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记忆：逃离悲恸之地
作者：玛丽·瓦西里奇科夫
内容简介
一部几乎贯穿整个二战的长篇战时日记。 这本日记的记录时间与整个二战大致同步，横跨19401945年这些重要的二战年月：从苏德友好到两国开战、战事吃紧，从喧闹的舞会派对到满地碎玻璃的破烂酒吧日记勾勒出了一条具有时间感的纵向线索，以此为战事及其后果刻划了清晰的轨迹。时间密集的日记，带来引人入胜的现场感。读者几乎随着作者一起，经历了一遍战时柏林的生活。 一卷布满历史细节的私人二战史。 关于二战的历史资料和研究著作很多，本书的写法相比一些讲述二战历史的鸿篇巨制，当然是零散而又琐碎的。但作者以战争亲历者的视角，记录了她在战争中的心理状态、物质生活、思想认识、社交、工作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使这本日记成为名副其实的私人历史，书中所录的这些细腻、生动、切身的历史细节，正是厚重的大部头历史的一种补充和佐证。值得强调的是，书中用非常详尽的篇幅描述了七月密谋暗杀希特勒行动的发起和失败，以及事发后盖世太保的传讯，相关人员的被捕等德方的恐怖手段。本书对这一历史事件做了当事人角度的近距离描述，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份相关目击记录，是弥足珍贵的一手史料。 一本俄国流亡贵族女性的传奇自传。

译序
我个人本来对历史不甚热衷，若涉及战争及军武，更是兴趣缺缺，不过却觉得这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战部分）的第一手目击记录可读性极高。因为这本书把历史与战争还原到最原始、最真实，也是最吸引我的“个人层次”上，将所有历史人物“人性化”，所有历史事件“私人化”，因此，读来“人味儿”十足，同时又像研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对那次影响现代文明最重要的全球性事件之一印象深刻。
本书最特别之处，要数作者“蜜丝”的观察角度。首先，她的身份是一位落难的白俄女爵，因此，她的日记等于在侧写整个欧洲贵族文化/文明的死亡，叙述了这个荣衣锦食的社会阶级不仅在战争中丧失世袭的产业，其人口也因男性参战后大量阵亡、被俘而受到严重损失，同时，年轻一代亦在“质”的方面（诸如素养、风度等）显著退步。富贵浮云，曾经显赫的，不可避免地式微，读来难免要与优秀贵族的女主角一同替这批朱门人物的家道中落慨叹；然而以大时代的角度来看，这个从“特权”到“民主”的过渡，却是必然的世界潮流走向，或许这也是两次欧战对欧洲唯一的好处吧！
其次，大战期间，蜜丝生活在纳粹德国首都柏林的上流社会——外交界及国际大都会知识分子圈内，因此，她看得到许多轴心国内一些可爱，甚至高贵的人物，也看得到同盟国许多不公平，甚至冷酷不仁的作为，更目睹、亲身经历了一般德国人民因为战争所面对的恐惧以及所忍受的痛苦。德国各大城市遭受盟军轰炸，死伤人数与物质损失远甚于同盟国。战争末期，经苏军及盟军反攻占领后，百姓痛失家园，大量难民颠沛流离。逃难途中，妇女遭强暴及死亡人数以百万计。为战争付出最惨痛代价的总是人民；德国人也苦，也可怜，却因为他们是战争发起国的国民，便无权诉苦，无权得到同情。透过本书，让我们这些持有受害者心态的战胜国国民换个角度，看到同样是人类同胞的轴心国国民曾经受过的苦，这一点弥足珍贵。
此外，作者另有一项特出之处，即她叙事的声音、语气，也就是她个人的性格特质。书评人加尔布雷斯说得好：“……我们再也找不到另一份文献，能以这般无与伦比的平静及优雅，面对如此残酷又丑陋的现实。”蜜丝似乎是个典型的摩羯座：长相与个性都讨人喜欢，喜欢交游广阔的生活，交际手段也十分灵活；生性保守踏实、冷静沉着，能保持超然，内心却承载深沉的怜悯，而且很能吃苦。不过，我觉得她最重要的一项生存利器，亦即这本书最吸引人的特质，却是她个人低调、含蓄却极犀利的幽默感。面对种种人性的扭曲、邪恶以及这么多巨大的伤恸，我想这份幽默感不仅是她个人，也是阅读这本书的读者唯一的救赎。
接着，我想提醒读者一点，虽然本书可读性极高，也很容易阅读，但必须先克服一件事：浩繁的欧洲地名及人名！我想象大部分读者都跟我一样，对欧洲（尤其是东欧）的地名，不如对亚洲及北美洲来得熟悉，因此，看到层出不穷的陌生地名时，脑袋里多半一片空白，若您手边能准备一份原文（或英文）的欧洲地图（包括俄国）会更好。
至于书中的人名，更是令人眼花缭乱。欧洲贵族经过数世纪的交叉联姻，似乎形成了一个不分国籍的独立社会阶级，一旦生在这个阶级之中，整个欧洲的贵族体系立即自动跟你产生了关联。蜜丝在书中提及的数量惊人的亲朋好友，几乎全来自权贵家族，不仅每个人都有头衔，如王子、公主、伯爵……而且姓名都极复杂冗长，名字、教名有两三个不说，就连姓氏都常用破折号附带家族的封邑（地）名。英国人讥嘲贵族常有“双枪管的复姓”（double-barreled last name），本书中的贵族扛着“多枪管复姓”的大有人在。幸好蜜丝极少使用全名，多半只直呼小名（昵称）及单姓，将袭位及类似冯、祖、德等后面拖拉的家族封地全省了。若能搞清楚蜜丝的周围人物和彼此的关系，读起来肯定较能进入情况，增加许多乐趣。
最后，我要再次坦承自己对战争史及军武少有研究，同时亦不懂欧洲语系，翻译时，多蒙谙德、法语的朋友协助，不过，相信仍在翻译专有名词上犯下不少错误，在此先请各方专家包涵，不吝指正。

唐嘉慧

关于《柏林记忆》
这本日记的作者，玛丽（“蜜丝”）·瓦西里奇科夫[1]于1917年1月11日生于俄国圣彼得堡，1978年8月12日因白血病病逝于伦敦。
她在家里五个小孩中排行老四（第三个女儿），父母为伊拉瑞恩公爵及莉蒂亚女爵[2]。1919年春天，他们夫妇离开俄国，蜜丝以难民身份在德国长大，赴法国读书。因为俄国大革命之前，父亲的家族在立陶宛（1918—1940年间为独立共和国）拥有产业，蜜丝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曾在该地的英国公使馆做过一段时间的秘书。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蜜丝和二姐塔蒂阿娜（后为梅特涅公爵夫人）身在德国。她们到母亲童年玩伴奥尔加·皮克勒伯爵夫人位于西里西亚的乡间别墅“弗里德兰城堡”过暑假，其他的家人则分散世界各地——父母及弟弟乔治（“乔吉”）住在立陶宛，姐姐伊连娜住在罗马，27岁的长兄亚历山大则因肺结核于该年早些时候死于瑞士。
20世纪30年代早期，全球经济萧条，外国人几乎不可能在西方民主国家申请到工作证，唯独法西斯意大利和（更有甚者）纳粹德国因大规模营造公共土木事业及重整军备，才能让（像瓦氏姐妹这样）具有特殊工作技能却无国籍的人谋职活口。1940年1月，两姐妹遂迁往柏林求职。蜜丝的日记从她俩抵达德国首都后开始。开战后的第一个冬天，除了停电与食物配给吃紧之外，生活出奇地“正常”，只有在4月德国入侵丹麦及挪威之后，随战争而来的恐怖及道德困境才逐渐渗透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终至主宰一切。
因为德国缺乏语言人才，蜜丝虽不是公民，却很快先在德国广播电台找到了一份工作，后转至外交部情报司上班；在那里和一群后来积极参与著名“七月密谋”[3]的反纳粹核心人士共事。蜜丝对于施陶芬贝格伯爵暗杀希特勒失败，以及接下来的恐怖统治（她有好几位密友及同事因此身亡）的详细日记，成为至今对该次事件唯一的一份目击记录。待她终于逃出遭轰炸的柏林荒城之后，又在盟军轰炸下的维也纳医院里担任护士，度过大战的最后几个月。
蜜丝极爱写日记，每天都用打字机将一天大事打出来，只有几篇较长的事件描述，如1943年11月的柏林轰炸，是她随后补上的。她用自小熟悉的英文写作，打好后逐页保存在她办公室的档案柜内，就藏在公文之间，每当页数积得太厚，便带回家找个地方藏起来。偶尔也会藏在她正巧去度假的乡村别墅里。刚开始一切都很公开，她的老板会说：“好了，蜜丝，把你的日记收起来，干点儿正经事！”经过“七月密谋”之后，她才变得比较谨慎：那个时期的日记全用一种私人的速记法写成，战后她才转写出来。
尽管因为轰炸连续搬了几次家，且在战争结束时仓促逃离围城维也纳，但她的大部分日记，包括最重要的几个历史片段，竟然都保存了下来；残缺的只有1941年、1942年及1943年初这几个部分——有些被刻意摧毁，有些则遗失了。
大战结束后不久，蜜丝打出了速记部分的全文，并将其余日记重打一份。这一份日记保存了25年，直到1976年，蜜丝在亲友鼓励下，经过再三考虑，终于决定将它公之于世。原文删减更动处极少，修改的部分多因语言或编辑问题，或是替姓名缩写加上全名，因为她坚信，倘若自己的日记果真具有任何价值，乃因记载的当时原无意出版，所以每个字都发自内心，全无掩饰虚矫。她觉得日记中的目击记录及当下的情绪反应才是最真实的，若为了顾全自己的颜面或其他人的感觉，以后明显可看出掺假，甚至筛检，那就失去意义了。
定稿后的第三份日记，是蜜丝在她临终前几个星期才完成的。

出版整理我姐姐蜜丝的稿件期间，最让我感到欣慰的，便是在搜集与查证背景资料、消息来源及照片时，不论向谁求助，不论对方是否认识蜜丝本人，都立刻得到全力的配合（有时也包括热忱的款待）。对某些人来说，这意味着必须勾起某些回忆，无论这些人在那个黑暗时代所坚持的政治立场及所作所为多么令人景仰，回忆仍令人伤痛，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他们的宽宏大度。
对我帮助最大的人，首推伊丽莎白（“西西”）·安德拉西伯爵夫人（原维尔切克女伯爵）。她告诉我大战尾声最后那几个星期与蜜丝共度生活的细节，替姐姐的回忆录做了最重要的补遗。接着我要感谢克拉瑞塔·冯·特罗特·祖·佐尔兹博士，她是蜜丝的密友，也是在蜜丝临终前几周唯一看过整份完稿的人。之后，她不遗余力地协助我，并允许我摘录其先夫亚当写给她的信件。然后我要感谢哈索·冯·埃茨多夫博士给我的鼓励，他写的介绍和个人回忆都对我帮助极大。
感谢康登霍维伯爵钜细靡遗地审稿，他的出版经验丰富，对现代史博学多闻，又与许多书中人物有私交，对本书贡献极大。住在波恩的布莱修斯博士，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及盟军政策专家，对德国反纳粹运动尤其了若指掌，对我所加的历史注解多所指正。
在此同时要特别感谢布鲁克—谢泼德及《星期日电报》的编辑们，是他们率先将蜜丝及她的日记介绍给英国读者。
感谢蜜丝的女儿，亚历山德拉·哈恩登不惮其烦准备完整的人名索引。
感谢埃利斯太太及凯恩太太耐心替我们打字。
感谢以下机构职员给我的协助：伦敦歌德学院、日内瓦联合国图书馆（我的研究工作大多在该馆完成）、伦敦威纳图书馆、波恩德国外交部情报司、科布伦茨联邦参议院资料馆以及柏林美国资料中心。

乔治·瓦西里奇科夫
1985年4月记于伦敦

1940年1月至12月
弗里德兰城堡　1月1日，星期一
奥尔加·皮克勒、塔蒂阿娜和我待在弗里德兰城堡度过一个安静的新年。我们打开装饰圣诞树的小灯，往一碗水里滴熔蜡和熔铅算命。我们期望母亲和乔吉随时可能从立陶宛搬来，他们已经讲了好几次，却没有行动。午夜时分，全村钟声一齐鸣响。我们探出窗外聆听——这是新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第一个新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39年9月1日开战时，立陶宛——当时蜜丝的父母及弟弟乔治仍住在那里——仍是个独立的共和国，不过，却在9月28日签订的“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此为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于8月23日签订之互不侵犯条约之续约）中被秘密划入苏联势力范围。苏联红军自10月10日开始进驻几个重要城市及空军机场。从那时开始，蜜丝的家人就一直准备逃往西欧。

柏林1月3日，星期三
我们带着11件行李，包括一台留声机，前往柏林。早晨5点出发时，天色仍一片漆黑，别墅管家开车送我们到奥珀伦[4]。奥尔加·皮克勒借给我们足够维持三个星期的生活费，在这段时期内我们必须找到工作。塔蒂阿娜已经写信给杰克·比姆——去年春天她在美国大使馆认识的男孩。我们在考纳斯英国公使馆工作过的资历或许有用。

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紧接着1941年12月11日，希特勒向美国宣战之后，美国大使馆才撤出柏林。

火车拥挤不堪，我们站在列车通廊里。幸好有两名士兵替我们抬行李，否则绝对挤不上车。抵达柏林时已迟了三个小时。塔蒂阿娜一踏进皮克勒夫妇好心借给我们暂住的公寓，就开始打电话给朋友，这让我们俩都觉得安心一点。位于利岑贝格街与库达姆大街[5]交叉口的这栋公寓极大，但奥尔加要求我们别请外人来打扫，因为屋内有许多贵重物品，所以我们只用一间卧室、一间浴室和厨房，其他部分都用床单罩起来。

1月4日，星期四
白天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涂黑窗户上，因为从去年9月开战，这栋房子就没人住过。

1月6日，星期六
穿好衣服后，我们大胆钻进屋外的黑夜中，很幸运在库达姆大街上拦到计程车，愿意载我们去蒂尔加滕区[6]外围的智利大使馆参加舞会。主人莫尔拉在西班牙内战爆发时，曾派驻马德里担任大使，尽管智利政府亲共和派，大使馆却收容了3000多名会遭到枪决的人，有些人藏在使馆里长达三年，睡在地板上、楼梯上，挤得到处都是。莫尔拉不理会来自共和政府的压力，没有交出一个人。同一时期，斯图亚特王族的后裔，阿尔巴公爵的兄弟向英国大使馆寻求庇护，却遭到礼貌的拒绝，随后被捕处决。相较之下，莫尔拉的表现更令人钦佩。
舞会成功极了，仿佛战前一般。刚开始我还担心认识的人不多，很快却发现很多人去年冬天就见过面（蜜丝曾在1938—1939年冬天来柏林探望塔蒂阿娜）。初次见面的包括维尔切克姐妹，两人都非常漂亮，而且装扮入时。她们的父亲是德国派驻巴黎的最后一任大使；哥哥汉西和他可爱的新娘西吉·冯·拉费特也在场。还有很多朋友，像是罗尼·克拉里——非常英俊，刚从鲁汶大学毕业，一口地道的英语。这对我来说是一大解脱，因为我的德文还不太溜。在场的年轻男士多半来自柏林市郊的克拉普尼兹军官学校。稍晚，智利红歌星罗西塔·塞拉诺献唱，对着年仅19岁的小埃迪·弗雷德猛叫“俊美的朋友”，让他好不受用！我们好久没跳舞了，一直玩到凌晨5点才回家，一票人全挤进一位名叫卡蒂埃的比利时外交官的车里，他是维尔切克家族的朋友。

1月7日，星期日
我们仍在费力找工作，并决定不求助朋友而直接找在商业界的熟人。

1月8日，星期一
下午去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面谈。他颇友善，而且立刻让我们考试，因为没有心理准备，我们很紧张。他唤人推出两台打字机，还送来速记本，然后用极重的口音、极快的速度口述了一长串，我们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最糟糕的是，我们俩最后交出来的信，内容居然不一致！他表示一有空缺就会打电话给我们，但我们不能等太久，这段时间内若找得到别的工作，非接不可。很不幸，大部分国际贸易都已停摆，柏林没有一家公司需要会说法语或英语的秘书。

1月11日，星期四
今天是我的23岁生日。汉西·维尔切克的未婚妻，西吉·拉费特来家里喝茶；她真是个窈窕淑女，很多人都说她是“典型的德国美女”。晚上赖因哈德·施皮兹带我们去看电影，然后去一家名叫“西罗”的夜总会喝香槟、听现场演奏，现在公共场所已禁止跳舞。

1月13日，星期六
母亲和乔吉在天蒙蒙亮时抵达。已经一年多没看到乔吉了，他还是老样子，非常迷人，对母亲很体贴。母亲看起来疲惫不堪，身体很差。立陶宛逐渐苏维埃化，他们经历了些很可怕的事，早就该离开了。父亲决定暂时留下，因为他在等着做一笔很大的生意。

1月14日，星期日
我们把母亲和乔吉安置在皮克勒家的公寓里，省下住旅馆的钱——他俩身上加起来只有40元！我们又尚未找到工作，财务状况凄惨。他们想留在这里，无疑大错特错：这里天气寒冷，食物不够，政治状况又极不稳定。我们试着劝他们去罗马，母亲在那儿有很多朋友，城里又有大群白俄移民；她若待在这里一定会很寂寞，因为除了随战争范围如油渍般扩大，数目不断锐减的各大使馆驻派人员之外，柏林毫无家庭生活情趣可言。现在城内全是年轻单身汉，年龄都和我们差不多，不是军人，便是上班族，每天晚上泡夜总会。伊连娜已在罗马安定下来，就算只考虑气候这一项因素，生活也会舒服很多，况且一等到我们找到工作，便可定期寄钱过去。

1月15日，星期一
政府新法令：只有星期六及星期日才准洗澡！真糟糕，住在大城市里这么脏，而且泡澡是少数几种保暖的方法。

1月17日，星期三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陪家人。母亲的精神很脆弱，亚历山大死后，她受了不少苦，现在症状陆续出现。

1月18日，星期四
乔吉胃口奇大，食粮（我们从弗里德兰带来的一些牛油和香肠）正迅速消失，令我们更加觉得他们应该去罗马。他若留在这里一定很快就会营养不良。感谢老天，至少意大利尚未参战，也还没实施食物配给。

1月19日，星期五
凯蒂娅·克莱因米歇尔在德国新闻广播电台英语部门上班，或许能帮我找份工作。我们现在愈来愈焦急，美国大使馆一直没下文，又不能去烦人家。家人来投奔后，我们已濒临破产，仅剩的钱也在迅速消失中。我们去见过法本化学工业公司的一个人，可惜他们需要一个德文速记很强的人，这方面我们俩都不拿手。

德国新闻广播电台等于是德国的BBC。蜜丝进去之后，曾经在未来的联邦德国总理基辛格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

1月22日，星期一
今天我去凯蒂娅·克莱因米歇尔在腓特烈街的办公室，花一个早上听英文口述打字。这是我第一次接受测验，非常简单，只测验速度。他们说会再通知我。那个地方像个疯人院，为了配合新闻播报时间，每个人做事都像火烧屁股。我碰到在捷克出生的前世界网球冠军罗德里克·门策尔，他可能成为我未来的同事。

1月27日，星期六
塔蒂阿娜在弗雷德双胞胎姐妹家认识一名男士，建议她去他的办公室上班——德国外交部的一个部门，他们需要法文流利的人。这里的朋友大多劝我们别去美国大使馆工作，身为外国人，我们或许早已受到盖世太保的监视。德国现在又和苏联友好，我们是白俄人，已经够糟了，而且以前我们还替英国公使馆工作过。现在我们这么穷，不论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都非接不可。美国大使馆仍毫无音讯。
前几天在朋友家，有人介绍我认识柏林最有名的女主人，冯·德克森太太。她用手撩过我的头发——令我生厌——然后问我们是白俄还是赤俄，如果是后者，“你们便是我们的敌人！”令我颇为惊讶，德国和苏联现在不是亲热得很吗？！

1月29日，星期一
今天我们俩都开始正式上班：我进德国广播电台，塔蒂阿娜进外交部情报司。我的办公室群龙无首，每个人都在发号施令，不过听说帝国宣传部部长戈培尔博士是最后做决策的人。我们俩的薪水都是300马克：扣掉110马克的税，还剩下190马克。必须凑合着过。

1月30日，星期二
我的第一项工作是抄录有关英国经济战大臣[7]罗尼·克罗斯的冗长故事；战前塔蒂阿娜去英国时正好住他家。我的直属上司E先生蓄了一撮非常巨大的仁丹胡，似乎大半辈子都住在英国，他太太也和我们在同一间办公室内工作，两人都是中年人，显然是个大麻烦。他整天口述文件，多半是诽谤文章，错综复杂，到最后常变得无法理解。德国人若外国语文学得好，通常就会变成这样。我从早上7点一直打字打到下午5点，纸一抽出打字机，E先生便对着纸猛敲，纠正错误。这份工作还有人上夜班，日以继夜地进行。

蜜丝为了顾念某些人物的生还家属，少数情况下人名只用缩写，不过这些人都不具政治色彩。

今天美国大使馆终于打电话通知有工作了，两份薪水都比我们现在拿得多，可惜太迟了。

2月13日，星期二
母亲和乔吉今早离开，去西里西亚探望奥尔加·皮克勒。我们希望他们能在那里待久一点，恢复元气后再前往罗马。

2月14日，星期三
最近很少看到塔蒂阿娜，我每天早上5：30起床，下午6点左右才回家。每天通车进城的时间十分漫长。塔蒂阿娜从早上10点工作到晚上8点，还经常加班。

2月22日，星期四
经过两天的煎熬，今天收到一个已付费的包裹，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真是非常幸运。

3月2日，星期六
今晚巴西人举办一场盛大的鸡尾酒会。大使住在城郊。我不喜欢看到美丽的俄国圣像挂在留声机上，这些外国人着迷于搜藏圣像，随处乱挂，令我们这些东正教教徒大为震惊。我提早离开，结果在回家的路上迷了路。
艾许文·祖尔·利珀—比斯特费尔德从齐格菲防线（盟军替德国在1938—1940年间所修筑，大致与法国著名的马其诺防线平行的碉堡及据点网的名字。后来因为一首英国通俗歌曲《我们将在齐格菲防线上晒衣服》而声名大噪）归来。

3月3日，星期日
早上俄国教堂内的圣诗唱得美极了。通常星期天我仍需上班，做完礼拜待在家里弹钢琴，四周围绕奥尔加·皮克勒鬼气森森、覆罩家具的床单。

3月4日，星期一
我感冒严重，决定这几天晚上都待在家里。塔蒂阿娜每天晚上都出去，认识了一大票西线上的男孩。

3月12日，星期二
正从西里西亚赴罗马途中的母亲从维也纳打电话来，说乔吉不见了。火车停进小站时他去检查行李，没想到工作人员趁他不注意，把行李车厢卸下来挂到另一截火车上，现在他正随行李驶往华沙。两个人的车票都在他身上，他没有护照，口袋里只有五马克。母亲只好满怀希望地在维也纳等他。

3月13日，星期三
去参加弗雷德家的派对。我到的时候，只有双胞胎姐妹埃达（“迪基”）和卡门（“西塔”）在，她们陪我在浴室里整理头发、聊天，很骄傲地拿西班牙内战时期雅各将军及莫斯卡多将军的信给我看；那时她们替驻守西班牙的德国秃鹰军团担任护士。现今世界名流她俩全认识，包括教宗本人。这是她们的嗜好。

德国秃鹰军团是德国空军的一支单位，加上一些地面部队于1936年组成，使命为帮助西班牙内战的民族主义者，其中还包括专业的医护人员。

3月14日，星期四
下午陪艾拉·皮克勒去埃琳娜·柏纳索家。她虽在俄国出生，却完全不懂俄文，父母看起来倒像百分之百的俄国人。她的丈夫阿戈斯蒂诺在这里的意大利大使馆工作。稍后，一大群意大利女士来串门，显然每个人都在为戈林元帅的新生宝宝织小衣服，有点太肉麻了吧！

3月16日，星期六
海伦·比龙来喝茶，我们在弗里德兰及这里的男主人卡尔—弗里德里希·皮克勒也来了。他一如往常，非常乐观，认为战争将在圣灵降临节前结束。虽然他对我们一直很好，但我总觉得在他面前就是不太自在。
后来，大家移师到邻居阿加·冯·菲尔斯滕贝格家里，她开了香槟。

3月18日，星期一
今天放假，睡到11点，然后去塔蒂阿娜办公室找她，一起吃午餐。午后，我们走到仍是一片冬日景致的蒂尔加滕区内散步。傍晚去参加丹麦大使德·威特夫妇开的盛大派对。

3月20日，星期三
今晚我们俩都很早上床。法国总理达拉第辞职了。

达拉第曾三度出任法国总理，最后一任的任期为1938—1940年（同时兼任陆军部长），曾在慕尼黑协定中扮演关键性角色。继任者为其政敌雷诺（1878—1966）。

3月22日，星期五
今天是复活节前的星期五，我却仍得上班，忙得头昏脑胀，连续打字九个小时。我的老板E先生见我快昏倒了，拿出一瓶荷兰杜松子酒，虽然能够提神，却非常难喝。他和他老婆整天吵架。看他们这样，我坚决反对夫妻共事。我不喜欢他，与他保持距离。不过有一次他俩刚吵完一架，他探出窗口去透气，我却有股想把他推下去的冲动。现在凯蒂娅·克莱因米歇尔和我上同一个班次，经常打照面，每次觉得快受不了他们夫妻时，我们便轮流躲到打字机后面。办公室已迁到夏洛特街上的另一栋建筑内，老板们因此不必整天听戈培尔唠叨。以前部长先生每隔一个钟头就会召见他们一次，现在只能在电话里口沫横飞……
回家时已精疲力竭。

3月25日，星期一
今天放一整天假。塔蒂阿娜和我去波茨坦玩。天气好极了，我从来没去过那个可爱的驻防小城，柏林完全缺乏那种魅力。回柏林时，正好赶上一场白俄哥萨克“黑海”演奏会，极为成功。德国人很喜欢这类玩意儿。

3月26日，星期二
和凯蒂娅·克莱因米歇尔一起吃午餐。她非常风趣，办公室里有她真好。通常在街上或餐厅里，我们都用英语交谈，从来没有人反对。

3月28日，星期四
罗马来信，报告母亲与乔吉平安抵达，只是有些东西在威尼斯被偷了，包括母亲一直保存的俄国沙皇时代艺术品，像是法贝热[8]的珐琅相框等。此外，乔吉装衣服的行李被人用空箱掉了包。他们的冒险经历似乎永无止境。

3月29日，星期五
到克莱道夫的绍姆堡—利珀府邸吃晚餐，客人只有几位。餐后，普鲁士奥古斯特—威廉王子——他已60多岁，是前普鲁士皇帝的第四个儿子——在炉火前讲了许多过去有趣的故事。

3月31日，星期日
与朋友到“罗马”吃晚餐，现在意大利餐厅极受欢迎，因为意大利面有营养，又不需要用粮票。

4月1日，星期一
今天放假，逛街购物。这年头“购物”基本上就是购买食物。每样东西都需配给，而且每家店都大排长龙。晚上和塔蒂阿娜去汉斯·冯·弗洛托家晚餐。汉斯因为经营一间防御武器工厂，至今未被征召，仍是平民身份。

4月2日，星期二
和意大利使馆空军武官马里奥·加斯佩里去看电影，然后去罗马餐厅。他有一辆全新的菲亚特跑车，就跟一台无线电报机一样小，昵称“托波里诺”[9]！太久没坐小汽车，感觉好怪。

4月3日，星期三
10点才进办公室。现在工作时数不再那么长，因为换班次数较频繁。今天拿到第一份独立翻译的稿件——或许是因为老板度假去了——主题为经济。上早班的人有凯蒂娅·克莱因米歇尔、我和一位外交部调来的年轻人。他脾气很好，英文说得不太顺，所以我们得带着他。这点他心里明白，所以对我们很尊重。大家相处融洽，更让我意识到跟E先生共事的压力。听说他度假回来将升任新闻总编辑，想让我做他的私人秘书。我宁愿辞职！

4月4日，星期四
每天我们都会接到一份BBC及其他外国广播电台新闻报道的逐字监听记录，全盖有“最高机密”（streng geheim）的戳记；每份的颜色又因“机密”程度不同而异，粉红色最机密。读起来很有意思。住在德国的人除了报上登的消息（实在有限），对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浑然不觉，我们电台却是例外。今天下午从外交部调来的那位同事，午餐后进办公室脸色惨白，原来他把这样的一份文件忘在餐厅里了。这个罪名可不小，要砍头的——用斧头砍！（咱们领袖的最新发明）——这把他吓坏了，忙不迭奔回外交部去“坦白”。

纳粹德国的处决方式一般都用迷你断头台，但碰上特殊案件（如叛国罪），希特勒命令仿效中世纪用斧头砍头。

4月9日，星期二
今天德军占领丹麦并入侵挪威，害我们忙得要死，因为必须想些正当理由向世界其他国家交代。无数备忘录因此在办公室内往返，讨论该怎么处理。回家时我发高烧。马里奥·加斯佩里打电话来，他和其他武官才刚从齐格菲防线视察回来。

占领丹麦及挪威的这场“西线战争”原本不在希特勒计划之内，但德国必须仰赖瑞典的铁矿，且须经由挪威北部纳尔维克港输出；而且也想防止盟军参战后，效法第一次世界大战通过丹麦、挪威两国控制大西洋，对德国进行经济封锁。盟军为了同样的理由，自1939年秋天便公开喊话，将先发制人，进击北欧，协助遭受苏联攻击的芬兰。德军突袭时，盟军正前往挪威途中。
丹麦在一天之内便被攻占，直到战争结束，一直是德国的保护国。挪威则抵抗到6月，其间盟军数度企图守住挪威北部的据点，都没有成功。德军对西欧发动攻势之后，盟军撤出，挪威被占领，国王哈康七世（HaakonⅦ）逃到英国，成立流亡政府。
这场战争是希特勒在占领波兰后的第二次重要胜利；他因此保住了瑞典的铁矿资源（持续到战争结束），波罗的海则成为德国的内陆湖。德军现在站稳脚跟，蠢蠢欲动，觊觎从北角到阿尔卑斯山脉的整个欧洲。

4月10日，星期三
今天早上我发烧烧到39.5℃。

4月11日，星期四
塔蒂阿娜也被传染了！早上她被盖世太保盘问了很久——他们对我们跟罗马通信感到好奇——中午便从办公室回家，立刻上床休息。两边办公室都不断有人打电话来；他们既担心，又焦躁、生气。

4月12日，星期五
继续感冒！两人都觉得很虚弱。

4月13日，星期六
医生要我再休息五天，让我大松一口气！像我们这样营养不良的人，一旦感冒对心脏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