表“处女作”，应该也算一个漂亮的开头了吧？看来写作两年，终于“梦想成真”了。很可能，我文学生涯中的第一个笔会，会在“春城”昆明……
三个月后，第二封信来了，我急切地打开，却是一盆冷水：“你的《无处收留：吴三桂》送审时未通过，说是暂时不发历史题材。《大家》杂志社将要自负盈亏，在如何走向市场上考虑得较多，原来选定的许多稿子都压下了，你也可以别处想想办法。”
七
如前所述，我曾铁了心要让处女作在顶尖刊物上一鸣惊人。不过，在《大家》退稿后，我痛定思痛，不得不做出重大退步：除了《无处收留：吴三桂》这篇我最喜欢的稿子之外，我将《蒙古无边》等其他稿子投给省级文学刊物：我要先踏入“文学圈儿”啊。
首先想到的当然是本省的那本《鸭绿江》，虽然今天可能没多少人知道还有这样一本刊物，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它曾经辉煌过一时。
标准自减一档，似乎就一路通畅：一个多月后，我就收到了《鸭绿江》一位叫李轻松的编辑热情洋溢的回信，然后，1998年第2期，《鸭绿江》刊出了我的《蒙古无边》，于是这篇文章成了我的“处女作”。
从那之后，我和诗人李轻松成了朋友。通过和她通信，我才发现，原来我能在这样一本省级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其实也是一种小概率事件。她说，发现我的作品时，她刚刚从别的单位借调到《鸭绿江》做编辑，一般的编辑都不爱看自发来稿，因为里面大多都是不通之作，只有她这个新手还有兴趣翻翻。她很偶然地在堆如小山的自然来稿中，抽到了我的信封。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还有“自然来稿”这一说。也就是说，文学刊物中刊发的，大部分都不是像我这样直接写上“某某编辑部收”的稿件。你起码要写上具体某个编辑的名字，被拆开看的可能性才更大一些。更靠谱的做法是，先设法与编辑认识。起码，先要有朋友居中介绍。
我感觉很意外。我所知道的“文学世界”不是这样的。在我心目中，“文学世界”真有点“高于生活”的意思，它应该是一群不世俗的人按着非世俗的规则操作的事儿。我一直认为作家一开始都应该是“自然投稿”，而编辑对所有稿件都应该是一视同仁的。有这个“文学世界”存在，或者说，有这样一群抵抗世俗的人存在，这个世界才有价值。所以这一事实是对我的迎头一击，让我的头嗡嗡叫了许久。我回想起自己苦等编辑们回音的日日夜夜，现在才想明白，也许我投出去的信封，至今仍然没有打开。
不过，这一认知对我并没有什么影响。在那之后，直到今天，在通常情况下，我仍然坚持“自发投稿”（虽然今天我已经很少投稿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认为这是“正确”的，这是我少年时代梦想的一部分。当然，也如以前一样，直到今天，我的“自发投稿”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没有回音。（比如我有时感慨于时事，会写点时评，投给本省的晚报，也多次给自己很喜欢的报纸《南方周末》投过稿，不过十多年了，从来没有投中过。）
这反映了我性格中的某种“心理疾病”，我没法治愈它。
八
《蒙古无边》的发表，标志着我“走上了文学之路”。接着，也算是“国家级刊物”的《青年文学》也接受我的“自然来稿”，发表了我的第一篇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篇小说《说话算话》，我还记得给我回信的编辑叫陈锟。接着，我又陆陆续续在省级文学期刊上发表了一些作品。然后，我被省作协“发现”，参加了省文学院的“青年作家培训班”。在那之后，我又成为“省文学院合同制作家”。这是各省鼓励文学创作的通行做法：省作协在全省范围内挑选十多名有实力能出“成果”的中青年作家，与之签约，按照你每年在“省级”“国家级”刊物上的发表量以及被转载的数量，会给予一定津贴。在一省的文学界，这算是一种比较重要的认可。也就是说，我确乎已经是“青年作家”了。
我仍然没能把《无处收留：吴三桂》发表在“一流”刊物上。这是我的一个心结。我一直没有放弃努力。这篇稿子一天也没停地在邮路上奔波。又一个编辑给我回音了。在《大家》退稿之后不久，《花城》一位叫文能的编辑先生给我来了用稿信。这封用稿信虽然没有谈及对这篇文章的评价，却明确讲，将于明年刊发。
到了年底，文能的第二封信来了：“你的稿件本已确定刊发，但是我因个人原因，将调离杂志社，加上出版社内部关系复杂，因此此稿也无法用了。我已经将它推荐给了其他刊物，请相信这是一篇好作品，肯定能发出来。”
过了几个月，《天涯》杂志李少君的一封回信证明文能先生确实在努力帮我的忙：“文能转过来你的一篇关于吴三桂的文章。我们看过，认为很好，本来是可以在《天涯》发的，但太长了。你功底、文笔都不错，有什么其他稿可以寄些来。这篇你可以寄给《收获》看看，他们应该是可以发的。”
……
直到2001年，我已经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之后的第二年的夏天，到辽宁文学院开会。我几乎已经忘了有一篇稿子还漂在路上这件事，直到文学院一位工作人员把一本已经磨破边了的牛皮纸信封扔给我：“请客吧！给你的杂志，寄到这儿来了。”
是2001年第1期的《钟山》，目录栏中赫然印着“无处收留：吴三桂张宏杰”。因为彼时我已经是“辽宁文学院合同制作家”，所以杂志被莫名其妙地寄到了这里。杂志里还夹着一封信，主编傅晓虹说，是文能转给她的稿子。
这篇文章一刻不停地在路上奔走了五年，这五年，我由二十四岁变成虚岁三十，它则餐风宿露，不眠不休，撞过了十几家杂志的大门，最终，到底在一本“一流刊物”上露面了。我终于对得起它了。（到今天为止，我也没见过文能先生，甚至没通过一次电话。我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还是已经退休了。）
我打开杂志，将这篇《无处收留：吴三桂》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又读了一遍。我记得大学期间我在《钟山》上读到的大量好东西：苏童、余华、贾平凹、汪曾祺……如今，我隐隐有了与他们，这些我昔日的文学英雄并肩站在一起的感觉。
九
在此之前，虽然已经发表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当“作家”的感觉。在我的记忆中，一个真正的作家，是拥有大量读者的，是会收到如潮反响的。你看那些著名作家的采访，不是都说某篇作品发表后，会收到一麻袋一麻袋的读者来信吗（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细节是信中会掉出漂亮女读者的照片）？
可是，没有任何读者给过我反馈，也没有任何评论家注意过我的存在，甚至我身边的人也没有任何人表示他们读过我的东西。当然，我的写作是“秘密进行”的，因为我担心可能失败。不过，我期望的是，在我成为作家之后，被身边的同事和朋友在杂志上惊讶地发现。现在，我已经“成功”了，已经是“省文学院合同制作家”了，可似乎从来没人知道这一点。
我把这归咎于没有在“一流期刊”上发表过东西。我特意到单位的图书室里查了一下，里面确实没有订《鸭绿江》或者《北方文学》之类的省级期刊。
如今，我在《钟山》上露面了。图书室里确乎有这本杂志的。那些评论家们肯定也都看这本杂志。这次，我算是登上文坛，露脸了吧？
果然，在看到杂志后的第二个月，我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这位读者是一位在当时颇有影响的女学者。她说，她在《钟山》上读到《无处收留：吴三桂》之后感觉非常“震骇”，遂找到主编傅晓虹要到我的联系方式。她说了很多肯定赞赏的话。她还说，她是先学历史后学经济，与我恰好相反。她最后说，她此时“因言贾祸”，情况很不顺……总之信写得很长，随信还一口气寄来她的三本书，一本书上题写了“宝剑赠烈士”五个大字。
我当然兴奋。我当然激动。我等着更多的反响，对我到那时为止自认为最好的一篇作品的反应。
没想到，这封信居然成了绝响。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收到过任何来自文学刊物的读者的反馈，更不用说什么评论家或者文学权威的反应了。单位图书室的那本《钟山》，似乎也从来没有人借阅过。我费尽全力，朝湖水里扔了一块大石头，然后侧耳倾听：半天过去了，毫无声响。
原来湖不在那儿。
直到这时，我才恍然发觉，“80年代”已经逝去，世界已经变了。80年代一本文学刊物，动辄几十上百万的销量。连东北边地的《鸭绿江》，发行量一度都达到四十万册。“一本《十月》或者《当代》，往往先在大学宿舍间流动，然后可能在理发店、医院病房、工厂车间、商店柜台之间持续作布朗运动；也可能是从表哥到表妹到表妹的男朋友到男朋友的班主任……直至消弭于无形。”仅仅十年后，这一情景已经恍如隔世。某位主编说：“你不能去问一个诗歌期刊的主编，他的杂志发行有多少册，这就像问一个女人她的年龄一样。”
文学不再能带来轰动效应，不再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所以，那些最有才华的人很少再有人从事文学了。去从政、从商，去做个循规蹈矩的白领，都比做文学青年靠谱。许多才华正盛的作家，都纷纷转行去给导演们打工，写电影、电视剧。“文学”变成了小圈子的事。一般来讲，你发表的作品，只有编辑以及你通知到的几个同行会读。
以上两项变化互为因果，大部分文学也告别了社会，告别了读者，仅仅成为一种有气无力的惯性。20世纪80年代，文学替全国人思考，为全国人启蒙，指点江山、激昂“斗志”。如今，文学变得“纯粹”了，但是也纯粹到了水至清则无鱼的境地。
也不能说我没有得到过反馈。在得知我发表了一些东西后不久，建行的某位科长曾经郑重其事地和我探讨过“写作”这个话题。据他理解，在作家当中，写散文的尚属正常，写小说者都是准精神病患者，而写诗则是一个人精神有问题的确凿证据。
同时，我全力写作的年龄正是一个中小城市青年找对象的关键时段，“不好好上班”“写小说”（人们管文学杂志上的东西一律叫做小说）不但没成为我吸引未婚女青年的招牌，反而成了我不是一个好的婚姻对象的证明：这证明我不会很好地沿着副科长、科长、副处长之路攀登，反而有成为浪荡之人的可能。在我逃离了“行长秘书”这一职位后，这一征兆更为明显。回首我的大学同学，大部分已经混成科长，有的已经是副处长、处长，更有人已经成了亿万富翁。
十
好在了解了这一事实后我并没有过分沮丧。作为一个小城市里的普通大学毕业生，我的理想如同橡皮筋一样可长可短，可大可小，可以想入非非，也可以在第二天早上就忘掉。虽然不能凭写作“功成名就”，但是我发现了并且习惯了写作的快乐。
写作是痛苦的。写作需要将自己调动到最活跃、最兴奋、最有力量的状态，才能随心所欲地驱策胸中万物，才能接近理想中的完美状态。因此写作者必须拥有特别强大的意志力，需要无情地鞭策大脑。这种写作中的完美主义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不过离了它，我就得不到那种酣畅淋漓的极致体验。
写作又是快乐的。我的性格是那种习惯和自己较劲的人。我想最适合我的工作也许是一个石匠或者木匠：安安静静地坐在一个不被打扰的地方敲打点什么东西，使它以最合适的形态呈现出来。仅仅这一过程本身，就足以令人心满意足了。
我越来越发现推动我写作的动力是好奇心。我们被告知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差距之大如同两个星球，而历史这个领域，这种差距更是明显。大学期间在大连市图书馆阅读历史材料时，我不断地感到乘坐过山车式的惊讶。把这种惊讶表达出来，其实就是我写历史的最初动力。历史写作对我来说是一次旅行和探险：在故纸堆中，你随处可见蛛丝马迹。沿着这些线索前行，擦去历史碎片上的尘埃和涂饰，小心翼翼地拼接在一起，你会发现历史的面相与你的想象几乎完全不同。一开始，我关注的是历史中的人性。就像莫言在评价我的一篇文章中说，我关注的是人性的复杂。在历史中，各种情节都已出现，人性的千奇百怪匪夷所思出人意料都表现出来了，我迷恋于观察这种复杂性，迷恋于将一张又一张面孔复原出来，得意地指给别人说：看，他原来是这个样子！再后来，我的好奇心更多地转移到历史规律本身。我开始观察农民起义，观察中国人的盛世梦，观察中国专制制度的起源……我惊讶地发现，我头脑中那些习以为常的观念，几乎都是不准确的。比如，农民起义推动的主要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专制制度的进步；比如中国式的盛世几乎都是建立在一个大衰世的基础上，并且以衰世为结局；比如春秋战国时的那些自由思想的大家，几乎个个都在呼吁一个大一统的专制政权……
我的这些观察和思考，完全是野狐禅式的，远离“学术范式”的，我的结论也许荒谬可笑，离题万里，但是我却自得其乐。我的写作完全是随心所欲，信马由缰。摒弃万物，沉在书房中，一点点地梳理自己的思路，解答自己的疑问，敲打出一篇篇文章，那种遗世独立的专注、单纯而宁静的感觉，确是一种巨大的幸福。
就这样，我以一个标准的“文学青年”为入口，走入历史。从历史开始走下去，你会不自觉地经过人文学科的各个房间。一路走来，通过写作，我对这个世界有了更深更广的认识。从1996年到现在，我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对社会，对历史，对体制，包括文学体制，许多方面都进行了自我颠覆。这一脱胎换骨的过程，正是开始于写作。
写作也给我带来了现实的“利益”。一开始，为了不致招人误解，我的写作是在地下进行。当发现“作家”已经成了异类之后，我更把发表的东西埋到抽屉深处：没有可以交流的对象，总要好过那些言不由衷的文不对题的“赞赏”。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行长王毅读了我写的几篇东西。行长虽然文凭不高，但是兴趣广泛，知识面颇广。更主要的，他们那一代人还认为，写作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好事。他说，你是个写东西的料，我给你提供点方便。
于是，他把我调到了市行营业部，因为营业部主任董庆毅为人非常开通大度。在他和行长的默许下，我一周只需上班一两天，其他时间，可以在家里正儿八经地当“作家”。这自然是写作给我带来的幸运。每天早上六点半，起来跑一圈步，回到家里，洗个澡，听一楼人都走空，泡一壶茶，揿开电脑，看着茶烟升起，听着电脑“沙沙”的启动声，整个房间就像坐在古墓中那样安静。每当这时就深深感谢世界，对我这样宽容。即使写出来的东西永远都不能引起关注，但能一直享受这样的书房生活，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十一
不过，写作另一面的快乐毕竟是传播和交流。每一个碾玉人都希望他的玉观音能有人欣赏。更何况毛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都有点“文以载道”的老套想法。
一个意外的机缘，使我发现了另一条接近读者的路。那是1999年底，我到北京出差，因为《鸭绿江》主编刘元举先生介绍，认识了在时事出版社工作的沈阳人祝勇。祝勇知道我在写东西，让我发几篇给他看看。
过了几天，祝勇给我打来电话：我想给你出本书，行不行？你的水平完全可以出一本书，而且我估计书有可能卖得很好。
于是，在2000年1月1日，我的第一本书《千年悖论》出版了，汇集了我写作初期的大部分作品，其中主要的当然是“历史文化散文”。说实话，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出版的可能性。因为在我看来，出书实在是比在杂志上发表作品重大得多的事（在我的印象中，一个人一般要人到中年，德高望重，作品积累到一定数量了，才有可能出一本书）。因此，虽然稿费只有每千字三十，虽然封面做得有点不伦不类，我还是感觉很兴奋。
这本书起印五千册，出来后很快就淹没在众多新书当中。虽然不久都卖光了，但是在读书界没有引起什么关注。
不过令我高兴的是读者却有了反馈。读者大部分都是大学生，奇怪的是，他们几乎都是在大学图书馆读到的这本书。看来这个出版社对图书馆的发行很成功。有几个大学生给我来信说，这本书“颠覆了他们的大脑”，“千年悖论，让我们觉醒，第一次从人的角度来考虑这些历史人物的种种作为……”
我很高兴这本书能触动一些人，能让他们感受到我的愤怒、惊讶、感慨、激动，能颠覆他们对历史的一些成见：这正是我在书房里不懈敲打的目的。
我发现，出版是将自己的写作抵达读者的大路。出版的传播力比在传统文学杂志上发表要大得多，有效得多。虽然一开始我走的是“文学之路”，但其实我的作品并非标准化的“文学性写作”，我写的虽然都是历史，但是离现实可能比大部分小说都要近。它们的读者，更多在文学期刊的订阅者之外，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出版社的编辑与文学期刊的编辑完全不同：大部分出版机构都需要赚钱养活自己，因此特别在意一本书的市场反应。与文学期刊疏离了社会不同，出版业已经相当市场化，编辑们睁大眼睛寻找每一位有读者的作家。
所以，除了第二本书的出版颇遇艰难外，我的书出版都非常顺利。特别是第三本书《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出版之后。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出版不久，我在报纸上网上很快见到白岩松、柴静评论了这本书。影星袁莉在我经常看的《锵锵三人行》中提到了这本书，那年《艺术人生》的年终评点，张越、崔永元等几位嘉宾似乎也提到了这本书……于是我意识到这本书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虽然出版社没有进行过一个字的宣传推广，但是这本书通过口碑相传，渐渐传播开来。印数很快就过了三万册，而在文化类书里面，据说三万册就算畅销书。再以后，我的《中国人的性格历程》《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也陆续成为历史文化类的“畅销书”。从《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起，我算是有了自己的读者群，大量地收到读者来信，其中有一封是当时身在美国的留学生、后来的青年学者刘瑜的信（特别令我感动的，是一位读者将我的三万多字的《无处收留：吴三桂》一笔一画地抄在一个小本本上送给了我）。我能够知道，自己的写作与这个世界确实形成了一点互动，虽然是如此微不足道的一点互动。
让自己的写作真正抵达读者，我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十二
在主要传播方式转为出版的同时，我的传统“作家”之路仍然自然延伸。我的一位作家朋友钟求是有一次通电话时说，我感觉你的东西挺适合《当代》的风格。你寄给我的朋友吴玄吧，他现在在《当代》做编辑。
我按钟求是提供的E-mail寄去了几篇稿子。一周后，吴玄打来电话，说他已经与主编洪清波达成一致意见，打算从2006年起，为我开一个专栏（他们并非因为我出版过一些作品而认为我可以开专栏，事实上他们对我出版过的书一无所知）。这对我完全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专栏的名字后来定为“史纪”。这成了我在“纯文学”领域最辉煌的“业绩”。我获得了一些省级文学奖和一项不太重要的国家级文学奖。对了，还有“文学创作一级”这个职称。因为这些成绩，我成为省作协的“理事”，后来又成为“主席团成员”，还成了一个市作协的“副主席”，参加了“青创会”。
我在“文学圈儿”里遇到过许多清爽的人和清爽的瞬间，遇到过很多认真的编辑和几本敬业的杂志，让我想起“80年代”整个社会精英与国家同方向前进时的神清气爽。比如我写作生涯中参加过的唯二的笔会中的一次，《天涯》杂志多年前开的一次笔会。
如前所述，我的《无处收留：吴三桂》当初被《天涯》因为太长委婉拒绝。当它在《钟山》上发表后，《天涯》副主编李少君写来一封约稿信，说韩少功看到《钟山》上的这篇文章，批评了他，说他错过了一篇好文章。
于是我接连在《天涯》上发表了几篇东西。说实在的，《天涯》这本刊物在所有文学刊物里最适合我，因为它办得不那么“纯文学”，而是更注重思想性和杂糅性，与我的写作风格比较合拍。
2001年，我意外地得到《天涯》的邀请，年底到海南开笔会。“笔会”两个字，在文学青年时代特别令我向往，在我的幻想中，那应该是一个小团体人的神仙会一样的精神会餐。大学里读文学杂志的时代，我是多少次幻想自己将来也能参加“笔会”，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
到了海南才发现，这是一个很小规模的笔会，只有九个人。除了我，其他人都大名鼎鼎：张承志、莫言、李陀、王晓明、翟永明、汪晖。还有主人韩少功和蒋子丹。所有的人我都是第一次见到。他们大都是我心目中的文学英雄。不管怎么样，我心中难免暗自激动。那是我第一次到海南，感觉很新鲜。汽车沿环岛高速路行驶。山峦优美，千万株桉树见缝插针，热火朝天地竞争、拥挤、勾结、倾轧，迫不及待地生长。开会的地址是岛内的七仙岭，这是白云缭绕下的一座黛青大山，山顶七峰并立，如同七位仙人侧立。推开窗子，遍地椰树的翠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在这些“文学英雄”身上，我确实发现了想象中的“80年代气质”。这个会上聊的许多东西，现在已经没有印象了。只记得莫言对于大家在会上总是“胸怀宇宙”有他自己的看法。吃饭的时候，他端着酒杯，抿着红酒，随口编了个顺口溜：
这是一个分裂的时代，又是一个整合的时代。
这是一个破坏的年代，又是一个建设的年代。
这是乡下人进城打工的年代，又是韩少功下乡隐居的年代。
这是文学似乎能影响社会的年代，又是文学一钱不值的年代。
文学圈里，拉帮结伙的多了，孤军奋战的少了。
无耻吹捧的多了，严肃批评的少了。
自高自大的多了，谦虚谨慎的少了。
出版的作品越来越多了，好的作品越来越少了。
关心国家大事的多了，关心文学的少了。
冒充理论家的作家越来越多了，像我这样不会说话的越来越少了。
丰乳的方法越来越多了，能分泌乳汁的乳房越来越少了。
……
他一口气编完，大家都大笑。蒋子丹立刻要求，这串顺口溜要交给《天涯》，放到“作家立场”里发表。
这个笔会让我感觉到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梦不只是一个梦，它真切地存在过。
十三
1996年，当我拿起笔的时候，误以为写作能给我带来一切。转眼，写作，已经二十多年了。我也由大学刚毕业的青年，接近中年，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付给了书桌。抬头一看，几乎一切都已经沧海桑田。
是啊，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事实上我们这一代人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沧桑”的一代：通常状态下几代人才能经历的历史变化，都压缩到我们这一代身上。应该说，有一些变化，是必然的，但是，也有一些变化是令我意外的。比如我今天在网上看到的这样一则新闻：
《蔓蔓青萝》《泡沫之夏》《潇然梦》……今日，某大学图书馆公布其2009年秋季学期借阅书籍排行榜，“进军”前100名的书籍几乎全为网络文学书籍。
据该排行榜显示，除了排名第51名的《宋氏三姐妹》和排名第100名的《最易掌握的学英语规律338条》，其余的均为在网络上曾风靡一时的网络文学作品，如《玥影横斜》《爱在唐朝》《失踪的王妃》等，以及郭敬明、明晓溪、安妮宝贝等青春小资文学作品。与高校专业课程相关的书籍均无缘入榜……
自己坐在大连市图书馆，翻读文学期刊的情景宛如昨日，却读到这样的新闻，怎么能让人不恍如隔世？当我恍惚的事情越来越多，比如发现整整一代人一生精力可能被一套房套牢，比如许多女大学生公然说愿意给富人做小三。我不得不说，这个世界的走向，不是我所想象的。在二十多年前，这个世界就已经转向，离我们而去。我们这些人，是最后一代“文学青年”。
把最早的两本书——《千年悖论》和《另一面：历史人物的另类传记》集合到一起，再加上早年的其他几篇文章，出这本“增补版”《千年悖论》，于我自己，是为了纪念“文学青年生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将这些体式上不那么统一的东西，集合了做成一本书的样子。这样生涩的东西，倘是别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劝他“割爱”，但自己却总还想将这存留下来。
回顾这些文字，当然时时闻到青涩味道。可是，这些文字也是不可复制的，因为每个生命阶段的文字质地是不一样的。重翻这些文字，虽然它的“宏大叙事”中时而露出声嘶力竭，虽然它总是采取俯视的全能视角，虽然它时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做作，但是这些文字里面，灌注着力量、激情和理想。在这些青涩的文字中，我能感觉到自己彼时的单纯，感觉到奔涌的生命能量，感觉到自己当初用大铁锤去砸蝴蝶翅膀的雄壮。

人 物

无处收留：吴三桂

一
公元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吴三桂三十一岁。这是人一生中最挺拔亮丽的年华。就在这一年，他第一次面对了从未经历的精神重压。
这年四月，明朝和满洲之间的最后一次关键性战役——松锦之战尘埃落定。明朝辽东经略洪承畴的十三万大军土崩瓦解，锦州陷落，洪承畴被俘。大明王朝苦心经营十余年的宁锦防线终于被撕破。宁远，成了大明朝在山海关外的最后一座堡垒。
三十一岁的吴三桂继洪承畴之后统率辽东兵马，成了宁远城的最高军事长官，成了明帝国风头最劲的将领，也第一次成了明清两朝大角斗中的焦点人物。崇祯皇帝和皇太极的目光分别从北京和盛京投过来，聚焦在他身上。来自东西两边的政治、军事乃至社会关系的压力和吸力揉撕着他。西面，是前途黯淡的祖国和家园。那里正处在分崩离析前夜的紧张慌乱之中，幸亏山海关那高大厚实的城墙把饥民的呻吟和叛军的呐喊声严严地挡住，让他享受片刻清静。东面，三百五十年前，坦荡而蛮荒的辽东平原上，尖声嚎叫着的满洲人潮水般一波比一波汹涌地涌来，冲刷得宁远城摇摇欲坠。
越来越多的人投向满洲，像洪水浸泡下不断崩塌的堤石。其中包括吴三桂的三位舅舅，赫赫有名的祖氏三大将。这座宁远城原本是他们把守。祖氏三兄弟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祖逖，那个志在恢复中原的东晋英雄。他们在辽东建立了自己的功业，并且相继栽培和提拔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以及吴三桂本人。不过，现在，他们不再提及自己那位著名的祖先，他们写来亲笔信，替满洲人劝降。这些信件娓娓说明，饥荒和寇贼的侵蚀下，大明朝千疮百孔，气数已尽，识时务者为俊杰。随信而来的，还有皇太极的敕书，那上面写明，满洲人许诺给吴三桂的官职远比崇祯皇帝给的高。
可是，官职再高，毕竟是满洲人的。“投降”这个词，即使是在吴三桂脑海里转一下，也火辣辣地烫得他的神经不舒服。他吴三桂，怎么能和叛变投降联系在一起呢？
自视颇高的他无法接纳这个肮脏的字眼。天朝和异族，从来是两个相互消解的世界。从你的敌人那里得到的越多，标志着你丧失的越多。满洲人给他的地位再显赫，也无法抵偿投降付出的人格代价和名誉损失。如果那样，他将日夜承受社会舆论造成的心灵重压。
和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漶漫而无序的世界截然不同，穿过三百五十年的时空，在关东这片土地上（那时候，这片土地上到处覆盖着不修边幅的森林和无边无际的野草。人类只是在这野蛮豪放的土地的胸膛上，侵蚀出几小块难看的疤痕，作为城市和屯田。整个情景就像皮肤病初起时的症状），放眼四望，所见到的世界却是清晰、坚固、完整的。那是三百五十年前的先人们心中的世界。这个世界来有源去有迹，结构严谨，雄伟壮丽，一目了然。这个世界由儒家的伦理纲常所支撑，几千年来不断有智者为其修补加固，使其成为一处绝好的精神家园。每个人一出生就已被规定了生存的理由和目的，每个灵魂都可以在这个宏大坚固的庇护下安全而慵懒地憩息。这些灵魂都安土重迁，不到万不得已，刀剑相逼，不会另寻他路。
在这个世界里，你的生命并不属于自己。“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你的生命是祖先的恩赐，它附属于父母和家族。所以，一个人生存的目的，乃是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光大家族的基业，延续家族的血统，使之不致断绝。这种责任重于个人的生命利益。这种思维大而广之，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家族，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血缘关系的扩展。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社会成员的一切行为，必须基于两条基本准则，那就是对皇帝的“忠”和对家长的“孝”。
在某种意义上，“忠”和“孝”已经脱离道德规范和范畴，而上升到价值本体的层面。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价值，即在于用自己的行动去注解忠孝仁义这些天理，否则你的存在不仅毫无价值，甚至不如禽兽。所以，叛徒、投降者、贰臣，他们背叛的不仅是自己的主子，而且是整个世界。他们注定要被世界所抛弃。
翻检图书馆里整架整架发黄的史书，我惊异于历朝历代忠臣烈士的数量，他们总是于王朝板荡之际集中出现，史书作者总是不得不为他们那些近乎雷同的事迹留出大量篇幅。他们中的多数是在并无切身危险的情况下安然自裁，有的还同时杀死自己的妻子儿女，甚至于贴身仆人。常常是阖门自焚。他们用这种残酷的自杀方式为自己的精神生存赢得空间，并因此获得精神上的自足感。这是他们完成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使命的最完美选择。
吴三桂别无选择地属于这个世界。他的人格取向不可避免地认同于正统价值观的守护者：忠臣孝子。
吴三桂似乎比别人更有理由效忠于大明朝。
风华正茂的青年将领吴三桂是大明朝野闻名的孝子良臣。他甚至可称得上这个世界的道德楷模。这起因于一件意外事件。
那是天启年末的事。那一年吴三桂刚刚十八岁，还是个半大孩子，正在舅舅祖大寿的指导下学习武艺，父亲吴襄是祖大寿手下的一个总兵官。那一日吴襄带领五百名士兵出锦州城巡逻，在辽西荒凉的白山黑水间例行每天的公事。不过，这一次事出偶然，在城外几十里处，吴襄和皇太极率领的四万满洲兵遭遇。皇太极为什么带领如此庞大的军队出现在此地，史书中未有明确记载，不过吴襄的境遇却可想而知。吴襄急忙撤退，但是在锦州城几里之外还是被如狼似虎的满洲兵团包围。吴襄带领这五百人左冲右突，无济于事，全军覆没看来是唯一可能的结果。
祖大寿闻讯带着外甥吴三桂登上城楼观战。两人都心急如焚，吴三桂一遍遍催促舅舅发兵救援。可是锦州城里只有三千守兵，坚守尚且不足，何谈出城救援。无奈之下，祖大寿只好硬起心肠，拒绝吴三桂的请求。
我们无法确知十八岁的少年吴三桂的心理感受，无法确知他的举动是出于父子情深（吴三桂和父亲的感情真的很好，这在那时是并不多见的情形），还是少年人的热血冲动，总之，在祖大寿未加注意的情况下，少年吴三桂带领二十几名家丁驰出城门，杀入了四万满洲人的重围之中。
皇太极此时想诱明军出战，但是这二十多人的队伍却大出他的意料，这个精明雄武的满洲首领不知道明军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少年吴三桂此时把生死置之度外，凭着一股血气，带领着二十多名家丁，居然如入无人之境，杀到父亲身边，把吴襄从目瞪口呆的满洲兵中带了出来。皇太极怀疑明军有诈，下令兵丁不要追杀，听任吴三桂父子逸去。
这个传奇性的遭遇给吴三桂带来的是一生受用不尽的声誉资本。在文恬武嬉的大明王朝，这个十几岁孩子的孝勇之举立刻遍闻天下。连皇太极也对这个后生赞不绝口，称他为“好汉子”，并不无遗憾地说：“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
在以德治天下的社会，对人的道德自觉非常重视，把它作为维系社会运转的基础，每一例出于人性自然的道德行为立刻会被社会舆论纳入伦理纲常系统大加褒扬，为了鼓励人们的这种行为，社会为此建立了相应的赏罚机制：德行能直接换取官阶和禄位。根据这种思维方式，父子人伦，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从一个人对父母的态度，可以推断他对他人对国家的态度。“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就成了当然的逻辑。当吴三桂带着一身血水汗水杀回锦州城之后，祖大寿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儿不忧不富贵，吾即题请封拜。
之后，吴三桂高中武举；再之后，仕途一路坦荡，年仅二十八岁，就做到了镇守一方的宁远总兵，成为青年将领中的翘楚。在仕途的攀升过程中，他比谁都更深切地感受到道德资源对一个人社会成就的巨大推动作用。他十分珍重自己忠臣孝子的社会形象，他习惯性地围绕这个形象设计自己的行动。他在父母面前恭谨体贴，在朋友圈里轻财好士，在百万军中英勇无双。他知道社会对他的角色期待，也尽心尽力地完善自己的社会角色。年仅三十二岁，他即已被破格提拔为辽东提督，总领关外军事，社会对他的回馈不可谓不厚。大明朝对他确实高恩厚德。
确切地分析吴三桂选择中的道义原则和现实利益的比重也许是不可能的。不过，最后的结果是明确的，他拒绝了舅舅的建议。此举很快就为朝廷所知，并进一步丰厚了他的道德资本。不过，从以后的叙述中我们便会得知，他的这一选择并不轻松。
二
大明朝就像一辆沿着下坡奔向悬崖的马车，所有的势能都指向一个万劫不复的终点。这些势能是此前的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它的最后一任驭手崇祯皇帝竭尽心力的努力看起来更像一个苍白的手势，于事无补。相反，也许正是由于他的垂死挣扎，反而加速了这一进程。
大明朝的问题不在于遍地的水灾、旱灾、蝗灾，不在于四处蜂起的盗贼，也不在于几位奸臣或昏君。这些只是表象。在这一切的背后，支撑社会正常运转的精神支柱已经腐烂了。
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像明代那样重视名教纲常。
可是也从来没有哪个朝代像明朝后期那样，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空前低落，人们的精神生命空前萎缩，社会陷入严重的道德危机之中。
名教纲常的道德约束作用因为朱氏家族的透支使用而遭到严重损害。事实上，儒教的伦理规范有着天生的缺陷。它基于人性本善的虚妄假设，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压抑心中活泼的自然欲望，通过极大的自我克制服从于僵硬的道德教条。它没有为人的自然本性中软弱丑恶的一面留下弹性空间，不承认人的平庸和趋利避害的本能，不承认人的生存的自主权利，缺乏对人的基本物质需要的尊重与关怀。它只有最高标准而没有最低标准。它也许能激起“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式的道德狂热，却不适宜作为普遍意义上的人性调节器。
在明朝以前，儒教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软约束发挥作用，而在明朝，这种软约束越来越硬化，这就使这一伦理标准陷入了困境。由于操作上的难度，它实际上成了一种“伪标准”，造成实际道德标准的缺失。人们有充分的智慧来解决道德高压和自然欲望间的矛盾。他们一方面通过伪饰行为来装点门面；另一方面背地里则是心照不宣地沉沦在道德禁区里，享受矫枉过正的物质欲念的满足。道德价值过分张扬的最终结果却是整个价值体系的削弱扭曲和人欲中卑劣丑恶一面的大放纵大宣泄。
随便举几个例证便可以把上述论证落到实处。嘉隆以来，整个明朝社会陷入奢靡淫纵之中，上至公卿士人下至平民百姓，每个阶层都沉陷于自然人性的放纵之中。在民间，金粉气息充斥于大街小巷，狎妓征歌之风遍及每个角落，街道上公然出售淫具春画。色情文学成为民间文学的主流。在社会上层，这种风气更为炽盛。宪宗成化年间，内阁首辅万安因进献房中术而得到宠信，朝中执掌风宪谏诤的大臣也居然争献媚药秘方。嘉靖年间，道士邵元节、陶仲文都因为长生之术见用，官到礼部尚书，陶仲文更是一身而兼三公。下九流出身而位极人臣，让人瞠目不已。事实上，贪污是官僚们的日常工作，金钱实际上已取代了一切价值标准，社会正义被统治阶层远远抛开，到处是暴富和赤贫的强烈对比。
有人说，十六、十七世纪是中国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阶段。这是一种善意的误解。明朝社会的晚期，人性的约束实际上固然已经废弛，但人们并没有公然宣称人的觉醒。人们生活在犯罪感中，虽然狂纵不羁，但是正统的社会价值依然是心中的认同。这只能导致人精神的委顿，导致人们强烈的务实倾向，回避任何实质上的崇高。这个自古以来强调道德价值的群体，终于在此时成为世界上最为现实主义的民族。
最有说服力的材料恐怕还是末代皇帝崇祯在诏书中亲口所说的：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如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征收钱粮先要克扣），完正额又欲羡余（国家规定之外又要私自征收）。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一有建设工程，就乘机中饱私囊），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判案）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不给贿赂），则敲朴任意；囊橐既足，则奸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餍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明季北略》卷十三）
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位末代皇帝的清醒、洞察力和勇气，还有不错的文笔。可惜仅仅描述症状无济于事。没有哪位名医能挽回大明朝的抽心一烂。
这一切都发生在三纲五常的覆盖之下，牌坊依然一个接一个地树起，海瑞那样死抱教条的书呆子依然不断出现，正是他们，成了公众所需要的社会装饰品，点缀着人欲横流的社会的外表。在此表象之下，社会的精神支柱已被抽去，正统价值观念已经不能整合社会力量，整个社会成了一盘散沙。由于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人格标准，在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社会关系表象之下是人们之间的深刻的不信任。人们因为对自己不抱信心，所以对他人也失去了信心。皇帝信不过大臣，上司信不过下属，朝中大臣信不过外面征伐的武将。满朝文武只知自己的身家性命是真，其他都是假的。一遇大事，廷议经常是经月不决，大家都怕承担责任，都说些模棱两可的话来敷衍。崇祯皇帝杀了大宦官魏忠贤，可还是不得不违心地任用宦官去监视各地的文武百官，挂在他嘴边的一句话是：士大夫负国家。
王朝已丧失整合人心的功能，内部力量的相互消耗导致了不可挽回的局面。官僚系统只是因为金钱的润滑才勉强运转。到处是令人痛心疾首的混乱、贪墨、丑恶和颓废。
即使是忠心自矢的人也总笼罩在人们的怀疑目光之中。
整个明王朝后期最杰出的军事领袖袁崇焕，因为满洲人一个并不高明的反间计，被崇祯皇帝活活剐死。继袁崇焕之后又一个最有才干的将领洪承畴，也是被猜忌怀疑推进了身败名裂的厄运之中。
洪承畴，字亨九，福建南安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按正规途径升入社会上层。不过和一般读书人不同，教条化的儒教灌输模式并没有毁坏他的思维能力。他通达权变冷静务实，办事能力极强。崇祯初年（1628年），陕西农民军震动天下，官军望风而逃，洪承畴受命前往镇压，六破李自成军，俘获起义军首领高迎祥，给农民军以毁灭性打击。陕西战事初平，关东形势吃紧，崇祯皇帝又征洪承畴总督辽东军事。洪承畴总结前几任辽东军事长官屡战屡败的教训，制定了稳扎稳打的战略，针对满洲人羽翼已成、实力颇丰的现实，决定采取屯田久驻步步为营的策略，逐步把满洲人赶回老家。应该说，这是当时情势下唯一现实的策略，也是明朝在明清角逐中最大的一个胜机。可惜洪承畴这个战略构想，遭到朝廷的激烈反对，性格急躁的崇祯和那些精通小楷和八股的官员们一致主张速战速决，他们认为天朝大国对付不了一个小小的异族实在是一件奇耻大辱。指责洪承畴怯懦畏缩、糜饷劳师的奏章一件接一件地递到皇帝面前，皇帝则派出一个又一个太监到前线监军，谕旨里流露出愈来愈明显的怀疑和杀机。被逼无奈的洪承畴仓促出战，结果是全军覆没。
洪承畴不是败给了满洲人，他败给的，是自己的同胞。
吴三桂是洪承畴辽东遭遇全过程的见证人之一，他亲眼目击了洪承畴在内外夹击下走向覆灭，这令他胆寒不已。和每个处于历史大情节之中的人一样，他并不能清晰洞见情节的转折点，但是他每时每刻都能感到充斥帝国的死亡气息。这个国家就像一艘庞大而破烂的大船，在风雨飘摇之中，不知还能支撑多久。
他吴三桂，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吴三桂，为什么非要用自己的新鲜亮丽的生命去做这艘破船的殉葬？
三
即使隔了三百年的历史烟尘，吴三桂的生命光芒依然能穿透文字的覆盖，明亮我们的视野。
这是一个充满激情、欲望、才华、能量的生命，上天赋予这个生命那么多优越之处，似乎并不是为了让它满载着遗憾消殒。
吴三桂堪称美男子。吴三桂祖籍江苏高邮，弥漫着水汽的杏花春雨的南方；他本人却是在风霜凛冽的辽东长大。南方的水汽和塞外的长风同时融进了他的气质。他的外表兼具北雄南秀。白皙的面庞上两道爽朗的眉毛和一条挺拔的鼻梁十足地挑起了男子汉的英风飒气。更引人注目的是眉宇间那股端凝沉稳之气，竟如深潭静水，潋滟袭人。
三百年前的文字是这样记载的：
三桂巨耳隆准，无须，瞻视顾盼，尊严若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