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年代：1789—1848
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内容简介
《革命的年代：17891848》是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的第一部。 词汇经常是比文献更响亮的时代证言。1789年至1848年，工业中产阶级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族统计学新闻出版等词被发明出来，或者被赋予其现代意义。而这一切新事物、新观念产生的动力就是所谓的双元革命 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和法国、美国的政治革命。前者在资本主义不断追求经济成长与全球扩张的带动下，创造了具有无限潜力的生产制度；后者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公共制度的主要模型。 霍布斯鲍姆在本书中紧紧扣住 双元革命在历史上的突破性角色来讲述现代社会的发端，并阐释其背后的历史逻辑，希望帮助读者们理解世界是如何以及为何会变成今天的面貌，而它又将走向何方。

序言
我们在这里把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同时期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称为“双元革命”（dual revolution），本书所追溯的1789—1848年的世界变革，正是从“双元革命”这一意义上着眼。因此，严格地说，本书所叙述的历史既不是一部欧洲史，也不是一部世界史。我在书中对某一国家的叙述（尽管常常显得粗略），是从它在这一时期所感受到的双元革命影响来着眼，那些在这一时期受双元革命影响微不足道的国家，我就略而不谈了。因此，读者在书中会发现关于埃及的某些论述，而找不到对日本的评说，对爱尔兰的阐述多于保加利亚，谈拉丁美洲多于非洲。自然，这并不意味着本书所忽略的国家和人民，他们的历史要比本书所谈论的那些国家和人民的历史有所逊色，或者较不重要。本书之所以把视角放在欧洲，更确切地说是放在法国和英国，那是因为在这个时期，世界或至少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转变的基础是发生在欧洲，确切地说，是发生在法国和英国。不过，有些值得更详细论述的题目也被搁置一边，这不仅是因为篇幅所限，也是因为这些主题在本系列的其他几卷中将有充分论述（例如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
本书的目的不在于详细叙述，而是企图做出解释并达到法国人所谓的高度通俗化（haute vulgarisation）。有一定的理论素养、受过教育、有一定学识的公民是本书的理想读者，他们不仅对于过去的一切充满好奇，而且希望理解世界是如何以及为何会变成今天的面貌，而它又将走向何方。所以，给本书加上大量的学术注释，似有卖弄学问、多此一举之嫌，这些注释应当是为饱学之士所准备。因此，书中的注释几乎完全是关于实际引文和数字来源，有时还涉及某些争议性特别大或者某些语出惊人之论述的依据。
不过，对于这样一本包罗万象的著作，就它所依据的材料略微述及是完全必要的。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某些方面的专家（或者换个说法，在某些方面也更无知），除了相当狭隘的某个领域以外，他们基本上必须依靠其他史学家的工作，对1789—1848年这个时期来说，仅二手文献就汗牛充栋，以致任何个人，即使他能够读懂用各种文字写成的材料（当然，所有历史学家实际上最多只能掌握少数几种语言），也无法穷尽。因此，本书的大部分材料都是二手乃至三手材料，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同样，本书在材料上必然挂一漏万，相关专家将如笔者一样同感遗憾。
然而，历史之网只有拆开，才能抽出单独的织线，出于实际需要，我们有必要把这一主题分成一定数量的子目。我试图非常粗略地把本书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大体上是论述这一时期的一些重大发展，而第二部分则是针对双元革命所创造出来的那种社会做一概要阐述。如果这样的区分会使书中有些内容显得重复，那并不是因为理论上的问题，而完全是出于方便。
有很多人与我一起探讨过本书某些方面的内容，还有些人阅读过本书初稿或校样中的某些章节，我在此谨表感谢，而书中的错误自然与他们无关。我尤其要感谢伯纳尔（J. D. Bernal）、戴金（Douglas Dakin）、费希尔（Ernst Fischer）、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凯尼格斯伯格（H. G. Koenigsberger）和莱斯利（R. F. Leslie）。费希尔的思想对第十四章的帮助尤大。拉尔芙（P. Ralph）小姐作为秘书和研究助手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梅森（E. Mason）小姐为本书编制了索引，在此一并致谢。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1961年12月于伦敦

导言
词经常是比文献更响亮的证言。让我们想一下那些在本书所阐述的60年时间里发明出来，或者是在这个时期获得其现代意义的词。比如“工业”、“企业家”、“工厂”、“中产阶级”、“工人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比如“贵族阶级”、“铁路”；作为政治术语的“自由”和“保守”；以及“民族”、“科学家”和“工程师”、“无产者”和（经济）“危机”，又如“功利主义”和“统计学”、“社会学”和其他许多现代科学名称、“新闻出版”和“意识形态”等等。这些都是在这个时期新造的词，或为适应这个时期的需要而产生的词。[1] “罢工”和“贫困”也是如此。
如果没有这些词（即没有它们赋予其名称的那些事物和观念），如何去估量发生在1789—1848年之间这种革命的深远意义？如何去构想人类历史上自从发明了农业和冶金术，发明了文字和城邦以来，那遥远的时代的最伟大变革？没有它们，现代世界将会是什么模样？这场双元革命改变了世界，并且还在继续使整个世界发生变革。但是，在思索这种革命时，我们必须注意区分它的长远后果和它早期的关键性发展，前者不受任何社会结构、政治组织或国际力量和资源配置的限制，而后者则与某种特定的社会和国际形势密切相关。发生在1789—1848年间的这种伟大革命，不仅仅是“工业”本身的巨大胜利，而且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巨大胜利；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的巨大胜利，而且是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自由社会的大胜利；不仅仅是“现代经济”或“现代国家”的胜利，而且是世界上某个特定地域（欧洲部分地区和北美少数地方）内的经济和国家的巨大胜利——其中心是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毗邻而又互为竞争对手的国家。1789—1848年的转变，基本上就是发生在上述这两个国家里的孪生大变革。从那之后，这一变革波及了整个世界。
虽然这场双元革命——更精确地说是法国政治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载体和象征是法、英两国，但是，我们不应把这场革命看成是属于这两个国家的历史事件，而应看作是一座覆盖了更广泛地区的火山的孪生喷发口，这样的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位于法国和英国的火山口同时爆发，并且各具特色，这既非偶然，也非毫无意义的事件。从公元3 000年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或是从中国或非洲观察家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恰当地说：人们根本不可能指望这些发生在西北欧及其某些海外殖民地的事件，当时会发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我们也可同样正确地指出：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革命，除了资产阶级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以外，我们无法想象还有其他任何形式的革命。
很显然，如果不去进一步追溯1789年以前的历史，尤其是此一变革发生前夕，明显反映（至少就追溯而言）在世界西北部地区，反映在这场双元革命所要扫荡的旧制度危机的那几十年历史，我们就无法理解这场意义深远的变革。我们应否把1776年的美国独立革命看成是一次与英、法革命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爆发，或仅仅看作是它们最为重要、最为直接的先行者和推动者；我们应否对1760—1789年之间的制度危机、经济变革和轰轰烈烈的事件赋予重要意义，还是它们最多只能清清楚楚地说明这场大爆发的直接原因和时机，而无法解释它的根本原因。分析家应当追溯到多远的过去——是该追溯到17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追溯到宗教改革，追溯到欧洲人开始的世界性军事征服以及16世纪早期的殖民剥削，乃至更早的过去？这些对我们都无关紧要，因为这样的深刻分析已远超出本书所限定的时间界线。
我们在此需要评述的仅仅是，这种变革所需要的社会和经济力量、政治和理论工具，无论如何已经在欧洲的一部分地区做好了准备，并足以让世界其他地方都革命化。我们的问题不是要去追寻世界市场的出现，追寻一个充满活力的私人企业家阶级的出现，甚至也不是要追寻提出“政府政策的基础在于致力实现私人利润的最大化”这样一个主张的政府在英国的出现。我们也不是要追寻科技知识的进步，或者说，追寻个人主义、世俗主义、理性主义进步信念的发展。我们认为，在18世纪80年代，这一切的存在都是理所当然的，尽管我们还不能认定，它们的力量在当时已足够强大或广为传播。相反的，如果有人企图因为双元革命外在装束的熟悉性，或下述那些不可否认的事实——诸如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和圣鞠斯特（Saint-Just）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不会与旧制度的传统习俗有什么两样；其改革思想代表了19世纪3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的边沁（Jeremy Bentham），就是向俄国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提出同样主张的那一个人；中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最极端的论述都来自18世纪英国上院议员等等——就低估了双元革命的新颖之处，对于这样的企图我们必须加以防备。
所以，我们的问题不是去解释这些新兴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存在，而是它们的胜利；不是去追溯它们在以往几个世纪逐渐取得的侵蚀性和破坏性成就，而是它们对这个堡垒的决定性征服。此外，我们还要去追溯这场突如其来的胜利对下述两个地区所造成的深远影响：那些最直接受其影响的国家，以及其他直接暴露在其新生力量——引用此时世界史的说法，即“征服的资产阶级”——爆炸性影响下的世界。
由于双元革命发生在欧洲的部分地区，其最明显、最直接的影响自然以那里最为突出，因而，本书所论述的历史必然主要是区域性的。同理，由于这场世界革命是从英国和法国这对孪生的火山口向外喷发，因而它在最初必然也会采取由欧洲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进而征服的形式。的确，对于世界历史而言，它最引人注目的后果就是几个西方政权（特别是英国）建立了对全球的统治，这是史无前例的事件。在西方的商人、蒸汽机和坚船利炮面前，以及在西方的思想面前，世界上的古老文明和帝国都投降了、崩溃了。印度沦为由英国殖民总督统治的一个省，伊斯兰国家危机重重、摇摇欲坠，非洲遭到赤裸裸的征服，甚至庞大的中华帝国，也被迫于1839—1842年间向西方殖民者开放门户。及至1848年，凡在西方政府和商人认为对他们有用而需要占领的土地上，已不再有任何障碍。如同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其前途已经一路通畅，所需要的仅是时间而已。
然而，双元革命的历史不仅仅是新生的资本主义社会取得胜利的历史，它也是这些新兴力量在1848年后的百年之中，从扩张转变为收缩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及至1848年，未来命运这一异乎寻常的逆转已依稀可见。众所周知，在20世纪中叶达到高潮的世界性反西方抗争，在当时仅仅初露苗头。只有在伊斯兰世界，我们才能观察到这一过程的最初几个阶段，那些被西方征服的国家经由这样的进程，采用了西方的思想和技术，扭转了局面：例如19世纪30年代奥斯曼帝国内部开始的西化改革，以及埃及的阿里（Mohammed Ali）所进行的不为人们所注意但具重要意义的改革事业。但是，在欧洲内部，预示着要取代这个赢得巨大胜利的新社会的力量和思想，已经在萌芽。1848年以前，“共产主义的幽灵”已经在欧洲徘徊；1848年，人们驱走了“幽灵”，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它实际上便像幽灵一样处在软弱无力的状态，特别是在被双元革命迅速改变的西方世界。但是，如果我们环顾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那么，我们就不敢因此而低估在反抗双元革命中诞生的、具有革命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历史力量，这一思想体系在1848年已做了首次的经典性阐述。双元革命这个历史性的时期，是以在兰开夏（Lancashire）建立现代世界的第一个工厂制度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为开端，而结束于第一个铁路网的设立和《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 ）的发表。
[1] 其中多数词汇或已在国际上通用，或已按字面的确切意义被译成各种文字。例如，“社会主义”或“新闻出版”在国际上广为流行；而“铁”和“路”（iron road）的组合，除了它的发源地以外，在每个地方都是铁路（railway）。

第一章 18世纪80年代的世界

18世纪应该被送入万神殿。
——圣鞠斯特[1]

1

18世纪80年代的世界，曾经是一个比我们今天的世界既要小得多也要大得多的世界。这是我们对那个世界的第一个看法。从地理方面看，当时的世界比较小，因为，即使是那个时代受到过最好教育、见识最广的人——比如说，像科学家兼旅行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这样的人——也只了解这个人类栖息的地球的局部地区。（相对于西欧，那些在科技方面较不发达、较不具扩张性的社群的“所知世界”，显然要比西欧所认知的更小，小到只是地球的微末部分。没有文字的西西里农民或是生活在缅甸山陵中的耕作者，就是在这样的小天地里度过他们的一生，他们对外面的世界永远一无所知。）由于有像库克（James Cook）那样具有非凡才能的18世纪航海家的探险活动，大洋表面的大部分地方（尽管绝不是所有地方）才得以经由考察绘制在地图上，尽管在20世纪中叶以前，人类对海底的知识仍微不足道。人们已能了解到各个大陆以及大部分岛屿的概貌，尽管用现代的标准来衡量还不太精确。人们对于分布于欧洲的山脉面积和高度的知识比较精确，而对于拉丁美洲的情况，则了解得非常粗略。对于亚洲，所知甚少。至于非洲［除了阿特拉斯山（Atlas）以外］，在实际用途方面毫无了解。除了中国和印度，世界上大江大河的流径对于世人都充满了神秘色彩，只有少数靠设陷阱捕兽的猎人或商人，诸如深入加拿大印第安人地区的皮货商，才了解他们所在地区的河流走向，或者说曾经有所了解。除了几个地区之外——在几块大陆上，他们只从沿海伸入内陆不过几英里——世界地图都是由商人或探险家的明显足迹穿越过的空白空间所组成。要不是由于旅行家或在遥远前哨站服务的官员们，搜集了一些粗略但尚能管用的二手甚或三手资料，这些空白地区甚至会比实际上标明的还要广大。
不仅“所知的世界”比较小，而且现实的世界也是如此，至少在人类活动的世界是如此。由于无法取得实际的人口统计资料，所有现有的人口评估完全是靠推测得来。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即当时的地球只能养育相当于现今人口的很小一部分，可能不超过今天的1/3。如果我们最常引用的那些推测数据出入不是太大，那么，亚洲和非洲在当时所养活的人口比重，要比今天大一些。1800年欧洲的人口大约是1.87亿（现在的人口大约6亿），所占的比重比今天要小一些，而美洲人口所占的比例显然就更小了。大体而言，在1800年时，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两个是亚洲人，每五人当中有一个是欧洲人，非洲人占1/10，而美洲或大洋洲人则只占1/33。很显然，那么少量的人口分布在地球表面，人口密度自然比现在要稀疏得多了。也许，除了一小部分地区，比如说中国和印度的某些地区，或西欧和中欧的某些地区，由于农业生产发达或者城市高度集中，可能存在着类似现代的人口密度。既然人口规模比现今要小，那么，人类有效拓居的区域自然也会小一些。气候状况（尽管气候不会再像14世纪初到18世纪初那个“小冰河期”最糟糕的时代那样寒冷或潮湿，但比今天可能还要冷一些、湿一些）遏制了人类在北极圈内定居的极限；流行性疾病，例如疟疾，在很多地区仍然制约着人口的增长，比如意大利南部的沿海平原，实际上长期无人居住，到了19世纪，才逐渐有人定居。原始的经济生活方式，特别是狩猎和（在欧洲）游牧，浪费了土地，使得人们无法在整片地区安家落户，例如意大利东南端的阿普里亚（Apulia）平原。19世纪早期的旅行家留下了他们描绘罗马四周地区的图画，那是一个空旷且到处都是废墟的疟疾流行区，少量牛羊伴随着三三两两古怪奇特的盗匪，这就是当时人们所熟悉的地方风景。当然，很多土地在开垦之后，贫瘠依旧，杂草丛生，到处是水涝的沼泽地、粗放的牧场或森林，甚至在欧洲也是如此。
比较小的第三个现象表现在人类的体形上：总的说来，那时的欧洲人明显要比今天的欧洲人矮小许多，我们可根据应征士兵的大量体格统计数字，从中取一例来加以说明。在意大利西北部利古里亚（Liguria）沿岸的一个县里，从1792—1799年所招募的新兵中，身高不足1.5米（59英寸）的人占了72%。[2] 但这并不表示18世纪晚期的人要比我们来得纤弱。法国大革命中那些骨瘦如柴、发育不良、没有受过训练的士兵，他们所具有的体能耐力，只有今天那些活跃在殖民地山林丛中小巧伶俐的游击队员们才可以相比。以每天30英里的速度，全副武装，连续行军一周，是家常便饭的事。但是，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当时人们的体质很差，却是不争的事实。那些身娇命贵的国王和将军都把他们的性命系于“高个子”身上，由这些人组成精干强悍的卫队、身披甲胄的骑兵护卫队，以及诸如此类的保安人员，这一切都说明了上述事实。
然而，如果说当时的世界在很多方面都比今天来得小，那么，交通的极端困难和不稳定性却使当时的世界实际上要比我们今天的世界大得多。我并不想夸大这些困难，按照中世纪或16世纪的标准来看，18世纪晚期是一个交通工具众多且快速的时代，即使在铁路革命以前，道路、马车和邮政服务也已大有改善。从18世纪60年代到该世纪末，由伦敦前往格拉斯哥（Glasgow）所需的时间，已从10—12天缩短到62小时。18世纪下半叶建立的邮车或驿车系统，在拿破仑战争末期到铁路铺设这段时期内大为扩展，它不仅加快了速度—1833年，从巴黎到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的邮件递送只需36小时——而且已形成定期性的服务。然而，陆路的旅客运输量依然很小。陆上的货物运输不仅速度慢，而且费用昂贵，令人生畏。对那些经营官方事业或从事商务的人而言，相互往来是绝对无法断绝的，据统计，在与拿破仑开战之初，计有2 000万封信件经过英国邮差之手（到本书所论时期尾声，信件数量又增加了10倍）。但是，对于当时的大多数人来说，信件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他们不能识文断字，而且，出门旅行——或许除了往返于市集的路途而外——完全是异乎寻常的事。倘若他们或他们的货物要走陆路，那么，他们绝大多数靠步行，或者依靠速度缓慢的二轮货运马车，这种方式甚至在19世纪早期还运输了5/6的法国货物，其速度每天尚不足20英里。送急件的人长途跋涉，行色匆匆；马车夫赶着邮政马车，捎带着十来个过往行人在坎坷的道路上颠簸，每个乘客都颠得散了骨架；贵族的私人马车在路上飞驰。但对于那个世界的大部分人来说，牵着马匹、骡子步行的车夫，仍主宰着陆上运输。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水路运输不仅简单、低廉，而且通常也更快速（如果排除变幻莫测的天气干扰）。歌德（Goethe）在意大利旅行期间，从那不勒斯（Naples）乘船到西西里返往时间分别用了四天和三天。这位才子对于旅途花费的时间之短感到惊讶，他用这几天时间舒舒服服地完成了与陆上路途一样的旅行。码头所及的距离就是世界的距离：从实际意义上看，从伦敦到普利茅斯（Plymouth）或利斯（Leith）的路程要比到诺福克郡布雷克兰村（Breckland of Norfolk）的路程更近一些。从墨西哥的维拉克鲁斯（Veracruz）到西班牙南部的塞维利亚（Seville），要比从西班牙中北部的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出发更容易。从巴西的巴伊亚（Bahia）去汉堡（Hamburg），要比从东普鲁士的波美拉尼亚（Pomeranian）走内地更方便。水路运输的主要缺点就是间歇太长，即使到1820年，从伦敦发往汉堡和荷兰的邮件，每周才两次，发往瑞典和葡萄牙的每周只有一次。至于发往北美的邮件，则是一月一次。但是，波士顿、纽约与巴黎的联系肯定要比喀尔巴阡山的玛拉马罗斯郡（Maramaros）与布达佩斯之间的联系密切得多。正因为通过远洋运输运送大量的货物和人员比较容易，所以两个相距遥远的都市之间的联系，要比城市和乡村间的联系更方便。比如说，从爱尔兰北部港口花五年的时间（1769—1774年）运送4.4万人到美洲，要比花三代人的时间运送5 000人到苏格兰的邓迪（Dundee）还要容易。攻陷巴士底狱（Bastille）的消息在13天内已在马德里家喻户晓，而在皮隆尼（Peronne）这个距首都只有133公里的地方，直到巴士底狱陷落的第28天，才获悉来自巴黎的消息。
因此，对于当时的大多数居民而言，1789年的世界广袤无边。除非被某种可怕的偶然事件，比如被军队征募所抓走，大多数人是生于斯、长于斯，并且通常就是在他们所出生的教区里度过一生。法国当时共有90个省，迟至1861年，在其中的70个省中，9/10以上的人就只生活在他们的出生地。这个世界的其他地区都是政府代理人和传言谈到的事，没有报纸，即使在1814年，法国杂志的正常发行量也只有5 000份，除了一小撮中上层阶级以外，几乎无人能识字断文。流动人口，包括商人、小贩、短工、工匠、流动手工业者、季节性雇工，还包括四处行乞的托钵僧或香客，乃至走私分子、强盗和市集上的老乡这类范围广泛、行踪飘忽不定的庞杂人群，这些人负责把小道消息传给大家。当然，战争期间散落于民间或者在和平时期驻防民间的士兵也负责传播消息。很自然地，消息也通过政府或教会这类官方渠道传给大家。不过，即使是这种遍布于全国的政府组织或者基督教组织的地方人员，他们很多也是本地人，或者说，他们定居于一处，终身为他们的同类提供服务。在殖民地以外的地区，由中央政府任命，并被派往接任地方职位的官吏，此时才刚刚出现。在国家所有的基层官员中，或许只有部队的军官才有指望经常迁徙，过着四海为家的生活。这些人只有在他所辖地区内，从各种各样的美酒、女人和战马中求得慰藉。

2

就其本来的情况而言，1789年的世界绝对是一个乡村世界，这是一个基本事实，谁若没认清这一点，就不能说是认识了这个世界。像俄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及巴尔干半岛上的那些国家，城市从未特别繁荣兴旺过，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90%—97%。在有些地方，城市虽然已经衰落，但城市的传统依然很强烈。即使是这样的地区，乡村或者说农业人口的比例也特别高。据我们所掌握的估计资料，在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Lombardy）地区，农村人口占85%；在威尼斯，农村人口占72%—80%；而在卡拉布里亚（Calabria）和卢卡尼亚（Lucania），这一比例则提高到90%以上。[3] 事实上，除了某些工商业非常繁荣的地区以外，我们很难找到农业人口少于总人口4/5的欧洲大国。即使以英国而言，也是直到1851年，城市人口才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当然，“城市”（urban）这个词的含义模棱两可。按照我们现代的标准，1789年时，可以名副其实地称为大都市的欧洲城市只有两个：伦敦和巴黎，它们的人口分别为约100万和50万。人口在10万或10万以上的城市大约有20个，其中，法国有两个，德意志有两个，西班牙大概有四个，意大利大约有五个（地中海沿岸地区传统上是城市的故乡），俄国有两个，葡萄牙、波兰、荷兰、奥地利、爱尔兰、苏格兰和奥斯曼的欧洲部分各一个。我们所谓的城市，还包括为数众多的地方小城镇，大部分城市居民实际上就是生活在这种小城镇里。小镇的中央是教堂广场，四周耸立着公共建筑和贵族宅邸，人们只需用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从广场走到农田。1834年是本书所述时期的后半段，当时奥地利有19%的人生活在城镇里，但即便在当时，城镇人口的3/4依然是居住在人口不足两万的小城镇里，约有半数生活在人口规模为2 000—5 000人的小城镇。这些就是法国的短期雇工们在其法兰西之旅（Tour de France）时漫游过的城市。由于随后几个世纪的萧条停滞，这些城镇16世纪的外貌就像琥珀中的苍蝇一样，被栩栩如生地保存了下来，它们所呈现的宁静色彩，正是唤醒德意志浪漫诗人抒发其热情的背景。在西班牙，大教堂的塔尖高高地耸立在小镇上；在这些泥泞的城镇里，哈西德派（Chassidis）的犹太人崇拜他们神奇的犹太教教士，而正统的犹太人则在这里为神圣法律中的细枝末节辩论不休；果戈理（Gogol）小说中的钦差大臣驱车入城，来这里恐吓富贵之人，而乞乞科夫（Chichikov）则在这里思索购买死者灵魂之事宜。但是，满腔热情、胸怀大志的年轻人，他们也是来自这样的城镇，他们发动革命或赚取第一笔财富，或者既是革命者又是大富豪。罗伯斯庇尔来自阿拉斯（Arras），巴贝夫（Gracchus Babeuf）来自圣昆丁（SaintQuentin），拿破仑则是阿雅克修（Ajaccio）人。
这些地方城镇虽然很小，却依然是城市。真正的城里人头脑灵活而又见多识广，他们瞧不起那些来自周围乡村四肢发达、行动迟缓、无知愚钝的乡下人。［从当时社会上那些注重实际之人的标准看来，死气沉沉的乡镇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德意志很多通俗喜剧对待偏僻闭塞的小镇（Kraehwinkel）就像对乡下佬（显然他更土气）那样，严厉地大肆嘲讽。］城乡之间，确切地说，在城市职业和农业劳动间的界线是十分清楚的。在许多国家，靠着税务壁垒，有时甚至是用旧城墙硬把两者区分开来。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比如在普鲁士，政府急于把纳税人置于适当的监督之下，想方设法把城市活动与乡村活动实质上完全分隔开来。即使在行政管理上没有做出如此严格区分的地方，人们通常也能从外貌上认出他是城里人还是农民。在东欧的广阔大地之上，城里居民就像是一个个漂浮在由斯拉夫人、马扎尔人和罗马尼亚人组成的汪洋大海中的日耳曼人、犹太人或意大利人的小岛。即使他们具有同样的宗教信仰，属于同一民族，城里人的外表与周围农民的外表看上去就是不一样，他们的穿着打扮不一样。的确，除了从事室内体力劳动和手工业劳动的人以外，城里人多数个子较高，尽管他们的身体也许比较纤弱。[1] 他们思维敏捷，文化程度较高，他们可能而且肯定为此而自豪。不过，他们的生活方式几乎与农村人一样封闭，他们不了解外面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其愚昧无知的程度与农村人也没什么差别。
地方上的城镇实际上仍然从属于所在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它靠周围的农民和自己的劳作维生（除了极个别的例外），此外几乎别无生活来源。城市里的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通常都是谷物和牲畜交易商、农产品加工者、律师和公证人（他们为拥有土地的贵族们处理其财产事务或无休无止的诉讼）、商人——企业家（他们为农村中从事纺织的人提供原料和收购产品），以及颇受人尊敬的政府代理人、贵族及教会人士。城里的手工业者和店主为附近农民以及靠附近农民维生的城里人提供服务。地方小城镇在中世纪晚期有过一段黄金时代，但从那以后，它已经令人悲哀地走向衰落。它不再是“自由市”或城邦，不再是为更广大的市场提供产品的制造业中心，不再是国际贸易的中继站。由于它的衰落，它便越来越顽固地坚持它对市场的地方性垄断，庇护市场，排斥一切外来者。年轻激进分子和大城市居民所嘲笑的那种地方主义，主要便是从这种经济自卫运动中产生的。在南欧，乡绅有时甚至是贵族都居住在小城镇里，他们靠地租维生。在德意志，有无数小诸侯的领地，本身不过是一些大庄园，诸侯领地上的官僚靠着从老实本分的农民身上搜刮来的钱财，满足诸侯殿下的欲望。18世纪晚期，地方城镇可能仍是一个繁荣而发展中的社会，尽管主宰城市风貌的是带有古典或洛可可式风格的石砌建筑，但它们依然是西欧部分地区的见证。它们的繁荣来自农村。

3

因此，农业问题就是1789年世界的基本问题，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第一个有系统的欧洲大陆经济学派是法国重农学派（Physiocrats），该派理所当然地认为土地和地租是净收益的唯一来源。而且，农业问题的关键所在乃是土地耕作者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关系，是财富生产者与财富积累者之间的关系。
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欧洲——确切地说，是以西欧为中心的经济综合体——分成三大区域。在欧洲的西部，有海外殖民地。在海外殖民地中，除了美利坚合众国北部和一些意义不太大的独立农耕区这些明显的例外以外，典型的耕作者就是作为强制劳动者或农奴的印第安人，以及作为奴隶的黑人；佣农、小佃户之类的耕作者比较少。（在东印度群岛殖民地，欧洲种植园主人直接进行耕作的情况比较罕见，土地管理者所采取的典型强制形式，就是强迫耕作者送缴一定比例的收获物，比如荷属群岛上的香料或咖啡。）换句话说，典型耕作者的人身是不自由的，或处在政治强制之下。典型的地主则是半封建性的大地产（种植园、庄园、牧场）所有者，以及实行奴隶制的种植园主人。半封建大地产特有的经济是原始的、自给自足的，总之，纯粹是为了满足当地的需要。西属拉丁美洲出口的矿产品，其生产者实际上就是印第安农奴，和农产品的生产方式并无不同。实行奴隶制的大规模种植园，主要分布在西印度群岛、南美北部沿海地区（尤其是巴西北部地区），以及美国的南部地区，其经济特点就是生产一些极为重要的出口作物——蔗糖，其次是烟草、咖啡和染料，自工业革命以后，主要是生产棉花。所以，奴隶制种植园经济成了欧洲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通过奴隶贸易成为非洲经济的组成部分。在本书所阐述的时期，这一地区的历史基本上可以根据蔗糖生产的衰落和棉花生产的崛起来写成。
在西欧以东，尤其是在沿着易北河，今捷克和斯洛伐克西部边境，然后南伸至意大利的里雅斯特港（Trieste），在这条将奥地利划成东西两半的界线的以东地区，盛行着农奴制度。从社会方面看，托斯卡纳（Tuscany）和翁布里亚（Umbria）以南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南部都属于这类地区，尽管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除了丹麦和瑞典南部的部分地区以外）不属于农奴制度。在这片广大地区内，还存在着由自由农耕作的地块。这些自由农包括散居在从斯洛文尼亚（Slovenia）到伏尔加河（Volga）这块土地上的德意志农业殖民者，生活在伊利里亚（Illyria）内地荒山秃岭中实际上处于独立地位的家族，与克罗地亚步兵（Pandurs：在18世纪以残忍闻名）和哥萨克（Cossack）骑兵几乎一样好勇斗狠的武装农民（他们活动在直到最近为止还是介于基督徒和土耳其人或鞑靼人之间的军事边界上），在领主和政府鞭长莫及之处擅自占地拓荒的自由垦殖者，以及生活在不可能有大规模农耕的莽莽森林里的人们。但不论怎样，这一地区的典型耕作者整体上看来是不自由的。事实上，他们几乎都被淹没在自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早期以来所产生的、不曾停顿的农奴制度的洪流之中。这种情况在巴尔干地区不太明显，因为那里曾一度或依然处在土耳其人的直接统治之下，在土耳其前封建主义原有的农业制度里，土地曾进行过粗略的分配，每一份土地要负担一位非世袭土耳其武士的生计，这种原始的农业制度蜕变成大地主统治之下的世袭地产制度，很少从事农耕的伊斯兰教地主们，千方百计地压榨农民。这就是巴尔干地区、多瑙河和萨瓦河（Sava）以南地区在19世纪和20世纪从土耳其人的统治下获得解放时，实质上还是农业国家的原因，尽管这些国家当时极端贫穷，但它们并不是农业财产集中的国家。作为基督徒，巴尔干农民在法律上仍然是不自由的，而且在事实上，作为农民，至少当他还处在领主控制之下时，也是不自由的。
但是，在其他地区，典型的农民就是农奴，他们被迫把一周中的大部分时间用在领主的土地上服劳役，或者尽与此相当的其他义务。他的人身不自由度非常之大，以致我们很难把农奴与奴隶区别开来，如在俄国和波兰实行农奴制的那些地方，农奴可以与土地分开买卖。1801年，《莫斯科报》（Gazette de Moscou ）上有一则广告登了这样一段话：“有三位马车夫和两位姑娘待售。马车夫训练有素，出类拔萃。姑娘的年纪分别为18岁和15岁，两人均容貌姣好，手工活样样精通。该家族尚有两位理发师可供出售，其中一人年纪21岁，能读会写，能演奏乐器，并能胜任马车夫。另一位适合帮女士和先生美发，也会弹钢琴和拉手风琴。”（很大一部分的农奴充当家庭仆役。在1851年的俄国，家庭仆人几乎占全部农奴的5%。[5] ）在波罗的海的内陆地区——波罗的海是通往西欧的重要贸易要道——采用农奴制劳动的农业，为西欧进口国家生产了大部分出口作物：谷物、亚麻、大麻以及主要用来造船的林产品。在其他地区，农业经济更加依赖地方市场，这个市场至少包括交通方便、制造业相当发达、城市有所发展的地区，例如萨克森（Saxony）和波希米亚（Bohemia），以及维也纳这个大都市。但是，这里的大部分地方还是很落后。黑海航路的开通和西欧尤其是英国日益发展的都市化，才刚刚开始刺激俄国黑土地带的谷物出口，在苏联实现工业化之前，谷物依然是俄国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实行农奴制的东部地区为西欧提供粮食原料，因而被看成是西欧的“依附经济”，类似于它的海外殖民地。
意大利和西班牙实行农奴制的地区也具有类似的经济特征，尽管其农民的法律地位有所不同。大体而言，这些地区是盛行贵族大庄园的地区。在西西里和安达卢西亚（Andalusia），不少大庄园就是直接承继自罗马大庄园，原来的奴隶和外乡人（coloni）变成这些地区颇具特色的雇工，他们没有土地，按日计酬。畜牧经营、粮食生产（西西里是输出谷物的古老粮仓），以及从悲惨的农民那里进行压榨所取得的东西，都为拥有土地的王公贵族提供收入来源。
在实行农奴制的地方，典型的地主就是贵族、大地产的耕作者或剥削者。其领地之广大令人难以想象：叶卡捷琳娜大帝赐给每个宠臣4万—5万名农奴；波兰拉齐维尔家族（Radziwill）拥有的地产有半个爱尔兰那么大；波托基（Potocki）在乌克兰拥有300万英亩的土地；匈牙利的埃斯特哈齐家族［Esterhazy，音乐家海顿（Haydn）的保护人］曾经拥有几乎700万英亩的地产。面积达数十万英亩的地产比比皆是。[2] 尽管这些大庄园常常缺乏管理，经营粗放，并且效率低下，但是，它们却可生产出王侯般的收益。就像一位法国参观者评论荒芜的锡多尼亚城（Medina Sidonia）庄园那样，西班牙的显贵“像一头在森林里称王的狮子，它一声怒吼便可使所有接近它的生灵闻风丧胆”。[7] 然而，他并不缺钱，即使以英国富绅的标准来衡量，他依然是富有的。
在这些土地巨头之下，盘剥农民的是一个拥有大大小小不同规模和不同经济资源的乡绅阶级。在有些国家，这个阶级极为庞大，因而，他们也破落、不满，他们与非贵族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们的政治和社会特权，以及厌恶从事劳动这类粗活，在匈牙利和波兰，这一阶级的人数约占总人口的1/10。在18世纪末的西班牙，乡绅阶级的数量几乎达50万人，在1827年则占全部欧洲贵族的10%；[8] 而在其他地方，这一阶级的数量要小得多。

4

从社会方面来看，欧洲其他地区的农村结构没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对于农民和雇工而言，拥有土地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乡绅”，是统治阶级的一员，相反，没有土地而取得贵族或乡绅地位（这一地位具有社会和政治特权，它在名义上仍然是通向政府最高层的唯一道路），那是无法想象的。在大多数西欧国家，这种思维方式所隐含的封建秩序在政治上依然很有活力，尽管它在经济上已越来越过时了。的确，由于其经济上的败落，贵族和乡绅收入的增长越来越落后于物价和开支的上升，也正是这一点使得贵族采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的手段，利用他那一份不可转让的经济资产，利用他的地位和与生俱来的特权。在欧洲大陆的每个地方，都是贵族们把出身低微的竞争对手挤出国王手下的肥缺，从瑞典到法国，莫不如此。瑞典平民官员的比例从1719年的66%（1700年时为42%），下降到1780年的23%。[9] 在法国，这一“封建反动”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参见第三章）。但是，即使在社会秩序某些方面已明显发生动摇的地方，比如在法国，要跻身土地贵族阶层也是相当容易的。英国更是方便，在这里，倘若财富已足够巨大的话，地主和贵族的地位是对所有各类财富的奖赏。土地所有权和统治阶级地位之间的联系在当时仍然存在，而且在后来实际上变得更为密切。
但是从经济方面看，西欧的乡村社会却极为不同。典型的农民在中世纪晚期已免除了奴役地位的大部分义务，尽管他们从法律上看依然保留着大量烦人的依附痕迹。典型的庄园早已不再是一个经济活动单位，而变成了一个收取地租和其他货币的体制。或多或少取得了自由的农民，不论是富农、中农或小农，他们都是这块土地上独具特色的耕作者。如果他是某种类型的承租人，那么，他就向地主缴地租（在有些地区实行谷物分成）。如果在法律意义上他是一个自由农，那么，他可能仍然要为当地的领主承担各种义务，这些义务或许可以或许不可以折算成现金（比如他有义务把他的粮食送到领主的磨坊加工），还要向王公贵族纳税，向教会缴纳什一税，以及负担某些劳役，凡此种种都与地位较高的社会阶层形成对照，那些人的义务相对得到豁免。但是，如果这些政治束缚都被解除，那么，欧洲大部分地区将变为一个由农民经营的农业区。一般说来，在这个地区内，一小部分富裕的农民往往会变成从事商品生产的农场主人，他们在城市市场上出售经常剩余的谷物。而大多数中小农民则依赖他们所占有的土地，过着类似于自给自足的生活，除非他们拥有的土地太少，以致他们不得不在农业或手工业方面找些零活，挣点工钱。
只有一部分地区，把农业进一步推向了朝着纯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阶段，英国就是其中一个主要地区。在英国，土地所有权已高度集中，但是，典型的耕作者是一个中等规模、采取商业化经营的佃户，他们通常都雇工帮耕。他们被淹没在小地主、茅舍农以及诸如此类的农民大海之中。但是，一旦这层掩盖被揭去（大体上在1760—1830年间），那么，这里所出现的就不是小农农业，而是一个由农业企业家和农场主所组成的阶级，以及庞大的农业无产阶级。欧洲有些地区，比如在意大利北部和尼德兰，商业投资习惯于投向农场经营，或者是该地所生产的专业化经济作物，这些地区也表现出强烈的资本主义倾向，但这仅是例外而已。再一个例外就是爱尔兰，这是一个不幸的岛屿，它把欧洲落后地区的劣势与靠近最先进经济的不利条件结合在一起。在那里，一小撮与安达卢西亚或西西里大庄园主相类似的大地主，以敲诈的方式勒索租金，盘剥广大佃农。
从技术上看，欧洲农业除了一些先进地区以外，仍然属于传统农业，效率之低下令人吃惊。其产品基本上还是传统产品：黑麦、小麦、大麦、燕麦，以及东欧荞麦；肉牛、绵羊、山羊及其奶制品；猪和家禽；一定数量的水果和蔬菜；葡萄酒；还有大量诸如羊毛、亚麻、做船缆的大麻，以及用于生产啤酒的大麦等工业原料。欧洲的食品仍然是地方性的，别的气候条件下生产的食品还很稀少，近乎奢侈品，也许除了蔗糖以外——这是从热带进口的最重要的食品，蔗糖的甘美为人类所造成的痛苦超过其他任何东西。英国（这个当时公认的最先进国家）在18世纪90年代，每人每年平均消费蔗糖14磅。但是即使在这个国家，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年，每人每月消费的茶叶几乎不到两盎司。
从美洲或其他热带地区引进新作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欧洲南部和巴尔干地区，玉米（印第安人的粮食）已经相当普及——这有助于把迁徙不定的农民固定在巴尔干的小块土地上——在意大利北部，水稻生产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各类贵族领地上都种植了烟草，出于财政税收的目的，大部分烟草都为政府所垄断，尽管以现代的标准来衡量，那时所消费的烟草实在微不足道。在1790年，普通英国人每月抽烟、吸烟或嚼烟的数量约为1盎司。蚕桑养殖在南欧的部分地区已相当普遍。马铃薯作为主要的农作物，才刚刚开始兴盛，或许除了爱尔兰以外。在爱尔兰，一英亩马铃薯，比其他任何食物能养活更多的人口，因此，马铃薯已经在那里大量种植。除英国和低地国家之外，块根作物和饲料作物（与干草不同）的系统栽培还相当少见。一直要到拿破仑战争，才造成甜菜的大规模生产。
18世纪当然不是一个农业停滞不前的世纪，相反，这是一个人口膨胀、都市化蓬勃发展、贸易和制造业长期增长的时代，这一切都促进了农业的改进，而且也确实需要农业的进步。这个世纪的下半叶，人口开始惊人增长，并且从此以后经历了持续不断的增长过程。这是近代世界颇具特色的现象：例如，在1755—1784年间，比利时布拉班特省（Brabant）的农业人口上升了44%。[10] 从西班牙到俄国，有众多的农业进步运动推动者，他们扩大组织，到处散发政府报告和宣传出版物。然而，在他们的印象之中，最深刻的竟是农业发展所碰到的巨大障碍，而非农业的进步。

5

大概除了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区以外，农业世界的发展都相当缓慢。而商业和制造业世界，以及与之并进的技术和智力活动，则是信心十足，生气勃勃，狂飙突进，大有发展。从中得益的社会阶层显得很有活力，坚定而乐观。与殖民地剥削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贸易活动广泛展开，这给当时的观察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海上贸易体系迅速发展，贸易额和贸易量大大增加，商船环绕地球航行，给大西洋北部的欧洲商业社会带来了利益。他们利用殖民势力，掠夺东印度群岛居民的商品[3] ，再从那里输往欧洲和非洲，并在非洲利用这些商品加上欧洲的货物来购买奴隶，以便满足美洲迅速发展的种植园制度的需求。美洲种植园则反过来把数量更为巨大、价格更加便宜的蔗糖、棉花等出口到大西洋和北海沿岸港口。在那里，它们将与欧洲东西贸易中的传统工商业品：纺织品、食盐、葡萄酒及其他物品——一起被重新发往东部。然后从“波罗的海”换来谷物、木材、亚麻。从东欧换来谷物、木材、亚麻和亚麻制品（一种出口到热带地区有利可图的商品）、大麻以及在这个次殖民地地区生产的铁制品。在欧洲比较发达的经济——从经济上说，它包括定居在北美殖民地上，日益活跃的白人社会——之间，贸易之网变得空前密集。
当英印富翁（nabob）或种植园主从殖民地衣锦荣归之际，多半已是腰缠万贯，其财富之巨是地方老财主做梦都不曾想到的。商人和船商似乎是那个时代真正的经济强者，在那个世纪里，他们建造或重建了波尔多（Bordeaux）、布里斯托尔（Bristol）、利物浦（Liverpool）这些辉煌的码头，只有达官贵人和银行家才能与他们相比。那些人从他们有利可图的政府职位上攫取财富，“国王以下的肥差”这一说法有其实质的意义，因为时代依然如此。除此而外，律师、土地经营者、地方上的酿酒人、商贩，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物，他们构成了中产阶级。他们从农业世界积累了有限的财富，过着低层次而宁静的生活。甚至制造商看起来也比他的穷亲戚好不了多少。因为，尽管矿产业和制造业正在迅速发展，但是，在欧洲的所有地区，商人（在东欧，通常也就是封建领主）仍然是他们的主宰。
这是因为正值壮大的工业生产，其主要形式是所谓的家庭代工，或分散加工制度，由商人购买手工业者或农民利用部分农闲时间生产产品，然后在较大的市场上出售。这种贸易的单纯发展，其结果必然为早期工业资本主义创造初步的条件。出售自己产品的手工业者，变成仅仅是计件量酬的工人（尤其是在商人为他提供原料，或者把生产设备出租给他的时候更是如此），而从事织布的农民则变成了拥有小块土地的织工。各个过程和功能的专业化使得旧式的手工业产生分裂，或是在农民中间造就出一大批半熟练工人。过去匠人师傅一身二任的人、某些专门的工匠团体，以及一些地方上的中间商团体，逐渐转变为转包人或雇主之类的人物。但是，控制着这些分散生产形式的关键人物，把失落的村庄和冷清街道上的劳工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的主要人物，还是某种类型的商人。正在或即将从生产者行列中出现的“企业家们”，便是这类商人身旁的小配角，即使他们还没有直接的依存关系。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特别是在工业发达的英国，铁器制造商们，或像大陶瓷商人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那样有名的人物，是值得自豪和令人敬佩的，全欧洲的人们怀着好奇的心情参观他们所建立的企业。不过，典型的企业家（industrialist，这个词在当时尚未发明）还只是士官，而非指挥官。
但是，不论他们地位如何，商业和制造业活动却非常繁荣兴旺。在18世纪的欧洲国家中，英国取得了最为辉煌的成功，它的强盛主要奠基于它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因此，到18世纪80年代，所有自命实行理性政策的欧洲大陆诸国政府，也开始推动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发展，虽然各国的成就有所不同。科学在尚未被19世纪的学院派分为高级的“纯”科学和低级的“应用”科学之前，各门学科都致力于解决生产中的种种问题：18世纪80年代最惊人的进步表现在化学方面，化学在传统上便与工厂生产操作和工业需求具有最密切的关系。狄德罗（Diderot）和达朗贝尔（d’Alembert）主编的《大百科全书》不仅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概述，也是科技进步的总结。因为人们相信人类知识的进步，确信理性、财富、文明以及对大自然的控制（这点已深深渗透到18世纪的社会），信仰“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实际上，这种信念主要是从生产、贸易的显著进步，以及经济和科学的理性（人们认为，两者必然有密切的关系）中汲取力量的。而它最伟大的斗士，则是那些在经济上取得最大成就的阶级，是那些最直接参与那个时代的进步人士：商业集团、经济上的开明地主、金融家、具有科学头脑的经济和社会管理人员、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制造商以及企业家。这些人向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欢呼致敬，他是一位印刷工、记者、发明家、企业家、政治家，还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他们把他看成未来社会积极、自立和理性公民的象征。他们是社会中的新贵，不需要在英国经历像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独立革命的洗礼。他们组成了地方性的学会，无论是科学上的、工业上的还是政治方面的进步，都是从这些学会中涌现出来的。参加伯明翰新月学会（Lunar Society）的有：陶瓷商韦奇伍德、现代蒸汽机的发明人瓦特（James Watt）和他的商业合伙人博尔顿（Matthew Boulton）、化学家普里斯特利（Priestley）、贵族出身的动物学家和进化论先驱伊拉斯谟·达尔文（Erasmus Darwin，达尔文的祖父），以及著名的印刷家巴斯克维尔（Baskerville）。这些人到处拥向共济会（Freemasonry）的分支机构，那里不存在阶级差别，人们以无私的热忱传播启蒙运动的思想。
法国和英国是启蒙思想的两个主要中心，也是双元革命的两个主要中心，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国际上广为流行的启蒙思想，实际上就是由法国人所做的系统阐述。（即使是英国人所做的阐述，也只是法国思想的翻版。）世俗化的、理性主义的、具有进步意义的个人主义支配着“开明的”思想，把个人从束缚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是其主要目的：从仍然笼罩全世界的中世纪愚昧传统主义中解放出来，从教会的迷信（与“自然”或“理性”宗教截然不同）中解放出来，从根据出身或其他毫不相干的标准把人分为高低不同的阶级非理性中解放出来；自由、平等，以及（随之而来的）博爱是它的口号。在适当的时候，它们便成了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个人自由的一统天下只能产生最为有利的结果。个人的才智在理性世界里的自由发挥，这是人们所可能寻求的最惊人成就，而我们也的确已能看到由此产生的这种成果。具有典型意义的“启蒙”思想家，带着对进步的激情信念，反映了知识、技术、财富、福利和文明的显著发展，这一切都是他能够从身边看到的，他公正地将这一切归因于思想的不断进步。在启蒙时代初期，欧洲各地仍在到处火烧巫婆；到这个时代末期，像奥地利那样的开明政府不仅已经废除了司法中的严刑拷打，而且还废除了农奴制度。如果在进步的道路上还存在着像封建领主或教会这类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那么，它们除了被扫除以外，还能指望什么呢？
严格地说，把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称作“启蒙思想”是不够明确的，尽管很多启蒙主义者——他们在政治上是坚定的——理所当然地认为自由社会将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11] 在理论上，启蒙主义的目标是让全人类获得自由，所有具有进步意义、理性主义以及人道主义的思想意识都隐含其中，而且，它们的确从中而来。但是在实际上，号召启蒙运动的解放运动领导者，往往是社会的中间阶层，他们不是凭借出身，而是德才兼备、具有理性的新人。通过他们的活动所产生的社会秩序，将是一个“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社会。
把“启蒙思想”称作革命的意识形态可能更为确切，虽然欧洲大陆的很多斗士在政治上小心谨慎、稳健节制，他们之中的大部分——直到18世纪80年代以前——都把他们的信念寄托于开明的君主专制政体。因为启蒙的意义就意味着，欧洲大部分地区现行的社会和政治秩序都应废除。它对于旧制度自行消亡的期望太高。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正像我们所看到的，旧政体在某些方面正在自我加强，以抵御新的社会和经济力量的前进。而旧制度的据点（存在于英国、荷兰联合省以及其他一些它们已经遭到失败的地区以外），恰恰就是温和的启蒙思想家们维系其信念的君主制度。

6

除了在17世纪已经历过革命的英国，以及一些较小的国家之外，君主专制制度盛行于欧洲大陆所有正常运作的国家，没有实行君主专制统治的国家通常都是分裂瓦解而且陷于无政府状态，它们遭到邻国的吞并，如波兰。世袭君主借上帝之名统率着土地贵族的阶级制度，他们得到传统组织和教会正统派的支持，他们四周的机构越来越臃肿庞杂，这些机构存在已久但又无所作为。在国际竞争激烈的时代，专制君主绝对需要凝聚力强、效率高的政府，这遂迫使他们长期以来抑制贵族以及其他既得利益集团的无政府倾向。只要可能，他们就用非贵族出身的文职人员去充实政府机构，这倒是事实。此外，到了18世纪后半叶，上述需要再加上资本主义英国的势力在国际上的明显胜利，诱使大多数专制君主（不如说他们的顾问更加确切）企图推行经济、社会、行政管理和知识现代化的计划。那个时代的君主，一如我们这个时代的政府，采用了“开明”的口号。出于类似的原因，君主们还采纳“计划”，就像我们这个时代某些采取“计划”的人，只是夸夸其谈而不见有实际行动。大多数人这样做的兴趣，并不是因为存在于“开明”（或者说“计划”）社会背后的一般理想，而是希望采纳最时新的方法，以增加他们的收入、财富和力量，因为这会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相反，中产阶级和受过教育的阶级，那些献身于进步事业的人们，经常把他们的希望寄托于“开明”君主身上，指望强有力的中央机构去实现他们的理想。君主需要中产阶级及其理想去实现其国家的现代化，而软弱的中产阶级则需要君主去对付顽固的贵族和教士利益集团对进步事业的抵抗。
但在事实上，君主专制制度不论如何现代化，如何具有革新精神，却仍发现，要从土地贵族组成的阶级制度中挣脱出来是不可能的。确实，它也没有显示出想挣脱出来的迹象，毕竟它也属于贵族地主的一员。专制君主象征并具体体现了土地贵族的价值观，并主要依赖他们的支撑。不过，专制君主从理论上说，可以为所欲为；但在实际上，却从属于受过启蒙思想洗涤的封建贵族或封建主义（feudalism，这一术语后来由于法国大革命而家喻户晓）的世界。这种君主政体乐于利用一切可得到的力量，在国内加强其权威，增加其税收财源，壮大其境外力量。这使得它有理由去培植实际上正在上升的那股社会力量。它准备通过挑拨各个集团、各个阶级、各个地方之间的关系来加强它的政治控制。但是，它的眼界是由它的历史、功能和阶级所决定的，它终究没能设想（也永远不可能做到）让社会和经济来一个彻底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正是经济进步所需要的，是处在上升中的社会集团所呼唤的。
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几乎没有什么有理性的思想家（甚至在君主们的顾问之间也是如此）认真地考虑过有必要废除农奴制度，以及废除残留在农民身上的封建依附关系。但任何“开明”计划都把这种改革确认为其中的一个要点，而实际上，从马德里到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从那不勒斯到斯德哥尔摩（Stockholm），在法国大革命前的25年里，没有一位君主不在某个时候赞同过这样一个纲领。在1789年以前，自上而下解放农民的事情，实际上只发生在像丹麦、萨伏伊（Savoy）公国这种不具典型意义的小国里，只发生在某些王公们的私人庄园上。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JosephⅡ）于1781年曾企图解放农奴，但是在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抵抗面前，在出乎意料的农民起义面前，这一重大行动没有获得成功，不得不半途而废。在西欧和中欧，使封建土地关系在各处都得以废除的确是法国大革命（通过直接行动、反作用或树立榜样）和1848年革命。
所以，在旧势力和新生的“资产阶级”社会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久便公开化了。这种冲突不可能在现存的政治体制的框架内得到解决，当然，像英国这种资产阶级已经赢得巨大胜利的地方除外。旧体制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压力，即新生的力量、顽强并且越来越顽固不化的既得利益集团，以及外国竞争对手。这三方面的压力使得旧体制变得更加脆弱。
旧体制最脆弱的地方就在于新旧两种相反力量易于交会的地方，即在天高皇帝远的省份或进行自治运动的殖民地。例如，在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的君主专制制度里，18世纪80年代约瑟夫二世的改革，引起了奥属尼德兰（即今比利时）的骚乱和革命运动，这场革命在1789年很自然地与法国大革命结合在一起。欧洲各国海外殖民地上的白人殖民者，对于其母国中央政策的不满更是普遍存在，这样的政策把殖民地的利益严格置于宗主国之下。在美洲、西班牙、法国、英国，还有爱尔兰，这种殖民者的自治运动到处展开——他们并非总是追求在经济上能代表比宗主国更为进步的体制——许多英国殖民地或是在一定时期里以和平的方式取得自治，例如爱尔兰；或是通过革命的方式实现目标，如美国。经济的壮大、殖民地的发展，以及“开明专制的君主制度”试图改革所引起的紧张关系，都大大增加了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发生这类冲突的机会。
地方或殖民地分离运动本身并不是致命的伤害，丢失一两个地方，老牌的君主政体依然可以生存下去。英国是殖民地自治运动的主要受害者，尽管发生了美国独立革命，但由于它未遭受旧体制衰弱之苦，所以它仍一如既往，稳定而有活力。完全基于国内因素而使权力发生重大转移的地区几乎是不存在的，使得形势发生突变的通常是国际竞争。
因为只有国际上的竞争，即战争，才能检验一个国家的国力，非此不能。当通不过这项检验的时候，国家便会发生动摇、解体，甚或垮台。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有一项重要的竞争主宰着欧洲国际舞台，并且处在全面战争周期性爆发的中心，即1689—1713年、1740—1748年、1756—1763年、1776—1783年，以及与本书所述时期有部分交叠的1792—1815年。那就是英法之间的冲突，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新旧统治体制之间的冲突。对法国来说，虽然它的贸易和殖民帝国的迅速扩张引起了英国的敌意，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最为强大、最为杰出、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一言以蔽之，它是一个典型的、贵族式的君主专制国家。没有其他事物能比英法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更能活生生地反映新社会秩序对旧社会秩序的优越性。因为英国不仅是冲突的赢家，而且除了其中的一次以外，所有战事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英国人轻而易举地组织战事，从财力物力上保证战争的进行。而在另一方面，尽管法国地广人众，而且从潜在资源上看，比英国更为富有，但是，法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发现自己力不从心。法国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失败之后，北美殖民地的反叛，给法国提供了一个反败为胜的机会，法国抓住了这个机会。的确，英国在随后的国际冲突中遭到了惨重失败，丧失了它在美洲殖民地中最重要的部分。法国，这个新生美利坚合众国的同盟国，也因此而成为胜利者，但是其付出的代价却极为昂贵，法国政府的国际困境不可避免地使它深陷于国内政治危机之中。六年之后，法国大革命（从危机中）应运而生。

7

以上我们只是初步概述了双元革命前夕的世界，扫视了欧洲（更确切地说是西北部欧洲）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接着便该结束此一概述。欧洲（及其海外势力、白人殖民者社会）对于这个世界在政治、军事上的绝对统治，应该是双元革命时代的产物。18世纪后期，许多非欧洲的大国和文明显然仍以平等之地位，勇敢地面对白种商人、水手和士兵。伟大的中华帝国当时在清王朝的统治下，处在鼎盛时期，天下无敌。如果说有什么文化影响的潮流是从东向西而来，那就是，欧洲的哲学家们在思索完全不同但显然具有高度文明的东方教训，而艺术家和手工艺人则要在他们的作品中体现常常未被理解的远东主题，使东方的新材料（“瓷器”）适用于欧洲大陆。伊斯兰国家（像奥斯曼）虽然受到其欧洲邻国（奥地利，尤其是俄国）不断的军事打击，但它们还远不是毫无用处的庞然大物，它们要到19世纪才变得如此。非洲实际上仍未受到欧洲的军事渗透，除了好望角附近的几个小地方以外，白人的活动仅限于沿海通商口岸。
但是，已经迅速扩大而且日益迅猛扩张的欧洲贸易和资本主义企业，逐渐破坏了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秩序。在非洲，通过空前加强的残酷的奴隶贸易；在印度洋周围，借由相互竞争的殖民大国渗透；在近东和中东地区，则是靠着贸易和军事冲突，使当地的社会秩序产生破坏。欧洲人直接的军事征服，已经开始大为超出16世纪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人、17世纪的北美白人殖民者在早期殖民化过程中早已占领的地区。英国人的殖民事业获得了重大进展，他们在印度的部分地区（尤其在孟加拉），已经建立起直接的领土控制，实际上推翻了莫卧儿帝国（Mughal Empire），这是一个将使英国殖民者在本书所述时期内变成全印度的统治者和管理者的重要进程。已经变得较为虚弱的非欧洲文明，当它们面临着比自己优越的西方技术和军事力量时，它们的结局可想而知。在世界的历史上，一小撮欧洲国家和欧洲资本主义势力，在一直被人们称为“达·伽马时代”（Age of Vasco da Gama）的四个世纪里，建立起对整个世界的绝对（尽管现在看来显然只是暂时的）统治，这个时代的黄金时期已指日可待。双元革命即将使欧洲人的扩张所向披靡，虽然它也为非欧洲人世界的最终反击提供了条件和装备。
[1] 例如，1823—1827年，布鲁塞尔城里人的平均身高要比附近的农村人高出3厘米，在鲁文（Louvain），城里人比农村来的人平均高2厘米，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大量的军方统计资料可资佐证，尽管所有资料都是19世纪的。（Quêtelet, qu. by Manouvrier, Sur la taille des Parisiens,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Anthropologique de Paris, 1888, p. 171.）
[2] 1918年以后，捷克斯洛伐克没收了80个面积超过2.5万英亩（1万公顷）的大庄园，其中，在勋伯恩（Schoenborn）和施瓦森堡（Schwarzenberg）各有一个占地面积达50万英亩的大庄园被没收，李希滕斯泰因（Liechtenstein）和金斯基（Kinsky）分别有一个占地面积达40万和17万英亩的大庄园遭没收。（Th. Haebich, Deutsche Latifundien (1947). pp.27 ff.）
[3] 在一定程度上也掠夺远东。他们在那里购买茶叶、丝绸、瓷器等，以满足欧洲人对这些物品不断增长的需求。但是，中国和日本的政治独立，使得这种贸易在当时不那么具有劫掠性质。

第二章 工业革命

不论它们如何运作，不论它们的原因和结果如何，这些机械价值无限，它们都归功于这位具有独创精神的有用天才，不论他走到哪里，人们都将想起他的功绩……游手好闲、懒惰、愚蠢的冷漠、漫不经心的粗枝大叶，处处使得人们束缚起来，步祖先的后尘，没有思想，缺乏研究，也没有雄心。如能摆脱这一切，你一定能积德。从布林德利（Brindley，英国工程师）、瓦特、普里斯特利、哈里森（Harrison，英国钟表师，发明钟的补偿摆）、阿克赖特（Arkwright，英国发明家）这些人的工作中，在他们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上，涌现了源源不断的思想，产生了多么努力的精神、多么巨大的创造力量……对于参观过瓦特蒸汽机的人而言，还有什么样的人生追求是他无法激起的？
——阿瑟·扬（Arthur Young），《英格兰威尔士游记》（Tours in England and Wales ）[1]
从这污秽的阴沟里泛出了人类最伟大的工业溪流，肥沃了整个世界；从这肮脏的下水道中流出了纯正的金子。人性在这里获得了最为充分的发展，也达到了最为野蛮的状态；文明在这儿创造了奇迹，而文明人在这儿却几乎变成了野蛮人。
——1835年托克维尔（A. de Toqueville）论曼彻斯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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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工业革命，也就是说，从英国谈起。乍看之下，工业革命的起点令人捉摸不定。在1830年以前，人们肯定不曾明确无疑地感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至少在英国以外的地区是如此。大约在1840年前后，它的影响可能也不太明显，一直要到我们所论述的这段历史的较晚时期，人们才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影响。文艺作品要到19世纪30年代才开始明显地魂牵梦绕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那是一个除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这一说法来自卡莱尔（Carlyle）］以外，所有的社会束缚都已打破的世界。巴尔扎克（Balzac）的《人间喜剧》（Comédie Humaine ），这部资本主义兴起时期最为杰出的文学代表作，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大约到1840年，官方和非官方关于工业革命社会影响的作品才开始如溪流般涌现出来，在英国，有大量的蓝皮书和调查统计资料，如维勒梅（Villermé）的《工人物质和精神状况之概述》（Tableau de l’état Physique et Moral des Ouviers ），恩格斯（Engels）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在比利时则有迪克珀蒂奥（Ducpetiaux）的作品；从德国到西班牙和美国，到处都有愤世嫉俗的批评家评论。无产阶级这个工业革命的产儿和当时热衷于社会运动的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中的那个幽灵——也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游荡于欧洲大陆。工业革命一词是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本身也是前无古人的一群——在19世纪20年代发明的，可能是从与法国那场政治革命的类比中引申而来。工业革命这个名称反映了它对欧洲大陆影响的相对落后。在英国，在工业革命一词发明之前，工业革命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3]
我们之所以要先研究工业革命，其原因有二：第一，因为工业革命事实上“爆发”（broke out）——我们用一个有待探究的措辞——在巴士底狱被攻陷之前；第二，因为没有工业革命，就无法理解本书所论时期较为突出的历史人事巨变；没有工业革命，也无从理解其节奏不平衡的复杂性。
“工业革命爆发”这一用语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在18世纪80年代的某个时候，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摆脱了束缚它的桎梏，在人类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从此以后，生产力得以持久迅速地发展，并臻于人员、商品和服务皆可无限增长的境地，套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就是从“起飞进入自我成长”。在以往，还没有任何社会能够突破前工业化时期的社会结构、不发达的科学技术，以及由此而来的周期性破坏、饥馑和死亡强加于生产的最高限制。当然，“起飞”并不像地震或陨石这类自然现象，是在突然之间侵袭这个非技术支配的世界。有的史学家因兴趣所致，把工业革命的前史追溯到公元1000年左右，有些甚至更早。早先投入这一领域的人，笨拙得像小鸭子，想一步登天，他们一味在“工业革命”的名字上大做文章，把工业革命的起飞定在13世纪、16世纪、17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从18世纪中叶起，起飞的加速过程已清晰可见，以致一些老资格的历史学家往往把工业革命开始的时间定在1760年。但是，经过深入详细的研究，大多数专家倾向于把18世纪80年代，而不是18世纪60年代作为工业革命的关键时期。就我们所知，只有到那个时期，所有相关的统计数据才都突然快速地、几乎直线式地上升，这才是“起飞”的标志，工业经济仿佛从天而降。
把这一过程称为工业革命，既合乎逻辑，又与业已形成的传统相一致，虽然在保守的历史学家中间——可能是由于在具有煽动性的概念面前有些羞羞答答——曾经有过一种时尚，否认工业革命的存在，而代之以诸如“加速演进”这类陈词滥调。如果发生在18世纪80年代前后那次本质上的、基础性的突然变化不是一场革命，那么，革命这个词就不具常识意义。工业革命的确不是一段有始有终的插曲。要问工业革命“完成”于何时，那毫无意义，因为就其本质而言，从此以后，革命性的变化已成为常态。这一变化仍在继续进行，我们最多只能问，经济上的转变发展到什么时候才足以建立真正的工业化经济；广义地说，什么时候才能够在既有的技术条件下生产它想生产的一切东西，用专业术语来说，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个“成熟的工业经济”。在英国，因而也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可能与本书所述时期几乎完全一致，因为，如果工业革命的“起飞”是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那么，或许可以说它结束于19世纪40年代英国铁路的修建和大规模的重工业建设。但是，革命本身，革命的“起飞时期”，或许能够尽可能精确地确定在从1780—1800年这20年中的某个时候，与法国大革命同时代，而又稍稍早于法国大革命。
不论怎么估计，工业革命无论如何都可能是自农业和城市发明以来，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而且，它由英国发端，这显然不是偶然的。倘若18世纪有一场发动工业革命的竞赛，那么，真正参加赛跑的国家只有一个。在欧洲，从葡萄牙到俄国，每个开明专制国家的工业和商业都有长足的进步，这种进步都是由每个开明王国中那群明智且经济概念并不幼稚的大臣和文职官员所推动的，他们每一个人至少都像当今的统治者那样关心“经济成长”。有一些小国和地区的工业化确实给人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比如萨克森和列日（Liége）的主教辖区，尽管它们的工业实力太小、太具地方性，还不能像英国那样产生世界性的革命影响。不过我们却可清楚地看到，即使在革命发生以前，英国在每人平均的生产量和贸易额方面已经远远地走在它主要的潜在竞争对手之前，即使在总产量和贸易总额上彼此还相差无几。
不论英国领先的原因是什么，它在科技方面并不占优势。在自然科学方面，法国几乎肯定走在英国之前。法国大革命相当大程度地加强了这种优势，至少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是如此。因为，在法国，科学受到革命的鼓励，而在英国，反动派则怀疑科学。甚至在社会科学方面，英国人距离使经济学成为——并且基本保持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显学的优势还远得很呢。不过在此时，工业革命的确使它们置身于毫无疑问的首要地位，18世纪80年代的经济学家不仅喜欢读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著作，而且——或许比较有益——喜欢研究法国重农学派和国民所得会计学派，魁奈（Quesnay）、杜尔哥（Turgot）、尼摩尔公爵（Dupont de Nemours）、拉瓦锡（Lavoisier），或许还能读到一两位意大利人的著作。法国有着比较独到的发明，例如1804年的雅凯（Jacquard）纺织机，这种机器的装置要比任何一种英国设计的机器复杂。法国也制造了较好的船只。日耳曼人拥有像普鲁士矿业学校（Bergakademie）那样的技术培训机构，在英国就没有类似的机构。法国大革命创造了独一无二、给人深刻印象的巴黎综合工科学校（Ecole Polytechnique）。相较之下，英国的教育如同儿戏，尽管它的不足之处多少因要求严格的乡村学校，以及具有严谨、激情和民主气息、信奉加尔文教派（Calvinist）的苏格兰大学所抵消。这些学校把一大批才华出众、勤奋刻苦、追求事业、具有理性精神的年轻人，源源不断地送往南方，这些年轻人包括瓦特、特尔福德（Thomas Telford，英国工程师）、麦克亚当（Loudon McAdam，苏格兰发明家）、穆勒（James Mill）等人。牛津和剑桥是英格兰仅有的两所大学，从学识上看，它们无足轻重，除了那些被排斥在（英国国教）教育体制之外的非国教新教徒们所建立的专科学校之外，这两所大学和公立学校或文法学校一样，毫无生气可言。甚至希望自己儿子能接受良好教育的贵族家庭，也依赖私人教师或苏格兰的大学来完成学业。19世纪早期，教友派信徒兰开斯特（Quaker Lancaster，以及在他之后，他的国教派竞争对手）建立了一种自愿式的大众识字教育，这个教育系统在经历了一番教派争论之后，很偶然地永远承担起英国教育的重责大任，而在此之前，英国并没有任何初等教育体系。社会恐惧阻碍了穷人的教育。
所幸的是，进行工业革命并不需要太多高深的学问。[1] 工业革命的技术发明极为平常，其技术要求绝不会超出在工厂学得丰富操作经验的聪明工匠，或者说，绝不会超过木匠、磨坊制作匠和锁匠的创造能力：如飞梭、珍妮纺纱机、走锭精纺机。即使从科技上看来最为复杂的机器，如1784年瓦特发明的旋转式蒸汽机，其所需的物理水平也不会超过此前大半个世纪已经达到的程度——蒸汽机的完善理论直到19世纪20年代才由法国人卡诺（Carnot）加以发展——并且可以在以往几代人实际使用蒸汽机（主要在煤矿）的基础上制造出来。假如条件适当，工业革命的技术革新（可能化学工业除外），实际上是水到渠成。但这并不表示早期企业家通常对科学不感兴趣，只一味寻求实际利益。[4]
在当时，这种适当的条件在英国是显而易见的。在英国，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式审判并处死了国王，个人利益和经济发展变成了政府政策的最高目的，这些都已是一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出于实际的目的，英国已经找到了解决土地问题的革命性办法，这是独一无二的。相当一部分具有商业头脑的地主几乎已经取得了对土地的垄断地位，这些土地由农场主人雇用无地或小土地持有者来耕作，农村大量古老的集体经济残余，仍需借由《圈地法案》（Enclosure Acts，1760—1830）和私人交易加以扫除。但是，我们几乎不能再以法国农民、德国农民或俄国农民那种意义上的农民来形容“英国农民”了。市场已经支配着农场，制造业早已渗透到非封建性的农村。农业已经做好了在工业化时代实现它的三个基本功能的准备：（一）增加生产，提高生产率，以便养活迅速增长的非农业人口；（二）为城市和工业提供大量不断增长的剩余劳动力；（三）提供一个累积资本的机制，把资本用于经济活动中较为现代的部门。（另外还有两个功能在英国可能不太重要，那就是在农业人口中——通常占总人口的大部分——创造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以及提供出口盈余，以有助于保证主要商品的进口。）大量的社会管理资本已经被创造出来，它们是为使整个经济平稳前行所必须投入的昂贵的基础设施，尤其在船运、港口设施，以及道路和水路的改进方面更加明显。政治已经适应利润的需要。商人的特殊需求可能会遭到其他既得利益团体的抵制，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土地利益团体将在1795—1846年间竖立最后一道障碍，以阻止企业家前进。但是，从整体上看，金钱万能已深入人心，企业家要想在社会的统治阶层中争得一席之地，其所必备的前提，就是要有足够的金钱。
毫无疑问，商人正处在发达致富的过程中，因为对大多数欧洲国家来说，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是一个繁荣的时期，是一个经济自由发展的时期，是伏尔泰（Voltaire）《老实人》中的潘格罗斯（Dr.Pangloss）幸福乐观主义的真实背景。人们很可能认为，这种受到轻微通货膨胀推动的经济发展，迟早会把某些国家推过区分前工业化经济与工业化经济的分水岭。但是，问题并没那么简单。事实上，18世纪大部分的工业发展并没有立即，或者说并没有在不远的将来导致工业革命，即导致一个机械化“工厂制度”的产生。这个制度反过来生产大量的产品并使成本迅速降低，它不再依赖于现有的需求，而是创造了自己的市场。[2] 例如建筑贸易，以及在英格兰中部和约克郡（Yorkshire）无数生产家用金属制品——钉子、铁锅、刀具、剪刀等等——的小规模行业，在这一时期显得蓬勃发展，但是，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总是现存的市场。在1850年，它们所生产的商品远多于1750年，但生产方式本质上还是旧式的。当时经济所需要的并不是随便哪一种类型的发展，它所需要的是一种创造了曼彻斯特而不是伯明翰的特殊发展。
此外，初始的工业革命是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在这个条件下，经济发展是从无数个私人企业家和投资者纷繁复杂的决断中出现的，每一个决策都根据那个时代的第一条圣训，即贱买贵卖。他们是怎么发现最大的利润来自有组织的工业革命，而不是他们更为熟悉（在以前也是更有利可图）的经营活动？他们是怎么知道当时尚无人知晓的秘密：工业革命将创造一种空前的力量，加速扩大他们的市场？倘若工业社会主要的社会基础已经打好，就如18世纪晚期的英国几乎肯定已经形成的那样，它们仍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需要存在一个已经为制造商提供了特殊报偿的行业，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通过简便廉价的革新，迅速扩大他的产量；第二，需要有一个基本上为某个生产国所垄断的世界市场。[3]
上述考虑在某些方面适用于本书所述时期的所有国家。例如，在所有这些国家，工业成长的前导都是大众消费品——主要（但不是绝对）是纺织品[6] ——的制造商，因为这类商品的巨大市场已经存在，商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扩大生产的可能性。但是，在别的方面，上述考虑只能适用于英国。因为早期企业家面对的问题最为艰难。一旦英国开始实行工业化，其他国家就可以开始享受由原发性工业革命所推动的经济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好处。此外，英国的成功证明了工业化的成就，其他国家可以模仿英国的技术，引进英国的工业和资本。萨克森的纺织工业，由于自己无法创造发明，有时它就在英国技工的指导下照搬英国人的发明。像科克里尔（Cockerill）这类对欧洲大陆感兴趣的英国人，在比利时和德国各地自己设立工厂。1789—1848年，英国的专家、蒸汽机、纺织机和投资，像潮水一般涌入欧洲和美国。
英国本身享受不到这种好处。但另一方面，英国拥有足够强大的经济和敢作敢为的政府，可以从它的竞争者手中夺取市场。1793—1815年的战争，实际上是英法长达一个世纪决斗的最后决定性阶段，从某种程度上说，除了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外，这场战争把所有的竞争对手从非欧洲人的世界中排挤了出去。而且，英国还拥有一个令人羡慕、适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首开工业革命的行业，以及允许其与棉纺织业和殖民扩张相联结的经济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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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所有其他国家的棉纺织业一样，英国的棉纺织业最初是作为海外贸易的副产品而发展起来的，海外贸易带来了纺织原料（倒不如说是其中的一种原料，因为早期产品是“粗斜纹布”，一种棉麻混纺布），以及印度棉纺织品，也就是“白布”，欧洲的制造商试图用他们自己仿造的产品来抢占印度棉纺织品的市场。虽然他们后来能成功地仿制比精纺织物更具竞争力的廉价粗糙产品，但是，他们起先并不是很成功。幸运的是，在毛纺织业中根深蒂固、势力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能够采取相应措施，经常确保对印度白布实行进口限制［尽可能地从印度出口白布，完全是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追求的商业利益］，于是为本国的棉纺织业提供了一个机会。棉花和棉纺织品的价钱要比毛纺织品便宜，遂使得它们在国内为自己挣得一个虽然有限却很有用的市场。不过，棉纺织业迅速扩张的主要机会还是在海外。
殖民贸易造就了棉纺织业，而且继续使它得到繁荣。18世纪时，棉纺织业在一些主要的殖民地贸易港口，在布里斯托尔、格拉斯哥，尤其是利物浦这个巨大的奴隶贸易中心发展起来。这种非人道但却迅速扩大的商业，它的每一个阶段都推动了棉纺织业的发展。实际上，在本书所关心的整个时期里，奴隶制度与棉纺织业并肩成长。非洲的奴隶至少有一部分是用印度的棉纺织品购买来的，但是，一旦印度棉纺织品的供应因发生在印度和印度附近的战乱而中断，兰开夏郡便乘虚而入。在西印度群岛上，采用奴隶劳动的种植园为英国棉纺织业提供了大量原料，种植园主人反过来又大量购买曼彻斯特的纺织品。到“起飞”前不久，兰开夏的棉纺织品已大量地倾销到互相结合在一起的非洲和美洲市场，[7] 兰开夏欠奴隶制度的债后来要借由支持奴隶制度去偿还，因为在18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南部的奴隶制种植园由于兰开夏棉纺织厂贪得无厌、飞速膨胀的胃口，而得以维持和扩大，它们为兰开夏的棉纺织厂提供了大量的原棉。
就这样，棉纺织业像一架滑翔机，在它所依赖的殖民地贸易推动下起飞了。殖民贸易不仅展示了广阔的前景，而且还指望获得迅速、无法估量的发展，它鼓励企业家采用革命性的技术以满足它的发展需要。从1750年到1769年，英国棉纺织品的出口增长了10倍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手里握着最多棉纺织品进入这个市场的人来说，其回报是无比丰厚的，很值得冒险大胆地进行技术革新。但是，海外市场，尤其是海外市场中贫穷落后的“低开发地区”，不仅经常性地急遽扩大，而且通常是没有明显限制地不断扩大。毫无疑问，其中任何一个地区以工业时代的标准来衡量都是微小的，看上去是孤立的，而不同的“先进经济”之间的竞争更使得每一个部分愈加显得渺小。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假如有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有充分的时间设法取得对所有市场，或者说几乎是所有市场的垄断地位，那么，其前景确实无限广阔。这恰恰就是英国的棉纺织业在英国政府大胆支持下取得成功之所在。从销售方面看，除了18世纪80年代的头几年外，工业革命可以说是出口市场对国内市场的胜利：1814年，英国生产的棉布出口和内销之比约为4∶3；到1850年，已加大为13∶8。[8] 英国货物出口的主要市场，长期以来是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市场，因此，在不断扩大的出口市场中，必然也是半殖民地、殖民地市场的巨大胜利。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由于战争和封锁，欧洲市场基本上已告断绝，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就是在战争过后，欧洲市场仍继续维护自己的利益。1820年，欧洲大陆再次打开大门，解除对英国货物的进口限制，从英国进口了1.28亿码棉布；美国以外的美洲地区、非洲及亚洲，则进口了8 000万码英国货。但是到了1840年，欧洲进口数量为2亿码，而“低开发地区”的进口量却高达5.29亿码。
英国的工业在这些地区内，通过战争、其他民族的革命以及它自身的帝国统治等手段，建立了垄断地位。有两个地区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拉丁美洲实际上逐渐完全依赖英国的进口。拿破仑战争以后，拉丁美洲已与西班牙和葡萄牙割断了联系，几乎完全成了英国的经济附庸，切断了英国潜在竞争对手的一切政治干预。在1820年，这个贫困大陆从英国进口的棉布数量，相当于欧洲进口量的四分之一强。到1840年，这一数目几乎达到了欧洲的一半。正如我们所见，东印度群岛在东印度公司的推动下，向来是棉纺织品的传统出口商，但是，随着企业家既得利益集团在英国占据优势，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利益（更不用说印度的商业利益）受到挫折。印度有计划地被非工业化，它反而成为兰开夏棉纺织品的市场：1820年，印度次大陆只进口了1 100万码棉布，但是到了1840年，它已进口了1.45亿码。这不仅仅是兰开夏市场所取得的令人快慰的扩展，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因为自有史以来，欧洲在东方总是买得多，卖得少。因为东方对于西方几无所求，而西方却反过来需要东方的香料、丝绸、棉布和珠宝等物品。工业革命出产的衬衫棉布第一次将这种关系颠倒过来，而在此之前，这种关系是通过运去贵金属和掠夺的方式保持平衡。只有保守而自足的中国仍然拒绝购买西方或西方控制下的经济所提供的货物，一直要到1815—1842年间，西方商人借助他们的坚船利炮，才发现了一种可以从印度大量输出到中国的理想商品，那就是鸦片。
所以，棉纺织品为私人企业家展现了一幅无比宏伟的前景，足以诱使他们大胆进行工业革命，而突然得到充分扩展的市场也需要这样的革命。所幸的是，进行工业革命的其他条件业已具备，带动棉纺织业革命的新发明——珍妮纺纱机、水力纺纱机、精纺机，以及稍后的动力织布机——简单方便，投资低廉，通过增加产量，几乎马上就能回本。如果这些机械需要零星安装，平民百姓借几个钱就能创业，因为掌握着18世纪巨大财富的有钱人们，不想把大把的钱投到工业上。棉纺织业发展所需的资金，很容易便能从日常的利润当中筹措，因为它所征服的巨大市场，加上持续不断的物价上涨，产生了巨大的利润。日后有一位英国政治家客观地指出：“利润率不是5%或10%，而是100%，百分之几千，就是这种高额的利润，使得兰开夏发迹致富。”像欧文（Robert Owen）这样原本是一位布商的伙计，1789年，他借了100英镑从曼彻斯特白手起家，到1809年，他竟能用8 400英镑的现金，买下新拉纳克（New Lanark）纺纱厂的股权。这是当时相当普通的事业成功故事。我们应当记住，大约在1800年左右，年收入超过50英镑的英国家庭尚不足15%，而年收入超过200英镑的更是只有3.75%。[9]
但是，棉纺织业还有其他优势，它的原料全部来自国外，因而，原料供应的增长是通过向殖民地白人敞开的急遽发展过程——奴隶制度和开垦新土地——而不是靠欧洲农业比较缓慢的发展过程来实现的；它也不受欧洲农业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4] 从18世纪90年代以后，英国棉纺织业在美国南部新开辟的各州中找到了原料供应基地。直到19世纪60年代，英国棉纺织业的命运一直与它们联系在一起。再者，在制造（尤其是纺纱）的关键环节，棉纺织业遭受了缺乏廉价、充分的劳动力所带来的损害，因而被迫推向机械化。像麻纺织这一行业，殖民地扩张起初为它带来了比棉纺织业更好的机遇，但从长远看来，就是因为便宜的、非机械化的生产能够在贫困的农村（主要是中欧，也包括爱尔兰）轻易得到发展，而使它遭受了损害，它只能在那些地区繁荣兴旺。18世纪的萨克森、诺曼底（Normandy）与英国一样，发展工业的明显方式，不是去建设工厂，而是去扩大所谓的“家庭”或“分散加工”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工人——有时候是以前的独立工匠，有时候是农闲季节找活干的农民——在他们自己的家里，用他们自己的或租来的工具加工原料，他们从商人手中领取原料，再把加工好的产品送还给商人，在这个过程中，商人变成了雇主。[5] 的确，无论在英国，还是在世界经济比较发达的其他地区，在工业化初期，经济发展主要是继续依靠这种形式而取得的。即使是棉纺织业，像织布这样的生产过程，也是借由大量增加家庭手摇纺织机的织布工，来为那许多已经机械化的纺纱中心提供服务，原始的手摇织布机要比纺车来得更有效率。但是，在纺纱业完成机械化大约30年之后，织布业在各处也都机械化了。顺便说一句，各个地方的手摇织布机织工都是无可奈何地退出历史舞台的，当棉纺织业已不再有求于他们的时候，他们偶尔也会揭竿而起，反抗他们的悲惨命运。

3

传统的观点最初一直是根据棉纺织业来看待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这是正确的。棉纺织业是第一个进行革命的行业，在其他行业中，我们很难看到有那么多私人企业家被推向革命。迟至19世纪30年代，棉纺织业是唯一一个由工厂或“制造厂”（这一名称来自前工业化时期最普遍的、运用笨重动力机械来进行生产的企业）占主导地位的英国工业。起先（1780—1815年）它主要是用在纺纱、梳棉以及一些辅助性工作的机械化上，从1815年以后，织布业也逐渐开始机械化。在人们的观念里，新的《工厂法》所说的“工厂”，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绝对是指纺织厂，主要是指棉纺织厂。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其他纺织业领域的工厂生产发展缓慢，而其他制造业更是微不足道。蒸汽机首先在开矿中得到应用，到1815年，蒸汽机已被应用到其他很多行业，但是，尽管如此，除了开矿以外，其他行业使用蒸汽机的数量不大。在1830年，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和“工厂”几乎绝对是指英国的棉纺织业。
这样说，并不是要低估在其他消费品生产领域中，导致工业技术革新的力量，尤其是在其他纺织业[6] ，在食品和酿酒业、陶瓷制造业，以及在城市迅速发展刺激下大为兴盛的家用商品生产领域的革新。但是，这些领域所雇用的人手比起棉纺织业要少得多，1833年，直接受雇于或依赖于棉纺织业的人数达150万，没有任何其他行业能望其项背，这是第一。[11] 第二，这些行业改变社会的影响力要小得多，例如酿造业，在很多方面是比较先进的行业，在科技上，它比其他行业先进得多，机械化程度更高，它无疑已在棉纺织业之前就实现了革命化，但是，它对于周围的经济生活几乎没什么影响，这可以从都柏林的吉尼斯（Guinness）黑啤酒厂得到证明，该厂的设立对于都柏林和爱尔兰其他经济领域并没造成什么影响。[12] 然而从棉纺织业中所产生的需求——需要更多建筑以及在这个新兴工业领域中的各种活动，需要机械、化学方面的改进，需要工业照明、船只运输和其他很多活动——却足以说明19世纪30年代以前英国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原因。第三，棉纺织业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发展，它在英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又是如此之大，以致它支配了整个英国经济的运行。英国的原棉进口量从1785年的1 100万磅，上升到1850年的5.88亿磅。棉布产量从4 000万码增长到20.25亿码。[13] 从1816—1848年，英国棉纺织品的年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40%—50%。棉纺织业的兴衰关系到整个英国经济的兴衰。棉纺织品的价格变动决定了全国贸易的平衡，只有农业可与之匹敌，但农业显然处在衰退之中。
尽管棉纺织业和棉纺织业占主导地位的工业经济，其发展之速，使最富想象之人在此前任何情况下所能想象的一切都成为笑谈，[14] 然而它的发展却非一帆风顺。到19世纪30和40年代初，增长过程中的某些重要问题便已出现，更别提那场英国近代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革命骚动。在那个时期，英国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降低，甚至有可能下降，这表明工业资本主义经济首次出现了大波折。[15] 然而，这场资本主义的第一次普遍危机，并非只是英国的现象。
这次危机最严重的后果表现在社会方面：新经济变革产生了痛苦和不满，产生了社会革命的因素。的确，城市贫民和穷苦工人自发兴起的社会革命爆发了，它在欧洲大陆上产生了1848年革命，在英国产生了宪章主义运动（Chartist Movement）。群众的不满并不限于劳动贫民，不能适应新情况的小商人、小资产阶级，某些特定经济部门也是工业革命及其发展所造成的牺牲品。头脑简单的工人认为，他们的悲惨遭遇都是机器造成的，所以，他们捣毁机器以反抗这个新制度。但是，出人意料的是，竟有一大批地方上的商人和农场主人也深深同情他们劳工所搞的卢德派（Luddites）运动，因为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一小批心狠手辣、自私自利革新家的牺牲品。对工人进行剥削，把他们的收入维持在糊口边缘，使得富人能够累积利润，为工业化（以及他们自己过奢侈享乐的生活）提供资金，这种剥削引起了无产者的反抗。但是，在另一方面，国民所得从穷人流向富人、从消费流向投资的转移，也引起了小企业家的对抗。大银行家、紧抱成团的国内外“公债持有人”，他们把所有税收捞入自己的腰包（参见第四章）——大约占国民总收入的8%[16] ——他们在小商人、小农场主这类人当中的形象，要比在劳工中更不得人心，因为这些人完全懂得金钱和债权，因此对于他们所处的不利境况深感愤怒。拿破仑战争之后，富人们事事如意，他们筹集了所需的所有贷款，他们强制紧缩通货，在经济上采取货币保守（orthodoxy）措施；倒霉的是小人物，在19世纪的每个时期，在每个国家，小人物们都要求放松借贷、实行财政非正统主义。[7] 所以，工人和那些行将沦为一无所有、心有怨气的小资产阶级，他们都有共同的不满。这些不满使得他们逐渐在“激进主义”、“民主主义”或“共和主义”的群众运动中团结起来。从1815年到1848年，英国的激进派（Radicals）、法国的共和派（Republicans）和美国的杰克逊民主派（Jacksonian Democrats）是其中最为棘手的运动。
但是，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这些社会问题都与经济进步有关，只有出现某些可怕的偶发事件时，才会推翻社会秩序。而在另一方面，他们似乎已经看到经济过程中存在着某种固有的缺陷，这些缺陷将对经济过程的基本驱动力——利润——造成威胁。因为，如果资本的回报率降为零，那么，只为利润而生产的经济必然衰退而进入“停滞状态”，这是经济学家们已可预见并担忧不已的情况。[17]
在这些缺陷中，有三项最为明显，它们分别是繁荣和萧条交替出现的商业周期，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以及（等于一回事）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减少。其中的第一个缺陷并不被认为很严重，只有批评资本主义的人，他们才会对周期性变化进行调查研究，并把它当作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组成部分，当作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症状。[8] 周期性经济危机导致失业、生产下降、企业破产等等，这些都是人所共知。在18世纪，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发生一般是反映了农业上的某种灾难（歉收等），人们一直认为，在本书所述时期结束以前，农业不稳定依然是欧洲大陆那些波及面最为广泛的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在英国，至少从1793年起，在小型的制造业领域以及财政金融部门所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也是大家熟知的。在拿破仑战争以后，从1825—1826年，1836—1837年，1839—1842年，1846—1848年，繁荣和萧条这种周期性轮替的戏剧性变化，显然支配着和平时期一国的经济生活。19世纪30年代是本书所述时期的关键10年，到这个时期，人们才朦朦胧胧地意识到，经济危机是有规律的、周期性发生的现象，至少在贸易和金融领域是如此。[18] 但是，实业家们依然普遍地认为，引起经济危机的原因若非是犯了特别的错误（例如过分投机于美国股票），便是由于外界力量干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平稳运行，人们并不相信危机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任何基本缺陷。
边际利润下降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棉纺织业能非常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起初，这个行业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机械化大大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即降低了生产的单位成本），由于劳动力主要由妇女和儿童所组成，他们所得到的报酬怎么说都是极为糟糕的。[9] 1833年，格拉斯哥棉纺织厂的1.2万名工人中，每周平均工资超过11先令的工人只有2 000名。在曼彻斯特的131个棉纺织厂中，每周平均工资不到12先令，只有21个工厂的工资超过12先令。[19] 棉纺织厂的建设费用相对便宜，1846年，建造一个拥有410台机器的完整织布厂（包括土地及建筑费用），大约只需1.1万英镑。[20] 不过，尤为重要的是，1793年惠特尼（Eli Whitney）发明轧棉机后，美国南部的棉花种植业迅速扩大，纺织原料的价格——棉纺织业的主要成本——由此急遽下跌。由于利润随着物价上涨而增长，企业家已从中得到好处（也就是说，他们出售产品时的价格要高于他们制造该产品时的价格，这是一个总趋势），再加上我们刚才说的这一点，那么，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棉纺织制造业者的感觉会特别好。
1815年以后，上述优势看来越来越为边际利润的减少而抵消。首先，工业革命和竞争造成了产品价格经常性的大幅下降，而生产的费用在很多方面并非如此。[21] 其次，1815年以后，总体的价格形势是回落而不是上扬，也就是说，生产者绝享受不到以前曾享有的因物价上涨所带来的额外利润，反而因为物价轻微的下落而遭受损害。例如，1784年时，一磅细纱的售价为10先令11便士，其原料价格为2先令（每磅有8先令11便士的利润）；1812年，一磅细纱的售价为2先令6便士，而原料费用为1先令6便士（利润为1先令）；而到1832年时，其售价为11.25便士，原料费用为7.5便士，扣除其他费用，每磅只有4便士利润。[22] 当然，在英国工业中到处都是这种情况，但因各行各业都在发展之中，形势也不至太悲观。有一位赞赏棉纺织业的历史学家，在1835年轻描淡写地写道：“利润依然丰厚，足以在棉纺织制造业中积累大量资本。”[23] 随着销售总量猛增，利润总额即使在利润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也快速增长。当务之急，是继续大幅度地加速生产。不过，边际利润的减少看来必须加以抑制，或者说，至少得减缓效益下降的速度。而这只能靠降低成本来实现。在所有成本中，最能压缩的就是工资。麦克库洛赫（McCulloch，苏格兰经济学家）估算，每年的工资开支总数是原料成本额的3倍。
直接剥削工资，用廉价的机器操作员替代报酬较高的技术熟练工人，以及借由机器竞赛的办法，可以有效压缩工资。1795年，博尔顿的手摇织布机织工每周平均工资为33先令，用最后一种办法压缩工资开支，到1815年，织工的每周平均工资减为14先令，在1829—1834年间，进而削减到5先令6便士（确切地说，净收入为4先令1.5便士）。[24] 确实，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时期里，现金工资持续下降。但是，这种对工资的削减有其生理上的限度，否则，工人就会挨饿，而当时实际上已有50万名织工处于挨饿状态。只有当生活费用同步下降时，工资的下降才不至于导致挨饿。棉纺织制造商都持有这样的观点，认为生活费用的提高，是由于土地利益集团的垄断者人为哄抬的。拿破仑战争以后，为地主所把持的议会为了庇护英国的农业经营，遂征收很重的保护性关税——此即《谷物法》（Corn Laws）——这使得情况更加糟糕。此外，这些做法还有别的副作用，足以威胁英国出口的实际增长。因为，如果世界上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其他地区，由于英国的保护政策而无法出售它的农产品，那么，它们拿什么来购买只有英国才能够（而且英国必须）提供的工业产品？所以，曼彻斯特商界成为反对整个地主所有制，尤其是反对《谷物法》的中心，他们勇往直前，富有战斗精神，并作为1838—1846年间“反《谷物法》同盟”（Anti-Corn Law League）的支柱。但是，《谷物法》直到1846年才被废除，《谷物法》的废除并没有立即造成生活费用的下降。在铁路时代和汽船时代到来之前，即使是免税进口粮食，是否可以大大降低生活费用，也是令人怀疑的。
英国的棉纺织业是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下去进行机械化（即经由节约劳动力以降低成本）、合理化，扩大生产和销售，借着薄利多销的方式弥补边际利润下降的损失，棉纺织业的成功是靠出奇制胜赢得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生产和出口在当时实际上已有大幅度增长，因此到了1815年后，原先仍靠手工操作或仅半机械化的工作也都开始大规模机械化了，尤其是织布业。这些职业机械化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普遍使用现有机器或稍加改进的机器，而不是进一步的技术革命。尽管技术革新的压力日益加大（1800—1820年，棉纺等领域的新专利有39个，19世纪20年代为51个，19世纪30年代为86个，19世纪40年代则达到156个[25] ），但是，英国棉纺织业从技术上看，到19世纪30年代已趋稳定。另一方面，在后拿破仑战争时期，尽管人均产量有所增加，但是，这种增加并未达到革命性的程度，真正的大幅度增加要到19世纪下半叶才发生。
资本的利率也有类似压力，当代理论往往趋向于把这种利率比作利润。不过，这一问题我们留待工业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即建设资本产业的阶段再予以考虑。

4

显然，工业经济只有拥有足够的资本，它的发展才能突破一定限制，这便是为什么即使到今天，钢铁产量仍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潜力最为可靠的单一指标。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私营企业的条件下，由于这项发展大多需要极为高昂的资本投资，因此其发展不太可能建立在和棉纺织品或其他消费品生产工业化的相同基础上。因为棉纺织品和其他消费品已经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市场，至少潜在地存在着这样一个市场：即使处在非常野蛮状态的人群也有衣食住行的需要。所以问题只是如何把一个足够巨大的市场尽快地推到商人面前。但是对于比如说建筑钢架那类笨重的钢铁设施，却不存在这样的市场，它只有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而且并非随时）才会逐渐产生。即使是相当普通的钢铁工厂也需要非常巨额的投资（与相当大型的棉纺织厂相比），那些在市场尚未显现就孤注投资的人们，很可能是投机分子、冒险家和梦想家，而不是可靠的商人。事实上，在法国有一批这类带着投机色彩的技术冒险家，圣西门（Saint-Simon）的信徒便为那种需要大量长期性投资的生产领域的工业化，扮演了主要的宣传角色。
这些不利因素特别体现在冶金业上，而其中尤以冶铁业为最。由于18世纪80年代有一些类似于搅炼法和滚轧法这种简单的技术革新，冶铁能力因而有所增强。但是，非军事领域对铁的需求依然相当有限，虽然从1756—1815年间，因为发生了一连串战争，而使军事需求令人欣喜地增加，但在滑铁卢（Waterloo）战役之后，这种需求便大为减退。当时这种需求肯定还没有大到足以使英国成为生铁生产巨头的程度。1790年，英国所生产的铁大约只超过法国40%左右，即使在1800年，英国的铁产量还远不足欧洲大陆全部铁产量的一半，只达到25万吨，根据后来的标准，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英国铁产量在世界上占有重要比重的事实，要到随后几十年才看得到。
所幸的是，这些不利因素在矿业中，尤其在煤矿开采中并不太明显。因为煤炭业拥有的优势，不仅在于煤炭是19世纪工业动力的主要来源，而且，主要是由于英国森林资源的相对短缺，煤炭也是家庭燃料的一个重要种类。自16世纪晚期以来，城市的发展，尤其是伦敦的发展带动了煤矿业迅速发展。到18世纪早期，它实际上已算是初级的现代工业，甚至使用了最早的蒸汽机［其目的基本相同，主要是为康沃尔地区（Cornwall）有色金属矿的开采而设计］来抽水。从此以后，在本书所述时期里，煤矿业几乎不需要或不用经历重大的技术变革。但是，它的生产能力已经十分巨大，以世界标准来衡量，它已达天文数字。1800年，英国的煤炭产量大约已达到1 000万吨，或者说，生产了占世界总量大约90%的煤炭，英国最接近的竞争对手法国，它所生产的煤炭尚不足100万吨。
这一巨大的工业，虽然对于现代真正大规模的工业化来说，其发展可能还不算快，但却足以推动铁路的发明，这是一个将使资本产业发生转变的基本创造。由于采矿业不仅需要大量的大功率蒸汽机，而且还需要有效的手段，把大量煤炭从采煤场运送到矿坑，尤其是从矿坑口运输到装船现场。矿车所跑的“路轨”或“铁路”就是一个明显的答案。既然人们已在尝试利用固定的引擎拉动矿车，那么用移动的引擎拉动矿车看来也并非不可行。最后，由于陆路运输大批货物的费用是如此之高，这很可能打动了内陆矿区的矿主，将其所用的短程运输工具发展为有利可图的长程运输。从达勒姆（Durham）内陆煤田到沿海的铁路是第一条现代铁路［从斯托克顿（Stockton）至达灵顿（Darlington），1825年开通］。从技术发展方面来看，铁路是矿业，尤其是英国北部煤矿业的产儿。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的职业生涯是从作为泰恩赛德（Tyneside）“机械师”开始的，在许多年里，火车司机实际上全是从他所在的煤矿区招收来的。
在工业革命中，没有什么革新能像铁路那样激起人们那么大的想象，这已有事实为证，这是19世纪工业化唯一被充分吸收到流行诗歌和文学想象之中的硕果。在大多数西方世界做出要建造铁路的计划（尽管实施这些计划一般都被拖延）之前，从工艺技术上看，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证明在英国（大约1825—1830年）建造铁路是可行的、有利可图的。1827年在美国，1828年和1835年在法国，1835年在德意志和比利时，开通了最初的几条短程铁路，甚至俄国也于1837年修造了铁路。其原因无疑是：还没有其他发明能够如此富有戏剧性地向世人昭示新时代的力量和速度。即使是最早的铁路也明显反映了技术上的成熟，其中所揭示的意义更加令人惊讶。（例如在19世纪30年代，时速60英里已经不成问题，事实上，后来的蒸汽火车并未做根本改进。）火车在钢轨上拖着一条条长蛇般的烟尾，风驰电掣地跨越乡村，跨越大陆。铁路的路堑、桥梁和车站，已形成了公共建筑群，相比之下，埃及的金字塔、古罗马的引水道，甚至中国的长城也显得黯然失色，流于一种古老的地域特色。铁路是人类经由技术而取得巨大胜利的标志。
实际上，从经济观点来看，铁路所需的巨大开支就是它的主要优势。毫无疑问，从长远看来，铁路有能力打开前此由于高昂的运输费用而被阻断于世界市场的国家大门，它大大地提高了以陆路运输人员、货物的速度和数量，这就是铁路具有重要意义之所在。在1848年以前，铁路在经济上还不太重要，因为在英国以外，几乎没有什么铁路，而在英国国内，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处理交通运输问题远没有像幅员广大的内陆国家那么棘手。[10] 但是，从经济发展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在这一阶段，铁路对于钢铁、煤炭、重型机械、劳动力以及资本投资的巨大胃口，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资本产业也将经历如棉纺织业已经经历过的那种深刻转变，那么，铁路所提供的恰恰就是这种转变所需要的巨大需求。在铁路时代的前20年（1830—1850年），英国的铁产量从68万吨上升到225万吨，换言之，铁产量是原来的3倍。从1830—1850年，煤产量也增至原来的3倍，即从1 500万吨增加到4 900万吨。产量急遽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铁路。因为，每建一英里铁路，仅铺设轨道所需的铁，平均就需要300吨。[26] 工业发展第一次使钢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随着铁路的大量修建，工业也自然蓬勃发展。
这项突如其来具有本质意义的巨大发展，其原因显然在于商人和投资者以非理性的激情投身于铁路建设之中。1830年，全世界只有几十英里的铁路线，主要是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到1840年，铁路线已超过4 500英里，1850年超过2.35万英里。其中的大部分路线是在通称为“铁路狂热”的几次投机狂潮中规划出来的，这股狂热爆发于1835—1837年，尤其是1844—1847年间。大部分铁路是用英国的资本、英国的钢铁、机器和技术建造起来的。[11] 这种投资激增几乎是失去理性的，因为在实际上，铁路很少为投资者带来高于其他企业的利润，这种高利润的报偿情况几乎不曾在铁路建设上发生过，大部分铁路的利润皆十分有限，很多铁路更是完全无利可图，例如：1855年，英国铁路投资的平均红利仅为3.7%。毫无疑问，创办人和投机者自然可大发横财，普通投资者显然不是这样。然而尽管如此，到了1840年和1850年，人们仍然满怀希望，投资到铁路上的钱分别高达2 800万和2.4亿英镑。[28]
原因何在呢？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头两代人中，普遍存在一项基本事实，那就是小康阶级和富裕阶级累积所得的速度是如此之快，数量是如此之大，远远超过了他们所能找到的花钱和投资机会。（据估计，在19世纪40年代，每年可供投资的余额大约有6 000万英镑。[29] ）封建贵族的上流社会将大把大把的钞票成功地挥霍在他们放荡的生活、豪华的建筑，以及其他非经济的活动中。[12] 在英国，德文郡（Devonshire）公爵六世，他的正常收入多得足以让他铺张挥霍，即使这样，他在19世纪中叶居然还为他的继承人留下了100万英镑的债务。（他另外又借了150万英镑，用于发展房地产，并还清了全部欠债。[30] ）大量的中产阶级人士是主要的投资大众，但是，他们依然是敛钱者而不是花钱者，尽管到了1840年已有很多迹象表明，他们已经感到有充分的财力既可投资又可花费。他们的妻子开始变成“女士”，大约在这一时期，礼仪方面的手册销路激增，女士们用礼仪手册来学习优雅举止。他们开始重建在教堂内的私人礼拜堂，把这些地方搞得富丽堂皇，他们甚至还模仿哥特式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建造了糟糕的市政厅和其他的城市怪物，以此来庆祝他们共同的荣耀，他们的城市史学家也自豪地记录了他们为此而付出的巨额费用。[13]
再者，一个现代社会主义社会或福利社会，毫无疑问会从累积起来的巨大财富中捐出一部分，用于社会目的。但是在本书所论的这个时代，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中产阶级所负担的赋税实际上并不太重，于是他们可以不断在饥寒交迫的人民大众中累积财富，民众的忍饥挨饿与他们的财富累积如影随形。中产阶级不是乡下人，不满足于把自己的积蓄贮藏在长筒羊毛袜中，或者把钱财变成金手镯，他们必须为它们寻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渠道。但是，到哪里去投资呢？举例来说，现有的工业已经变得极为廉价，最多只能吸纳一小部分可供投资的剩余资金，即使我们假定棉纺织业的规模扩大一倍，它的资本费用也只能吸收其中的一部分。当时所需要的是一块足以吸纳所有闲余资金的大海绵。[14]
对外投资显然是一条可行的渠道。世界其他地区——首先，大部分旧政权力求恢复拿破仑战争所带来的创伤，而新政体则以它们惯常的做法，肆无忌惮地为一些不太明确的目的举债——迫不及待地要取得无限额的贷款，英国投资者何乐而不为！不过，南美洲的贷款在19世纪20年代显得那么有希望，北美洲的贷款在19世纪30年代之前的回报曾是那般诱人，只不过竟如此快速地变成了一钱不值的废纸：外国政府在1818—1831年间所接受的25笔贷款中，到1831年时，竟有16笔（涉及大约4 200万英镑中的一半）是拖欠的。按规定，他们应偿还给投资者7%或9%的利息，但是，实际上投资者平均只收到3.1%的利息。在希腊有过这样的事情：1824—1825年利息为5%的贷款，直到1870年以后才开始偿付，而且在此之前分文未给。遇上像希腊这样的情形，谁还能不感到沮丧呢？[32] 很自然，那些在1825年及1835—1837年投机狂潮中流向国外的资本，从此以后就开始追求显然不会太令人失望的投资场所。
作家弗朗西斯（John Francis）回顾了1851年后的投资狂热，他是这样描写富人的：“对于工业界人士来说，富人们发现财富的累积速度总是超过合法公正的投资模式……他看到，在他年轻时，钱都投入了战争贷款，而成年时期积累的财富，则在南美的矿山中付诸东流，他的钱财在那里用于筑路、雇用劳工和扩大商业。（铁路）规模，投入的资本如果失败，至少是被创造铁路的国家吸收。投资铁路与投资外国矿山或外国借贷不同，它们不会一无所剩，或者说，不会毫无价值。”[33]
投资者是否能在国内找到其他的投资形式——比如建筑投资——这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实际上，投资者找到了铁路这条投资渠道，如果没有这股投资洪流，尤其是19世纪40年代中叶奔腾而来的投资潮流，那么，我们当然无法想象能这样迅速、这样大规模地修建铁路。这是一个幸运的关头，因为铁路恰好一下子解决了英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实际面对的所有问题。

5

追溯推动工业化的动力只是历史学家的部分任务。历史学家的另一个任务就是要追溯经济资源的动员和配置，追溯为维持这一崭新、革命化的过程所需要的经济和社会适应。
需要动员和调配的第一项，或许也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即劳动力，因为，工业经济意味着农业人口（也就是乡村人口）的比例明显下降，而非农业（也就是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比重急遽上升，而且，几乎必然引起（如我们所论时期那样）人口迅速全面的增长。因而，这也意味着主要由国内农业所提供的食物，必先大幅度地增产，此即“农业革命”。[15]
长期以来，城镇和非农业聚居区在英国的迅速增长，都很自然地推动着农业。幸亏英国农业的效率在前工业化时期是如此之低，以致只要对它稍加改良——对畜牧业稍加合理管理，实行轮作制、施肥，以及改进农场设计，或采用新作物——都能产生极为巨大的效果。这种农业变革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前，使得人口在最初几个阶段的增长成为可能。物价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异常高涨之后，紧接着发生经济衰退，使英国的农业生产惨遭损害，虽然如此，农业发展的动力却自然地持续下去。从技术和资本投资来看，本书所论时期所发生的变化，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可能相当有限，但在此之后，农业科学和工程技术的时代可以说已经来临。英国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攀升，使得英国的农业生产在19世纪30年代，能够为数量已达到18世纪2至3倍的英国人口，提供98%的谷物，[34] 农业的进步是借由广泛采用在18世纪早期开始应用的耕作方法，通过合理化和扩大耕作面积而获得的。
所有这些进步，并不是经由技术变革，而是通过社会变革一一取得的：取消中世纪遗留下来共同耕作的敞田制和公共放牧（“圈地运动”），消灭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营，以及对土地非商业性经营的陈旧观念。由于16—18世纪的农业进步为日后做好了准备，因此，英国能够以独特的方式，较为顺利地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尽管在此过程中不仅常常受到农村不幸穷人的抵抗，而且也受到因循守旧的乡绅抵制。但是，土地问题的解决，使得英国成为一个由少数大土地所有者、一定数量以营利为目的的租佃农场主人，以及大量的雇佣劳动者所组成的国家。在1795年的饥荒年和以后的岁月里，很多郡的乡绅法官，纷纷自动采纳救济贫民的“斯平汉姆兰制度”（Speenhamland System），人们一直把这一制度看作是为了保护旧有的乡村社会，抵御金钱关系侵害所做的最后一次有组织尝试。[16] 农业经营者以《谷物法》来保护农业生产，抵御1815年以后的危机。他们不顾所有的经济保守主义，这些人把农业视如其他任何行业，只根据获利的标准来进行判断，《谷物法》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反对上述倾向的宣言书。但是，这些为抗拒资本主义最终进入乡村所做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1830年后，他们在中产阶级激进派的前进浪潮中，节节败退。1834年颁布《新济贫法》（New Poor Law）和1846年废除《谷物法》，正式宣告了他们的最后失败。
从经济生产率的角度看，这项社会变革是一次大成功；从人们所遭受的痛苦而言，则是一次大灾难，并且因1815年后的农业萧条而加深，使得农村劳苦群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1800年后，甚至像阿瑟·扬那样对于圈地和农业进步抱着如此热情的拥护者，也为它的社会后果深感震惊。[35] 但是，从工业化的角度来看，这些结果也是人们所希望的，因为工业经济需要劳动力，而除了从先前的非工业领域外，还能从其他什么地方得到劳动力呢？国内的农村人口，国外的（主要是爱尔兰）移民，再加上各式各样的小生产者和劳苦大众，这些人是最为明显的劳动力资源。[17] 他们必须被吸引到新的职业中来，或者说，如果——这一点也是最有可能的——他们最初不为这些工作所吸引，不愿意放弃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36] 那么，就必须强迫他们从事新工作。经济和社会苦难是最有效的鞭子，更高的货币工资和城市生活更大的自由度，这些只是附加的胡萝卜。由于种种原因，在我们论述的这个时期里，能够撬动人们，使他们从历史形成的港湾中松动开来的力量，与19世纪下半叶比起来依然相当弱小。像爱尔兰饥荒那样触目惊心的大灾荒，带动了巨大的移民浪潮（在1835—1850年间，总数850万人口中，有150万人移居国外），1850年后，这样的现象变得很普遍。不过，这种情况在英国要比其他地方更为强烈，倘若不是这样，那么，英国工业的发展就会像法国那样，因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稳定舒适生活而受到阻碍，因为这会使工业丧失它所需要吸纳的劳动力。[18]
要获得足够数量的劳动力是一回事，而要获得足够具有适当技能的合格劳动者又是另一回事。20世纪的经验已经表明，这个问题是一个关键性的，也是更加难以解决的问题。首先，所有的劳动者都必须学会如何用一种与工业相适应的方式去工作，也就是说，用一种完全不同于农业生产中的季节性波动，或者说完全不同于独立手工业者对于他经营的小块土地能够进行自我调节的方式去工作，与工业相适应的方式就是每日不断、有规律的工作节奏。劳动者还得学会对于金钱刺激做出敏锐的反应。在那时，英国的雇主就像现在南非雇主那样经常抱怨劳动者的“懒惰”，或者抱怨他们的雇工有下述倾向，即挣够了按惯例能过一周生活的工资，就歇手不干了。这些问题或许能在严格的劳动纪律中得到解决（如罚款和使法律偏向雇主一边的《主仆法》等等），但首先采用的方法，却是尽可能压低劳动工资，使得他必须持续做满一周的工作，以便挣得最低限度的收入。工厂中的劳动纪律问题更显迫切，在这里，人们经常发现，雇主更加习惯于雇用听话的（也比较廉价的）妇女和儿童：1834—1847年，在英国棉纺织工厂的全部工人中，成年男子占1/4，妇女和女孩超过半数，其余的为18岁以下的男性童工。[37] 另一项为保证劳动纪律而普遍采用的方法就是订立转包合同，或是使熟练工人变成非熟练帮工的实际雇用者，这些方法反映了发生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小规模的、零零星星的进程。比如在棉纺织工业中，大约有2/3的男孩和1/3的女孩就这样“处在技术工人的直接雇用之下”，从此，他们受到了更为严密的看管。在工厂以外的地方，这种独特的做法甚至更为流行。当然，工头直接受到钱财的刺激，毫不放松对所雇用帮工的监督。
要招募或培训足够的熟练工人和技术上受过训练的工人，难度就更大。因为前工业化时期的技术，在现代工业中能大显身手的几乎没有，虽然还有很多工作，像建筑技术，实际上一如往昔，没有变化。所幸的是，在1789年之前的一个世纪里，英国缓慢发展的不完全工业化，无论在纺织技术，还是在金属处理方面，都已经造就了一批相当适用的技术队伍。所以，在欧洲大陆，制锁匠是仅有的几种会操作精密金属活儿的手工艺者之一，而他们竟成了机器制造者的鼻祖，而且，有时还冠以“工程师”或“机械师”的名称（在开矿和与矿业有关的行业中已经很普遍），而英国的水车匠也是如此。英文里的“工程师”一词，既是指有一技之长的金属制品工人，又是指设计和规划人员，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大多数拥有较高技术的工艺人员，就是来自这些在机械方面具有一定技术、能独立操作的人。实际上，英国的工业化便是依赖于这群未经计划培育的高技能工人，而欧洲大陆的实业家却没这么幸运。这解释了英国何以极为忽视普通教育和技术教育，这种忽视将要在日后付出代价。
除了劳动力供给的问题之外，资本供应的问题不大，与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不同，英国并不缺少能够立即用于投资的资本。主要的困难在于，18世纪掌握着大部分可供投资资本的有钱人——地主、商人、船商、金融家等等——不愿意把钱投资在新兴工业上，因此，新兴工业经常不得不靠小规模的积蓄或贷款起家，借由所获利润的再投资而得到发展。局部的资本短缺，使得早期的企业家——尤其是白手起家的实业家——更加勤俭节约、更加贪婪，因此，他们的工人相对受到更重的剥削。不过，这反映了全国性剩余投资流向的不完善，而不是资本短缺。另一方面，18世纪的富人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打算把他们的金钱投资于某些有利于工业化的事业，尤其是交通运输业（运河、码头设施、道路，后来还有铁路）和矿业。土地所有者即使不能亲自经营这些事业，也能从中抽取矿区使用费。
至于贸易和金融方面的技术，无论是私营还是公营，都不存在什么困难。银行、钞票、汇票、公债、股票、营销、海外贸易和批发贸易的技术细节，人们都了如指掌。能够操作这些业务，或者能轻而易举学会操作的，大有人在。此外到18世纪末，政府坚决奉行商业至上的政策，与此背道而驰的旧法律［例如像都铎（Tudor）时期的《社会法》］早已废弃不用。在1813—1835年间，除了与农业有关的方面，其余都已完全废除。从理论上看，英国的法律、金融和商业制度都相当粗陋，与其说是有利于经济发展，不如说会阻碍经济发展。例如，人们如想组织股份公司，他们几乎每次都必须让议会通过代价昂贵的“私法”（private acts）；法国大革命为法国——并通过革命的影响为欧洲大陆的其他地区——提供了更为合理和有效的机构，以便为此服务。英国也尽力而为，而且在实际上，它的确比竞争对手做得更好。
通过这种相当任意的、无计划的经验主义方法，第一个重要的工业经济建立起来了。用现代的标准来衡量，这个经济规模小而陈旧，其陈旧的痕迹仍给今天的英国留下了烙印。然而以1848年的标准来衡量，它的成就是非常伟大的，虽然它也因新兴城市比其他地方丑陋，无产阶级的处境比其他地方更每况愈下而令人吃惊。[19] 天空被烟雾笼罩，脸色苍白的人们匆匆穿行于乌烟瘴气之中，连外国游客都为此感到担忧。但是，它控制着100万马力的蒸汽机，依靠1 700多万枚机械化纺锤，每年生产出200亿码棉布，开采了数量几达5 000万吨的原煤，每年进出口的货物价值达1.7亿英镑。它的贸易量，是法国这个最有力竞争对手的两倍，然而在1780年时，英国才只刚刚超过法国。英国的棉布消费量是美国的2倍，是法国的4倍。它生产的生铁占世界经济发达地区生铁总产量的一半以上，英国居民平均使用生铁的数量是工业化程度仅次于英国的国家（比利时）的2倍，是美国的3倍，法国的4倍以上。英国的资本投资——占美国1/4，占拉丁美洲几乎1/5—从世界各地带回2亿到3亿英镑的红利和汇票。[39] 英国实际上已成为“世界工厂”。
商人和企业家的唯一法则就是贱买、无限制的贵卖。当时，无论是英国还是全世界都知道，在英伦诸岛发动的工业革命，正在改变着世界，工业革命将所向披靡，过去的神仙皇帝在今天的商人和蒸汽机面前，都将显得软弱无力。
[1] “一方面，我们欣喜地看到，英国人通过对古代作家的研究，为他们的政治生活取得了巨大财富，不论他们如何从中卖弄学问。议会中的雄辩家们出于良好的目的，经常引用古人的语言，这种做法议会乐于接受，并且无法不对议会有所影响。另一方面，在这个国家里，制造业已占据统治地位，从此以后，让科学和工艺家喻户晓，以促进人们对科学和工艺的追求，这些需要显而易见。但是，在年青一代的教育课程中，人们几乎不曾注意到缺少上述科目，这无法不令我们惊讶。同样令人惊讶的是，那些缺乏任何正规职业教育的人，其所取得的成就依然是那么巨大。”瓦克斯穆特（W.Wachsmuth），《欧洲习俗史》（Europaeische Sittengeschichte 5，2，莱比锡，1839年），p.736。
[2] 现代汽车工业就是这方面的最佳例子。并不是存在于19世纪90年代的汽车市场需求创造了现代规模的汽车工业，而是制造廉价汽车的生产能力，创造了对汽车大规模的现代需求。
[3] “购买力的扩大只是随着人口和人均收入的增长，随着运输费用的下降，以及对贸易限制的消除而缓慢进行。但市场正在不断扩大，而此时问题的关键在于某些大众消费品的生产者能够把握机遇，使他们的生产能持续、快速地发展。”（K.Berrill, InternationaI Trade and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 1960, p. 358.）
[4] 举例来说，在本书所述时期里，海外供应的羊毛，其重要性一直微乎其微，只有到19世纪50年代，才变成一个重要因素。
[5] “家庭生产制度”是制造业从家庭或手工业生产迈向现代工业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阶段，它的生产形式不可胜数，其中有些形式与工厂相当接近。如果18世纪的作者提到“制造业”，那几乎可以肯定是指“家庭生产制度”，而且这种指称适用于所有西方国家。
[6] 在所有国家掌握的可供出售的商品中，纺织品都占有很大份额，往往处于主导地位：在1800年的西里西亚（Silesia），纺织品价值占全部产值的74%。（Hoffmann, op. cit., p. 73.）
[7] 从拿破仑战争后的英国激进主义到美国的平民党的政治纲领，所有农场主和小企业家参加的抗议运动，都可以借由他们对财政非正统主义的要求而组织起来：他们都是“货币狂”。
[8] 1825年以前，瑞士的西斯蒙第（Simonde de Sismondi）和保守、农村意识的马尔萨斯（Malthus），他们是在这方面进行争论的第一批人。新兴的社会主义者借用他们的危机理论作为自己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基本原理。
[9] 1835年，贝恩斯（E. Baines）估计，所有纺织工人的周平均工资为10先令，一年有两周不给薪的假期，而手摇织布机织工的平均工资则为每周7先令。
[10] 在英国，没有离大海超过70英里的地方，19世纪所有重要的工业区中，除了一个例外，不是位于沿海，就是离海只有咫尺之遥。
[11] 1848年，法国铁路投资有1/3来自英国。（Rondo E. Cameron, Franc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urope 1800—1914(1961), p. 77.）
[12] 当然，这种奢侈的花钱也能刺激经济，但是效益极差，几乎一点都不会把经济推向工业发展的方向。
[13] 有些城市带有18世纪的传统，从来不曾停止公共建筑的建设，但是，像兰开夏郡博尔顿那样典型的新兴工业大都市，它在1847—1848年以前，实际上从没兴建过什么花哨的非功利性的建筑物。（J. Clegg, A chronological history of Bolton (1876).）
[14] 麦克库洛赫估计，1833年，棉纺织业的总资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为3 400万英镑，1845年为4 700万英镑。
[15] 在铁路和轮船时代到来之前——我们所关心的这个时代结束之前——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的可能性非常有限，尽管英国从18世纪70年代以后，最终成了粮食净进口国。
[16] 在这一制度之下，穷人可从地方税中得到必要补助，保证最低的生活工资。尽管这一制度用心良苦，但它最终还是使穷人比以前更加贫困。
[17]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力供应并非来自这种转变，而是来自于总人口的增加，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当时的人口正在飞快增长。但是，这种看法不着要害。在工业经济里，不仅是劳动力的数量，而且非农业劳动力的比例也必须有大幅增长。这就意味着，本来会像他们的先人那样留居乡村的男男女女们，必须在他们人生的某个阶段移居他处，因为城市的发展速度快于他们自身的自然增长率。无论如何，城市人口的增加速度，正常情况下往往低于农村，不管农业人口是在减少，保持不变，或者是在增加。
[18] 如果不是如此，英国就得像美国那样，依赖大量的外国移民。而实际上，英国只是部分依靠了爱尔兰移民。
[19] 有一位现代史学家得出结论：“从总体上看，1830—1848年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明显要比法国糟糕。”（H. Sée, Histoire Economique de la France, Vol. II, p. 189 n.）

第三章 法国大革命

英国人一定是丧失了所有的道德和自由感，否则怎么会对这场世界经历过的最重要革命，对它正在进行的庄严方式，不表敬仰赞赏。凡有幸目睹这一伟大城市最近三天发展的同胞，一定不会认为我的话是夸张的。
——《晨邮报》（Morning Post ）1789年7月21日论巴士底狱的陷落
不久，开明国家将审判那些迄今统治着它们的人。国王们将被迫逃亡荒漠，与和他们相似的野兽为伍。而自然将恢复其权利。
——圣鞠斯特《论法国宪法》（Sur la Constitution de la France ），1793年4月24日在国民公会发表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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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9世纪的世界经济主要是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话，那么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则主要是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英国为世界的铁路和工厂提供了范例，它提供的经济急剧增长，破坏了非欧洲世界的传统经济和社会结构；而法国则引发了世界革命，并赋予其思想，以致三色旗这类事物成了实质上每个新生国家的象征，而1789—1917年之间的欧洲（或实际上是世界的）政治，主要是赞成或反对1789年的原则，或甚至更富煽动性的1793年原则的斗争。法国为世界大部分地区提供了自由和激进民主政治的语汇和问题。法国为民族主义提供了第一个伟大的榜样、观念和语汇。法国为多数国家提供了法典、科技组织模式和公制度量衡。经由法国的影响，现代世界的思想观念首次渗透进迄今曾抗拒欧洲思想的古老文明世界。以上便是法国大革命的杰作。[1]
如我们所见，对欧洲的旧制度及其经济体系来说，18世纪末期是一个危机时代。该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充满了有时几乎达到起义地步的政治骚动和殖民地争取自治的运动，这种运动有时甚至可以使它们脱离宗主国，而且不仅发生在美国（1776—1783年），还见诸爱尔兰（1782—1784年）、比利时和列日（1787—1790年）、荷兰（1783—1787年）、日内瓦，甚至英格兰（1779年，此点曾有争议）。这一连串的政治骚动是那样地引人注目，以至于近来一些历史学家形容这是一个“民主革命的时代”。法国大革命是唯一一次虽然程度最激进，影响也最为深远的民主革命。[1]
认为旧制度的危机并非纯粹是法国独有的现象，这样的看法颇有一些分量。正因为如此，或许有人会争辩说，1917年的俄国革命（它在20世纪占有类似的重要地位）不过是这一连串类似运动中最惹人注目的一次。而1917年前几年的这类运动，最终埋葬了古老的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然而，这有点文不对题。法国大革命或许不是一个孤立现象，但它比其他同时代的革命重大得多，而且其后果也要深远得多。第一，它发生在欧洲势力最强大、人口最多的国家（俄国除外）。在1789年时，差不多每五个欧洲人中就有一个是法国人。第二，在它先后发生的所有革命中，唯有它是真正的群众性社会革命，并且比任何一次类似的大剧变都要激进得多。那些因政治上同情法国大革命而移居法国的美国革命家和英国“雅各宾党人”（Jacobins），发现他们自己在法国都成了温和派，这不是偶然的。潘恩（Thomas Paine）在英国和美国都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但在巴黎，他却是吉伦特派（Girondins）最温和的人物之一。广义说来，像从前许多国家进行的革命一样，美洲革命的结果仅仅是摆脱了英国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政治控制。法国大革命的结果则是巴尔扎克的时代取代了杜·巴里夫人（Mme Du Barry，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的时代。
第三，在所有同时代的革命中，只有法国大革命是世界性的。它的军队开拔出去改造世界，它的思想实际上也发挥了相同作用。美国独立革命一直是美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件，但（除直接卷入或被其卷入的国家以外）它在其他地方很少留下重大痕迹。法国大革命对所有国家而言，都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其反响比美国独立革命要大，它引起了1808年后导致拉丁美洲解放的起义。其直接影响远至孟加拉，该地的罗易（Ram Mohan Roy）在法国大革命的激励下，创立了第一个印度人的改革运动，并成为现代印度民族主义的鼻祖（当他于1830年访问英国时，坚持要搭乘法国船，以显示他对其信仰的热忱）。如上所述，它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对伊斯兰教世界产生实际影响的第一次伟大思想运动”，[2] 这种影响几乎是立即发生的。到19世纪中期，以前仅表示一个人的出生地或居住地的突厥语词汇“vatan”，在法国大革命影响下开始变成类似“patrie”（祖国）的意思；1800年以前，“liberty”（自由）一词最初是表示与“slavery”（奴隶身份）相反的法律术语，现在开始具有新的政治含义。它的间接影响是无所不在的，因为它为日后的所有革命运动提供了榜样，其教训（根据需要随意加以解释的）融入了现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中。[2]
因此，法国大革命是属于它那个时代的那种革命，而并不仅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种。所以它的起源不应仅在欧洲的一般条件中去寻找，还应当在法国特有的形势下去寻找。其独特性或许在国际关系中做了最好的说明。在整个18世纪，法国都是英国的主要国际经济竞争对手。它的外贸额在1720—1780年间增加了3倍，引起了英国的忧虑；它在某些地区（例如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制度，比英国更具活力。然而法国不是英国那样的强国，后者的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是由资本主义扩张的利益来决定。法国是欧洲最强大，并在许多方面是旧贵族君主专制中最典型的国家。易言之，法国官方机构和旧制度既得利益集团与新兴社会势力之间的冲突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尖锐。
新兴势力很清楚他们想要什么。重农学派经济学家杜尔哥主张有效地开发土地，主张自由企业和自由贸易，主张对统一的国家领土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废除阻碍国家能源发展的一切限制和社会不平等，以及合理公平的行政和税收。1774—1776年间，他作为路易十六的首席大臣，曾试图实行这样的计划，但可悲地失败了，而这场失败是极具代表性的。这类性质的改革，即使是最温和的，也与君主独裁制不相容或不受其欢迎。相反，一旦改革者加强了自己的实力，就会像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他们就会在这时所谓的“开明君主”中被广泛地鼓吹。但在大多数“开明专制”的国家中，这样的改革不是行不通，因而只在理论上时兴一时，就是无法改变其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整体性质；或者在地方贵族以及其他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下归于失败，使国家沦为相对于从前状态稍事整顿过的那种样子。在法国，改革失败得比其他国家更快，因为既得利益团体的抵制更加有效。但这一失败的结果对君主制度更具灾难性，因为资产阶级变革的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他们不会无所作为。他们只是把自己的希望从开明君主身上转到人民或“民族”身上。
不过，这样的概括还是无法使我们理解，为什么这场革命会发生在这个时候，以及为什么它会走上那条引人注目的道路。正因为如此，研究一下所谓“封建反动”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它实际上提供了引爆法国火药库的火花。
在2 300万的法国人中，约40万人组成的贵族无疑是这个国家的“第一阶级”，尽管它并非像普鲁士或其他国家那样，绝对不受较低阶级的挑战，但仍然相当稳固。他们享有很大的特权，其中包括一些赋税的豁免权（但豁免数量不如组织更加严密的僧侣阶级那么多），以及收取封建税捐的权利。在政治上，他们的地位不那么显要。君主专制尽管在其性质上仍是贵族的甚至封建性质的，但它尽可能地剥夺了贵族的政治独立和职责，并削减了他们旧有的代表机构——三级会议（States-General）和高等法院。这一事实持续在高级贵族和长袍贵族（noblesse de robe）中引起怨恨。长袍贵族是后来国王们因各种目的，主要是出于财政和行政目的而册封的，一个被授予爵位的政府中产阶级，只要能通过残存的法院和三级会议，就能表达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双重不满。贵族在经济上的忧虑绝非无关紧要，他们生来就是，并且按传统一直是武士而不是挣钱的人，贵族甚至被正式禁止经商或从事专门职业。他们依靠其地产收入，或者如果他们属于享有优惠的少数大贵族和宫廷贵族，则依靠富有的婚姻、宫廷的年金、赏赐和干薪。但是，有贵族地位之人，其开销是很大的，并且不断上涨；而他们的收入却在下降，因为他们之中很少有人是自己财富的精明管理人，如果他们勉强进行管理的话。通货膨胀使诸如租金这样的固定收入，其价值逐渐减少。
因此很自然，贵族们只好利用自己的一项主要资产，即公认的阶级特权。在整个18世纪，在法国如同在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他们不断侵占官职，但专制君主却宁可让在专业上称职、在政治上无害的中产阶级人士来担任这些职务。至18世纪80年代，甚至要有贵族的徽饰才能购买军队的委任状，所有主教都是贵族，甚至管理王室的宫廷管家一职，也大都被他们夺占。由于他们成功地竞争了官职，贵族不但触怒了中产阶级的感情，还通过日益增强的接管地方和中央行政权的趋势，动摇了国家的基础。同样，他们，特别是那些少有其他收入来源的地方乡绅，为应付其收入日益下降的情形，极尽可能利用手中强大的封建权力，加紧搜刮农民的钱财（或劳役，不过这比较少）。为恢复这类已过时的权力或从现存权力中最大限度地获取收益，一种专职的、研究封建法的专家（feudist）产生了。其中最杰出的成员巴贝夫（Babeuf），于1796年成为近代史上第一次共产主义暴动的领袖。因而，贵族不仅触怒了中产阶级，而且也触怒了农民。
农民这个也许占了法国人口80%的广大阶级，他们的地位绝对不值得称羡。大体而论，他们实际上是自由的，并且常常是土地所有者。在实际数字中，贵族仅占所有土地的1/5，教会地产也许占另外6%，这一比例随地区而波动。[3] 例如，在蒙彼利埃（Montpellier）主教辖区，农民已占有38%—40%的土地，资产阶级占18%—19%，贵族占15%—16%，僧侣占3%—4%，还有1/5是公地。[4] 可是，事实上多数人都没有土地或没有足够的土地，由于技术普遍落后，这个问题日趋严重；而人口的增长，更使普遍缺乏土地的问题日趋恶化。封建税捐、什一税和赋税掠走了农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而且这部分比例日渐提高；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却使剩余部分的价值日趋减少。只有少数经常有剩余产品出售的农民，才能从涨价中获得好处；其余的人或多或少都遭受涨价之苦，特别是在歉收年，因短缺造成的高价主宰着市场。无疑，由于这些原因，在革命前的20年里，农民的境况日益恶化。
君主政体的财政困难使问题攀升到危机点。这个王国的行政和财政结构大体已经过时，如前所述，企图借由1774—1776年的改革来修补这一结构的努力，在以高等法院为首的既得利益团体的反抗下，已遭失败。然后，法国卷入了美国独立战争。对英国的胜利是以其最后破产为代价换得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美国独立革命是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原因。各种权宜之计都尝试过了，但收效日少。当时财政赤字率至少20%，而且不可能有任何有效的节约措施，除非进行一项根本改革，以动员实际上相当强大的国家课税能力，否则无法应付此一局势。因为，尽管凡尔赛宫的挥霍经常因危机而受到谴责，但宫廷的开支仅占1788年总支出的6%。战争、海军和外交支出占1/4，现存债务负担占一半。战争和债务——美国独立战争及其债务——破坏了君主政权的根基。
政府的危机给贵族和高等法院带来了机遇。政府若不扩大他们的特权，他们就拒绝付款。专制主义面对的第一次破裂是1787年召开的“显贵会议”（assembly of notables），这次会议的成员虽经过精心挑选，但仍然很难对付，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原本是要批准政府增辟税源的需求。第二次破裂，也是决定性的一次，便是三级会议——这项旧封建时代的会议自1614年起便已停止召开。因而，革命的开始，是贵族试图重新夺回国家控制权。因如下两个原因，这一企图失算了：其一，它低估了第三等级的独立意愿，这一虚构的团体想要代表既不是贵族也不是僧侣的所有人民，但实际上是由中产阶级主宰；其二，它忽略了在进行政治赌博之际，被引入其中的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法国大革命并非由有组织的政党或运动发动领导的，也不是由企图执行某个计划纲领的人发动领导的。直到后革命时期的拿破仑出现以前，它甚至未能推举出在20世纪革命时我们习惯看到的那类“领袖人物”。然而，在一个相当有内聚力的社会集团中，他们的共同意愿惊人地一致，遂使该革命运动有力地团结起来。这个集团便是“资产阶级”；其思想观念是由“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系统阐述、由共济会纲领以及在非正式同盟中所鼓吹的古典自由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是“哲学家”发动了这一场革命。或许没有他们，革命也会发生，但可能正是由于他们，才造成了只是破坏一个旧制度与迅速有效地以一个新制度取而代之，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在其最一般的形式上，1789年的思想观念可以说来自共济会，这种观念曾在莫扎特（Mozart）的《魔笛》（Magic Flute ，1791）中得到纯洁庄严的展现，它是那个时代最早的伟大的宣传艺术，那个时代最高的艺术成就经常都是宣传性的。更确切地说，1789年资产阶级的要求是在同年的《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 of Man and Citizens ）中提出来的。这是一份反对贵族特权阶级的宣言，但并不是支持民主社会或平等社会的宣言。宣言中的第一条说，“在法律上，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但它也容许存在社会差别，“只要是建立在公益基础之上”。私有财产是一种自然权利，是神圣、不可剥夺和侵犯的。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职务对有才能的人同等开放；但如果赛跑在同等条件下开始，那么同样可以假定，参赛者不会同时跑到终点。该宣言主张（如同反对贵族阶级或专制主义一样），“所有公民都有权在制定法律方面进行合作”；“个人亲自参与，或通过自己的代表参与”。而宣言中设想作为主要政府机构的代表大会，并不一定要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它所指的制度也不是要废除国王。建立在有产者寡头集团基础上的君主立宪制，比民主共和更符合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意愿，虽然民主共和在逻辑上似乎更符合他们理论上想要追求的目标。尽管也有些人毫不犹豫地捍卫民主共和，但总体说来，1789年典型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和1789—1848年的自由派）并非民主派，而是信仰立宪政体：一种具有公民自由和保障私有企业的世俗国家，以及由纳税人和财产所有者组成的政府。
不过，在官场辞令上，这样的制度表达的并不仅是单纯的阶级利益，同时也是“人民”的普遍意愿，而人民则被转化为“法兰西民族”（一种意味深长的认同）。国王不再是蒙上帝恩宠的法兰西和纳瓦尔（Navarre）的国王路易，而是蒙上帝恩宠和国家宪法拥立的法国人的国王路易。宣言中说，“一切主权均源自国家”，而国家，如西耶士（Abbé Sieyès）神父所说，不承认世上有高于其自身利益的利益，并且不接受国家法律以外的法律和权威，不管是一般人类的，还是其他国家的。无疑，法兰西民族及其以后的模仿者，最初未曾设想到其本身利益会与其他国家的人民利益相冲突，相反的，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在开创或参与将各国人民从暴政下普遍解放出来的一项运动。但事实上，国家间的竞争（例如法国商人与英国商人的竞争）和国家间的从属（例如，被征服国家或已解放国家的利益对大国利益的屈从），已暗含于1789年资产阶级首次给予正式表达的民族主义之中。“人民”等同于民族，这是一种比意欲表达此点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纲领，更具革命性的革命观念。但它也是一种双刃的观念。
因为农民和劳动穷人都是文盲，政治态度不是温和就是不成熟，加上选举过程是间接的，因而被选出来代表第三等级的610人，多数是同一个模子打出来的，其中大部分是律师，他们在法国地方上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作用；另有约100位资本家和商人。中产阶级为赢得相当于贵族和僧侣总和的代表权，为争取正式代表95%的人民，为了这些温和的抱负而进行了艰苦、成功的斗争。现在，他们以同样的决心为争取资产阶级潜在多数票的权利而斗争，其方式是把三级会议转变为个别独立的代理人会议，这些代表将以各自投票，取代以传统阶级为单位的商议或投票，在后一种情况下，贵族和僧侣的两票总是能够压倒第三等级的一票。在这个问题上，首次的革命性突破展开了。三级会议开幕六周以后，急于在国王、贵族和教士之前抢先采取行动的平民代表，将他们自己和那些准备好要跟随他们的人组织起来，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组成了有权重新制定宪法的国民会议（National Assembly）。一次反革命的企图导致他们在实质上按英国下院的模式确定了自己的要求。专制主义已走到尽头，如才华横溢而又名声不佳的前贵族米拉波（Mirabeau）对国王所说的：“先生，在这个会议里，您是一个局外人，您无权在这里说话。”[5]
第三等级虽面临国王和特权等级的联合反抗，还是取得了成功，因为它不仅代表了有教养而又富有战斗性的少数人的观点，而且也代表了更强大得多的势力，即城市的，特别是巴黎劳动贫民的观点以及革命农民的观点，虽然这比较短暂。之所以能把一次有限的改革鼓动成一场革命，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三级会议的号召与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危机恰好一致。因一系列复杂原因，18世纪80年代晚期，对法国经济的所有部门都是一个巨大的困难时期。1788年和1789年的歉收和异常艰难的冬季，使这场危机尖锐起来。歉收使农民遭到损失，一时间，这意味着大生产者可以高价出售谷物，而大多数持地不多的人，则可能不得不去吃有钱人种植的粮食，或以无比的高价购买食物，特别是在临近新收获的月份（即5、6月）更是如此。歉收对城市贫民的冲击更为明显，他们的生活费（面包是主食）可能上涨了一倍。乡村的贫困使制成品市场萎缩，因此也造成了工业的萧条，这使歉收的危害日趋严重。乡村贫民因而陷于绝望和躁动不安，他们铤而走险，从事暴动和盗匪活动；在生活成本暴涨之时，城市贫民又失去工作，更陷入双重绝望之中。在正常情况下，或许只会发生一些盲目的骚动，但在1788年和1789年，法兰西王国的一场大骚动、一场宣传和选举的胜利，使人民在绝望中看到一种政治前景，他们提出了从乡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要求，在当时，这是一种无比巨大、震天撼地的思想。骚动的人民站在第三等级代表的后面，做他们的坚强后盾。
镇压革命将原本的群众骚动变成了实际的起义。无疑，旧制度唯一本能的反应便是进行抵抗，如果必要的话，就使用武装力量，尽管军队已不完全可靠。（只有不切实际的梦想家才会认为，路易十六也许会接受失败并立即使自己转变为立宪君主，即使他不像实际上那样无足轻重，那样愚蠢，即使他娶的是一个头脑不那么简单、不那么没责任感的女人，即使他稍微愿意听从谋臣的忠告，不做那些灾难性的举动，他也不会那样做。）事实上，镇压革命已经促使巴黎那些饥饿、充满不信任感和富有战斗性的群众整个动员起来。这场动员最激动人心的结果是攻占巴士底狱，这是一座象征王室权威的国家监狱，革命者指望在那里找到武器。在革命的年代，没有比象征物倒塌更具影响力的东西了。攻占巴士底狱代表了专制主义的垮台，这个事件象征着解放的开端，因而使全世界为之欢呼，于是7月14日遂成为法国的国庆日。哥尼斯堡（Koenigsberg）的康德（Immanuel Kant）是一个稳健的哲学家，据说，他的生活习惯非常有规律，以至于他那个城镇的居民都用他的活动来校正自己的钟表，甚至是像他这样的人在听到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后，也把下午散步的时间延后了，哥尼斯堡的人民于是都相信，震动世界的事件真的发生了。更能说明其影响的是，巴士底狱的陷落使革命蔓延到地方城镇和乡村。
农民革命是规模庞大、缺乏组织和明确目标、没有名称，但却不可抗拒的运动。使农民动乱转变成不可逆转的骚动的是，地方城市起义与群众恐慌浪潮的结合，它们悄悄而又迅速地在广大的农村蔓延，此即1789年7月底8月初的所谓大恐慌（Grand Peur）。在7月14日之后的三周内，法国农村封建主义的社会结构和皇家法兰西的国家机器便告分崩离析。国家权力只剩下一些零散且未必可靠的军队、一个没有强制力的国民会议和许许多多自治城市或中产阶级的行政机关，它们不久就按巴黎模式组建了资产阶级的武装“国民军”（National Guard）。中产阶级和贵族立即接受了不可避免的事实：所有封建特权都被正式废除，虽然在政治局势安定之后，确定了对他们进行补偿的高昂价码。直到1793年后，封建主义才完全告终。到1789年8月底，革命还发表了其正式宣言——《人权宣言》。相反的，国王以他惯常的笨拙方式进行了反抗，被群众性动荡的社会含义吓坏了的中产阶级革命分子开始想到，保守主义的时刻已经到来。
简言之，法国以及之后所有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治的主要形态，到这时已清晰可见了。这种戏剧性、充满辩证法的舞步将主宰日后的几代人。我们还会多次看到温和的中产阶级改良派，动员民众去对付反革命的死硬顽抗。我们还将看到，群众超越温和派的目标而走向自己的社会革命，而温和派则分裂为从此与反革命派同流合污的保守派，以及决心在群众的帮助下去追求温和目标中尚未实现部分的左派，即使冒着对群众失去控制的风险也在所不惜。如此，经过抵抗方式的反复变换——群众动员——向左转——温和派的分裂和向右转——直至中产阶级的多数转变成日后的保守阵营，或是被社会革命所粉碎。在以后多数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温和的自由派通常都是在革命刚刚开始的阶段就倒退，或转向保守阵营。实际上，在19世纪，我们越来越发现（在德国最明显），由于担心其难以控制的后果，温和自由派压根儿就不想发动革命，而宁愿与国王和贵族达成妥协。法国大革命的独特之处在于，有一部分的自由派中产阶级愿意继续革命，直至达到或真正濒临反资产阶级革命之时为止。这便是雅各宾派，他们的名字已成了其他国家“激进革命”的代名词。
为什么呢？当然部分原因是法国资产阶级尚未像日后的自由派那样，被法国大革命的可怕记忆所吓坏。1794年后，温和派已经很清楚，对资产阶级的安适和前途来说，雅各宾制度已把革命推得太远了，正如革命者十分清楚的那样，即使“1793年的太阳”会再升上来，它也不会在非资产阶级的社会散发光辉。再者，雅各宾派之所以能有机会提出激进主义，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不存在可以取代他们的社会替代方案。这样一个阶级，只有在工业革命过程中，随同“无产阶级”，或准确些说，随同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思想体系和运动而产生。在法国大革命中，工人阶级（这里指的是受雇者全体，其中多数都是非工业的雇佣劳动者）还没有发挥多大的独立作用。他们渴望过、造反过，或许还梦想过，但他们为了一些具体目的而追随非无产阶级的领袖。农民阶级从未提出不同于别人的政治替代方案；他们仅在情势需要时，提供几乎不可抗拒的力量，或者提出一个几乎不可更改的目标。取代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唯一派别（如果不算一旦失去群众支持就无能为力的一小批思想家和好斗分子）是“无套裤汉”（Sansculotte），这是一个大多由劳动贫民、小匠人、店铺老板、手工业者、小业主等组成的、无定形的、主要是在城市的人群。无套裤汉的主要组织为巴黎的“区队”（sections）和地方政治俱乐部，他们提供了革命的主要打击力量——实际的示威者、暴动者和街垒构筑人。通过像马拉（Marat）和埃贝尔（Hébert）那样的新闻工作者和地方代言人，他们也提出了一种政策，在这些政策背后有一种模糊又自相矛盾的社会理想，他们把对（小）私有财产的尊重与对富人的敌视结合起来，要求政府保证穷人的工作、工资和社会保障，渴望一种极端的平等主义和地方化的直接民主。事实上，无套裤汉所反映的，是广大“小人物”的群众利益，这些小人物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也许更接近后者而不是前者，因为他们毕竟多数是穷人。在美国［如杰斐逊主义（Jeffersonianism）和杰克逊民主派，或平民主义］、英国（如激进主义）、法国（如后来共和派和激进社会主义者的鼻祖）、意大利［如马志尼（Mazzini）派和加里波第（Garibaldi）派］和其他国家，我们都能看到这类人物。在后革命时期，它们大多变成中产阶级的自由左翼，但不情愿放弃左翼无敌人这一古老原则，并准备在遇到危机时起而反对“金钱壁垒”，或“经济保皇派”，或“钉死人类的黄金十字架”。但无套裤汉也没有提出现实的替代方案。他们的理想，一种乡下人和小手工工匠的美好过去，或不受银行家和百万富翁干扰的美好未来，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历史与他们背道而驰。他们最多只能够（这在1793—1794年已经实现）在其道路上设置路障，而这些路障从那一天起几乎直到现在，始终阻挠了法国经济的发展。事实上，无套裤汉是那么无益的一种现象，以致其名称本身大多已被人遗忘，或只是作为在共和二年对其提供领导的雅各宾主义的同义词而被人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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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1791年间，胜利的温和派资产阶级经由现在已经变成制宪会议（Constituent Assembly）的机构，着手进行法国规模庞大的合理化改革，这是该机构的目标。这次革命大部分持久的制度性成就都源于这一时期，大革命最引人注目的国际性成果，如公制度量衡的施行和对犹太人的最早解放，也都完成于此一时期。经济上，制宪会议的观点是完全自由的：它的农民政策是圈围公地和鼓励农村企业家；工人政策是禁止工会；小手工业政策是废除行会和同业公会。它对普通人很少给予具体的满足，例外的是，从1790年起，通过教会土地（以及逃亡贵族土地）的世俗化和出售，一般人可从中获得三重好处：削弱教权，加强地方和农民企业家的力量，并对许多农民的革命活动给予有限的回报。1791年的宪法借由君主立宪制度，避开了过度民主，这种君主立宪政体，是建立在“积极公民”的财产权基础上。他们相信，消极公民（The passive）将过着与他们称谓相符的生活。
事实上，这种情形并未发生。一方面，尽管君主现在得到前革命资产阶级强大派别的支持，却还是不愿屈从于新制度。宫廷梦想让王弟进行征讨，以驱逐占统治地位的暴民，并恢复神授的法兰西最正统天主教徒国王的合法地位。《教士组织法》（1790）被误解为企图摧毁教会对罗马专制主义的忠诚，而不是摧毁教会，这把多数教士及其追随者赶到了反对派那边，并有助于迫使国王企图逃离国家，这是一种绝望的并被证明是自杀性的企图。路易十六在瓦伦斯（Varennes）被抓获（1791年6月），从此，共和主义变成了一种群众力量，对抛弃其人民的传统上的国王来说，它已失去享有臣民忠诚的权利。另一方面，不受控制的温和派自由企业经济，加重了食品价格的波动，因而也加强了城市贫民，特别是巴黎贫民的战斗精神。面包价格以温度计般的准确性反映了巴黎的政治温度，而巴黎的群众是决定性的革命力量：法国的三色旗就是结合了旧时王室的白色和巴黎的红、蓝两色。
战争的爆发使事情达到危急关头，这指的是它导致了1792年的第二次革命。共和二年的雅各宾共和，最终导致了拿破仑上台。换句话说，它把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转变成欧洲的历史。
两股势力——极右派和温和左派——把法国推向了一场全面战争。因为国王、越来越多的贵族和教会流亡者，都麇集在德意志西部各城市，很明显，只有外国干涉才有办法恢复旧制度。[3] 由于国际局势复杂，加上其他国家在政治上相对平静，要组织这样的干涉并不那么容易。然而，对其他各国的贵族和君权神授的统治者来说，态势已越来越明显，恢复路易十六的权力不仅仅是阶级团结的行动，而且是防止令人震惊的思想从法国传播出来的重要防护措施。结果，夺回法国的势力在国外集结起来。
与此同时，温和自由派本身，最著名的是聚集在商业比较发达的吉伦特省代表周围的政治家集团，是一股好战的势力。一部分原因是每次真正的革命都有成为世界性趋向的可能。对法国人来说，诚如对他们在国外的许多同情者一样，法国的解放仅仅是全世界自由凯旋号吹响的第一声，这样的观念很容易让人相信，解放在压迫和暴政下呻吟的所有民族，是革命祖国的义务。这种崇高昂扬的热情，企图将自由传送到温和和极端的革命者中，这种热情的存在的确无法把法兰西民族的事业和一切受奴役之民族的事业分割开来。法国和其他所有的革命运动都会接受或采用这种观点，从这时起至少要到1848年止，情况都是这样。直到1848年，解放欧洲的所有计划，都以各国人民在法国人民领导下联合起义推翻欧洲反动派为枢纽；而在1830年以后，其他国家的民族和自由主义的行动，诸如意大利或波兰的起义，也都趋向于把他们自己的国家看成某种意义上的救世主，注定要用自己的自由去发动其他所有的民族。
另一方面，不那么理想主义的看法认为，战争也有助于解决大量的国内问题。把新制度的困难说成是流亡贵族和外国暴君的阴谋，并把群众的不满引向他们，这是颇具吸引力和显而易见的做法。尤其是商人争辩说，捉摸不定的经济前景、通货贬值和其他问题，只有在消除干涉威胁后，才能得到解决。只要看一看英国的历史便可知晓，他们和他们的思想家或许认为，经济霸权是有计划侵略的产物（18世纪并非十分热爱和平的成功商人的世纪）；而且，如很快便会出现的那样，进行战争还可创造利润。由于这种种原因，除少数右翼和罗伯庇比尔领导下的少数左翼以外，新的立法会议（Legislative Assembly）大多数成员都主张进行战争。也由于这些原因，当战争开始时，革命的征服便把解放、剥削和政治变更结合起来。
战争是1792年4月宣布的。人们把失败归咎于王党的阴谋破坏和叛变（似乎完全可能），所以失败导致激进化。8月和9月，通过巴黎无套裤汉群众的武装行动，推翻了君主制度，建立了统一而不可分割的第一共和国，随着共和元年的确立，宣布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法国大革命的黑暗和英雄时代，在对政治犯进行大屠杀、选举国民公会（National Convention，也许是议会史上最杰出的代表）和号召全面抵抗入侵者的声音中展开了。国王被关进监狱，外国入侵在瓦尔密（Valmy）并不激烈的炮战中被阻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