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两汉卷
作者：张嵚
内容简介
《不容青史尽成灰》系列图书将目光对准那些被常规历史图书所遗忘的，不为人知的，但又确实在历史进程中起到过关键作用的人和事。带领大家一起走进历史现场，亲近历史人物，寻找那些不为人知的人与事。 两汉多少事，而今知几何。刘邦与项羽，最后胜利者是刘邦的真正原因何在？强盛的大汉伤心之地在那？汉文帝是如何登上历史舞台，晁错是如何为了削藩丢掉性命，独尊儒术的幕后人物何在？南越王国你是否清晰，卫青与霍去病是如何北逐匈奴？汉武帝对外战争的钱从何来，是谁终结了北匈奴，又是谁塑造了昭宣中兴？王莽何许人也，刘秀是否被历史低估，马革裹尸出自谁，那个数星星的孩子你是否还记得？班超是如何开拓西域，又是谁把强大的匈奴打到欧洲。强大的汉朝为何灭亡，而谁在为了挽救强盛的王朝奋不顾身，这一切，都来自你的发掘。

第一章 项羽错过多少机会
说起西汉王朝开国战争时代，哪一个人物在今天的知名度最高，答案恐怕并非作为胜利者的“汉高祖”刘邦，相反却是他的死对头——西楚霸王项羽。
民间戏曲自不必说，千百年来，各类文学作品满天飞，一曲《霸王别姬》从古唱到今，力拔山兮的武勇，缠绵悱恻的爱情，让多少代观者无不怆然泪下。戏文里唱，电视剧来来回回拍了N遍，电影前前后后拿了一圈奖。时代变，年头变，流行时尚变，项羽的“知名度”，却是千年不变，甚至在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演变里水涨船高。一句话：这是一个深受世人喜爱的人。
为什么喜爱，理由自然很多。比如他虽然狠，但是够爽直，是条血性汉子。又比如他虽然事业失败，但是用情专一，爱情感天动地，一生得遇虞姬，夫复何求？缠绵悱恻的爱情，给后世增添了几多趣味的谈资。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他比较冤：身为正宗楚国名门后裔，手握彼时中国最强大的江东军团，连横扫六合的秦军都败在他的手中，雄霸天下一度谁与争锋，却最终败于区区刘邦，落得乌江边横刀自刎的悲壮结局。惋惜如项羽，怆然如项羽，千载之下，又怎能不叫后人叹息连连？
而事实上，在项羽的人生道路上，他本来有无数次机会，不但可以一举鼎定天下，将野心勃勃的对头刘邦掐死在摇篮里，更可能建立一个雄踞东亚大陆的“大楚帝国”，然而他就像一个胸有大志却不知珍惜的“富二代”子弟，一次次挥霍了上天赐予他的机会。最后的悲情，固然可叹，却也是“天与不取，反受其咎”。
且让我们从头到尾看一看，项羽，究竟错失了哪些机会。
一
说项羽的人生，不得不首先说到秦王朝的灭亡。
二世而亡，国祚仅延续了15年的秦王朝，公认的亡国丧钟，是公元前209年发生在安徽宿州东南的大泽乡起义。陈胜吴广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揭开了轰轰烈烈秦末农民战争的序幕。然后群雄四起，先是魏国宗室后裔魏咎在魏国故地自立为王复国，接着齐国王室田瞻、田荣兄弟在山东复国，赵国后裔赵歇在张耳、陈余的拥戴下在赵地复国。一时间天下大乱，秦帝国统治摇摇欲坠，几十万人马在中原大地群雄逐鹿，可最终到底会是谁，“逐”到那只“鹿”——天下呢？
折腾了没多久，“群雄”们就露馅了。陈胜吴广动静最大，一度扩张到几十万人，可说到底是农民起义，战斗力低不说，更无长远眼光，所过之处尽是破坏烧杀，全无政治方略。他们建立的国号叫“张楚”，意思是“张大楚国”，借着战国时期楚国的牌子扩充实力。此举开始奏效，陈胜的军队一度打到函谷关，险些端了秦帝国的老窝。可打了几个胜仗，“张楚”的部将们就开始忙着称王了。他的部下纷纷自立，特别是其中原属六国的贵族们，纷纷借机摆脱陈胜自立，重新恢复王号。结果，陈胜的主力军队周文部攻打函谷关失败，反而被秦将章邯重创，声势浩大的张楚政权立刻分崩离析，各地部下们纷纷和他划清界限，拒绝援救。到了第二年十二月，秦帝国大将章邯率军攻克“张楚”的首府陈县，陈胜遭部下庄贾杀害。一度轰轰烈烈的张楚政权，说到底不过是“盗版”的楚国，最终不成气候。
而在这个时候，“正版”的楚国诞生了——公元前209年十月，原楚国大将项燕之后项梁杀苏州太守，得苏州子弟兵8000，继而誓师渡江，拥立楚国宗室熊心为帝，号称楚怀王，作为战国时代秦国最顽强对手的楚国——复国了。
在楚国复国以前，中原大地早就打成了一锅粥。陈胜吴广先闹，接着六国宗室都进来凑热闹。魏国闹、齐国闹、赵国闹，也就是闹闹而已，这些“群雄”们本身实在不成气候。陈胜自不必说，从开始到最后，只能是农民起义，最多给秦帝国找点麻烦。至于什么魏国、齐国、赵国，更是难成气候——秦始皇在位时期，对于六国宗室采取了极其残暴的打压政策，六国的大户皆遭削弱，10年的暴政，修长城加东巡，导致北方生产破坏严重，人民流离失所，经济疲敝凋零。外加这几位“王室之后”，也不是成大事的人，大多不过是恢复了故国的领土后，立刻关起门来称王，全无逐鹿天下的雄心。要啥没啥的北方各路豪杰，最多不过是给秦帝国制造点麻烦。在陈胜吴广被平定后，秦帝国集中兵力，对北方诸侯各个击破，最终平定天下，貌似是早晚的事。
直到楚国的复国。
有了楚国，事情就不一样了。事实上，在秦末的乱象中，能够终结秦王朝命运的，唯有楚国。具备一统天下实力的，更只有楚国。论原因，众所周知的是，在秦国灭六国时期，楚国的抵抗是最为剧烈的，楚国王室的命运也是最悲惨的，世人的同情自不必说，楚国遗民对故国的怀念之情，也是最强烈的。然而更重要的是，比起秦帝国对中原诸国后人的残暴压制，楚国的实力却是保全最多的。这倒不是因为秦王朝心善，实在是因为楚人地处的长江流域，对于此时的秦王朝来说鞭长莫及。秦始皇晚年的暴政，造成中原农民大量逃亡。为逃避苛政、兵役、赋税，大量原居于山东、河南、河北地区的百姓，纷纷避难到长江流域，这里天高皇帝远，尚能安居乐业。到了秦二世胡亥在位时期，楚地的人口、经济力量，都足以与秦王朝争天下。当然，最大的本钱还是人——楚国宗室项家。
项家，即项羽的家族。这个家族不简单，有说是楚国的直系皇室，因被封在项地，因此改姓项。也有人说他们是楚国的贵族，武将世家。但无论是哪种说法，这个家族在楚国历史上一直很牛很强大，世世代代英杰辈出。秦始皇灭六国的战争里，给天下无敌的秦军最沉重打击的，就是楚国大将项燕。20万秦军被他打得灰飞烟灭，最后秦将王翦以60万重兵南下，凭长期相持的战术，以秦国强大的国力和后勤保障能力，最终拖垮了项燕的百万楚军，楚国也因此灭亡。但此战秦国也损失惨重，而功败垂成的项燕，虽是楚国灭亡的“罪人”，更在秦军的最后一击中壮烈殉国。但因他悲壮的抵抗，长期以来深得六国遗民的敬重。即使是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扯旗造反的时候，虽敢说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言，却还要借项燕的名义，扯起“楚”的名号。而就在不久之后，背负着祖先光荣与仇恨的项家子孙们，也开始了他们壮怀激烈的复仇行动——楚国复国。
“复国”的主角，就是项燕的儿子和孙子——项梁项羽叔侄。楚国灭亡之后，项氏家族遭到秦帝国残酷的压制。项羽出生在江苏宿迁，幼年时全家遭到秦王朝的搜杀，不得已避难到江南苏州地区。这里是楚国的旧地，也是楚国遗民的聚居地，秦帝国虽在此地设有官署，却一时难以节制。“天高皇帝远”，项氏家族迅速发展，以显赫家世的号召力和两代武勇的英杰，很快成为一方豪雄。至于项羽本人，史家记录比较多的，是他少年时的“武勇”。他父亲早逝，自幼被叔叔项梁带大，先让他学书法，学了不久就厌了，又让他学兵法，学了不多久也厌倦了，唯独是武功练得勤，少年时代即孔武有力，又加天生神力，很快成了一方英杰，却也埋下了他最后的悲剧命运：武功固然能喧嚣一时，但是一个经常厌倦的人，最终也会被命运所厌倦。
大泽乡起义后，项家也随即行动，于公元前209年六月发难，杀死秦帝国派驻江南的会稽太守殷通，一举占有江南大地。这次行动由项羽的叔父项梁发动，24岁的项羽参与其中，斩杀殷通数百守卫，立下初出江湖第一功。而后他们拥立熊心为帝，重建楚国。随后挥师北上，争锋天下。初战极为顺利，一直打到山东定陶地区。这时期的项羽，也从叔叔身边的偏将，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大将。一路担当开路先锋，势如破竹。特别是雍丘之战中，他率先冲锋，击杀秦将李由，将秦军打得大溃，立下头功。但到了定陶，楚军却第一次碰上了对头——镇压了陈胜吴广起义的秦将章邯。这个文官出身的儒将，是大秦帝国最后一员将星。定陶之战，章邯故伎重演，以稳守战术拖垮楚军，集中优势兵力发动袭击，将项梁统帅的主力军打得全军覆没，项梁本人也在战斗中身死。历史的命运再次走到了一个关口上：这时候北方的抗秦形势，是糟得不能再糟，先前扯旗复国的齐王田瞻被章邯灭掉了，魏王魏咎也被平定了，原本轰轰烈烈的北方“六国复国运动”，只剩下赵国赵歇一系，被围困在巨鹿城苟延残喘。而项梁北进的楚军，也被打得全军覆没，项家的战将们在这场战斗中死亡殆尽。章邯随即挥师北向，以60万大军将巨鹿城团团围困，一旦巨鹿城破，北方的六国反秦势力，就将彻底灰飞烟灭。而据守江南的楚国，也势必不能独存，这是一场唇亡齿寒的战争。
“唇亡”在即，“齿”们的表现却很心寒：这时候被围困在巨鹿的赵国，北面面临秦国从河套调回的北方边军打击，黄河南面，更驻扎着章邯的几十万虎狼之师。齐国被平灭后，即任的田荣被吓破了胆，率军缩在鲁东地区自保。赵将陈余等人率大军救援，但见到秦军兵威之后，尽皆退缩不前。偏偏楚国内部也窝里斗。项梁死后，被拥立的楚怀王企图趁机夺权，他一面重用非项家一脉的刘邦，给予他独立的统兵大权，命他西进击秦，牵制秦军行动。另一面派亲信宋义做主将，统领天下援军。项羽只是他的副将，就这样，项家只手遮天的大权，被楚怀王夺了回来。
所以，一直到公元前207年九月，楚国才正式组织了援军，一路由刘邦率领，向西攻打秦国的老巢函谷关。函谷关地势险要，虽然秦国主力尽出，刘邦的10万人要想攻克，却并非易事。战局的关键点还是在巨鹿，如果不能解除巨鹿的围困，消灭秦军40万主力，那么刘邦的覆灭也只是时间问题。援助巨鹿的任务，楚怀王交给了宋义，项羽只是副将。这个宋义和项梁一样，也是楚国的世家，楚国复国后，他担任楚国令尹(宰相)，和项梁平素争斗甚多。楚国复国后，宋义的任务主要在安定地方，筹措粮草，招抚流民生产，对楚国政权的稳定出力颇多，但军事并非他的特长。他对后来西汉的“贡献”是：他建议楚怀王，派刘邦西征牵制秦军，并立下“谁进汉中谁为王”的规矩，才有了日后刘邦的坐大。是年九月，宋义被楚怀王正式委任为“上将军”，统兵北进。进兵到山东曹阳后，宋义被秦军巨大的阵势吓倒了，立刻下令全军休整，和秦军以黄河为界对峙。虽然后人说他“胆小”，但宋义的想法还是有道理的：此时楚国后方稳定，物资充足，而中原战乱不已，秦军又刚刚得胜，采用稳守的方式消磨掉秦军的锐气，才是最稳妥的办法。
但宋义不知道的是，此时的秦王朝也正打着相似的算盘：以秦军当时的实力，拿下巨鹿不成问题，但是在包围巨鹿数月间，秦军一直采取只围不打的战略，章邯的真实意图就是“围点打援”，要以巨鹿为钓饵，吸引各路义军救援，然后毕其功于一役，一举消灭掉中原地区的所有“义军”。而到宋义大军到来初期，秦军立足未稳，包围圈尚不稳固。这时一举进兵，胜算不大，援军拖得越久，形势对秦军就越有利，因为秦军毕竟是在本土作战，不像援军劳师袭远。所以在宋义开始选择和秦军相持后，胜利的天平就在一点点向着秦王朝倾斜。
拐点就在这时候发生了。急于进军的项羽，在进军问题上和宋义发生争执，一怒之下杀了宋义。宋义的部将，原本大多是项梁的旧部，大变之下，一股脑地倒向了项羽。楚怀王只好顺水推舟，封项羽接替上将军。这场意外的变故，使楚军最终选择了主动出击，冲向了章邯精心布置数月的“陷阱”。这时候的局面，对秦王朝依然是有利的。秦军布防日久，城池坚固，准备充分，以项羽的这支军队，是很难一举击破的。当时项羽的军队，约有5万多人，项家的精锐，大多在定陶之战中死伤殆尽，项羽手里的军队，只是一支“菜鸟”。对面的秦军，一路是平灭了陈胜吴广的章邯部，一路是北方河套骑兵组成的王离部，这是秦军最精锐的百战虎师，又加经营日久，防线坚固。贸然进兵的结果，必然是头破血流。
但千算万算，却漏算了一件事：秦国两支大军，王离部驻扎在巨鹿，章邯部驻扎在巨鹿南边，两个部队之间，就是秦军的运粮通道，只要打断这个通道，就等于打断了秦军的血管。项羽行动了，他先是派部将英布率军两万强行渡河，初战告捷，继而大军尽发，过河后沉掉船只，砸掉饭锅，以示有去无回的死战之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破釜沉舟”。接着毫无退路的楚军，向秦军发动了剧烈进攻，先向巨鹿南边的章邯发动攻势，击退章邯后，仅留小部队牵制，大部队直扑围城的王离。结果，被切掉“血管”的秦军顿时崩溃，王离的10万边军全军覆没，章邯仓皇撤退，巨鹿之围遂解。战斗进行中，在周边观望的十几万“义军”，全都亲眼目睹了楚军的勇猛彪悍，战后尽皆拜服在楚军脚下。此战的结果，就是项羽成了真正意义的反秦领袖。这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就是赫赫有名的巨鹿之战。
巨鹿之战后，项羽马不停蹄，在三户津断掉章邯退路，终于于公元前207年底迫使章邯投降。就这样，秦王朝最后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灰飞烟灭，覆灭的命运已经难以挽回。为防秦国降兵异心，项羽将20万秦国降兵全数坑杀，其残暴也名闻天下。就在同时，另一路本意在牵制秦军的西征军刘邦部，却借项羽与秦军死战的机会，于公元前207年十二月成功突破函谷关，攻克咸阳。横扫天下的秦王朝，就这样二世而亡了。虽然刘邦“捡了便宜”，但这时期北方中国最强大的势力，受到公认拥戴的领袖，却是击灭秦军主力的霸王项羽。可以说，这时期中国的主人，是姓项的。
二
巨鹿之战后，项羽挥师东进，在函谷关击败意图称王关中的刘邦。迫使刘邦主动到项羽大营里求和，将汉中地区拱手让给项羽。期间项羽的谋士范增曾建议项羽趁机诛杀刘邦，但未被项羽采纳。此事皆被后世认为是项羽败招之一。彼时项羽拥兵50万，远强于拥兵10万的刘邦。刘邦虽然因其一路纪律严明，在关中民望甚高，但在项羽突破函谷关后，刘邦也早已是“案板上的弱肉”。
项羽不杀刘邦，或许有他的道理。此时秦朝刚亡，局势不稳，刘邦毕竟和自己同属“义军”一脉，一旦发生内耗，很可能引发新的内乱。毕竟各路诸侯都是新归附不久，稳定第一。
被公认为是“失招”的分封政策也是如此：项羽的军队，说是归附于他的50万人，其实都是各路反秦军队拼凑而成，以六国的宗室和旧贵族为主。这些人“闹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恢复故国的土地。秦灭之后，所谓“分封”，也自然是“水到渠成”。项羽虽强，但此时他的嫡系人马，尚不具备对六国诸侯的绝对优势。所以在秦灭之后，项羽一面将楚怀王尊为“义帝”，一面大封诸侯，不但六国的宗室大多封王，自己的部将以及章邯董彝等3个秦朝降将也皆封为王，分别驻扎在陕西兴平、陕西富平、陕西延安，直接堵住了刘邦东进的通道。其他诸王的分封里，项羽也坚持拆分原则，最大限度地利用六国宗族内部的矛盾，削弱各方势力，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可谓煞费苦心。
然而一番苦心，其实却是失策。首先是对刘邦的处理上。把刘邦封在蜀地，看似“发配”，其实却成全了刘邦。蜀地虽然偏僻，但是从战国时代开始，这里就是秦国的粮储基地。秦国通过李冰的“都江堰”工程，早把蜀地变成了“天府之国”。特别是秦末战乱以来，蜀地成了中原农民，特别是三秦大地农民的避难所。大量难民涌入，在当地开荒生产，可以说是打天下的最佳根据地。分封蜀地给刘邦，等于给了刘邦一个天大的金元宝。
更大的失策是，项羽对于秦灭亡后的形势判断失误。事实上，彼时中国的战争，并没有因为秦朝灭亡而结束。反秦的势力，原本就是散沙一盘，分封后的结果，就是各派会因为分封不均而发生内战，新的战争是注定的。对项羽来说，虽然分封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是利用各路诸侯的矛盾甚至战争，不断削弱诸侯，最终统一天下，成为天下的主人，这才是他最该做出的选择。但是项羽没有。在他眼里，秦朝灭亡，而后废黜楚怀王，天下就已经是他的了，而后就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这以后，他率军回到彭城做西楚霸王，而在咸阳大肆抢掠，火烧阿房宫，也都是毫无远见之举。不但没有做好新一轮战争的准备，反而放任了刘邦的坐大。
所以项羽的失策，在他成为“西楚霸王”后就遭到了报应，他放逐楚怀王的行为，给了刘邦出兵的口实。而经过一年多的休养生息，刘邦也终于在公元前206年底，重新举起了和项羽决裂的大旗，通过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战略，一举击败了章邯等人，成功占有了八百里秦川，一下子成了和项羽争雄的力量。值得一提的是，在入川时只有10万军队的刘邦，在他占有三秦大地后，已经拥兵56万，可以说和项羽旗鼓相当。
其实在刘邦出川攻杀的初期，以项羽的力量，是完全可以把刘邦扑灭的，但是项羽在战略选择上，继续出现了错误：就在刘邦出三秦的同时，项羽分封的齐国也起了战火。齐国宗室田荣赶走了项羽封的齐王田都，在山东自立为王。而在项羽的眼里，田荣显然比刘邦更有威胁，因此他亲自率领精锐征伐田荣，仅派陈平和郑昌前往韩地牵制刘邦，自己亲率主力攻田荣。结果，趁项羽主力被牵制在山东之机，刘邦火速挥师南下，一举占领项羽的老窝楚地，兵围项羽的都城彭城。这次“避实击虚”的结果，就是把之前还雄霸天下的项羽，推到了败亡的悬崖边上。
但项羽毕竟是项羽，危急之下火速回师。此时项羽后方沦陷，补给切断，兵马损失严重，困在东部进退两难。项羽置之死地而后生，火速集结了3万精骑南归。值得一提的是，他把自己的主力步兵留在了齐地迷惑刘邦，自己亲自率领3万骑兵，连夜急行军隐蔽大迂回，突然出现在围困彭城的刘邦汉军西面。结果，一场大规模的骑兵冲锋，让刘邦苦心训练的几十万蜀地步兵顿时崩溃。彭城一战，项羽以小股骑兵诱敌，继而大部队骑兵冲锋围歼，汉军仅落水溺死者就有十多万人，刘邦的本钱一战赔光，连老父都做了项羽的俘虏。再次破釜沉舟的结果，就是项羽已经完全掌握了楚汉战争的主动权，刘邦的覆灭，似乎就在生死一线间了。
三
彭城大逆转之后，项羽再次面对着大好的形势。原本投降刘邦的各路诸侯，大多再次倒向了项羽，特别是一直牵制项羽的齐地田家，这下尽数向项羽投降。刘邦方面就糟糕多了。几十万大军损失殆尽，父亲刘太公和老婆吕雉也落入项羽之手。刘邦本人仅带着几万残兵退守河南夏邑县。这时候一举平灭刘邦，貌似是一马平川的事。
危急之下，刘邦沉着应对，利用河南成皋一线的有利地形构筑防线，打退了项羽的追兵，稳定住了战线。这时候对他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他留在汉中“看家”的萧何。萧何不但稳定了他的后方，提供了充足的粮饷，更发动汉中百姓，为他送来了大量青壮兵源。特别是在公元前205年五月，萧何送来的5万关中青壮士兵抵达成皋前线，正是凭借这支生力军，刘邦在京索之战里打退了项羽的进攻，稳定住了战线，喘过了这口气。
但此时的局面对刘邦还是很不利。刘邦的北面，原本倒向刘邦的魏王、赵王、常山王、齐王，都已经尽数归顺了项羽，刘邦的正面是项羽的主力军队。两面夹击下，刘邦迟早会被项羽“挤”死。这时候刘邦做出了重要的决定，就是委派韩信为帅，率领3万精锐北上，扫平北方诸侯。这其实是一个极其冒险的决定，如果项羽也分兵北进，支援北方诸侯的话，一旦韩信全军覆没，下一个恐怕就是刘邦了。
但是转折再次出现了，项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成皋相持阶段，项羽不断调动兵力，对刘邦的成皋防线发起进攻。就在刘邦苦苦死守的时候，韩信在北方取得了突破，魏王、赵王、齐王相继被韩信平灭。原本“楚汉相争”的形势，变成了项羽、刘邦、韩信三足鼎立。这时候韩信倒向谁，谁就是这场角逐的赢家。但韩信当年是遭项羽冷落的，刘邦对他却有“知遇之恩”，这时候项羽再去拉拢，一切都已经晚了。到公元前204年初，项羽经过苦战，终于突破了刘邦苦苦坚守半年多的成皋防线，一举拿下成皋，刘邦败逃回关中。然而，就在项羽准备一鼓作气，彻底剿灭刘邦的时候，他战略判断失误的后果再次遭到了报应：已经投靠刘邦的彭越进兵苏北，夺取了睢宁，迫使项羽两次回兵救援，结果，刘邦趁机反攻，再次收复成皋。强攻半年，项羽等于是原地折返跑，白白损失大量兵马，劳而无功。此后，双方以广武山为界相持，谁都不能前进一步。
但刘邦不动可以，项羽不动却是不能。因为常年战乱，楚地生产破坏严重，物资供应能力大大不足，外加驻守江西九江的英布也背叛了项羽，导致项羽后方供应断绝。到了公元前204年十一月，弹尽粮绝的项羽不得不答应和刘邦议和，双方以河南荥阳“鸿沟”为界，罢兵休战。
荥阳议和之后，项羽其实已经失去了争天下的主动权，此时北方大部分地区都已为刘邦所有，韩信、彭越、英布3人都已归顺刘邦，之后刘邦册封3人为王，更令其死心塌地效力。以项羽此时的军事力量，丧失良机的他和刘邦争天下是远远不够的。但刘邦想一举平灭项羽却也难，楚军的战斗力原本就高于汉军，楚汉相争多年来，项羽几乎打赢了大多数的野战，主力决战的战役，刘邦更输得一塌糊涂，刘邦只是凭借战略上的高明，以及联合各路诸侯的力量，才能与项羽抗衡。此时项羽北进难，刘邦想彻底平灭项羽同样难，如果项羽策略得当，据楚地而割据，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而项羽的失策，就是对刘邦背盟估计不足。和议之后，项羽随即率军东撤，如果他能平安撤退到他的大本营江东五郡，刘邦将很难再有平定项羽的机会，所以借项羽东撤的机会发动突袭，是消灭项羽的最佳时机。刘邦果然这样做了。公元前202年十月，刘邦亲率大军，追击项羽至河南固陵。恼火刘邦背盟的项羽再次绝地反击，一场大战，斩杀刘邦军两万多人，杀得刘邦不得不固守待援。这时候，命运的选择再次摆在项羽面前，是继续撤退，还是乘胜追击。恼火刘邦背信弃义的项羽，选择了把刘邦赶尽杀绝。楚军停止撤退，重兵攻打刘邦，刘邦虽然野战稍差，但防御能力尚在，又兼主力尚存，固守不成问题。而这一念之差的选择，注定了项羽命运无法逆转。
固陵之战时，项羽虽然依旧拥兵十多万，但此时楚军粮草供应不上，周围的彭越、英布也早已投靠刘邦，侧翼失去庇护。固陵之战得胜，固然有楚军作战勇猛的缘故，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韩信、彭越、英布3人对刘邦的封赏不满，故意按兵不动以要挟刘邦，以刘邦的政治智慧，势必会大力笼络3人，换取3人前来增援。一旦如此，滞留在固陵地区的楚军，就会陷入刘邦的全面包围中。而这些，恰是项羽没考虑到的。
果然如此，固陵之战后，韩信从山东南下，占领苏北地区，彭越与刘邦会师，同项羽对峙，英布从淮北出发，占领寿春，项羽部将周殷反叛，北上进击项羽。同时，20万新整编的关中军也增援刘邦，新建立的汉帝国，战争机器隆隆开动，项羽的10万大军，转瞬间陷入了东南西北全面包围之中。固陵之战，项羽赢得了辉煌的胜利，却换来了永远的失败。
四
到了公元前202年十一月，汉军合围项羽的总兵力，已经达到了70万人。重围之下，楚军再次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左冲右突，终于突围到了垓下地区。但此时，项羽位于长江以北的领土已经全部沦陷。唯一的希望，就是能突围回江东五郡，但从当时看，已经基本不可能了。
基本不可能，却还是有可能。此时项羽军队的战斗力仍在，而且，项羽部下的骑兵，是此时中国除了匈奴之外最精锐的骑兵部队。如果能够集中优势骑兵冲杀出去，采取分段掩护的方式，还是有希望成功突围的。当然这么做的损失，也是极其惨重的。
项羽却选择了另外的方式，即使到了这样的绝地下，他依然相信自己能“置之死地而后生”。绝路之下，他选择的方式是与汉军决战，即集中精锐部队，主动向汉军发起反扑，争取打垮汉军。如果他的对手是章邯，也许还有些希望，不幸的是，此时他的对手，是“点兵多多益善”的韩信。面对项羽最后的反扑，韩信采取了“十面埋伏”的办法，就是先假装退却，诱引项羽进攻，再四面出击，将项羽的军队分割包围，各个击破，他的方略奏效了。绝境下的楚军左突右杀，却始终无法突破汉军的铁壁合围。项羽“破釜沉舟”的结果，就是他最后的10万大军，被汉军消灭4万多人，俘虏2万多人。当然汉军也损失惨重。反扑失败后，项羽率两万残兵苦守垓下，这时候营地周围“四面楚歌”，悲怆的楚歌声中，多年以来意志顽强，战斗力凶悍的楚军，自信心终于被击垮了：家乡已被汉军占领，坚守又有何意义呢？
信心垮塌的结果，就是部队的彻底垮塌。在汉军的总攻下，项羽的爱妾虞姬愤然自刎，悲愤交加的项羽，率800骑兵突围到了乌江，此时身边只剩下20多人。汉军追兵迫近，绝望的项羽，最终拒绝了船夫载他过江东的好意。在乌江边挥剑自尽，演完了人生最后的绝唱。
五
“无颜见江东父老”的项羽也许并不知道，他拒绝过江的那一刻，也意味着他拒绝了人生里最后一次翻身的机会。
垓下之战，汉军十面埋伏，威风八面，但其实也只剩下一口气了。常年战乱，北方经济破坏严重，人口锐减。无论垓下之战结果如何，汉军其实也没有多少底气打下去了。何况尚在项羽之手的江东五郡，受战争破坏不大，如果项羽不死，即使不能打回北方，以他为旗帜割据江东自立，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只是这样一来，中国的分裂，也许会持续更长的时间。
但是从项羽本人看，做出这样的选择，于他性格而言是再正常不过了。比起刘邦的狡诈，项羽是一个快意恩仇的人，做事讲究直来直去，比如和宋义有分歧，说杀就杀，怀疑秦国降兵不听话，说坑就坑，哪个诸侯看不顺眼，说打谁就打谁。这是一个从来不弯腰的人。但这样的性格，做朋友可以，争天下却不可，争天下，讲的是能屈能伸，要会妥协，会求全，会忍辱负重。这偏偏是项羽最反感的。随兴所至的结果，就是一次次战略误判，直到最后的灭亡。楚汉相争的结果，不是刘邦幸运，而是性格决定命运。

第二章 匈奴曾这样欺负汉朝
老话说得好：国家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对于西汉帝国而言，从建国开始，乃至整个王朝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的“朋友”和“敌人”是经常变的，唯独不变的一个敌人，恐怕就是长期以来笼罩在整个中国北半部的一个阴影——匈奴。
在西汉以前，“匈奴”这个敌人，对于这时期的中国人来说就不陌生。战国时期的赵国、燕国、秦国，都曾长期忍受匈奴侵扰之苦。秦始皇发动民力修筑万里长城，其本意也是为了防备匈奴的入侵。事实上，秦始皇修的长城，并不是凭空而建，而是把原先燕国、赵国、秦国3国北方防备匈奴的长城连接起来。从战国群雄争霸到秦末楚汉逐鹿，匈奴与中原的军事冲突也始终未断过。对于以步兵和战车为主要作战方式的中原军队来说，匈奴骑兵的高速突击与运动战中的骑射，是正中他们“死穴”的杀招：笨重的战车与步兵跟不上匈奴骑兵的速度，只能成为人家射杀的猎物。大规模兵团作战中，更容易被人家以避实击虚的方式，在运动战中被消灭。在西汉之前，中原政权曾有过赵国李牧大破匈奴以及秦国蒙恬收复河套的胜仗。但是这两场战役，前者是通过诱敌深入的方式，将匈奴人诱到长城下面，依托坚固城防与战车聚歼，后者则是凭借秦军强大的弩箭装备和战车冲锋，将匈奴人驱逐。但对于匈奴骑兵高速机动的作战方式，依然没有比较好的办法。所以对于当时的中原政权来说，修长城，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而在西汉王朝建立后，匈奴这个敌人的实力，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西汉之前，中国北方的草原形势，其实是“三足鼎立”的态势。盘踞今天东北地区的，是一大游牧部落“东胡”，而盘踞内蒙古西部以及河西走廊地区的，是西北的游牧部落“大月氏”。在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203年，当刘邦与项羽为了争天下而打得昏天黑地时，北方的匈奴民族，也在进行着统一草原的战争。公元前209年，匈奴王子冒顿杀害父亲头曼，篡夺了匈奴“单于”的位置，随后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先于公元前205年平灭东胡，占领了东北大地，继而又发动了西征，赶走了盘踞河西走廊的月氏人，不但占有甘肃，更迫使西域国家臣服匈奴。到了西汉建立时期，汉帝国北面的匈奴人，已非秦朝时“不敢南下牧马”的“吴下阿蒙”，而是一个在冒顿单于整治下，拥有完备的组织建制，高效统一的作战指挥体系，广袤的国土，空前强大战斗力的游牧帝国。无论是春秋时代齐桓公“尊王攘夷”，还是秦始皇收河套修长城，都不曾面对过这样强大的对手。
一
对于富饶的中原大地，匈奴帝国也是有想法的。冒顿时代，匈奴的“王廷”，已经从原来的阴山迁移到了鄂尔浑河地区，匈奴单于直接控制的区域，正对着中原的河北蔚州地区。而匈奴的左贤王管辖的地区，正对着河北怀来地区，匈奴右贤王的控制区域，正对着陕西榆林地区。早在秦末农民战争时期，匈奴就趁秦帝国主力南下的机会，重新夺取了河套草原。河套丢失的结果，就是定都长安的西汉帝国，脑门上长期悬挂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西汉帝国建立初期，匈奴的侵扰日益频繁。而此时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大肆诛灭异姓王的行为，也给了匈奴发动战争的机会。刘邦登基后，对曾帮助他得天下的各路异姓王，采取了打压甚至诛杀的政策。韩信、彭越、英布3位大功臣相继被铲除。北部方面，与匈奴相邻的异姓王，包括燕王卢绾、常山王张傲、韩王信等。这其中尤其以韩王信地位最微妙：他是战国时期韩国王室的后人，秦末农民战争时期，他曾跟随刘邦入函谷关灭秦，后被封为韩王。天下大定后，他这样的人物注定会被刘邦猜忌。果然，不久他就被迁出了原来的韩国封地，改封在太原，正好与匈奴相对。虽然韩王信忍气吞声就封，但双方的裂痕已日益加剧。如此机会冒顿单于自然不会放弃，韩王信前脚刚到太原，公元前201年九月，几万匈奴骑兵就拍马杀到。西汉帝国与匈奴帝国的军事碰撞，就以这样一种趁火打劫的方式突然到来。
战端既开，韩王信起初全力迎敌。但内战里都算不上精锐的韩国军，又怎是匈奴扈卫精骑的对手。结果韩王信连战连败，重镇马邑被围。刘邦呢，却想趁匈奴入侵的机会，假匈奴之手削弱韩王信。因此在这一年根本没有进行任何救援，很想坐山观虎斗。但“虎”也没这么傻，韩王信知道，自己本来“档案就黑”，楚汉相争的时候曾投降过项羽，一直怕刘邦秋后算账，这次匈奴入侵又连遭败仗，战后势必没好果子吃。结果横下一条心，主动找匈奴商量——投降。
韩王信投降，后果是严重的，几万骑兵归附匈奴不说，山西重镇门户大开。冒顿大喜过望，公元前200年，匈奴起兵40万，以韩王信的“伪军”为向导，发动了对西汉帝国的大规模进攻。危急局面让刘邦再不能坐视，本欲“休养生息”的刘邦毅然决定御驾亲征，汉军火速集结，30万大军兵发山西。小小的山西省，一下子集结了汉匈两大民族的70万精锐，可以说都动了血本。
刘邦的进军很顺利，韩王信的“伪军”在西汉帝国精锐面前几乎不堪一击，多年内战锤炼积累下的强大战斗力，让汉军势如破竹。汉军先在沁县大破韩王信，继而收复晋阳，随后又击退了韩王信残部的反扑，一路北进，直向匈奴主力军杀去。在山西宁武，汉军第一次和匈奴军开练，结果匈奴军大败，被迫向北退去。整个战场的形势，正朝着对汉军有利的方向发展。
这时候，已经是公元前200年冬，这一年的中国北方，比往年都要冷，连日大雪漫天，北风呼啸，以中原汉人为主的汉军第一次接触到酷寒天气，许多士兵甚至冻掉了手指头，部队非战斗减员严重。而且，汉军从出发之后，一路马不停蹄，从晋中追杀到晋北，连续作战，疲态已露。已然统一天下的汉高祖刘邦，此时却信心满满，毕竟汉军连战连捷，宁武之战更证明，匈奴人远非传说中那样可怕，一战聚歼匈奴主力，彻底解除北方边患，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才能迎来真正意义的休养生息。
带着这样的目的，刘邦率领的精锐军团，一路北进，抵达位于前线的平城，而此时的冒顿单于，也率主力驻扎在蔚县，双方的主力决战，马上就要打响了。
二
戎马一生的刘邦不是糊涂人，他深知“知己知彼”的道理，所以到达平城后，他不断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匈奴的情报，得到的消息都是匈奴尽是老弱残兵，不堪一击。唯独刘邦身边的谋士刘敬认定：匈奴一定是将主力隐藏起来，企图诱使汉军北进，却反被刘邦当场斥责下狱。其实刘邦未必不明白匈奴意图，但此时山西连日大雪，汉军粮草物资供应不上，长期相持不是办法，就此退走，匈奴势必卷土重来，所以无论刀山火海，都要闯一下。
公元前200年十二月，在经过无数次周密筹谋后，刘邦终下决心，率领麾下主力进发蔚县，准备对匈奴进行总攻。然而在途经白登山的时候，却遭到了早已埋伏在此的匈奴主力合围。这次战斗匈奴几乎拿出了全部家当：东南西北4个方向共部署了40万大军，且都是养精蓄锐的精锐骑兵。陷入合围的汉军立刻原地布防，在白登山就地组织防御，和匈奴军进行了惨烈的厮杀。依冒顿本身的战略构想，是打算一鼓作气，彻底聚歼刘邦部，但接下来的事情却出乎他的意料。酷寒和重围下的汉军非但没有崩溃，相反迸发出顽强的战斗精神，凭借着严整的军阵和弩箭防御，数次击退匈奴的进攻，原本计划内的歼灭战，打成了攻守双方谁也不能前进。
这时候的局面对刘邦而言更惨。刘邦这次北征，动用了32万大军，但随他进抵平城前线的，只有10万人左右，其余的20多万人划拨给周勃，用以清剿韩王信的残部。这时候的周勃，在击破韩王信后，正北进到楼烦地区，如果他能够及时赶到，自然可以解除匈奴围困。但冒顿已经把白登山围得水泄不通，又怎能突围出去呢？好在白登山自战国时期赵国开始，就是防备匈奴的要塞，有赵国时期就修筑的坚固军堡，足矣固守。7天7夜，匈奴无力攻击，汉军也无力突围，断水断粮的汉军，局面无疑是更加困难的。
万般无奈下的刘邦，依照陈平的计策，主动联络冒顿单于的阏氏(老婆)，假意说给冒顿送美女，以此诱使“吃醋”的阏氏向冒顿说情。阏氏果然中计，以“汉天子有神灵保佑”为名，建议冒顿解除包围。按照许多史料的记载，就是冒顿上了当，主动在包围圈上解开一个口子，让刘邦逃出生天。但真实的原因，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是另一路汉军周勃部在扫荡了韩王信残部后，已经杀奔白登山而来，对于久攻不下的匈奴来说，此时面临被汉军前后夹击的危险，所以顺水推舟解除包围，体面地撤军，就成了冒顿单于最好的选择。
对于征战一生的刘邦来说，白登之围可谓奇耻大辱，以他有仇必报的性格自然不能罢休。解围班师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诛杀了战前劝他进兵决战的十几个谋士，并释放了战前曾劝说他的刘敬。但对匈奴，刘邦却忍了：这时正是汉朝百废待兴之时，匈奴又处强势，已无法轻易再起战端。而白登之围中，汉军在绝境下的顽强精神，以及强悍的防御能力，也给匈奴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匈奴此时的军力，在野战里击败汉军或许可以做到，但占有汉地却很难。所以和平，成了两家共同的选择。
公元前198年，汉帝国以刘敬为使节，与匈奴正式缔结了和平条约：汉朝以公主嫁给匈奴，并附赠大量米粮财宝，同时约法三章：一，汉朝每年要送给匈奴大量礼品；二，双方在边关开设互市；三，两家以长城为界，互不侵犯。这个“和平协议”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和亲”。固然屈辱，却是当时西汉王朝唯一的选择，也是白登之战中十几万汉军将士，用鲜血生命打出来的。
三
汉匈“和亲”后，按照历史书上普遍的说法，就是汉匈双方维持了60年的和平。事实是，从汉高祖到汉武帝的这半个多世纪里，汉匈之间的战争并没有停止。
如果说白登之战前的匈奴，对西汉的主要政策是打劫，那么白登之战至汉武帝反击战打响前的匈奴，对西汉王朝的国策只有一个——讹诈。
所谓的讹诈，就是利用各种方式，主要是武力恐吓和军事进攻相结合的方式，向西汉王朝不断地狮子大开口，索取金银财物。其胃口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狠毒，做派越来越嚣张。
就在汉匈双方“和亲”的第二年，即公元前197年冬，匈奴就再次发难。趁着代地守将陈稀造反的机会，匈奴人趁火打劫，攻掠河北、山西等地，逼得重病中的刘邦，不得不再次以老迈之躯御驾亲征。为了防止白登之围的重演，汉帝国不得不忍气吞声，在出征前派使节至匈奴，送上大量财物，请匈奴在此战中“保持中立”，得了好处的匈奴，也就“见好就收”。平定代地之乱后的刘邦，痛感于北方边患的沉重，在归乡巡视时，悲怆地唱起了大风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但匈奴人却不管刘邦有多伤心，见机会就要捞一票。公元前195年，燕王卢绾又造反，率领部下数千人投降匈奴，被匈奴封为“东胡卢王”。之后他主动担任向导，引匈奴骑兵攻略州县，做了“铁杆汉奸”。汉王朝曾多次出使匈奴，送上金银财宝，想请匈奴“引渡”卢绾，匈奴每次都是钱收了，不办事，最多就是承诺汉朝，约束卢绾的行为。一直到刘邦去世，匈奴对西汉边境的骚扰，几乎没有停止。但毕竟垂涎于“和亲”的巨大财富，匈奴大多数都是小打小闹，通常是几十几百骑兵在边境打劫后，再对汉朝说“误会”，大规模的战争并未爆发。
刘邦去世后，匈奴险些再次挑起战争。公元前192年，此时的汉王朝，刘邦已经去世，在位的皇帝是其子汉惠帝。大权掌握于太后吕雉之手。冒顿趁机写信给吕雉，信中赤裸裸地对大汉太后进行“性骚扰”，要吕雉嫁给他。如此奇耻大辱，激得汉朝君臣大怒，吕后的妹夫樊哙主动要求率兵10万横扫匈奴，满朝文武也是一片喊打喊杀。但中郎将季布冷静，嘲笑樊哙说：“当年你在白登山上，也没见多么威武，今天吹的什么牛。”作为一个冷静的政治家，吕雉也明白此时不是和匈奴开战的时候，事情的结果，是汉朝送上大量粮食财宝，外加几十名美女和吕后一封言辞卑微的书信。吕后的忍气吞声，效果是显著的，她把持大权的那些年，是西汉时期匈奴侵扰最少的几年。当然这不是因为匈奴善良，此时的冒顿单于也已到了晚年，进取之心大减，每年从汉朝多讹诈一些财富，用于享乐才是真。
汉匈边境战祸再起，是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刘恒即位之后。这时候的汉王朝刚刚经历了吕后之乱，国家政权还在初定之时，自然也是匈奴人眼中讹诈的最好时候。公元前177年，趁汉朝济北王反叛的机会，匈奴右贤王部再次发动进攻，这次的手段更酷烈，不但攻克了代郡，还杀害了代郡的地方官。这是汉匈“和亲”后从未有过的恶性事件。汉文帝对此的反应也出人意料的强硬。他立刻命令灌婴率领8万精锐赶赴边地迎战，见汉朝大军既出，匈奴火速撤走。事后汉文帝派使者“问责”，冒顿单于也不得不做出表面姿态，推脱说此事是右贤王擅自发动，并且假意惩戒了右贤王。这时候的西汉帝国，国力比汉高祖时期大为增强，但依然还以步兵战车为主，骑兵力量严重不足。和平，依然是无奈的选择。
匈奴的做法却日益猖狂，特别是在冒顿单于去世后，即位的老上单于年少气盛，此人的做派十分嚣张。比如和汉帝国的往来文书，在尺寸上都要大过汉帝国，以示压倒汉帝国之意。军事方面，老上单于几乎每年都发动进攻，从西北到东北，汉朝边境狼烟四起，边军疲于奔命。最严重的一次，是公元前166年，匈奴军队深入到陕西境内，前锋竟然抵达了西汉皇宫甘泉宫，汉帝国再次派兵征剿，一样是军队还没到前线，匈奴军就满载而归了。而公元前162年的那一次更过分。匈奴侵扰上谷、渔阳、云中三地，汉王朝调集13万大军开赴北方边地迎敌，但主帅周亚夫却太过谨慎，命令部下不能轻易和匈奴交手。结果，在汉朝十几万大军的眼皮底下，匈奴人烧杀抢掠1个月，才在汉军的“礼送”之下，得意洋洋地班师回朝。
到汉文帝去世，其子汉景帝即位后，匈奴的威胁依然有增无减。汉景帝在位期间，西汉帝国曾发生了大规模诸侯反叛事件——七国之乱。匈奴此时在位的军臣单于，就曾与西汉诸侯吴王密谋，企图趁机南下夺取汉地。虽然权衡利弊下，军臣单于没有贸然行动，只是派重兵屯于汉朝边境做牵制，但西汉的北部精锐骑兵，也因此被牵制在北方边境，无法参加平叛战争，导致七国之乱持续数月。而七国之乱的平定，对于西汉帝国最大的意义是：中原诸侯与匈奴勾结的隐患被彻底消除，汉帝国从此可以集中充足的人力物力，发动反击匈奴的战争。
就在汉匈之间“和亲”的67年里，汉朝通过隐忍的方式，维系与匈奴之间的和平，而从吕后开始至汉景帝的几代帝王，也把建设一支足够与匈奴对抗的强兵作为重点任务。从汉初开始，汉朝就实行马政，鼓励养马，更招募边地匈奴人到汉朝，为汉朝训练骑兵，以李广为代表的新一代骑兵将领也在崛起。到了汉景帝在位时，汉朝的边地骑兵已经初具规模，七国之乱的转折点，就是汉朝调数千北边骑兵南下，以摧枯拉朽之势击溃叛军。到了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登基后，反击匈奴的时机已经日渐成熟。
但是，与军事问题相比，对于汉朝反击匈奴战争来说，更要命的却是“思想问题”。汉朝以“黄老学说”治国，奉行的是无为而治政策，放到外交问题上，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每次匈奴的讹诈，都尽可能地满足要求，匈奴的入侵，也大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尤其在汉武帝登基初期，大权掌握在祖母窦太皇太后手中，老太太本身不爱打仗，崇尚休养生息，根基不稳的汉武帝也只好忍气吞声。但汉朝国策的更张，已经从这时期的一些政策上露出端倪：汉武帝在宫廷里倡导射猎，带头习武。在登基后的第三年，就派张骞出使西域，寻求和大月氏联合攻击匈奴，同时在西汉北军中设置“八校尉”，在皇宫内设置“羽林骑”，整编精锐骑兵。朝堂之上，原本是上下共识的“和亲”政策，此时也发生了分裂。新一代的官员们，如王恢等人，都主张整军备战，反击匈奴，与韩安国的“主和”派形成对立。虽然在起初“和亲”政策得到了老臣们的支持，但随着公元前135年窦太皇太后的去世，亲政的汉武帝，开始全面推行对匈奴的反击政策，其中标志性的事件，就是马邑诱敌战。
马邑，即山西朔县，是西汉时期汉朝北部重镇。汉匈“和亲”时代，这里是汉匈两族“互市”的场所，素来以经济繁荣，商旅往来云集著称，也是匈奴人一直垂涎的财富之地。公元前133年，大行令王恢献策，可以以马邑为诱饵，引诱匈奴单于前来，发动一场围歼战，毕其功于一役解决匈奴问题。在经过激烈的朝堂争辩后，汉武帝批准了这个作战计划：由马邑当地商人聂壹出头，假装向匈奴军臣单于投降，谎称可以里应外合袭击马邑，引诱匈奴单于到来，然后，以30万重兵发动进攻，将匈奴彻底剿灭。为了这个计划，汉武帝几乎动用了北方所有的精兵，以韩安国、李广、公孙贺率领32万大军埋伏在马邑山谷中，以王恢率领3万精锐断后，断掉匈奴的归路，以图彻底全歼。表面看，这是个几乎完美的作战计划。
但如此复杂的计划，大规模的兵力调动，不走漏风声是不可能的。军臣单于起初上当，率军直扑马邑，但是路上却得到消息，得知汉军在当地设伏，随即拔马北逃。本来应该断掉匈奴逃路的王恢，关键时刻却临阵退缩，不敢发动攻击，反而“礼送”匈奴出境。事后汉武帝震怒，王恢的理由是，自己兵力只有3万，无力抵挡10万匈奴骑兵。若此时汉军30万主力全速扑来，只要王恢能够拖住，打赢还是很有希望的。结果，王恢的临阵退缩，使得汉军之前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
马邑之围的败露，标志着汉匈双方的彻底决裂。从此，匈奴人再也不必玩讹诈的把戏，汉朝也不必忍气吞声。双方刺刀见红，汉帝国战争机器隆隆开动，经过60多年隐忍后，汉帝国青锋出鞘，开始了反击匈奴的战争。

第三章 云中，汉朝的“伤心之城”
云中，一个古地名，内蒙古呼和浩特托克托县。从战国时代开始就扮演着相同的角色——围墙。
说战国，论伤心之地，也许有人会脱口而出一个地方——山西长平。一场长平之战，活活坑了40万。还不够叫人伤心吗？够伤心，可再惨再痛，不过是围墙里面自家人打自家人的事。饶是够伤心够耻辱，饶是千百年来的人们一直在幽叹在缅怀，却独独忘了，没有那座围墙，坑人的和被坑的，都要被外族的马刀砍。
这座围墙的名字，就是云中，屹立在中原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之间，给中原大地的繁衍生息，包括自家人连番无止的内斗，挡风遮雨，千年以来，默默无闻，伤痕累累。
这座围墙首先是战国时代赵武灵王修的。公元前300年，赵武灵王出兵平灭了北方楼烦、中山等部族，在其故地设立要塞，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建于今天内蒙古托克托县的要塞，就是云中。
然后，就是赵武灵王挥师南下胡服骑射，小小赵国如变异了的猛兽一般在中原大地驰骋冲杀，风驰电掣的铁骑，写下了赵国争霸的荣光。有关云中的事，却几乎无人记上一笔。
因为大家的眼睛都盯着诸侯争霸，大家的嘴都在说诸子百家，关起门来争得热闹，却忘了门外面其实是很不安全的。赵国牵来了门外的几匹马，然后就摇身一变成雄狮了。那么，门外那些教会我们骑马打仗的人在忙什么呢？
门外有东胡、匈奴……名号不同，都是骑马打仗并且教会了我们骑马打仗的。希特勒喜欢说：让我在围墙上踢一脚，房子就会塌掉。他们也一样，战国时代诸侯争霸的热闹声里，他们也几十年如一日地在踢墙。而云中，是挨踢最多的地方之一。
从赵武灵王设云中郡以来，匈奴人不断地来。平常的时候一年来一次，高兴的时候一年来好几次，草青马壮的时候来，断粮断炊的时候更来，一年到头叮叮当当踹墙踹得热闹。这踹墙声很响，中原大地听得见，可听得见，却很少有人当回事。
因为大家关心的是墙里面的事，抗秦联盟成功了没，谁一统天下了，谁家的儿子接班了，战国七雄的老大是谁。家里的事情还搞不清楚，谁管外面？
史官们就更不管了，什么最吸引眼球我记什么，中原争霸，权谋诡计，精彩地记上两笔。云中么，鸟不生蛋的地方，一笔带过了，所以无论《史记》，还是《战国策》，围墙里面的事都写得洋洋洒洒，围墙外边的事，却只有惜墨如金的寥寥数语：××年，匈奴犯云中，××年，匈奴屠云中，××年……
很简单，却很多，寥寥几笔，就是一场惨烈的征战，无数人的伤亡，只剩下而今史册上几个简单的数字。后人翻阅的时候，一眼扫过去，没感觉。
但闭上眼就能感觉到了，年年都要挨踹，换谁身上滋味都不会好受，想想都打哆嗦，可云中不哆嗦。挨匈奴的马刀，替中原大地挡刀，那些被他保护的人，斗得欢，忙得热闹，却没人问一声。
不好受了很多年，战国总算结束了，然后是汉朝，皇帝轮流变，不变的依然是围墙。
汉朝时云中的日子更不好受，战国时代大家都是敌人，你来了我就打呗，你跑了我就追呗，西汉初年可不一样，和亲了，对面是一家人，亲戚和为贵么。可问题是，这亲戚总不拿你当亲戚，反而时时犯浑，每年吆五喝六地上门打秋风不说，高兴了还要来抢一把。
这可难办了，到底是“亲戚”，既不能让他来抢，还不能伤了和气，他不动手的时候你不能动手，他动手了你想还手就晚了。西汉初年的军事条令上写得明白着呢，敢擅挑边衅者斩，跟李鸿章的“衅不可自我开”一个意思。可你不挑衅人家也不傻，假装赔着笑脸过来，转脸就给你一刀。所以钱多得没处放粮食多得吃不完的文景盛世里，照样留下了史官们漫不经心地记录：××年，匈奴犯云中，××年，屠云中……
后来总算和亲戚撕破脸了，汉武帝开始了大反击，连番主动出击打得热闹，可你打了人家，人家也要找回来，到时候来挡刀的墙，还是云中。史官们是喜欢进攻多于防守的，那些歼敌数目巨大的攻击战当然要大书特书，至于挡刀的事么，继续，漫不经心描上一笔吧，××年，云中……
好事摊不上，苦活却跑不了，身为前线，自然是大军出征的基地，后勤保障，安置部队，样样都要摊到云中身上，最后论功行赏，风光了大将军，照样没你什么事。
好在匈奴终于给打歇菜了，再苦再累再委屈总算没有白忙活，可外面的世界清净了，围墙也就没啥用了，从昭君出塞以后，云中的地位一天天下降，一天天不让人待见，一直不待见到东汉末年，领导大笔一挥：留着碍眼，撤了吧。
于是，荒凉的内蒙古草原上，就留下了一座废墟，无人凭吊。
很想为它多写点什么，可很无奈，历史的记录太少，瞎编更不允许，只能写下所有能写的东西。史书上的寥寥几笔：××年，犯云中……
或许只有把那些漠视这个地方的人，放到敌人的马刀下才明白，寥寥几笔的分量有多重。
那些几十年如一日守在这里的人，那些连一座无名烈士墓都不曾有的军人，那些明明知道死却还在想胜利的人，谁为他们记上一笔？

第四章 汉文帝母子怎样发迹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重要的大一统王朝，西汉是一个无可争议的盛世。比如光耀古今的“文景之治”，创造了中国历史之前从来没有过的“GDP成就”，中国人口达到了空前的6000万人，国家经济富庶，百姓安居乐业，仓库储备丰厚，国库串钱的绳子，因为长期不用都烂掉了，国库的储备粮，也好多都腐烂变质。正是这时期巨大的物资储备，为汉武帝时代击败匈奴，提供了最充足的物资保证。中华民族的大汉盛世，也因这时期而奠基。
“文景之治”中的“文景”，即这时期相继在位的两任皇帝：汉文帝和汉景帝。而相比之下，汉景帝的谈资似乎多一些：震撼全国的七国之乱，是在他的手中得以平定的；西汉王朝的休养生息，也是在他在位时期到达了高峰。但相比起来，他的父亲汉文帝刘恒，在历史上的地位恐怕会更重一些：大汉王朝的“文景之治”，是从他的手中开始，对于整个西汉王朝的兴盛来说，汉文帝，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在后世对于帝王的评价中，他更是一位被看作楷模的圣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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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皇帝要做出名，方法自然多种多样。有能打的，有能杀的，有能干活的，也有能糟践江山的。相比之下，汉文帝的出名，或许只能用一个字——忍。无论是他登基之前，还是开创治世之后，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特别能“忍”的人。
一
说到汉文帝的能忍，不得不首先说到他的母亲——薄太后。民间俗话说“儿子随娘”，这位身世坎坷的女人，同样是一个能“忍”的人。
薄太后的本名，现在说法多种多样，真实姓名已不可考，但说到她的身份，可以说既很好，却又很惨。她是苏州人，母亲是魏国的王族，但她却不是“合法出生”，她是母亲和人私通的私生子，又兼秦朝治下，六国王族的身份非但不值钱，反而颇受打压，小时候的生活，可以说是穷困与白眼交加。这日子得忍，忍了没几年终于苦尽甘来，大泽乡起义一声炮响，六国遗民翻身迎解放，凭王族身份，成年后她嫁给了魏王豹为妻，也算是王族贵妇。这魏王豹虽说是一方王族，但人生追求却也不大。秦末农民战争中，起先他就想着跟对一个好主人，安安稳稳地讨一块封地，关起门来当王爷。却偏偏有个叫许负的算命先生，见了她后立刻惊叹：此女子将来会生个天子。就这一句话，魏王豹的心思活络了：她生的儿子是天子，我是她老公，那也就是说……
心思活络了，行为也就活络了，好好的魏王也不想当了，立刻扯旗造反，跟正在打天下的刘邦撕破脸：算命的都说我老婆的儿子是天子，我还怕你作甚。可他哪是刘邦的对手，被刘邦的大将曹参几下子打得稀里哗啦，魏王豹兵败身死。许负的卦，他到底没弄懂：你老婆生的儿子做天子不假，可这天子的爹，却未必就是你。
没弄懂的后果，对于薄夫人是严重的。王族贵妇是做不成了，摇身一变成了罪犯家属，发配到皇宫里当奴仆，负责在纺织房当织女。这织女的活可不好干，整个皇宫上至帝王皇后，下至太监宫女，里里外外穿的，全都出自织女之手。劳动量大，工作辛苦，地位也低贱得很，最重要的是人生没机会。皇宫里的女子，名义上说都是皇帝的老婆，再苦再累，改变命运的办法，就是被皇帝看中，得到宠幸，最好能生个一男半女，也就有苦尽甘来的希望。可混在纺织房，这个想法就很不靠谱：有哪个男人会闲着没事，跑来看女人织布呢？没办法只能继续忍。
可不靠谱的事情，偏偏就发生了。当了皇帝的刘邦某一日心血来潮，竟真到织布房来闲逛，扫了一眼薄夫人，又偏觉得顺眼，顺眼了就好办，一纸诏书调出织布房，提到宫里做妃子。可这“妃子”却是有名无实，做皇帝的后宫佳丽三千，就算一天宠一个，猴年马月也难轮到她，只能独守空房继续忍。这一忍，从公元前206年，一直忍到公元前202年，刘邦总算有一天踏进了她的房间。正史的说法是，宫里有小姐妹说起这个女人的身世，无意中被刘邦听到，刘邦一时心血来潮，就过来宠幸了一把。野史上也有说法，是刘邦那天走错了门，误入了她的房间，也就顺水推舟将错就错了。心血来潮也好，将错就错也罢，她和刘邦，也仅仅做了这一夜夫妻，那夜之后，刘邦再没来过。
可“低概率”的事件再次发生了，就这么“一夜夫妻”，忍了好多年的薄夫人竟然怀上了，10个月后婴儿呱呱坠地，是个大胖小子。这就是刘邦的四儿子——刘恒。凭此机缘，她也终于在后宫嫔妃里占有了一席之地，有了作为妃子的名分——薄姬。
得了宠幸，生了儿子，有了名分，所有的低概率事件一连串地发生，貌似好事都让她占了。可这时候她的处境，却似乎没太多改善。宫里得宠的女人多了，生不出孩子来的更多，凭什么你春风一度就能怀上？其他妃子们的妒忌白眼自然少不了。而刘邦对这对母子也没太多感情，有了儿子以后，薄姬又守了8年活寡。老公不答理，生了儿子遭人忌，后宫的娘娘们，谁不拉帮结派？谁没有个三亲六戚，谁没个背景靠山？明枪暗箭下，想太太平平地过日子，那是何其难？要太平？还要忍。
所以薄姬继续忍着苦日子：事实正是如此，虽然他为刘邦生了儿子，但上上下下都知道这娘俩不被刘邦待见，所以待见他们的人也就不多。赏赐少，没钱去拉拢身边的太监宫女，遭的白眼也就不少，甚至连日常的生活，有时候都要靠她自己织布去维持。这样的环境下，薄姬养成了温和待人，凡事礼让的处世态度。她温和地对待皇宫里每一个下人，哪怕是再低微的奴婢，见了面都客客气气。后宫的嫔妃们，不管是地位高贵的，还是地位比她低的，有儿子的没儿子的，一样恭敬有加，就连儿子有时候淘气，和其他房里的皇子发生了冲突，不管理赢理亏，都要带着儿子跟人家赔礼道歉。忍来忍去，这个无根无基的薄姬，成了后宫里公认的好人。
而那几年西汉后宫的形势，也真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在刘邦的晚年，最得宠的嫔妃，就是戚夫人。这位戚夫人本名叫戚懿，山东定陶人，不但生得貌美如花，还是西汉初期有名的舞蹈家，她的“翘柳折腰”之舞，早把刘邦的心迷住了。刘邦衣锦还乡回故里徐州的时候，带着的就是她；刘邦征讨匈奴失败后，陪在刘邦身边，夜夜抚平他受伤心灵的也是她。刘邦晚年的后宫生活里，不但她夜夜侍奉，甚至俩人还经常在宫里举行大型歌舞会，戚夫人每每亲自领唱领舞，引得喝彩声一片。别说比薄姬，就是比起此时贵为皇后，却长期和刘邦分居的吕后，也实在拉风到了极点。
气势拉风，戚夫人的肚皮也争气，给刘邦生下了儿子刘如意。偏偏这刘如意天资聪颖，生得俊俏，很得刘邦喜爱。而吕后的亲儿子刘盈，虽早被立为太子。刘盈性格懦弱不说，做事也迂得很，常让刘邦有“子不类父”之感。晚年的刘邦甚至有过换太子的念头，幸亏群臣反对，特别是“西汉三杰”之一的张良从中力阻，甚至拉下老脸求人，为太子请来了4位著名的隐士“商山四皓”辅佐，才断了刘邦的念头。而对戚夫人来说，断了念头的后果却是严重的。
果然公元前195年，刘邦前脚刚蹬腿咽气，“扶正”成皇太后的吕后就开始反攻倒算了。独守空房10多年的老账，那是要还的。当年很拉风的戚夫人，被吕后砍断了手脚，刺瞎了双眼，扔在猪圈里活活折磨致死。她的儿子，曾和刘盈争皇太子位的刘如意，虽然被封为赵王，并有即位的汉惠帝刘盈全力维护，但恨得咬牙切齿的吕后还是不肯放过他，最终派人将其毒杀。此后的多年里，为了巩固吕家外戚独大的地位，吕后大肆诛杀刘邦诸子。刘邦的8个儿子里，除了亲儿子汉惠帝刘盈外，刘友被吕后囚禁后饿死，刘恢被逼自杀，刘建虽然早逝，儿子也被吕后派人杀掉，这一脉绝了后，幸存下来的人里，齐王刘肥是因其封地实力强大，难以下手，淮南王刘长是因为地处淮南，天高皇帝远。而薄姬与刘恒母子能够在这场血雨腥风里幸存，却还是拜了一个字所赐——忍。
事实上，在后宫里大肆诛除异己的吕后，非但不是薄姬的敌人，相反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朋友。吕后仇视的，是刘邦生前分外得宠的嫔妃们，而薄姬和她一样，也是独守空房数年，相似的境遇，让吕后对这对母子反而生出了难得的恻隐之心。作为皇子，刘恒被封为代王，封地在山西代地，那里毗邻匈奴，既穷又乱，不是个好地方，却也能避开皇宫里的是是非非。吕后掌权后，薄姬多次请求，要求去代地和儿子团聚。对这个此时已经又老又丑的失宠嫔妃，吕后总算是“人性化”了一回，批准了薄姬的请求，一道去的，还有薄姬的母亲和弟弟，一家人总算是团圆了。宫廷里的这一番明枪暗箭，总算是平安躲了过去。
二
刘恒命运的再次变化，是在公元前180年。
这一年，只手遮天10多年的吕后溘然长逝，这时期的吕家，已经基本把持了西汉帝国的大权。死前吕后遗言，秘不发丧，侄儿吕产、吕禄调重兵集中于长安，以防政变发生。但一心维护刘家天下的功臣一脉，却联合皇子齐王刘襄等人讨伐吕氏，外加陈平和周勃在长安城策反军队，上演“周勃夺军”的好戏。结果，吕后老人家尸骨未寒，其家族就被反攻倒算的刘家皇室一锅端，周勃率军在长安城大肆诛杀，将吕家满门杀了个干净，连吕后拥立的少帝刘弘也被废黜。这时候问题来了：吕家打倒了，刘家皇室翻身了，可是谁当皇帝？
按照西汉皇室传承的规矩，皇帝自然要“子承父业”。在吕后血雨腥风下幸存下来的刘邦皇子们，此时只剩下了淮南王刘长、代王刘恒两人。当然也可以“隔代继承”，即从刘家子孙第3代里选一个接班人，那众望所归的只有一个——齐王刘襄。他是刘邦的长孙，而且在平灭吕家的过程里，正是他在山东扯旗，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此居功至伟的人物，要接班当然名正言顺。西汉帝国的最高权力，貌似和薄姬母子是没什么关系的。
但偏偏几个“众望所归”的人物都有问题。首先是齐王刘襄，他手握精兵不说，家世更有问题：他的亲弟弟刘章，娶了吕家的长孙女，也就是说他们家与吕家是“儿女亲家”。而刘襄本人的母舅一脉，更不是省油的灯。他的母家驷氏是山东当地大族，势力根深蒂固不说，也是以凶狠横暴著称，整个一山寨版的吕家。这样的人登了位，恐怕又要重演吕家专权的噩梦。至于淮南王刘长，那更没法考虑，“母家恶”不说，他本人也是个贪图享乐的花花公子。所以最合适的人选，就只能是代王刘恒了。他本人没什么劣迹，他的母亲薄姬也是出了名的老实人，又是刘邦的亲儿子。当然，更关键的问题是，这娘俩无根无基的，平日里也低调，上了台做皇帝，看似也好控制。
当然，够资格还不够，关键还要看是谁推举的，主张刘恒接班的，正是平定吕家之乱的两大关键人物：陈平和周勃。这两人是当年刘邦打天下的功臣，此时又手握西汉帝国的两大政府军：南军和北军，所以他们的建议是最有分量的。刘襄当然就歇菜了，带兵回了山东。刘长也没指望了。就这样，这位在刘邦健在时最不被待见的儿子——刘恒，成为了西汉帝国的第3任皇帝。或许谁都不会想到，这个表面上似乎不显山不露水的皇子，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把他的名字，刻在了中国历代圣君的名录上。
这些是后话了，但在当时，对于薄姬母子来说，这真是一个天大的馅饼。长安派来迎立的使者很快到了代地，请刘恒去长安登基。但对这个天大的馅饼，起初薄姬母子的反应非常一致——不要。
不要是有原因的：吕家叛乱，臣工皇室皆出力颇多，偏偏是远在代地的薄姬母子寸功未立，冲锋陷阵的时候不见影，运筹帷幄的时候不见人，啥忙都没帮上，现在大功告成论功行赏了，最大的一块元宝给你，凭什么？
所以在接到消息后，刘恒并没有贸然行动，先是派舅舅薄昭(薄姬的弟弟)去京城，在见过此时掌握大权的周勃、陈平，得知了事情真相后，方才动身到京城。公元前180年九月二十三日，刘恒在长安正式登位，这就是开创了“文景之治”的汉文帝。而作为皇帝生母的薄姬，也晋位为薄太后。这对忍了几十年的母子，此时终于忍到了西汉帝国的权力最高峰，当然，是名义上的。
所谓“名义上的”，是因为这时期的西汉皇帝，其实很多时候是当不了家的。
外部情况且不说，平定吕家叛乱，靠的是刘姓宗族和功臣宿将的努力，齐王刘襄、城阳王刘章，都是地方上手握重兵的实力派，刘邦登基后分封的同姓诸侯们，此时已渐成地方一派豪强。中央的功臣宿将们也惹不得，周勃和陈平两大重臣，从跟随刘邦打天下到平定吕家之乱，都是功勋级的人物，其势力盘根错节，把持朝政，连皇帝谁来当，最后还是他俩说了话才管用，当不当皇帝，也是刘恒探明了他俩的口风后才做决定。在登基的初期，刘恒母子的身份也只有一个——摆设。
所以刘恒母子还是知道自己身份的，登基初期，摆设得相当不错：刘恒入京即位时，仅带了宋昌等6位亲信。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封诛吕功臣：3大功臣周勃、陈平分别作了左右丞相，灌婴成了执掌军权的太尉。对刘姓宗族也大力笼络。除了赏赐了齐王刘襄、城阳王刘章、淮南王刘长3位直系亲属外，更大封同姓诸侯王。在登基的第一年，就封了8个刘姓宗王。在国家大事上，刘恒也很知趣，继续推行汉高祖刘邦在位时确立的“黄老学说”，崇尚“无为而治”，先前的既定成法一概不变，继续与民休息。在他即位的最初时期，功臣们很满意，宗室们很满意，老百姓们也很满意。朝堂上下，可谓一片“和谐”。
但对这样的“和谐”，汉文帝本人是不会满意的。他现在不再是忍气吞声的代王，不再是夹着尾巴做人的四皇子，而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摆设”的身份，无论如何他是不能接受的。更何况，刘邦登基后到吕氏之乱的一系列变故证明，虽然西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大一统的帝国，但是在西汉早期，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并未建立起来。
西汉的立国，采取的是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的方式，起初还册封了异姓诸侯王，此后虽然诛杀异姓王，并且设立“白马盟”，即非刘姓者不能封王，但中央的行政权力，依然没有确立绝对的权威。无论是权镇地方的诸侯，还是功勋卓著的勋贵们，其位高权重，都是帝王所忌惮的，要做一个真正的帝王，就必须把权力收拢回来。且不说为了巩固国家稳定，就是为了对付北方持续肆虐的匈奴，这也是必需的。
所以，这才是汉文帝刘恒在位时期的最大贡献：自他开始，改变了中国自夏商周以来松散的国家体制，开始着手建立一个大一统，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汉武帝后来的“大一统”，其实更多是拜汉文帝栽的树。
要做到这个自然不容易，历史上但凡是权力之争，无不血流成河，尔虞我诈。汉文帝的手法却很温和，先忍，再忍，最后还是忍，在忍耐里巧施暗手，一步一个脚印，最终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
比如在刘恒入京即位的早期，看似很“知趣”，对人很谦和，但在他入宫的第一天，即命令他的亲信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二军，另一亲信张武为郎中令，负责巡查宫中，皇宫大内的兵权，以及西汉最精锐南北二军的控制权，就这样被汉文帝不动声色地抓到手了。在诸吕服诛后，刘恒又大赦天下，值得一提的是，刘恒赦免了刘章的妻子吕氏(吕家的长孙女)，此举虽然遭到了功臣们的非议，却也安抚了登基未成的齐王一脉，得到了宗室的支持。
而对位高权重的两大势力，宗室与功臣，刘恒的另一手段是“拆分”。刘恒登位之前，依西汉王朝旧例：拥有封地的诸侯以及贵戚们大多居住在长安，而他们的日常开支，则是由其封地提供，如此一来开支巨大不说，长安更成了功臣宗室们相互串通的场所。所以刘恒登基后的第二年十月，即发布诏令，以节省开支为由，命令所有驻长安的列侯贵戚全部返回封地，不得在长安停留。这样做的意义，不止在于减少了国家开支，更重要的是，如陈平、周勃等功臣宿将们，也因此羽翼大削，其亲信大多被调离身边，原本盘根错节的势力，渐成了孤家寡人。正因如此，刘恒这个皇帝，才从此开始“硬气”了起来。
而相比于上述这些看似冠冕堂皇的政策，真正对汉文帝一生执政有着重要意义的，却是一个小人物和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奏疏——公元前174年，28岁的贾谊上《治安策》。
贾谊这个人，在后世很有名，但在当时只是个小人物。而他的《治安策》，在当时也并未被看做很重要的奏疏，可就是这封奏疏，指向了汉文帝所伤脑筋的大问题：诸侯尾大不掉的问题。这封奏疏很长，核心内容是：同姓的诸侯王和异姓的诸侯王一样不可靠，而且是有实力的必然会想到造反，实力越强造反越快。兴兵讨伐是下策，那样会造成战争，破坏生产和国家稳定。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诸侯的封地尽可能地拆分，分封给他们的子孙们，削弱他们的势力，如此日久天长，才能彻底解除诸侯国的威胁。
贾谊的奏疏得到了汉文帝的赞赏，但这毕竟是一个非常长远的方略，一下子推行是不现实的。在汉文帝在位期间，他少部分地推行了其中一项，却是极其重要的一项。
即在公元前164年，趁齐王过世的机会，将西汉诸侯王中势力最强大的齐国辖下的70多座城池，一口气拆分成了7块，分封给齐王诸皇子。这个行动看似平常，但10年以后，他的儿子汉景帝刘启一定会感激老爹的英明举动：10年后的七国之乱里，正是由于实力最大的齐国早被拆分，才降低了汉帝国的平叛难度，汉朝的政府军也是通过先平定齐地的方式，最终将叛军一网打尽。
汉文帝的这些政策，虽然说不动声色，可还是引起了反弹，比较著名的就是他在位时期济北王刘兴的叛乱，首开同姓诸侯王反抗中央政府的先例。之后曾与他争夺皇位的淮南王刘长也举兵造反。两次叛乱先后被镇压。而刘恒也采取了看似宽容的决策：刘长3个儿子非但没有获罪，反而承袭了父亲的爵位，偌大的淮南国被一分为三，刘长本人也未获死刑，只是被发配到蜀中地区。
虽然小有反弹，但汉文帝的苦心没有白费，他在位时期，诸侯膨胀的势力得到了遏制，功臣勋贵们的地位也遭到了削弱。他渐渐地树立起自己的威信，掌握了汉帝国的真正权力。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对比是：作为诛吕功臣的周勃，在汉文帝早期即位时位高权重，甚至汉文帝即位之前，还专门派使者到京城拜见周勃。可汉文帝登基为帝后，周勃身为丞相，经过汉文帝迁移列侯，掌控军权等政策，其势力大为削弱。后期汉文帝向他问话，偶有答对不当之处，他甚至“汗流浃背”。这时期的汉文帝，才是真正意义的皇帝。
三
有关汉文帝在位时期的种种政绩，史家的赞誉笔不绝书。比如他继续休养生息政策，倡导节俭，多次削减赋税，发展生产。对地方诸侯势力进行遏制，强化中央集权，恩养功臣勋贵，收拢国家权力。同时修订律法，减少苛刻条文，尤其是废除了从西周开始的“肉刑”，使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走向了文明化。他治下的西汉王朝，生产得到恢复，国库得到充实，中央威权得到加强，百姓安居乐业。犯罪率方面，最少的时候，全国每年断案只有40起，是中国封建历史上著名的“和谐社会”。然而相比之下，他对于整个西汉王朝影响最大的政策，却是两个：一是废除用传制度，二是军事改革。
先说用传制度，这是西汉自汉高祖开始制定的一项重要国策，规定边关要塞以及军事重镇，都要设立关卡，出入关卡需要政府颁发的“传”，即批条，否则不能私自出入。公元前168年，汉文帝正式下诏废除了这一政策，从此，西汉官民百姓的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商品货物流通日渐繁荣。对于农业日渐复苏的汉帝国来说，用传制度的废除，促进了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融合，更是国民经济腾飞的催化剂。西汉帝国统一局面的巩固，以及文景之治的经济繁荣，皆与此密切相关。
而另一个史家注意不多的，就是汉文帝时期汉帝国军事的改革。按照一般封建王朝的发展规律，王朝建国初期，是国家军队战斗力最强大的时期，之后和平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军人，在战斗力上都会比前代日益退化，而西汉王朝的军队恰恰相反。若论军队战斗力，即使是早期刘邦时代的汉军，也难与项羽的楚军相比。汉军战斗力的真正腾飞，正是从汉文帝时代开始。汉文帝时期，是匈奴骚扰西汉边境加剧的时期，汉文帝曾两次组织重兵抗击匈奴，却在匈奴骑兵高速运动的作战方式面前无可奈何。痛定思痛，汉文帝刘恒决心改革军事，发展一支足够与匈奴争锋的铁骑。他一面采取“入栗拜爵”的制度，即只要向边地输送军粮，就可以给予爵位赏赐，为国家的边境防御储备军粮。另外也是从他开始，汉朝对匈奴部落进行招抚，购买大量马匹，并招募匈奴人从军为汉朝效力。从此，西汉开始拥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李广等后来威震汉匈战争的名将，也正是在这时期开始崭露头角。如上种种，皆是后来汉武帝发动对匈奴反击战的先声。
但与汉文帝的人生际遇一样，这时期的西汉王朝，依然处在一个“忍耐”的时期。经过汉高祖和吕后时期的休养生息，西汉王朝的综合国力虽然有所增强，却仅仅只是恢复而已。同时西汉政治经济的发展，也遭遇了瓶颈：国内诸侯势力尾大不掉，中央集权遭到制约，农业虽然日益恢复，但人口增加后，土地矛盾也日益激化。这正是汉文帝施政的重要之处，政治方面，通过对勋贵的恩养，对诸侯的削弱，强化了中央的威权；农业方面，通过减免税赋，开放山泽禁区等政策，提高农民种田积极性，缓和土地矛盾。经济起飞的西汉王朝，在政治上还处于隐忍阶段，对匈奴，继续接受屈辱的和亲条款，用送女人和钱粮的方式来维持和平。对西南，继续承认南越诸国的割据状态。汉文帝治下的时代，其实是一个正在“厚积”的中国，它的“薄发”，是汉武帝登基后的事了。
“厚积”时代的薄姬，最终坐上了太后的宝座，但发迹了的她却并未“得志猖狂”。生活方面，贵为太后的她带头节俭，她的日用开支，比吕雉做太后时期竟然缩减了三分之二。对于当年曾经刻薄对待过她的宫人嫔妃们，她不念旧恶，尤其是对那些刘邦时代欺辱过她的宠妃，那些人此时大多生活困顿，老来无依，她反而厚赠钱帛接济恩养。对于帮助过她的吕后，她也格外厚道，曾有大臣建议把吕后开棺鞭尸，并且把刘邦皇陵里“正房皇后”的位置让给薄太后，这些全被她拒绝。史家津津乐道最多的，是汉文帝与薄太后之间的母子情深。汉文帝对母亲薄太后，可谓极尽孝道，薄太后有次病重，时间长达3年，汉文帝每天都亲自在床边侍奉，亲手喂水喂药。此种情景，不要说帝王家，就是“久病床前无孝子”的民间，也格外难得。但如此孝顺的儿子，却最终走在了母亲前面。公元前157年，56岁的汉文帝刘恒过世，他留下的大汉帝国，已经是一个军力日益强大，中央集权日益加强，经济蒸蒸日上，百姓安居乐业的大汉帝国，而他唯一放心不下的，依然是自己的母亲。他临终的遗言有二，一是要妻子窦氏替他为母亲尽孝；二是要求把自己的陵墓以“顶妻背母”的方式安葬，以示对母亲孝顺的歉疚之情。有子孝顺如此，对于“忍”了一辈子的薄太后来说，或许只应了一句话：好人有好报。

第五章 西汉“中央集权”殉难者
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西汉文景之治一直享有崇高的声誉，在这40年的“黄金时期”里，中国的农业产量，耕地数量，乃至人民生活水平，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国家长治久安，除了短期的诸侯叛乱和匈奴侵扰外，基本未发生大规模战争，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律法宽仁，按照有关历史资料的记录：这时期汉帝国大大小小的仓库里，都堆满了历年征收的钱粮，仓库储备之丰厚，为之前中国历代所未有。平民百姓的生活水准也大为提高，比如在城市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马车，家里只有几匹矮马的，都不好意思牵出门去惹人笑，这等生活水平，基本相当于现代社会里，家家都能开得起宝马奔驰了。毋庸置疑，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第一个高峰期，是当之无愧的封建盛世。
但凡盛世，自然英才荟萃，文景时代也是各类人才云集。虽然这时期的中国依然崇尚道家无为而治的学说，讲究恪守成法，遵循祖先章程，轻易不变更制度，崇尚顺其自然，保守无为，但依然产生了一批继往开来的英杰。军事方面，文景时代最杰出的抵抗匈奴的统帅魏尚，是汉帝国北大门称职的守护者。统帅了平定七国之乱战役的名帅周亚夫，也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而起到关键作用的，无疑还包括政治上的英才。在这两代中最杰出的人物，当属晁错。
说到晁错，现代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力主削藩，以及被汉景帝当成替罪羊，蒙冤身死的结局。而事实上，对于整个西汉王朝的变革来说，晁错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他的功业不止在于削藩一事，他更是“无为而治”下的西汉帝国，进行全面政治军事改革的奠基者。文景之治的全面繁荣，他居功至伟。
一
晁错，生于公元前200年，河南禹州人，相对于西汉知识分子多师出一门的状况，年轻时候的晁错所学驳杂。他既跟随西汉法家张恢学习过法家思想，也曾经远赴山东，跟随此时的儒家大师伏生学习过儒家思想。但是在崇尚黄老道家学说的西汉初期，无论法家还是儒家，都是彼时“不入流”的学问，学这些“不入流”学问的晁错，年轻时也因此在政坛很“不入流”。他最早是凭着学问出名，经过地方上举孝廉，做了长安的太常掌故，是个负责祭祀的小官。这个官职级别不高，权力不大，但也有些油水，比如祭祀的财务用度以及摊派分成，总有可以捞钱的地方。但晁错却以“峻直刻深”著称，也就是说为人严苛，大小事情都不肯通融，又兼为官清廉，因此得罪人也不少。他这时期最出名的，就是写得一手好文章，尤其是写祭文的文采，远近闻名，可这点小才华，在西汉王朝里却算不得什么。所以有才又得罪人多的晁错，在这个小位置上，一窝就是数年。
晁错人生的第一次转折，发生在汉文帝在位时期。当时汉王朝需要选派一个人，去山东儒家大师伏生那里学习《尚书》，这是西汉历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秦始皇焚书坑儒，连带着把儒家经典《尚书》也坑了。到了西汉时期，儒家的诸多典籍都失传，尤其是《尚书》，全国精通者，也就剩下这位身在齐地的伏生。虽说这时期儒家不吃香，但毕竟也是文化抢救工作。晁错因其才学，被上司推荐，得到了这个重要的机会。这个机会他抓住了，学成归来后，他不但详细地向汉文帝阐述了学习心得，更借儒家典籍的诸多条文，对国家大事阐述了个人的改革见解，尤其是对于汉文帝非常关心的3个问题：农业生产问题，抗击匈奴问题，加强中央集权问题。也正是这件小事，让汉文帝第一次认识了这个原先不起眼的年轻人。虽然，晁错的条陈并没有被汉文帝接纳，但他却因此得到了一个有前途的工作：太子舍人。也就是彼时身为太子的刘启的老师。
在这个有前途的工作上，晁错的表现很不错，他不但认真完成对太子刘启的教学任务，更借机向刘启灌输儒学思想。此外晁错清正刚直的人品，以及卓越的谋划能力，皆得到了太子刘启的敬重，早在刘启登基前，他就是朝野公认的“太子智囊”。而与此同时，在国家大事方面，晁错也没闲着。公元前168年，西汉帝国发生了一场近乎耻辱的战争：匈奴大举窜犯上谷、渔阳、云中三地。忍无可忍的汉文帝拍案而起，决心重兵反击匈奴，这一次，汉文帝咬牙动了血本，调集了13万大军出兵迎敌，意图重创匈奴。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汉军主力集中在前线后，不但不敢与匈奴交锋，相反却眼睁睁看着匈奴烧杀抢掠，直到一个月后，匈奴才满载着大批掳掠的人口、财物，洋洋得意地在汉军眼皮底下拔马北归。而集结在边境的13万汉军，不但一箭不发，相反 “礼送”匈奴人离境。残酷的现实让汉文帝愤懑不已，他很难想象，为什么经过了10多年励精图治，汉朝仍然对嚣张的匈奴无可奈何。此战结束之后，汉文帝下令，命百官畅所欲言，讨论对付匈奴的办法。
汉朝打不过匈奴，当然有很多原因，其中比较重要的几条，一是汉军此时没有强大的骑兵部队，在机动性上差匈奴太远，往往是追追不上，追上了又打不过。二是长期以来对匈奴作战的失败，以及匈奴人屡次入寇抢掠的现实，让汉朝上层军方人物普遍患上了“恐匈症”，反正打到最后也要和亲，何必白白付出伤亡？如上种种，导致横扫中原的汉军，在面对匈奴的时候，长期处于脓包状态。
汉文帝是不想做脓包的，很多汉朝人更不想，晁错也是其中之一。但当时百官的奏疏，要么是大骂匈奴，要求主动出击，却拿不出实际的办法；要么是拿出白登之围吓唬人，主张继续对匈奴和亲，拿着女人金钱换和平。而真正提出解决问题办法的人，却是当时并不起眼的晁错。他相继上了两道奏疏：《论贵粟疏》和《言兵事疏》。
这两道奏疏在历史上并不出名，但事实上，却是两道扭转了西汉军事政策的奏疏，说是天下无敌的西汉铁骑腾飞的起点，也毫不过分。
因为这两道奏疏，讲的就是反击匈奴的两个最重要问题——攒钱、练兵。
讲攒钱的，主要是《论贵粟疏》。西汉反击匈奴难，难就难在花费巨大，组织兵马，提供粮草，冲锋陷阵，金戈铁马都是用钱砸出来的。一场巨大的战争足够把国民经济储备消耗大半。尤其是与匈奴的战争，多集中在北方边地，那里是生产比较落后，长期遭到战争破坏的地区，一旦开战，兵马钱粮全靠内地供应。要反击匈奴，必须要储备财富，要储备财富，边地生产力却落后，怎么办？晁错有办法，在《论贵粟疏》里，晁错告诉汉文帝，虽然地区之间生产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可以通过国家的有关政策，来调整不同地区的物资储备。比如，可以采取奖励制度，对给边地提供粮食者，给予爵位和政府奖励。这就是汉文帝时代著名的“入粟拜爵”制度。借此制度，西汉王朝从此开始积累了大量的粮草财富，而与此形成连锁反应的就是短短几年之内西汉边境地区储粮充足，西汉政府又大量调动边境储粮支援内地，并借机减免赋税，因此形成良性循环，西汉王朝的农业发展，从此突飞猛进。
而反击匈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练兵。比起攒钱来，练兵更让汉王朝头疼。汉民族是农业民族，但冷兵器时代，杀伤力最大的兵种却是骑兵，要抵抗匈奴，就必须要有一支强悍的骑兵部队，可比起马背上长大的匈奴人，汉人在弓马骑射上的差距，又怎是一朝一夕可以弥补。人学骑马需要时间，积累战马更需要时间，中原本身就不产良马，本土仅有的产马地区即燕赵北面地区，却也有限得很，无法支持整个帝国的战马供应。晁错也有办法，他的办法一是“募民实边”，即从中原招募百姓到边境屯垦，且政府发放农具，提供土地，给予减免赋税的政策。同时修缮堡垒，发给百姓武器，鼓励他们结社自保，再从中选拔精壮充实入军队中，这就有了最可靠的兵源。与此同时，由西汉政府出资，大量招募匈奴人来汉地居住，邀请他们为汉朝训练骑兵，甚至充入汉军中为兵，这些人熟悉匈奴的作战方式，并且能够带来精良的战马和先进的骑兵训练方式。因此实行之后，西汉边地的骑兵素质，从此突飞猛进。
如果我们看看后面的历史，不得不更加感叹晁错的远见卓识：晁错的“募民实边”法，沿袭到后世，几经改革之后，就成为了历代封建王朝极为推崇的建军方式“屯垦戍边”。即使对于西汉本朝来说，也因这一法令，令西汉帝国从此有了战斗力强大，足够与匈奴争锋的骑兵军团。西汉反击匈奴战功最卓著的卫青、霍去病两部，其部下兵员，大多都是由边地屯垦的良民百姓组成，战斗力之强，令匈奴闻风丧胆。而招募匈奴人为兵更是效果显著，西汉骑兵军团中有大量的匈奴人存在，这些人世代归附汉朝，为汉朝出生入死立下战功。而这一切的肇始者，正是晁错。
在西汉帝国饱受匈奴肆虐的几十年里，虽然不断地有人提出反击匈奴，力主对匈奴实行打击，但是真正开始切实可行的政策，找到击败匈奴办法的人，却是从晁错开始。他也许不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却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建设者。
汉帝国以极快的速度，将晁错的这两道奏议推广全国。从此之后，原本荒凉的北方边地，以极快的速度发展起来。云中、雁门、右北平等边防重镇，很快就有了精良的骑兵队伍，并且开始在小规模的与匈奴的战争中获得胜利，也是拜这个政策所赐，新一代的西汉骑兵将领开始成长起来。
但在汉文帝时期，晁错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重用，他才能卓越，品行刚直不阿，但是他刚直到严苛这一条，很遭勋贵和诸侯的不满。因此只能以太子舍人的身份参与政治，地位并不高。而汉文帝也似乎想将这位“大才”留给儿子用，在刘启身边，晁错很得宠信。与此同时，他交恶了一个当时八面玲珑的人物——袁盎。袁盎在汉文帝在位时，就被誉为“国士无双”，他也曾以忠直著称，比如周勃获罪时，他曾全力营救，淮南王犯法时，他也曾大胆揭发。他还就任边地太守，抗击过匈奴入侵，是个名噪一时的能臣。但这人偏偏有几个毛病，一是小心眼，一语不合能记恨很多年；二是孤傲，对谁都瞧不起。他还是个社会关系很强的人，他的家世很显赫，上上下下都有交情，甚至连江湖游侠也多与他结交。这样的人物，跟晁错自然是很合不来，晁错是一个性格冷峻傲慢的人，也喜欢恃才傲物。而且两人都争宠于太子刘启，不互相掐是不可能的。早在晁错做太子舍人的时候，袁盎就已经是位高权重的中郎将了，在太子刘启面前，两人常常互相诋毁。甚至多年里“不交一言”。而也正是这个袁盎，把晁错最终送上了不归路。
二
晁错的发迹，是在公元前157年汉文帝过世后，一直赏识晁错的太子刘启即位。
汉景帝刘启即位后的第一道官职任命，就是把晁错提升为内史(即长安市市长)，成为彼时朝廷里位高权重的人物。如果不是朝野反对声过大，也许还会提拔得更快。这时候的晁错，已经四面树敌，从汉文帝晚期开始，晁错上奏疏论述最多的，就是西汉王朝此时已成尾大不掉的诸侯王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朝野里许多有识之士都达成共识。比如和晁错不和的袁盎，也曾忧虑过诸侯问题，但是大多数人的态度，都是主张采取徐图缓进的政策，利用诸侯国内部的矛盾，对诸侯王分而治之，不断削弱诸侯的势力。可是晁错坚决反对，他认为诸侯国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朝廷必须采取强硬态度，厉行削藩之策。外加他又是个急性子，在这个问题上连篇累牍地上书，结果意见没被采纳，反而地球人都知道——晁错是与天下诸侯为敌的。
也正因这个原因，在晁错的任用问题上，许多重臣都反对。汉景帝即位初期，反对声最强烈的，就是彼时的丞相申屠嘉。这个申屠嘉也不是一般人，早在楚汉战争时期，他就是刘邦麾下的一个步兵连长，可谓是此时西汉朝廷里硕果仅存的“老革命”。此人在西汉建国后，虽然行政能力有限，却是以刚直廉洁著称，尤其是“思想觉悟高”。凡是刘邦说过的，他就坚定地认为是对的。晁错的言论在他眼里，当然是离经叛道，对此异端，也自然要除之而后快。申屠嘉的方法很简单——扣帽子。硬是罗织罪名，给晁错扣了一顶“侮辱先帝”的帽子，气势汹汹地给汉景帝上书，要求诛杀晁错。帽子扣得大，可是他的时机选错了。此时汉景帝即位不久，你这时候说晁错是奸臣，不是打汉景帝的耳光吗？结果申屠嘉的奏疏石沉大海，晁错却因祸得福：碰了壁的申屠嘉到底是“老革命”脾气，眼见奏疏意见不被采纳，竟然急火攻心，一下子呕血而亡了。晁错的脑袋上，一下子搬掉了一块大石头。
搬掉大石头的晁错，终于可以放手实行他素来力主的政策——削藩。应该说他眼光很准。西汉的诸侯国已经日益强大，现在不削，将来就是想削也没有机会削，反而会被诸侯国所制，造成中央集权的衰弱。但这毕竟是一个得罪人的差事。中国古人总说“疏不间亲”，各路诸侯国，就算和皇帝有天大的矛盾，说到底还是一家人，晁错一个外人，去动手整治皇帝的“自家人”，下场就注定是悲剧的。但晁错却不管这么多，干祭祀小官的时候，他就敢得罪人，干太子舍人的时候，他就敢变更西汉的军制，所有的无私无畏，却全为了一个理想——天下。
早在做内史的时候，晁错就开始动手了，他利用内史的权力，变更了对诸侯的各项管制条令，对诸侯入京朝见做了严格的限制。申屠嘉死后，汉景帝借着提拔原御史大夫陶青接替丞相位的机会，顺手把晁错提成了御史大夫，这可是位列三公，位高权重的角色。这时候的晁错，也终于有了足够的权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公元前155年，晁错正式向汉景帝上了《削藩策》。这个政策的内容石破天惊，它指出，如今诸侯国中的吴王、楚王等人的封地，几乎占有汉帝国一半以上的国土，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实行严厉的削藩打压政策，将这些诸侯国的地盘，缩减到大约一个郡的面积。如果按照这封奏疏的内容办，那么此时势力最强大的吴王刘濞，将失去他五分之四的地盘，势力其次的楚王，也将失去他五分之三的地盘。没了地盘的诸侯，不和朝廷玩命是不可能的，如此强硬的措施，不引起反抗更是不可能的，晁错自己也预见到，他这样做的后果，势必将引起一场大规模的诸侯叛乱，但他在奏疏里告诉汉景帝了：吴王刘濞素来就有反心，削藩他要反，不削藩，他迟早也要反，他现在造反，危害要比等他强大了造反要小得多，所以，削藩刻不容缓。
这封奏折在当时的朝野上，无疑引起了强烈的地震，连一向赏识晁错的汉景帝刘启本人，也不敢轻易下决断：谁都知道，这势必是一个激起强烈反抗的奏议。所以汉景帝召集群臣商议，大多数人都不表态，也没法表态，地球人都知道汉景帝赏识晁错，反对晁错的建议，就是反对汉景帝，后果好不了。但如果选择支持晁错，当那场暴乱爆发后，谁也不能承担这个责任。满朝文武里鲜明表态的，是魏其侯窦婴——反对。他是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的娘家侄子，汉景帝的表弟，当然不用担心“担责任”的问题。此人也是文景时期的一大能臣，能文能武，但偏偏政见与晁错相悖。他本身就是外戚出身，晁错的政策，不但有打压诸侯的一面，也有打压外戚的一面，这自然是他反对的。而且此人还是个“民族主义者”，虽然在对匈奴的问题上，他与晁错相同，主张放弃和亲政策，反击匈奴，但他更主张全国团结，联合诸侯王，共同对付匈奴。所以在诸侯问题上，他一向主张采取怀柔政策，这就和晁错针尖对麦芒了。
所以群臣商议，最后演变成了晁错与窦婴两个人的“辩论赛”。在这场辩论赛里，晁错充分发挥了自己犀利的口才，旁征博引的能力，一场唇枪舌剑，将窦婴驳得无言以对。尤其是在匈奴问题上，一句“攘夷必先安内”，让所有的反对声都闭了嘴。事情就这么定了——削藩，用最强硬的手段削藩，彻底剪除诸侯国对朝廷的威胁。
晁错口气很硬，具体行动起来，方法也很阴。他本来就是一个风风火火的人，做事情很有效率，又兼御史大夫一职本来就掌管稽查，各诸侯国都有他的眼线，上奏疏之前，就把各路藩王的劣迹找了个遍，比如吴王的经济问题，楚王的生活作风问题等等。削的理由找了一箩筐，动手的初期也很顺利，一出手就打击一大片：赵王的常山郡给削了，楚王的东海郡给削了，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给削了，胶西王的6个县给削了……短短几个月，全国上下，都是一片喊“削”声。
这次削藩手段之强硬，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然而反响之平静，却出乎朝臣们的意料。各路被削的诸侯，全都老老实实伏法，连个“不”字都没说。个别胆小的还主动上书请罪，痛哭流涕地做自我批评。总而言之，上上下下都很太平。
此时的晁错，人生已经顺利得不能再顺利，风光得不能再风光，遭了20多年的打压，这会终于翻身农奴把歌唱，连想整死他的丞相，最后都自己把自己气死了。想削一刀的诸侯，说削你就削你，得罪过他的人，想办你就办你。比如多年来和他“不交一言”的袁盎，也被他趁机下了药，以曾经受诸侯贿赂的罪名，被晁错参了一本，灰溜溜地被打发回家了。
但风光过后，就是无尽的险峰，此时的晁错，已经危机四伏。削藩的“砍刀”下，一股暗流也在悄悄涌动。意料之中准备玩命的诸侯们，就要开始玩命了，他们的矛头，将不止是喊打喊杀的晁错，还有在他之上的，汉帝国最高的权力宝座——皇位。晁错的父亲劝晁错：“你这么做，汉朝皇家安稳了，可我们晁家就危险了。”苦劝无效下，老人竟然服毒自尽，而他临终前的忧虑，却在不久之后变成了现实。
三
公元前154年正月，在晁错“削藩”运动中被杀得遍体鳞伤的诸侯们，在经过了周密准备之后，终于亮出了复仇的獠牙——清君侧，诛晁错。在此名义下，吴王、楚王、胶西王、济南王、赵王、淄川王、胶东王7个诸侯王联合举兵叛乱，这就是影响了整个西汉帝国走势的“七国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