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灭
作者：覃仕勇
内容简介
明末清初是一个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短短的几十年间，干戈不息，烽烟遍地，万千子民归于涂炭，兆亿生灵化为枯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张献忠、李自成、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孔有德、多尔衮、马士英、左懋第、阮大铖、李香君、侯方域、钱谦益、柳如是、史可法、高杰、夏完淳、陈子龙、李成栋、张名振、瞿式耜、张同敞、郑芝龙、郑成功、张煌言等等一大批史上著名人物分别以各自独有的姿态，相继登上历史的舞台，演绎出一场场回肠荡气、慷慨悲歌的时代大戏。在血与火，刀与剑的考验中，他们或是封疆大臣，或是百战边将，或是布衣文士，又或草莽英雄，甚至贩夫走卒、妓娼乞丐，都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做出命运的选择，英雄和汉奸，往往就在一闪念之间，挺过去，就能杀身成仁，名垂千古，绕不开，就会卑躬变节，臭名昭著。本书以民族大义和道德价值观作为忠奸、善恶、是非的取向，通过对他们每个人进行人性的分析，进行历史性的拷问，颂扬仁人志士的高尚爱国情操，揭露和批判无耻的卖国行为。

前言
公元1644年，为皇历（黄帝纪年）4342年，天干地支纪年属于甲申年，也是大明崇祯十七年。
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极其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地图易颜色，江山付劫灰。
这一年的阴历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草拟即位诏，尊西夏国主李继迁为太祖，改名李自晟，宣布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置百官，公开与明朝叫板，给崇祯皇帝写下战书，放话说要攻占北京。
正月初八日，李自成说到做到，百万大军自西安出发，东渡黄河，兵分两路：其一路入山西，经太原、宁武、大同、宣化等地，趋居庸关；另一路出河南，经卫辉、彰德诸府，入河北，经邢台、河间，趋保定。两路齐头并进，直扑北京。
二月初七日，大顺军攻占太原。
三月初六日，惊慌失措的崇祯皇帝命令宁远总兵吴三桂放弃辽土，进京勤王。
三月十八日，大顺军来势凶猛，一举攻破北京城。
三月十九日，困守愁城的崇祯皇帝跌跌撞撞登上内苑煤山，以发覆面，自缢身亡。
历史在这一日定格，史学家宣布延续和发展了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到此终结。
可是，大明王朝真的是在这一日灭亡了吗？
要知道，崇祯皇帝虽然驾崩，但大明帝国的绝大部分辖区仍是姓朱不姓李。
长江以南的土地，更是牢牢掌握在明廷官员手中。
而且，明廷设置有两个都城、两套行政班子，北京城是被攻破了，北京城内的行政班子是被解散了，但南京城还在，南京城内的行政班子还在正常运转，凭什么说大明王朝就已经消亡了呢？
这就涉及一个很严肃的话题：到底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王朝的终结？
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但认真考究起来，其实又并不简单。
说其简单，是武王革命，纣王死，殷商灭；汉高祖入咸阳，秦二世殁，暴秦亡。从这一点来说，国君就戮于敌手就意味着该国政权终结。
但，如若简单地按这一标准来定位王朝的消亡或政权的终结无疑是幼稚可笑的。
比如说，元宪宗蒙哥在南下强攻钓鱼城时被南宋的石炮当场击毙，可是谁也不会因此认为蒙古帝国已被南宋消灭。
除了像蒙哥这样直接死在战场上的皇帝外，间接地死于战场上的皇帝一抓一大把，比如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霸气十足的明成祖朱棣就死在征途之上。但成吉思汗、朱棣的事业并没有因此画上句号。
又或者说，即使国君死在战争中，只要该国的政治力量还没遭受毁灭性的摧毁，该国就不算灭亡。
那么，将该国国君及其文武大臣来个一锅端，该国算得上灭亡了吧？
这个答案似乎对，又不完全对。
大明皇帝明英宗朱祁镇和他手下文武大臣就在土木堡大战中被瓦剌军队全部擒获，但大明王朝并未因此而亡。
那么，是不是因为大明王朝的都城北京还安然无恙，大明王朝的政治中枢还没完全被摧毁，根基还在，所以王朝不算灭亡。
的确，都城乃是一个国家、政权的政治中心，地位举足轻重，它的兴衰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政权的巩固与否。
很多时候，都城决战，即是敌对双方综合实力最高级别、最后搏杀的关键一战，都城的沦陷与否往往影响到政权的存亡。
但是，若真的把都城陷落作为判断王朝灭亡的依据，那又明显失之偏颇。
在中国历史上，唐朝的首都就曾被多次被攻陷过，从安史之乱算起，到朱温火烧长安，唐朝都城前后沦陷了七次，但前六次，大唐王朝都挺了过去，顽强地存活下来。
那么，如若君主及并文武百官被俘，都城又已失陷，是不是可以下结论：该国的统治已经灭亡了呢？
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大军歼灭十万晋军，攻下京师洛阳，俘获晋怀帝司马炽，并纵兵烧掠，尽屠西晋诸王公及士民三万余人，情形惨烈无比，史称“永嘉奇祸”。
但，西晋并未灭亡于这一年。因为，晋臣又在长安拥立了晋惠帝的侄子司马邺为帝。
西晋王朝的结束，是以司马邺于建兴四年（公元316年）的出降为标志的。
西晋王朝虽然结束，但司马氏的晋政权并未因之退出历史舞台——琅琊王司马睿在江东立定了脚跟，建立了东晋王朝。
司马氏的晋政权的真正终结时间是东晋元熙二年（公元420年），该年，司马德文把帝位禅让给了宋武帝刘裕。
说起来，在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君主易姓通常有两种方式：革命和禅让。
所谓“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革命讲究的是被革的政府在气数已尽、遭受万人唾弃的前提下，被“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新兴政府取代，该新兴政府才会得到人民的承认和拥护。
然而，当年汤武革命，真的是夏、商的气数已尽了吗？
未必。
“气数”本身是一个形而上的词语，看不见，摸不着，纯属胜利者为了粉饰自己的行为道德及为自己的行为提供合理、合法依据所创造出来的一个说法。
就拿明末的情况来说，李闯的大顺军虽然占据了大明帝国的河北、河南、陕西、山西、山东等很大一片地盘，但这些地盘当中也仍然有相当多的地方还掌握在大明政府军的手里，淮河以南绝大多数地区仍然遍布大明旗帜，甚至可以说长江以南的全部地区都是大明政府的天下。
而且，崇祯即位以来，尽管北中国天灾人祸，内忧外患，战乱不断，灾难连连，但江南地区却一直比较平稳，农业、商业、手工业发展迅速，经济积累丰厚，是明朝得以支撑的最大财赋地区，也是大明帝国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仅税收方面，江南就占全国税收的将近一半，财源滚滚，既富且庶。
更重要的是，明朝军队在江南地区还保有一百多万，其中的左良玉部数量有八十万之多，其余如高杰、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部，人数均有数万以上，此外，还有分布在东南沿海的郑芝龙水军、远在云南的沐氏所部少数民族士兵等。
既有财政上的保证，又有数量可观的军队，更有广大的地区人民作为后盾，在这个时候就认定大明王朝已经灭亡，多少有些说不通。
要不，您凭什么说大明帝国的气数已经尽了，李闯王的大顺军就“顺乎天而应乎人”了呢？
当然，如果李自成能得崇祯行禅让礼，像司马德文把帝位禅让给了宋武帝刘裕一样，则足可定义大明王朝已经正式死亡，而大顺立国，也就名正言顺了。
但纵观大明一朝，各代皇帝奉行的都是一种不和亲、不赔款、不纳贡、不称臣、不割地、天子守国门、君主死社稷的刚烈信念，要崇祯行禅让礼，只能是做梦！
既然崇祯不肯行禅让礼，那大明王朝的灭亡就必须以一种更加悲壮、更加惨烈的结局来收场。这种悲壮和惨烈，应该远超南宋的灭亡。
那么，南宋是怎么样覆亡的呢？
《宋史》的结论是：“张世杰死遂宋亡。”
注意，张世杰并非宋朝的皇帝，而是宋朝的一个大臣。
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临安沦陷，五岁的小皇帝宋恭帝被俘。张世杰与另一大臣陆秀夫领宋朝宗室出逃。
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元军大举进攻，张世杰率军抵抗，不敌，丞相陆秀夫背负八岁的幼帝昺跳海而死。
奉命死守帝都厓山的张世杰大哭道：“吾先立一君，不想身亡；复立一君，此君亦亡，这可如何是好！”不久，也壮烈殉国。
历史上就将“南宋灭亡”定于“厓山大战”之后，即1279年。
而现在的大明王朝还没到南宋流亡海上的地步，甚至比北宋灭亡、南宋建国时强得多。
北宋灭亡于“靖康之难”。
和西晋的“永嘉奇祸”相似，北宋的徽、钦二宗及众多的后宫嫔妃、凤子龙孙、王公大臣、士民近十万余人被女真人掳为奴隶，但徽宗的第九子赵构大难不死，南渡临安，又建立了南宋。
所以，即使大明王朝都城陷、宗庙隳、帝王死，但其仍然可能与晋、宋两朝一样，另外在南方开辟一片新天地，建立一个与原北京政治中心相对应的“南明”政权。
而且，与晋、宋两朝相比，大明王朝甚至更具有建立“南明”政权的优势。
首先，诚如前文所述，崇祯虽死，但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掌握在大明官员手中。
其次，明朝自明成祖之后一直实行“两京制”，南京保有一整套完备的中央机构。虽然在北京政府正常运作时南京各府衙只是象征性的虚位部门，可它终归是一个有形的实体，不仅六部完整，还有一套都察院班底。说起来，南京既是吴、晋、宋、齐、梁、陈六朝古都，又是明太祖朱元璋定鼎江山的都城，虎踞龙盘，坐拥长江天险，且长江东延一直到江阴、南通，其入海口处，江面辽阔，宽有三十多里，自古便为南北天堑。长江之外，北方又有淮河可恃，若能凭临淮河，步步北推，自可扫清河朔。
所以，虽然北京都城已经失陷，但许许多多的明士大夫并不认为世界末日已至，大明王朝就此消亡，他们都纷纷南下，渡过淮河、长江，投向南京。
也就是说，大明王朝的历史还远没有结束。
事实上，崇祯之后，大明朝还出现了三位皇帝，是为“南明三帝”。
朝鲜学者成海应在《正统论》中称：“皇明虽残破，然弘光皇帝在南都，则正统在南都；隆武皇帝在福州，则正统在福州；永历皇帝在桂林、在缅甸，则正统在桂林、在缅甸，天下之正义也。永历皇帝崩，正统于是乎绝矣！”
在成海应看来，到“永历皇帝崩”，才算作大明王朝真正灭亡。
那么，到底是谁最先把大明王朝的死亡时间定在了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的呢？
是清朝所编写的《明史》。
清廷于公元1644年入关，该年就计划编修《明史》，次年（公元1645年）就正式开始编纂。
之所以这么迫不及待，是因为清政府在中国立足未稳，此时编写《明史》，即可以向天下宣告，明朝已经灭亡了，大家就不要白费力气了。另外，还可以把灭亡大明王朝这笔账记在李自成的头上，自己和李自成开战，那是替明复仇，笼络明朝遗臣，争取天下民心。
可见，公元1644年并不能严格算成大明王朝的终结时间。
那么，在公元1644年以后，在弘光、隆武、永历三帝活动期间，又有哪些惊心动魄、震撼人心的故事发生呢？且看本书《明灭》一一写来。

1 说说明朝的两京制
明清史大家孟心史先生说：“中国自三代以后，得国最正者唯汉与明。”
孟心史先生认为：汉高祖和明太祖两人得国最正。究其原因，这两人都出身微贱，起事之初都没有任何凭借，且起事动机，不过是除暴安民，并无坐天下的野心。按照这个逻辑，如果要在这两个人中评定出“得国最正”的人，毫无疑问，当数明太祖朱元璋！
如《明太祖实录》所说：“相传，唐尧虞舜时代盛行的是禅让制度，禅让制度消失，又出现了夏、商、周三代的更替。不过，成汤能够革除夏桀，全仗亳邑民众的资助；武王能够打败商纣，全赖西方部落的支持。即使像汉高祖这样的人物，虽说出身微贱，但也凭借其亭长的职位招揽到了一定数量的乡民。明太祖没有寸土一民，从白手起家，奔走呼号，海内响应，终于拥有了天下，真是史册所载，前所未有。”
此外，朱元璋所建立的大明王朝，是第一个将游牧民族彻底驱逐出去光复中华的汉族政权。大明王朝也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由北伐而非南下统一中国的政权。
这，才是朱元璋“得国最正”的真正原因。
说起来，汉民族政权沦亡于异族之手可不是一次两次，虽然沦亡之后，总能一次次复兴，但，哪一次复兴，能有明太祖朱元璋逐蒙元这样酣畅淋漓、这样大快人心？！
曾几何时，从黄帝、夏商周三代而下，中国总体呈东西方相争的政治格局，周、秦、汉、隋、唐建立了政权后，均立足于关中，目的是在防范西北游牧民族的基础上，进谋东部富饶之地。
而随着游牧民族发展重心的北移，自北宋开始，东西方相争格局转化成了南北格局。
明太祖在元末群雄并起之际，由淮河流域向南推进，稳扎稳打，取南京，占浙西，“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以南京附近的州县作为取天下的根据地，最后建都南京。
南京虽称六朝古都，但这六朝（孙吴、东晋、刘宋、南齐、南梁、南陈）都不过是偏安一隅的地方政权，且国祚不长，传国不远。
明太祖朱元璋雄才大略，当然知道幽燕之地乃是南北相争的关键：汉族政权失去它，只能偏安南方；游牧民族占有它，则可挥鞭南下。
当徐达、常遇春所率领的明朝大军犹如旋风之势席卷幽燕大地，这片困扰了中华汉族人民整整四百多年的“燕云十六州”终于回来了。
大明王朝的社会发展想要治隆唐宋，疆域拓展想要远迈汉唐，就必须把这片土地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永不再失。
这片土地离长江下游的南京有千里之遥，并且时时遭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要实现这一点，难度很大。
明太祖想到了迁都。
但北京历经辽、金、元等异族统治，胡化严重，还不适合作为新生明朝的国都。
迁都成了明太祖的一个心病，该心病，毕明太祖一生都没能解决。
最终，将国都成功迁到了北京的是明成祖朱棣。
虽说朱棣登上帝位并不是明太祖先前所设定的轨道，但朱棣迁都北京，绝对没有违背明太祖要迁离南京的本意。
燕王时代的朱棣在藩于燕地，多次与蒙元残余势力作战，深谙燕地的战略重要性。所以，他在即皇帝位后的第二年就改北平为北京，并经过长达二十多年的精心筹备，于公元1421年完成了迁都之举。
不过，在明仁宗、明宣宗两朝，北京一直被称为“行在”，即皇帝率文武百官驻扎的临时首都；这也就意味着南京还是大明王朝的首都，毕竟，它是太祖所定之都。
到了明英宗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北京才成为正式首都；南京被称为“留都”，即“置官留守的首都”。
这就是大明王朝“两京制”的由来。
虽说隋、唐两朝也有长安、洛阳两京，但明显可以看出，大明王朝的“两京制”与之相较有很大的不同——留都南京里面留置有一套与北京中央机构相差无几的政府部门，六部、都察院、五府和内廷的太监体系，一应俱全，堪称“朝廷的备份”。
“两京制”的形成，使北京成为明朝的政治、军事中心；南京则成为明朝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帝国的南北达到了一种很好的平衡。
不难设想，如果明朝一直将政治中心设置在南京，那么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都在南京，中国北方将不断凋敝下去，大帝国的统一与稳定就得不到保障。
话说回来，虽然两京各衙门官员地位相同，但北京的六部等衙门却是手握实权，可以直接参与国家管理，是名副其实的中央权力机构；而南京各衙门官员多为虚衔，公务清闲，到此任职，则被称为“吏隐”。
在留都南京，除了“吏隐”的六部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六科给事中，都察院的都御使、御史，翰林院侍读学士等文官及充任监军的太监外，还有一类很特殊的人——勋臣。
所谓“勋臣”，即指国家元勋的后裔，这些人所构成的集团也称世袭贵族集团。该集团中比较著名的有开国第一功臣徐达的后人魏国公徐弘基；开国第一猛将常遇春的后人怀远侯常延龄；开国第一谋臣刘伯温的后人诚意伯刘孔昭；靖难功臣赵彝的后人忻城伯赵之龙等。尽管这些人都有一个超级牛的祖上，但作为功臣之后，他们世代被国家豢养了起来，在政治上并不具有很大发言权，只好悠游林泉，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自小娇生惯养，养尊处优，动脑、动手能力相对较差。
衙门官员、太监、勋臣三类人员共同组成了南京政府部门。
这个政府部门有三个人掌握着实权，即：南京兵部尚书、提督南京军务勋臣、守备太监。
南京兵部尚书姓史，名可法，字宪之，又字道邻，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市）人。
崇祯皇帝曾有意提拔史可法在北京担任兵部尚书。有人却说：“史可法任南京兵部尚书，淮扬则平安无事；史可法一旦调离，则江淮危险，请圣上留他在南京以维系东南人望。”
崇祯经过慎重考虑，遂改任史可法为南京兵部尚书，主管东南一隅的军务。
提督南京军务勋臣的乃是忻城伯赵之龙。
担任南京内守备的大太监叫韩赞周。
张怡记载，崇祯末年，南京缺守备勋臣，廷臣经过讨论，首推忻城伯赵之龙。安排赵之龙担任提督南京军务勋臣的当日，崇祯帝带领三个儿子亲自接见了赵之龙，赐座、赐茶，特别交代说：“留都南京是根本重地，朕已经精心挑选及起用了两个人，其一为司礼太监韩赞周，此人忠诚勤谨，足当守备之任；另一为兵部尚书史可法，朕虽没见过他，但大家都说他大材堪用，朕便依言予以重用。现在加上你，一共是三个人，有你们三个人主持南京的工作，朕可以放心了。不过，韩赞周只擅长干扫地洒水之类的事儿，史可法出身于寒门，看问题的眼光恐怕欠缺。如果爱卿能与国家休戚相关，所起的作用会比韩、史二臣更大。朕也知道你一定会尽职尽责，所以朕委此重任于你。”

2 被时代推上了风口浪尖的史可法
据说，史可法的母亲在身怀史可法期间，经常梦见南宋忠臣文天祥——如果从解梦的角度来说，这其实是很不吉利的，要知道，文天祥乃是殉国大英雄，一个孕妇屡屡梦见文天祥，这是不是意味着大明王朝有什么不测之祸呀？这也由此可知，这个传说多半是后人附会的无稽之谈。
史家世代为锦衣百户，史可法的祖父史应元曾乡试中举，授官黄平知州，有仁惠之政。史可法的父亲史从质却屡试不第，仅为庠生。
史可法的资质远胜乃祖、乃父，很小的时候，就以聪明好学闻名乡里。
此外，史可法还特别孝顺。
俗话说，忠臣死忠，孝子死孝。一个能孝顺父母的人，必能处处与人为善，亲爱友邻，体恤他人，悲天悯人，从而精忠报国。
成年后的史可法身躯短小，肤色黝黑，相貌丑陋，口拙舌笨，不大会说话。但双眉带彩，目有精光，写得一手好文章，且胸怀大志，喜经世方略。
清初散文大家、古文“桐城派”创始人之一的方苞在他的名作《左忠毅公逸事》中记有与史可法有关的逸事。
说桐城先贤左光斗曾在京畿任学政，负责督察京师学官工作并主持京城地区的院试。某天，风雪严寒，左光斗带领几个随从乘着马微服私访，入一古寺避风雪。恰巧，史可法就索居在古寺内用功读书，备战科考。左光斗他们进来前，史可法刚刚写了一篇习作，累了伏在书桌上沉沉睡去。寺内没有炉火，寒气逼人，左光斗看着这个寒窗苦读的年轻人，关切之心油然而生，轻轻地走到书桌边，细细读了那篇刚写成草稿，喜其文才难得，便解下了自己身上的貂袍盖在他的背上，并帮他关闭好所有门窗。日暮，左光斗准备离去，史可法尚未睡醒。左光斗向寺内僧人问知了史可法的名字，牢牢地记在了心里。该年院试（并非正式科考，乃是考生为了获得参加正式科考资格所必需的一种考试，也叫章试。由各省学政担任主考，考场设在学政巡回案临的府、县，每年举行一次，应试者称童生、儒生，通过了考试即称生员、秀才），官吏刚呼喊到史可法的姓名，左光斗灼然注视，睁大眼睛看着史可法。等史可法交上考卷，左光斗当面批他为第一名，定为北直隶八府之冠。
当日，左光斗与史可法的师生名分就定下来了。
左光斗带史可法回自己家，让他拜见妻子，对妻子说：“咱们的儿子皆碌碌之辈，他日继承我辅君治国事业的，只有这个书生可以担任。”
史可法家境贫寒，缺衣少食，左光斗怜他家贫，收作弟子，留于馆署，言传身授，辩论古今，情若父子。
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左光斗任左佥都御史，先是与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接着又草奏弹劾魏忠贤等三十二斩罪，被魏忠贤构陷下诏狱，在狱中受到了炮烙酷刑，奄奄待毙。史可法冒着被株连的危险到狱中探望，左光斗大惊，怒骂道：“臭小子！这是你来的地方吗？！现在，国家大事已经糜烂到这个地步了，老夫算是完了，你可不能不珍惜自己而轻弃大义，天下大事就靠你们年轻人支撑了！快走，要不走，不用等奸人害你，我今天先打死你！”史可法含泪而出，逢人就说：“我老师的肝肠肺腑，全是铁石铸造成啊。”
史可法入仕的时间是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这一年，二十七岁的史可法参加会试，中进士第，被任命为西安府推官。试想想，左光斗遇害时，史可法还只是一介白身，可是左光斗却已认定了史可法是可任“天下事”的中流砥柱，真可谓慧眼识珠，有知人之明。
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到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史可法除了任西安府推官外，又先后任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到了崇祯八年秋，史可法开始参与平叛剿贼，与卢象升、左良玉、刘良佐等人一起，立下了许多战功，曾一度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州四府，以及河南的光州、光山、固始、罗田，湖广的蕲州、广济、黄梅，江西的德化、湖口等县，提督军务。
不过，因为没能在朝廷限定时间内剿灭叛贼，史可法于崇祯十一年（公元1639年）遭到廷臣弹劾，被勒令戴罪立功。
史可法知耻而后勇，率领将士拼死作战，终于在英山、六合一带连续击败贼军。一时间，天下咸知“史都堂之兵号称强”。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史可法服岳父之丧离职。服满回朝，起用为户部右侍郎兼任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淮安、扬州，暂时离开了战场。
在主持漕运事务上，史可法也极有才干，其疏通了南河，使漕务工作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久，调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密政务。
崇祯皇帝有意提拔他在北京担任兵部尚书。有人却说：“史可法任南京兵部尚书，淮扬则平安无事；史可法一旦调离，则江淮危险，请圣上留他在南京以维系东南人望。”
崇祯经过慎重考虑，遂改任史可法为南京兵部尚书，主管东南一隅的军务。
到了南京，史可法深感南京的军备废弛，军队久不训练，缺乏战斗力，迅速制订了八条整革措施，并严格执行该措施进行练兵。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听说李自成要西出东征，攻取北京，史可法赶紧于四月初一领衔发布了“号召天下臣民起义勤王捐赀急事”的南都公檄，火速率军进京勤王。
先后起兵勤王的江南官员有：在籍兵部侍郎徐人龙，主事雷祚，浙江台绍道傅云龙，台州知州关继缙、通判杨体元、推官张明弼、知县宋腾熊，在籍前靖江知县陈函，临川佥事曾益，吴县生员王圣风、徐珩等。
史可法大军到了浦口，北方突然有消息说崇祯皇帝已乘舟由海道南下，太子也从间道得以逃出。
在北京失守前夕以大学士身份退休南归的蒋德璟不知从哪儿得来消息，对史可法有鼻子有眼地说：“圣上已经从北京南来，有人曾在天津遇上，圣上与周皇后及内官数十人都穿着相同的服饰。”又强调说：“现在各郡各邑都不适宜在惶遽间设置龙亭哭祭。”
史可法一时惶惑无计，只好按兵不动。
没过几天，确切地说是四月初八日，淮安巡抚路振飞发回塘报，宣布了一个惊天噩耗——北京失陷，皇上驾崩。
这真是一颗重磅炸弹，所有人都被震傻了。
这个噩耗又在四月十七日，由北京逃出来的原大学士魏炤乘予以证实。
但史可法并不认为这就是世界末日。
是，大明王朝的北京是失陷了，但还有南京呢。大明崇祯皇帝是龙驭宾天了，但还可以再立一个新皇帝！
按照伦理，新皇帝的候选人当是太子无疑。
早在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崇祯皇帝就将自己和周皇后所生、刚满周岁的长子朱慈烺立为皇太子了。
这位朱慈烺太子天资聪颖，跟随姜逢元、姚明恭、王铎、屈可伸、方逢年、项煜、刘理顺、吴伟业、杨廷麟、林曾志、胡守恒、杨士聪等名儒名臣读书，学习了许多治国做学问的道理。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月，李自成攻破太原，群臣有让太子南下监抚南京之议，但遭到了阁臣陈演、魏藻德等人的强烈反对。崇祯本人也悲观无比地叹息说：“朕经营天下几十年，尚不能济，哥儿孩子家，做得甚事？”此议遂被搁置。
等到北京的外城、内城皆已失守，崇祯这才吩咐太子和另外的两个儿子永王朱慈灿、定王朱慈炤（崇祯帝共有七个儿子，但长大成人的只有三个）各自逃难。
可是，大厦将倾，他们能逃到哪里去？覆巢之下，又安有完卵？！
太子和永王、定王均消失在乱军之中。
国不可一日无主，就算不能马上拥立出一位新皇帝，也必须先拥立出一个藩王来监国。
立谁好呢？
按明代制度，南京兵部尚书位居留都百官之首，执掌着南京兵权的史可法被历史推上了时代浪尖。
史可法与南京守备太监及众提督南京军务勋臣就立君问题上展开了一番热闹讨论。
依据血统关系，除了崇祯帝皇帝的三个儿子与崇祯皇帝最亲近，及从法理上说，最有资格当皇帝的非福王朱由崧莫属。

3 新君候选人
福王朱由崧是崇祯帝的堂兄，其父朱常洵和崇祯皇帝的父亲朱常洛同为万历皇帝的儿子。
朱常洛的生母王氏原是万历母亲李太后身边的一名长相普通的小宫女，很偶然的机会，却被万历宠幸了。
“宠幸”是委婉的说法，其实是强奸。
那时，万历才十八岁，雄性荷尔蒙分泌旺盛，春情勃发，理智被情欲战胜，犯了错误。
事后，万历百般抵赖，打死不承认发生过这事。
但小宫女王氏怀孕了，并在九个月后生下了朱常洛。
可以想得到，朱常洛的到来完全是个意外。而朱常洛本人，应该不会受到万历帝的欢迎和喜爱。
万历皇帝喜爱的是郑贵妃，爱屋及乌，就特别喜欢郑贵妃后来所生的儿子朱常洵。
万历帝想把帝位传给朱常洵。可是，按照宗法制度，帝位的传承应该是这样的：皇位继承，父死子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帝无子嗣，兄终弟及。
朱常洛和朱常洵都不是皇后生的嫡子，但朱常洛年长，比朱常洵整整大了四岁，是长子。
万历帝真不愿意把帝位传给朱常洛。
为此，迟迟不肯册封皇太子。
这个事儿，前前后后一共拖了十九年。在这十九年时间内，朝臣前赴后继，不断劝万历早日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哭骂、打闹、抗争，发生过无数鸡飞狗跳的事件，甚至是流血、死亡的恶性事件。史书上把这件事称为“争国本”。
一直到了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万历帝终于在强大的外界压力下做出了妥协，同意立十九岁的朱常洛为太子。这场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才算尘埃落定。
可以想象，如果万历皇帝真拿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精神坚持下去，或者心再狠一点，像晋献公害死太子申生一样提前害死了朱常洛，这帝位就轮不到后来的天启、崇祯兄弟来坐了。身居九五之尊的，那是朱常洵、朱由崧父子了。
所以，要在崇祯皇帝的儿子之外另找朱明子孙作为新君，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福王朱由崧。
当然，福王朱由崧之外，也有人提到了惠王朱常润和桂王朱常瀛。
万历共有八子，目下还存活着的只有瑞王朱常浩、惠王朱常润和桂王朱常瀛。
这三个人，都是万历帝的儿子，和朱常洛、朱常洵一样，是具有帝位继承资格的。
只是，瑞王朱常浩就藩于汉中，为避李自成之乱，早在七年前（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就遁入了四川，路途比较遥远。而惠王朱常润和桂王朱常瀛同为一母所生，两人分别就藩于荆州、衡州（今衡阳），最近，为避张献忠大军，一个逃入绍兴，一个奔至广西梧州。
而且，惠王朱常润和桂王朱常瀛都是福恭王朱常洵的弟弟，以“立长”论，比不上由福王朱由崧继位名正言顺；另外，他们的辈分比崇祯帝高了一辈，从名分上说，“侄死叔继”也不如福王朱由崧的“弟终兄及”合适；最主要的是他们离南京太远，一时也难联系得上，而福王朱由崧就与潞王朱常淓等人一同避战乱于距留都南京不远的淮安。
福王朱由崧既然在伦序和地理上占据了明显的有利地位，那么，在议新帝问题上，立福王的呼声最高。
淮安巡抚路振飞写信给史可法，强调：“按照伦常制度排序，帝位当在福王，先生请尽快确定社稷之主。”
大臣刘城也催促史可法赶快率领众大臣奉迎福王入南京，称“此中外臣民之愿也”。
工科给事中李清、吏科给事中章正宸、进士郑元勋等人均持相同态度。
但在籍礼部侍郎钱谦益、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南京兵部右侍郎吕大器、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张慎言、掌翰林院事詹事府詹事姜曰广等南京大臣并不以为然，他们心目中的帝位候选人却是与福王朱由崧一起避难于淮安的潞王朱常淓。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钱谦益和吕大器、张慎言、姜曰广等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林党。
想当年，“国本”之争虽然结束，但紧接着又发生了著名的“妖书案”和“梃击案”。
所谓的“妖书案”是有人托“郑福成”之名著《续忧危竑议》一书，“郑福成”三字分别由郑贵妃、福王、成功三个词语拆合成，书中所写，是说万历帝不得已立了朱常洛为太子，但过不了多久，就会改立福王朱常洵为太子。
“梃击案”则是有人持棍闯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似乎是要对太子不利，但此人却被守门的太监轻松制服。
显而易见，“妖书案”和“梃击案”就是“争国本”事件的延续，其表面似乎是皇帝的家事，但实质上却是影响国家发展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