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二版）
作者：桑兵
内容简介
《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二版）》从多个角度对庚子勤王问题加以详细的阐释，深入分析了趋新各派以及海外华侨、外国来华势力、地方督抚、秘密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确证了以康有为为主导的保皇会在庚子勤王这一晚清政局重要事件中的历史作用，细致描述了保皇会的组织状况、活动过程及结果，全面、生动地阐释了庚子勤王运动之于晚清政局变化的深刻影响。

绪论

一

人生有缘。生长于人杰地灵、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偶然机会，到过雁山公园。在风景如画的环境里建造园林，胜意处自然只能求诸山水之外。当时羡慕的是园中一株既高且大的相思古树，据说十分名贵，后来才知道那座园本是晚清名臣、民国元老岑春煊的一处私宅。几十年过去，园主已然成为游园少年研究的对象。
1993年在日本访问研究期间，曾由久保田文次教授引导游览镰仓江之岛，霞光水色，景色绮丽，令人胸襟一阔，特意请十分熟悉近代中国人在日本活动史事遗迹的久保田教授指路，来到岛上的金龟楼前流连片刻。1899年7月，梁启超等12人结义于此，有心反清，并与乃师康有为立异。光阴似箭，百年将过，人去楼非，只有楼名依旧。斜阳之下，令人顿生几分苍凉，无限感慨。这两件事，或无心，或有意，由一缘字连接，百年时空，刹那接近。
研治庚子勤王史事，开始可谓误打误撞。本来师友相邀，分工合作，撰写一部较为详尽的孙中山传记。因为前此参与编撰《孙中山年谱长编》，分得1895—1905年部分，这一段自然归我起稿。用数月之功，得十万余字，将乙未至庚子一节草就。但渐渐发觉，比照新出材料，既有思路破绽百出，难以弥缝，于是抛开原稿，不循旧路，重新由解读材料入手，以去心中疑惑。因为有了前段的教训，对于新旧材料的区别以及旧说与历史本相的差异，感觉格外敏锐。通过比勘参证各类新旧材料，相关人事及其复杂关系逐渐清晰，历史本相的脉络轮廓日益显现。当时隐隐察觉揪住一桩历史大案，剥茧抽丝，可以发覆。不曾想仍须再用十余年苦功，才能大体作一收束，并且不少问题还须留有以待。治史之难，局外人何尝能够体会万一，其中的艰辛与乐趣，何足为外人道哉。

二

治史首要，在于史料与问题的配合恰如其分。就史料而言，应恰当把握新旧材料的关系。近代学人多偏于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一味重视发现新材料，而置基本史书史料于不顾，难免离开大体，纠缠枝节，失之于隘，最终陷入凿空蹈隙的偏窘境地。只有熟悉既有史料、基本史实与研究对象的整体，才能将新史料安放于适当的位置，并据以判断研究的进展是否恰当。而没有新史料的发现，一味用后来外在的系统条理对现成史料与问题重新解释，也容易翻云覆雨，流于牵强附会。[1]研究晚近史事，上述规则尤为重要。
治学途则，一为先因后创，一为不破不立，前者可以得道，后者易于成名，恰如武侠小说中练习正宗武功与旁门左道之别。晚近以来，学人多以打倒前人立异，然后借助根在外面的西学竖起标杆，以代际兴替之名，行派系分立之实，独树一帜，唯我独尊的大言之下，不过想争取一定的生存空间。以当下的时髦语，便是要取得话语霸权。而群雄并起，各不相下，均将一孔之见放大为整体趋势，反而导致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暴雨横潦，难得持久，易于过时。其实，国人竭平生之力以治中学，尚难识大体，游学海外，除陈寅恪等少数遍学者外，大都只得一端，甚至只得一学位而已，更不用说通过交流与国际接轨而来的道听途说，或读西书摸着石头过河的个人体验。盲人摸象，不得不以偏概全，又急于贡献于国人，只好放大本位，以欺世而自炫。即使侥幸遭遇学术主流，而以欧洲为中心的学术思维又大别为人本与科学两大流派，定期轮回，用于欧美得其所哉，移植中土则未必适宜。费孝通教授晚年回顾其经历的三大导师，反而对史禄国赞词稍多，决非同情弱者。[2]
就此而论，近代学人善于以革命手法争取话语霸权者，首推梁启超，20世纪初年他在思想学术各个领域吹起的一阵革命狂飙，不仅令广大青年感到振聋发聩，许多饱学之士也是耳目一新。然而，后来梁启超却深自忏悔，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有一大段语重心长的自我解剖：
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彼尝言：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见其不为误人。启超平素主张，谓须将世界学说为无制限的尽量输入，斯固然矣。然必所输入者确为该思想之本来面目，又必具其条理本末，始能供国人切实研究之资。此其事非多数人专门分担不能。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委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3]
梁启超的这一番话，悔其少作之余，也不乏针砭时势之意。五四新文化时期的胡适以及新文化派，在治学途径的大体方面显然步了梁的后尘。梁启超逝世后，缪凤林为文悼念，就曾直言不讳：“今日者，不学逞臆之夫，肆其簧鼓，哗众取宠，亦且因缘时会，领袖群伦焉。吾人惓怀梁氏，尤欷歔慨叹而不能自已者巳。”[4]今人常常叹息学术不兴，并多方面查找原因，鄙意以为，与其说是借自外国或相关学科的框架不佳，不如反躬自省，主要问题恐怕还是出在百年以来学风流弊，治史者越来越不会研究历史。所谓邯郸学步，反失其本。
今人读史，常呈现一怪相，若不借助于后来外在系统，则几乎无法读懂材料，或者说不知材料有何意义。而一旦以后来外在系统为指导，又难免观念先行，肢解材料本身的联系与意思。也就是说，今人的问题意识，往往不从材料及其所记述的历史而来，而由后出外来的理论而生。对此学人有所争议，或以为凡问题皆后出，无所谓陷阱。不过，治史先要探究问题如何从无到有，并教人如何从无到有地去看，否则，一切史事皆只有必然性的一面。果真如此，治史于人类的自我认识将变得毫无意义。
导致上述怪相的要因之一，是中西冲撞下的社会文化变形，以及随着社会分工日趋精细而来的学术分科的日益细化。由细分化训练出来的学人中西两面均只得一知半解，甚至一科一段的知识也难免门户之见，更不用说望文生义的格义附会。而学人越是不识大体，越是敢于放大一孔之见，所谓盲人摸象，坐井观天。细分化所造成的学术侏儒化，导致学术领域的无序竞争，各人既然分不出高下，索性就不分高下，且自我开脱，美其名曰见仁见智。学不成则术大行其道，用种种非学术手法将有限的所知放大为整体，以误导判断力和鉴赏力不足的青年乃至资源掌握者。晚清以来的中国学术，不断趋时，又不断过时，症结之一，就在于此。
今人关于近代中国史的许多观念，建立在似是而非的史料史实之上，好比沙上筑塔，难得稳固。而历史教学又一味偏重于灌输知识，将教科书当作历史。实则若教以如何认识历史，则历史不仅丰富生动，而且富于智慧。否则不仅索然无味，最多谈资而已。结果后学者学得不少套话，看不懂材料本身的意思，却讲了许多“言外之意”，翻来覆去，对历史的认识根本得不到深化。尝戏言以中国学人之众，若下功夫精研各自专攻，后人与外人恐怕难有下嘴的余地。可惜学人不愿下笨功夫，甚至不知如何下功夫，底盘不稳，又好高骛远，但以轻功，如天马行空，高来高去。看似飘忽不定，实则原地踏步，进展甚微。加以学问以外的种种影响，令学人分心于术而不能倾心于学，成就难得较已有为大。或许人多畏苦，又欲名利，只好借助于术，于学反而有害无益了。由此圈内外人对于学术渐失敬畏之心，因为不知深浅，也就无所谓高低。
不知古今中外学术渊源流变的大势主体，凡事截断众流，横逸斜出，不妄者几稀。连技术层面的东西尚未掌握，就试图独辟蹊径，自习则误己，教人则害群，放言高论，更加自欺欺人。若自以为是，开卷即立意超越前人，不看前人书，或但以己意度之，以为有思想出新意，不知尚在前人笼罩之下，甚至未及前人已明之事理。所谓著述，不过将古文变成时文，以唾余为发明。自晚清学人以“中国无史论”将既有史书打入另册，[5]中国似乎只有史料而无史书，只有官史，而无民史。在“新史学”的框架下，历朝历代之史均需重起炉灶，研究者似乎处于同一起跑线。可是，尽管新史学以不破不立将新旧学术截然分开，治学必须先因后创的规则依然制约着学术发展的进程。整体而论，接续既有传统的人文学科较移植而来的社会科学程度略高；就史学而言，国史与外国史差别甚大。至于本国史，上古部分经历清代学人由经入史的全面整理，基础较为扎实；中古部分由海内外前贤倾力相注，又得史料之多寡与立论之难易配合适当之便，很快走上正轨，养成循正途而守轨则的专业自律，虽然这两部分也存在不断用外来框架重新条理本土材料，以及褒之则附庸蔚为大国，贬之则婢作夫人的偏弊。而晚近史一方面背负繁重的史料，另一方面其发端又主要是为了解决学术以外的社会问题，结果对于史料的重视以及运用史料的慎重，反而有所欠缺。于是只能较多地依赖于外来的解释框架，以便将有限的材料组合成条理系统，解决材料纷繁和缓不济急的难题。如此一来，所建立起来的“大体”，难免存在与史料史实不相符合的诸多问题。
要克服此类弊端，一般以为应当求助于宏观，即变换解释系统。实则凡后来与外在系统，均与当时当地不相凿纳，强求则势必削足适履。此虽为近代以来欧洲以外文化系统普遍面临的不得不然的尴尬，如果没有充分自觉，容易误将后来外在系统当成历史的本相，本末倒置为研究的前提。当务之急，反而是不可操之过急，只有对大量史料史实进行具体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归纳或总结出所谓一般。今人常说治史不能仅仅求真，其较高一级的目标当是寻找规律。其实二者本来统一。规律者，事物之普遍联系也。治史所凭借的天然时空联系，与逻辑联系往往一致，环环相扣，无限扩展。而且求真不仅要实事求是，更可以深入心境，探寻心路历程。求真的过程，适为不断延伸地解开个人、社会与自然连环相扣的普遍联系。在此过程中，规律将逐渐显现。
以此为准的，中国近现代史可以拓展的空间十分广阔，即使过往重点研究的部分，也大有深入的余地。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近代中国号称史料大发现的时代，因此前贤提出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为预流。虽然就声势影响而论，甲骨、简牍与敦煌遗文最为显赫，但无论数量之多还是种类之繁，清代以来的晚近史料无疑最为巨大纷繁。除了数以万计的各种刊印书籍之外，还有中外公私藏档、报纸杂志、函札电稿、日记年谱、家族系谱、契约文书等等，其数量远远超过历代文献的总和。其中相当大量的部分属于未刊，或是根本不欲示人的秘籍；有的虽曾刊行，但流通量小；有的当年流行一时，时过境迁，已成难得一见的稀世珍本。目前所据条理系统，是在这些史料大都未曾寓目的情况下，利用可见片断，依据后来外在理论的逻辑系统，发挥想象，以点成面，因陋就简勾勒而成。其因应时势需要的历史作用自然不可低估，但联想与历史是否吻合，还有待于史料的进一步发掘与解读。

三

近二十余年来，相关资料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量出版或公布开放，可谓再一次史料大发现。而且与前此不同，除了浮出水面者外，学人还注意到水面以下冰山的巨大。例如学人素以《越缦堂日记》《翁同龢日记》《湘绮楼日记》和《缘督庐日记》为四大日记，以凸显其关系近代史事的重要，而近年出版的多种日记，于近代史事的重要性决不在四大日记之下，甚或在其上。据说这一时期已知未刊的日记稿本至少逾千种，其中不少以主人的地位而言，重要性亦复与上述相近。时势也为学人提供了可以从容向学的外在环境，不必仓促应急。两相配合，逐渐发现，以往所勾勒的线索脉络与历史本相之间颇有距离，有的甚至为假象所遮盖扭曲。如果充分解读史料，不为成见所囿，晚近历史的各章各节大都可以重新改写，有的恐怕将变得面目全非。其中以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维新派为中心的历史尤具典型意义。
康、梁一派活跃于历史舞台中心的时期，主要是戊戌与庚子。康有为是以公羊学疑古的大家，相信史学之于政治有着密切关系，自然重视历史记忆影响后世的巨大作用。梁启超则是“新史学”的倡导者，知道改变历史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改写历史。戊戌政变后不久，梁启超就写了《戊戌政变记》，以当事人的身份对那一段历史作了记述，成为后来学人研究相关史事的重要依据。然而，梁启超的记录并非历史真实的完整影印，其中不仅因为立场利害的关系，对于诸多事实的陈述带有一面之词的偏见，而且出于后来某些政治目的的需要，有意掩饰或扭曲真相，使得历史记载适合其当下的政治需要。[6]1920年代梁启超撰写《中国历史研究法》时曾直言不讳：“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7]
所谓感情支配，还可以说是无心之失，更为严重的是，康、梁等人常在材料上大做手脚，使得文献的主次真伪发生混乱。因此，研究戊戌维新的历史，必须综合比勘朝野上下禹内海外各派人物公私明暗的种种记录，不仅注意材料署明的时间，还须注意材料何时问世及其保存和公布的背景。近年来，随着相关资料的陆续披露，其不尽不实之处逐渐显露，一些学人对于某些问题作了认真探究，还有许多背后的东西尚未得到澄清，需要等待更多的新材料，或是对新旧材料作进一步的梳理。历史的本相究竟如何，目前还宜粗不宜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许多方面与康、梁的描述大相径庭。

四

如果说康门师徒旨在通过重述戊戌变法的历史来突出自己，贬抑他人，对庚子勤王则刚好相反，极力掩饰其在武力行动中实际扮演过的主角作用。
庚子年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作为新旧世纪的转折，本来世纪末情结就容易引起普遍的焦虑，加上一年多前为中国带来一线生机的变法革新不幸夭折，全社会还在倒行逆施的压抑与痛苦中挣扎，新与旧的矛盾冲突使得政治天平不断向保守的一方倾斜。这一变化所引发的严重问题之一，便是中外矛盾的激化。由保守派官僚掌控权力的清政府试图利用义和团来达到其政治目的，结果导致列强联手入侵，中国陷入空前的亡国灭种民族大危机。当时中国迫切需要解决两大难题，其一，避免瓜分和奴役；其二，扭转倒退趋势，重上革新轨道。对于前者，北方的义和团只是本能地反抗，能够将中国从深渊的边缘挽救过来的希望，还须通过后一途径。就此而论，庚子年中国趋新各派在南方展开的各种救亡振兴的努力，手段虽然多样，但均与这一总体目标并行不悖。迄今为止，学人对于庚子的关注仍以北方的义和团为重，而对南方趋新各派的努力，则置于次要或旁支的地位。若从历史发展的方向看，南方趋新各派的勤王运动，其意义远在义和团之上。因为北方的义和团毕竟是民众自发的抗争，而南方的勤王运动则是趋新各派的自觉努力。尤其是各派联合欲在长江流域实行民主变政，更被视为立国之基。这一努力不仅吸引了中国的各派趋新势力，所动员的范围还包括全球的华侨华人，引起全球华人的民族和群体意识的首次普遍觉醒。
庚子勤王，早已受到海内外学人的注目，发表了不少论著，也引起过一些争议。不过，直到1980年代，都是将两湖当作保皇会勤王的基地，而以自立军为主力正军。[8]造成这一误解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康门师徒故布迷局，有意掩饰其以两广为主要活动基地的事实，在此后的记述中，完全回避有关的方略计划与实际作为，极力突出长江流域的自立军。保皇会当时秘而不宣，固然出于形势的需要，后来则对家乡父老不愿承担“惊粤”的罪名，对海外华侨必须展示用款的实效，对朝野官绅还要保持君子的形象。时间越久，改口越难，谎言说多了自己也信，只好弄假成真。包括革命党在内的其他派系成员，鉴于后来形势的发展变化，也不愿提及当年合作反清之事。
造成误解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在革命史的框架之下，保皇派乃至其他维新人士的历史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即使有所涉及，也用固定的眼光对待，成见过甚。康有为、梁启超之于近代中国的影响之大，与现有的研究状况完全不相匹配。至于众多的草堂弟子，关注研究者更加鲜少。因此对于有关人事的追寻探究，相当困难。保皇会当年隐秘的各种文献，偶尔也有传布于世，如张篁溪编《自立会始末记》下卷所收康有为致邱菽园书，以及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节录庚子前后梁启超与同门及各派同人的若干通信，但在既有的框架之下，其中许多重要信息难以充分解读。学人只能摘录一些片断，去丰富原有的认识，而难以纠正由假象所导致的变形。由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录的《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体现了学人在当时条件下的勤奋和严谨。不过，史料对于学人的认识能力具有极大的制约作用，其努力就自立会的研究而言固然大有裨益，整体上仍然只能强化原来被扭曲的印象。

五

发覆有待于新史料的问世，正是新史料的整理和编辑出版，为充分解读既有史料的完整信息，重建史实或还原历史本相，并且进一步回到历史现场，深入体察相关人事背后的复杂关系和人物的心历路程提供了契机。
有关新资料的公布，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1980—1990年代最为集中。大致可以分为几类，其一，保皇会的文献。主要有蒋贵麟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台湾宏业书局1976年版）和《万木草堂遗稿》、《万木草堂遗稿外编》（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和《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另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是在原来《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的基础上改订，后者虽有油印本，流传不广，运用不易。该书的优长之一，是大量选用了梁启超的往来书信。以后台湾又分别出版了《梁任公先生知交手札》（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0辑之97，文海出版社影印）和《梁启超知交手札》（“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张子文主编，“中央图书馆”1995年版），大陆方面则有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的《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杨天石、孔祥吉、郭世佑分别披露过一些保皇会员的通信。
其二，其他维新人士和朝野官绅的文集书信日记。其中关系最为密切的有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郑孝胥日记》（中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华书局1993年版），《汪康年师友书札》1—4册（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89年版），《宋恕集》（胡珠生编，中华书局1993年版）。重新编辑的《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和《李鸿章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虽然仍非完璧，毕竟较旧编提供了更多的资料。上海及港台出版的多种盛宣怀藏档，也保存了相关信息。
其三，海外公私藏档及相关外国人士的书信日记。庚子勤王运动是对海外华侨的一次政治总动员，保皇会设在世界各地的分会多达百余处，尤其是美洲和南洋，华侨的作用极大，保留的材料也多。方志钦主编了《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新加坡邱菽园家藏资料则由王慷鼎、汤志钧、赵令扬、张克宏等人分别披露。日本是保皇会的重要基地，不少日本人士又参与了中国各派维新人士的密谋。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及续编（东京原书房1968、1973年版），不仅提供了日本当时各种对华团体和个人的历史，而且保留了不少书信日记史料。东亚文化研究所编集的《东亚同文会史》（霞山会1989年版），也提供了大量该会的文献。久保田文次对外务省文书的有关部分作了初步清理（《清末·民国初期，日本における中国革命派·变法派の活动》，昭和63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研究成果报告书，平成元年自印本），狭间直树则主持编制了《梁启超与日本关系日表（1898—1903年）》（平成6—7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研究成果报告书，平成9年自印本）。中村义整理出版了《白岩龙平日记》，近藤邦康发表了《井上雅二日记》，汤志钧、杨天石和廖梅则利用或发表了《井手三郎日记》以及宗方小太郎、柏原文太郎、犬养毅等人的文书。[9]
新史料的问世，不仅填补了历史拼图的缺失，刷新或恢复了历史图像，而且造成进一步解读旧史料的契机。治上古史所谓识一字成活一片，在晚近史的研究中只要肯用心苦读，当时有所悟。只是史料愈近愈繁，搜罗不易完全，熟记更加困难，或然性又大为增多。如果不能将各类新旧史料融会贯通，则无法将史料安置于适当位置，难免偏于一端，放大或缩小其于认识史实的价值。

六

随着相关史料的整理出版，蒙在庚子勤王之上的幻影逐渐褪去，历史的本相渐渐显露。
对于庚子勤王运动的重新认识，大致循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对自立会的历史进一步深究。胡珠生在编辑《宋恕集》的基础上，参照《汪康年师友书札》等资料，撰写了《正气会及其〈会序〉三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自立会历史新探》（《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强调江浙派士绅在正气会到自立会发展脉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由此可对长江流域的联合大举局面重新认识。二是发现保皇会勤王的主力正军在两广而非两湖。1982年出版的《康有为与保皇会》，选录康氏家属后人捐赠的康有为遗稿和保皇会员的来往函札，其中关于庚子勤王运动的数量较多。这些未经改篡的原始文献，为了解保皇会的勤王方略和实际运作，提供了重要依据。但由于解读困难，以及原有认识的偏差作祟，迟迟未能得到有效运用。直到1990年代，才逐渐为学界所重视和破解。林克光在所撰《革新派巨人康有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中对保皇会两广兴师的战略有概括性描述；汤志钧《孙中山和自立军》（《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新加坡丘菽园家藏资料评析》（《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10]也提及保皇会在两广的布置；稍后，陈长年和我分别撰文详论保皇会庚子勤王的谋略与运作（陈长年：《康梁在两广的勤王活动》，《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桑兵：《庚子保皇会的勤王谋略及其失败》，《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至此，与保皇会相关的庚子勤王史的轮廓大体显现。
在此前后，海内外一些学人如汤志钧、王慷鼎、赵令扬、杨天石、孔祥吉、黄宇和、中村哲夫、藤谷浩悦以及稍后容应萸、邱捷、郭世佑、廖梅等，不断发掘各种散见的史料，以求更多地将已有史料所蕴含的信息解出，从不同方面对于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程度不同地有所贡献。拙著《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一书，前四章《兴汉会的前因后果》《保皇会庚子勤王谋略及其失败》《勤王运动中各政治团体的关系》《保皇会的暗杀活动》，在解读新旧史料的基础上，分别从不同角度试图重建庚子勤王运动的史实。另有一些相关研究的进展，对某些具体细节的认识提供了帮助，如叶钟铃的《黄乃裳与南洋华人》（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年版）、邱新民的《邱菽园生平》（胜友书局1993年版）、陈善伟的《唐才常年谱长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等。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既有著作，不仅有助于新史料的解读，本身也显现出新的含义，如张朋园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这使得因资料不足以及保皇会故布迷局而形成的有关勤王运动的诸多假象相继被勘破，真相逐渐显现，原来争议较多的保皇会与各派政治力量的关系也日渐清晰。
不过，相关史料的确难读，虽经海内外众多学人的持续努力，还是有不少内容未能完全读懂，已经解读的部分间或有误。随着新史料的陆续披露，不断与既有史料比勘对读，时有心得收获，又相继撰写了十篇论文，并不断依据学界同好的研究和自己进一步研读史料，随时修订旧稿。自觉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已尽可能地加以解读连贯，至于未能读出的部分，则信守阙疑，留有以待。
就目前情形而论，仍有两方面遗憾，其一，关于保皇会海外活动的资料。保皇会成立于海外，分会组织遍布世界各地，参与者大都是华人华侨，勤王运动的主要财政支持也来自华侨的捐款。在美洲、南洋、日本及港澳地区，保皇会和华侨创办了数十种报刊，除少数几种流传较广或已影印重版之外，多数难得一见庐山真面。参与保皇会的华侨后人及其团体，可能还保存有不少文献，目前见到的只有谭良和邱菽园的藏件。有此缺憾，迄今为止，关于海外各地保皇会的组织、人事和活动，大都语焉不详。近年来，日本、澳洲、南洋部分已有学人从不同方面加以研究，[11]而更为重要的美洲部分，虽有若干论文论及其中的一些人事，整体而言，缺漏尚多。若能汇集掌握相关资料，可以深入认识近代华侨华人的民族和群体自觉的进程，这也是保皇会影响近代中国历史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此事限于条件，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其二，一些重要收藏，其中可能包含不少关键信息，由于存在多方面限制，无法解读。如赵凤昌藏札。其人原为张之洞幕府的要员，后来尽管因故退出，但仍然参与晚清乃至民国的各种大事的暗箱操作，从东南互保到南北议和的许多重大事件，均在其寓所接洽磋商，然后形成正式文件，因此有人称之为天下幕府之枢机。还有一些重要人物的资料正在编辑整理之中，暂时不便查阅。另有为数不少的未刊日记、函札、文集、笔记等，无缘得见。将来公之于世，对现有材料还可以作进一步的印证解读，以扩大研究的范围。

七

前贤治史，讲究搜罗材料要竭泽而渔，治晚近史事者对此应当全力以赴，但真正做到恐怕绝难。历史人事的联系无限延伸，又难以完整保存，而史料愈近愈繁，公私收藏不知界限，要想穷尽，再小的题目也无可能。因此，在具体研究时，掌握史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必然因事而异。这虽然是技术问题，却很难设立一定的科学尺度。今人将学问看得太过容易，著书立说，必看的相关资料尚未读过，已经放言高论者不在少数；有的虽然看过，却未必读懂；甚至有声明未曾读过，仍然要发表大通意见之人，高谈阔论，言不及义，全然外行话。
民国以来，学人多用外来系统重新条理固有材料，犹如将亭台楼阁拆散，按西洋样式将原有的砖瓦木石重新组装，虽也不失为建筑，可是材料本来所有的相互关系及其所起的作用，已经面目全非，其整体组合所产生的意境韵味，更加迥异。这类论著用外来成见取舍本土材料，即使所用条理系统，因根源在外，国人难以验证，认真追究，出入也相当明显。经历了近代史料大发现的时代，今人能够看到的材料远过于前人，读懂材料的能力则尚不及前人。而且史料的价值愈高，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日趋鲜少。以今日的情形而论，“做什么”当然不可忽视，“怎样做”更加重要；“看得到”即发现资料还需努力，“读得懂”更加迫在眉睫。否则，家有金山，沿门托钵，入山探宝，却拾得破铜烂铁的情况将愈演愈烈。
材料之于治史，有主料与辅料之分。主辅之别，虽然可以从材料的类型上大致分开，也不能一概而论，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小说稗史所记，时有正史所遗漏或掩饰的事实。而档案运用不当，无非官样文章。书信日记，号称个人隐秘，近代却不乏有意留作史料之用者，不仅当时留心权衡，事后更有所删改，每每关键之处便有缺漏。近代报刊众多，往往党派牵连，所报道开始常由道听途说而来，后来也不过一面之词。但小道消息，未必不实，冠冕堂皇的内政外交，有时反而是欺世的幌子。许多后来人视为秘档的文件，当时传媒早有披露。
乾嘉考据，讲究信而有征，近人治史，重视第一手资料。其实，实事往往难得实证，即使亲身经历的所谓当事人，因利害各异，关系不一，无论当时的记录还是事后的陈述，都难免偏见。即使主观没有成见，对相关人事的了解掌握，也受所见所闻的限制，只能反映其所见所闻的一面，而无法全面展示本相。通过观照立场不同的各种记录陈述，一方面可以认识其中真实反映的部分和程度，逐渐接近事实本相，另一方面可以了解各人为何如此记录陈述的原因，进而探讨相关各人与此人事的关系及对此人事的态度。所以，资料的主次轻重，从类型判断只能相对而言，关键是看反映事实的程度和怎样反映事实。而这只能出现在研究的结尾而非前提。以晚近史料的繁复，如以能够自圆其说为标准，则但凡先立一说，大抵均能找到若干可以支撑的史料。成说固然容易，反证亦多。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证，不足征信，适以乱真，久而久之，习以为常，似乎治晚近史事者毫无规矩可言，也无训练的必要，信口开河，反而美其名曰见仁见智。研究历史，不仅所论必须有据，更重要的是，作为论据的材料首先应当经过内证与外证的一套复杂检验程序，而检验的目的，不单是判断该史料是否可信，而要具体把握其可信的方面与程度，即在哪些方面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事实，以及为何这些方面近真，其他方面则不能，何以不能。断真伪之于历史研究，还是相对简单的问题。

八

在革命史的框架下，庚子勤王运动的政治倾向成为学人关注的重大问题。尽管论点不一，普遍的看法是将自立军视为从维新到革命的重要转折，分歧在于自立军本身的取向究竟如何，是否存在自相矛盾，自立军与革命、保皇双方的关系如何。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各派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各派内部也存在种种分歧和矛盾，甚至同一人的言行也因人因时因地因事而异，不可一概而论。当年朝野官绅固然有派系之分，但如果用后来的概念标准作教条式区分，尤其简单地以政治派属来判断人物的言行，强求明暗等不同场合下态度的一致，难免陷入曲解材料以就观点的误区。
不要简单地用后来形成的革命史框架看待当时人的言行，并非放弃革命的观念。20世纪中国的历史，最典型的概括或许还是“革命”。对于大多数研究者而言，辛亥革命的“革命”内涵及其概念似乎不言而喻。在原有的认识框架中，太平天国也被赋予农民革命的标签，因而轮到辛亥，人们更加重视的是“革命”的属性，而不大关注辛亥革命之于“革命”的划时代意义。近年来，有学者对“革命”话语的现代性进行了极富启示性的考论，令人思路为之一转。[12]如果说20世纪中国可以用“革命”来标名，那么庚子勤王被视为这一时代的发端。通过辛亥革命，“革命”的话语实现了中西古今的融合，用时下的套语，即完成了由传统而现代的转型。再经过国民革命的洗礼，革命的发动者不仅实现了“革命”，而且建立起“革命”的话语权势。谢文孙认为，此后中国的一系列冲突，对立各方往往在同一套“革命”话语之下展开斗争，所争在于各自“革命”的正统性。[13]当“革命”成为政治正确的价值判断标准时，革命与否，已不再具有对等的资格。
循着思想史的路线考论“革命”话语的历史演进过程，作为长时效的趋向固然不错，总体方向上的确提供了新的议论空间，但要落实到具体的时地人，却令人感到几分愈有条理系统，离事实真相并不愈近的似是而非，像是“古史辨”的现代翻版。相比之下，仅凭头脑的睿智似乎难以应付史实的极端复杂，显出理论的苍白。从这一探索的观念启示回到丰富的史料与史实之中，可见“传说”的叠加不同于作伪，许多的“不知”会显露出“可能”，而更加近真。
从治史的角度看，关于“革命”话语现代性的考论，值得注意的是将“革命”一词的诠释意义和历史意义相区别，并从分辨汉语的革命、英语的revolution和日语的かくめい三者复杂的语境关系入手，仔细探讨“革命”一词的语义转化及其具体运用过程。[14]由此反观中国近代史的现有框架，不仅太平天国的“革命”是诠释分析的结果，孙中山也不得不将“革命”先行者的头衔让给梁启超。
然而，再好的观念假设也要经受历史的验证，庚子勤王的史实表明，趋新各派和日本人士，都已将孙中山视为革命党的代表。因此，对于许多人来说，庚子勤王运动的确是他们走向革命的分水岭。而对于孙中山而言，却是以革命首领的身份参与庚子勤王运动。更为重要的是，反满固然是孙中山政治主张的重要内容，仅此而已，则不能脱离旧式以改朝换代为革命的窠臼，甚至不能与怀有帝王野心的刘学询等人划清界限。孙中山有其顺应世界潮流的新追求，当时各派人士或怀疑其是否真心实意，却也知道他与一味反满者不同。就此而论，中国革命的起点显然不应定在庚子。
不过，革命与否，此时显然还没有成为政治正确的标志，甚至“革命”一词的含义也相当不稳定。一些人依然强调革命原有的改朝换代意义，而主张实际改变社会政治制度的革政。因此革命与不革命，还处于革新进步的同一阵营之内，可以平等地进行对话。就多数趋新士绅而言，革政较革命更容易接受。其原因并不一定是前者的方式较为温和，反倒是所带来的变化更具实质意义，而且不必给社会造成巨大灾难。戊戌前章太炎的区分是：“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材，谓之革政。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挽革命。”[15]戊戌后汪康年、曾广铨主持的《中外日报》刊登《革政论》，批评守旧、维新两派各持己见，各分门户，所争不过意气。施政犹如衣食住房，必须因时制宜，与岁更易，短期可以修而新之，历久则不如改易之为愈也。“物敝则易，法敝则改制，同此一理也。”[16]庚子夏曾佑主张联络外强，以兵力胁退慈禧，请光绪亲政，再行新政，认为此举有形势极便、全体振动、下合人心、少杀人等四项好处。如革命党人不愿，可设法将革命、革政二党人化合为一宪政党人，具体办法是宪法规定凡满人所得之权利，汉人均能得之。[17]夏氏将革命与革政的区别仅仅定于反满，太过表面，当时革命党人并不以“革命”自囿，排斥其他方式和派系。内外交迫的危机局势使各派宗旨手段的分歧有所缩小，共识明显增加，所以孙中山可以接受长江流域用勤王名义实现大合，趋新各派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也纷纷联合秘密会社，准备动武。

九

治学当然要与时俱进，只是不一定因时而异，陷入趋时与过时的轮回，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阅历、悟性，乃至智慧，不断地开发扩充，对于社会人生的领悟自然不同，学术品位和境界随之变化。孔子所谓：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能够超越年龄限制者当然是少年老成；不然，后知后觉，悔其少作，也可以不断提升。治学无常法，就此而论，学问必然分层分等，方法越好，难度越大，善用者越少。在学术领域，真理果然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所以学术应当自由而不能民主。不同的学术品位与境界之下，对历史的判断与鉴赏，差异极大，难以沟通。凡治学者，当有自觉，以免名不符实。
近人好分纯学术与致用之学，至今犹然，而美其名曰思想与学术之别。仔细观察，所分不在内容形式，而在难度。真正高明的学人必须对社会历史人生有着超凡的真知灼见。只是水至清则无鱼，看得过于透彻，反而不愿亲临现场。而所治学问，又为凡人难于理解企及，于是视为无用；流于泛滥者反而易于为多数人所用。其实，曲高和寡固然不为当下所认同，却往往切中时弊，指引正轨，流传久远。不幸人类尚在茫然，需要时间去领悟其中真义。凡人认识的滞后，是庸人甚至骗子成为头羊的基础。社会常常因此而不得不如履薄冰，或面临深渊。如果思想不仅是畅所欲言，甚至信口开河，还须讲究言之成理，则此一理字，必然与学理相关，不可能无源无本，为所欲为。不少以思想家自居的人却要标明身份为学者，恐怕还是希望将自己与一般同样会思想的大众加以分别，以显示其价值的无可替代。只是如果其所本之学尚且不能胜人一筹，从学理看非常识即笑话，则赖以产生的见识居然能够高人一等，岂非自欺欺人？
自“新史学”倡行以来，政治史的研究颇受非议，实则中国固有史学以政治史为大宗，是受历史文化的特性所制约，并非统治者的个人好恶所致。政治以胜负为基准，必须讲究权术。尽管后人多以顽固腐朽目之，近代好参与政坛角逐的官绅，大都心术极深，难以探测。非心智过之且能由政治角度予以理解同情，无法透视其内心思维，也就无从判断其外在言行。这可以说是对学人智慧耐力的极大考验。学人不察，一味借“新史学”开辟新领域之名，实则避难趋易，而心存取巧。凡事标新立异，大抵与表浅为伍，虽然易于出人头地，稍不留神，也容易误入邪魔外道。庚子勤王不仅是隐秘的政治，而且要武力谋国，所谓兵行诡道。学人须以同情理解政客与兵家之心，才能不为各种表象所惑，以免重蹈古今多少帝王为奏折所误的覆辙，为史料的表面字义所蒙蔽，令研究对象取笑于九泉。

十

研治近代学术与学者的历史以来，每有著述，则于绪论中略记心得，大都是力图与古往今来的中外前贤心灵沟通的学术独语，下笔时间或涉及当下，或褒或贬，心中偶尔隐有所指。不过，褒有具体，贬则往往泛论。读书不必与人较，起码应与古人较，因为古人已经留了下来，今人却未必留得下去。与今人较，如何取法乎上？近贤治学论人，对同时代者尽量避免擅加褒贬，否则批评固然动辄得咎，赞誉也难免厚此薄彼，容易招致非议。所以凡论一般规则，并不指明（具体论点论据例外），所谓对事不对人。但如此一来，也有麻烦。读者有心，常常揣测，所指人事，与当时心中所想，不仅相去甚远，甚至截然相反，迄今未有中的者。其实，只要稍加留意，即可于文中发觉预设的解扣。若无成见，一点即明。此类误会，已经数起，当面问及，不难解释，背后揣度，则渐行渐远，看朱成碧。由此可见，欲对前人了解同情，深入心境，谈何容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极易似是而非。为免他人窝心，自己蒙冤，日后若有误解，当于下一著述的绪论中略加解说。旨在申明己意，以免殃及无辜。
凡讨论学术，对于时贤，应取其所长，而不必究其所短，庶不至埋没其苦心孤诣。要在他人眼中脑际当得起，诚非易事。所以主张学术批评，首先在于对象是否值得，打假之类，一言以蔽之足矣。前议孙中山研究，用后出孙中山各传与史扶邻书相较，即特意指出限于全传。若以部分，则至少沈渭滨先生一书进展明显，更不必说各种专题之作。治学为极难之事，非长期积累，并全力以赴，难得成就。即使孙中山研究这类学人以为新意不易多得的领域，迄今尚无一本完整的传记得到公认，可见空间仍然不小。窃以为两类人或可胜出前人一筹，一是长期研究者十年磨一剑，将各种成果综合吸收，并对所有史实再作详究，可惜无人肯做此事。二是见识不凡者慧眼独具，对材料和史事全无成见，融贯大体，亦可别出心裁，言人所未言。本来对后一法缺乏信心，因罗志田教授著《胡适传》，后出而突前，颇得胡学专家好评。可见仅凭工夫，不足以成事。若学有传承，体大思精，超迈时流，自然出手不凡。但此法仍须慎重，不可随意追仿，否则容易弄巧成拙。至于在下，既深陷其中，又不愿尽力，最多不过尚能信守阙疑，自然不在论列。
所谓著述可分四等，又论高明与否，不仅一人，当时心中潜影，主要为王学庄教授。王先生书香门第出身，遭遇坎坷，沉潜达观，所见往往高出一筹。此说并非与他人比，而是作为后学的在下屡有不及。可记者数事，均与本书主题相关。其一，参加日本土地同志复权会的几位中国人，学界鲜知其名，而王先生可为之一一作传，本书所记张寿波即其一。十余年来搜集此人资料，为了力求穷尽，广泛求教，难得回应。偶与王先生谈及，告以《虚云法师年谱》中有传。一查果然。此书曾经翻阅，竟然遗漏！此为其读书多而广。其二，关于春柳社，史学及艺术界所论，多据几位当事人的后来回忆。王先生遍阅该社成员在日本所办各种刊物，并就革保两派宣传活动的短长作连续性论述。此为其治学不以分科为限。其三，关于留日学界的癸卯元旦排满演说，曾为文考证并非孙中山策划。自觉下功夫不少，相关材料几乎穷尽。不料王先生于直接材料之外，更能辗转周折，别具洞见，不仅令人意想不到，简直就是匪夷所思！此事既经点破，看似轻而易举，不经身陷山重水复的迷阵之中，很难体会其举重若轻的功力见识。学术史上，须有如此天分加勤奋之人突破瓶颈，后学者才能豁然开朗。而质的提升与量的增长，的确不可同日而语。后人受益匪浅之时，切不可故意埋没，甚至毁尸灭迹。经此一事，益信学问之道，高深莫测。曾告诉门下诸生，不要仅凭著述妄议前人，治学为己之后方可为人，“述”而不作者往往更加可畏。可否出手，须事先掂量是否经得起彼等法眼。今日学界为量化所误导，一般作者，稍有心得，即须出手，易于见底，难以深入。而高明者冷眼旁观，潜心读书，神游冥想，其发明若不写出，不知何时可以再发现。近日撰写一篇关于“中等社会”缘起的论文，王先生二十年前即已经几度提及相关史事，始终未见后续者。直到十余年后，才有美国学者季家珍关于《时报》的著述，对1904年以后的中等社会观念与运用详细讨论，并与时髦的公共空间、市民社会等新说作一对应，以为不如首先以前人的观念理解其言行。[18]如今，海内外学人对“述”而不作者多有误解，殊不知学问之事，为己者多，为人者少，大半只可宣之于口，而不宜诉诸笔墨的。

十一

本书截取历史的一个断面，从不同角度展开对同一事件的多方位、多层面探究，相关人事错综复杂，互相纠葛，无论从任何一面入手，均须牵涉其他各面。而有关史料必须前后左右互为参证，跳跃联想，才能彼此连贯，形成线索条理，进而透视表象，显其本真。加之各章的写作历时十余年，情节与论据的安排难免有所重复。成书时尽力做了调整。其中的三章十年前曾载《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一书，其他若干章节多陆续发表于有关的学术刊物。随着资料的增加和研究的深入，不断有所签注，此次一并做了增补删改。此类增改，不仅为研究进展所必需，而且可以验证前此的论说与证据。凡他人研究有所贡献处，均一一称引，不敢掠美。至于对史料及史实的判断理解间有异议修订，也予以注明或略加申论。治史必须后来居上，因所见材料多于前人，解读自然过于前人，此为理所应当，否则即为废词，在学术史上无任何价值意义。承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大度，同意在协议期满前夕将有关三章的修订本收入本书，以成全璧。这一课题的研究过程历时甚久，收罗资料颇为不易，其间先后得到久保田文次、中村义、狭间直树、容应萸、久保纯太郎、赵令杨、陈福霖、吕芳上、蔡志祥、王学庄、方志钦、李鸿生、朱英、蔡乐苏、莫世祥、马忠文、关晓红、彭海铃、黄菊艳、谭群玉、张克宏、陈志雄等多位师友的指点和帮助，谨致谢忱。
注释: [1]　参见拙文《陈寅恪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161—191页。 [2]　参见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 [3]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第65页。 [4]　缪凤林：《悼梁卓如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119页。 [5]　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对此有所论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165—196页。 [6]　参见杨天石：《康有为“戊戌密谋”补正》，《文汇报》1986年4月8日；戚学民：《〈戊戌政变记〉的主题及其与时事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 [7]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3，第91页。 [8]　参见菊池贵晴《唐才常的汉口起义》（《福岛大学学艺学部论集》4，1953年）、《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历史研究》第270号，1954年）、小野川秀美《义和团时期的勤王与革命》（《清末政治思想研究》，サさざ书房1969年）、手代木公助《戊戌至庚子期间革命派和变法派的交涉》（《近代中国研究》7，1966年）、李守孔《唐才常与自立军》（《中国现代史丛刊》6，台北文星书店1964年版）、汤志钧《戊戌政变后的唐才常和自立军》（《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金冲及《略论唐才常》（《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4期）、皮明庥：《唐才常与自立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庚子勤王运动，虽然从1950年代开始，相继被国内外学术界视为从维新到革命的转折点而受到重视，基本格局却长期误以汉口自立军为中心。有关研究迄今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950—1960年代，日本的菊池贵晴、小野川秀美、手代木公助及中国台湾的李守孔等围绕自立军事件撰文探讨从变法派转换到革命派的发展过程。1970年代末起，中国大陆学术界改变以往对维新派以批为主的态度，承认唐才常的自立军是迈向革命运动的一个里程碑。汤志钧、金冲及、李泽厚、皮明庥、蔡少卿、胡珠生等人分别探讨了有关人物和问题。1990年代开始，在解读197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或公布的中国、日本、美国、新加坡有关保皇会和革政派士绅的新资料的基础上，国内外学人陆续发表了一批论文，庚子勤王运动的真相逐渐浮现。 [9]　参见汤志钧编著《乘桴新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10]　据王慷鼎《丘菽园的报业活动》（林徐典编：《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历史哲学卷》，第188页），丘菽园的姓氏“丘”字，清雍正以还，为了避孔子的圣讳，改作“邱”。丘家循俗，直到丘菽园。五四运动后，丘菽园逐渐改用“丘”字。后人为其编集，一律改用“丘”字。王文即径称“丘”，只在引文或书目中保留原文。本书所涉时间在邱菽园改姓字之前甚多，故正文用邱，引文或书目则照原样。 [11]　澳洲部分，参见刘渭平：《澳洲华侨史》（香港《星岛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清末保皇党在澳洲侨界的活动》（《传记文学》第59卷第6期，1991年12月）；赵令杨、杨永安：《晚清期间澳大利亚的保皇活动及其与革命思潮间的矛盾》（香港大学中文系《明清史集刊》第4卷，1999年10月）。南洋部分，以新加坡为主，对邱菽园、黄乃裳等人的生平交往研究较多，王慷鼎对邱菽园的报业活动有多篇论文，张克宏则分专题研究庚子勤王前后康有为与邱菽园等新加坡华侨的关系。 [12]　参见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 [13]　参见Hsieh，Winston，Chinese Historiography on the Revolution of 1911，A Critical Survey and a Selected Bibliography，Hoover Institution Press，Stanford University ，1975。 [14]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第63页。该书所收各文发表的时间先后不一，论点和论据也有所不同。我关心的重点，恰是其中最后写成，此前从未刊发的《孙中山与现代中国“革命”话语关系考释》，作序者李欧梵称此文引用史料最详尽。 [15]　《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时务报》第19册，1897年3月3日。 [16]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226页。 [17]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63页。 [18]　Joan Judge，Print and Politics：“Shibao”and the Culture of Refom in Late Qing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第一章 从救上到勤王戊戌庚子间的朝野政局
研治近代中国的政治史事，常有事出隐秘，相关各人均不留记录，公开文书又多为官样文章，欲求实证，戛戛乎其难。而愈隐秘之事，因为事关重大，又不得确切的消息来源，坊间传闻愈多，相互歧异，真伪难辨。戊戌庚子间的朝野政局，接连发生废立、归政、建储、保皇、勤王等多项秘事，即使在风云变幻、绝不寻常的近代中国史上也显得相当异常。若以派分将人物关系截然分割，凡划定为某派者，必凸显其对待各种人事的思维行为与别派的相异之处，而忽视彼此的联系甚至沟通。戊戌政变之后，新旧矛盾极端尖锐，为了维护各自的权势地位，在扑朔迷离的政局变化中保持政治天平上砝码的分量，朝野上下，国内海外派分复杂的各种政治势力，竭力拓展各自的活动空间，为存在多种或然性，难以把握的局势发展留下回旋周转的余地。后人很难依据某一方面的表现，判断其看起来相当复杂矛盾的言行究竟是属性抑或谋略的体现。加之事出隐秘，直接证据往往不易得，官方文献或公开表白多为故作姿态，坊间传闻则系道听途说。公私文档如日记、书信等，一般来说可信度相对较高，至少能够反映事实的一面，而这一时期所留此类文字比较稀疏，朝野人士，或当时已不敢记录，或事后再作清理，缺漏极多。掌故笔记或许透露出若干实情，内容却相互抵牾，甚至张冠李戴，难以征信。欲得大体和全面，实属不易。因此，史事的本相固然应当努力显现，而当时人心目中各不相同的时势呈像，亦为历史真实的一种；况且根本而言，各人对同一史事的记录记忆本来就不一致。探讨不一致的表现及其成因，或者较追求本相更有助于洞穿历史。

第一节　救上

戊戌政变骤然发生，得知光绪和维新派蓄谋异动的西太后盛怒之下，不仅杀人泄愤，而且一度有废止新法之意，只是保留了部分经济、教育和军事方面的成果。[1]不过，西太后及其所谓后党，最重要的目标还是清除异己。但凡通过政变形式来解决政见与派系矛盾，首当其冲的必然是将政敌尽可能地赶尽杀绝，以绝后患，坚决杜绝任何秋后算账的可能性。对于戊戌政变后的权力执掌者而言，其政坛异己包括三类，一是最高权力象征的光绪皇帝，二是拥帝的所谓“帝党”官员，三是鼓动变法的维新人士。除被处决者外，光绪囚禁于瀛台，帝党官员或流放或革职或软禁，变法派则或逃亡或隐匿。对此，当朝执政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处置办法。
光绪是帝党官员和变法派的政治依靠与精神寄托，政变后西太后重新训政，他虽然被剥夺了实权，并遭幽禁，形同傀儡，名义上仍是皇帝。只要光绪的身份不变，甚至只要他本人依然在世，就是帝党和变法派政治上卷土重来的希望，也是令旧党如卧针毡的一大心病。西太后在生固然能够控制局面，却不能不为自己的百年之后忧心忡忡。旧党官僚尤其害怕光绪长命于慈禧的潜在威胁。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谓：
八月，有问皇上消息于当轴者曰：“已皆问明，尽招认矣。”又问：“终久如何了局？”曰：“俟稍停数日，定有办法。”问：“皇上尚能放出否？”曰：“怕不能。”问：“如此囚禁，无异犯人，实属难过。”曰：“自作自受。”九、十月，有问皇上病者，某大臣曰：“吾料断无病好之日。”又有问枢臣者曰：“皇上如此囚禁，倘太后千秋万岁后，再出来，更不好。”曰：“幸病已深，恐非药石可能奏效。”[2]
日本《时事新报》据北京特派员报告：政变后“满洲人之意，以为西后既老，光绪方壮，若太后一旦死，恐光绪复政，不利于己，故不如及西后在时，绝其根也。然彼辈之所恐者，一旦废立，国人必有兴师问罪，而外国亦必责问之，故尚犹豫”[3]。执政者一直蓄谋废光绪乃至将其置之死地。西太后开始大概只想废去光绪的帝位，但担心外强干预，于是试图造成光绪病重的假象，趁机去之甚至除之。对于已被革职流放的帝党官员，当朝执政也千方百计要斩草除根而后快。至于对各地的维新人士，更欲大肆株连，一网打尽。
在政变后极度压抑的气氛中，对于当朝执政的上述企图，地方大员即使有所不满，一般也不敢表达。两江总督刘坤一是个别敢于直言的重臣。赵柏岩记：
两江总督刘坤一累电请保全皇上。仓卒政变，海内皇然。有谓皇上已大行者，志士聚海上而泣。坤一闻之，流涕曰：“上一片热心，惜无老成主持之，故致蹶败，此大臣之过也。”因三电政府请保全上，以免天下寒心。[4]
所说三电，可以查实两次。一为张謇拟稿的致总署电。政变时清廷诬指康有为等人进药毒害光绪，以便一石二鸟，既追究维新派，又加害于光绪。9月25日，清廷明诏急征名医。10月13日，刘坤一致电总署：“国家不幸，遭此大变，经权之说须慎，中外之口宜防。现在谣诼纷腾，人情危惧，强邻环视，难免借起兵端。伏愿我皇太后我皇上慈孝相孚，尊亲共戴，护持宗社，维系民心。”他还请总署代奏，查照9月间的两次谕旨，“曲赧康有为等余党，不复追求，以昭大信，俾反侧子自安，则时局之幸矣。坤一受恩深重，图报无由，当此事机危迫之际，不敢顾忌讳而甘缄默，谨披沥具陈，伏乞圣明俯赐采纳”[5]。在当时环境下，如此表态，的确需要勇气。据张謇《啬翁自订年谱》：“为新宁拟《太后训政保护圣躬疏》，大意请曲赧康、梁，示官庭之本无疑贰，此南皮所不能言。刘于疏尾自加二语，曰：‘伏愿皇太后皇上慈孝相孚，以慰天下臣民尊亲共戴之忱。’乃知沈文肃昔论刘为好幕才，章奏语到恰好，盖信。”[6]则是电当出于张謇之手。
另一次为陶森甲拟稿的复荣禄电，胡思敬记：
戊戌训政之后，孝钦坚欲废立。贻毂闻其谋，邀合满洲二三大老联名具疏请速行大事，荣禄谏不听，而恐其同负恶名于天下也，因献策曰：“朝廷不能独立，赖众力以维持之。疆臣服，斯天下莫敢议矣。臣请以私意先觇四方动静，然后行事未晚。”孝钦许之，遂以密电分询各省督臣，言太后将谒太庙，为穆宗立后。江督刘坤一得电，约张之洞合争。之洞始诺而中悔，折已发矣，中途追折弁回，削其名勿与。坤一曰：“香涛见小事勇，见大事怯，姑留其身以俟后图。吾老朽，何惮？”遂一人挺身独任，电复荣禄曰：“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道员陶森甲之词也。荣禄以坤一电入奏，孝钦惧而止，逾年乃建东宫。[7]
政变骤起，光绪缺乏可以应对的力量，只能设法保住康有为等人，密诏让其迅速逃走，留有以待。而康有为则深知没有光绪作后盾，自己就失去权力来源，因此出逃之前，于9月19日匆匆拜访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希望通过他们探询向英、日两国政府寻求帮助的可行性。[8]救主不及，康有为等人被迫逃亡海外，途中即设法谋求复辟之道。政变后局势的急转直下，以及关于光绪病重和废立的种种传闻，尤其是9月25日清廷公开向各省急征名医，使得康有为等人感到光绪危在旦夕，救上迫在眉睫。在稍后草拟的《奉诏求救文》中，康有为强调：光绪亲政之时，康强无疾，
乃废立次日，忽矫诏书，称四月以来圣躬不适，求医天下，布告四方……其如何鸩毒，虽不可知，而预为谋弑，道路共见。……自古废立，岂有免于幽弑之祸者哉！此则神人之所共悲，友邦之所同愤者矣。近见西报传闻，立穆宗嗣以为亲王，将来少帝，必是晋明，以吕易嬴，用牛继马，祖宗血食从此不祀，神州疆土自尔陆沉。
在变生不测，事起仓促的情况下，求助于外强仍是首选，康有为决心效申包胥痛哭秦廷，向友邦求援。为此，他将所奉第二道密诏中“汝可速出外”改为“汝可迅速出外国求救”，为“奉诏求救”的行为张本[9]，使救主言行蒙上一层正统性色彩。
在康有为等人看来，英、日两国支持变法维新的态度较为积极，因此开始主要是向英、日求救，希望由他们出面，联约德、美等国，借助外力保全光绪，并进而迫退慈禧。这方面康、梁无形中有所分工，前者主要与英国人士交涉，后者则展开对日联系。9月25日，康有为与英国驻上海领事班德瑞（Baurne）谈话时，热切地请求英国政府拯救光绪，他说：光绪已经没有保护自己的力量，除非英国出面干涉，一位小孩子将继承皇位。“假如英国肯派两百名（？）军队帮忙，就可以扶持他重新执政”[10]。到香港后，又试图说服英国议员贝斯福相信英国应出面拯救被守旧派幽禁的光绪，帮助他实行变法[11]；并且面晤提督白丽辉，请求援助[12]；还屡次致函李提摩太，请其代向英国求助，主持公义，保全皇上。[13]
9月27日，梁启超和王照在日本军舰上听说《国闻报》刊登光绪病重，清廷明诏征集名医的消息，担心光绪不堪忍受或旧党暗下毒手，致函伊藤博文、林权助，告以“寡君现时闲居南苑一室，名瀛台者，四周环以水，行坐饮食皆有人看管，命在旦夕。一二志士妄思援手者，皆已计穷力竭，呼吁无由。若贵邦及诸大国不救之，则为绝望矣”。到日本后，两人又不断与日本外务省官员联络，“深望贵邦之助我皇上复权也”。[14]
如何实现借助外国力量达到光绪复辟的目的，有所谓“公明正大之策”和“隐微之工夫”两种办法。所谓隐微之工夫，亦分两类，一是康有为所希望的由英、日等国派少数奇兵再度发动政变，迫退西太后；二是如康有为与宫崎寅藏在香港所讨论的，派日本壮士刺杀西太后。[15]此类计划在戊戌政变发生不久，局势混乱之际或可趁乱实行，一旦慈禧控制住局面，就不是少数兵力或侠士可能做到。梁启超等人认为：“仆等初时欲主隐微之工夫，此乃贵邦一国之力即可办，无俟再约他国者。然恐贵国未必肯出此策，且此策于半月前当易行，今已难行矣。”
所谓公明正大之策，即梁启超对日本人士所说：
望与英、米诸国公使商议，连署请见女后或致书总署，揭破其欲弑寡君之阴谋，诘问其幽囚寡君之何故。告之曰：若大皇帝有大故，某等各国将下国旗，绝邦交，兴问罪之师，代支那讨弑君贼云云。则彼等或有所惧，而不敢肆其荼毒。
也就是以武力为后盾，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干预，达到政治解决的目的。而这样做单独一国的威力不足，需要数国联合施压。除英、日两国外，进入康、梁视野之内的还有德国和美国。“若仆倾所谓仗义执言者，则公明正大之策，然似必联英、米始能有效。借此事以成日、清、英、米四国联盟之局，亦地球之一好机会也。若贵政府肯相助，则仆等将再航米、英而乞之。”[16]11月康有为再度致函李提摩太，提及“近闻贵国大集兵于威海，并议联约德、日、美各国，仗义执言，将以救我敝国皇上复辟。”[17]10月31日，有人以“中国各省士民”的名义发布“合呈上海英总领事禀”，呼吁其电达英京，扶持光绪恢复皇图，“退衰谬而进贤良，斥佥壬以安社稷，革除旧习，重布新猷”，再造中国。[18]
政治交易，首要原则是避害趋利，仅仅靠施助的一方仗义执言和接受的一方心存感激，往往并不可靠。康、梁等人主要从三方面设法打动英、日。其一，强调恢复新政有利于各国尤其是英、日两国的利益。康有为告诉李提摩太：如果复辟成功，“我皇上必将有格外图报，以扶亚东大局，抑贵国实利赖焉”[19]。梁启超则一再强调中日两国利害相关:
盖东方之安危，全系乎敝邦之能自立与否。敝邦立则日本之边防、商务、工艺皆受其利，敝邦危则皆受其害……然敝邦之能立与否，全系乎改革不改革。敝邦之能改革与否，又全系乎皇上之有权无权，然则我皇上今日之失权，其牵动于日本之国础者，甚相切近矣。[20]
其二，突出俄国与守旧派的关系，或明或暗地指示光绪如果不能复政，亲俄派的守旧党将使中国日益为沙俄所控制。9月25日康有为在与班德瑞会谈时就言词闪烁地将政变与沙俄拉上关系，指“皇上与西太后的冲突是无法调和的了，因为皇上是为了英国而西太后则是为的沙俄”，甚至称西太后为“沙俄的走狗”。虽然英国政府并不认为政变有任何外国的影响，班德瑞还是得出结论：“西太后的重新当政是一种退步，且对沙俄有利。”[21]梁启超致函李提摩太，也刻意指出：“惟东方之局日急，若贵邦与美、日两国不早为计，他日俄羽翼既成，无复可望耳。”[22]不无巧合，《知新报》刊登的“中国各省士民合呈上海英总领事禀”同样有此内容：“中国之势，现分二党，旧党恃俄之力，俄得旧党附和，必得中国。新党望英美之援，实欲力保主权，以与泰西均势而底太平。”[23]
相比之下，梁启超更加强调俄国对日本的威胁。9月27日他致函伊藤博文时称:
今者强俄眈眈，视东方诸邦如彼囊中之物，苟敝国不克自立，虽贵邦欲提而挈之以同敌俄，恐力量必有所不给矣。欲敝国之自立，舍寡君而外，他无可冀者。……女后及满洲党死心塌地愿为俄人之奴隶，托庇于其宇下，只求区区之北京无事，他非所计也。呜呼！自此以往，敝国其折而入于俄矣。
他进而表示:
启超等明知他邦干预内政，非本邦之福，然日暮途远，不得不倒行逆施。彼女后及满洲党执国权则亡也，诸邦群起干预内政亦亡也，其为亡一也，宁借日本、英、美之维持，不甘为露西亚之奴隶。[24]
一个月后，梁启超致函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更将政变原因归纳为帝后、新旧、满汉、英俄之争，“然要而论之，实则只有两派而已。盖我皇上之主义在开新、用汉人、联日英以图自立，西后之主义在守旧、用满人、联露西以求保护”。中日辅车相依，唇亡齿寒，
今西后与贼臣荣禄等之主义，一意求露国之保护，甘心为其奴隶，（虽未定有密约，然）露人外交政策最险而最巧，常以甘言美语钓饵人国，所墟之邦不知几何姓矣。今诸邦虽持均势之主义，各谋在我邦得额外之利益以抵制之，然我之伪政府惟露人之言是听，露人直欲以我政府为傀儡，而暗中一切举动将悉阴持之，以他日必至之势也。故使伪政府不更易，主权不能复，则于东方之局，各邦常为客而露人常为主。以客敌主，常处于不能胜之势，恐支那之全折而入于露，为时甚近矣，何均势抵制之可言？且即使能均势，能抵制，而亦非日本之利也。[25]其三，利用英、日两国彼此竞争的心理。康有为在香港见宫崎寅藏时就故意显示英国对其如何热情，试图以此作为与日本讨价还价的筹码。[26]而写信给李提摩太，则称：“仆将诣贵国求救，道过日本，其国民思救我国情意踊跃，故暂勾留。”[27]梁启超在致大隈重信函中，也谈到国际局势的消长变化与各国的战略方针息息相关：“仆尝观英国近年来政策着着退让，未尝不为之顿足。见露、独之政策，或如鸷鹰，或如瘈狗，未尝不为之震惊。欧洲未来之胜负决于是矣，窃知贵国政府之必慎所择也。”[28]意在刺激日本大胆进取。
康、梁等人的言行如此协调一致，当是经过协商。如他们担心西太后和守旧党拒不还政，为了减少阻力，降低列强出面干涉取得成效的难度，提出赎买对策。康有为向英国人建议:
西后之废立，但为群小所牵率，以保全性命耳。若有大国剀切解谕，与之立约归政，请皇上待以不死，厚与数百万之供给，亦非不归政也。[29]
梁启超的主张与之相同，陈说则更为详尽，认为政变并非尽为西后之初意，而是满洲党担心改革不利于己，必须去皇上，才能阻止改革。
今若骤胁逼之，使归权于皇上，彼将恐皇上复权之后，必不容之，则必以死力相争矣。且如此则友邦之措词亦甚难也。今若能与英、米同仗义干预，令其归政，而复合敝邦每岁出五百万金之俸以供给之，诸国为之认保，然后可责之大义也。西后之见识，惟知有纵欲、娱乐耳，其揽国权亦为娱乐计也。苟既给以厚俸，有诸国为之认保，彼既有娱乐之可图，加以仗义执言，外之有友邦之义举，内之有志士之同愤，彼或不敢不复权，然后事可图也。[30]
英、日等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在华利益，防止俄国的势力因亲俄守旧派掌握政权而坐大，以不同方式保护被追究处分的变法派官员和绅士，也设法阻止当朝执政谋害光绪的企图，一些朝野政治人物甚至谋划过改变政变结局的可能性。据说日本的大隈重信、犬养毅和矢野文雄，就曾为光绪谋复权之策。但要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出面甚至不惜使用包括出兵在内的政治手段为复辟开辟通道，则牵扯过大。况且，英、日两国朝野之间对于中国的维新变法和政变的相关各派，看法并不一致，有的认为康有为的改革过激而西太后不至于全面倒退，政变只不过使改革的速度有所放缓。当权者尤其慎重，其采取何种对策，主要还是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31]
英、日等国政府发现慈禧很快便控制住了局势，而且并没有如康有为等人所指陈的，采取排外的政策，于是非但没有出面为帝党和变法派讨回公道，反而很快开始协调与清政府的关系。9月30日，俄国驻伦敦大使斯塔利报告外交部:
最近两周，英国对中国的态度完全改变了。政变后之所以立即散布开来的惶惶不安的情绪，主要是由于事件发生得突然，从而引起了惊讶心理。现在情况已经大白，慈禧太后过去执政时期的经验表明，没有理由可以预料她将会敌视欧洲人到底……英国人总是本着他们做事情的惯例，抢先站到势力最强的一边。……伦敦内阁对于北京这次政变从一开始就非常审慎，看来它现在是把这次政变看成中国的内政。
其后，英国驻华外交官因为得到来源各异、判断不一的报告，对于形势的估计有过一些波动，但基本趋向是稳定与训政者的关系而不是改变它。11月5日，巴夫罗福报告俄国外交部:
英国迅速地改变了对北京的政策的方向，最近急剧地转向慈禧太后及其同党一边，日本目前的态度极端审慎和矜持，这些看来已经使康有为深信他的指望落空了。[32]

第二节　归政

政变当局对于英、日等国干预中国的政局，保护变法派和阻挠废立虽然感到几分恼火，但种种迹象表明，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和互相猜忌，清廷与外强的紧张关系逐步缓和，形势并未像康有为等人所期望的那样发展，反而越来越不利于他们自己。
在地方重臣和外强的双重压力下，政变后的当朝执政担心事急有变，不得不设法调解与各方的关系。既然光绪的生死存亡成为焦点，首先就从这方面做文章。10月16日，奕劻等人主动告诉英国公使窦纳乐，他们知道关于光绪健康和阴谋杀害他的谣言，并正式通知窦纳乐，光绪的健康大为改善，且常和西太后一同听政；西太后并不完全反对改革，不过以为中国的准备条件不够，不适宜于像光绪那样操之过急而又规模过大的改革；还询问如何使目下动乱的情形平静下去的办法。窦纳乐建议找一位外国医生为光绪看病，并签署一份光绪的健康证明书。尽管窦纳乐预料他的建议不会被执行，奕劻等人还是极力表示赞同，并要求其代为辟谣，确保谣言是假的。[33]此举虽然是迫于各方压力，却表明当朝执政的一种意向，即他们的确很想改变外界的看法和自身的形象。两天后，清廷果然安排了法国使馆的德对福（Dr.Detheve）医生为光绪诊视，诊断书公布后，有关传言逐渐平息。
荣禄是戊戌政变的关键人物之一，也是康有为一派全力攻击的主要对象，他对官场权术相当稔熟，鼓动政变者是他，阴谋废立者有他，设法调和者也是他。10月中旬，在华西方传媒称：“据我们所听到的，荣禄是在使用他权力以内的一切力量来缓和太后对维新党的震怒。”[34]《申报》的报道也说：政变后曾列名保国会者防有株连，颇多危恐，言官亦有及之者，“后得荣仲华中堂奏明，康有为本筮仕京中，不能禁京官及公车不与往还，但问是党不是党耳。……现今风浪胥平，皆中堂保全善顾之力”[35]。政变后慈禧有废立之意，
故以兵柄尽付荣仲华。荣惧而泣，计无所出。夜得右帅电云：“慈圣训政，臣民之福。而尊主庇民，全仗中堂主持。万代瞻仰，在此一举。”岘帅亦有电云：“君臣之分当尊，夷夏之防当严。某之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荣天明以二电面奏，长信惧，乃辍计，而心衔二人。[36]
据说当时因外间督抚只有刘坤一力争废立，
深宫震怒，即欲革职。而荣禄言于太后曰：“坤一，湖南老帅，骤革之，恐激湘军之怒而生变。宜优容之而阴掣其兵柄，则彼无能为，而可以牵住湖湘之心。”太后从之，不加谴责，即刻下密旨驻防将军，令其节制江南诸军；又下密旨湖北总督，令其严密防勤王之师。[37]
所以刘坤一称：“现在两宫慈孝相孚，诚为宗社苍生之福，而其枢纽，全在荣相，内则设法调停，外则勉力撑持，宁国即以保家，此公解人，当见及矣。”[38]对荣禄有所寄望。
1898年底，康有为所抨击的“伪临朝”对内对外接连作出姿态，似乎有意努力改善政变在国际社会所造成的不良影响。12月13日，西太后特意安排和光绪一起在宫内召见英、美、德、法、俄、奥、荷、日本等各国驻京使臣的夫人，“由英使命妇领班朗朗宣祝词，皇上起而握手为礼，既而皇太后亦一一握手，并以珠约指分带诸命妇指上，命庆王福晋带出赐宴。宴毕，皇太后率皇后出，命入座观剧，设茗果款之，极道辑和之谊。及诸命妇退出，皇太后又分赐绸缎、书画各一分，雍雍肃肃，穆穆皇皇，诚中外一家之盛事也”[39]。此举不一定能完全打消外国人士的疑虑，但显然引起了期待中的反响。[40]
对内方面，由于政变后给康有为等人定立的罪名之一是结党营私，牵连广泛，势必人人自危，上下浮动，为了安定人心，清廷宣布对官绅中与其有关联者政存宽大，“概不深究株连”[41]。这是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所定的一般性原则。后来两广总督谭钟麟从康有为本籍抄出“逆党”往来信函多件并石印呈览，其中“悖逆之词，连篇累牍”，牵涉多人。清廷发布上谕，仍然宣称不予追究，而且公示已将原信悉数焚毁，同时告以各函均已石印，似仍保留。[42]既示以宽容，又捏住把柄，真是一举两得。
荣禄等人态度的变化，除自身的利害权衡外，与日本方面积极施加影响不无关系。政变后，日本担心守旧官僚亲俄，危及东亚局势和日本的利益，设法说动当路大臣继续变法图强的政策。1899年3月，伊藤博文致函奕劻，“示以近日利病之所在，练兵理财为治国首务……宜早画定规模”。4月底，又再次致函奕劻，“示时局艰难，务图富强，以固邦基”。同时致函荣禄，“备言欧亚情形，谓敝国（按即中国）不图自强，贵国（日本）亦成孤掌，谆谆以整军丰财为急务，善哉言乎！”伊藤博文的门生、日本驻华使馆参赞楢原陈政拜访荣禄和奕劻，也转达此意。
7月，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与奕劻会晤，“谈次纵论亚东大局，输忱解带，披胸同心，忠告之言，良用欣感”。对此，荣禄和奕劻至少作出赞同姿态，复函分别表示:
子产之告羊舌，未能若是之深切也。方今敝国情势，早在鉴中，执事不姗笑之，而必欲策励之，使尽去积习，而臻于富强，非深维唇齿之义，力顾中东大局者，何能及此。
但念方今环球强国，鹰瞵虎视，皆狡然思逞。惟我国与贵国同处一洲，辅车相依，关系尤重，急欲认真联络，借助他山以成众，建不拔之势。
并表示：“迩来于整练营伍、开通商务诸事，凡可以致富强者，皆次第举行。”
当然，荣禄、奕劻对于伊藤博文的意见，也有所保留和辩解。荣禄认为:
夫中国非真不可为也，积习相仍，骤难移易。譬之起虚孱，而仁痿痹辅，以善药效，虽缓而有功；投以猛剂，病未除而增剧。客秋之事，略可睹矣。仆世笃忠贞，忝膺重寄，练兵筹饷，日切图维，执事知我爱我，必更有以教我也。……第练兵不可无饷，求财过急，则恐失民心。变法在乎得人，用人不当，则反滋流弊。仆以为法无新旧惟其是，国无强弱存乎人，事业出于精神，国是不争意气，诚得年少有才气者，从老成人翼导策驭之，破除锢习而不失中和，共立功名而不伤元气。
奕劻虽然同意“谋国之术，因时消息”，需要学习外国，扩商利，练精兵，对于时趋却不以为然，所谓:
方今地球强国环峙，日夜以修制战备，扩充商务为能，尚诈力，贱仁义，不务广德与民休息，而专恃攻取角胜，实千古未有之变局。……敝邦恪守祖宗宽大爱民之制，故赋额轻减，蠲振频施，不肯竭泽而渔。从前封桩羡余厉民之政所不敢出现。[43]
与此同时，清政府还通过各种途径，与向康、梁等流亡者提供庇护的英、日等国交涉，使之不再提供保护或迫使流亡者离境，以便实行暗杀绑架。11月30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到武汉，张之洞与之会谈时要求后者密告日本政府，如果不将康有为等人驱逐，他无法实施由日本军事教官训练军队等计划，又提出要日本政府与总理衙门交涉，让南北洋和湖广尽快派出留学生赴日。[44]日方权衡利弊，答称:
日本政府极不愿为康及其党徒在日本提供政治庇护，但由于国际上通行之惯例，又无法违反本人之意愿而将之遣送出境，但日本政府愿采取一切努力以便达此目的。[45]
奕劻在赞成伊藤博文关于中日两国合力维持东方大局意见的同时，趁机要求日本将康有为、梁启超、王照等人驱逐出境。[46]经过一段时间的讨价还价，日本终于借故将康有为礼送出境。
在这样的背景下，舆论和传闻的风向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899年6月起，连续出现多宗关于西太后准备再行新法的消息报道。如6月26日香港《士蔑报》称:
西后因时事孔亟，急欲购求新法，又使人调查康有为奏折，一一呈览，不许留匿。又由天津、上海等处，购得当世政论各书，其值约三千两。
7月1日东京《时事新报》报道:
西后每日必数遣内侍往问皇上病状，闻少痊，即慈颜大喜。且尝云：观今日之势，不能不行新政。又北京来信云：西后之急欲变法，事系的确，并非风影之谈。闻西后近日尽发康有为前后所上条陈览之曰：康有为之话，实在句句不错。
7月3日伦敦《泰晤士报》报道:
近有中州某公于召对时，西后询以行新政与按步就班孰善。某公奏祖宗成法，历久不敝，自以按步就班为善。西后顾谓皇上曰：然则外间亦不以新法为然。皇上敬对曰：乾嘉时，西人尚未如此相逼也。西后颌之。
7月4日东京《日本报》报道:
日前西后以国事日亟，强邻逼处，特召李合肥傅相垂咨一切。傅相以力行新法为请，返复辩难，几历时许。西后颇为之动听。
7月10日香港《士蔑报》报道:
近日西后又饬军机处进呈去岁康、李、杨、宋诸臣条陈，详细阅览。又近数日有二翰林召见，西后问以亦曾看时务书否。对曰：臣从不敢看。西后谕曰：时务书岂可不看，将来何以应变耶？二人恭聆之下，不觉惶悚。
7月11日，香港《西报》引述北京友人来函称:
西后近来颇以康有为等所上条陈甚善，命左右将康、梁诸人奏章进呈慈览，恒阅至中宵不辍。一夕，阅至京卿林旭所上条陈，不禁拍案称善。次日召见某邸，询问康有为一干人究竟如何。某邸对曰：皆是大逆不道。西后曰：其言亦多可采，特诸臣不善奉行矣。
1899年7月28出版的《知新报》第94册汇辑了上述消息，表明康有为一派注意到这一新动向。尽管他们并不相信西太后的诚意，还是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同日《知新报》发表《论今日变法必自调和两宫始》，一改政变以来对西太后口诛笔伐的态度，将攻击的矛头首先指向荣禄，将戊戌政变说成是贼臣从中离间，两宫失和所致。文章认为，政变后为使光绪复辟而采取的革命或勤王方略，均不可行，因为两策均可能为光绪带来杀身之祸，“事未举而中国之亡已久矣。窃以为定今日之政策，措天下于泰山，变法自强，当以调和两宫为第一义”。两宫不和，起于贼臣谗间之口和贼臣篡夺之谋，“实荣禄一人言之而一人为之矣”。皇帝、太后的安危与中国及人民的安危密切相连，西后欲谋自安，必须诛贼臣，和两宫。否则，荣禄可以借西后以除皇上，他日必以皇上之故而除西后。
迩来各报流传，谓西后遍阅新党诸奏折，因而谓之句句不错。又勉诸小臣以阅时务书，而使某亲王将神机营以敌荣禄，又将采用新党之言而讲求变法，一似重悔前此之孟浪，遽尔幽闭圣主，诛逐忠臣者。事出传闻，并非确据，然外侮之日甚，内臣之日专，苟有人心，无不悚然而怵惕临之矣。夫中国今日不能变法，由于皇上之无权，实由于两宫之不和。而究其纪极，则由于贼臣之构祸也。
西后如果“诛贼臣以谢天下，下明诏以复新政，起新党以图大业，而勤王之论不作，可以自保其身；革命之说不行，可以长享其国”。
针对情况的变化，康有为等人调整了策略。四个月前，梁启超发表《论保全中国非赖皇上不可》，批评当时关于保全中国的各种意见，甲说望西后、荣禄、刚毅等他日或能变法，乙说望各省督抚有能变法之人并进入政府，丙说望民间革命军起，仿效美、法实行共和独立，参照中国的实际，各说均不可行。“故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47]至于保全之道，《知新报》的《保身保家说》主张其道有三，一是尊皇，二是养才，三是合众。[48]欧榘甲《论救中国当以救皇上为本》，更直接呼吁“我同胞忠君爱国之士，其可以拔剑而起矣，其可以投袂而兴矣”[49]，重心显然在于依靠民间力量勤王举义。
康有为离开日本后，向英国求助不果，1899年7月，在美洲成立保皇会。8月4日，光绪三十岁寿辰，美洲、南洋各埠华商，纷纷发电至总署祝皇帝万寿。[50]其间再次提出光绪复政的要求。康有为的《美洲祝圣寿记》称:
美洲各埠，曰域多利、曰湾高花、曰袅花士眠士打、曰舍路、曰砵伦、曰砵当臣，并燃灯升旗，各以电致于四万里外之故国总署，问圣躬安否，祝圣寿万年，愿皇上复政以保中国。语虽不同，而义不出此也，此海外未有之举也。[51]
这显然是保皇会统一部署的结果，表明其尝试通过动员海外民众施加压力的办法来达到保皇复政的目的。此举引起西太后的注意。总署将各埠来电汇集上闻，“西后因询本年十月与及甲午年时，外洋华旅亦有如此电词祝贺否。佥答曰无”[52]。
稍后，新加坡华侨邱菽园、林文庆等人接读9月4日上谕，“惟朕躬服药日久，未见大效”，联络阖埠华商，于10月12日致电总署，奏请圣安。[53]外报报道：南洋新加坡、吉隆等埠清国绅商，咸联名电请皇帝安，“清民归附皇帝，如赤子之恋慈母，此清国不亡之象也”[54]。
11月12日，为西太后寿辰，南洋各埠华民又一次借贺寿之名，致电总署，指太后耄期已届，不宜过劳，而皇上圣体大安，应当归政颐养。[55]一时间各埠华商纷纷继起发电。据《天南新报》报道:
本坡闽商邱君菽园等首倡电请圣安之举，京师震动，内外向风，南洋一带，如吉隆埠、如八打威埠，皆起而抒依归圣主之诚，电请圣安，并请太后归政颐养。又香港教士及横滨商民，亦有电请圣安并归政之举。可知人心思主，讴歌讼狱，各有同情。天若祚汉，我皇谅必不长此终古也。兹复接美洲友人来信，述及美洲属地，凡华人通商之埠，皆有呈请圣安并请西后归政之电，统计一十三封。
所开列的13埠为：“满地河、锦录、湾果华、域多利、二埠、乃公埠、舍路、气连拿、砵伦、罗省忌列、波布顿、正埠、连拿仔。”此外，“尚有多埠续起者”[56]，如越南的海防、河内、南定、秘鲁的利马等地。
12月27日《东京日日报》报道：“支那居留外国之商人，近数月纷纷联名奏陈于西后，请其归政于光绪皇帝，共三十余起，已叠纪前报。顷又得北京来信，暹罗居留华人，亦有此举。”该埠华商陈斗南、王珏潘、于炯、吴添发等3万余人联名奏请太后撤帘，皇上亲政，速行新法，以洽群情而救危局。[57]“因月前星嘉坡各华商奏请归政，太后甚怒，故此次不敢进呈，恐遭谴责。”[58]
国内随之有了反应。1899年9月15日出版的《知新报》第99册刊登了《杭州驻防瓜尔佳拟上那拉后书》，提出“和两宫以图自存，和两党以策自强，和四彝以求自保，而其功则必自杀贼禄始”，并历数荣禄欺太后的十大罪状，认为所以能和之道，“则必以复位归政为第一义”。此文在《国闻报》也刊出，注云七月廿二日（8月27日）呈刚钦差（毅）代奏。严复阅后函告张元济:
其中词语最足惊人，兄如未见，亟取观之。“中外时事，非杀贼某不可”。此所谓某者，不知所指何人，然观后文所列十款，似是当今首相；盖非首相，他人无节制南北水陆各军事也。书言其人强悍无识，敢无[为]不道，包藏祸心，乘间思逞；维新不可不杀，守旧更不可不杀。言语激烈，可谓至矣、尽矣。[59]
其实原文直书荣禄之名，作者应为金梁。
主要面向中国内地读者的香港《华字报》刊登了以“大清国十八行省等臣民”的名义撰写的《拟布告各国公请皇上力疾亲政文》，呼吁英、俄、德、法、美、日本等国驻华公使，“申明大义，速提劲旅，驰赴燕京，公请敝国皇上力疾亲政，以顺人心”[60]。《中外日报》《汇报》等刊物连续发表论说，公开要求慈禧归政，光绪复权，重行新政。[61]当年京畿一带大旱，祈雨久无灵验，坊间也传言是幽囚圣主，且有废立之心，触天之怒所致，预言必将有忠直臣僚抗疏请太后撤帘，皇上复政。[62]
英国方面似也有所反响，当月伦敦《国家温故报》刊登左治安的意见，提出:
我外部衙门可递一国书与中朝，痛陈中国之危，力请归政光绪君，复行上年新政之令，并宜通知美、日两国，同时上此式国书，三国合力如此，西后虽顽，未必敢逃公道，或可不复阻挠新政。皇帝既复其位，自必召还各逋臣，并请外国精明之士为客卿，则不难振起老睡之国。彼之国权不失，我之商利亦不失，自然化却许多难案。[63]
西太后作出复行新政的姿态，或许只是施放烟幕，朝野内外的反响则显得多少有些信以为真。其时清廷派刘学询等人赴日考察商务，暗中交涉订约、“交康”或“除康”事宜，坊间传闻，却是要重新起用康党。皮锡瑞在日记中记道:
闻朝议召日本小田七及刘学循、李徵庸管度支，有“新政可望复行，新党可望复用”等语。周郢生家信，长信授意李，使康、梁返国，伊藤入辅。……夏子翁来拜，嘱觅先生。询以时事，云杨崇伊所奏，庆王、小李从中主持，派刘学循、庆长与日领事小田七同往东洋，请伊藤与水师提督某某来中国。[64]
张之洞幕下的陈庆年也说:
知此次庆宽自日本还，有条陈十二则呈庆王进呈朝廷，均允行。是又有维新之机矣，甚美事也。[65]
对此当朝执政的后党官僚感到几分惶然:
某邸出语人曰：上年主子讲什么变法，咱们几乎没有饭吃，幸亏老佛爷扳过来。今年连老佛爷亦讲什么维新，看来不久康有为一班人就要开复起用，那时还有咱们走的路吗？[66]
形势走向的不确定令传媒无所适从，对于西太后的好恶尤其难以捉摸。《知新报》第95期转载了7月22日香港《士蔑报》的一则报道，可以视为当时传媒揣摩不定上意的体现:
北京内廷大乱，西后、荣禄、庆亲王、李鸿章各分党羽，密布计策。西后始倚荣禄为心腹，任其练兵，今见其弄权，恐其逼己，以庆邸亲贵，故用以抑荣禄。且以李鸿章有才，凡与俄交涉，皆经其手，故西后重之。荣禄虽顾盼自雄，亦不过如小子，凡与外国交涉，皆守向来憎恶外人之故态，以遗西后忧。庆邸虽较忠于荣禄，亦无远知识，……李鸿章今日即能办事，想不过自清首尾，未必于太后之命有所加。李权全得自交涉，与荣禄不同，故人皆欲去荣禄。荣禄节制北洋，凶戾之气，遍于北京，与刚毅之南下两江，其凶戾遍于南洋相等。太后今亦知之，故回心易虑，假意向慕康有为之说，欲讲变法，尽购康有为所著之书及奏折，览之称善。然此计太浅，非有勇决之诚意，何能动人。即向之归心西后者，亦疑其不至前后相反若是。昨年政变，西后尽反新政，以为康有为之议，为害于国，复旧政，戮新党。然西后本非守旧，亦非维新，只求权势平稳逸乐，非此三者，不能得其心也。今虽观览新党之书及奏折，然既死之士，不能复生，六人本皆为国变法者，今已死矣，况西后之意，究不知何如乎？然其准人读康所著书，其转化人心者不少。吾今虽不知两党将何结局，但宫廷之内，必有不测之变，愿我国人定睛以伺之。
11月15日《知新报》第102册转载8月30日伦敦《中华驿务报》的评论，也依据该报天津访事人所说，认为:
西后之变机甚少，论其人原属聪明，不比北京之守旧党呆同木偶，但其知识，又未能行维新之政以致康氏所条陈之境地。他用守旧党之力以复其权柄，惟同时又嫌守旧党之首领不识事务，反足以生乱，故又假作与维新者和商，其实不知所措，只欲求自己安固，未尝识维新之益，守旧之害也。
据说慈禧开始对各埠华民纷纷请求归政的反应还算平和，“自汉人大官以下及多等人民，同情推戴光绪皇帝，若强行废立，必生内乱。故西后待皇帝，近亦略宽，召见大臣，亦许同见”[67]。“天坛祈雨，圣主竟得同往，当亦两宫渐和之机也。”[68]甚至个别官员当面要求归政也不以为忤。10月2日香港《孖喇报》报道，据北京来电:
山西知县宓昌墀召见时奏对于西后，侃侃而谈，特请其撤帘，归政皇上，又谓不可用荣禄练兵，不可用刚毅筹饷等语。情辞恳切，两宫大为感动。皇上恐西后动怒，叱其不得妄语。西后亦不怒之，但目为疯子。而该县令仍言言痛切，毫无顾忌。[69]
据说宓氏奏对时还称康有为才不可没。此事未必真确，《天南新报》却为此发表评论，盛赞其言为“人人有是心，人人不敢出诸口”的“天理人心之公”，可以唤醒人心，“上足以措皇上于安，中足以寒奸臣之胆，下足以苏士民之气”。[70]
相比之下，担心大权旁落的后党官僚更为不安。前此西太后有意趋新，守旧官僚即有种种异动的传闻，甚至有消息说奕劻、刘坤一和小田切万寿之助密谋策划推翻西太后，恢复光绪的帝位。[71]这种以进为退的可能性当然极小，他们最可能采取的对策，是一方面加紧迫害变法派，另一方面设法将西太后拉回保守的轨道。而复政危及西后的地位，无疑是最好的口实。西后明白不识时务很难生存，不能一味恪守祖宗成法，但绝不能容忍海内外商民合力要挟，更不会迫于社会压力而轻易交出手中的权力。西后万寿时，“各埠华商均发电恭祝，惟末语皆有请西后归政者。电到总理衙门，大臣竟将末语删去，乃进呈。后刚毅欲激怒西后，故将其事而直陈之，西后为之变色”[72]。
流亡海外的康有为等逋逃客，依然是当朝执政的心腹大患。政变以后，清廷虽然宣告概免株连，暗中却加紧严拿深究，1898年秋冬间，密饬各督抚查拿新党，1899年7月5日，又申电沿江沿海各省督抚严办康、梁党羽，并饬招商局于各埠细心访拿。[73]康有为几度隐约声称，各地华侨电请归政由保皇会所鼓动，只是对结果的判断在立储前后截然不同，此前以为：“此事但请归政，并无得罪，宜争忠义，万世流芳。”[74]此后则说：“及仆游海外，人心咸戴圣主，创为保皇会，从者数百万人。六月、十月纷纷电请太后归政于皇上，诸贼忌之。”[75]可见，保皇会开始是想借助西太后有意趋新之机，鼓动海外商民造成巨大的社会压力，以达到归政的目的。不料此举反而勾起西太后的心病，触犯了守旧党的大忌。尽管康、梁等人提出过赎买政策，但是，要西太后和守旧党在这种形势下放弃权力，无异于让他们走上政治的不归路。于是后者选择了与保皇党人的预期完全相反的应对之策。

第三节　立储

1899年上半年，表面看来政变后尖锐的矛盾和紧张的局势似乎有所缓和，暗地里新旧各方的较量仍在继续，因此不时还有废立的消息传出。5月《字林西报》报道：“北京纷纷传说，谓西六月二十号中朝另立新君，闻践位者为恭王之孙，又有谓为五王爷之孙者，西后恐不能复秉大权，实深焦虑。”《知新报》转载这一消息时，将信将疑。[76]
9月4日，清廷发布上谕，因光绪服药日久，未见大效，将通晓医学被征召来京随同太医院诊脉的山西汾州府同知朱焜、广东驻防汉军监生门定鳌饬往原籍。此事非同寻常，引起海内外颇多猜疑。郑孝胥在9月8日的日记中判断：“此事何用宣诏？恐朝中有变。”[77]门定鳌回粤后声言：皇上实系无病，所有脉案，俱系太后令其照开，故门君愤惋请回。[78]同日香港《士蔑报》报道:}qc据上海某报之言，谓得接北京消息，知西后所造之铁屋，乃所以监禁光绪皇帝于其中，定于本月废位，而另以一九龄童子继位，仍以西后训政，此童子名溥巽，乃澜公之子云。
9月10日该报又报道:
中国皇帝阴令心腹内监持密诏往与日本公使，求其转达日皇，设法相救，谓事机极急，稍迟则不独政权无再操之日，即身命亦恐不保。[79]这时京师内外，传言纷纷，互相歧异，真伪莫辨。或谓光绪病重，陷于慢性肾脏及心脏之痼疾[80]；或称春明大有佳音，康有为将归国[81]；或“都中消息，极为骇人”，令人不明就里，忧心忡忡，四处打听，“实在如何，尚望详示。外患如此，而继以内忧，恐人将乘吾隙矣”；甚至有传闻说，“庆王之意欲皇上让位，荣禄之意欲皇上亲政，两人大相龃龉，不能相容，大约俟迁居雍和宫后，必须有一番争论”。朝内各官分为两派，刚毅若回京，必然助庆。[82]
在传言四起、朝野上下惴惴不安和海外商民接连不断的归政呼声中，旧历己亥年即将过去。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即公历1900年1月24日，清廷突然发布上谕，宣布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是为己亥建储。此举几乎在所有人看来，都是废除光绪的前兆，其实际目的之一，可能也的确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