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秘史（修订版）：鲜为人知的1914-1918
作者：梅尔 / 何卫宁
内容简介
《一战秘史》分6大部分36章，详细描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展进程，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历史。本书的4大突出特点： ◎介绍历史线索和背景。在每章正文之后，都有一个背景回顾。分析了众多历史事件背后的联系，指出一战爆发的必然性。 ◎描绘人物的思维活动。作者参考了238部有关一战的回忆录，非常重视描绘关键人物的思维活动，以及他们发挥的重要作用。 ◎公平地对待交战双方。比如，英国虽然是战胜国，但犯的错误也很多。德国虽然是战败国，但其战略、战术仍然有许多过人之处。 ◎分析战略和战术问题。作者不仅重视描绘具体战场，也重视讲解战略问题。描绘战局和主观因素对战略目标形成的影响。

第一章 6月28日：黑手降临

没事，没事。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

34个既悠长又美妙的夏日把两个本不相连的日子联系在一起。6月28日早晨，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被人开枪杀死。8月1日晚上，俄国外交大臣和德国驻俄国大使相互拥抱痛哭，一场被恰当地称为“大战”的战争开始了。
这场悲剧开始的那个早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正在对奥匈帝国领土最南端波斯尼亚省的萨拉热窝市（Sarajevo）进行官方访问。他是个身材魁梧的职业军人，有着极高的智慧和意志，但都被掩藏在呆板冷漠的外表之下，无论谁看他的照片，都不仅能感受到他的冰冷，还能感受到一种奇怪的空虚。此外，他是哈布斯堡王朝（Hapsburg）皇帝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ph）的大侄子。皇帝的独生子自杀身亡后，斐迪南大公便成了奥匈帝国皇位的合法继承人。他这次是以奥匈帝国军队总检察官的身份访问萨拉热窝的，此行的任务是做当地夏季军事演习的观察员，妻子索菲也同他一起来了。周末，他俩将迎来结婚14周年庆，斐迪南大公想利用这次旅行把妻子置于最重要的位置上，还给妻子一点点她应得到的尊重。
在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都维也纳，索菲，这位未来皇帝的妻子，几乎没有人尊重她。在新旧世纪交接的那段时间里，皇帝禁止斐迪南大公娶她，因为她没有皇家血统，仅仅是一个出生于没落的捷克贵族家庭的女伯爵。作为一个年轻的妇女，由于经济条件不好，她不得不降低身份到一位奥地利大公爵夫人家做侍女。这位大公爵夫人热切盼望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斐迪南大公。根据哈布斯堡皇室的严格规矩，索菲根本没有条件成为皇帝的妻子，也无法成为未来皇帝的母亲。有人偶然发现索菲和斐迪南大公正陷入一场朴素的秘密恋爱之中。斐迪南大公定期拜访大公爵夫人的豪宅，但目的不是去追求大公爵夫人的女儿，而是去看望一个身份低微、年纪已经有30多岁的女用人，这个发现引起大公爵夫人的愤怒，索菲不得不离开她的工作岗位。但是，斐迪南大公继续追求索菲。他年轻时曾与肺结核病做过长时间的斗争，终于活了下来，也许这促使他下决心按照自己的意志过自己的生活。他对那些有条件成为自己新娘的候选者不感兴趣，30多岁还是单身。在他独身的最后两年中，他与自己的皇帝叔叔进行了一场意志上的斗争，斗争的焦点就是与索菲结婚的问题。
皇帝约瑟夫最终对僵局感到了厌倦，同意了斐迪南大公。然而，皇帝所同意的不是一桩普通婚姻，而是一桩特殊的皇室成员与庶民通婚的约定，按照这个约定，索菲的后代不能成为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1900年6月28日（这个日子格外特别，在14年后的同月同日，斐迪南大公访问萨拉热窝），斐迪南大公被迫出席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秘密内阁会议，面对着皇帝、维也纳大主教、匈牙利大主教、政府部长、哈布斯堡王朝的大公爵，他郑重宣布他与索菲的后代，及其后代的后代都绝不会继承皇位（索菲当时32岁，世俗把她看作毫无希望的老处女）。3天后，斐迪南大公与索菲举行婚礼，庞大的哈布斯堡家族中只有斐迪南大公的母亲和姐妹前来参加，甚至斐迪南大公的弟弟们也都躲避起来，其中包括那个放荡不羁、自以为是的大弟弟。尽管如此，这桩婚姻却很幸福，他俩很快就生下一女两子。虽说他平时刻板僵硬，但是爱起孩子来却异常任性，即使有访客在面前，他也敢与孩子们在地板上玩耍，这令访客惊诧不已。但是，索菲在皇宫里受到无情的冷落。她不能与丈夫一起骑马参加皇家游行，也不能坐在一起参加国宴，甚至不被允许与丈夫在同一包厢里看歌剧。当斐迪南大公作为皇位继承人参加宫廷舞会时，索菲被安排在后面，甚至被安排在等级最低的皇族女士的后面。
然而，在波斯尼亚这个混乱的边境省份，维也纳的规矩可以被抛在脑后。斐迪南大公夫妻在萨拉热窝市可以像皇室夫妇一样出现在公众面前。这将是一段珍贵的体验，他俩尽情享受度假的乐趣，就像是一对来自小城市的小夫妻在结婚多年后终于有机会度假那样快活。他俩住在附近的海景度假城拜德伊丽兹（Bad Ilidz），周六去了该城的古玩市场，周日先在所住的旅馆的临时小礼拜堂里做弥撒，然后，大公给3个孩子索菲、马克、厄恩斯特发了一封电报：“妈妈、爸爸感觉挺好，盼望下星期二回家。”
这是一个灿烂的早晨，雨下了一周后终于停止了，空气略带寒意却十分清新。沿街站满了人，有的人在欢呼，另有一些人则在沉默中观望。索菲和大公乘坐一辆敞篷轿车驶向市政厅，索菲坐在大公的旁边。从外表看，他俩不像是皇室成员，而更像是喜剧演员：这是一对胖墩墩的中年夫妇，斐迪南大公戴着一顶被装饰得略显滑稽的头盔，穿着一件被他的硕大身躯撑得紧绷绷的陆军元帅制服；长着圆滚滚胖脸的索菲，戴着一个宽大的无边女帽，兴高采烈地笑着，虽然轿车还在行驶中，但她仍然手持一把举过头顶的小阳伞。
忽然，听到一声刺耳的爆裂声：警察后来断定，那爆裂声是因为一枚塞尔维亚人制造的袖珍炸弹内的雷管撞击街灯柱所致。有人看见一个黑色的小物体飞过天空，它是一枚从人群里投掷出的炸弹。这枚炸弹朝着目标飞去，但是开轿车的皇家司机看见飞过来的物体，迅速给轿车加速，所以炸弹在斐迪南大公夫妻身后不远处落下。斐迪南大公也看见了那枚炸弹，他挥手挡了一下，炸弹又向后多飞了一段距离。他们乘坐的轿车加速开走后，炸弹爆炸了，发出一阵砸碎东西般的破碎声，炸坏了后面一辆轿车，炸伤了几个人。一块微小的弹片擦破了索菲的颈部。
那天，在车队途经的人群中，一共有6个年轻刺客，他们都来到萨拉热窝，目的就是要刺杀斐迪南大公。他们中的5个人（包括投掷炸弹的人在内），是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年龄均是十几岁，他们在波斯尼亚生长，但祖籍是塞尔维亚。这5个人都患有肺结核病，这个巧合十分令人好奇。他们都是波斯尼亚青年会的成员，这是一个激进的爱国组织，与波斯尼亚青年会有联系并给予资助的是另一个极为秘密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组织，该组织的正式名称是“统一或死亡会”（Union or Death），内部成员自称是“黑手会”。黑手会开始活动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但是奥匈帝国的情报部门却不知道它的存在。黑手会的目的就是要扩大塞尔维亚王国，当时的塞尔维亚王国毗邻波斯尼亚，虽说国土不大，但野心勃勃，黑手会希望把巴尔干半岛上的所有塞尔维亚人都团结起来。黑手会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大塞尔维亚王国，而波斯尼亚将成为新王国的一部分。黑手会的成员准备用恐怖手段实现其最终目标。参加6月28日刺杀活动的成员，在边境另一边的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集合，带着炸弹和比利时左轮手枪，在斐迪南大公抵达萨拉热窝市之前就已经潜入该市埋伏起来。
对哈布斯堡家族成员来说，挑选6月28日访问波斯尼亚是愚蠢的。这一天是圣维特日（St. Vitus Day），塞尔维亚人哀悼这个节日已经有500年的历史了。1389年6月28日，在中世纪鼎盛一时的塞尔维亚王国被奥斯曼帝国在科索沃战役中打败，战场就在布来克伯德的田野之中。塞尔维亚军队不仅被击败，而且被大规模地屠杀。不久之后，塞尔维亚王国不复存在。从此，塞尔维亚人成为土耳其征服者的臣民，也就是奴隶。1912年，土耳其人被赶出巴尔干半岛，塞尔维亚人报了科索沃之仇。然而，塞尔维亚人并没有忘记6月28日这一天，特别是此时还有许多塞尔维亚人仍然处于异族的统治之下。没有哪一天比6月28日的圣维特日更适合打击压迫者了——在土耳其人离开塞尔维亚人视野后，就意味着被打击的目标变成了哈布斯堡王朝。
从有人投掷炸弹开始算起，一直到车队抵达市政厅，斐迪南大公夫妇的轿车沿途又驶过了3个刺杀同伙，他们手中都有武器，但没有采取行动，其中两人在被捕后找出许多借口说明没有采取行动的理由。第三个人很可能是他们之中最诚实的一个，他说自己当时很害怕。
市长按标准举行欢迎仪式，他拿出一份早已写好的讲稿一字不差地念，他宣布萨拉热窝市全体人民都非常尊敬斐迪南大公，并对他的来访感到高兴。他这么不加修改地念原稿，让人感到十分荒谬。此后，斐迪南大公宣布调整访问路线，他坚持要去医院看望一下刚被炸伤的人。这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传统，借以显示一下君主对臣民的爱护。斐迪南大公要求索菲留下，避免任何可能的危险。索菲拒绝了，她说要跟他待在一起。索菲的决定并不草率。早晨与斐迪南大公同坐在一辆敞篷轿车的波斯尼亚地方长官说他有信心萨拉热窝不会再有新危险。他说自己很了解塞族狂热分子，这些人的能力有限，每天只够发动一次刺杀行动。
车队再次出发。原先官方计划的路线还处于交通管制状态，车队领队司机忘记行驶路线已经改变，竟沿着原路线行进，目的地不是去医院，其他车辆则紧跟其后。车队又驶过一个潜伏的刺客，此人也没有采取行动。坐在斐迪南大公和索菲前面的波斯尼亚地方长官发现车队走错了路，命令司机停车。司机连忙刹车，换挡，准备回转。这也许将是一个流传千古的巧合，他停车回转的地点离加夫里若·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只有不到5英尺（约1.5米）远。普林西普，19岁，是刺杀小组的最后一名成员，也是刺杀小组组长。普林西普拔出左轮枪，瞄准已经停下的轿车，开了两枪。
丈夫和妻子安详直立地坐在位子上。地方长官没有看出谁有受伤的迹象，认为他们没有受伤，对司机再次呼喊，告诉司机回转。
忽然，一股细细的血流从斐迪南大公的嘴里喷射出来。
“我的老天爷！”索菲大喊道，“你怎么了？”然后，她跌倒了，她的头落入丈夫的两膝之间。地方长官以为她是受惊昏迷，大公不知何故此时判断得比较准确。
“亲爱的索菲，亲爱的索菲，别死！”他叫喊道，“为我们的孩子活着！”有人跑来围着斐迪南大公，撕开他的外套，想检查一下他何处受伤。他虚弱地说：“没事，没事。”
与此同时，加夫里若·普林西普企图举枪射向自己的头部，人群里有人制止了他。在随后的争斗中，普林西普成功吞下一小瓶氰化物，刺杀小组成员每人都配有一小瓶氰化物。但是，那瓶氰化物已经过期，只能引起呕吐，毒不死人。普林西普随即被捕。
几分钟后，斐迪南大公和索菲都死去了（普林西普后来在监狱说他并没有计划杀死索菲，对她的死表示歉意；子弹穿过轿车门后击中了她的腹股沟并切断了动脉）。斐迪南大公遇刺的新闻引发骚动。不过，几乎没有危机的迹象。在维也纳，83岁高龄的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似乎感到一丝愉快。他一直讨厌斐迪南大公，这不仅是因为他讨厌斐迪南大公的婚姻问题，他也讨厌斐迪南大公有许多令人不愉快的进步想法（斐迪南大公甚至想给予哈布斯堡王朝的斯拉夫臣民以管理帝国的话语权，受惠者包括波斯尼亚境内的塞尔维亚人，如今他被塞尔维亚人刺杀，实在具有讽刺意义）。很明显，皇帝约瑟夫认为萨拉热窝刺杀事件使局势变得简单了，也变得合理了。他的私人秘书记得皇帝曾说：“一种更高层的力量，已经重新恢复了秩序，唉，这是我难以做到的。”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在听到刺杀的消息后，立刻结束在挪威的航海度假，返回国内。他这样做，更多的是因为斐迪南大公是他的好朋友，而不是因为他预见到了什么紧急情况。几周前，他和夫人还在弗朗茨·斐迪南夫妇的乡村别墅里做客。
沙皇尼古拉二世（Tsar Nicholas Ⅱ）在他的游艇“史丹达号”上宣布为期3周的哀悼，此举是为了向被杀的大公表示敬意。除此之外，他没有兴趣做更多的安排；他脑袋里有许多烦人的事。几天前，他一家人驾驶“史丹达号”游艇在芬兰湾巡游，他10岁的独生子在跳上甲板时扭伤了脚骨。扭伤激活了男孩从他母亲那里遗传来的血友病，男孩的母亲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女，而她的血友病来自维多利亚女王。直到6月28日，男孩还在继续内出血，伴有剧烈疼痛。孩子的父母非常担心他是否能活下去，这不是父母第一次为他担心，也不是最后一次。
刺杀也没有引起英国和法国的兴趣。这两个国家都在集中精力对付其他问题。伦敦正面临着爱尔兰危机，巴黎正在关注一桩涉及色情和政治的凶杀案。更何况，刺杀在当时并不少见。在1914年之前的20年里，被刺杀的各国领袖有：美国总统、法国总统、墨西哥总统、危地马拉总统、乌拉圭总统、多米尼加总统。被刺杀过总理的国家有：俄国、西班牙、希腊、保加利亚、波斯、埃及。被刺杀过王室成员（包括国王、王后、皇后在内）的国家有：奥地利、意大利、塞尔维亚、葡萄牙、希腊。人们已经习惯于刺杀事件，认为刺杀不会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
对大西洋对面的美国人来说，这不过是一个没有听说过的人在一个没有听说过的地点被刺杀的新闻，根本没什么重要意义。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比大多数美国民众对欧洲事物拥有稍微多一点儿的兴趣。不过，他觉得自己是个能启蒙“旧世界”的人，教导世界别做蠢事。在夏季，他派自己的私人特使爱德华·豪斯（Edward House）去欧洲。豪斯是得克萨斯人，自称有上校军阶，但他其实没有参过军。豪斯花费了两个月的时间访问欧洲各强国的首都，与这些国家最重要的人物交换意见，“我的目的，”他在日记中以自鸣得意的口气吐露，“就是要播种和平的种子。”他向总统威尔逊报告了自己在欧洲的见闻，他说：“欧洲军国主义泛滥。除非有人为你向欧洲灌输不同的理念（不难猜出他心目中那个人是谁），否则欧洲将会发生可怕的灾难。”
豪斯的欧洲之旅毫无结果，离开欧洲回到美国。美国此时好像不仅正处在与墨西哥开战的边缘（美国军队在1914年4月占领了海岸城市韦拉克鲁斯），也陷入劳资纠纷的暴力之中（威尔逊在4月派军队到科罗拉多州去镇压当地矿工的罢工）。不过，豪斯与总统一样对美国抱有信心，他认为美国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美德，将对世界和平发挥独一无二的作用。威尔逊总统的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认为“美国必须做一件事……就是要为全世界树立削减军备的光辉榜样”。他在颇有影响力的杂志《意见评论》新年第一期上充满自信地告诉读者：“世界正远离尚武精神；一个和平、勤奋、友谊的世界已经在黎明中显现。”然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政治家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郁闷地写道：“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也认为国际法是古老无用的学问，外交是愚蠢的魔术，对外援助是不必要的花费。”
6月份就要结束了，可是这些人中没有谁对未来有一丝一毫的认识。但是，我们无法责备他们。向他们袭来的，是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背景：塞尔维亚人
没有人会对欧洲东南角爆发动乱感到奇怪，也没有人会对塞尔维亚是动乱的中心感到奇怪。1914年的巴尔干半岛，是欧洲最不稳定的地区；之前如此，之后仍然如此。这里杂居着许多因边界定义不清而时常爆发武力冲突的小国家，相互仇视的民族混杂在一起，各方都坚持自己有扩张的权利。截至1914年，巴尔干半岛每年都有爆炸性的事件发生。虽说塞尔维亚王国很小，却难以忍受野心和怨恨的煎熬，从来不愿被排除在冲突之外。
巴尔干半岛动乱的渊源极为深远。2000多年前，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的分界线，就从巴尔干半岛上划过，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分界线也在巴尔干半岛划过。后来，土耳其人入侵欧洲，在巴尔干半岛遗留下一个至今还存在的历史问题：唯一在欧洲土生土长的穆斯林人口落户于此地，它既是欧洲基督教疆界的终点，也是伊斯兰教疆界的始点。穆斯林土耳其人、天主教奥地利人、东正教俄罗斯人，世世代代都把巴尔干半岛当作战利品相互争夺。截至1914年，土耳其被彻底赶出巴尔干半岛，只留下奥地利和俄国展开争夺，而土耳其则伺机夺回丧失的领地。
俄国人最想获得君士坦丁堡。基督教出现前，这座城市属于希腊，城市名叫拜占庭，后来一直是东罗马帝国的首府，最终落入土耳其人之手。君士坦丁堡控制着一条长长的水路——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马尔马拉海（the sea of Marmara）、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这条水路把俄国位于黑海的港口与地中海连接在一起。拥有君士坦丁堡，就使俄国的“沙皇”——俄语里“恺撒”之意，德国皇帝也是“恺撒”之意——实现其长远的目标：成为公正的东正教领袖、东罗马帝国公正的继承人。俄国就是因为内心里有君士坦丁堡这个目标，才把自己涂抹成巴尔干半岛上斯拉夫人和东正教信徒的资助者和保护者，其中包括塞尔维亚人。进入19世纪后，土耳其帝国进入衰败的后期，英国成为抑制俄国攫取君士坦丁堡的主要力量。英国的动机不是对土耳其人有好感，而是出于自私。俄国向南扩张，这使英国害怕丧失其在中东的地位，最终丧失对印度的控制。
7世纪的时候，东罗马帝国变得摇摇欲坠，许多部落都在迁徙之中，塞尔维亚人跟随所谓的南斯拉夫人（说南斯拉夫语）的迁徙人流进入巴尔干半岛（西罗马帝国此时已经灭亡）。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塞尔维亚人建立起一个小王国，王国有自己的沙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部分塞尔维亚人信奉东正教，另一些人则信奉罗马天主教，但最终决定信奉东正教。因为信奉东正教能保证他们的后代在千年后还能与那个所有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人国家中最伟大的国家俄国连成一体，而后代从此可以指望俄国人给予保护。他们用宗教差异保证自己与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不同，也与主导匈牙利的马札尔人（许多人是加尔文教徒）不同。
中世纪后期，塞尔维亚人在科索沃被土耳其人击败，沦落为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直到18世纪，土耳其人、奥地利人、俄国人已经在巴尔干半岛血腥混战了200年。1829年，俄国人战胜日益无能、孤立无助的土耳其人，俄国人的胜利促成一个新的塞尔维亚公国。尽管这个新公国小得难以辨认，但是它是塞尔维亚人在500年后的再次建国。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再一次重整旗鼓。1870年，俄国和土耳其再次开战，塞尔维亚在战争中站在俄国一边积极参加战斗，从而赢得大片土地作为回报。于是，塞尔维亚王国在历史中再次出现，它是一个内陆小国家，坐落于崎岖的山岭中，周围是巴尔干半岛沸腾的种族大杂烩，邻居中有欧洲唯一的穆斯林、天主教徒、东正教基督徒，他们之中的有些人认为自己是塞尔维亚人，另一些人则认为不是。这些邻居又可进一步分为：马札尔人、保加利亚人、克罗地亚人、阿尔巴尼亚人、马其顿人、罗马尼亚人、黑山人、希腊人、波斯尼亚人。波斯尼亚就在塞尔维亚的边境对面，塞尔维亚人认为，波斯尼亚是自己的兄弟，因为不生活在塞尔维亚王国内而正在遭受羞辱。有一个事实令塞尔维亚人感到麻烦，塞尔维亚人只是波斯尼亚的一个少数民族（三分之一是穆斯林，五分之一是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尽管如此，塞尔维亚人的国家梦想就是要把波斯尼亚纳入信奉东正教、属于斯拉夫人的大塞尔维亚之中。还有另一个事实，按照国际法，波斯尼亚被两个强大帝国拥有：形式上归奥斯曼帝国拥有，但实际上归奥地利人拥有。对这个事实，塞尔维亚人不屑一顾。
随着时间的推移，动乱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有时其野蛮程度变得令人震惊。20世纪初，塞尔维亚的国王和王后对哈布斯堡王朝表示友好。1903年，一伙不满现状的军官发动政变，将国王夫妇射杀，把尸体的衣服剥光，从贝尔格莱德宫殿的窗户扔出，组建了一个对俄国亲善的新王国。
1908年，奥匈帝国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得塞尔维亚旁边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将两者变成奥匈帝国的下属省份。塞尔维亚异常愤慨，转而向俄国求援。但是，俄国正处于战败恢复时期。1905年，日本和俄国之间爆发争夺远东的日俄战争，俄国在这场战争中遭受失败，这是一次令人感到羞辱的彻底失败，失败暴露出俄国陆军和海军的无能，失败后的俄国暂时放弃在远东的野心，失败点燃了俄国国内革命。因而，俄国感到无力支持塞尔维亚，这实际上为俄国增添了新羞辱。
1911年，谋杀塞尔维亚王室的反叛者组建了统一或死亡会，也就是黑手会。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塞尔维亚与几个邻国一起将土耳其人赶回伊斯坦布尔。这次胜利使塞尔维亚的地盘扩大了一倍，人口增长到450万。一年后，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塞尔维亚打败自己的邻国、曾经的盟友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的地盘再次扩大，短暂占领了达尔马提亚海岸。后来，因奥地利人威胁要入侵才不得不放弃。在这次冲突中，塞尔维亚仍然没有获得俄国足够的支持，但是，法国察觉到巴尔干存在战略机遇，从而向塞尔维亚的军队提供资金、武器、培训。法国的动机是明晰的：帮助塞尔维亚变得足够强大，一旦爆发战争，从而能吸引大量的奥匈帝国的军队，这使得法国和盟友俄国（如果一切顺利，盟友也包括英国）能集中力量对付孤独的德国。
刺杀弗朗茨·斐迪南的计划，塞尔维亚政府预先知道多少？贝尔格莱德对刺杀负有多大的责任？答案既不清晰也不简单。首相尼科拉·帕希奇（Nikola Pasic），这个因蓄着长长的白胡子而显得庄严的精明老人，确实在几周前就听说了秘密计划，但他立刻表示不同意。贝尔格莱德当时有许多谣言，他用谣言的形式放出话来说秘密计划应该停止。另外，塞尔维亚官方也不能说完全清白无辜。黑手会的领导人是德拉古廷·迪米特里维奇（Dragutin Dimitrijevic）上校，他同时也是塞尔维亚情报部门的领导人，此人是“泛塞尔维亚”偏执狂，由于他有异常充沛的体力，人们借用古埃及神话中神牛的名字，给他一个绰号“神牛”。神牛曾在历次巴尔干战争中为塞尔维亚出谋划策，他的战略引导塞尔维亚取得战争胜利。现在，1914年，他是刺杀弗朗茨·斐迪南秘密计划的主谋。但是，确实没有证据表明帕希奇的内阁涉嫌刺杀计划。
一方面，帕希奇被神牛及其在黑手会、军界的盟友视为障碍，甚至是敌人。他们鄙视缺少激情的首相，他们觉得首相应该有采取极端手段的激情，应该有敢打新一轮巴尔干战争的激情。帕希奇无法被塞尔维亚军队最高指挥层接受，将军们在1914年6月迫使他下台。然而，俄国和法国认为帕希奇既明智又敏感，是巴尔干半岛目前最需要的人，在俄国和法国的坚决要求下，他几乎是立刻官复原职。帕希奇恢复政府职位，这是神牛的失败，这说明神牛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减弱。神牛很可能把刺杀弗朗茨·斐迪南看作制造一次突然危机致使帕希奇政府垮台的手段。即使危机引发战争，他很有可能认为代价虽高但能负担得起。另一方面，帕希奇理解塞尔维亚的处境，经历了两次巴尔干战争之后，塞尔维亚的国力早已衰竭，塞尔维亚的战争伤亡人数达到9万，这对弱小的塞尔维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军队没有条件挑战奥地利人。一旦开战，塞尔维亚手中只有11个装备不良的步兵师，而维也纳则有48个步兵师可用于对抗。当然，帕希奇还记得俄国在1908年、1912年、1913年的危机中，没有向塞尔维亚提供帮助。
那么，为什么帕希奇没有更主动地出面干预去阻止刺杀？实际上，他曾朝着那个方向努力，以至于使自己处于危险境地。当他知道了三个刺客的名字后，他命令不许那三个人出境进入波斯尼亚。但是，他的命令已经晚了，那三个人已经跨越边境。于是，他让塞尔维亚驻奥地利的大使向维也纳方面提出口头警告。但是，这位大使本人就是一名激进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没有多少热情去执行这个任务。与他见面的是奥地利财政部长，而不是所处地位更适合采取相关行动的人。他的表达很含糊——他说他自己很担心“一些塞尔维亚青年有可能在弹匣里放入真子弹射入”，而根本没有提及贝尔格莱德不仅知道实际的秘密计划，而且知道那些已经进入萨拉热窝的刺客的名字。财政部长觉得没有理由惊慌，认为所提供的根据不足而不能采取行动。由于帕希奇无法知道他的警告已经被冲淡，于是他觉得不必再做努力。在那个夏天，塞尔维亚正好处于大选之中。选举结果将决定帕希奇是否能继续担任首相一职。如果塞尔维亚国内最极端的爱国者认为他是敌人——更进一步说是叛徒，他肯定是在进行政治上的自杀，甚至有可能就是真正的自杀。
至此，除了刺客有能力停止刺杀，已经没有人能制止刺杀。不仅黑手会对刺杀失去了控制，神牛本人也对其失去了控制。神牛在6月14日曾告诉黑手会执行委员会他的萨拉热窝计划将在两周后执行。执行委员会成员的反应完全出乎神牛的预料。他们投票决定放弃秘密计划。与帕希奇一样，他们意识到刺杀有可能引发与毗邻帝国之间的战争，他们确实理解了为什么帕希奇要反对。神牛设法通过一系列中间人将放弃秘密计划的命令传递给刺杀小组。此时，轮到神牛的命令变得无人理睬了。大战期间，加夫里若·普林西普在奥地利的监狱里因肺结核病躺在床上等死，一名精神病医师访问了他（他在访谈中谈及自己时，经常非常奇怪地用第三人称），他谈到自己去萨拉热窝的目的，他说道：“他想为自己的理想而死。”他乐意接受黑手会的武器，但不乐意放下武器。

第二章 痛改前非

在1908年和1909年，我们一直处于有利地位。在1912年和1913年，我们仍然有好机会。现在，我们必须取得彻底胜利，否则什么都没有了。
——奥地利陆军大元帅弗朗茨·康拉德

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Leopold von Berchtold）与弗朗茨·康拉德（Franz Conrad）是性格截然相反的两个人。他俩在奥匈帝国应该如何对付塞尔维亚这个问题上意见一直不合。但是，斐迪南大公遇刺后，他俩之间的分歧消失了，竟然成了合作伙伴。如果你理解了他俩之间的这种变化，就等于理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康拉德（世袭贵族出身）有军人的铮铮铁骨，有时甚至是个狂热的军人。他父亲是军官，他从11岁就接受军事训练。1906年，他在54岁的时候成为奥匈帝国的总参谋长。他身材结实魁梧，胡须在嘴角处向上翻起，看上去令人生畏，灰白的头发被修剪成矮树丛状。他是个工作狂，专注于把大杂烩式的奥匈帝国军队转变成一支现代化的高效战争机器。他不断地草拟和颁布新的命令和作战计划，因为他痛苦地感到帝国软弱的军队无法维持帝国在欧洲大国的地位。他坚信唯一能拯救帝国的办法是在巴尔干问题上坚持己见，其中最重要的是阻止塞尔维亚人无休止的颠覆活动，如果有机会，就应该消灭塞尔维亚。他不断地向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请求进攻塞尔维亚，这使得约瑟夫皇帝讨厌他。他甚至多次要求进攻新成立的意大利王国。意大利王国是奥匈帝国的官方盟友，已经从奥匈帝国攫取了不少领土，但还觉得不够。1911年，康拉德由于过于好战而被免去总参谋长一职。一年后，巴尔干战争爆发，他的才能和能量找到新的用武之地。官复原职的他表现出一贯的好战作风。在1913这一年，他总共提出了不少于25个针对塞尔维亚的作战建议。
贝希托尔德伯爵与康拉德不同，他来自一个古老的家族，非常富有，有很高深的教养，是个喜欢享乐的贵族。他看上去很优雅，充满安宁的自信，衣领和袖口雪白无瑕，领带夹上镶有钻石。他能讲多种语言：德语、法语、匈牙利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他娶了一位匈牙利女继承人（他拥有奥地利和匈牙利两个国籍；当被问及国籍归属时，他说自己是维也纳人）。他拥有一个驯马场。他的迷人风度很有名气，曾征服过无数女人。人们普遍认为他性格软弱、懒散、轻佻、不可靠。他早年是驻伦敦和巴黎的外交官，这个工作最适合沉醉于各种享受的贵族青年。1907年，他成为奥匈帝国驻俄国大使。1912年，他50岁，被任命为外交大臣。1912年和1913年，巴尔干半岛爆发危机，塞尔维亚从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亚人手中夺得大片土地，维也纳在这场危机中只是一个旁观者。在这场危机中，人们越发感觉到他是个怯懦、摇摆不定的人。康拉德认为，贝希托尔德在与狡猾的强国搞外交时，缺少保护哈布斯堡利益的勇气，许多人赞同康拉德这个看法。贝希托尔德知道，有许多重要的人物认为他不配做外交大臣，所以他努力修补自己的名声。此时，他愿意接受康拉德一直在鼓吹的理论：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最薄弱，如今已经浪费了许多好机会。他认为，未来几年好机会不多。现在，塞尔维亚变得越来越强大，俄国也慢慢恢复国力，所以，他和康拉德都决心绝不能让下一个好机会从手中滑落。总之，他变得很危险：一个软弱的人假装强硬。在斐迪南大公遇刺仅48小时后，他就呼吁给予“塞尔维亚一个决定性的最后清算”。
1914年前后，奥匈帝国是个衰败之中的二流帝国，拼命想维持自己在诸欧洲强国之间的传统大国地位。在萨拉热窝刺杀发生前的半个世纪，奥匈帝国失去了领导德意志诸邦国的地位，实际上，是被德国最伟大的首相、德意志帝国的创始人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驱赶走的。接着又丧失了包括托斯卡纳（Tuscany）、伦巴第（Lombardy）在内的大片领土，掠夺者是新成立的意大利王国，此时的意大利国势并不强，主要是因为有法国的帮助。奥匈帝国在某些方面确实已经陈腐不堪，但是在另一方面却领先于时代，这个特点使得奥匈帝国举步维艰。在民族主义泛滥的年代，奥匈帝国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拼凑出的集合：它有16种语言、13个民族、分为5个大区、由16块土地组成、拥有2个议会。但是，如果奥匈帝国内部的不同民族能和平地生活在一起，最终成为统一的整体，那么它就有潜力成为整个欧洲的榜样。斐迪南大公似乎理解奥匈帝国的这种潜力，但约瑟夫皇帝因此而不喜欢他。斐迪南大公遇刺后，奥匈帝国就没有任何人有足够的力量和智慧，带领帝国渡过1914年的危机。斐迪南大公一直不喜欢康拉德的军事冒险欲望，如果他还活着，肯定会抑制康拉德。面对毁灭中的欧洲，贝希托尔德曾经悲伤地说：“斐迪南大公是帝国最需要的人。”
跨过匈牙利最南面的边境线，就进入了恐怖的塞尔维亚王国，只要有可能，塞尔维亚就愿意挑起动乱。不仅是鹰派人士康拉德，还有许多奥地利人都认为帝国必须做出一个简单的抉择：要么在巴尔干问题上强硬起来；要么被那个在俄国的帮助下充满敌意的巴尔干麻烦制造者逐步吞食。塞尔维亚不仅是个外部威胁，而且还引发内部矛盾。塞尔维亚的每次胜利，似乎都能激发奥匈帝国内部许多少数民族谋求独立或者联合的欲望。只要一伙人感觉自己与某个民族有文化、宗教、血缘、地理等方面的一丝联系，他们就能把这种联系作为联合的理由。在1914年前的10年里，这就是制造动乱的药方，一个动乱接着一个动乱，每次新动乱都向巴尔干这剂毒药中增加新的毒素。
第一次动乱发生在1906年。这次动乱有些像维多利亚时代吉尔伯特与萨利文（Gilbert and Sullivan）的幽默剧，被后人称为“猪肉大战”。那时，塞尔维亚还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是，塞尔维亚与波斯尼亚接壤，这个条件给了扩张主义者许多可乘之机。维也纳政府官员被激怒了，他们竭尽全力寻找给予反击的办法，最后决定通过禁止进口塞尔维亚的猪肉以及生猪来在经济上惩罚塞尔维亚，借以制伏塞尔维亚。他们推行了5年的禁运，除了让维也纳政府官员自己感到荒谬之外，禁运几乎没有任何效果。塞尔维亚找到了许多海外市场，从而增加了猪肉出口。塞尔维亚人从这次经历中学会了如何在没有代价的情况下挑战强大的哈布斯堡王朝。当然，塞尔维亚人也许仅仅是错误地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事。但是，无论塞尔维亚人到底学到的是什么，他们反正都是在挑战哈布斯堡王朝了。
1908年，形势变得很严峻。由于一直都没有能成功地阻止塞尔维亚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制造动乱，奥地利越来越担心日益恶化的现状，按照严格的法律条款，奥匈帝国最南端的这两个省份不应该属于自己。根据国际法，这两个省份仍然属于奥斯曼帝国。1878年，当时土耳其人正处于无休止的溃败之中，奥地利吞并了这两个省份。维也纳认为，如果让塞尔维亚夺走这两个省，后果将十分严重。考虑到塞尔维亚的侵略性，再加上奥斯曼帝国日益衰老，这种可能性并非凭空幻想。所以，奥匈帝国宣布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不出意料，塞尔维亚怒吼着抗议，并向俄国求助。然而，俄国正处于从日俄战争灾难性的失败中恢复过程中，加之又有国内革命，所以无力干涉。
此时，担任总参谋长一职已经有3年的康拉德想派部队入侵塞尔维亚，他认为胜利有保证。他能调动的军队高达36万人，而塞尔维亚军队不到2万人。更重要的是，他有德国的全力支持。德国知道俄国此时十分虚弱，同时对奥地利的缓慢衰败越来越担心。在此时攻击塞尔维亚的要害部分似乎很合适，也许还可以借机分裂塞尔维亚，使之毁灭。康拉德受本性驱使，开始述说他与邻居的旧账：他想打败弱小的黑山人，黑山人是塞尔维亚人的同盟，十分令人讨厌；他还想打败意大利，意大利在巴尔干半岛也有领土野心，但是意大利在与奥地利的战争中明显处于劣势。
在奥地利和柏林，不是每个人都想打仗。弗朗茨·约瑟夫做奥匈帝国皇帝已经长达60年，经历过的耻辱失败要远远多于光荣胜利，所以没有进行新冒险的欲望。匈牙利人安于现状，反对任何新举措，他们害怕奥地利在获得胜利后将把更多的塞尔维亚人带入帝国，这将冲淡匈牙利人的影响力，因为斯拉夫人将变成帝国的合伙人，将原先的奥地利、匈牙利二元帝国变换成奥地利、匈牙利、斯拉夫三元帝国。这个想法并非毫无吸引力：维也纳有许多人支持这个想法。熟悉斐迪南大公的人都知道，如果他能继承皇位，他将会把斯拉夫人拉入新的三元君主国。
德国发出最后通牒，从而化解了这场危机：如果俄国人不同意奥地利的吞并行为，德国将视维也纳针对塞尔维亚的入侵行动合法。虽然俄国表示愤慨，但最后还是退让了。俄国别无选择。
在康拉德看来，这不是伟大的外交胜利，而是灾难。一些德国高级将领也同意康拉德的看法，他们的论点很有说服力。经过这次危机，奥地利空手而归，没有获得更多的领土，也没有削弱塞尔维亚。此外，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后，激怒了塞尔维亚王国和波斯尼亚的民族主义分子。奥地利的吞并行径也使俄国遭受新耻辱——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向另一个欧洲国家让步。俄国因此而认识到迅速扩军的重要性，因为有强大军队的俄国才能向盟友法国证明自己不是一个无用的同盟。
这次吞并危机之后3年，巴尔干半岛发生新的痉挛。1912年，弱小的黑山，竟向曾经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帝国发动攻击。这是一次对奥斯曼帝国衰败程度的测试。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都加入了攻击土耳其人的阵营。仅一个月，土耳其人便被驱赶出由奥斯曼帝国统治了500年的巴尔干地区。巴尔干的地图被重新划分。胜利者的领土都翻倍。获得胜利的塞尔维亚，虽说还称不上是一个强国，却能给奥地利一个实实在在的军事威胁。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进展得很快，奥地利还没有来得及动员军队参战，战争就结束了。从那时以后，不仅巴尔干地区的力量平衡发生改变，整个欧洲的力量平衡也发生了改变，这些改变对奥地利非常不利。在巴尔干，原来平衡俄国势力的奥斯曼帝国不在了，而俄国的同盟却比以往更加强大。维也纳要求采取军事行动，康拉德的意见受到重视。当时，贝希托尔德是外交大臣，他反对康拉德。弗朗茨·斐迪南也表示反对。斐迪南是个狡猾的人，他知道依靠战争对付斯拉夫邻国无法赢得帝国内部几千万斯拉夫臣民的忠诚。奥匈帝国再一次无所作为。维也纳未能采取行动的另一个理由是害怕俄国的军事动员，俄国是一个极度可怕的战争力量，拥有巨大的军队。再一个显著的理由是缺少德国的支持。德国政府告诉奥地利，德国公众不支持巴尔干战争，所以无法在政治上营造针对巴尔干的敌意。
保加利亚是1912年巴尔干战争的大赢家。保加利亚是塞尔维亚的竞争对手，所以奥地利可以把保加利亚当作一个潜在同盟，就像人们常说的，敌人的敌人，有时是你唯一的朋友。保加利亚不满足于自己在战争中的收获，战后和平协议达成后不足一个月，保加利亚即向塞尔维亚发动攻击，这一举动令人吃惊。希腊和黑山向塞尔维亚提供帮助。虽说罗马尼亚没有介入1912年的巴尔干战争，但此时也向塞尔维亚提供帮助。甚至土耳其也来帮助塞尔维亚反对保加利亚，希望弥补一些过去的损失。保加利亚很快被打败。战争结束了，可是奥地利的军队还没有准备好。事后，塞尔维亚获得一部分亚得里亚海的海岸线，这片土地像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一样，是塞尔维亚的扩张主义分子的重要目标。当和平秩序恢复后，维也纳坚持要求塞尔维亚归还那片海岸线。塞尔维亚拒绝了维也纳的要求。为了显示有决心不让塞尔维亚获得任何它想要的，奥地利发出一道最后通牒：如果塞尔维亚不离开阿尔巴尼亚，奥地利将发动攻击。塞尔维亚再一次向俄国求救，俄国再一次犹豫不决。当塞尔维亚意识到英国和法国都反对自己占领那片海岸线时，塞尔维亚退让了。塞尔维亚放弃的那片土地成了新的国家阿尔巴尼亚。
到1914年夏天为止，巴尔干半岛上的人都处于不满意的状态，每个人都有生气和害怕的理由。土耳其丧失了所有的土地；保加利亚损失了1913年所有的战利品；尽管希腊有收获，但它认为收获不多。这个地区就像过去一样不稳定。
俄国和奥地利同样感到苦恼：俄国没能满足自己藩属国的要求；仅仅就在奥地利丧失压服塞尔维亚最好机会后5年，奥地利竟沦落到无力做任何事情的地步，而且让奥地利感到最危险的地区已经变得对塞尔维亚更有利。可以肯定，如果允许再发生类似的变故，俄国和奥地利的信用将丧失一空，这两个帝国决心不再软弱和怯懦。
此外，奥地利认为国际会议毫无用途，只有对塞尔维亚发出的具有直接战争威胁的最后通牒才会有效果。奥地利人早就开始把和平会议视为圈套。
最后，奥地利人讨厌德国人，因为他们觉得德国人没有提供帮助。德国人知道这点；柏林此时正在考虑如何弥补。尽管奥匈帝国虚弱无力，但德国在欧洲除了奥匈帝国外，已经没有值得信赖的盟友。如果德国在未来的危机中继续不支持奥匈帝国而丧失这个落后的同盟，德国将孤单地面对周围的敌人。对柏林来说，这个结论是显而易见的。绝不能让维也纳再次怀疑与德国同盟的价值。
痛改前非。在斐迪南大公遇刺后的3周时间里，这就是德国的态度。
背景：哈布斯堡家族
1914年，弗朗茨·约瑟夫占据欧洲历史上最成功家族的首领的位置已经有66年了。他统治着一个庞大的帝国，其疆界从现在的捷克共和国延伸到波兰腹地和意大利的的里雅斯特（Trieste）。在维也纳城中或城郊的宏伟宫殿中，他向自己的帝国发号施令。维也纳是世界的中心，其文化内涵之丰富、风景之秀美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城市。他从18岁时起就统治这个帝国，所以他是世界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可是弗朗茨·约瑟夫已经到了耄耋之年，这位看上去忧愁、疲惫、孤独的老人彻底厌倦了生活。他一直是最尽责的独裁者；84岁的时候还要黎明起床，跪着做完祈祷后，早晨5点钟准时坐在书桌前，开始一刻不停的工作。数十年的枯燥工作，留下了无数的失望和失败，多得足以使3条生命枯萎。毫不奇怪，他在闲谈中谈到对死的向往，就好像他知道一个奔跑了近千年的王朝正接近终点。
那是一个辉煌历程。在过去的六个半世纪里，哈布斯堡家族成员是奥地利和许多其他王国的国王（比如，波希米亚、德国、匈牙利、西班牙等）。他们做皇帝已经有四个半世纪，只有偶尔很短的中断。这个家族在16世纪达到顶峰，掌控欧洲和美洲新大陆，世界上没有任何家族可与之比拟。
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家族成员，名叫“富有的贡特拉姆”（Guntram the Rich），他生活的时代比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还要早一个世纪。从他的名字中，人们可以推测出他的家族一定非常繁荣，其繁荣程度超过一般家族。1273年，贡特拉姆的一个后代成为哈布斯堡家族的第一位君王，即日耳曼鲁道夫一世。鲁道夫的一个儿子继承他的王位，另一个儿子成为奥地利的国王。从那时以后，哈布斯堡家族的地位就从来没有低于过皇族；唯一不确定的问题是，这个家族在某个时候能统治几个王国。
日耳曼部落的统治者早就幻想着自己是古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大约在公元800年的时候，一个名叫弗兰克斯的野蛮日耳曼部落首领来到罗马，给自己加冕为皇帝查尔斯（我们称他查理曼大帝）。查理曼大帝的祖先在公元四五世纪时推翻了古罗马帝国，因此意大利的大部分土地归他们所有。从中世纪开始，经历文艺复兴，直到现代，他们一直维持着自己的地位。日耳曼人的最高荣誉是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个头衔表示在众多日耳曼小邦国之上拥有至高无上的霸权。不过，在历史上某些时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拥有对罗马城的控制。1440年，腓特烈三世成为最后一个在罗马登基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来自哈布斯堡家族奥地利分支。直到1711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一直由哈布斯堡家族成员担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是被推选出来的（推选人只能是世袭的日耳曼国王，比如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总是能想尽办法，利用充足的财富、权力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由于母亲的缘故，腓特烈三世是第一位拥有著名的“哈布斯堡嘴唇”的家族成员，他的下嘴唇和下领有时能奇异般地突出。这个体征变成家族的标志。为了维护这一代表高贵地位的家族标志，哈布斯堡家族成员越来越难找到合适的配偶，于是家族成员之间结婚的现象越来越多。他还有另一突出点，他成功地将哈布斯堡家族利用婚姻获利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度。哈布斯堡家族成员一般不是武士或冒险家；他们天生地讨厌冒险。他们很少依靠手中的刀剑来扩张家族财产，更多的是依靠婚姻。哈布斯堡家族的名言是：“让别人去打仗；快乐的奥地利人喜欢结婚。”
首先，腓特烈三世让儿子马克西米利安与一位女继承人结婚，这个女人拥有荷兰、卢森堡、勃艮第（现属法国）。后来，他又让马克西米利安的儿子菲利普与芬兰和西班牙的女继承人结婚。这次婚姻的收获不仅包括西班牙、那不勒斯、西西里、撒丁岛，还包括西班牙在美洲的所有土地。菲利普的西班牙新娘不幸患有精神病，哈布斯堡家族似乎并不介意这点。
菲利普的儿子查理五世继承了这一切，加上后来获得的葡萄牙、米兰，他是世界历史上拥有领土最多的人。最终，查理五世发现帝国的领土太大而无法有效管理，所以他把领土分配给儿子们。儿子菲利普二世，以马德里为首都，为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的兄弟斐迪南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管理家族在东面的德意志领土。
此后，哈布斯堡家族每况愈下。哈布斯堡家族西班牙分支，在延续了几代后停止繁衍，这显然是因为近亲结婚（其德国分支也因此而被削弱，但并没有停止繁衍）。另一个原因是与西班牙联姻时引入家族的精神病。哈布斯堡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结婚三次也没有后代。奥地利这条家族线生育力较强，但受到其他问题困扰。路易十四领导下的法国攫取了哈布斯堡家族莱茵河西面的所有土地，包括阿尔萨斯省和洛林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入侵欧洲，征服大部分巴尔干地区，两次将战火烧到维也纳城外。宗教改革运动使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变成信奉新教德国北部诸国的敌人。这种局面对信奉新教的普鲁士有利，普鲁士掠夺走了哈布斯堡许多块遗产。最后，拿破仑兴起了。他两次占领维也纳，抢走了哈布斯堡家族在欧洲南部的大量领土。拿破仑为了生一个继承人，娶了一位哈布斯堡家族小公主为妻（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侄孙女，也是哈布斯堡家族成员）。
拿破仑结束了神圣罗马帝国的传奇，哈布斯堡家族从此只能顶着较卑下一些的奥地利皇帝的头衔。拿破仑溃败后，维也纳会议希望恢复旧的欧洲秩序，收回了一些哈布斯堡在欧洲南部的重要领土和意大利的北部。此后，哈布斯堡家族享受了近30年的安宁。
后来，1848年大革命到来了，在这次社会剧变中，从法国到俄国，要求改革的人们起来反对统治者。大部分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城市都发生了暴乱，有一段时间，哈布斯堡家族是否能生存都成了一个问题。当时在位的皇帝没有后代，宣布退位，这位皇帝的弟弟放弃了继位的权力，皇位传递给了他的儿子弗朗茨·约瑟夫。保皇主义者希望这个高大、精力旺盛、有吸引力的18岁男孩能赢得臣民的忠诚。这个希望实现了。弗朗茨·约瑟夫，生于美国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任职期间，在亚伯拉罕·林肯参加总统竞选前12年获得皇位，到了伍德罗·威尔逊进入白宫时他还在皇位上。
虽然弗朗茨·约瑟夫的在位时间非常长，但是他的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充满了悲哀。他所有的事情都不顺利。作为一个年轻男人，他娶了欧洲最美丽的巴伐利亚公主伊丽莎白。他曾多次发动进攻意大利的战役，但均以失败告终。他在参加其中的一次战役时传染上了淋病。他曾享受了6年的幸福婚姻生活，可是在他把淋病又传染给四个孩子之后，他的婚姻名存实亡。
1859年，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将奥地利从伦巴第驱赶走。不久以后，奥地利又失去了托斯卡纳和摩德纳。
1866年，普鲁士打败奥地利，强迫奥地利放弃对德意志诸邦国的领导权。就在此时，弗朗茨·约瑟夫害怕失去更多的东西，他与匈牙利建立一种新奇的二元帝国契约，匈牙利将不仅是帝国的一部分，而且与奥地利同为帝国的合伙人。
帝国的统治者不仅是奥地利的皇帝，也是匈牙利国王。奥地利和匈牙利分别有自己的总理和议会，但是，财政权、战争权和外交权集中在维也纳。这种安排对在匈牙利国内起支配地位的马札尔人有利，马札尔人因此而保证了自己在欧洲政治中的地位。所以马札尔人希望奥匈帝国能生存下去。但是，这种安排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决策过程变得极为复杂：重要的决定不仅需要获得维也纳的批准，也需要获得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批准。此外，匈牙利总是寻找理由反对任何有可能削弱其在帝国内部地位的变革。所以，匈牙利反对将二元帝国体制转变成一个包括斯拉夫人在内的三元帝国体制。截至1914年，帝国中有五分之三的臣民是斯拉夫人：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乌克兰人、塞尔维亚人等，但是匈牙利仍然坚决反对三元帝国体制。
1867年，弗朗茨·约瑟夫的弟弟马克西米利安，在墨西哥被执行死刑的射击队枪毙。三年前，他以唐·吉诃德式的勇气接受墨西哥的邀请去那里做皇帝。
1870年，普鲁士带领一群德意志邦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法国打晕，赢得对法战争的胜利，而奥地利只能以局外人的身份观摩战争。普法战争之后，出现了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普鲁士国王荣升为德国皇帝，奥地利被排除在外。从此之后，柏林崛起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帝国，而维也纳只能充当一个小配角。
1889年，弗朗茨·约瑟夫唯一的儿子鲁道夫大公，与其年纪只有十几岁的情人一起自杀身亡，皇位没有了男性继承人。聪明又有才干的鲁道夫大公，常感到灰心丧气，有反叛倾向，容易过度焦虑，沉迷于毒品，是一个梅毒病患者（他不仅像父亲一样将梅毒传染给妻子，而且使之丧失生育能力）。
九年后，皇后伊丽莎白被一个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用刀刺死。凶手本想杀死意大利国王安布托一世，但是由于缺钱买火车票去罗马，才转念杀死她。
两年后，弗朗茨·约瑟夫不得不拒绝斐迪南大公的婚事，斐迪南大公是弗朗茨·约瑟夫的侄子，因鲁道夫之死才成为皇位继承人，有着士兵相貌的斐迪南大公竟然向女伯爵索菲·邵泰科求婚，而索菲此时仅是一名哈布斯堡皇室亲戚的女用人。
弗朗茨·约瑟夫的老年时光似乎没有一个穷尽，他很和善，但同时又表现出一种僵硬，虔诚地保存祖宗留下的传统，热切希望他的余生能在和平中度过。他顽固地忠诚于自己的责任，因为他视这些责任为遗产，无法让别人分担。有一次，他和陆军元帅康拉德一起缅怀一位他俩都认识的将军，他悲哀地说：“都死了，就是我不死。”当康拉德有礼貌地表示感谢皇帝长寿的心情时，弗朗茨·约瑟夫回答道：“是的，是的。但是，人生原来如此孤独。”

第三章 火烧欧洲

我认为不会有大战……法国和俄国也没有做好战争准备。
——德皇威廉二世

斐迪南大公遇刺身亡后的第一天，有大量非塞尔维亚人群（定居在波斯尼亚境内的穆斯林、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他们占波斯尼亚大多数人口）举着奥匈帝国的国旗和遇刺斐迪南大公夫妇的遗像在萨拉热窝的大街上游行。有小流氓团伙攻击塞尔维亚人的生活设施——破坏学校、报社、办公室、旅社。当地一些主要东正教士家里的窗户也被砸坏。大约有50人受伤，有一人死亡。奥匈帝国的其他城市也有游行示威。甚至慕尼黑和柏林也有游行，但规模较小，没有流血冲突，事件很快平息下去。
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骚乱比较剧烈。一位奥地利外交官报告说：“塞尔维亚人高兴得相互拥抱。”混乱的人群在城市里游荡。人群一听到有关萨拉热窝的消息，庆祝的喧闹马上变成谩骂。贝尔格莱德的报纸火上浇油，报道说有一万居住在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受伤，并且有塞尔维亚妇女被强奸。一位英国外交官称贝尔格莱德的报纸“行为可耻”，因为所报道的都不是事实。
很容易夸大所发生的这一切。实际上，萨拉热窝的游行仅持续了几小时，维也纳政府也立刻承诺补偿受害者。塞尔维亚政府也做出负责任的举动，说服示威者离去。维也纳很快便恢复平静。由于被刺杀的斐迪南大公在公众面前表现得很冷漠、生硬，所以难以获得大众喜爱，几乎没有人为他服丧。一位观察家说：“刺杀事件没有带来什么感受。维也纳人继续听音乐、喝葡萄酒，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斐迪南大公夫妇在家乡下葬，葬礼低调得让斐迪南大公的朋友们生气，皇帝感觉有必要解释为什么自己没有把葬礼操办好。
虽然奥匈帝国的领导层下决心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但是此时准备工作还没做好。刺杀发生后48小时，奥匈帝国的领导层非常繁忙，会议一个接着一个。外交部长贝希托尔德、陆军元帅康拉德、匈牙利总理伊斯特万·蒂萨（Istvan Tisza）、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等人，一会儿聚在一起，随后又分散开，过了一会儿再聚在一起，就好像要循环往复一样。他们之间很难达成一致意见。贝希托尔德和康拉德要求攻击塞尔维亚，越快越好。皇帝约瑟夫则犹豫不决。蒂萨则反对。但是，他们有一点共识：必须先满足一些基本条件，然后才能采取行动。
首先，必须获得德国的支持。没有德国的支持，什么都办不到。奥地利针对塞尔维亚的行动，肯定会引起俄国的担心，维也纳单独没有能力阻止俄国干预。如果俄国动用其巨大的军队干预，奥地利则无法应付。
其次，与匈牙利同舟共济非常重要。这件事挺难。由于哈布斯堡的笨拙安排，没有布达佩斯的同意，维也纳无法开战。匈牙利人肯定对攻击塞尔维亚的兴趣不大。如果攻击塞尔维亚失败，其后果将是一个灾难。但是，以匈牙利人的看法，即使战胜了塞尔维亚也是一件遗憾的事。
最后，只有军队动员之后，才能采取行动。在1914年那个年代进行战争动员是一件困难事，非常麻烦和昂贵，需要按照错综复杂的时间表召集成千上万的后备部队，调度全国的铁路系统运输士兵和给养，把巨大的重型武器设备运送到目的地，往往需要若干年的时间来编制战争动员计划。维也纳有两个战争动员计划（维也纳一般制订两个计划，一个适于单独对塞尔维亚用兵，另一个适于联合德国对塞尔维亚和俄国用兵）。无论实施哪一个计划，都需要数周才能完成。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数以千计的士兵已经回家帮助收割农作物，这种劳作方式在农业机械化前是惯例。康拉德认为，提早将士兵召回可能引起塞尔维亚和俄国的注意。
还有一个使局势复杂化的偶然因素，法国总统雷蒙德·普恩加来（Raymond Poincaé）将在7月20日至7月23日访问俄国。如果奥匈帝国在此期间采取任何针对塞尔维亚的行动，或者进行战争动员，或者发出战争动员的信号，法国和俄国的领袖将有一个绝佳的机会协调反制措施，并以此为契机批准战争同盟。所以，因为奥匈帝国自身的问题，战争动员变得如此缓慢，奥匈帝国的军队到8月中旬才能准备完毕，那时已经离斐迪南大公遇刺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了。无论奥地利因斐迪南大公遇刺而获得多少同情，到那个时候，大部分同情将消散得无影无踪。
然而，可以立刻去争取德国的支持，这件事不必等待。奥地利人很快发现不必担心德国支持的程度。德皇威廉喜欢斐迪南大公，还常常赞扬他。斐迪南大公理解巴尔干问题的危险性，比康拉德更有控制力、更有思想。德皇及其周围的人员不需要别人提醒就记得，俄国和法国形成了反德国联盟，英国正靠向这个联盟，所以，德国需要奥地利，需要帮助奥地利抵御巴尔干民族主义产生的离心力。与前两年巴尔干战争时的德国相比，此时的德国已经有了更充足的准备来帮助奥地利，德国知道周围到处都是敌人，敌人的实力正在增强。
当斐迪南大公遇刺的消息传来时，德皇威廉正在挪威海边他的游艇“流星五号”上。他立刻回到柏林郊外的波茨坦宫中，准备监视局势的发展。实际上，他没有什么好监视的。维也纳很平静，世界其他地方也很平静，斐迪南大公遇刺产生的震动已经消散了。事情的真相变得越来越清楚，刺客是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他们是在贝尔格莱德进行刺杀准备活动。知晓了真相的德皇威廉开始进入一种好战状态。他有一种在外交文书的边缘写评注的习惯，他的评注常常具有戏剧语言的特点。这是他吓唬人的一种方式，一种发挥其军事首脑作用的方式，也是一种让外交官知道他想法的方式。他曾在一个外交照会上评论英国外交大臣时写道：“所以，他是一个虚伪的无赖！”7月初，他收到一份德国驻维也纳大使的电报，大使在电报中说，他本人已经要求奥地利不要过快地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德皇威廉暴跳如雷，他在评注中写道：“撒谎！胡说！谁给他权力那样做？塞尔维亚必须受到惩罚，立刻执行！”
德皇威廉的这番话很快传开来，维也纳的官员也听到了。奥地利人当然很高兴，特别是从其他渠道传来的柏林信息也证实了德国的态度。那位犯错的德国大使亨瑞克·冯·契尔什基（Heinrick von Tschirschky），如今终于知道了德皇不仅要求他采取强硬态度，也要求奥地利人采取强硬态度。实际上，契尔什基本人希望对塞尔维亚采取强硬态度。他与许多普鲁士贵族有类似的看法，德国在欧洲正迅速变得越来越不安全。他害怕奥地利已经虚弱得临近崩溃的地步。他在外交信件中哀叹道：“有多少次我扪心自问，我们值得逼迫自己继续拖曳那个所有关节都吱吱作响的国家吗？”
在7月5日和6日这两天之中，德皇威廉和德国代理外交部长亚瑟·齐默曼（Arthur Zimmemann）分别会见了维也纳派来的特使。会谈中，德皇威廉实际上没有告诉奥地利人应该做什么。他说的都是奥地利人最想听到的：这一次必须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而且要快，奥地利想要什么帮助，德国就提供什么。奥地利特使在结束了与德皇威廉的会面后总结说：“德皇要求行动不能推延。俄国毫无疑问将采取敌对态度，但是德皇威廉已经为此准备多年，奥匈帝国与俄国之间的战争应该能避免，我们应该确信我们的老同盟德国将站在我们一边。俄国目前还没有准备好打仗，俄国在付诸武力前将三思而行。”这份报告就是著名的“空头支票”——错误地判断德国将不惜代价与维也纳站在一起。
奥地利人显然没有认真解释他们何时想采取什么行动。如果有人问，他们很可能会说；事实上，奥地利人既没有说匈牙利人有不同意见，也没有说相关政策和计划仍然悬而未决。德皇和齐默曼，其实也没有认真地问，这一点可以从德国的态度上得到印证，因为德国人当时并不认为局势已经严重到必须认真对待的地步。德国战争大臣埃里希·冯·法金汉（Erich von Falkenhayn）听取了有关奥地利特使来访的会议介绍，并简略地看了弗朗茨·约瑟夫写的一封信和这封信附带的贝希托尔德写的备忘录（主要谈及如何与保加利亚人建立同盟改变巴尔干地区的战略平衡问题，而不是萨拉热窝危机），根据这些信息，他总结说：“我不认为维也纳已经下定了决心。”法金汉和许多同事都认为，很可能只有采取刺激的办法，才能让奥地利人采取行动。
手持着德皇的“空头支票”的奥地利人，此时感到能自由自在地干大事了。他们尽量隐瞒行动计划，不让柏林知道；德国人则不主动过问。奥地利驻柏林的特使甚至没有解释奥地利的一个关键观点，在法国人结束访问彼得堡之前，他们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此时，德国人仍然假定奥地利人将立刻发动对塞尔维亚的打击，然后再把所有军队转移到俄国边境。
从今天掌握的有关德皇威廉和他最密切的助手的情况看，这些人在7月初并没有看到爆发一次欧洲大战的可能性。法金汉怀疑维也纳是否最终会采取行动，他的看法反映了众多德国人的看法，他们根据自身的经验怀疑哈布斯堡王朝是否有能力采取行动拯救自己。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也促使德国人怀疑俄国人的能力，也许这种怀疑中还包含着蔑视的成分。显然，德国人万万没有想到俄国人在这次危机中的反应与俄国在1908年、1912年、1913年危机中的反应截然不同。实际上，俄国人不仅感到自己有能力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而且是被迫采取行动。德皇威廉刚刚结束与奥地利特使的会面，法金汉便问威廉是否应该进行军事准备，威廉说不。随后，他马上动身返回挪威去玩游艇度假去了。威廉走前对他的海军上将们说：“我认为不会有大战。沙皇的注意力不在斐迪南大公遇刺上。此外，法国和俄国也没有做好战争准备。”
此时，德国首相西奥博尔德·冯·贝特曼–霍尔威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正在度假。他是一个聪明人，对皇帝极为尽责，但缺少远见。德军总参谋长赫尔穆斯·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正在矿泉疗养地度假，甚至没有人召他回来。他患有支气管炎，此时正用洗矿泉澡的办法治病。海军总司令也在矿泉疗养地度假。所以，德国政府和军队的主要人物，分散在各地，根本无法制订或协调战争计划，根本无法对别国的举动做出反应，甚至无法跟踪事态发展。从7月5日至6日的会议记录看，德国领导人对塞尔维亚问题的兴趣不高。相反，他们的兴趣都集中在贝希托尔德提出的一个稀奇古怪的计划上，该计划是想利用保加利亚做支点，破坏罗马尼亚与俄国的同盟关系。
在维也纳，德国的承诺被视为最好的消息，大家将注意力转向匈牙利。匈牙利总理蒂萨伯爵成了中心人物。这个说话生硬但政治上机敏的人其实不关心哈布斯堡的存亡，而只关心匈牙利是否能获得利益。蒂萨反对奥匈帝国为拉进塞尔维亚而扩容的态度非常坚决，他曾警告弗朗茨·约瑟夫别朝那个方向走，否则匈牙利将会有内战（康拉德似乎永远处于战斗状态，他反驳说，奥地利在痛打塞尔维亚后，很有可能不得不痛打匈牙利）。
贝希托尔德于7月7日召集了一次奥匈帝国的内阁会议，商讨如何能“彻底制止塞尔维亚人的阴谋”。贝希托尔德希望会议能批准一个行动计划。正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蒂萨反对过激行动。他试图将内阁成员的注意力转移到贝希托尔德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计划上去（大战前东欧外交阴谋的典型做法，很难用简单的方式解释）。他发现内阁成员只想采取与塞尔维亚摊牌的做法，对长期投机冒险不感兴趣，于是他开始想办法拖延时间。他坚持目前不宜做出任何决定，因为他需要找机会向弗朗茨·约瑟夫提交一份备忘录，借以解释自己的反对意见。然而，弗朗茨·约瑟夫此时正在度假。贝希托尔德和其他内阁成员只能作罢。蒂萨毕竟是匈牙利政府的领导，不能忽视。
奥匈内阁成员重点讨论了是否应该向塞尔维亚施加压力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阁员们意见一致。有争议的是：是否应该提出合理的要求，以便让塞尔维亚能接受并采取补救行动。蒂萨再一次持与其他内阁成员不同的意见，他说：“我们的要求也许应该苛刻，但是不能是他们不能实现的。如果塞尔维亚接受我们的要求，这应该算是我们的外交胜利。”“这种胜利，”他继续说，“肯定能改善形势，创造一个在巴尔干半岛推行有利政策的机会。”“如果超越外交手段解决冲突，”他警告说，“将面临欧洲大战的可怕灾难。”
没有内阁成员愿意按照蒂萨的建议去做。奥匈帝国的战争大臣回答道：“外交胜利没有用途，别人会认为我们软弱。”根据会议记录，除了蒂萨之外的所有人都同意一个结论：“也许能用纯外交手段痛快地羞辱塞尔维亚，但这样的外交手段毫无价值。”因而，内阁成员最终决定：必须向塞尔维亚提出严厉要求，使得塞尔维亚无法接受。
这样的决定隐含着一个基本假设：奥匈帝国侵入塞尔维亚后，肯定能毫无悬念地将其打败。这又带来一个新问题：如何处置被打败的塞尔维亚。蒂萨认为，塞尔维亚的国土将被削减，但不能被彻底吞并。内阁成员都同意蒂萨的看法，这也许是因为蒂萨提出的理由有力的缘故。蒂萨说：“俄国宁愿战死也不允许这个结果发生。”所有内阁成员都同意削弱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阿尔巴尼亚都能分得一部分塞尔维亚的土地。剩下的部分，应该是奥匈帝国的一个自治卫星国。贝希托尔德再次表现出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特点，他认为他能既摧毁塞尔维亚又能让俄国和世界相信维也纳不想要塞尔维亚的一寸土地。
内阁会议纪要记载了内阁成员近乎绝望的情绪。他们非常害怕塞尔维亚——他们认为，如果不压服塞尔维亚，则不可能阻止南斯拉夫臣民拼命挣脱哈布斯堡控制的企图。在讨论中，他们对其他大国可能的反应竟不予关注，甚至德国的反应也没有给予合适的关注，他们讨论得如此偏颇实在是令人震惊。会议开始时，贝希托尔德表明了一个明确的态度，如果没有预先的外交努力，他与康拉德想要的致命打击是不可能的。他心目中的预先外交努力其实很简单，只需要德国保证给予支持就行，而他此时已经获得了德国的保证。内阁既没有看出及时向德国通报的明智性，也没有突破一个狭隘的假定——只要不吞并塞尔维亚，俄国就不会干预。所以，他们一点儿也没有考虑如何应付俄国未来有可能的干预。更不幸的是，他们仅强调行动要秘密。为了实现秘密性、突然性、欺诈性，他们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甚至不打算把秘密告诉德国，隐瞒奥匈的真实计划是要用武力肢解塞尔维亚。相反，他们用不断的谎言使欧洲强国相信，奥地利不想要塞尔维亚的土地。即使是蒂萨最终也同意这种方式，会议快要结束时，他对其他内阁成员说：“我急于让步，我打算同意向塞尔维亚提出极度苛刻的要求，但是切记不能让其他欧洲强国看出我们是在故意刁难。”蒂萨的转变说明，维也纳的实际企图就是欺骗其他欧洲强国。对德国保密的结果是不幸的。他们一直蒙蔽德国政府不让其理解维也纳的真实意图，待到真的告诉德国政府的时候，却已经太晚了。对俄国保密是灾难的。奥地利人的口是心非是根本原因。当俄国人最终知道了奥地利的企图后，俄国人感到震惊，变得恐慌，认为已经被奥地利人出卖。
此次内阁会议之后，奥匈帝国进入一段寂静的等待期。为了秘密，奥匈军队甚至都没有开始备战行动。康拉德对此都感到惊愕。蒂萨继续让人讨厌。他在刚开完内阁会议的第二天，就写信警告弗朗茨·约瑟夫：“以人的常理推测，攻击塞尔维亚将导致俄国干预，从而引发世界大战。”他又恢复了原有态度：给塞尔维亚的要求应该“苛刻，但必须有可能实现，如果塞尔维亚拒绝，才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贝希托尔德正忙于草拟给塞尔维亚的要求，不愿搭理蒂萨。
7月13日，维也纳驻柏林大使向国内汇报说，德国对维也纳不采取行动感到越来越紧张。贝希托尔德对此报告仍然不理睬。第二天，当蒂萨反对向塞尔维亚提要求时使用“最后通牒”这一名词时，贝希托尔德愉快地妥协了。要求草案的新题目是“有时间限制的照会”。新名和旧名听上去有差别，但本质一样，贝希托尔德感到没有损失什么。维也纳规定塞尔维亚必须在48小时内答复，但是没有说明如果答复不满意维也纳可能的反应。在训令的指导下，维也纳的驻外大使们向俄国保证维也纳没有策划什么值得担忧的东西，甚至德国也获得类似的保证。贝希托尔德再一次表现出过度的聪明，他不仅欺骗朋友，也欺骗可能的敌人。
7月19日，维也纳内阁再次开会，评审贝希托尔德草拟的照会，之后给予批准。这个照会包括10条要求。至少一半要求是完全合理的。然而，有几条可解释为要求塞尔维亚拿国家主权做交易。其中有一条款，要求奥地利直接参与对刺杀斐迪南大公案件的调查和相关内部事宜，就是这一条引起塞尔维亚的极大反对。这样的条款，招致塞尔维亚的拒绝几乎不可避免。奥匈内阁决定，贝希托尔德应该在7月23日法国总统离开彼得堡后立刻提交给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总理。蒂萨不再反对。德国给予的承诺冲淡了他的警告，此外他开始把塞尔维亚——更确切地说是塞尔维亚与罗马尼亚的友谊关系——看作对匈牙利控制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威胁。这个地区有大量的罗马尼亚人口，他们越来越不安分，想与其真正的祖国统一。
向塞尔维亚提交外交照会的日子是7月23日，星期四，提交过程出现一些错误，有点儿像是一幕忧愁的小喜剧。塞尔维亚首相帕希奇早就被告知有维也纳文书将至，但他必须离开贝尔格莱德去塞尔维亚新近成立的一个省份做选举活动。他的外交大臣在得知下午6点有奥地利大使拜访时，试图用电报与他联络，发出的电报没有回音。
维也纳驻贝尔格莱德大使有一个古怪的名字，叫吉塞尔·冯·吉塞尔林根（Giesl von Gieslingen），是一位男爵，他也相信与塞尔维亚之战不仅不可避免，而且盼望早日开战。他被带去见塞尔维亚外交大臣时，这位部长既不会说德语也不会说法语，必须有翻译员在场。吉塞尔开始读政府照会，照会很长，开头就抱怨塞尔维亚的行为不能容忍，而今后就更不能容忍。他读得很慢，频频停顿，以便让翻译员能听清楚。塞尔维亚外交大臣听着听着，有些警觉起来，开始一次又一次地打断吉塞尔念照会，他通过翻译员抱怨他无法接受如此重要的政府间通信，只有首相才能处理。不耐烦的吉塞尔说既然如此，他只能把照会留下，然后离开。吉塞尔临走时说：“只有无条件接受才能满足奥地利，塞尔维亚必须在星期六的下午6点前答复。”
除了俄国外，奥地利向塞尔维亚提出最后通牒的新闻在各国都没有产生什么影响。遥远的英国，《爱尔兰地方自治法案》引发暴力危机，英国政府正受困其中，没有多余的注意力留给巴尔干问题。对塞尔维亚从来不友好的英国报纸，慷慨大方地谈论奥地利的要求，称这些要求合适和负责任。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只是建议最后期限应该后延。
法国的兴趣更小。总统普恩加来，刚结束与沙皇尼古拉及其部长的会面，正在彼得堡至法国的海面上航行。法国巴黎的公众和政府正注视一桩新近发生的丑闻，前任总理的妻子枪杀了一名报社编辑。
柏林也很安静。德皇威廉刚从夏季航海休假中返回，一直都不知道奥地利照会这回事，他还是从挪威报纸上看到的相关报道。可以理解，他对德国外交部没有通知这件事感到愤怒。他开始表示出严重的关切。他建议取消德国公海舰队访问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计划。不过，在别人的劝说下，他取消了自己的建议。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要求他不要第二次中断度假。德皇威廉拒绝了，起程回家。
德皇威廉此时并不知道奥地利照会的内容。柏林请求获得奥地利照会的副本。7月22日，离奥地利向塞尔维亚提交照会的实际时间不到24小时，德国外交大臣戈特利布·冯·贾高（Gottlieb von Jagow）得到一份不完整的副本，随同该副本提供的信息也未提及奥地利早已决定不接受塞尔维亚的答复一事。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不愿花费时间读所获得的副本。维也纳以前没有咨询过柏林，此时更没有时间回答质疑问题或应付反对意见，而且最有质疑权的德皇威廉甚至比任何人知道得都要少。这是贝希托尔德蓄意设计的结果。在克服蒂萨的反对意见和二元帝国的二元致命官僚惯性后，他成功地推动政府采取行动，并决心不让枝节问题干扰事态发展。因此，他继续维持早先的谎言。他不仅对俄国政府隐瞒他的外交照会的严肃性，也积极误导俄国的期望。他根本没有帮助欧洲的报纸或者说欧洲公众去理解为什么奥地利最终要采取行动。他几乎没有透露维也纳已经搞清刺杀计划来自贝尔格莱德，也没有透露有塞尔维亚官员涉案的嫌疑。维也纳没有公开指责贝尔格莱德调查刺杀不力。所以，当维也纳照会的新闻横扫欧洲大陆时，它所带来的震动要超过萨拉热窝刺杀发生后奥地利立刻入侵塞尔维亚所能引发的震动。截至7月23日，斐迪南大公遇刺已经过去了三周有半。人们的情绪已经冷却，大家早就开始操心其他事物。没有人认为，斐迪南大公夫妇遇刺是一次值得用武力去报复的罪行。
当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政府照会的消息传到彼得堡，雄辩机智的俄国外交大臣赛奇·萨索诺夫（Sergei Sazonov）听后大为恼怒。他有许多抱怨，其一，自己被欺骗了；其二，俄国竟然不能帮助受辱的塞尔维亚；其三，奥地利在不了解德国意愿、没获得德国批准的情况下，不应该提交照会；其四，德国和奥地利肯定正在阴谋策划将俄国赶出巴尔干。他对奥地利大使说：“你们正在火烧欧洲！”与此同时，塞尔维亚的摄政王子向沙皇尼古拉发电报，请求提供帮助。
俄国怎么可能不帮助塞尔维亚？有人告诉沙皇尼古拉，他的臣民不会允许再一次抛弃南斯拉夫兄弟。俄国将蒙羞受辱，将在巴尔干失去朋友，将在欧洲失去尊重。如此大的失败将有可能触发比1905年更加严重的革命。
答案非常明显。如果俄国表现出足够的强硬，或许奥地利将退让。7月24日，星期五，奥地利发出外交照会的第二天，塞尔维亚给以答复的前一天，萨索诺夫让俄军参谋总长开始战争动员。
就在这个时刻，一次巴尔干危机转化为一次欧洲危机。
背景：霍亨索伦王室
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是个喜欢炫耀自己的怪人，他常炫耀自己收藏的300多套军装，他高兴的时候一天能换装十几次。有一则在柏林兜圈子流行的笑话：他不挂上海军上将徽章就不逛养鱼池，不打扮成英国陆军元帅的样子就不吃葡萄干布丁。他在1914年时已经有50多岁了，统治德国已经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可是他仍然保留着一股孩子气。许多人宣誓效忠于他，却觉得他既不成熟也不可靠，这一点儿都不奇怪。
威廉是霍亨索伦家族（Hohenzollern family）中第三个登上德国皇位的人；第二个只在皇位上坐了几个月。与哈布斯堡家族不同，霍亨索伦家族在1914年正处于上升时期，这个家族所统治的国家也正处于上升时期。在过去的500多年中，霍亨索伦家族曾有几次濒临毁灭的边缘，但仍然保持着上升的姿态。这个家族，从一个中世纪末期出现的卑贱家族出发，缓慢地超越欧洲所有拥有更长历史、更加宏大的王朝，建立了欧洲的顶级王朝。与哈布斯堡家族相比，这个家族表现得更加精力充沛，更加好战，其崛起的过程并不是依靠婚姻，而是主要依靠武力和机智。他们的辉煌之处，不仅在于能统治其他国家，还在于能创造国家来接受他们的统治。不夸张地说，才华横溢的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帮助霍亨索伦家族创造出现代德国。几个世纪前，这个家族创造出了普鲁士（Prussia），这是一个完全人造的国家，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彻底从这个世界消失。
第一个享受名气的霍亨索伦家族成员是腓特烈伯爵（Count Friedrich），他在15世纪初时仅是个二流贵族。后来，他想办法让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任命他为勃兰登堡（Brandenburg）地区的总督，这个地方就在德国北部城市柏林附近。腓特烈的新职位是一个有权推选新皇帝、可以世袭的选帝侯。他的后代传人在其后的一个半世纪内向东扩张获得大片被称为“普鲁士”的荒野之地。
这片土地的原住民是南斯拉夫人，而不是德意志人。在公元1200年的时候，条顿骑士团征服了这片土地，并引入了基督教。当新教徒倡导的宗教改革横扫德国北部的时候，条顿骑士团的领袖正好是霍亨索伦家族成员，他的名字叫艾伯特。1525年，艾伯特做了一件当时大部分贵族都做的事：宣布自己是新教徒。他同时还宣布普鲁士为公国，接着他又令人吃惊地宣布自己就是这个公国的公爵。仅两代人的工夫，霍亨索伦家族的艾伯特所建立的小公国就断子绝孙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这个小公国的女性继承人被别人安排与她的表哥结婚，这位表哥是霍亨索伦家族在勃兰登堡地区的选帝侯（肯定要通过哈布斯堡家族的批准）。
17世纪的前半部是霍亨索伦家族的低潮期。勃兰登堡在北欧战争中是战败方，有一段时间还被瑞典人占领。勃兰登堡总督腓特烈·威廉带回了家族的好时光，他被称为“大选帝侯”。从1640年到1688年间，他创立并培训了一支雄伟的军队，这支军队成了霍亨索伦家族的标志，后来这支军队引得拿破仑说普鲁士人都是由炮弹孵化出的。腓特烈·威廉将勃兰登堡变成德意志众多邦国中最强大的新教国家，仅次于南部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
1701年，哈布斯堡的神圣罗马皇帝想争夺西班牙的继承权，他急需勃兰登堡的帮助，勃兰登堡的军队虽然小，但非常强悍。霍亨索伦家族当时在位的选帝侯也叫腓特烈（霍亨索伦家族给儿子们起名字十分拘谨），他为出兵帮忙提出一个条件：必须授予一个王位做回报。皇帝感到困难，但是皇帝实在太需要霍亨索伦家族军队的帮助了，于是就构想出一个新安排。皇帝决定腓特烈可以有一个王国，但是，这个王国根据复杂的帝国规章制度又不能叫勃兰登堡，只能叫普鲁士。规章制度还要求，尽管腓特烈不能是普鲁士的国王，但是可以让他在普鲁士这个地方把自己打扮得像国王一样。这也许是想象中最低标准的国王，这种安排让腓特烈的社会地位显得有些荒谬。然而，腓特烈认为这离真正王位又近了一步，所以答应了。他成为腓特烈一世，霍亨索伦家族的第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君主。
两代后，霍亨索伦家族成为真正的普鲁士王。这个变化发生在欧洲历史上最光辉的统治者之一腓特烈二世之下，他在33岁时就被称为“腓特烈大帝”。
腓特烈大帝很难用几段文字说清楚。繁话简说，他是一个作家，会谱曲，他谱的曲至今人们还在演奏。根据包括哲学家伏尔泰（Voltaire）在内的多位哲学家的判断，他是一位国王哲学家（伏尔泰长期是他宫中的座上常客，两人由于待在一起的时间太长，竟演化为相互鄙视）。在欧洲众多君王中，他第一个废除宗教歧视，第一个废除新闻审查制度，第一个废除刑讯逼供。他是一个渴望荣耀的勇敢冒险者，要不是有运气，他和他的王国早就被消灭了。他有许多天赋，军事天赋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在漫长的生涯中，他曾几次陷入摇摇欲坠之中，几乎落得彻底失败。有一次，他竟然敢跟奥地利、法国、俄国、瑞典同时开战。在经历了数次令人毛骨悚然的逃亡之后，他将普鲁士提升为欧洲强国之一。他把霍亨索伦家族变成欧洲最主要的王朝之一，但是他却不愿为自己生一个孩子。他死于法国大革命前夕的1786年，王冠传给了一位毫无才华的侄子。
拿破仑发动战争，销毁了腓特烈大帝所取得的成就。普鲁士溃败了，成为法国的附庸。拿破仑的多次胜利，次次羞辱了德意志邦国，但拿破仑也引燃了德意志邦国的民族主义。在拿破仑入侵俄国遭遇灾难性的失败后，德意志邦国起义了。此时的普鲁士军队像往昔一样具有杀伤力，在莱比锡战役和滑铁卢战役中，成为击败法国人的主要力量。霍亨索伦家族的亲王们在战场上大显身手，有一名亲王在带领骑兵冲向敌阵时牺牲。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恢复了普鲁士的欧洲强国地位，但是，维也纳会议也规定，普鲁士东部的一些土地划分给俄国和奥地利，在西部获得一些新土地作为补偿。因此，普鲁士变成臣民是清一色德意志人的强国。这个变化对普鲁士非常有利，此时的世界，民族主义越来越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散居各地的德意志人开始谈论统一大业。有待回答的最大的问题是：应该让奥地利领导一个大德意志人的国家，还是应该将有数百万非德意志人的奥地利剔除出去，形成一个较小一些的德意志人的国家。
在拿破仑战败后的一个世纪里，霍亨索伦家族获得了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1864年，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德国从丹麦人手中抢回了有争议的什勒斯威格（Schleswig）和霍斯坦（Holstein）。两年后，德国战胜奥地利，无可争议地获得德意志国家的领袖地位。此时的霍亨索伦家族，控制着德国北部地区，南面与法国接壤，包括三分之二的非奥地利控制的德意志地区。1870年，陷入政治困境的拿破仑三世急于找到扭转自己命运的方法，俾斯麦诱使他愚蠢地向德国宣战。此时，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邦国早已准备好，而且奥地利还以非德意志国家身份加入同盟。他们在色当以震惊世界的方式粉碎了法国军队。在凡尔赛宫的镜厅，聚集在一起的德意志亲王们宣布成立一个新德意志帝国，这是一个联邦式的帝国，其内部的成员包括：巴登、巴伐利亚、萨克森、伍腾堡，这些邦国还能继续保留自己的国王。在这些国王之上是来自霍亨索伦家族的皇帝。
德意志亲王们把阿尔萨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两个省看作战利品从法国夺回。这两个省在经济上并不是十分重要。但是，许多德意志人认为，这两个省是法国的路易十四在两个世纪之前从德意志人手中夺走的德意志领土。帮助普鲁士在10年的时间里崛起的总设计师俾斯麦，预见到法国绝对不会原谅如此巨大的损失。他预言，德国为了保住这两个省，有可能在半个世纪后与法国再打一场战争。像往常那样，他说对了。但是，虽然他有正确的预言，却并未努力阻止德国吞并这两个省。
普鲁士的威廉一世，成为德国统一后的第一任统治者。他很公开地表示自己对这种迁升感到不快活，甚至有些愠怒。按照他的意见，普鲁士国王才是男人一生追求的最伟大的荣誉。但是，帝国需要皇帝，他别无选择。他接受新的头衔，同时继续担任普鲁士国王，而且普鲁士继续维持其独立国家的状态，拥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已经有几个世纪历史的普鲁士容克（Junker）贵族精英将继续主导国家的政治，容克的儿子进入军队和民政部门。这些容克贵族宣誓效忠的是他们的国王，而不是他们的国家。
霍亨索伦家族在1871年站到了欧洲的巅峰。外表冷漠的德皇威廉一世，做事非常井然有序，柏林人习惯于根据他出现在窗前的时刻设定自己的表针。他统治着欧洲最强大的、最具活力的国家。他有一位值得钦佩的皇位继承人：他的儿子皇储弗雷德里克（Crown Prince Frederick）。这位皇储是一位忠诚、有才干的年轻人，他继承了家族几百年的传统，带兵冲锋陷阵，为创立帝国立下汗马功劳，他因此而获得一枚铁十字勋章和一个陆军元帅指挥棒。皇储与英格兰维多利亚女王最喜爱的大女儿拥有幸福的婚姻。皇储的妻子是一位有着严肃思想的年轻女性，在她的劝说下，皇储决定在继位后将以英国为榜样把德国改造成一个民主的君主制国家。他俩又为霍亨索伦家族生出一代新接班人。他俩的大儿子取了爷爷的名。然而，这个男孩的左臂因病而枯萎，失去手臂的正常功能——这对一个崇尚武力的国家的继承人来说是一个令人烦恼的缺陷——不过，他在其他方面均健康，人也不笨。当他的爷爷成为德国皇帝的时候，这个名叫威廉的男孩才12岁，他的父亲也不过40岁上下。17年后，内心充满不安全感的威廉，决心证明自己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值得钦佩的最高军事首脑。这个威廉，就是德皇威廉二世。

第四章 7月25日至28日：秘密和谎言

这比想象的要好，是维也纳的道德大胜利！
——德皇威廉二世

随着维也纳最后通牒的细节渐渐地为人们所知，持续了三周半的观望期戛然终止了。此后，事件接连发生，形势变化的速度明显加快。战争的威胁越来越真实。不仅维也纳、柏林、彼得堡意识到战争可能性，就连伦敦、罗马、巴黎也朦胧地感觉到这是一次真正的危机。
那些有能力决定欧洲命运的人，都曾做过一些推波助澜的事，从而加速欧洲坠入战争；另外，他们因为没有做一些事，而失去阻止战争爆发的机会。他们曾经撒过谎，犯过错，错过良机。除了极少数人外，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应该都是正派人，有良好的愿望，做事总是自以为是。但是，实际情况总是与他们的愿望相违背。
7月25日，星期六
如果以报纸的新闻头条为衡量指标，7月25日是非凡的一天。在收到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之后48小时，塞尔维亚王国以分钟为精确度单位准时提交了答复。塞尔维亚痛快地接受了10点要求中的一半。奥匈帝国驻塞尔维亚大使吉塞尔男爵（Baron Giesl），按照事先定下的程序宣布塞尔维亚的答复不能接受，立刻断绝与塞尔维亚的外交关系。他的行囊早已准备好，半小时后便上了火车。又过了10分钟，他跨越边境线进入匈牙利境内。
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宣布战争动员（塞尔维亚在提交答复前几小时已经开始战争动员）。俄国宣布进入俄国战争策划人员所谓的“战争准备期”——还不算战争动员，但正迈向战争动员。进行夏季演练的军队回到军营，休假的军官被召回，喀山军区、基辅军区、莫斯科军区、敖德萨军区受命处于戒备状态。在华沙军区、维尔那军区、彼得堡军区也开始展开一些秘密的军事准备活动。这三个军区的准备活动有特别危险的意义，因为它们直接威胁德国。
除此之外，7月25日还有更多值得注意的事。
塞尔维亚对奥地利“最后通牒”的答复根本没有挑衅性，实际上有屈尊的味道，有些地方几乎是在顺从。当然，答复的文字很长，其语言不够坦率。（奥匈帝国外长贝希托尔德曾骂道：“这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外交手腕。”）有几项奥匈帝国的要求，塞尔维亚无条件地满足，有几项存在疑问而不确定，塞尔维亚其实只反对其中的一项。塞尔维亚反对的一项，奥匈帝国早就预见到了，因为这一项要求奥地利直接介入贝尔格莱德搜寻、调查刺杀策划者的活动。但是，即使塞尔维亚反对，塞尔维亚的措辞却并不好斗。塞尔维亚的答复写道：“皇家政府不能接受这样的协议，因为违反了宪法和刑法。然而，针对此案的调查结果可以传递给奥匈方面的侦探。”
塞尔维亚的答复包含了许多正面的信息，它聪明地在想办法拖延奥地利人的同时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合作意愿。然而，即便如此，人们仍然普遍认为它是导致世界战争的错误之一。由于拒绝了奥匈帝国的一项要求，塞尔维亚给了贝希托尔德、康拉德等合伙人一件他们想要的东西：军事行动的借口。如果塞尔维亚人没有获得来自俄国的报告，不受到俄国人欲望的影响，他们本可以给予不同的答复——不是更加精明，而是更有效。来自俄国的报告反映了好斗的塞尔维亚驻俄国大使的愿景，而这名大使又被法国驻俄国大使莫利斯·帕雷奥洛格（Maurice Paleologue）操纵。他俩的想法与俄国政府的想法并不一致。沙皇尼古拉是个狡猾的人，他害怕战争产生的过大的社会压力和过重的经济压力引发革命。俄国外交大臣萨索诺夫也持相同看法。沙皇和外交大臣一致认为，俄国还需要几年时间才能与德国对抗。虽然俄国当时正在扩充本来就很大的军队规模，并且在法国的帮助下修建新的铁路系统以改善战时供应能力，但是，这些计划至少要到1917年才能完成。然而，萨索诺夫还有一个特别的判断：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行为不是孤立的，其背后有柏林在操纵，德国已经决定发动一场预防性的战争，俄国保护自己的最佳方案就是给予快速的大力反应。
如果塞尔维亚的答复不是由首相尼科拉·帕希奇负责准备来，情况很可能又不一样了。帕希奇知道黑手会的计划，并且也采取某些阻止刺杀的行动，这也许就是他不想让奥匈帝国的侦探直接介入调查的原因。调查有可能对他不利，也有可能对塞尔维亚不利。如果奥地利发现他知道如此之多，便会开始询问为什么他没有再多做一些阻止刺杀行动。对他来说，还有更坏的可能性，调查将使黑手会知道他曾把刺杀一事向奥匈帝国通报。最后，当时正是塞尔维亚大选的预备阶段，帕希奇想让选民看到他敢于对抗奥地利人。
按照战争动员计划，奥地利将20个师大约30万人部署在离贝尔格莱德几英里远的地方。由于奥军按照康拉德的这个计划进行部署，加利西亚（Galicia）以北地区只剩下28个师的兵力。如果俄国此时加入战争，康拉德将会在加利西亚遇到比自己大得多的俄国军队。柏林的总参谋部知道了康拉德的安排后很是震惊。这样的部署与康拉德较早前和德国最高军事指挥磋商时说的相反，其结果是相当严重的，如果俄国人在东部进攻，奥地利只能给予德国非常有限的支持。这表明康拉德内心里有一个盲目的信念，他相信俄国将置身事外，因而他可以给予塞尔维亚一次沉重的打击。他幻想这样的打击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
俄国宣布进入“战争准备阶段”，就是要采取若干步骤使日后进行战争总动员时能顺利一些。虽说是“准备”，但并非微不足道，它需要集合靠近奥匈边境四个军区的110万军队。塞尔维亚的战争动员规模自然比较小，塞尔维亚人有一个错误的判断，认为奥地利人开战后将会在几天内发动进攻，尽管判断错误，但确实相当合理。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判断，塞尔维亚开始将其政府搬出贝尔格莱德，转移到远离边境的地方。
“战争动员”在当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词，虽然它并不意味着战争，但是它代表一种离战争并不太远的状态。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战争动员的定义，这个差异埋下了冲突的种子。对俄国来说，地理范围极大，国家行政效率不高，战争动员就好像冰河一样以极慢的速度运动。它实际上要召回后备役士兵（俄国的铁路不多，有的士兵需要旅行数百英里），每个军、每个师都有不同的指定集结地点，然后让部队做好准备进攻敌人或者抵御敌人进攻。对俄军来说，还有一个与其他国家军队极其不同的重要差别，入侵敌人的领土不是俄国战争动员必不可少的目标；是否入侵，要看实际局势。即使进行了战争动员，俄国领导人也能进行灵活改变。处于动员状态的俄军，可以驻扎在俄国领土不动，但要保证能随时行动。
奥匈帝国的领土高低不平，铁路杂乱无章，其所面临的运输难题与俄国类似，但严重程度不如俄国。维也纳的战争动员与俄国的战争动员一样，也留有几分灵活性。康拉德将他的武装力量分成三组：第一组用于对付塞尔维亚，第二组用于在加利西亚对付俄国人，第三组可根据实际需要灵活分配。康拉德决定出动第三组部队，集结成20个师的兵力，送到南部用于攻击塞尔维亚。
1914年的德国是当时欧洲现代化程度和效率最高的工业巨人，其战争动员速度能让俄国和奥匈帝国看得眼花缭乱。德国的战争策划者们坚信，一旦爆发战争，德国是否能生存取决于速度。自俄国和法国在1894年建立同盟以来，德国一直面临着与这两个欧洲强国单独开战或者同时开战的可能性。一旦与俄、法同时开战，德国无法打赢一场消耗战。德国人的这个想法容易引起争论，但并非毫无道理。因此，德国的战争动员的最高目标是：在俄国有能力在东线发动大规模攻击前，必须在战争的头6个星期内将西线的法国打得精疲力竭而退出战争。所以，德国的计划包括一个直接对准巴黎的猛刺动作。一旦开始，德国的猛刺动作就不可能停止，甚至不能做微小的改动，否则部队将陷入混乱之中。对德国来说，战争动员就等于是战争。
但是，战争动员本身是一件危险的事，无论哪个国家进行战争动员都将带来危险。战争动员本身就是为了恐吓。即使是欧洲强国中较弱的奥匈帝国针对巴尔干半岛上的弹丸小国进行的战争动员，也必然引来其他国家的某种反应。
在奥匈帝国的战争动员期间，年事已高的塞尔维亚陆军元帅拉多米尔·普特尼克（Radomir Putnik）正好在奥地利的波希米亚省度暑假，被布达佩斯官方抓住。但是，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下命令不仅让老元帅走人，而且还安排一列专门列车送他回贝尔格莱德。这是一种迷人的姿态，也只有像弗朗茨·约瑟夫那样的既有尊严又有礼貌的君王才做得出来。这种行为方式在工业主导的新世界里很快被抛弃。老元帅回国后便负责国家的防卫工作，奥匈帝国皇帝的骑士精神后来让康拉德和奥匈帝国军队吃够了苦头。
7月26日，星期日
这一天报纸没有大字标题，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但这仅是表面现象。在奥地利和俄国，国家领袖正在运作战争机器，同时希望对手们能理解自己进行战争动员的用意。
奥地利的战争动员是个不紧不慢的进程，它需要16天的工夫才能使军队进入战斗状态。不过，奥地利的战争动员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让法国和英国知道巴尔干局势有多么恶化，如果法国和英国不想使局势进一步恶化，最好抑制一下俄国的野心。在目前形势下，法国在战争初期是很重要的，因为法国是俄国的盟友，众所周知，没有法国的支持，俄国的野心就会有所收敛，很可能不甘愿冒与有德国支持的奥匈帝国打仗的风险。此外，英国也很重要，虽然英国的军队不大，但英国与法、俄国之间已经建立起一种松散的非正式同盟关系，英国应该不愿看到一次全面战争。
维也纳的第二个目的很有可能实现不了。法国总统普恩加来（Poincaré）正在海上航行。那时的无线通信技术还很原始（德国也在努力阻断无线通信），他就像是一个被单独囚禁的囚徒。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是一个小心翼翼的人，他被英国政府内部的分裂搞得神魂颠倒。所以，近期巴黎和伦敦都没有人能向彼得堡施压，也没有人向柏林和维也纳施压。格雷仅仅对内阁解释了自己的态度，他认为德国在欧洲的统治地位对英国的威胁最大。他相信，如果奥地利与俄国的战争引发德国与法国之战，英国应该站在法国一边。然而，这并非意味着他盼望打仗。
7月26日，格雷感到此时最应该做的事就是与德国驻英国大使德国亲王卡尔·林克瑙斯基（Karl Lichnowsky）进行交流。格雷建议召开一个有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参加的国际会议来解决危机。由于林克瑙斯基常驻伦敦，比较熟悉英国的情况，所以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格雷和其他英国领袖在未来的决战中很可能站在德国的对立方。格雷提出建议后，林克瑙斯基拼命想抓住这个机会。他在发给柏林的电报中说：“请注意格雷建议的重要性。我看这是避免发生世界大战的唯一机会，我们在世界大战中将丧失一切。”
俄国的“预备性战争动员”，不像奥地利人的战争动员那样有精确的目的，俄国人就是想迫使奥地利人重新考虑一下。同时，彼得堡渴望使德国理解，俄国无意威胁德国。但是，德国的情报人员不久发现，俄军实际做的远远超过表面说的。俄军在最邻近德国的战区进行秘密的军事准备的事实，反映了俄国人的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就像外交大臣萨索诺夫告诉沙皇尼古拉的那样，俄国面临的不仅是塞尔维亚问题，而且是“受到严重威胁的欧洲力量平衡的问题”。但是，俄军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因为它实际上就是一次未经宣布的战争动员。一名德国驻彼得堡的大使馆专员向俄方提出质询，但俄方用谎言作答。随着俄军的实际军事准备越来越多，而俄方却假装没有进行多少军事准备，这种现象使柏林感到越来越紧张。德国越来越不愿意接受来自彼得堡的亲善表白。
莫利斯·帕雷奥洛格是法国驻彼得堡大使，他有办法知道俄国军事准备的一切。在协约国条款的要求下，俄国有责任提前告诉巴黎任何战争动员计划，但是帕雷奥洛格并没有告诉巴黎真相。他似乎不愿让任何人干预俄国的战争动员。他甚至不把实际情况告诉自己的政府；他也不愿巴黎有人抑制俄国。德国驻维也纳大使契尔什基（Tschirschky）也玩帕雷奥洛格正在玩的游戏，他曾经是德国外交大臣，早就给自己确定了一个任务，他要以不公开的方式鼓励奥地利人发动进攻。
德皇威廉的弟弟普鲁士王子亨瑞克（Prince Heinrich of Prussia）碰巧在英格兰的考斯参加星期日举行的年度游艇比赛，他的堂兄英王乔治五世邀请他共进午餐。事后，他向柏林报告说，乔治给他的印象是英国希望保持中立。事实上，乔治五世在英国外交政策上几乎没有发言权。亨瑞克王子是一名海军军官，他早就有汇报情况不可靠的名声。他所报告的情况与大使林克瑙斯基发出的警告信息有矛盾。然而，德国外交部从来没有认真听取过林克瑙斯基的意见。外交部的主要领导把林克瑙斯基视为易受骗的亲英派人士，一位有钱的艺术爱好者，一个靠着与德皇的关系向上爬的人。他们倾向认为王子亨瑞克更可信，因为王子亨瑞克的话听上去令人感到舒服。
所以，大战前的最后一周起始于奥地利进行战争动员，其战争动员想要传递的信号却无人接收；俄国处于战争动员的第一阶段，但假装不是；德国开始感到威胁；法国大使催促俄国人和塞尔维亚人快行动。英国发出的信号非常含糊，致使欧洲大陆诸强国按照自己的需要去理解。柏林和巴黎此时基本上无人在发挥领导作用。欧洲的局势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扭转的地步，但确实也无人能掌控。
7月27日，星期一
对公众来说，这是没有重要新闻的一天。
但是，事实上，奥匈帝国内阁在这一天秘密开会投票决定是否对塞尔维亚宣战。此举完全没有必要。甚至最想开战的康拉德也质疑此举的意义。他看不出为什么要在战争动员完成前一周宣战。但是，贝希托尔德感觉德国的态度有可能软化，英国出面斡旋和谈，康拉德也有可能改变主意，所以他必须强制二元帝国进入战争状态。
对塞尔维亚的宣战书，计划在星期二宣布，此前必须获得弗朗茨·约瑟夫的批准。面对着贝希托尔德和康拉德，弗朗茨·约瑟夫犹豫不决。贝希托尔德和康拉德向弗朗茨·约瑟夫撒了一个谎，他们说塞尔维亚开始发动攻击。实际上，仅仅是在一个边境小镇有双方短暂的零星交火。听了这个故事，弗朗茨·约瑟夫相信战争已经爆发，认为塞尔维亚应该对战争爆发负责，于是在宣战书上签字。他在签字的时候手颤抖得厉害，都戴不上眼镜。
在伦敦，格雷阅读了塞尔维亚对最后通牒的答复，感到有和平希望。他与林克瑙斯基见面，再提召开欧洲诸强国会议一事。林克瑙斯基也再次把建议转交给柏林，催促柏林立刻做出响应。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不喜欢英国的建议，但又不想冒犯英国，回了一个电报，说他正与维也纳沟通。但是，他用最坚决的言辞告诉奥地利驻柏林的大使，德国政府不愿与格雷的想法牵扯在一起，并且劝告奥地利人不要理会格雷的想法，只是为了哄英国人高兴才转达给奥地利人。格雷提出的国际会议，容易引起德国、奥地利的怀疑。在四个参与会议的国家中，法国、意大利这两个国家几乎没有理由同情奥地利的委屈。第三个国家英国，似乎不愿破坏与法国和俄国的关系。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相信，这个国际会议最有可能的结果是把行动转换成针对奥地利外交照会和塞尔维亚答复的空泛争论，最后退化为一场毫无结果的文字之争。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最害怕的事，莫过于眼巴巴地望着塞尔维亚人跳着舞自由地溜走，就像1912年及1913年那样。于是，受到鼓舞的塞尔维亚激进分子，将在奥匈境内外继续制造麻烦，而其他少数民族也将学着塞尔维亚的样子搞分裂。
奥地利人不愿接受调解，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奥地利在财政上处于极度匮乏的状态，所以，康拉德从来没有足够的钱扩充军队、更新军备、改善技术，以便使奥地利军队能与其他欧洲强国竞争，此外，奥地利在两次巴尔干战争中进行了战争动员，钱花了不少，但毫无战果。截至1914年，军备变得越来越庞大和复杂，军费使欧洲各强国都感到压力，而奥匈帝国是在压力之下发出呻吟声最大的一个。维也纳无法负担每年都来一次的战争动员。维也纳期待这一次战争动员能捞回一点儿值钱的东西。
下午，德皇威廉度假回来，这让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外交大臣戈特利布·冯·贾高（Gottlieb von Jagow）感到不高兴。他俩告诉德皇威廉，其他国家看到德皇提前结束度假将受到惊吓，并请德皇暂时避让一下。也许，他俩真正害怕的是不稳重的德皇有可能扰乱危机的处理。
无论是否有德皇在场，贝特曼、贾高都不是在如此困境中掌控欧洲最强大国家的理想搭档。贝特曼，身材高大，不爱讲话，公务员是他的唯一职业，尽管没有外交工作的经验，德皇威廉也不喜欢他，（德皇威廉曾抱怨道：“他总是在给我上课，假装什么都知道。”）但他在五年前被提升为首相。他像许多德国高官一样，感到德国东面、西面的不友好的强国都具有威胁，相信德国正变得越来越易受攻击。贾高是一个意志薄弱的忧郁症患者，他利用哥哥的人脉进入外交界，并利用同样的方式在罗马和其他城市获得一系列的既舒服又不累的工作。当他被召回国内主持外交部工作时，他用尽一切办法逃避任命。最后，他绝望地说：“一切努力都白费了，我被任命了。”
晚上，维也纳通知柏林，奥匈帝国决定对塞尔维亚宣战。贝特曼和贾高听到这个消息后并不感到吃惊。奥地利人终于做到了德国一直催促其做的事：采取行动。他俩也没有做任何努力让德皇尽早知道这个消息，因为结果毕竟是德皇威廉最初的愿望。
7月28日，星期二
德皇威廉回到办公室，坐在自己的马鞍形状的椅子上。他有许多未完成的工作要做。首先，他阅读林克瑙斯基从伦敦发回的电报：电报引用爱德华·格雷的话来说明一个道理，奥地利攻击塞尔维亚将会有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塞尔维亚给奥地利人的答复似乎提供了一个协商的机会。然后，他阅读了塞尔维亚的答复。塞尔维亚的答复给他的感受，几乎同爱德华·格雷的说法一样，也许这是因为他刚阅读完爱德华·格雷想法的缘故，他这个人有一个思维习惯，往往倾向于同意最后一个谈话人的意见。他宣称：“这比想象的要好，这是维也纳的一次道德大胜利；随着发动战争的理由一条一条地消失，吉塞尔应该安静地留在贝尔格莱德。考虑到这些情况，如果是我绝不会命令开始战争动员！”他在“我”这个字下加了下划线，暗示他反对奥地利人的战争动员。
德皇威廉觉得这是个好机会，渴望抓住它，他手写了一封短信给贾高，称塞尔维亚的答复是“最耻辱的投降”，所以，“所有发动战争的理由都消失了”！他指示外交部准备一个自己将署名的文件，他要让维也纳知道目前存在利用调停解决危机的可能性，他表示愿意提供帮助。他在文件后面附加上了一个新想法，这个想法是那天早上参谋部的一个参谋建议的。因为塞尔维亚人不可信（“东方人”，威廉如此称呼塞尔维亚人，“所以他们是撒谎者、骗子、逃避大师”），奥地利应该发兵跨越边境占领贝尔格莱德，然后驻守在那里不动。手里握着塞尔维亚的首都，奥地利将在调停中处于有利地位。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贝尔格莱德终点站”的建议，格雷后来也如此建议。这是一个非常类似于1871年结束普法战争的方案。当时，德国占据巴黎不走，赖到自己的条件都被满足后才离开。德国的条件包括巨额战争赔款和交出阿尔萨斯、洛林两省。离开巴黎时，德军先在巴黎的街道上耀武扬威地阅兵然后回家。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贝特曼、贾高仍然不告诉德皇威廉一个关键的消息，奥地利将在几小时之后向塞尔维亚宣战。德皇曾设想，如果奥地利人真的想要宣战，那也应该在两周以后。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贝特曼、贾高表明按照德皇要求准备给维也纳的信件，却暗中拖延了12小时后才把信件发送出去，从而保证奥地利宣战在先，而德皇的信件到达在后。
贝特曼、贾高的所作所为，确实欺骗了德皇，剥夺了他在奥地利宣战之前进行干预的机会。但是，他们很可能是出于好心。在如此关键的历史岔道口，本来需要的是大智大勇的作为，而他俩的行为简直可以称得上是笨拙，但是，他俩实在是太了解威廉的为人了——他跟小孩子一样喜欢自大，举止不稳重，有在困难面前改变主意的习惯，在危机中甚至出现精神崩溃的现象（他在1908、1911、1914年的危机中精神低落到极点，不得不谈论退位一事）。毫无疑问，他俩认为德皇不了解局势。德皇威廉在度假，而他俩就在柏林，更何况他们尽量不让德皇威廉知道局势的进展。他俩相信，帮助奥地利人就是在帮助德皇实现他本人的夙愿。他俩确实感到，如果让德皇在局势发展已经进入晚期时参与过多细节事务，只能使本来已经很复杂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下午，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世界因此而改变。这是一个重大错误，是欧洲强国所犯的少数几个导致世界大战的最重大错误之一。与奥地利在5天前提交“最后通牒”的过程类似，提交宣战书的过程也有几分滑稽的色彩。贝希托尔德知道塞尔维亚政府已经离开贝尔格莱德迁往内地，但是不知道如何与之联络，所以送出一封未加密的法文电报，通知塞尔维亚首相帕希奇两国之间已经进入战争状态。他先将这封电报发给塞尔维亚军事总部，再请军事总部转发。片刻之后，他为了更有把握，又通过塞尔维亚外交部再发了一封同样的电报。这两封电报以不同的传输渠道途经罗马尼亚送到首相帕希奇手中。第一封电报抵达时，帕希奇正在一家乡下旅馆吃午饭。他读完后站起来，对屋里的人发表严峻的致辞：“奥地利向我们宣战，我们是正义的，上帝将帮助我们。”第二封电报随后就到了，帕希奇开始怀疑。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国家用这种方式宣战，他觉得似乎整个事情是一次戏弄。当塞尔维亚方面询问德国大使时，大使说他不知道宣战一事（他说的是实话，就连德皇威廉也不知情）。电报的真实性后来才获得证实。在维也纳，宣战的消息引发反塞尔维亚人的示威活动，甚至在柏林也有人示威。宣战后，奥地利没有马上调动军队。康拉德仅命令军队从波斯尼亚边境炮轰贝尔格莱德。
德皇在了解了真相后召见了贝特曼。会后，贝特曼看上去闷闷不乐，他的工作方向发生明显改变。他写了一封很长的电报给驻维也纳的大使契尔什基，抱怨奥匈政府“即使德国多次询问仍使德国处于不了解其动机的黑暗之中”，而这有可能导致德国背上“引发世界大战的恶名”。他命令契尔什基赶快去催促奥地利积极响应不仅是德皇而且是格雷的“贝尔格莱德终点站”建议。斐迪南大公遇刺后，契尔什基因要求奥地利人慎重而受到斥责，现在他自然感到迷惑。贝希托尔德就更迷惑了——德国方面已经连续三周在激励他采取行动，现在，他刚采取行动，而德国又让他停止。
那天还发生了另一件不幸的事，而且性质相当严重。俄国驻奥地利大使希望见到贝希托尔德，他从星期一开始等待，一直等到今天才有机会见面。他想讨论几个各国首脑正在相互讨论的话题：其一是萨索诺夫建议，维也纳驻彼得堡大使应该与他本人坐下来，共同修改一下奥地利给塞尔维亚的照会使塞尔维亚能接受照会中的要求；其二是爱德华·格雷的建议，格雷曾建议将塞尔维亚的答复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出发点，而不是战争的理由。由于事态变化迅速，每个人都显得心烦意乱，但是，贝希托尔德和他的俄国客人在谈话中显然迷失了方向，他俩谁都不知道对方在谈论哪一个想法，结果双方的不理解进一步加深。会面结束的时候，贝希托尔德认为自己已经清楚地表达了观点，他绝不同塞尔维亚谈判，但他可以同俄国谈判。但是，俄国大使带着一个完全不同的印象离开。他向萨索诺夫报告说，贝希托尔德甚至不打算同俄国进行谈判。俄国和奥地利之间发生如此大的误解，也许唯一可能的原因是双方的思绪都太重，大家都处于筋疲力尽之中，一扇重要的大门在无人注意的情景下被关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