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血吾土
作者：范稳
内容简介
赵迅、赵广陵、赵岑、廖志弘、龙忠义 他不断变换自己的名字、身份，试图隐藏自己的历史，却还是被剥茧抽丝般的解剖出来。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隐秘的历史，连缀成他跌宕起伏的一生。 他本是西南联大的优秀学子，为了民族大义，毅然投笔从戎，投考黄埔军校，参加远征军。在1944年的松山战役中，他被战火毁掉了英俊的容貌，死里逃生。他亲自参与结束了一场战争，为了躲避另一场战争却不得不隐姓埋名，最终还是没有躲避开历史的滚滚洪流。 四十年后，他遇到了随团前来讨要日军遗骸的秋吉夫三，最终他不得不开始又一场没有硝烟但关乎民族尊严的抗战 老兵不死。

卷宗一

1951：第一次交代——以迎春花之名

1　迎春剧艺社

“那么，你现在如实地向组织说清楚，1949年以前，你在干什么？”
窗外锣鼓喧天，像炸到阵地前一个单元的炮火，天翻地覆，急促欢快；看不见的红旗在人头攒动的会场招展，也在接受问话的赵迅脑海里血红一片。那是红色掩映的会场，是红旗遍地的新中国。为了这一天的到来，赵迅也曾经像等待揭开新娘的红盖头一样既激动又忐忑，既想忘情地拥抱它又担心被冷漠地拒绝。
“我出生在民国十五年的九月十八日，五年后的同一天，九一八事变……”
“赵迅同志，我必须提醒你，现在不是民国了，是新的时代，新的纪年。” 云南省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筹备处的领导李旷田说，他的语气威严中透着些许和蔼，严肃的面孔又让人感到某种亲切。
这是一间陈设简洁的办公室，一张办公桌、几张椅子和两排文件柜。办公桌上铺着土黄色的麻布，桌上一个茶杯，一个烟缸，一摞材料。桌后的那个中年人穿着没有任何标识的黄布军装，微微泛白，但整洁利落，合体潇洒。风纪扣一丝不苟，四个兜盖平平整整，这是那个年代胜利者的普遍着装，硝烟在他们身上还没有褪尽，但他们就穿着这身土布衣裳入主江山。
赵迅双手握在腹部——手心里全是汗！挺直了腰毕恭毕敬地说：“对对，对不起。是新社会了，李先生，不，李主席。” 人家李旷田可是抗战时期的大作家啊！更是当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艺青年学生们崇拜的偶像啊！可谁能料到他会是共产党员！那时他无论穿一身浅灰色的西装，还是一袭沾满粉笔灰的青布长衫，甚或脚下的布鞋开了口，裤子的膝盖处打着补丁，当他匆匆走进教室时，带进门来的都不是一阵风，而是一股股文澜之气，就像缪斯来到联大的课堂。
李旷田笑了：“不要叫我主席，省文联还在筹备，还要经过民主选举，组织批准，我这个主席才算数。”
在李旷田身后的墙上，挂着毛主席和斯大林的画像，让这间四壁空空的办公室光彩四溢，夺人魂魄。画像上的毛泽东自信、和蔼，温润的目光仿佛把宇宙万物收罗殆尽，有君临天下、安抚四方之气概。一个旷世新领袖已然成为苦难中国的救星。正如他在1945年秋天发表的那首词作中写的那样——“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闻一多先生当年在昆明曾对前去拜访他的赵迅感叹道：“毛先生的词，气度不输太白，辞章已盖（李）后主矣。”一个诗人做了领袖，万民幸甚！赵迅走了下神，自己都被吓了一跳。赶紧把有些纷乱的思绪拉回来，专注地往李旷田那方看，但他又不能不望到与毛主席画像并排的斯大林，略微上扬的胡须和让人陌生的格鲁吉亚人的眼神，隐约体现出此君的骄傲、霸气，赵迅甚至还看出了些许的嘲讽。仿佛在一个温和的巨人身旁，还站着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人。
“听口音你是云南人，哪里的啊？”李旷田又问。
“龙陵。在滇西。”
“龙陵？”李旷田沉吟了片刻，“在联大时我有个学生好像就是龙陵人，那时联大的云南籍学生不多。”
赵迅的心脏此刻跳得比外面的锣鼓都要响了，他生怕拥有一双慧眼的李旷田看到那狂跳乱响的心。“那……那李主席、李……李、李老师，认识……这个、这个人吗？”他已经不知道该怎样称呼面前这个让他敬畏的领导了，他更不知道的是，当自己全身的血涌往脑部的时候，脸红没有？想来脸上大面积的疤痕应该把他当时的难堪遮掩一些。这是一个只有小半边脸和一只正常耳朵轮廓、嘴也略歪的“卡西莫多”，一般人都不忍盯住这张脸看上十秒钟。就像你不会盯着人家衣衫上的补丁看一样。
好在李旷田还在自己的思绪里，他仿佛在对着过去说话。“他是我们联大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冬青社’的一个成员，我好像见过几次的。哎呀，十多年过去了，印象不深了，挺朴实厚道的一个人。唉，云南人都这样，话不多，但人实在，不像联大那些其他省籍的学生那么活跃。大概三九年前后吧，他就离开联大转考黄埔军校去了，据说后来战死了。”
李旷田陷入沉思，赵迅暗自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就在一小时以前，赵迅刚去参加了一个公审公判大会。在会场入口，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用一杆硕大红旗的旗杆底部毫不客气地戳了他一下。“闪开闪开，别挡道。”赵迅当时差点就冒出来一句：学生哥，别那么横，“丘九”谁没当过？老子们上街游行的时候……但看到学生哥的后面跟着一群抬着毛泽东画像的年轻人，还有他们身上都透着的1949年以后那种积极上进的劲儿，心里顿时就泄了气。社会在1949这个时间有序流淌的长河中陡然前进到一个拐点，或者跌倒在一处瀑布前，轰天巨浪腾空而起，浪花四溅。旧秩序分崩离析，土崩瓦解，而新秩序既威风八面，挟雷带电，又春风拂面，如阳春三月的田野，令人应接不暇。像赵迅这样被社会潮流裹挟而前的人，不能不随时多个小心了。
“不说这些，还是说说你吧。我看过你的一些档案，但材料不全。赵迅同志，如果你真想加入革命文艺队伍的话，就得把自己的过去跟组织说清楚。”李旷田边说边拍着桌子上的一宗案卷，威严不知不觉地又回到了他的脸上。
“抗战胜利后，我在玉溪的一所小学教书，两年前，也就是1948年，我才来到昆明搞话剧，同时给报纸写一些文章。”
“1949年3月27日，你用‘小书虫’的笔名，在《云南日报》‘大地’副刊上发表了散文《迎春花》，内容健康，文笔优美，以花喻物，呼唤革命的春天，有进步思想。国民党特务还恐吓过你。”李旷田打开卷宗，拿出一份泛黄发皱的报纸。
“是。”赵迅又吐了一口气，他们什么都知道。
“那你都搞过一些什么话剧呢？还做导演？”
“《雷雨》《阿Q正传》《原野》《黑字二十八》《野玫瑰》《阿佤恩仇记》等等的吧。观众喜欢什么我们就演什么。”说到话剧，自信回到赵迅的脸上来了。
“《黑字二十八》和《阿Q正传》是联大师生在昆明上演的剧目，你们怎么会演？”李旷田与其说是惊讶，不如说是有了兴趣。
“啊？这个……这个我们的剧团有好些流亡的艺术家，他们都是抗战胜利后滞留在昆明的，有北平的，有上海的，还有联大和杭州艺专留下来的学生。”
“你在哪里上的学？”
“我……我、我自学的时候多。我在家乡保山上过高中，我……我没有上正规的大学，高中毕业时，日本人侵占了龙陵，我就出来逃难了，到过很多地方。在当小学教员时，没有多少事情做，我就读鲁迅，巴金，老舍，沈从文，也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理论，我还读过李老师你的书呢。《银狐》这本散文集就教会了我写散文。”
“嘿嘿，30年代的老东西了，不值一提的。”李旷田脸上现出当别人提到自己作品时，所有作家都有的那种暗自得意的谦逊。
“我喜好文艺，尤其是进步的革命文艺。解放前我就读过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我……我在那时就想，要是我们的国家像毛主席文章中说的那样，反帝反封建，反独裁树民主，组建代表人民大众的联合政府……”
“嗯。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大多是向往革命的，都是要民主争自由的。这是潮流，是人心所向啊。可是你如何当导演的呢？”
“我能当导演，是……你看我这张脸，能上舞台吗？”赵迅仿佛是很羞愧地低下了头，还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了向下歪斜的嘴。
李旷田有些同情地问：“是烧伤吗？”
“嗯，小时候一场大火烧的，长大后就不成个人样了。”赵迅又抬起了头，用自信的口气说：“但我这个丑八怪偏偏又喜欢戏剧，不甘寂寞。我那时在南屏大戏院旁边开了一家米线店，有点钱，社会经验也比那些只会在台上演戏的人丰富。还有就是，我知道如何跟国民党的审查官员周旋。”
“那你上的是社会大学，跟高尔基一样。”李旷田赞赏地说，“作家也不都是靠大学培养的嘛，巴金就不是，沈从文也不是。嘿嘿，你倒真是一个有才华的青年啊！”
“谢谢李老师夸奖了。其实我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云南伙子，不要谦虚了。”李旷田的目光中透着将遇良才的慈爱，“我们的文联一组建起来，各种艺术门类都要相继成立协会。作家协会，美术家协会，戏剧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等等。党都要把这些作家艺术家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让他们不再受穷，不再为了艺术去卖米线。喏，就像你当年为了搞话剧开米线店一样。你们将是人民的艺术家，只专心为人民服务，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政府还发给你们薪水，你们是自由的，无忧无虑的，只为人民的艺术而存在的。这样好不好啊？”
“那真是太好太好了。李老师，你你……你说‘你们’，你，认可我、我也是人民的艺术家了吗？”赵迅此刻就像一个考场上面试的学生。
“当然，依你的才华和表现，向往革命的进步思想，你当然算是人民的艺术家。党和政府需要你们这样的人，还要组织你们到工厂、农村、部队去深入生活，请你们写出反映新社会的艺术作品。嗯，你看报纸了吗？巴金同志上个月才率领一个作家艺术家代表团去了朝鲜战场。多难得的机会啊！一个作家能有几次参加保家卫国战争的机会？这是我们新生共和国的历史，是抵抗外侮的宏阔史诗！”李旷田越说越激动，像一个诗人那样挥起了拳头，“咚”地一下砸在桌子上。马上，他的情绪又低落了下去，“可惜啊，我不能去”。
赵迅静静地望着他，脑海里幻化出那些战争场面，仿佛自己已经是一个一本采访本、一支笔或者一台照相机的战地记者或“人民的艺术家”了。
但是李旷田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不过，社会主义新中国到处都热火朝天，丰富多彩。听听外面的锣鼓，看看那些斗志昂扬的人民，我们的艺术家到哪里找不到新的生活、新的感受？还怕写不出新的作品？因此我们要赶快组织起来，行动起来。”
让赵迅感到有些亲切的是，李旷田推开了椅子，把一只脚搭在了桌子上，还抽出一支烟来问赵迅要不要。赵迅忙摆手说自己不会。李旷田把烟叼在嘴上，“你可以去找你在昆明话剧界的那些朋友们，希望他们都加入我们的文联。我看得出来，你有很好的组织工作能力，又有一定的才华，好好干吧，你这朵小小的迎春花，文艺的春天真的来了。我知道的，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北上复员，昆明的话剧事业就萎靡不振了。没想到你们还在坚持，真不容易啊。戏剧家协会成立起来后，我看你可以干个副秘书长”。
赵迅真的有如沐春风之感了，他从椅子上激动地站了起来。“李老师，李老师，你……你对我真是有知遇之恩啊，学生不知何以为报了！”
“不要感谢我，你要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你也不要在我面前自谦为学生，当导演，你还是我的老师呢。”李旷田吐出一口烟，“不过呢，对你的政治审查还是必要的。你还要详尽认真地把1949年前做过些什么，到过哪些地方，有没有参加过什么组织、证明人是谁，发表了些什么文章，都要写清楚。不能对组织隐瞒。你要知道，革命队伍是纯洁的，每一个参加革命工作的人，都要像水晶石一样纯洁。”
窗外再次响起一阵阵密集的锣鼓，还有口号声断断续续传来。赵迅心有余悸地想：有杂质的人，又被清除一批了。
岁月有时是折叠的，有时又是被重新组合的。难的是这岁月中的人，当他们恰巧处在这折叠处和组合处时，就会像赵迅的那张脸，被痛苦地改变，并且面目全非。
赵迅推着自己那辆美国产的莱凌牌自行车从省文联筹备办公室出来，内心既狂喜又忐忑，他想扯开嗓子大喊一声，又禁不住想往人少的地方躲藏起来。刚才几个穿列宁装、举着小旗子的女人从他身边走过时，用怪异的眼光看他一眼，又回头再看一眼。赵迅一下明白了自己的可疑所在。他还穿着美军的翻领飞行皮夹克，骑的是美国自行车。这两样东西都是抗战后在昆明的旧货市场淘来的。美军飞虎队撤走时，不要说一辆自行车一件飞行夹克，就是一把手枪、一辆吉普车你都可以在护国路旁边的黑市上买到，曾经还有个家伙问赵迅要不要美军的军用电台哩。当时赵迅动了一下念头，想买来作为收藏品，幸好价格没有谈拢。今天的公判大会上就枪毙了一个暗藏电台的国民党特务（倒吸一口冷气）。这些旧时代的时髦玩意儿，与这个崭新的时代显得如此格格不入，君不见街上长衫马褂少了，旗袍更是几乎绝了迹。改天换地，当然也要换一换人们的衣着打扮，而你还大摇大摆地穿着美帝国主义的皮夹克！真是一个出门赴宴时总穿不出得体衣服的蠢妇。赵迅骂了自己一句。这是一个让破衣烂衫的人们扬眉吐气的时代，赵迅想起自己穿着补丁衣服求学的羞涩青春，又不能不由衷赞美眼下这个时尚风气转变了的社会。
他在翠湖边的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吃了碗米线，冬天的翠湖除了堤岸边的杨柳还显得落后外，其余花草植物依旧红肥绿瘦，一如既往地积极表现、提前进步到春天。只是如今已不见那些无论四季如何变换，都在这如翡翠遗落闹市的湖滨读书的西南联大学子，手挽手的恋人，唱京剧的老票友，以及桨声灯影处的优雅宁静，或者纸醉金迷。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那就赶快改变吧，所有的人我都不再认识，也都不要认识我；所有的旧日时光我都要尽快忘记，忘记得越干净越好。新社会新机遇，不仅要让我再换一张脸重新做人，我还要洗心革面、脱胎换骨。我要好好表现，证明给他们看，我要争取去做一个人民的艺术家。
前两天刚来了一股寒流，昆明冬天常见的太阳不见了。稍纵即逝的寒流，总让这座常年被阳光温暖着的高原城市微微战栗。一群喧闹的人在湖心岛上学北方的秧歌，红衣绿裤，红色的绸子，给有些肃杀的冬天带来一点不真实的暖意。这是眼下最时髦的艺术，大街小巷都有北方秧歌的锣鼓声和飞舞的红绸。赵迅记得还在1948年前后，这种并不复杂优雅，但处处透着某种叛逆和活力的舞蹈已经在昆明的大学校园里悄然兴起，学生们还流行唱陕北的歌曲——“对面个沟里流河水，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一面面的个红旗硷畔上插，你把咱们的游击队引回咱家；滚滚的个米汤热腾腾的个馍，招待咱们的游击队好吃喝。”还有“山那边哟有个好地方呀，金黄的谷穗儿堆满仓，你要吃饭得耕种，没人为你做牛羊”等高亢嘹亮、野性十足的歌儿。校园里的特务们把唱这些歌曲的学生都写进“黑名单”，但是他们又不敢以唱“淫秽歌曲”的名义捕人。人们已经被当时那腐败的独裁政治压抑很久了，民心所向，已昭然若揭。上周赵迅的迎春剧艺社应昆明军区文化部的邀请，为即将奔赴朝鲜战场的士兵们慰问演出，他们带去了话剧《雷雨》，但演出效果从士兵们稀稀落落的掌声中便可感受出来，而军区文工团的一出《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秧歌舞蹈，把那些北方来的士兵舞动得情绪激昂，喊叫声震天。饰演周朴园的老韩在后台嘀咕道，我们是秀才演戏给当兵的看了。赵迅立马制止了他的牢骚。不要乱说，看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在舞台上增加扭秧歌的场景。老韩大叫，我的赵大导演，《雷雨》里哪一场可以扭秧歌？把个买米线起家的大导演噎得无言以对。
没有关系，赵迅此刻想。你要做人民的艺术家，凡是人民群众喜欢的，你都要去满足。相声、快板、街头剧、大合唱，山东快书、陕北秧歌，这些都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尽快熟悉的艺术形式。李旷田同志如是说。在新时代激情饱满、才华横溢的大导演赵迅不仅可以在《雷雨》里导出扭秧歌的场景，《阿Q正传》里同样可以扭秧歌。只要人民喜欢，就是共产党喜欢。共产党马上就要发给你们薪水了。
当赵迅把这个事关肚子温饱的消息告诉他的剧艺社的朋友们时，比给他们加薪水更让他们欢呼雀跃，连思想一直比较落后的老韩眼眶里都有了泪花。他的妻子儿女都到了香港，这些日子一直在暗中打听怎么可以去香港。“这可是国民党也没有魄力做到的事情。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老韩亮了一嗓子。那些容易激动的女演员，挥着拳头喊道：“革命干部，革命干部，我们也是革命干部了。”赵迅纠正道：“叫革命文艺工作者。当干部嘛，我们这些人还有差距，还要继续改造思想的。”他像领导一样地发话：
“省文联筹备组组长李旷田同志——也就是将来的省文联主席，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没有比他更适合当文联主席的了。李主席指出，你们这些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好的，是同情革命的，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今后只要是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文艺，党都会给你们充分的创作自由、表演自由。党会把我们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到人民群众中去，甚至到抗美援朝第一线去，为工人、农民、士兵演出，写他们喜欢的戏，演他们为国家民众的牺牲。”
好激动的老韩一拍大腿，“我就不走了，去信叫家人回来。让他们看看，我老韩也是个对新中国有用的人。”
“爱情戏就不用演了吗？”
说这话的是剧社的当家小生刘国栋，他是抗战时期流亡到云南的杭州艺专高才生，山东人，天生的舞台坯子，往哪儿一站都是一副英气逼人的模样。抗战胜利后他因为追求昆明市长的千金留了下来。1949年底卢汉将军在昆明起义，他的老岳父带着家眷连同他的妻子随余程万的部队跑到了缅甸，他当时为什么没有走一直是个谜，有人说他要继续留在昆明演戏，有人说他其实是舍不得自己的情妇——一个富商的三姨太。这是一个为爱情而演戏、而活着的人。
“爱情戏？”赵迅反问道，“这个火热的时代，你可别心中光想到爱啊情的，一旦参加了革命工作，哪里还有时间谈爱情？”
“娃娃总要生的吧，不管是哪一家的革命。”刘国栋笑嘻嘻地说。
众人哄笑起来，赵迅提高了声音说：“各位，各位，要想当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我们不能再这样自由散漫了。而且，李旷田同志还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填一份表格，写清楚自己参加革命工作的理由，还有在旧社会所从事的职业，证明人，有没有参加过什么社团组织。旷田同志说了，革命队伍是纯洁的，每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都要像水晶石一样透明。”
“那要看到我的内裤了。”
剧社里只有从来都没个正经的阿Q才会说这样的话。这个家伙在舞台上把阿Q演得就像他自己，或者说在生活中他就是阿Q。小市民的痞气、怯弱、自卑、贪婪、安于现状、贪图享乐与小城名人的自负、傲慢、虚荣、油滑、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等诸种性格杂糅于一身。他就是城市版的阿Q，因此大家平常都叫他阿Q，几乎忘记了他的名字。
赵迅瞪了他一眼，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阿Q的内裤想来应是最见不得阳光的东西。
可是，谁的又不是？
人们都说当演员的人总是分不清楚台上台下，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是人生更辉煌，还是舞台更灿烂？是戏剧人物更催人泪下，还是人生命运更坎坷磨难？这是一个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的命题。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舞台，不管他愿不愿意，他都是社会现实中的一个角色，或英雄，或小丑，或正派，或反派，或其他的连自己都难以界定的角色。谁都想演一出正剧，积极的，健康的，向上的，皆大欢喜大团圆的，王子和灰姑娘最后生活在了一起。但谁也都知道，生活远不是那么简单。生活就像《雷雨》中的那些人物关系和人物命运，充满阴谋、谎言、欺骗、伪善、情欲、乱伦、恃强凌弱、被大时代所左右，以及剪不断理还乱的个人悲情。赵迅在自己短暂的导演生涯中更偏爱悲剧，不是因为悲剧总有票房，而是由于人们在剧场淌下眼泪之后，发现自己还活着，身边爹娘还健在，妻子儿女环伺，会对自己原来或许平淡的生活倍加珍惜。那天赵迅在街上看镇压反革命的游街示众，一长串的大卡车，几乎每辆车上那些五花大绑、背上插一块长长木牌的反革命中都有他认识的人。有的是旧时代的权贵，有的和他打过交道，有的曾经训斥过他、欺压过他（比如有个家伙是税务稽查员，来他的米线店从来不付账，有一回甚至还带来他家七大姑八大姨的一帮人，蹲在米线店狂吃。只是一碗米线啊，你们吃吧，吃进去容易，吐出来难啊，现在共产党请你吃一颗枪子儿）。赵迅那天是长长出了口恶气的。而最让赵迅解气的是， 1946年在昆明暗杀闻一多先生的两个凶手，现在也被人民政府抓获并且立即正法。当年这些人多么猖狂啊，暗杀、绑架、秘密处决、打打杀杀，就像闻一多先生在《最后的演讲》中说的，“用制造恐怖来掩饰自己的恐怖”。但有一个人物赵迅就搞不明白了，这个人在车上高呼口号，竟然喊的是“毛泽东主席万岁！朱德总司令万岁！斯大林元帅万岁”！那一分钟赵迅以为是国民党在杀地下党呢。刚才每经过一辆卡车，围观的群众都在纷纷叫好、拍手称快。此刻听到这口号声，竟然都戚戚然、不做声了。悲剧。不知道根源的悲剧。把世间最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你看的悲剧。命运中无以解套的悲剧。弑父娶母的悲剧比起这一幕，轻飘多了，远远超出一个导演的想象力。赵迅那时只感到人头攒动的街道两边忽然爆发了一场鸡瘟，他自己则一身鸡皮疙瘩，头发都竖起来了。而人们之所以接受眼前的悲剧，还不仅仅因为它与己无关，过去时代还有比这更大更惨的悲剧，至于未来会如何，暂且不去想它，自己还活着就好。特殊环境之下，一个好时代与坏时代的区别仅在于，前者上演喜剧，后者上演闹剧。至于悲剧，大约哪个时代都不能幸免。
赵迅是毁过容的人，从大半张脸被烧坏那一天起，他就知道自己一生都得当悲剧的主角了。一个没有正常脸面的人，他活在这个世界上，要么是行尸走肉，要么就得忍受犹如黑暗深渊中的屈辱和羞愧。可现在赵迅为自己深感庆幸，不是由于他就要成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了，也不是因为他没有被绑在卡车上押赴刑场，而是因为他容颜已改，成了一个谁也不认识的人。这个中国的“卡西莫多”并非无“脸”见人，而是人不见其往昔真面目了。
几年前，当赵迅只身来到昆明创建迎春剧艺社时，没有人相信这个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卡西莫多”。那时昆明一帮热爱话剧的艺人以老韩为主心骨，在日渐萎靡的话剧舞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是个十足的草台班子，常常窘迫得连场租费都付不起。老韩抗战时期曾经在上海和重庆的话剧团体里待过，是到处流亡的“下江人”，还和田汉、老舍这些大师共过事。他在昆明一所中学教音乐，异想天开地把《阿Q正传》改编成歌剧上演。昆明人能接受话剧也不过十来年时间，那还应归功于西南联大的学生剧团。他们刚开始在昆明上演话剧时，被称为“文明戏”或“新戏”。女学生露着胳膊在舞台上出场时，下面还会传来嘘声和辱骂声。老韩把昆明的舞台艺术大胆向前推进了一步，但观众却不买账，连本埠报纸都评论说，“洋人歌剧唱腔堪比骡马嘶鸣，远不如云南花灯委婉流畅，更遑论国粹之京剧也”。老韩看到这样的评价，气得吐了血。更让老韩吐血不止的是借债人的催逼。那时搞话剧的人都要依附在一些商人身上，他们或入股某出剧目，或拉来投资，或高利放贷。就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一样，也没有白演的话剧。在老韩走投无路之际，赵迅像个救世主一般出现在昆明的话剧舞台。他还清了剧团的债务，重新改组了剧组人员，给新剧团起名迎春剧艺社。他说：“我们虽然身在春城，但我们话剧人的春天还没有真正到来，我们要用自己的演出去迎接它。”最为重要的是，他发掘出了璀璨夺目的话剧明星舒菲菲，在此之前，她只是舞台上的一个花瓶，连国语都带有浓郁的昆明腔，常引得剧场里的外省人窃笑。老韩曾经为此焦头烂额，无计可施。是赵迅一个字一个词地教会她，什么是前鼻音，什么是后鼻音，这里该用卷舌音，那里该用前舌音，就像一个上语言课的教书先生。
平心而论，仿佛从天外来的怪人赵迅能够让一帮话剧人服众，不单是因为他慷慨地替剧社还清了债务，并出资支撑剧团继续演下去，更因为他的执着和才华，以及成熟男人的神秘魅力。他开一家不大的米线店，对每一出剧目的投入却好像挥金如土的富翁；他虽然面目全非，但身材挺拔，器宇轩昂（如果不看那张脸的话），既孔武有力，身手矫健，又温和儒雅，出口成章。他不图名利，让老韩当社长，自己做一个幕后的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告诉我们”，那是他在排练场的口头禅。每当他这么一提斯氏的大名，全场肃然，赵导演也仿佛斯氏魂灵附体。
——“直觉，直觉！这是阿Q去摸小尼姑光头的感受吗？他是一个怯弱的二流子，第一次耍流氓的胆小鬼。”
——“情感，情感，你的情感在哪里？想想四凤吧，这个地位卑下的女人如何去爱。”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成为你所饰演的形象吧，你们都会成为大演员！”
他在台上台下跳来跳去，纠正演员朗诵台词的轻重，阐述演员台步每一步蕴含的意义，告诉演员即便是倒一杯茶，也要体现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说的“内心现实主义”。
他每天在排练场上声嘶力竭地喊叫，他让天生丽质的舒菲菲一步一步完成了从“模仿形象”到“成为形象”的明星之路，她永远是《雷雨》里的四凤，《原野》中的金子，《野玫瑰》里的女特工夏艳华，抗战剧《祖国》里痴迷情欲的少妇佩玉。他把她塑造成昆明话剧界的大明星，官场上的交际花，社会上芸芸众生争说的名流，报纸八卦新闻里不可或缺的主角。无论是在台上还是台下，她都光彩照人，风姿绰约，韵味十足，像南国艳丽阳光下开放得恰到好处的一株美人蕉，灿烂丰满。她本来就是那种走到哪儿都能把生活当舞台的职业艺人，哪怕到菜市场买把小白菜，尽管没有了舞台的追光，但有比那更耀眼的众人的目光。
舒菲菲是其艺名，原名舒淑雅，她有一个妹妹叫舒淑文，是一名正在学小提琴的高中生，准备考艺专。每到星期天就跟在她的话剧明星姐姐身后，来剧艺社看赵迅他们排戏。一天，在回去的黄包车上，妹妹对姐姐说：“他在追求你了。”舒菲菲问：“你说谁？刘国栋？”舒淑文说：“‘卡西莫多’啊。”舒菲菲当时吓了一跳，却有些手足无措了，“小姑娘家家的，啥都不懂，尽乱说。”
舒菲菲当时身后的追求者至少有一打，有英俊的军官，银行的襄理，政府里位高权重的官员，富家公子，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她每天都能收到鲜花，每个周末都有宴请，连云南省前最高军政长官，省主席龙云的三公子都下帖来请她去龙公馆跳舞。当妹妹说赵迅在追求她时，舒菲菲忽然发现这些人是那样没有文化，那样肤浅庸俗。可如果说赵迅在追求舒菲菲，那就真应了一句老话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但天鹅那么美，癞蛤蟆当然也有想的权利。问题的关键是这是一只有思想的癞蛤蟆，有男人魅力的癞蛤蟆，还是才华横溢的癞蛤蟆。天鹅爱美，更爱艺术。在舞台上的悲欢离合、浪漫爱情一步步推向高潮时，人间的爱情也愈演愈浓了。
有一天，在姐妹俩的闺房里，舒菲菲一边读着赵迅的情诗，一边泪洒诗笺，喃喃自语：
“究竟是爱一个人的那张脸，还是爱一个人高贵的灵魂？”
高中生妹妹纯情浪漫，一本正经地对姐姐说：“当然是灵魂了。黑暗中只有高贵的灵魂在闪光。”
那时的确是一个黑暗的时期，兵荒马乱，物价飞涨，工人罢工，商贾罢市，学生上街争民主反内战，军警肆意弹压无辜。唯有像赵迅这样的人，还在一边开米线店一边办剧艺社，甚至还拿出一根金条来，依照大上海的刊物模式，创办了一家名为《桃花潭水》的话剧评论刊物，16开本，彩印封面，不惜成本送到香港去印刷，期期都是舒菲菲的大幅玉照。“我要让你成为话剧界的阮玲玉。”虽然前五期刊物出版后，总共只卖了不到三百本，但赵迅并不气馁，再拿出一根金条，以支付不断飞涨的印工费和纸张费。“你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舒菲菲端详自己的彩色玉照时，曾经不无感慨地说。
急速发展的时局很快摧毁了这桩不现实的恋情。舒家是昆明的大户人家，舒菲菲的父亲舒惟麒曾经在滇越铁路上帮法国人做事，抗战时滇越铁路中断，舒惟麒便在一家法国洋行做高级帮办，同时还开了一家酱菜园，生意一度做到东南亚各国。1949年底炮火声在昆明周边炸响时，舒惟麒随洋行的法国老板一起撤离去越南，他四个如花似玉的女儿中，唯有最小的舒淑文不愿意走，理由是要留下来照顾年迈的奶奶。在慌乱而仓促的逃难中，人们如林子里被炮火惊吓的鸟儿。据说舒菲菲给赵迅下了最后通牒：要么中断这拖了几年的苦恋，要么随我的家人走。桃花潭水纵然深有三千尺，赵迅的离别赠言却是那样绝情绝义：
“一个没有国家的人，怎么演话剧？”
解放军进了城，舒府“此地空余黄鹤楼”，让赵迅始料未及的是，在他正忙着各种劳军慰问演出，忙着学说相声快板，忙着去广播电台录音，忙着排演一出迎接解放军进城的新剧目时，一个年轻单薄的身影在一个雨夜守在他租住的楼房木梯前，怀里还抱着个提琴盒。赵迅一眼就看出了舒淑文眼瞳里为爱苦候多年的炽热目光。在房间昏暗的灯光下，在沧桑巨变的迷惘中，在残灯孤影、潇潇暗雨的恓惶心境里，赵迅一生都不会忘记这扑面而来的爱情，就像又迎来了一次解放。在你苦苦追求等待之时，拯救之手温暖地伸了过来。但你又受之有愧，仿佛不敢面对圣母马利亚的圣容。
“这不可以的，我要等你的姐姐归来。”
“你希望国民党再回来吗？”
“绝不。我们刚刚迎来了解放。”
“你永远也等不到。”
“那我就认命。”
“赵哥哥，你以为我留下来是为了我奶奶吗？”
“做我的妹妹吧，我大你整整一轮哩。”
兄妹做了不到三个月，便做成了夫妻。这大约是所有在乱世江湖中的结拜兄妹很圆满的一个归宿。赵迅不得不既愧疚又悲哀地承认：要忘掉一段爱情的伤痛，只能用另一场爱情来填补。不是他对逝去的爱缺乏坚守，而是新的爱扑面而来、势不可挡，就像这场巨大的社会变革。人何其渺小，何其脆弱。
更何况舒淑文的奶奶去世了，她让赵迅索性搬到舒府空荡荡的四合院里。这一对新人的婚礼没有迎亲的花轿，没有去教堂（舒家全家都是天主教徒）接受神父的祝福，没有交换结婚戒指，没有高朋满桌的婚宴，更没有登报志喜，鼓瑟吹笙。“新社会了，新事新办，外国神父已经被人民政府驱逐了，封建礼数也被革了命了。军管会那儿盖个章，媳妇就娶回家门了。”赵迅对前来道贺的朋友们说。刘国栋、阿Q们乐不可支。革命了，解放了，今后什么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甚至指腹为婚这些旧时代的封建玩意儿都该打倒了。结婚就像过家家，高兴了就住在一起，不高兴了就扁担开花，各回各家，人民政府还支持。这才叫挣脱了封建牢笼的自由，这才叫真正自由的恋爱和婚姻。赵迅不寻常的爱情在那时已然成为仍然保守的昆明社会的一大谈资。
很多年以后，当赵迅深陷人间最黑暗的地狱时，他会无数次地想起自己的新婚之夜。赵迅捧着娇小的新娘的脸，淑文，我还陌生的爱人，我赵迅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你的爱情？你凭什么就把自己的终身大事，托付于我这连脸都不完整的人？你了解我多少？而新娘的回答是那样出乎他的意料，就像话剧舞台上的一段抒情道白：我的郎君，我还不是很了解你，这不重要；你没有一张完整的脸，也不重要，我就是你的另一张脸。重要的是，如果你和我姐姐成亲，那一天我要么削发为尼，终身不嫁；要么苦苦等候，独守闺房。直到有一天，阳光灿烂，天空碧蓝，桃花灼灼，梨花盛开。你骑一匹白马，经过桃林，摘花一朵，再经过梨园，又摘花一朵。桃花梨花，相映成趣。你苦难的人生，由此美满。
所幸新政权摧枯拉朽般摧毁了旧制度，人面桃花俱往矣，梨花坦坦荡荡热辣辣地盛开，笑尽了春风。多年前曾经有个算命先生对赵迅说，他有九条命，一生中有两次恋爱，两次婚姻，但他爱上的人都不会成为他的妻子，而能做他妻子的，却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他的人。赵迅深为感谢时代变了，让他避免了讨二房的艳福或者尴尬。如果说舒菲菲是一本内容丰沛的彩印杂志，令人眼花缭乱、爱不释手，舒淑文就是一本单薄的无字书，书中的每一页都要用艰难的日子一天又一天地填写。新娘舒淑文就是穿上旗袍，身材也不会像她姐姐那样凹凸有致、风情万端。她是那样纤细弱小，青涩单纯，仿佛一阵风都会把她从赵迅的手中刮跑，直到她怀孕四个月了，赵迅才从妻子的身上看出了一个女人的韵味。
这样的女子需要在岁月中慢慢打开，慢慢品味，这样的女子不仅是赵迅的另外一张脸，还是他脑袋背后的另一双眼睛。她总能看到赵迅没有看到的危险。当赵迅兴致勃勃地告诉她，自己即将成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时，这个娇小的女人一针见血地指出：
“你不合适。不要去。”
“为什么？我们已经集体填好表格交上去了。”
“昨天我看见高建雄被押在汽车上拉走枪毙了。”舒淑文忧心忡忡地说。
赵迅沉默了。高建雄是赵迅过去的朋友，抗战时就在《中央日报》干编辑和记者，后来是《中央日报》云南版的采编部主任。云南籍将领李弥1944年是滇西抗日战场上的名将，但后来却成为解放军的败军之将，狼狈地从淮海战场上只身逃出来后，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军驻云南的第8军军长。李弥上任伊始便到处拉人，高建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去做他的中校新闻官，同时仍在《中央日报》供职。1949年春节过后不久，他穿一身挺括的校官服来见赵迅，问赵迅愿不愿意也一起投军，李弥军长少说也得给他一个少校干干。赵迅当时就像毕业班学生看新生般鄙夷地说，我不参加内战。人民政府的布告说高建雄在滇南战役中“真顽抗、假起义”。赵迅两口子结婚时，高建雄还送来一辆橡皮轮的婴儿车，说是从缅甸搞来的英国货，他那时和起义部队正在东郊接受改编。他还说了段轻松的笑话，说国共内战就像小孩子家玩官兵强盗的游戏，今天你官兵我强盗，明天你强盗我官兵。争斗厮打一番后，大家各自回家找妈妈。我睡一觉醒来，满大街都是红旗，好像人们随时都准备好迎接新政权。上头说，仗打成这个样子，我们起义吧。然后解放军就过来了，还说，蒋军官兵兄弟，你们辛苦了。你们看看，我现在又是解放军了。
赵迅那时不是没有推想，要是自己去了李弥的军队，现在是像高建雄这样呢，还是已经亡命异国他乡，或者已成硝烟飘拂下的孤魂野鬼？那真是一个混乱的时期，一些人逃亡了，一些人失踪了，一些人浮出水面，更多的外地人拥了进来。昆明街头的一个补锅匠，过去经常在赵迅的米线店外面转悠，还帮赵迅的店子补过锅，技艺娴熟，谦卑热情，让客户常常高兴得多赏给他几文。解放军进城后这人忽然穿起了土黄色的军装，扎起武装带，成了威风八面的市军管会副主任，原来人家是地下党的重要人物呢。赵迅有一天在大街上碰见一个二十多年前的小学同学，还是同族的堂兄弟，但是他却不敢相认，而对方似乎也有意避让。大家都知道，社会正在重新洗牌，谁也不清楚人这个渺小的动物，在上一副牌里是什么角色。就像高建雄天真地认为自己既然已经放下了武器，换一身军装，他就是个解放军，人生便可以重新出牌。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规则不一样了。
赵迅相信，以自己的聪明，任何规则他都可以很快学会并适应。棋有棋规，牌有牌理，你遵循它们，不一定都是输；你吃透它们，赢家就是你。可是就眼下的情况来看，要么新的游戏规则还没有建立起来，要么这种规则太陌生，一时难以适应。因此赵迅不得不暗自赞同妻子的话。像他这种过去时代里的风云人物，大小也算是昆明文艺圈里的名人，和国民政府的政界军界多多少少都有些瓜葛，朋友总有几个的吧。这些人跑的跑了，战死的战死了，该抓的也都抓起来了。天知道有没有人会交代出什么和自己有关的事情出来。尽管赵迅坚信自己是痛恨旧制度、向往新社会的，可你怎么能让他们相信？
“赵哥，我们的宝宝就要出世了，你可不能出什么事。”结婚以后，舒淑文还一直叫他赵哥。有时亲热起来，就多加一个“哥”，还拖得老长老长，让赵迅温暖得骨头都发酥。
“不会有事的，文妹。”他也一直称她为妹，在新婚之夜，他曾经信誓旦旦地说，就是我们白头偕老了，我都要呼你为文妹。“省文联的领导很信任我的，还要我做戏剧家协会的副秘书长哩。”
“那就更不能去了，赵哥！”舒淑文急得大叫起来，“难道你忘记了自己是什么人了吗？”
赵迅张大了眼睛，一脸的疤痕都抽动起来。“我是什么人？”他好像是问自己，又像是问别人。

2 思想汇报
1948年冬天的昆明，阳光依旧温暖到蚀人骨头，空气中弥漫着颓废末日之气。在抗战最艰难时期也是大后方的昆明，眼下依然是一副“商女不知亡国恨”懒洋洋的艳俗模样。东北战场上的炮声已经平息下来了，按官方报纸的说法，几十万国军已经“顺利转进”。但是连兵团司令、剿总司令、中将军长、少将师长都俘的俘、死的死，逃的逃，他们的部队又能“转进”到哪里去呢？负责坚守长春的60军大多是云南的子弟兵，他们曾经有血战台儿庄的光荣，又有抗战胜利后出国到越南去受降接防的荣耀，然后又稀里糊涂地被调派到东北战场。昆明一些60军的军官太太已经穿起了丧服，哀号之声不时从大街小巷传来。《中央日报》上不断报道的国军“顺利转进”的消息对后方的人们来说，无异于报丧。林彪的百万虎狼之师即将入关，国军从东北“转进”到华北，又从华北“转进”到中原——徐蚌会战已经打响了，连不懂军事一身鸡屎臭的老倌都知道国军还将继续“转进”，“转进”到长江以南，“转进”到大海的边上。现在人们拿到报纸的感受和四年前可谓天壤之别，那时国军的远征军在美军“飞虎队”的援助下，在滇西大举进攻，把不可一世的日本人打得丢盔卸甲，一直将他们赶出国门。在那难得的扬眉吐气的岁月，人们一天不在报纸上看到打胜仗的消息心里就不舒服；现在是天天都看到国军在“转进”，天天眉头都舒展不下来。丧事仿佛不是一家在办，或者一座城市在办，而是一个国家都在哀痛沮丧之中。以至于街头报摊上刚拿到报纸看了一眼标题的人，会长长叹一口气：
“莫非这共匪比当年的日本鬼子打仗还厉害？还越剿越多？”
“他们是匪嘛。”一个蹲在报摊边的屋檐下烤太阳的老倌说，“你不晓得‘匪’字是个半边框，封了三方还有一方，老天本来就要给他们留一条生路的。自古以来，有官就有匪嘛。”
“老人家，自古还汉贼不两立。共匪来了有你的好？”那个买报的人说。
暮气沉沉的老倌怀里抱着胳膊粗的水烟筒，瞥了那人一眼，“哪个来了我都在这里烤太阳。”昆明是高原城市，冬天太阳火辣，像个大火炉高高地悬在头顶上，抵半件棉袄。因此人们把晒太阳说成烤太阳。
他把一望无牙的嘴凑上去，呼噜呼噜地吸上几口，烟从嘴里吐出来，把老爹的头罩住，还有些余烟从烟筒口缓缓飘出，像刚打了一炮的迫击炮炮口。这时他身后有个老太太从昏暗的屋子走出来，“死老倌，太阳走了，还不赶紧。”老爹这才慢慢挪起身子，他身后的老太太搬起老爹屁股下的小凳子，送到阳光下。老爹便再舒适地坐下，苍老的目光望着变化万端的街景，好像大街上那些熙来攘往的穿军装的、穿长衫马褂的、穿旗袍的、穿中山装的、穿学生装的，或者衣不蔽体的人们并不存在；东北战场、徐蚌会战也不存在，有老太太帮他挪凳子“转进”，他就可以舒适地烤自己的太阳。
世道轮替，看来只是时间问题，就像日升月落。昆明的普通人似乎就像那个喜好烤太阳过日子的老倌那样，哪个党来了，他都照烤自己的太阳。送水的牛车摇摇晃晃地走在青石板铺就的小街上，仿佛走了一个世纪，并且还将再走一个世纪。大街上让人稍感有些生气的倒是那些拉黄包车的车夫，他们两脚翻飞，穿梭于大街小巷，在人多的地方，车夫会高喊一声：“招呼，粪抹着！”行人以为挑粪桶的乡下人来了，忙避之不及。转眼看到黄包车风一样地从身边驰过，嘴痒的会不轻不重地回骂一句：“小狗日的，奔死。”要是看到车上坐的是一个穿艳俗旗袍的女士，开衩的地方露出玻璃丝袜包裹着的浑圆小腿，难免也会来一句：“小烂屎，吊膀子日屁股也不消这份急。”
那天有一个爱耍嘴皮子的小混混刚这样脱口骂出来，转眼黄包车停下来，从旗袍女士身边走下一个身穿藏青色挺括中山装、戴礼帽、手持文明杖，长得很结实的汉子，眼光刀锋一样地逼过去。“你嚷些哪样？”汉子两步就抢到那人身前。那多嘴的路人知道遇到了个厉害角色，转身想跑，却被人家一把拽住衣襟，好像还没有怎么使力就将他提溜了起来，然后轻松地就给蹾在地上。这种人其实不用掂量就知道是吸鸦片的。街对面正有一个穿布鞋扎绑腿的警察，拿一根打狗棍，看戏似的站成一根木桩样。中山装男人对他招招手，警察赶忙就跑过来了。“送他去这个地方。”中山装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绿皮本本来，在警察面前晃了晃。警察一看，忙又是点头又是敬礼，还不忘朝脚下那货踹一脚。这家伙知道今天是惹到歪人了，竟冲中山装男人磕起头来，“长官长官，我是烂屎。我是烂屎。咯要得吗？”
中山装男人转身就走了，连鄙夷的目光都懒得施舍。那自认是烂屎的家伙还不明就里，问警察：“你要送我去哪里吗？”警察笑眯眯地说：“恭喜你啊！你要去穿二尺半了，省得成天在街头惹是生非的。”
身后传来呼天抢地的喊叫声，中山装男人好像早就听腻了，他头也没回，上了黄包车。车上那穿旗袍的女子嗔怪道：“什么人啊，犯得着钱特派员费那个神？”
“我一不小心又干上了老本行，为党国的前线送了一个烟鬼。”叫钱特派员的一本正经地说。
旗袍女人撇了撇嘴：“这种人还能打仗？”
“嘿嘿，他即便不能为党国打仗，至少也可以在军队里戒掉烟瘾嘛。”
“难怪你们打不了胜仗。”女人嘀咕道。
钱特派员望着身边满脸浓厚脂粉的女人，认真地说：“胜仗？你们这些演戏的都不多排演些鼓舞国民士气的戏，前线的士兵哪有信心打胜仗？”
女人嘴角起了一丝嘲讽，“哎呀，原来东北战场是我们这些戏子打输的啊。”
钱特派员咬紧了牙帮，尽量往女人那张粉脸凑近，“尽管你是一个女人，是个搞艺术的，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战争是大家的，就像党国是我们大家的一样，不分你们我们。”
女人的优势在于她们可以依仗自己那张漂亮脸蛋，说一些不给人面子的话。“那可不一定，”旗袍女子往一边挪了挪身子，“我们饿肚子的时候，党国可没跟我们站在一起。”
“你们肚子饿时，难道就没有想想，自己是否跟党国站在一起？舒菲菲同志。”
女人干脆撒起娇来了，“讨厌。谁跟你们是同志？别到处拉垫背的。”
“不是垫背不垫背的问题啊小姐，覆巢之下，你们还想演戏？还想搞艺术？”
云南省党通局特派员钱基瑞是迎春剧艺社专门请来审看新排演的剧目《阿Q正传》的，赵迅和他很熟，他称赵迅为“迅兄”，也经常应邀参加昆明话剧界和文学界的“雅聚”。自他来到昆明后，他比市党部宣传部那些只会对文艺界打官腔的家伙好说话多了，而且，他看上去更善解人意，更像一个专业人士。不过，官员就是官员，你得随时把他们抬到令其舒服的位置。舒菲菲在《阿Q正传》里没有担任主要角色，赵迅就让她亲自上门去请。那时一出话剧能在市面上顺利上演，得经过三关：场地关、资金关、审查关。许多剧目前两关顺利解决了，却在审查上折了跟斗。不过，在和官场周旋方面，一个话剧导演手上总有很多牌可打。
钱基瑞见到赵迅就拱手作揖道：“迅兄，又要发财啦？”
赵迅忙说：“发财不敢当，还需钱特派员多多提携。”
“听说上一出《野玫瑰》你们可赚了一根金条。”
赵迅笑笑，“刚刚把剧社借的高利贷偿还清了而已。你啥时候见到过演话剧的成了富翁？特派员，这边请。”
他们来到导演间，赵迅说演员们在化妆间准备了，马上就可以为特派员专演一幕供审看，然后毕恭毕敬地呈上自己花了三个月才改出来的剧本，钱特派员翻了翻，沉吟半晌才说：“怎么又是鲁迅？”
赵迅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我……我们喜欢鲁迅啊。”
“迅兄啊，作为一个搞文艺的人，仅是你们喜欢是不够的。”钱特派员像一个长者似的说，然后他话锋一转，“你们说，鲁迅本来姓什么？”
赵迅回答说：“姓周。”
钱特派员嘲讽道：“我看他姓共，共产党的共。”然后他一本正经地说，“我们知道，他一直在领共匪的薪水，死了都在领。因为共匪至今还在享受他的红利。你们这些演戏的、写文章的，还处处把他奉为祖师爷。他可是喝了日本人的东洋墨水才跟政府过不去的呢。”
赵迅把身子往前挺了出去，“特派员说这话可有凭有据？”
赵迅身旁的舒菲菲忙一把拉住他，“特派员说笑呢。鲁迅本来也只是一个笔名嘛。他有一天一高兴了就让自己姓鲁；再一天又一高兴了，就让自己姓共，就像钱特派员说的那样。谢天谢地，他老人家没有活到那一天。说不准哪一天他高兴或者不高兴了，他还会让自己姓党国哩。人家是大作家嘛，想让自己姓哪样就姓哪样。是不是嘛，特派员？我们管他姓哪样名字，我们只是演他的小说改编的戏而已嘛。”舒菲菲说到最后都开始嗲声嗲气起来了，连赵迅听了都起鸡皮疙瘩。
但钱特派员可不吃这一套，他依然公事公办地说：“在当今戡乱时期，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上演《阿Q正传》这样的剧目，合适吗？这对振奋民心有多大好处呢？难道我们指望阿Q这样的人上前线吗？难道你们认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能起到鼓舞前线将士士气的作用吗？士兵都像阿Q那样，打了败仗还说是儿子战胜了老子，这……这个，前方将士，何以杀敌？后方民众，又何以教化？”
赵迅不无嘲弄地问：“国军不是一直在打胜仗吗？”
“你……”钱基瑞一拍桌子上的剧本，本想斥责赵迅胡说，但既然人家是胡说，真相就不言自明。不过手中拥有权力的人，不仅可以胡说，更可以胡来，这一点钱特派员再清楚不过。“没错，国军一直在节节胜利，不断转进。这种时候，我们就更需要鼓舞士气民心的爱国文艺，而不是阿Q这种颓废的、堕落的、愚昧的小偷、流氓、社会渣滓。日本人才喜欢我们中国人都这样呢，当年他们敢藐视我们国军，就是知道国军中的阿Q很多；共匪也喜欢我们都是阿Q ，这样他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苏俄赤匪的思想引进来，沐猴而冠，登堂入室，以改造国民惰性之虚名，行窃国赤化之实质。”
特派员越说越慷慨激昂，以至于唾沫星子都飞到那个惹来大麻烦的阿Q身上了。他在赵迅的剧本里躲躲闪闪，落荒而逃。他仿佛在问要把他再度推向舞台的赵迅：难道又不准革命了吗？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也不准去抬了吗？呸呸，这帮儿子们！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赵迅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钱特派员看来也读了鲁迅不少的书啊。”
“那当然，上大学时谁不读鲁迅？”钱特派员自诩道，“那个时候，能买到的鲁迅作品，我都有。”
“那时你在鲁迅作品中读到了‘共产党’三个字了？”赵迅问。
“迅兄，你我都明白，凡艺术，都是有立场倾向的。说实话，你们排演的这些戏，兄弟我上西南联大时，我们学生剧团都演过。演话剧的目的是什么？在抗战时期，是教育民众、反对投降，救亡图存。在现在呢，则是要凝聚民心、鼓舞士气，戡乱建国。我上次不是给你们看过政府颁发的《文艺创作奖励条例》吗？政府大笔的扶持奖金摆在那里，你们为什么不去拿，非要自己去卖米线？”
赵迅没好气地说：“我们拿不到。”
“别耍你那艺术家的脾气啦，迅兄。兄弟我上大学时，嘴里天天喊的也是‘为艺术而艺术’，到了社会上，才知道小锅是铁打的，艺术家也要吃饭。艺术家更要为国家民族服务。看看我们的社会，风气多么颓废，士气多么涣散。前方将士在浴血奋战，后方歌舞升平不说，还拆士气的台。‘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这才是我们需要的爱国热情！党国生死存亡之际，难道你们就不想担负点责任吗？”
赵迅没想到钱特派员竟把唐朝边塞诗人高适的诗句也搬出来了，这他可不含糊，便冷冷地说：“‘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难道你们就没有责任吗？”
钱基瑞有些惊讶地望着赵迅，仿佛面对一盘被将死了的棋局。“唉。迅兄，时局如此，你我都不要书生气了。还是谈谈你的阿Q如何改吧。”
“改？”赵迅瞪大了眼睛，“你连剧本都没有看完，就要我修改？”
“你以为我不知道阿Q是什么样的人物吗？我在西南联大读四年书是瞎混的？实话告诉你吧，当今局势下，你的《阿Q正传》要如期上演，必须要在里面增加一些诸如发扬中华民族精神，激励民族意识的东西。阿Q即便是个愚昧的、落后的人物，你也要在剧中为民众指明奋斗途径和人生希望。老兄，政府的《文艺创作奖励条例》早给你们指了条阳光道：‘暗示人生修养，提倡服务精神’。否则，你拿不到市党部的‘准演证’的。”
剧目都排演出来了，场地也租好了，广告也打出去了，本埠报纸甚至已经提前做了预告，还煽情地说昆明人除了在抗战时期看过西南联大剧团上演的《阿Q正传》外，已有四年没有见到阿Q这个“老朋友”了。写这篇报道的正是赵迅的朋友高建雄，他是迎春剧艺社的热心戏迷。
那就改吧。当天晚上在请钱基瑞去翠湖边的“翠云轩”晚宴后，舒菲菲等几个女演员陪特派员去金碧舞厅跳舞，赵迅回到家趁着酒意铺开稿子为阿Q重新设计命运。第二天排练时，阿Q不是稀里糊涂地被革命了，而是成为一个有追求、有觉悟的农民，即便他被推上断头台，在画那个圈时，他也大义凛然地喊出“你们就是砍了我的头，我们也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样很高调的口号来。以至于台上的阿Q火气冲天地问：
“赵导，我演的这是他妈的阿Q吗？”
赵迅在下面也怒气冲冲地吼道：“你管他是阿Q还是阿O，好好说你的台词！”
阿Q哭丧着脸说：“可是……可我找不到感觉呀。那个斯……哪样撕鸡吃的大师告诉过你没有，阿Q说这些话时是哪种感觉？”
“没心没肺。明白了吗？”赵迅冷冷地说。
准演证如愿拿到了，迎春剧艺社打出的海报上标明“新编《阿Q正传》”，赵迅不知道这个“新编”会被多少人骂为“胡编”。临上演前的那几天，他感到自己就像一个即将被公众揭穿骗术的骗子。“没有比我更背时的导演了。鲁迅先生在天之灵都在嘲讽我了！”在剧社里，他逢人就说，像祥林嫂。
还有比被鲁迅先生嘲讽更背时的命运哩。首演第一天，观众呼啦啦地来了三百多人，把个不大的剧场挤得爆棚了。要是在以往，赵迅和剧社的同仁们会像士兵听到了冲锋号。但是今天，他们听到的是退兵鼓。
开演前半小时，市党部宣传部和党通局的几个穿中山装、戴黑礼帽的人来后台找到了赵迅，向他宣布说，根据《国家总动员法》和《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暂行管理办法》，市党部决定在此戡乱时期，不适宜上演《阿Q正传》，着令立即停演，解散观众，且不得说明理由。
没有任何辩解的余地，特务们的车就停在剧场外面，甚至还来了一队宪兵。赵迅就是头上顶着一泡屎，也得站在大幕前去向观众解释。在快要崩溃的一瞬间他想通了——这总比亵渎鲁迅先生的作品好。
那真比站在枪林弹雨前还要艰难，还更需要勇气。赵迅一手拿着“准演证”，一手拿着那些人给他的“禁演令”，用低沉、悲愤、哽咽的口气向观众们宣布：
“《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写的一出悲剧，但今天，比阿Q更悲剧的是我和我的剧社，以及热心的你们。我刚刚接到指令说，国家正在非常时期，此剧不能上演了。我只有恳请各位有秩序地退场，我们将在门口设立退票点。我们纵有十万个抱歉，也不能得到你们的原谅。但是啊……”
剧场内静默了几秒钟后，忽然嘘声四起，香蕉皮、橘子皮、零食、包子、馒头、糕点，甚至皮鞋都扔上来了。赵迅像根没有感觉的木头那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承受着这前所未有的屈辱和打击。

3 思想改造
“这就是我们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时期‘话剧开天窗’的经历。我们虽然看上去在台前很风光，但却是在戴着镣铐跳舞啊。一个连阿Q都害怕的政府，一个一点艺术创作自由都没有的政府，它怎能不垮台呢？”
赵迅对李旷田说。他和他的剧艺社的朋友们，已经在一所中学里的学习班待了一个月了。除了演话剧的，还有旧时代搞写作的、唱花灯的、唱滇剧和京剧的、作曲的、画画的、写书法的，他们都是即将成立的省文联要团结招募的对象。大家过着准军事化集体生活，周末才可以回家与家人团聚。开初时人们兴致颇高，伙食很好，学习的内容很新颖，大食堂里一人端一大碗吃饭很热闹。早上六点半听着军号起床，七点出操跑步，七点半早餐，八点上课。一直到下午五点，课程都排得满满的，时事、政治、军事、抗美援朝、马列主义理论、联共（布）党史、中国革命史等，还有讨论、汇报、自我剖析、思想总结，常常晚上都在开会学习。新名词、新思想、新理论、新作风，源源不断地灌输给这些旧时代的艺人们。思想改造运动不仅要重新塑造人的灵魂，还要改变人的作风。连一向自由散漫惯了的阿Q ，每天早上军号刚一响起，便一骨碌爬起来了，穿衣洗漱比哪个都快。因为他在刚进来的头一周就三次迟到，被请来操练他们的解放军教官一顿好训，罚他围操场跑十圈。那威严的教官大喊一声：“跑步——走！”可阿Q就是阿Q，他索性拢着手蹲在地上了，还用满不在乎的眼光瞥了教官一眼。这教官是个班长，人高马大，脾气火爆，是个久经战火的东北老兵，他当时气得解开了皮带。赵迅一看要出事，忙跑步过去，一把拽起阿Q，说憨狗日的阿Q，还不快跑。然后他带着阿Q一起跑，一边还喊着嘹亮的“一二一”。还是李旷田出来解了大家的围，诙谐地说共产党要把阿Q改造好，光靠跑步是不够的。可怜的阿Q才没有嘴里跑出白沫子来。
今天是赵迅个人的自我剖析，俗称叫“洗澡”。这样的“洗澡”每周都有，或大会上，或小组里。现在赵迅是面对组织，除了李旷田外，还有两个他不认识的人。他们表情严肃，坐在李旷田的两边，看上去像是从北方来的南下干部。他们一个姓黄，一个姓刘，不知道是什么职务，在学习班里，人们一律用“同志”相称谓。
“很好，赵迅同志的揭发有助于我们了解国统区的文艺黑暗和对艺术家的迫害。过去只知道他们经常强迫进步报纸‘开天窗’，原来他们连进步话剧也敢‘开天窗’。”李旷田同志总结道，“你可以把这一段经历写成一篇材料，用在学习班里供大家交流。昨天诗人亦夫同志控诉说在旧社会发表了一首诗还蹲了三年监牢呢。”
“你有没有组织你们剧艺社的演员们和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黄同志问。
“斗争？”赵迅认真地想了想，“没有。国民党反动势力太强大了，党通局的那些人都有特务背景，属于中统‘CC系’的，我们经常被他们盯梢，尤其在《阿Q正传》禁演后，他们监控了我们三个月。每天回家身后都有‘尾巴。’”
“这就是你们斗争性不够强的表现。”黄同志指出，“反动派强迫你们在《阿Q正传》里加进他们的反动思想，你就不加鉴别地接受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你灵魂深处还是怕他们。因此对你们这些旧社会过来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是非常有必要的。看看我们延安时期鲁艺出来的文艺家，哪个不是站在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独裁专制的第一线？”
赵迅连连点头称是，心里想哪个喜欢独裁专制呢？我要是上了鲁艺……
黄同志又说：“你们的自我剖析不能光讲自己怎么受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迫害，还要分析出自己为什么没有反抗。都做顺民，只讲艺术，不讲政治，革命怎么能成功？”
“是，是是。为什么没有反抗呢？只想委曲求全，能演话剧就成。这是我们旧社会艺人的通病，我们思想觉悟不高，接受新民主主义的思想不够。我很羞愧，我真的很羞愧啊！为艺术而艺术是过时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观。”
李旷田这时用肯定的口吻说：“赵迅同志作为学习班的副班长，在思想改造方面是积极要求进步的，这个我们大家都看得到。连张班长都说赵迅同志出操最积极，最守纪律，无论是队列还是内务都起到了表率作用。阿Q就是在他的以身作则下变得越来越好了嘛。”
赵迅暗自出了一身冷汗。那个操练他们的解放军班长，有一天当众表扬赵迅，说他站似一根桩，行如一阵风，腰杆里始终有一根扁担，有军人作风。在食堂吃饭时张班长还问，赵同志当过兵？赵迅连忙否认道，没有没有。我要当过解放军就好了。张班长又说，别看我这大老粗没有文化，但谁有没有军人做派，一个转身都可看出来。赵迅那一刻差点没有被一口饭噎住，半天才缓过气儿说，我们在舞台上的训练，其实也跟解放军一样的苦。从小压腿下腰走台步，那是童子功呢。
赵迅的“洗澡”比较顺利地过了关，生活开始向他展示阳光灿烂的一面。军区政治部文化部的一位姓冯的部长，有一天来到学习班作报告，冯部长三十年代时就是国统区的一名知名作家，后来又向往革命投奔了鲁艺，还在鲁艺戏剧文学系当过副主任。他的报告深入浅出，既有政治性又高瞻远瞩地指出了革命文艺发展的方向，让学员们不得不佩服得五体投地。赵迅没有想到的是，报告结束后冯部长单独将他留了下来，问他在学习班结束后，愿不愿意参加解放军，到军区文化部工作。冯部长说，我看了你们演的《雷雨》，还在广播里听过你说的相声、快板，多才多艺嘛小鬼。把赵迅当时感动的，说自己做梦都想穿一身解放军的军装了。可是到了第二天，李旷田又把赵迅找去，说新组建的文联里作家协会是最重要的，问赵迅是否愿意去作协工作，至于职务嘛，还是先当个副秘书长。赵迅如沐春风，再次激动得眼泪都要掉出来了，忙说，感谢组织信任，感谢旷田同志栽培。可是，可是军区文化部的冯部长想让我去他那儿效命呢。李旷田同志马上指出他得意忘形时的失态，什么“效命”“栽培”，都是干革命工作，国民党才说“效命”“效忠”啥的。冯部长那边我会去协商的，我们文联是新组建的单位，亟须人才，部队应该支持我们地方的工作。你不能走。
人才啊我是共产党的人才。天生我材必有用，赵迅你要好好干啊！赵迅做梦都在念叨。
周六一回到家里，赵迅一把将大着肚子迎上来的舒淑文抱住，“我洗过澡了！”
舒淑文误会赵迅了，略带娇羞地说：“看你猴急的，人家肚子里有孩子呢。”
赵迅仍然得意洋洋，“‘洗澡’过了，人逢喜事精神爽啊！”
舒淑文温柔地点了一下赵迅的额头：“才一星期呢，就那么慌啊？”
赵迅反应过来了，哈哈大笑。一把将妻子横抱起来，小心放在屋里的躺椅上，“文妹，你不知道‘洗澡’是学习班里的新名词，指我们这些旧社会的艺人清洗干净自己思想上的资产阶级污垢，改造好思想，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成为一个全新的、干净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这个……这个，嗯，不是你要的那个意思呢。”
两人笑作一团，在躺椅上小心谨慎地亲热了一番。赵迅把头伏在妻子的肚子上，问：“他在里面有意见了呢。”
舒淑文说：“动得可厉害了。肯定是个小调皮鬼。”
赵迅说：“你要多多地吃，给我养个大胖儿子。对了，他将来会是一个作家的儿子。淑文，我要到作协干副秘书长了。”
舒淑文没有显得特别的高兴，“这么说，你洗干净自己了？”
赵迅愣了一下，“当然洗干净了。这是李旷田同志亲自告诉我的，还说作协工作任务重，我是个人才，军区文化部的冯部长来要我他们都不放呢。”
晚上，两人躺在床上，对未来满是跌跌撞撞的憧憬。米线店不要再开了，厨师王师傅和四个伙计都给他们一笔钱，让他们自谋出路；舒淑文的奶奶留给她的一根金条也捐给国家买飞机打美国鬼子去，学习班里好多艺人都捐了，咱们可不能落后。以后领政府的工资了，要像个国家干部，还顶着个小工商业者的帽子，将妨碍副秘书长的进步。家中的用人孙妈也辞退算了，现在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大家都平等了，家里还雇用人就是剥削了。旧时代的一切东西都要在家庭里“洗洗澡”，从穿的到用的，从花销到做派，都要适应新时代的风尚。赵迅的美军飞行夹克、凡尼丁毛料西装西裤，阴丹蓝布长衫，南洋风情的花衬衣，甚至礼帽、鸭舌帽都送给王师傅吧；舒淑文的旗袍、百褶裙、玻璃丝袜、香港定做的高跟鞋、水獭皮大衣，还有那些金银首饰、翡翠手镯、玉佩挂件，送给用人孙妈也不合适，那就都藏在箱子底吧。以后天天穿列宁装。过去舒家的老照片、旧书、杂志、老岳父写过的那些吟风弄月的古体诗（自印过一本《梅边吹笛》），家中还堆了近百册，还有和法国老板往来的信函（厚厚一大摞），在铁路上工作时的日志，都赶快烧了吧。尤其需要赶紧处理的是家中的那些耶稣像，圣母像，十字架，《圣经》，这些都是帝国主义的东西，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不会喜欢它们的。舒淑文期期艾艾地问，还有你给我姐姐写的那些情诗，我一直保存着呢。要不要烧？赵迅毫不犹豫地说，烧。都是些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他看到妻子眉头皱了一下，好像真被那烧情诗的火烧着了，便信誓旦旦地说，我现在心中只有你，我早和过去一刀两断了。舒淑文叹了口气，我是为我姐姐惋惜呢。毕竟那是一段很真挚的情感。赵迅赶紧说，再不要提你的姐姐了，我在学习班里为你的家庭背书，差点过不了关，还是老韩他们帮我作证明，说你是个有进步思想的学生，为了迎接新中国才留下来的。
舒淑文最后问：“赵哥哥，你的那些勋章呢，烧不烧？”
赵迅就像被烫着了手一般松开了搂着妻子的手臂，脸上的疤痕急促地抖动起来，他翻身坐起来，像个苦苦冥思的哲人，又像个负债累累的商人，却被一枚过去时代的勋章压得喘不过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