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派遣
作者：菲尔·克莱
内容简介
《重新派遣》是菲尔克莱获得 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处女作，这十二篇短篇小说主题高度统一，关注身处或者业已离开伊拉克（阿富汗）战场的美军的生存状态。他们地狱般的战场经历让他们无法面对生命、重回日常生活。 菲尔克莱尖锐地刺入了伊战中不同角色的心理世界，他们中有普通大兵、殓葬部门的士兵、上士、心理战士兵、随军牧师。几乎无一例外，他们漠然地厌恶战争，又无法摆脱嗜血的军队荣誉；他们的信念来自荒诞的敌我设定和想象，在对自身扮演的角色充满羞耻的同时，对敌人带着陌生而恐惧的疏离感。 在这些裹挟着血腥、愧疚、恐惧、无助，甚至信念的故事里，有选择枪杀家中病危的狗的退伍士兵，因为他已习惯枪杀伊拉克那些食腐的狗（《重新派遣》）；有为了让战友摆脱杀人梦魇，承担不属于自身的罪责的下士（《行动报告》）；有不得不接受上级的盲目决策，用棒球比赛改造伊拉克国民精神的外事官员（《金钱作为一种武器系统》）；还有试图用《圣经》来绝望对抗军营躁狂的虚无倾向的天主教牧师（《窑中的祈祷》）；还有要为自己不堪的亵渎行为心理赎罪的战地英雄（《心理战》） 克莱用辛辣又犀利的语言，刻画了战争对士兵肉体和灵魂的双重屠戮，也记录了士兵们在荒诞与恐怖中寻求意义的徒然。

重新派遣
我们对狗开枪。那不是意外，而是故意的，我们称之为“史酷比行动”。我是爱狗之人，这件事在我心里挥之不去。
第一次是本能反应。我听见奥利瑞说：“天啊！”然后视野里出现一条褐色的瘦骨嶙峋的狗，它舔着血，像它平常从碗里喝水一样。虽不是美国人的血，但毕竟是条狗在舔着人血。我想那是压弯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之后我们杀起狗来再无顾忌。
当时你没有时间想这些。你脑子里想的是谁在那房子里，他配备了什么武器，想怎样把你干掉；你还担心着自己的弟兄。你端着550米射程的步枪，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扫过去，常常在一间屋里就能干掉好几个人。
等到总部让你休整时，这些念头才会冒出来。因此，你并不是直接从战场回到杰克逊维尔[1]的商场。派遣任务结束后，他们先把我们送到沙漠中的后勤基地阿尔·塔卡德姆，让我们稍微“解压”。我不确定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猜“解压”意味着在浴室里一次次地手淫，抽很多烟，玩命打牌。然后他们把我们送到科威特，乘民用客机回家。
就这样，之前你还在绝不是他妈开玩笑的战场，现在却坐回到舒适的座椅上，盯着头顶上吹出凉风的空调孔，心里嘀咕：“这他妈怎么回事？”和其他人一样，你的双膝间架着步枪。有些海军陆战队员还随身带着M9手枪。你们的刺刀却全被收走了，因为飞机上禁止携带刀具。虽然洗过澡，你们看上去还是又脏又瘦。每个人都眼窝深陷，迷彩服破烂不堪。你就坐在那儿，闭上双眼，开始回想。
问题是，你的思绪总是无法连贯。你不会去想：噢，我做了A，接着是B，然后C，然后D。你试图想家，眼前却出现叛军虐囚室的场景。你看见柜子里的肢体残片和那个关在笼子里的智障。他叫起来就像只鸡，脑袋已经萎缩到椰子大小。过了好一会儿你才想起医生曾解释说，那帮人往他脑袋里灌了水银。想想似乎也讲不通。
你看见自己几乎丧命的那些时候曾见过的画面。破碎的电视机，还有那个穆斯林的尸体。血泊中的艾科尔茨。中尉对着无线电大喊。
你看见那个小女孩——柯蒂斯在一张桌子里发现了她的照片。第一张照片里，是个漂亮的伊拉克儿童，七八岁左右，光着脚，穿着美丽的白裙子，一副初次领圣餐的打扮。下一张照片里，她穿红裙、高跟鞋，化了浓妆。再下一张，同样的红裙，脸上已满是污垢，手握一支和她自己差不多高的枪。
我试图想些别的事，比如我的妻子谢丽尔。她肤色白皙，手臂上长着细小的深色汗毛。她总觉得丢人。但那些汗毛很软，很精致。
一想到谢丽尔我便忍不住愧疚。于是我会想想埃尔南德斯准下士、史密斯下士，还有艾科尔茨。艾科尔茨和我情同手足。一次我们曾携手救下一名陆战队员。几星期后，他翻一堵墙的时候，叛军忽然从一个窗口冒出来，一枪打中了他的后背。
我就想着这些。我看见那个智障、小女孩，和要了艾科尔茨命的那堵墙。可我要说的是，我想了很多，很多，那些操蛋的狗的事情。
我也会想起我的狗，维卡。想起当时在流浪狗收容所，谢丽尔说，应该领养一条老一点的狗，因为没人要它们。想起无论我们教它什么最终都是徒劳。想起它如何呕吐，吐出那些原本就不该吞下的东西。想起它自知犯错地夹着尾巴低下头，蜷起后腿溜走的样子。想起我们领养它两年后它的毛色开始变得灰白，脸上的白毛多得活像一丛胡须。
就是这样。一路想着维卡和史酷比行动，在回家的路上。
或许你为杀人做好了准备。你用人形靶练习过，觉得实战也没问题。当然，我们也用所谓的“狗靶”练习。四号靶形，但它们看上去却一点不像那些操蛋的狗。
杀人其实也不容易。初出茅庐的陆战队员总以为自己是兰博，但这事可不是他妈的开玩笑，只有老手才做得来。通常如此。那次我们发现一个濒死的叛军，喉咙里咯咯作响，口吐白沫，浑身颤抖，情况不能更糟了，你知道。他的胸腔和骨盆被7.62毫米子弹击中，眼看就要断气，但带队的副连长还是走上前，抽出卡巴刀，划开了他的喉咙。他说：“还是用刀杀人好。”士兵们面面相觑，仿佛在说：“这他妈开玩笑吧？”没人预料到副连长会有这一手。但新兵们早晚都得见识。
在飞机上，我也想起这些。
想想还真可笑：你手握步枪坐着座椅上，身边却一颗子弹也没有。随后飞机在爱尔兰降落加油。舷窗外浓雾弥漫，一个鬼影都看不见，但你知道：到了爱尔兰就一定有啤酒。航班机长是个没当过兵的混蛋，居然一本正经地宣读起军规：回到美国本土前你们仍视为在岗，因此禁止饮酒。
我们的头儿一听就蹦了起来：“这他妈就跟‘橄榄球棍[2]’。一样没道理。听着，士兵们，你们有三个小时。听说他们这儿卖健力士。”真他妈爽！
瓦塞特下士一次要了五瓶啤酒，在面前摆成一排。他并不急着喝，只是坐在那儿看着，满脸欢喜。奥利瑞调侃道：“看看你，笑得就像个坐在鸡巴树上的基佬。”这句话教官们常挂在嘴边，柯蒂斯总被逗乐。
所以柯蒂斯笑着说：“还真是棵可怕的操蛋树！”我们都笑了，很开心终于可以胡言乱语，可以放下防备。
我们举起酒瓶一饮而尽。差不多每个人都掉了二十磅的体重，七个月来滴酒不沾。二级一等兵麦克曼尼根在酒吧里四处晃悠，睾丸从迷彩短裤里露出来，还一个劲儿地说：“别盯着我的蛋看，基佬！”斯劳特准下士喝了半小时就去洗手间吐了，克莱格下士——那个还清醒着的摩门教徒——在一旁扶着他，而格里利准下士——那个喝醉的摩门教徒——在旁边的隔间里吐着。连长们也都喝得烂醉。
这样挺好。一回到飞机上我们便不省人事，醒来时已在美国。
令人略感失望的是，我们在樱桃角空军基地降落时，一个接机的人也没有。外面漆黑、寒冷。我们中一半人还沉浸在几个月来的第一场宿醉中，身体疲惫但内心舒畅。我们走下飞机，面前是巨大空旷的飞机跑道，等着我们的是五六个戴红标的地勤和几辆七吨载重的军用卡车。没有家属的身影。
连长们说家属在勒琼基地等我们。我们越快将全部装备装车，就能越快见到他们。
收到。我们分成几组，把帆布背包和水手袋扔上卡车。都是重体力活儿，能让血液在这大冷天里流转起来。酒也随着出汗醒了几分。
然后他们调来几辆大巴，我们挤上车，M16突击步枪的枪口胡乱指着，枪支安全规定没人遵守，也没人在乎。
从樱桃角到勒琼有一小时车程。首先要穿过一片树林。黑暗中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到了24街也差不多如此。商店还未开门，加油站和酒吧的霓虹灯已经熄灭。望着窗外，我能感觉到自己在哪儿，却依然没有回家的感觉。我想，等我亲吻过妻子、抚摸过我的狗，才算真正回家。
我们进入勒琼基地的侧门，距离营地还有十分钟。但按这个混蛋司机开车的速度——我告诉自己——还得要十五分钟。到麦克休街时，每个人都兴奋起来。然后车拐进营地所在的A街。我看着营房，心想：终于到了。没想到车在离营房只差四百米的地方停了下来——就在军械库前面。我完全可以跑向家属区。我已经看见一处营房背后的灯光。四周停满了车。我能听见路远端传来的人声。家属们就在那里。但我们按命令排成一列，心里想着他们就在那里。我想着谢丽尔和维卡。我们等待着。
我排到窗口，把步枪递过去，一阵莫名的失落感令我猝不及防。几个月来，这是我第一次和我的枪分开。我不知该把手放在哪儿。我先是把它们揣在口袋里，然后抽出来交叉在胸前，最后干脆让它们一无是处地耷拉在身体两侧。
等所有人都交了枪，军士长命令我们排成他妈一本正经的阅兵队列。一个白痴旗手在前方挥着旗，我们沿A街行进。走到第一排营房边缘时，人群欢呼起来。转过拐角我们才看见他们——一面人墙在几盏户外射灯下高举标语牌。雪亮的灯光直射过来，让我们很难在人群中辨认出谁是谁。旁边已摆好了野餐桌，一名穿迷彩服的陆战队员正烤着热狗。还有一座充气城堡。一座他妈的充气城堡。
我们继续前行。另两名穿迷彩服的士兵并排挡住激动的人群。我们行进到人墙面前，侧脸对着他们，这时军士长下令立定。
我看见电视台的摄像机，还有不计其数的美国国旗。麦克曼尼根全家都站在第一排正中，手里举着标语：“乌拉[3]，布拉德利·麦克曼尼根一等兵。我们以你为荣！”
我的目光在人群中四处搜寻。在科威特，我和谢丽尔通过电话，不长，只是：“嗨，我挺好的。”还有，“对，四十八小时之内就到。问问家属联络官，他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去。”她说她会在那儿，但在电话里听着有些异样。我已经有些日子没听见她的声音了。
然后我看见艾科尔茨的父亲。他也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欢迎归来，布拉沃连[4]的英雄们！”我望着他，想起我们出征时他的样子，心想：“那是艾科尔茨的父亲。”就在此刻他们让我们解散，同时也放开了人群。
我站在原地，身边的战友——柯蒂斯、奥利瑞、麦克曼尼根、克莱格、瓦塞特——都朝人群跑去。家属也朝我们涌来。艾科尔茨的父亲也在其中。
他和经过的每个士兵握手。我不确定有多少人认识他。我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但我没有。话到嘴边又缩回来。我四处寻找我的妻子，然后在一个牌子上发现了我的名字：普赖斯中士。其他的字被人群挡住了，我也看不见举牌的人。我从正和柯蒂斯拥抱的老艾科尔茨身边走开，朝牌子挪过去，终于看清牌子上的全文：“普赖斯中士，既然你回来了，就干些家务活吧。下面是你要干的：1）我；2）重复1。”
举牌子的，是谢丽尔。
她穿着迷彩短裤和无袖衬衫。天这么冷，她一定是为我穿上这些的。她比我记忆中的她消瘦了，妆更浓了。我有些紧张，有些疲惫，她也与往常略有不同。但她还是她。
我们身边围绕着难掩内心喜悦的家属和一脸倦容的士兵。我朝她走过去，她看见我的瞬间眼睛亮了。很久没有女人对我这样微笑了。我走上前亲吻她。我想自己应该这么做。分开这么久，我们俩都很紧张，只是勉强碰了碰嘴唇。她退后一步盯着我，双手搭着我的肩抽泣起来。她抬手揉了揉眼睛，张开双臂抱着我，将我搂入怀中。
她柔软的身体紧贴着我。整段服役期我要么睡地上，要么睡帆布床。我身着防弹衣，身前总斜挎着步枪。七个月来我没碰过任何质感如她身体般的东西。我几乎已经忘了她给我的感觉，或许我从未真正意识到。现在这种全新的体验令世间万物黯然失色。她放开我，我拉起她的手，背上行李一同离开。
她问我想不想开车。是的，当然！我坐上驾驶座，亦是久别重逢的感觉。我挂上倒车挡，倒出车位，驶上回家的路。我想找个暗处停车，和她在后座上亲热，就像高中时那样。但我还是径直出了停车场，沿麦克休大道一路开下去。刚才乘大巴经过的路，现在感觉全然不同。四下的氛围分明在说：这是勒琼。这是我过去开车上班的路。夜那么黑，那么静。
谢丽尔问：“你还好吗？”她的意思是：这几个月你过得怎么样？你现在还正常吗？
我说：“是的，我还好。”
我们再次陷入沉默，车拐上霍尔库姆街。我庆幸是自己开车。这让我可以集中注意力做一件事。沿这条街开下去，转动方向盘，然后是下一条街。一步一个脚印。只要一步一个脚印，什么难关都能渡过。
她说：“你回家我真高兴。”
然后她说：“我真的很爱你。”
然后她说：“我为你骄傲。”
我说：“我也爱你。”
到家了，她为我开门。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的钥匙在哪儿。维卡没到门口迎接我。我进门找了一圈，才在沙发上找到它。它看见我，缓慢地爬起身。
它的毛色比之前更白，腿上鼓着怪异的脂肪块。拉布拉多经常会长这种瘤子，但维卡腿上的特别多。它摇了摇尾巴，然后小心翼翼地走下沙发，似乎很疼。谢丽尔说：“它还记得你。”
“它怎么这么瘦？”我问道，一面弯腰挠它的耳朵。
“兽医说我们必须控制它的体重。而且它现在吃东西吐得很厉害。”
谢丽尔拉着我的胳膊，把我从维卡身边拖开。我顺从地跟着。
她问我：“回家真好，对吧？”
她的嗓音有些颤抖，仿佛不确定我的答案。我说：“是的，是的，回家真好。”她重重地吻我。我将她揽入怀中，把她抱起来走进卧室。我挤出一个灿烂的笑，但似乎没什么用。她依然露出一丝怯意。我猜今晚所有的妻子都会有点紧张。
这就是我回家的情形。大概还算不赖，我猜。归来就像险些淹死的人探出水面的第一次呼吸。即便伴着疼痛，也是好的。
我没什么可抱怨的。谢丽尔做得很好。我在杰克逊维尔见到了柯蒂斯准下士的妻子。他回来前她已经花光了他的津贴，而且她已经怀孕五个月。对于一名服役七个月归来的士兵，她的孕期还不够长。
我们归来那晚，瓦塞特下士的妻子没有到场。他笑着说，她多半是搞错时间了。于是奥利瑞开车送他回家。打开门才发现已是人去楼空。不仅是他妻子，所有的一切——家具、壁挂，全都不见了踪影。瓦塞特望着惨白的四壁，摇着头大笑起来。他们出门买了些威士忌，回到空屋里喝得酩酊大醉。
瓦塞特把自己灌醉。酒醒时分，麦克曼尼根就在他身边的地板上坐着。很难想象，在我们所有人中，麦克曼尼根是那个会把他收拾干净、准时送他到基地上课的人。在课上他们告诫你：不要自杀，不要家暴。瓦塞特无奈地说：“我没法家暴。我他妈连老婆在哪儿都不知道。”
那个周末他们给了我们四天假，星期五轮到我照顾瓦塞特。他连着醉了三天，和他在一起就是个威士忌加大腿舞的变态狂欢节表演。凌晨四点我把他送到斯劳特的军营宿舍后才回家，进门时吵醒了谢丽尔。她什么也没说。我猜她会生气，她看上去也确实如此，但我上床时她翻过身来，轻轻抱了抱我，毫不嫌弃我的一身酒气。
之后斯劳特把瓦塞特交给阿迪斯，阿迪斯再把他交给格里利，就这样传下去。整个周末我们中总有人在他身边，直到我们确定他没事了。
不和瓦塞特或是别的兄弟待在一起的时候，我和维卡坐在沙发上，看谢丽尔为我录的棒球比赛。有时谢丽尔和我谈起她过去的七个月，谈起留在家里的妻子们，还有她的娘家人、她的工作、她的老板。有时她也问我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有时我也会回答。虽然回国的感觉很棒，虽然我恨透了过去的七个月——唯一支撑着我的是军中的兄弟和回家的念想，我开始盼望着重返战地。现在这一切真他妈让人难受。
接下来的一周，每天上半天班，全是些琐事。让大夫处理那些瞒报或者没来得及治疗的伤口。看牙。行政事务。每天傍晚，我和维卡在电视前等谢丽尔从“德克萨斯公路旅馆”牛排连锁店下班。
维卡会枕着我的腿睡觉，当我俯身喂它腊肠片时才醒过来。兽医告诉谢丽尔腊肠对它不好，但它应该吃点好的。我抚摸它的时候会碰到它的肿瘤，那一定很疼。看上去它干什么都疼：摇尾巴、吃饭、走路、坐下。它隔天就会呕吐一次，先是窒息般的干咳，随后频率越来越快，足足二十秒后才有东西吐出来。那声音让我难以忍受。我并不介意清理地毯。
重新派遣00重新派遣谢丽尔回家时看着我们俩，微笑着摇了摇头，叹道：“你们俩还真是一对儿。”
我想待在维卡身边，又不忍心看它这样。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我才同意周末和谢丽尔出门。我们带上我的津贴，买了不少东西——这是现在的美国人还击恐怖分子的方式。
以下是这次外出的经历。你的妻子领着你在威尔明顿购物。上次你走在一座城市的街上时，手下担任前锋的士兵沿着街边前进，观察正前方和街对面的屋顶；他身后的士兵负责盯紧顶层的窗户；再后面的士兵盯下面一层，以此类推，直到路面一层也有人盯；最后是队尾的士兵掩护后方。城市里无数角落暗藏杀机。最初你提心吊胆。但你发现只要遵循训练的套路，就不会出问题。
在威尔明顿，你手下没有队伍，没有一个并肩作战的战友，甚至连武器也没有。你数次习惯性地摸枪又惊恐地发现它不在那儿。按道理说你很安全，你的戒备应该降到不设防的白色级别，但事实并非如此。
比如，在这间“美国鹰”服装专卖店，你妻子挑了几件衣服让你试，你走进狭小的试衣间。你把门关上，然后你就再也不愿打开它。
店外的人从橱窗边悠然走过，似乎一点也不担心。这些人不知道费卢杰[5]在哪里，也不知道我的排有三名士兵在那里丧命。这些人一辈子都停留在白色。
他们甚至永远不会接近橙色。你不会，直到你第一次参加枪战，或是第一次目睹自己避开的简易炸弹爆炸。你意识到身边每个人的生命——每个人的生命——都依赖于你不犯错。你也同样依赖他们。
有些士兵紧张得直接跃至红色。他们会保持那种状态一段时间，随后崩溃，一直跌落到白色以下，甚至低于“我他妈才不在乎去死”。其他人大多处在橙色，时刻保持着警惕。
以下是橙色的含义：你平时看到的和听到的全消失不见了；你大脑的运转方式改变了；你留意观察周遭的每个细节，视野里的一切。我能注意到街上二十码外的一枚硬币。我的触角伸向街区的深处。现在很难清晰地记起当时那种感觉。我想，当你一下子有太多信息需要记住的时候，你干脆把它们全忘了，清空大脑，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下一个瞬间，让自己尽可能活下去。然后这个瞬间也被忘却，你的注意力移到下一个瞬间。然后下一个。再下一个。整整七个月。
这就是橙色。当你手无寸铁地去威尔明顿购物，你觉得自己能恢复到白色吗？在你回到白色前，还他妈有段漫长的时间。
离开商场时我已经有些神经质了。回家的路上谢丽尔没让我开车。我肯定会飙到一百英里时速。回到家我们发现维卡又吐了，就在门边。我四处找它，它在沙发上，腿颤抖着勉强站着。我说：“该死，谢丽尔。是时候了。”
她说：“你以为我不知道？”
我看着维卡。
她说：“明天我带它到兽医那儿去。”
我说：“不行。”
她摇了摇头。她说：“我会处理的。”
我说：“你是说要付某个混蛋一百美元来杀死我的狗？”
她沉默了。
我说：“这事不是这么干的。让我来。”
她望着我，温柔的眼神让我无法直视。我转向窗外，眼前一片模糊。
她说：“想让我和你一起去吗？”
我说：“不。不。”
“好吧，”她说，“但那样会好些。”
她走到维卡身旁，俯身拥抱了它。她的头发落下来挡住脸，因此我看不清她是不是在哭。她起身走进卧室，轻轻关上门。
我在沙发上坐下，伸手去挠维卡的耳朵，心里有了个计划。算不上是个好计划，但至少是个计划。有时这就足够了。
我家附近有条土路，路边流淌着一条小溪，夕阳西下时阳光浸入水中。很美。过去我时常去那里跑步。我想那是个合适的地方。
开车过去并不远。我们正好在日落时分到达。我把车停在路边，下车，从后备厢里抽出步枪挂到肩上，走到副驾驶座一侧。我拉开门，双手托起维卡，把它抱到河边。它很重、很暖和，我抱它的时候它舔着我的脸。它舌头的动作缓慢、慵懒，能看出是条一辈子都很快乐的狗。我放下它，后退几步。它抬头望着我，摇了摇尾巴。我僵住了。
过去我只有一次像这样迟疑过。在穿过费卢杰的途中，一个叛乱分子潜入我们的警戒范围。当我们发出警报时，他消失了。我们异常紧张地四处搜索，直到柯蒂斯朝一个用作粪池的蓄水池里看了一眼。那是个大型圆水池，装了四分之一池的屎尿。
那个叛军就在池中，身体躲在粪水里，只是出来换气。像一条鱼浮上来吞掉停在水面的一只苍蝇。他的嘴探出粪水表面，吸一口气又合上，然后再下潜。我无法想象他的感受。光闻一下就够你受的了。四五名陆战队员垂直向下瞄准，子弹射入粪水中。除了我。
望着维卡时，我也是同样的心情。那种感觉像是一旦我向它开枪，我体内的某种东西就会破碎。但我想到谢丽尔会带它去见兽医，让某个陌生人把手放在我的狗身上。我想，我必须亲自动手。
我没有霰弹枪，只有一支AR15自动步枪，和我训练用的M16很相似，我明白如何正确使用。三点一线瞄准，控制扳机，调整呼吸。注意力放在瞄准器上，而不是目标。目标应该是模糊的。
我瞄准维卡，然后紧盯瞄准器。维卡在远景中虚化为一团灰色。我打开安全栓。应该是三枪连发。并不是说你扣下扳机一切就结束了。你必须采用正确的做法。两发射向身体。最后一发对准头部。
前两枪必须快，这至关重要。你的身体的主要成分是水，因此子弹穿过身体就像石头投入池塘。它会激起涟漪。在第一块后紧接着投入第二块，它们落水两点之间的水面会荡起涟漪。这会在你身体里发生，尤其当两颗5.56毫米子弹以超音速穿过的时候。那些涟漪足以撕碎你的内脏。
如果我瞄准你心脏的任意一侧，先一枪……然后再一枪，你的两片肺叶都会穿孔，胸前出现两个大洞。你必死无疑。但你一时还死不了，还能感觉到血液慢慢充满你的肺。
如果两枪的间隔足够短，就没这问题。激起的涟漪会撕碎你的心肺，你当场死去，不必经历垂死的挣扎。只有震惊，没有痛苦。
我缓缓扣紧扳机，感受弹簧的压力，紧盯瞄准器，而不是维卡，然后三枪连发。两颗子弹穿透它的胸膛，一颗射穿头骨。子弹很快，快得难以觉察。正该如此，每颗子弹紧跟着前一发，令你无暇反应。等你回过神来，痛苦也随之袭来。
我呆立在原地盯着面前的景象。维卡成了一团模糊的灰色和黑色。暮色渐浓，我已不记得要如何处理它的尸体。

补充命令
排长说：“端掉那栋该死的房子。”收到。我们这就去端掉那栋该死的房子。
我召集手下人，画了个沙盘图。讲解时我含了块湿鼻烟，吐出的唾沫一落地就蒸发了。
线报说那是一间简易炸弹作坊，藏着几个该死的狠角色，包括一个在通缉名单上很靠前的家伙。SALUTE[6]情报说有一个战斗分队的兵力，配备了AK突击步枪、RPK轻机枪、RPG火箭筒，可能还有一挺德拉贡诺夫狙击步枪。
我命令第二分队担任主力。那是斯威特下士的队伍，他在军中是个牛哄哄的摇滚明星。士官中的精英。他手下的轻机枪手是一等兵戴尔，这小子一听说终于有机会真枪实弹干一场就兴奋不已。他刚十九岁，乳臭未干，参军以来消灭的只有卫生纸而已。
我让第一分队策应，那是穆尔下士的队伍。穆尔有摩托车手的范儿，总认为他的队伍才配当主力，好像那他妈是个大奖似的。他不及斯威特出色，但也值得信赖。
和以往一样，我让第三分队待命。带队的是马尔罗西奥，他喝下两管感冒口服液就变得比法比奥还蠢。第三分队总能分到简单的任务，因为我不愿给他们任何太复杂的指令。有时跟着蠢货也有好处。
我们到达那栋房子时，另外几个班已将周边封锁。我们沿街冲过去，轰开后门。重型M870霰弹枪。嘭！我们冲了进去。
后门通向厨房。右边，安全。左边，安全。上方，安全。身后，安全。厨房，安全。我们缓步通过，不作停留，持续前进。慢则稳，稳则快。斯威特下士的分队搜查房屋，简直势如破竹。
我们一穿过门廊，下一间屋里的AK步枪就开火了，但我们占了上风。结局是两个叛军都负了致命伤，而我方毫发无损。又一个在天堂漫步的日子。唯一的意外是斯威特下士带领二分队进入卧室时，背对门的叛军仓皇中跳起朝身后开枪，恰好击中斯威特。两颗子弹被他的防弹背心挡住，第三颗穿透护挡射入他的大腿。戴尔一等兵紧随斯威特进入房间，他举枪还击，一发5.56毫米子弹正中叛军的脸。我们控制了卧室，呼叫医护兵前来，戴尔蹲下为斯威特包扎伤口，伤口渗着鲜红的血，可能伤到了股动脉。
行动继续。第一分队顶了上来，同时P大夫赶到现场和戴尔一起处理斯威特的伤口。大夫发现那个叛军还在呼吸，便对戴尔说：“去把他脸上的伤包扎起来，实施救生四步：恢复呼吸、止血、保护伤口、治疗休克。”我通过队内无线电向排长发出伤亡转移请求。
我们继续前进。卧室，安全。洗手间，安全。储藏室，安全。一间不知是什么的房间，安全。一楼露台，安全。
排长打开无线通话，说救援的CH46直升机已在路上。他问我情况如何，我给了P大夫一个询问的眼神：负伤还是阵亡[7]？P大夫说，十分紧急，开不得玩笑。我告诉了排长，然后带队在地下室门口准备。
我们扔下一枚闪光弹，等炸弹爆炸后冲下楼。楼下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是基地组织成员，在闪光下已失去战斗力，手里没有武器。他看上去只有十七岁，吓得半死，我们把他反绑，进行该死的常规战俘处理。他尿了裤子。这种事时有发生。
地下室的另外两人不构成威胁：一名警察和一名伊拉克第一陆军师的士兵。他们被绑在一把椅子上，面前的三脚架上架着一台摄像机。他们被打得遍体鳞伤，地板上还淌着一大摊鲜血。
穆尔下士看了看摄像机和两个备受折磨的人，轻轻说了句：“我操，搞什么啊？”但大家心里都明白。
麦基翁准下士看着摄像机说：“基地组织拍的是史上最烂的毛片。”
穆尔低头盯着那个俘虏——他已被我们反绑、蒙眼，脸朝下放倒在地。他说：“你他妈狗娘养的。”他往前迈出一步，但我拉住了他。
第一分队为另外两人松了绑，开始急救。基地组织用铁丝把他们捆在椅子上，铁丝已深深嵌入皮肉，所以松开时不免撕开新的伤口。而且他们的脚看上去有些异样。我说：“把他们送到大夫设在一楼露台的临时救护点去。”房子里的叛军已经肃清，整个行动只用了不到两分钟，非常顺利。只可惜斯威特负了伤，伤情还很严重。任何腹股沟的伤都是噩梦。
地下室里有个武器库，都是常见的东西：AK步枪、RPK轻机枪、简易炸药、RPG火箭筒，还有生锈的122毫米炮弹。我把这些交给穆尔，自己上楼查看斯威特的伤势。
在楼上，我看见大夫取出奎可洛特止血剂敷在斯威特的伤口上。不是个好迹象。奎可洛特有种灼烧感，但斯威特硬挤出一个笑容。他对我竖了下大拇指，然后低头看大夫处理他的大腿。他说：“嗨，大夫，反正你在那儿了，顺便给我吹个管儿呗？”大夫头也不抬。
一等兵戴尔正在救治被他一枪打中脸的叛军。我看见他从自己的急救包里抽出纱布。他本不该这么做。急救包是留给自己用的。
叛军的情况很不妙。看起来他的半个下巴已经不见了，几簇胡须连着皮肉。在屋子的另一端的地上。戴尔用力摁压纱布试图止血，但从他的表情我能看出他已几近崩溃。于是我把韦伯准下士拽过来，用他替下戴尔，让戴尔喘口气。
十分钟不到，CH46直升机就落地了。这段时间足以让斯威特不再开玩笑，而是开始说那些重伤员常说的蠢话。我告诉他我们不会让他死的。我不知自己是否在说谎。
我们把斯威特、叛军、伊拉克警察和那个陆军士兵一起抬出屋子，送上直升机。他们被送往塔卡德姆基地。我告诉手下人，斯威特活下来的机会很大。只要你进急救室时还在喘气，就多半能喘着气出来。
救援队伍离开后，剩下的只有等待。我向排长汇报了战况，他再向上级汇报。总指挥官闻悉说：“棒极了，祖鲁！”鬼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我命令手下保持警惕，不允许任何懈怠。我自己更是没有丝毫放松。通常一次突袭会耗尽我的肾上腺素，让我只想蜷起来打个盹。但此刻斯威特生死未卜，我怎会有心情？
士兵们各就各位。负责警戒的是马尔罗西奥的手下——愿上帝保佑我们。而斯威特的队伍显然不在状态。
戴尔站在大厅的一扇窗边，魂不守舍。基本的战术原则全抛到脑后。首先，他靠窗太近；第二，他对窗外的情形心不在焉。就算叛军大摇大摆走进来，揪住他的睾丸，他多半也不会注意到。他满身是血，有斯威特的血，可能也有叛军的。包扎伤口从不是件惬意的事。他飞行服的两只袖子都被血浸透了。
我对他说：“过来。”大厅里有两人守卫，我让穆尔替我盯着。我陪着戴尔走进厨房，对他说：“脱了。”
他茫然看着我。
“这衣服你不能再穿了。”我说。
于是他脱下外套，我也脱下我的。他被派遣之前文在胸口的巨大超人“S”露了出来。每个人都因此取笑过他，但此刻我什么也没说。我脱下飞行服，递给他换上。然后我重新披上防弹背心，把戴尔的飞行服卷起来夹在腋下，穿着皮靴、防弹背心、内裤，戴着凯夫拉防弹头盔[8]回到大厅。我的手脚都有些日子没见阳光了，白得像鸽子屎。穆尔一见我便忍俊不禁，麦基翁也跟着哈哈大笑。我说：“笑个屁！老子多性感啊。”
排长和大夫正待在角落里。他看见我的腿光溜溜地从防弹背心下伸出来，没有笑，只是说了句：“还好你今天穿了内裤。”
我朝地下室的门侧了侧头，问大夫：“嗨，大夫，下面他妈什么情况？”
他摇了摇头。“打得很惨，”他说，“我猜是用橡皮管。他们被打得皮开肉绽，脚底尤其严重。那帮人还用电钻钻透了他们的脚踝，就在关节的位置，所以他们下半辈子都没指望了。不过死不了。”
排长说：“他们原本准备录像的。”
大夫说：“他们把那两人拖到镜头前，像是说‘准备去死吧，叛教的杂种’，然后才意识到没胶卷了。”
排长说：“那两个出去找胶卷的还活着。多半不敢回来了，但还是得留神。那些人头脑一热什么事都做得出。”
“长官，但愿如此。”我说。
我正准备去告知手下，排长一只手按住我肩膀。他轻声问：“中士，你见过这种场面吗？”
有时我会忘记这是他的第一次派遣。我耸了耸肩。现在肾上腺素已经耗尽，我倍感疲惫。“没见过完全一样的，”我说，“但也不意外。至少不是孩子。”
他点点头。
“长官，”我说，“回国之前别再琢磨这些了。”
“没错，”他说，然后往街上看了一眼，补充道，“拆弹部队要来处理弹药了。他们说别乱动任何东西。”
我说：“我是不会拿炸弹开玩笑的，长官。”
他说：“等他们搞定我们就去看斯威特。他现在在塔卡德姆。”
“他还好吗？”我说。
“他会没事的。”他说。
我出去查看手下人。拆弹部队来得很快，我看出那是科迪上士的团队。他是个典型的田纳西乡巴佬。他指着我的光腿，给了我一个十足乡巴佬的笑容。
“干完叛军之后，”他说，“你应该把裤子穿上。”
他带人去排除炸弹时，我着手处理戴尔的飞行服。穆尔从地下室找来汽油，我们把飞行服浸上汽油，一把火烧了。这衣服本该是防火的，要不我们也不会穿，但它照样烧了起来。
望着跳跃的火苗，我问穆尔：“你当时真的会踩扁楼下那个叛军吗？”
“也是他活该。”他说。
“我不是问这个，”我说，“你失控的样子被手下人见到，他们会意识到这场战争是多么没人性。我们现在没时间想这些。明天还要巡逻。”
排长找来一件备用的飞行服。“换上，”他说，“咱们准备回塔卡德姆。斯威特的情况稳定了，但他们很快会把他送到德国。伊拉克警察和士兵的情况也稳定了。那个叛军没挺过来。”
我接过飞行服，告诉穆尔：“通知队员斯威特没事儿了，别提叛军死了。”
我回到厨房换好衣服，拆弹部队已处理完毕。我们一同撤离。
开车去塔卡德姆的途中，麦基翁说：“嘿，至少我们救了两个人的命。”
我说：“是啊，第二分队真他妈牛逼。”
他们的眼神仍然印在我脑海里。我想他们并不希望被拯救。在基地组织在你面前架好摄像机之后吗？你已受尽拷打酷刑、脚心被钻透，你心想：终于，来吧，痛快点，手起刀落。反正我会这么想。结果你猜怎样？哈哈，他妈的没胶卷了。你只好坐着，在痛苦中煎熬，等待死亡。要知道旁边可没有沃尔玛。
我们端着M4冲进去的时候，他们眼里没有喜悦的泪水。他们其实已经死了。我们对他们进行急救，把他们运送到基地，此后他们只得活下去。
有一刻我想，也许我们整个班应该放纵一晚。用李施德林漱口水把自己灌醉，冲淡今天的一切。不过，没到万不得已我不想这么做，况且斯威特还活着。今天还算个好日子。等待真正糟糕的日子吧。
我们抵达了塔卡德姆，这是美军和联军共用的大型前方作战基地。我们在大门口卸下弹药，把武器都调低到四级。基地一般来说很安全，可以看到承包商在有条不紊地工作。
通往医院的路标和美国一样：白色的字母H嵌在蓝色方块中心。陆战队士兵不用披防弹衣，仅穿着迷彩服开着民用车穿行，和在美国境内一样。外科中心建在基地中央，挨着后勤指挥部“黑塔”。道路盘旋，我们逐渐接近医院。我以前曾来过这里。
快到医院的时候我们都沉默不语，只有麦基翁说：“班长，这种事真让人受不了。”
但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于是我说：“没错，自从上次你妈来月经的时候我干她，就再没见过那么多血。”大伙儿都笑起来，然后互相开玩笑，打破了刚才弥漫的低落情绪。我们下了悍马吉普车，走进右前方的外科中心。
外科中心里，斯威特已经醒了，但还在打吊瓶。
“我感觉很好，”他说，“至少腿保住了。”
斯威特手术时，另一名陆战队员被送进来，他的情况不太乐观。无论怎样，今天对于我们是个好日子。
我们和斯威特说笑时，戴尔拉住一位路过的大夫，问被他击中脸的那个叛军怎么样了。我试着向大夫示意，让他别说叛军已经死了。不过这并不打紧。大夫对他说：“我不知道你打伤的是哪个。而且基地组织成员的伤势稳定后都被送到安全级更高的医院。现在你在这儿一个也找不到。”
听了这话，戴尔默默站到墙边。他还穿着我的飞行服，神情恍惚。我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说：“一等兵，你今天干得不错！你拿下了打伤斯威特的家伙。”
斯威特旁边的病房里躺着我们救下的伊拉克警察和士兵。我走到大厅，从他们病房的门口望进去。他们依然惨不忍睹，已经被打了麻药睡过去。医院里环境很好，不像地下室里的一切都沾着血和灰。他们的身体虽已洗净，却还是不成人形。看到他们，我心里不由得一震。我没有招呼手下人，他们不必看到这场景。
在这之后，餐厅似乎成了唯一的去处。回到基地，自然该好好吃一顿。这是我的队员们应得的。或许他们正需一顿大餐调剂一下。再说，人人都说塔卡德姆有整个安巴尔省最好的餐厅，而且我们很快会重返前线。
餐厅在一公里以外。那是一座外形酷似白色谷仓的巨大建筑，至少两百米长，一百米宽，四面是十英尺高的围墙，墙上绕着铁丝网。我们在入口处向乌干达警卫出示证件，进了大门。里面先是洗手池——用餐前必须洗手，然后是很长的餐台，KBR公司的员工忙碌地提供着各种食物。我不饿，但还是取了淋了山葵酱的肋排。
我们找了张大桌坐下。整个餐厅几乎坐满了，约有一千人就餐。我们旁边坐了些乌干达士兵、陆战队员和基地运营支持团队的水手。
一等兵戴尔坐在我对面，他吃得很少。我身边是位佩O4[9]肩章的运营支持团队的海军军官，看上去胃口很好。他发现我们不是基地的常驻人员，便和我们攀谈起来。我没告诉他我们回基地的原因，只是聊了聊我们的前方哨所，说很高兴在这里不用吃野战口粮或是伊拉克人的咖喱配米饭。他说：“你们很幸运，来得正是时候。今天礼拜天。礼拜天供应酥皮水果馅饼。”他指着餐厅最靠里的食品台，那儿有酥皮水果馅饼配冰激凌。
那他妈就吃吧！吃完盘子里的东西，我们一齐起身去取馅饼，只有戴尔没动。他说自己不饿，但我对他说：“埃里克，把屁股抬起来，去拿点馅饼。”然后我们走过去。
KBR员工排出所有的口味：樱桃、苹果、桃子。
O4军官说樱桃的味道最好。收到！我选了樱桃。戴尔选了樱桃。我们全选了他妈的樱桃。
回到餐桌，我仍旧坐在戴尔对面。他盯着冰激凌，任由它在馅饼上慢慢融化。看样子不妙。我把勺子塞到他手里。你必须从最基本的事做起。

行动报告
假如换成任何别的车，我们必死无疑。防爆装甲车腾到半空，三万两千磅重的钢铁飘起来、变形，在我身下解体，仿佛重力也在飘移。爆炸声刺透我的耳膜，冲击波直入我的骨髓，整个世界都在旋转、碎裂。
重力渐渐恢复正常。刚才前方的建筑都已不见，只剩头灯映射下的烟幕。远一点的地方，伊拉克平民被惊醒。即使炸弹是某个袭击者在现场引爆的，他也早溜走了。我的耳膜嗡嗡作响，视力只剩下眼前的一个点。我让目光顺着.50口径机枪的枪管艰难往远处移动，枪管的末梢已弯曲开裂。
装甲车指挥官加尔萨下士朝我大喊。
“这架.50报废了。”我朝他大喊。他的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清。
我从枪架上下来，穿过装甲车车身。我手脚并用爬过座椅，推开后舱门，钻出车外。
提姆赫德和加尔萨已经爬出来了。提姆赫德守在车右侧，加尔萨检查车辆损伤。三号车跟上来协助警戒，哈维守在旋转机枪架上。这是一条进入费卢杰的狭窄街道，三号车停在了装甲车的左边。装甲车的车头整个塌下去，像一只受伤的野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