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的远征：十字军东征简史
作者：拉尔斯·布朗沃思
内容简介
从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号召东征的演说，到1291年巴勒斯坦最后的十字军城市被血洗，基督教欧洲共组织了八次试图收复圣地耶路撒冷的远征。《燃烧的远征》将再续拉尔斯布朗沃思的中世纪传奇，激情讲述这一次比一次难忘的十字军东征。 十字军东征有一个史诗般的开局。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面对广场上密集的听众声泪俱下，控诉了异教徒在圣地的暴行，呼吁所有的基督徒拿起武器，夺回耶路撒冷。号召一出，有大约15万战士踏上了去往东方的千里征程。冲在最前面的是数万贫民十字军。这些虔诚的农夫衣衫褴褛，用农具当武器，用信仰当干粮，千难万险来到穆斯林统治的土地，并在第一场正式的遭遇战中全军覆没。紧接着来到东方的是亲王十字军，这些正规骑士们没有辱没东征的光辉使命，几度在绝境中如有上帝相助，最终成功夺取了耶路撒冷。 胜利的远征仅此一次。接下来的东征中，有两三次与胜利失之交臂的惨败，以及更多次像贫民十字军一样匪夷所思的闹剧。十字军远征一方面是绵延200年的东、西方对抗，有狮心王理查和穆斯林名将萨拉丁之间富有骑士精神的较量，另一方面更像是基督教欧洲与自己的搏斗。虔诚的君王们为了收复圣地，抛下自己的家业前往东方，却遭到各路盟友的背叛、利用、勒索、拖累，最终不可避免地一败涂地。 在拉尔斯布朗沃思的讲述中，每一次东征都值得玩味，都因为独特的政治较量、人性冲突而与众不同。如何分辨信仰的虔信与迷信、斗士的英勇和愚勇、命运的有常与无常？除了几座古城、一段传说，十字军东征留给我们的还有人性的千古难题。

登场人物简介
阿历克塞一世·科穆宁（Alexius Ⅰ Comnenus）：拜占庭皇帝，他向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Ⅱ）求援，引发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埃米乔（Emicho）：莱宁根伯爵（Count of Leiningen），反犹太人的德意志十字军领导者。
基利杰·阿尔斯兰（Kilij Arslan）：尼西亚（Nicaea）的土耳其苏丹。
隐士彼得（Peter the Hermit）：法国神父，贫民十字军的主要领袖，也被称作“亚眠的彼得”（Peter of Amiens）。
乌尔班二世：这位教皇1095年在克勒芒（Clermont）的演说推动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沃尔特·桑萨瓦尔（Walter Sans-Avoir）：来自柏伊希–桑萨瓦尔（Boissy-sans-Avoir）的领主，贫民十字军的第二领袖。也被称作“穷汉沃尔特”（Walter the Penniless）。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亲王十字军（The Prince’s Crusade，第三至第六章）
勒皮的阿希马尔（Adhemar of Le Puy）：主教，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精神领袖。
鲍德温一世（Baldwin Ⅰ）：布永的戈弗雷（Godfrey of Bouillon）之弟，建立了第一个十字军国家埃德萨伯国（Edessa），耶路撒冷王国的第二位国王。
博希蒙德一世（Bohemond Ⅰ）：塔兰托亲王（Prince of Taranto），建立了第二个十字军国家安条克公国（Principality of Antioch）。
戈弗雷：下洛林公爵（Duke of lower Lorraine），耶路撒冷王国的第一位国王（未加冕），号称“圣墓守护者”（Defender of the Holy Sepulcher）。
韦尔芒德的于格（Hugh of Vermandois）：法国国王1的弟弟，第一位在十字军东征中死去的大贵族。
卡布卡（Kerbogha）：摩苏尔阿塔贝格（Atabeg of Mosul）2。
彼得·巴塞洛缪（Peter Bartholomew）：法国的神秘主义者，他声称在梦中看到圣枪（Holy Lance）位于安条克。
雷蒙德（Raymond）：图卢兹伯爵（Count of Toulouse），博希蒙德的主要竞争对手。
布洛瓦的斯蒂芬（Stephen of Blois）：“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的女婿。
坦克雷德（Tancred）：博希蒙德的外甥，后成为加利利亲王（Prince of Galilee）和安条克公国的摄政。
塔第吉欧斯（Taticius）：拜占庭将军，随十字军来到安条克。
亚吉西延（Yaghi-Siyan）：安条克的土耳其统治者。
十字军国家的建立（第七至第九章）
鲍德温二世（Baldwin Ⅱ）：鲍德温一世的堂弟，第三任耶路撒冷国王，又被称为“勒布尔的鲍德温”（Baldwin of Le Bourg）。
鲍德温三世（Baldwin Ⅲ）：富尔克（Fulk）国王与梅丽桑德（Melisende）女王之子，第五任耶路撒冷国王。
戴姆伯特（Daimbert）：主教，勒皮的阿希马尔的继任者。
多明尼各·米迦勒（Domenico Michele）：威尼斯总督。
安茹的富尔克（Fulk of Anjou）：梅丽桑德的丈夫，第四任耶路撒冷国王。
于格·德·帕英（Hugues de Payens）：法国骑士，创立了圣殿骑士团。
约瑟林二世（Joscelin Ⅱ）：埃德萨伯爵，他与普瓦捷的雷蒙德（Raymond of Poitiers）产生矛盾，导致了埃德萨伯国的灭亡。
梅丽桑德：鲍德温二世的女儿，与丈夫富尔克共同统治耶路撒冷，是儿子鲍德温三世的摄政。
普瓦捷的雷蒙德：安条克公国共治公爵，阿基坦的埃莉诺（Eleanor of Aquitaine）的叔父。
赞吉（Zengi）：阿勒颇（Aleppo）埃米尔3，他的胜利引发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第十至第十一章）
克莱尔沃的伯纳德（Bernard of Clairvaux）：西多会修士，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组织者。
康拉德三世（Conrad Ⅲ）：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阿基坦的埃莉诺：路易七世（Louis Ⅶ）之妻，普瓦捷的雷蒙德的侄女。
尤金三世（Eugenius Ⅲ）：呼吁发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教皇。
路易七世：法国国王，第一位宣誓参加十字军东征的重量级人物。
曼努埃尔一世·科穆宁（Manuel Ⅰ Comnenus）：阿历克塞一世·科穆宁之孙。
努尔丁（Nūr al-Dīn）：阿勒颇埃米尔，赞吉的次子。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第十二至第十五章）
阿马尔里克（Amalric）：鲍德温三世的弟弟，第六任耶路撒冷国王。
鲍德温四世（Baldwin Ⅳ）：阿马尔里克之子，第七任耶路撒冷国王，又称“麻风王”（Leper King）。
腓特烈·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sa）：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康拉德三世之侄。
格里高利八世（Gregory Ⅷ）：呼吁发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教皇。
吕西尼昂的居伊（Guy of Lusignan）：法国贵族，第九任耶路撒冷国王。
亨利二世（Henry Ⅱ）：英格兰国王，阿基坦的埃莉诺的第二任丈夫。
伊萨克二世·安格鲁斯（Isaac Ⅱ Angelus）：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的拜占庭皇帝。
腓力二世·奥古斯都（Philip Ⅱ Augustus）：法国国王，路易七世之子。
沙蒂永的雷纳尔（Reynald of Chatillon）：安条克亲王，他鲁莽的举动导致了耶路撒冷王国战败。
“狮心王”理查（Richard the Lionheart）：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和阿基坦的埃莉诺之子。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主要人物。
萨拉丁（Saladin）：谢尔库赫（Shirkuh）之侄，为伊斯兰教世界重新夺回了耶路撒冷。
谢尔库赫：努尔丁麾下的库尔德将领，埃及维齐尔4。
莱切的坦克雷德（Tancred of Lecce）：西西里王国诺曼王朝的国王，也被称为“猴王”（Monkey King）。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第十六章）
阿历克塞三世·安格鲁斯（Alexius Ⅲ Angelus）：拜占庭皇帝，伊萨克二世之弟。
阿历克塞四世·安格鲁斯（Alexius Ⅳ Angelus）：拜占庭皇帝，伊萨克二世之子，与十字军结盟。
阿历克塞五世（Alexius Ⅴ）：拜占庭皇帝，推翻了阿历克塞四世的统治，又被称为“浓眉”（Mourtzouphlos）。
博尼法斯（Boniface）：蒙费拉侯爵（Marquess of Montferrat），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领导者。
恩里科·丹多洛（Enrico Dandolo）：威尼斯总督，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领导者。
英诺森三世（Innocent Ⅲ）：呼吁发动第四次和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教皇。
伊萨克二世·安格鲁斯：拜占庭皇帝，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前被阿历克塞三世推翻。
蒂博（Thibaut）：香槟伯爵（Count of Champagne），“狮心王”理查的外甥。
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第十七章）
卡米勒（al-Kamil）：第五次、第六次和第七次十字军东征期间的埃及苏丹萨拉丁的侄子。
安德鲁二世（Andrew Ⅱ）：匈牙利国王，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领导者。
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又被称作“世界奇迹”（Stupor Mundi）。
布里昂的约翰（John of Brienne）：耶路撒冷王国摄政，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领导者。
利奥波德六世（Leopold Ⅵ）：奥地利大公，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领导者。
科隆的尼古拉斯（Nicholas of Cologne）：德意志牧童，儿童十字军的领导者之一。
佩拉吉乌斯：枢机主教，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领导者。
第六次十字军东征（第十八章）
腓特烈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第六次十字军东征的领导者。
格里高利九世（Gregory Ⅸ）：何诺三世（Honorius Ⅲ）的继任者，对腓特烈二世处以绝罚5。
何诺三世：呼吁发动第六次十字军东征的教皇。
约兰德（Yolande）：布里昂的约翰之女，耶路撒冷王国的继承人。
第七次和第八次十字军东征（第十九至第二十一章）
拜巴尔一世（Baybars Ⅰ）：埃及马穆鲁克王朝苏丹。
安茹的查理（Charles of Anjou）：路易九世（Louis Ⅸ）的弟弟，西西里国王。
爱德华一世（Edward Ⅰ）：英格兰国王，又名“长腿爱德华”（Longshanks）。在第八次十字军东征正式结束之后开始东征。他领导的这次东征有时被称为第九次十字军东征。
旭烈兀：成吉思汗之孙，蒙古人领袖。
英诺森四世（Innocent Ⅳ）：第七次十字军东征期间的教皇。
路易九世：法国国王，第七次和第八次十字军东征的领导者，被尊为“圣路易”（Saint Louis）。
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传说中东方神秘国度的基督教国王。
阿图瓦的罗贝尔（Robert of Artois）：路易九世的弟弟。

序言 雅穆克河战役
636年年初，一支骑着骆驼的军队越过叙利亚边境，入侵东罗马帝国。此举仿佛是在自取灭亡。东罗马帝国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拜占庭帝国。这是一个光芒四射、文化底蕴深厚的基督教国家，领土西至西班牙南部的大西洋海岸，东至如今沙特阿拉伯的浩瀚沙漠。6对阵每个邻国，拜占庭似乎都占据优势。4个世纪断断续续的战争之后，在伟大的罗马战士、皇帝希拉克略（Heraclius）的带领下，拜占庭人终于击溃了老对手波斯。
拜占庭的编年史作者很快就把他的统治时期称作新的黄金时代。这位上了年纪的皇帝被歌颂为带领人民摆脱恐惧的新一代摩西（Moses），瓦解波斯威胁的新一代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征服当代的汉尼拔（Hannibal），重现罗马荣光的新一代大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又一次散播在了饱受战争蹂躏的地中海土地上。
另一方面，入侵者来自阿拉伯半岛的无尽荒漠。那里远离文明世界，住着各种吵闹的小部落。除去少数几次对帝国领土的侵略之外，这片不毛之地的居民几乎没有登上过人类历史的主舞台，以后似乎也不会有这种希望。然而在622年，赶骆驼的商人之子、魅力超凡的穆罕默德宣示，他是真主的最后先知，要前来净化犹太教和基督教被曲解的教义。7
穆罕默德不是思维简单的狂热者，也不是转瞬即逝的强人。他宣扬对真主意志的完全顺从和信仰（伊斯兰），并将此与政治和军事体系结合了起来，让伊斯兰教超越了宗教信仰的范畴。8他启发了阿拉伯半岛那些争吵不休的部落，让他们相信世界分为两个部分——顺从伊斯兰教的“伊斯兰之家”（Dar al-Islam）和尚未顺从的“战争之家”（Dar al-Harb）。阿拉伯人不再因为两败俱伤的内斗而消耗，这股巨大的能量化为刀锋，指向了战争之家。
第一波圣战（jihad）的成功令人激动不已。10年之内，穆斯林军队就征服了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尽管632年穆罕默德因为发热逝世于麦地那，但一系列拥有同样进取心的接班人继续着扩张之路。9早在634年，劫掠团体就已经侵入过拜占庭的领土，而两年后，他们展开了大规模入侵。这个时机堪称绝佳。
尽管表面光鲜，但拜占庭的强横实力其实不过是海市蜃楼。过去20年里的战争已经导致超过20万军人死亡，这让他们筋疲力尽、脆弱不堪。宗教分歧使得东南部的省份人心涣散，而皇帝试图通过武力根除异端的做法，更进一步加剧了情况的严重性。整个帝国迫切需要领导者，然而到了636年，能征善战的英雄希拉克略已经自顾不暇，他的肩膀塌陷，双手颤抖。30多年的执政已经让他油尽灯枯，他开始出现精神不稳定的症状，时常发作剧烈的痉挛，并很快就因此逝去。
希拉克略可能还没有正确认识他面对的敌人——像大部分拜占庭人一样，他天真地认为这只是一种新的基督教异端或犹太教宗派。不过至少他意识到了威胁，派出了多达8万人的大军前去捍卫领土。由于重病在身无法亲征，希拉克略还在帝国的第二大城市安条克建立了指挥中心，并让一批将领率军进入叙利亚。在那里，穆斯林大军严阵以待。
双方在约旦河（Jordan River）支流雅穆克河（Yarmouk）附近的沙地平原对峙。这是一片荒凉的地区，位于如今以色列、约旦和叙利亚三国的边境，就在争议地区戈兰高地（Golan Heights）东南方。在公元7世纪时，这里无比偏僻，紧邻难以穿越的沙漠和炽热的山头，很难想象人类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战役之一将在此拉开序幕。
拜占庭军无疑是优势方，至少从数量上看是这样。不过在对手的眼里，他们多少有些缺乏勇气。5天了，他们只是试探性地派出侦察队仔细观察，但拒绝交战。而就在拜占庭军犹豫观望之际，穆斯林的增援部队抵达了战场。10穆斯林实力增加的同时，基督徒的士气也变得低落。
率先发动进攻的是穆斯林军队。636年8月20日，令人睁不开眼的沙暴朝着拜占庭军席卷而去，借此掩护，阿拉伯人出击了。帝国军起初坚守阵地，不过交战正酣时，被严重拖欠军饷的阿拉伯基督徒11倒戈相向，防线崩溃了。混乱、迷茫，身陷重围，帝国军取胜的机会实在渺茫。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在努力逃命的过程中遭到屠杀。
战败的消息传到安条克，沉重打击了希拉克略那日渐脆弱的神经。他为这次战役赌上了一切，结果却一败涂地。希拉克略认为自己已经被上帝抛弃，因此不再继续阻止穆斯林的入侵12，而是率领残部一路返回君士坦丁堡。途中，他只在圣城耶路撒冷停留了片刻。
就在6年前，他带着帝国最神圣的遗物——真十字架（True Cross）13，以胜利者的姿态昂首进入耶路撒冷。当时，他身着忏悔者的简单衣物，赤足走过了耶稣基督被送去遭受刑罚的苦伤道（Via Dolorosa）。苦伤道的终点是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建立的华美大教堂——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er）。在那里，希拉克略把圣物挂上了主祭台。那是他统治的光辉顶点，成了上帝眷顾的铁证。
如今，希拉克略已是一个罹患重病的可怜人。这位遭受挫折的君王再一次走进了教堂，小心翼翼地取走了真十字架，把它与城市里的其他大部分圣物一起装上了船。此举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希拉克略没有掩饰自己的泪水，他离开了这里，让基督徒直面从东方降临的命运。
由于没有了领袖，也不了解这个新的侵略者，拜占庭在中东地区的统治以惊人的速度崩溃了。罗马治下的中东信仰基督教已经超过3个世纪，现在却遭到了致命一击。本次战役之后不到一年，哈里发就进入了耶路撒冷，从基督徒手中夺走了它。12个月内，大马士革（Damascus）连同叙利亚的其他领土和如今的以色列、约旦，均告陷落。之后仅仅过了10年，阿拉伯人又征服了埃及和亚美尼亚，再过10年，又将伊拉克全境和伊朗的大部分地区吞并。雅穆克河战役后不到一个世纪，北非和西班牙都成了穆斯林的囊中之物，他们的势力范围距离巴黎只有不足150英里（约合241千米）。四分之三的基督教世界被攻陷，而最具讽刺性的是，基督教信仰甚至在自身的发源地被人扫地出门。
耶路撒冷牧首为了避免进一步的流血事件，把城市交给了新的主人。他很好地概括了基督徒的情绪。看着哈里发骑着一头雪白的骆驼前去占领圣殿山（Temple Mount），他忧心忡忡念了一句经文：“看呀，那行毁坏可憎的……”14这是一个预示——基督所预告的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第一章 笔与剑
1093年，是东罗马帝国皇帝阿历克塞一世·科穆宁苦苦等待的一个机会。强大的穆斯林敌人出现了分裂，已然呈现颓势。一次持续的征伐也许就能带来繁荣与和平——这两件事情已经在帝国消失了太久。
十几年前的1081年，阿历克塞一世即位。加冕礼上，他曾许下承诺，要让帝国重现昔日的兴旺昌盛，尽管从当时的形势来看，他陪伴着帝国迎来最终覆灭的可能性要大得多。400多年来，继承了原罗马帝国东半部分的拜占庭一直处在四面受敌的环境之中。到阿历克塞一世出生的11世纪中叶，当年横跨地中海的强盛帝国在伊斯兰教力量的步步紧逼之下，领土范围只剩下如今的土耳其和希腊一带。而在1071年，即阿历克塞一世加冕的10年前，情况恶化到了极点。来自中亚、新近崛起的入侵者土耳其人在偏僻的亚美尼亚城镇曼齐克特（Manzikert）把拜占庭军队一截两段，俘虏了拜占庭皇帝及其随从。得胜的苏丹穿着拖鞋，把脚搁在皇帝的脖子上，仿佛这个遭受屈辱的帝国不过是他仪式上的脚凳。当时的拜占庭编年史作者米哈伊尔·普塞洛斯（Michael Psellus）描述道：土耳其人就像“泛滥的洪水”一样涌入了小亚细亚。15
拜占庭的东部前线被打得千疮百孔，西部国境也被重重包围。诺曼冒险者挺进了意大利半岛，他们是维京人在法国定居的后裔，认为攻打这里的时机已经成熟。在强大的领袖罗伯特·吉斯卡尔（Robert Guiscard）和他儿子博希蒙德的带领下，诺曼人几乎没有遭遇抵抗就征服了意大利南部。1081年，他们攻入希腊，仅用了几个月时间，大军就逼近君士坦丁堡。看起来，唯一的问题只在于消灭拜占庭的是诺曼人还是土耳其人了。
这一长串灾难实际上正是阿历克塞一世加冕的原因。前一任老皇帝年近八十，根本无力抵御任何侵略，被他打发去了修道院。面对两大强敌，没有一支可靠的军队，阿历克塞一世的处境很艰难，但是通过圆通的外交手段、果敢的决断精神以及几次不失时机的贿赂，他止住了帝国的崩溃。
接下来14年里，他不知疲倦地工作，努力稳固前线，并为子民带来了繁荣，至少表面上如此。虽然缓慢，但是局势的确已经开始扭转。由于小亚细亚土耳其人的新任苏丹不够强势，无法让埃米尔们统一战线，到了1095年，苏丹的领地已经很大程度上分裂成了一些互相争斗的酋长国。
阿历克塞一世等待的时机正是此刻，这也是他精心动用金钱攻势推波助澜的结果。如今，他的大敌四分五裂，虚弱不堪，只要发动反攻，就能把土耳其人赶出小亚细亚，平复曼齐克特之役造成的创伤。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然而不幸的是，阿历克塞一世没有足够的军队来把握机会。失去小亚细亚，让帝国经验丰富的士兵损失大半。他拼凑出了一支由雇佣兵和新兵组成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迈出了君士坦丁堡的黄金门（Golden Gate），但这些人在实战中毫无用处。第一次对阵正规军，他们转眼就被打得溃散而逃。后续的两次军队改革带来的效果也微乎其微。
比起数量，雇佣兵的质量是个更大的麻烦。大部分雇佣兵都来自帝国周边的未开化部落，他们的忠诚度很成问题。遭遇作风强硬、纪律严明的西方军队，或是数量更多的东方军队时，他们会害怕。如果阿历克塞一世能够找到可靠的士兵——哪怕几百人就行——就能让他们充当主心骨，坚定剩余部队的决心。
幸运的是，这类士兵近在眼前。西欧的重甲骑兵一旦发起冲锋，几乎无人能挡。只要掌握好平衡——拥有足够的骑士来强化军队，又要避免他们数量太多不好控制——阿历克塞一世就能把土耳其人彻底赶出帝国的领土。
唯一要确定的细节问题，就是找谁求援了。他当然不可能给博希蒙德或其他诺曼领袖写信，请他们派兵再光顾帝国。他也不能随便找一个欧洲小国的君主，那些国家自己的家务事还没理清，恐怕没有他需要的资源。知道找谁帮忙，也能保证阿历克塞一世切实获得帮助，拥有这样身份的人只剩下一个了。于是，阿历克塞一世请求教皇伸出援手，这个决定意义重大。
带着阿历克塞一世请求的拜占庭使者找到了乌尔班二世。后者正在意大利北部城镇皮亚琴察（Piacenza）主持教会会议。这是乌尔班担任教皇期间第一次组织大规模集会，他很高兴有来自东方的尊贵客人出席。拜占庭历来都拒绝承认罗马教廷的无上权威，此举之前已经导致过一次严重的裂痕。16这次拜占庭皇帝的私人代表前来，让他心满意足。乌尔班几乎没有犹豫，就邀请他们登台对大家说两句。
考虑到现场的环境，拜占庭的使者们非常明智地放弃了用世俗的金钱诱惑听众，转而营造出基督徒和谐友爱其乐融融的氛围来打动听众。当然，他们的演讲中也暗示了文化底蕴深厚的东方拥有大量财富，但是他们讲话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控诉东方基督徒被迫遭受的压迫和折磨。他们绘声绘色地说道，土耳其人已经打到君士坦丁堡的大门口。东方古老的基督教群落，例如“基督徒”这个词的诞生地安条克，已经淹没在了穆斯林的汪洋大海之中。伊斯兰的大军掌控了《启示录》（Book of Revelation）中提到的全部7个教会，再放任不管，西方世界很快也将受到威胁。最后，他们总结道，保护东方的兄弟手足，捍卫君士坦丁堡这个基督教文明的巨大堡垒，是所有品行优良的基督教骑士应当肩负的责任。
拜占庭使者的讲话煽动力十足，而在乌尔班二世看来，这套理论大有可为之处。散会之后，他越过阿尔卑斯山脉（Alps）返回出生地法国。途中，一个宏伟而大胆的计划开始在他脑海中成形。
教皇本人深知伊斯兰教对西欧的威胁。公元9世纪时，罗马自身都遭到过穆斯林的劫掠，入侵者还烧毁了部分圣彼得大教堂（St. Peter’s Basilica）。基督徒在北非的领地是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和其他一些具有影响力的神父的故乡，而它们在伊斯兰教的步步紧逼之下遭到吞并，基督徒控制的西班牙也已大半陷落。如果现在拜占庭再被征服，基督教世界就相当于被穆斯林全面包围了。
一般情况下，国王或皇帝会拿起剑来捍卫基督教世界，但是眼下没有合适的候选人。拜占庭皇帝的求援已经表明现在需要强有力的领袖，但在西方，有权威的王室实际上已经成了稀有物种。由于分封制度和日耳曼人把父亲的遗产分给所有儿子的传统，统治者的权威多数时候仅局限于自己的宫殿内。可以号召人们针对穆斯林的威胁发动反攻的，只有精神地位超然的教皇。
组建全基督徒的军队来采取军事行动，这样的计划最早由乌尔班二世的前任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Ⅶ）提出。他创造性地设想从西欧各国征兵，组建一支由他自己担任首脑的队伍。如此，他就能扮演当代摩西的角色，把上帝的子民从土耳其人的压迫下解救出来，并将他信徒捍卫者的形象发扬光大。
格里高利七世还没来得及为这个梦想做些什么就逝世了。乌尔班二世作为他的密友，如今就处在有能力让它变为现实的位置上。171095年夏天，教皇在翻越阿尔卑斯山脉的路上反复思量，将它改造成了一个甚至连格里高利也从未想象过的野心计划。
乌尔班二世这次造访法国，某种程度上算是返乡。近60年前，他以沙蒂永的奥索（Odo of Chatillon）之名，诞生在法国东北部产酒地区香槟的一个贵族家庭，是家中的小儿子。然而，他这次回来的目的并不是重温童年时期风景如画的溪谷，而是解决多情的腓力一世出格的行为引发的问题。腓力一世爱上了安茹伯爵（Count of Anjou）的妻子，还完全没有保密的谨慎意识。随后，腓力一世又错上加错，可怕地对待自己的王后。她刚生下孩子，腓力就以她太胖了为由要求离婚，之后又诱拐了安茹伯爵夫人做自己的情妇。法国的主教屡次请求他把这位女士还给安茹伯爵，但都遭到拒绝，甚至连绝罚的威胁都不能动摇国王的想法。
为了处理这个局面和其他一些胡作非为的情况，乌尔班二世宣布于11月18日在法国中部奥弗涅（Auvergne）地区的克勒芒举办宗教大会。这次大会计划持续10天，尽管出席者仅限于神职人员，让好奇者有些失望，但他还宣布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从第二天起到最后一天，当地的大教堂将对公众开放，教皇届时可能会发表重要讲话。
这一公告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克勒芒周边地区的百姓都蜂拥而来，迫切地想知道教皇会说什么。尽管11月寒风凛冽，起初的会议也是例行公事地审判买卖圣职、出售教堂办公室的罪行，宣布教士的婚姻，由世俗领袖任命主教，等等，但公众的热情却持续高涨了整整一周。正如人们所料，教皇再次要求腓力一世交出情妇，并再次被拒绝，最后正式将腓力一世逐出教会。
到会议第九天，公众的数量已经太过庞大，大教堂无法容纳。所以人们在克勒芒东城门外的开阔地带搭建了一个平台。完美策划了这一壮观场面的乌尔班二世站起身来，开始了发言。他接下来的讲话真真切切地撼动了整个欧洲。
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无法确切得知他讲了什么。尽管现今存有当时的4份记载，其中一份的记载者还声称自己就在现场，但没有一份逐字记录了乌尔班二世的全部发言，它们都是在事件发生几年后才写下的。所以这些作者很有可能只是凭印象回忆了他们认为教皇“应该”说的话。无论如何，尽管细节差异很大，但这几份记录在讲话的要点上达成了共识。
教皇在开头似乎详细描绘了东方基督教世界的悲惨境遇。他重申了拜占庭帝国对土耳其人的暴行、基督教圣地的被毁和对基督教朝圣者被谋害的担忧。但乌尔班二世的重点不是君士坦丁堡，而是耶路撒冷。按照西方中世纪的观点，那里是世界的中心。
当西方的基督徒沉迷于本土琐碎的战争时，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兄弟姐妹正遭到屠杀。耶稣基督出生、死亡并被复活的神圣之城，如今被残忍的渎神者统治。在圣殿山，穆斯林建起了圆顶清真寺（The Dome of the Rock），其中一条铭文警告基督徒不要再信基督：“真主是清算神速的。”剩下的那些信徒的圣地，要么被关闭，要么被接管，当地的基督徒被驱逐，而朝圣者时常被抢劫、折磨乃至杀害。
少数选择留下的基督徒则会遭遇可怕的对待。法国修道士兰斯的罗贝尔（Robert of Rheims）如此回忆乌尔班二世的描述：
（塞尔柱土耳其人）杀人时喜欢把受害者肚子剖开，扯出肠子并绑在木桩上。随后，他们鞭打受害者，强迫他们绕着柱子爬动，他们的内脏纷纷流出，最后倒下死去。他们会把人绑在木桩上，并向这些人放箭。他们会抓住受害者，让这些人伸长脖子，看看能否用剑一下把头砍掉。而面对他们强奸妇女的暴行，我还能说什么？18
乌尔班二世通过这个生动的画面，巧妙地调动了人们的情绪。那些有罪的人，只要不是杀人犯，都可以通过远征东方来救赎自己。那些与手足同胞争斗不休的人，应当树立更高的目标去参与一场正义的战争。那些远征途中失去生命的人，今生的痛苦将会在天堂获得丰厚的回报。
在演说的结尾，乌尔班二世巧妙地在教会的教义中加了点儿新内容。自公元5世纪的圣奥古斯丁以来，西方基督教思想家传授的观念：如果符合一定的标准，那战争可以是正义的。19而乌尔班宣扬的却不一样。他把听众称为“圣彼得的战士”，呼吁他们保卫教会。骑士们参与的普通战斗，都是为了追求更多的土地、财富或权力，这让他们平凡的灵魂遭到玷污，在审判之日（Day of Judgment）有沦入地狱的危险。而收复耶路撒冷的战斗则有着更高尚的理由，因此有助于涤清罪恶的灵魂。佩戴十字的骑士将因为虔诚和朝圣之举而得到净化，成为基督的骑士。十字军东征不仅是一次正义的战争，还是一次神圣的战争。20
待教皇发言完毕，许多人开始放声悲泣，有人呼喊“上帝的旨意”（Deus vult!）。随着尊贵的主教勒皮的阿希马尔登上平台，跪在乌尔班面前，呼喊化为咆哮的声浪。阿希马尔宣誓将远征耶路撒冷，而教皇的随从剪下了两条红布，以十字的形式缝在了阿希马尔外衣的肩膀上。之后，无数骑士和小贵族蜂拥而上，希望“佩戴十字”，以至于红布很快告罄，随从们只能把捐赠的服装撕成布条来满足所需21。
甚至连乌尔班自己都没有想到观众的反应会如此强烈。这不仅是因为教皇魅力非凡，更是因为这个世纪以来，全欧洲的宗教意识都开始觉醒。《启示录》中的可怕景象在中世纪已经不断显现，而11世纪之初似乎显得尤为不祥。距离耶稣基督的降生与复活已经过去了一千年，人们逐渐感觉世界正走向终点，最后的审判日显然已经临近了。
为了逃避日益增长的罪孽感，中世纪的欧洲人越来越倾向于寻求修道院和圣物的力量，以期获得安慰。圣地或圣人的残存部分，或者他们接触过的物体，都可以成为罪人有力的护身符。自查理曼以来，许多圣坛都供奉了圣物，它们的尊崇地位堪比中世纪教堂中的圣礼。
与耶稣或圣母马利亚有关的圣物拥有最为强大的力量，但那些地位稍低的圣徒的圣物同样可以显现神迹，往往也是朝拜的目标。在公元9世纪，西班牙发现了耶稣十二使徒之一大雅各（St. James the greater）的遗骨，消息一经传出，基督徒们不惜徒步几百千米穿越敌国领土，只愿看上一眼。供奉遗骨的西班牙圣地亚哥大教堂（Cathedral of Santiago）顶住了维京人和穆斯林的进攻，到了乌尔班演讲的年代，这里已经成为基督教世界著名的圣地。
因此，乌尔班一提到耶路撒冷，就立刻让人们兴奋不已。耶路撒冷不仅是一座城市，还是耶稣基督生活、死亡和复活的所在地。如果圣徒抚摸过的衣服是圣物，那耶稣居住过的城市呢？正如耶稣基督本人是历史的中心人物一样，耶路撒冷也是世界的中心22。
但基督徒从未遗忘《福音书》中的场景。尽管大部分基督徒都不识字，但所有人都从神父或司铎的口中了解过耶稣的一生，对书中耶稣待过的村庄和地点烂熟于心。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之母圣海伦娜（St. Helena）尽管年过70，却来到圣地，走过基督的脚印，这是第一次“官方”朝圣。据传说，一位年老的犹太人指引她来到哈德良建立的神庙的所在地。那里已经成为一片废墟，被用来堆放垃圾，而海伦娜就在地基之下发现了埋藏的真十字架。
海伦娜进一步挖掘，又发现了更多圣物，包括耶稣受难时十字架上的铭文和钉住他的4颗钉子。23她把这里打扫干净，而她的儿子——第一位基督徒皇帝——在这里修建了圣墓教堂。海伦娜的余生都在巴勒斯坦（Palestine）旅行，在所有还能辨认出的神圣遗迹上修建纪念教堂。皇室的举动引发了朝圣的热潮。不到一个世纪，就有超过200座修道院和宗教住所建立起来，为苦行赎罪的人提供帮助。
到公元4世纪末，把《圣经》翻译成拉丁文的圣杰罗姆（St. Jerome）声称耶路撒冷散发着一种“精神能量”，并建议读者去拜访其他重要地点，例如耶稣成长的地点拿撒勒（Nazareth），出生的地点伯利恒，受洗的地点约旦河，将水变酒的地点迦拿（Cana）。24
朝圣的概念已经变得十分流行，朝圣者浩浩荡荡，给当地的修道士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圣杰罗姆到生命的晚期时，感觉自己有必要抑制这种概念，于是写道：尽管朝圣可以让基督徒的灵性修行变得圆满，但对于获取救赎而言，它并非不可或缺，无论在哪儿，人们都可以有美好的生活，真正重要的是品格与信仰。尽管如此，但圣杰罗姆本人的最后40年都在伯利恒度过，因此圣地对信徒的诱惑有增无减。
亲身来到耶稣曾经行走过的地方，这可能是精神供奉的终极体现，但要实现这样的朝圣十分困难。旅途耗时数月，花费惊人，朝圣者要有勇气面对船只失事、土匪劫掠、气候未知的危险，而沿途的居民往往也充满敌意。如果他们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还需要获得官方许可才能参观圣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需要给穆斯林官员足够的贿赂才能获得网开一面的机会。此外，人生地不熟的外国朝圣者还会遭遇一些常见的困难：奸猾的商人、黑心的向导、天价的纪念品和糟糕的食宿。
朝圣之旅过于艰难，以至于它有时被用作惩罚的手段。那些罪行尤其严重的犯人，如杀人犯，会被要求在脖子上挂着凶器走路前去圣地。这也是一种标志，向其他朝圣者表明他们不是普通的信徒，应当被公众唾弃。而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受罚者还要以最丧失体面的方式朝圣。正如英国诗人乔叟（Chaucer）所言：当一个人公开犯罪……（他必须）裸体或赤脚朝圣。毫不奇怪，这些忏悔者需要在沿途所有神殿获得签名，证明他们确实去过那里。25
值得注意的是，耶路撒冷落入穆斯林的掌控并未影响朝圣的贸易。旅游业是圣城的生命线。在短暂的迫害26之后，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迅速发现维持这条财路对他们而言最为有利。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与基督徒维持着微妙的平衡。为了让神殿保持开放，让朝圣者在城内获得保护，基督教国家的统治者需要鼓励朝圣，为了维护已有场所，还要向朝圣者赠送价值不菲的礼物。27
这种关系让双方都受益匪浅。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入哈里发的国库，到10世纪早期，巴勒斯坦的基督徒地位实际上已经与之前基督教国家统治时期相差无几。人口的流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频繁。诺曼的公爵、英格兰的王室，甚至恐怖的维京国王哈拉尔·哈德拉达（Harald Hardr?da）都曾去耶路撒冷表达过自己的敬意。一位来到耶路撒冷的穆斯林甚至抱怨基督徒似乎已经完全控制了局面，简直都找不到一个不是基督徒的医生或一个不是犹太人的庄家了。28
在置身事外的观察者看来，这种相对的平静似乎会持续下去。地中海的两大势力阿拉伯帝国和拜占庭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局势也相对稳定，还约定了永久国境线。不过，尽管基督徒的情况比较简单，拜占庭永远是圣地基督徒的保护者，但穆斯林的情况就复杂得多了。
伊斯兰世界尽管从外面看起来铁板一块，但内部实际上分化严重。其中的主要矛盾存在于占少数的什叶派（Shi’ite）和占多数的逊尼派（Sunni）之间，这一矛盾几乎和这个宗教本身一样古老。29政治方面，逊尼派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坐拥首都巴格达，统治着巨大的阿拔斯王朝30。然而到了10世纪，逊尼派的哈里发，即穆罕默德的继承者，受制于几个强大的首领，无法阻止对立的什叶派哈里发在埃及建立王朝。
塞尔柱（Seljuk）土耳其人的到来，阻止了阿拔斯王朝继续腐化。这是一个来自中亚大草原31的半游牧民族。作为逊尼派的新信徒，塞尔柱人是狂热的战士，他们控制了巴格达，给衰微的阿拉伯帝国注入了新的能量。1071年，他们在曼齐克特的可怕战役中击溃了拜占庭军队，又在接下来6年内把什叶派建立的埃及法蒂玛王朝（Fatimids）赶出了其之前侵占的叙利亚领土。1077年，土耳其人在巴勒斯坦划定了一条脆弱的边界线，将耶路撒冷掌握在手中。于是，几个世纪以来的微妙平衡瞬间被打破了。
圣城的新主人震惊于其中林立的教堂，这更让他们确信：允许它们存在的什叶派属于异端，应该被驱逐。土耳其人立刻发动了一场宗教迫害运动，他们摧毁了教堂，逮捕了朝圣者，查抄了基督徒的财产。尽管他们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没有了朝圣带来的贸易，耶路撒冷迅速衰败下去，但此时木已成舟。土耳其人的暴行传到西方，而拜占庭还没能从曼齐克特的惨败中恢复元气，于是教皇乌尔班二世举起了大旗。
1098年，更宽容的法蒂玛王朝将土耳其人赶走，重新入主耶路撒冷，但那时，第一批十字军已然举起了他们的利剑。

第二章 贫民十字军
对教皇乌尔班二世来说，在克勒芒的演说只是给注定操劳的一年开了个好头。除了在君士坦丁堡会合与收复耶路撒冷之外，他“伟大的基督徒军团”还没有什么头绪。所以他这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法国和意大利北部奔走，不断写信、布道，完善东征的计划。神父和主教们作为他的代理人，把这个消息传到了更远的地方，而他们正如教皇预料的那样取得了成功。他们当中许多人使用的比喻在紧张的局势下具有强大的说服力。耶稣基督号召的“背起你的十字架”如今混杂着领主们的责任感，拥有了不同的含义。一些传教士甚至绘制了耶稣受难的场景，只是其中施加迫害的罗马人换成了土耳其人。此举立刻引起了广泛的影响。等到乌尔班二世返回罗马的时候，远在苏格兰、丹麦和西班牙的朝圣者都已宣誓背起十字架。
乌尔班二世的理念赢得了巨大的呼声，但他本人的忧虑却甚于欣喜。教皇不是浪漫主义者。他很清楚伊斯兰教对基督教世界的威胁，也知道自己能为身陷重围的拜占庭提供的最大帮助，就是把欧洲的王牌重装骑士派往前线。农民出征于事无补，甚至弊大于利。他们不仅无法承担征途的高昂费用，还有可能未抵达耶路撒冷就被屠戮殆尽，导致西方在一年一度的收获期劳动力不足。
最后一点是教皇最为重视的。在意大利北部，太多农民响应号召，以致饥荒成为一个真正引发恐惧的问题。乌尔班不得不改变策略，积极说服人们不要参加十字军。他撰写了信件，澄清远征只招收可以负担战争所需的地主阶级。为了给贵族留出时间打理好各项事宜，正式的出征时间延期到了一年后的1096年8月15日，所有的远征者都需要事先获得宗教导师的许可。为了确保军队的构成合理，乌尔班让神职人员拒绝所有不合适的报名者。非军事人员无法从实质上帮助东征，因此教会也没有给他们提供精神抚慰。老幼病残必须留在家里，穷人需要照看田地。神父和修道士需要留下为东征祈祷（除非主教特别允许他们加入东征），西班牙人则被禁止参加，因为他们将在本土与穆斯林战斗32。即使是符合条件的人士，如果新婚不久，也需要首先征得配偶的同意。
某种程度上说，乌尔班二世认为有必要限制东征参与范围，这似乎有点儿奇怪，因为这段征途本身就足以让大部分人知难而退。从陆路抵达耶路撒冷，需要在敌对领土步行前进三四千千米。此外，欧洲贵族很清楚他们将面临的抵抗程度。许多人都加入过拜占庭的雇佣军，直观感受过土耳其人的强大。更大的难题在于东征成本。骑士们需要为自身乃至兄弟和儿子的征途筹备资金。此外，他们还要养活一定数量的随从，例如铁匠、护卫和仆人，来满足沿途所需。这些成本加起来很容易达到他们年收入的五六倍，大部分东征者都要变卖不动产或家族财产才负担得起。许多骑士都依靠富有领主的慷慨赞助才得以成行。当然，沿途劫掠的战利品肯定可以弥补一些付出，不过这样的可能性显然不大。乌尔班二世宣布，收复的所有领土都将还给拜占庭，恢复其帝国的完整性，而违背这一点或是提早退兵返程，将受到绝罚33。
换句话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意味着倾尽全家财产，花费不知道多少年时间，前往未知的地点面对真实的死亡威胁。尽管危险重重，但在最富有的那群人当中，东征受到了热烈的支持。可惜他们当中大部分从耶路撒冷返回时都债台高筑，既没有钱也没有地，许多人的身体状况也十分糟糕。
为什么这么多人无视乌尔班的限制也要参加东征，原因在于中世纪人们心中深种的虔诚观念。尤其是在贵族看来，信仰需要当众展示出来。大领主会斥资建立教堂，保护修道院，借此补偿他们残酷血腥的生活。他们相信，如果自己花费了极大的代价来捍卫本土或国外的教堂，以后在天堂就能获得丰厚的回报。
加入这次远征的原因当然还有很多，从参与伟大事业的单纯理想到满足最卑劣的欲望，不一而足。这一切混杂起来，构成了人们押上一切解放圣地的意愿。
乌尔班无意间打开了公众情绪的闸门，宣泄而出的洪流很快脱离了他的掌控。他原本只想召集一支训练有素的小规模骑士部队拱卫东方，但第一批前往耶路撒冷的军队与此完全不相干。克勒芒的呼吁可能激起了贵族的良心，但给农民带来的震撼却要强大得多。按英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话说，欧洲西北部的穷人“污秽肮脏，粗野鄙陋，一无所有”。从9世纪到11世纪，维京人的不断侵袭让这片土地满目疮痍。农田荒废，桥坝失修，村庄也人丁单薄。由于不再有中央的命令，没有人可以保护农民免受当地领主鱼肉。在乌尔班演讲的前几年，这里百姓的生活尤其艰难。1094年，特大洪水刚袭击法国南部，蝗灾和疾病便接踵而至。第二年，这里又出现了严重的干旱和大范围的饥荒，让已然高企的致死率进一步攀升。
乌尔班远征圣地的号召给他们提供了逃离这种悲惨生活的机会。在下一个世界得到拯救的承诺也极具诱惑力。接连出现的神迹奇事增添了这些重要消息的可信度。据说，法国北部接连出现了两次月食，法国南部又出现了流星雨。还有传闻称，宣誓要参加东征的人，身上浮现出了熊熊燃烧的十字架图案。而那些不愿出征的人则四肢水肿，在痛苦的痉挛中死去，夺取他们生命的疾病被大家称作“圣安东尼之火”（St. Anthony’s fire）34。
亚眠的彼得
乌尔班二世原本只派了主教去宣传东征，但法国和莱茵兰的乡间很快就满是散播新闻的修道士和传教士。这些非官方信使中，最著名、宣传效果最好的是一个名叫彼得的男人。他出生于皮卡第（Picardy）的亚眠附近，尽管相貌不甚俊美——人们常常把他的脸与他一直骑着的毛驴的脸做对比——但拥有奇特的魅力。了解他的修道士诺让的吉尔贝（Guibert of Nogent）写道：“无论他说什么，做什么，看起来都仿佛半神一般。”倾听彼得讲话的人群往往会潸然泪下，即使彼得到了德意志，听众根本听不懂他说的话，情况依旧如此。
他吸引了社会各层人士的注意，当地贵族常常向他捐赠大量金钱。他又把它们散播出去，替追随者偿还债务，为穷苦的女性提供嫁妆，这让他的声望进一步提升。不久以后，大家甚至开始把他驴子的毛拔下来留作纪念。
彼得本身是个相当古怪的人。他总是赤足走路，不吃面包或肉类，只以鱼类和果酒为食，是个鱼素者。他唯一显眼的装扮是一件脏兮兮的披肩，这也让他得到了“隐士”的绰号。让他从当时的传教士中脱颖而出的，是他演说时散发出的一种特定气质。1093年，他试图前往圣地朝拜，但土耳其人狠狠殴打了他，以至于他没能亲眼看到耶路撒冷就被迫返程。这段经历让他对东方的实际情况有了直接的了解，也使得他的言辞庄重又带有紧迫感。35中世纪的百姓普遍持有一种观点，即耶稣基督再临之日，耶路撒冷将会是基督徒的领地。他们讽刺那些忙于筹钱准备东征的贵族缺乏信念。毕竟，号召已经发出，耶稣基督本人就能保证胜利，那些细心的规划和耗资不菲的随从无关紧要。
1095年的整个夏天，彼得都在法国的东北部传道，组织史学家所说的“贫民十字军”。等到他进入德意志的时候，追随者已经暴增至1.5万人，而此时，他才渐渐意识到自己想要达成的目标是多么艰巨。鼓舞人们行动起来是一回事，把他们组织好则是另一回事。他的追随者拥有各种背景，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很贫困，许多人拖家带口，队伍中包括女人、儿童和动物。还有一些小偷、罪犯和骑士家族中没有前途的年轻人试图在这里开始他们崭新的生活。除了对于东征的渴望外，他们没什么共同点，这看起来更像是一群乌合之众，而不是一支军队。
彼得陷入了两难的困境。一方面，他需要设法吸引一些可靠的贵族加入，强化他的战斗力；另一方面，他被迫不断行军。中世纪的欧洲几乎没有地方可以长期供养额外的1.5万人，尤其是这些人还自由散漫，不守纪律。当他抵达德意志大城市科隆，发现这里坐落于莱茵河畔，交通便利、物产丰饶时，他认为机会来了，便停了下来。
如果说乌尔班二世组建精英军队的计划被隐士彼得等人打乱，已经演变成一场大众运动的话，那么在德意志，情况就彻底脱离了控制。随着贫民十字军组建的消息逐渐传开，五花八门的各种人士也开始领导自己的小团队。有群农民甚至开始跟随一只鹅来行动，他们声称这只鹅得到了圣灵的启示。36尽管更加严肃的东征者对这些团体加以嘲笑——神父艾克斯的艾伯特（Albert of Aix）称他们既愚蠢又不可靠，他们的行为是一种令人憎恶的堕落——但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
中世纪欧洲的犹太人
犹太人在信仰基督教的中世纪欧洲的地位有些模糊不清。他们是《旧约》中的选民，却又不接受耶稣。尽管官方的教会教义中宣称耶稣是因为全人类的罪恶而受难牺牲，但大众普遍认为犹太人过错最大。他们被称为“杀害基督的人”，受到猜疑乃至毫不掩饰的迫害。
犹太人有着与众不同的服装、宗教仪式、饮食教规，他们不愿近亲结婚，也拒绝被同化，这让他们得以保存自己文化的全貌，却也让他们很容易成为外来者的目标。由于他们被允许从事的行业非常有限，不稳定的局势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就更加糟糕。基督徒是不得出借财物的，这被视为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因此人们几乎只能向犹太人借钱。基督徒陷入债务之中，而债主却是他们认为社会地位低下的犹太人，这种情况导致基督徒对犹太人极其厌恶。几个世纪以来，试图把犹太人赶出国家或强行同化他们的行为屡见不鲜。
在神圣罗马帝国，犹太人找到了安全感，得到了皇室的保护。然而，由于隐士彼得等人号召大众行动起来打击耶稣基督的敌人，1096年夏天，在德意志蒸蒸日上的犹太人成了愤怒的暴民的目标。
反犹太人的“十字军”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人是莱宁根伯爵埃米乔。他是莱茵兰地区的小贵族，时常抢劫路过他领地的商人和旅行者。在听过隐士彼得的演说后不久，埃米乔声称耶稣基督托梦给他，要求他前往君士坦丁堡推翻现有政权，成为“最后的罗马皇帝”。他将从那里进军耶路撒冷，击垮穆斯林，引领大家抵达世界的尽头。
埃米乔设法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其中大部分都是声名和他一样坏的骑士——开始了自己的杀戮之旅。莱茵河沿岸，从科隆到施派尔（Speyer），大大小小的犹太人群体纷纷遭到毒手。埃米乔之流主要目的似乎是为了金钱。毕竟，还有比从受人轻视的犹太人那里获取资金更好的办法吗？宗教和世俗权威都对这样的暴行感到震骇。皇帝下令保护帝国的所有犹太团体，当地的许多主教也尽力遵从命令，然而在暴徒面前，他们同样毫无抵抗之力。德意志西南部城市沃尔姆斯（Worms）的主教宣布，犹太人受到他个人的保护，但埃米乔照样大开杀戒，造成了超过800人死亡的后果。
埃米乔抵达美因茨（Mainz）时，主教禁止他进入城市，当地犹太人也筹集了一大笔钱贿赂他，希望他离开。但埃米乔收钱以后，依旧让追随者进城肆意妄为。主教试图尽到自己的最后一点努力来维护犹太人，把他们当中许多人藏在了自己的宫殿中。主教的宫殿拥有少量防御工事，基督徒商人也组织了自卫队。不过尽管埃米乔的先头部队被击退了几次，但他们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很快便突破了防线。
埃米乔的军队席卷了宫殿，屠杀了所有不愿接受洗礼的人，无论他们的年龄和性别。一位编年史作者写道，恐惧的犹太人开始自杀，他们宁愿死于自己之手，也不愿被这些未受割礼者戕害。
为了让自己的行为正当化，埃米乔的追随者声称犹太人杀害了耶稣基督，在前往圣地之前，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净化帝国的城市。一名士兵对犹太学者说：“你是那些杀害了我们崇拜对象的人的后代。”不过教会明确否定了这种狡辩。艾克斯的艾伯特写道：“基于一些错误的思想，他们起来反抗犹太人……（但）主是公正的审判者，不会勉强或迫使任何人屈服于天主教信仰。”
即使在当时，埃米乔及其追随者的行为也遭到了谴责，被认为是倒行逆施，中世纪的编年史作者满意地记载道，这些反犹太人的“十字军”没有一个能够抵达东方。大部分暴徒都在遭遇了当地的抵抗或帝国的镇压后崩溃了。埃米乔伯爵走得稍远一些。他试图依靠一路劫掠抵达多瑙河，但他进入匈牙利，在乡间抢劫食物时，匈牙利军队摧毁了他那日益无组织、无纪律的团伙。
回来继续说科隆。很多小团体已经起程前往东方的消息，让隐士彼得的军队内部出现了分歧。他们抛弃了一切去收复耶路撒冷，如今却在一个外国城市里无所事事，而这个城市也对这些外来人口越来越厌烦。但是，彼得似乎不急着离开。他终于吸引了一些德意志贵族，并希望增强军队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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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的追随者中最狂热的那一批觉得自己已经等不下去了，于是脱离了大部队。领头人名为沃尔特·桑萨瓦尔，是一个追随彼得的法国小领主。沃尔特的绰号是“穷汉”37，不过他可一点都不穷。实际上，沃尔特是巴黎西边法兰西岛（?le-de-France）的一片区域的领主，有8名随行骑士和一小队步兵。
带领着如今多达几千人的队伍，沃尔特沿着莱茵河和多瑙河行进，于1096年5月初来到了匈牙利边界。他设法约束了部下，匈牙利国王保证他能安全通过，并为他提供了补给。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直到他们抵达了匈牙利和拜占庭帝国接壤的贝尔格莱德（Belgrade）。在他们等待渡过萨瓦河（Save）进入帝国领土时，沃尔特的16个部下试图在邻近城市赛姆林（Semlin）的集市上抢劫，却被当地的自卫队抓住了。为顾全大局，自卫队没有怎么难为这群人，只是把抢劫者的衣服和武器挂在城墙上作为警告，然后把全身赤裸却毫发无伤的他们还给了沃尔特。
此事本应该到此为止，但自卫队的做法反而激化了矛盾。十字军感觉受到了羞辱，决定掠夺乡间，当地居民则不堪其扰，激烈反抗。沃尔特的乌合之众里，甚至还有几个在躲藏的教堂里被活活烧死。谢天谢地，在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之前，拜占庭皇帝迅速给贝尔格莱德送来了物资补给，还派了一支军队来阻止事态发展。
皇帝之所以如此慷慨，部分原因在于他知道隐士彼得的大军再过几周就要到了。他们的征途并不轻松。彼得的十字军没有带够补给，他们显然认为东征沿途的人们会高兴地送上自己的一切所需。当这种幻想并未成为现实时，之后十字军的战士开始自行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起初他们还只是暗偷，后来就干脆明抢了。
随着隐士彼得抵达赛姆林，严重的麻烦开始了。当时，沃尔特部下的衣服仍然挂在城墙上。赛姆林的管理者试图加强安保措施，但是在紧张的气氛下，围绕一双鞋的争吵升级成了一场激战。在彻底洗劫城市之后，彼得的军队开进了拜占庭的领土，攻打了贝尔格莱德。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贝尔格莱德驻扎着帝国军队，他们本来奉皇帝之命，准备护送十字军前往君士坦丁堡。十字军开始进攻之后，拜占庭军集合起来，轻松打垮了这群散兵游勇。
这次灾难几乎宣告了贫民十字军的灭亡。隐士彼得带着500多人躲进了附近的山里，他们以为其他人都已死去。直到早晨，7 000多名四散的幸存者纷纷归队，彼得才意识到这次失败并不致命。
由于护送的帝国军人数众多，加上这次屈辱的教训让十字军损失了财产和四分之一的人手，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剩余路程平安无事。拜占庭给十字军提供了充足的给养，并密切监视着他们的动向。多亏了他们（被迫）的良好行为，当地人对他们的态度热情了许多。看到这群衣衫褴褛的士兵，许多居民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并给他们捐赠了金钱、马匹和驴子。
当他们抵达君士坦丁堡，与沃尔特·桑萨瓦尔的部队和其他一些先前脱离的团体会合后，贫民十字军的士气有所恢复。他们被严格限制进入城市，不过皇帝阿历克塞一世为了示好，决定会见彼得，在皇宫讨论之后的战略。38
对十字军战士而言，帝都的恢宏气象一定让他们震撼无比。与相对较小的西方城市不同，君士坦丁堡拥有近100万人。39这里是传说中罗马帝国的地理和精神中心，是一座从古代世界延续至今依旧生机勃勃的城市。这里的皇帝是屋大维的直系继承人，这里的市民仍然与他们的祖先一样为竞技场的精彩表演欢呼喝彩。特别是在中世纪的人看来，这是一座奇迹之城。
君士坦丁堡的雄伟城墙是当时最牢不可破的防御工事，主城门共有9座，其中最著名的是仪式感十足的黄金门。它是罗马帝国巨大的凯旋门，拥有三道大门，以白色大理石、青铜和黄金作为装饰，门顶的雕塑描绘了几头巨象拉着战车凯旋的情景。视线所及，满是消失的古老王朝留下的华丽镶嵌图案及令人窒息的艺术作品。比起闪闪发光的宫殿和异国情调的商品，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君士坦丁堡不计其数的文物。几乎每个教堂都收藏着圣徒的服装或骨骼，多个世纪以来，虔诚的皇帝搜集了大量基督教世界珍品，其规模举世罕有。来到这里的朝圣者可以看到世俗的物件，如挪亚建造方舟的工具、耶稣基督的襁褓，也可以看到更加奇特的藏品，如耶稣基督的血液，甚至圣母马利亚的乳汁——总之，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最珍贵的藏品都存放于宫殿的礼拜堂中，或是在城里最大的圣索非亚大教堂（Hagia Sophia）展览。这是一座世上绝无仅有的建筑。黑暗时代的建筑往往有着沉重的架构，这座神圣智慧教堂（Church of Divine Wisdom）却以优雅明快的线条拔地而起。教堂的镶银大门壮丽威严，其门楣据说由挪亚方舟上的木材制成。迈入门内，看到教堂内部的广阔空间，以及来自地中海世界的各色石料筑成的墙壁，任何礼拜者都会瞠目结舌。巨大的中央穹顶有18层楼高，面积约为4英亩（约合16 000平方米），全部覆以金箔。40穹顶之下的窗户则镶以金边。光线涌入教堂，就好似那穹顶本身漂浮于光明之海。
几乎没有人能身处其中而不为所动。某位来访的罗斯国代表团成员在大教堂中倾听了一场弥撒，回去给他的君主写下了一段著名的话：“我们不知自己身处天堂还是人间。”41
阿历克塞一世很清楚这些帝国象征的感染力，他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对客人们恩威并施。彼得被带到了君士坦丁堡大皇宫，在这幢占地面积超过4.5英亩（约合18 211平方米）的庞大复杂的建筑里，穷困潦倒、四处奔走的传教士要直面东罗马帝国皇帝。彼得一进入金色接待厅（Chrysotriklinos），巨大皇座上面的耶稣基督就吸引了他的目光。这座雕像刻画了耶稣神圣裁决者的姿态，他单手抬起，既像赐福，又似指引。同样令人惊异的还有皇座旁的镀金青铜树，上面立着宝石装饰的黄莺，另有两头金狮蜷伏在王座脚下。只需要操纵控制杆，黄莺便能歌唱，雄狮则会站起咆哮，这往往让来客既惊奇又敬畏。
一般情况下，这样的环境已经有足够的震慑力了，而彼得尤其不知所措，因为他本身就不确定接下来该怎么做。在法国和德意志，人们都有明确的短期目标。“基督教大军”将集合起来，向耶路撒冷进军。但抵达圣地的实际计划仍然悬而未决。乌尔班二世只是给出了一个模糊的指示，让所有人在君士坦丁堡会合，但是大家对具体细节一无所知。彼得不知道自己应该冒着让部下沮丧的风险在这里等待更多军队加入，还是应该立刻出发踏上敌对势力的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