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云回忆
作者：沈亦云
内容简介
本书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推出的系列历史人物口述传记之一，由唐德刚协助沈亦云整理完成。沈亦云是民初政坛风云人物黄郛之妻，见证了现代史上风起云涌的中国政治。本书是研究民初政坛的一手史料，价值极高。 黄郛在辛亥革命前后，与孙中山、陈其美、黄兴等人关系密切，并与陈其美、蒋介石结为义兄弟，但他却不是国民党员。在北洋政府中，他先后一直担任重要职位。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中，他是幕后人，扮演了重要角色。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他又立即成为蒋氏的政治灵魂。从这本回忆中，我们能够了解黄郛的性格和应世处事之道，见证黄氏的理想是要讲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事业继续完成。亦能看到作为对蒋介石施政影响极大的人，黄郛的艰难处境，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蒋介石最终失败的原因。

一 嘉兴东栅口
吾家先世从湖州府归安县（归安后与乌程合为吴兴）迁居嘉兴。嘉兴一片平原，无山多水，府城之内兼治着嘉兴、秀水两县，民国取消府治，嘉兴、秀水合并为嘉兴县。洪杨之役，太平天国军队最后与清军相持，浙西府县经过出入争夺，地方受祸最烈，嘉兴地处冲要，于战事中糜烂尤甚。嘉兴东门外有一甪里街，本地人称为六里街，荒凉漫长，年久失修，相传本系繁盛之区，兵燹以后毁为瓦砾。六里街的另一头，接着一个镇叫栅口，俗称东栅口，即是我老家所在。我的父亲生在那里，我姊妹中我与二妹性仁亦生在那里。
我曾祖天桂，号林一，娶同邑黄氏，生三子一女，其少子行四，名炽，号少林，是我祖父。我祖父少年时，正值战乱，饱尝流离之苦，事定归来，家无长物，与两位伯祖在东栅口开始经商。此地水路四达，纵贯中国南北的运河从杭州起点，第一个所过大城是嘉兴，东栅口系必经之路，当地丝茧棉纱集散于此，祖父即以此贸迁辛苦起家。他性情豪爽，虽生于忧患，而看财甚轻，自恨因乱离失学，勉励后人读书是其最大志愿。他厌恶赌博，不许家人玩牌，虽年节不破戒。我幼时，闻伯叔辈每人擅长一种乐器，见我父亲打过一次锣，父亲拘谨，此事难于置信，后知音乐是祖父许可之娱乐。东栅口居户栉比，镇上早有救火组织，绅董们轮流主持，俗称救火的水箱为“龙”，掌值者为“龙头”，有警，由龙头指派工作。轮着祖父时，他常随众同行，帮着指点救火，地方上人喜他热心，称他“四叔”或“沈家四叔”。
祖父娶同邑陶氏，生儿女十人，五人早殇，成立的有四子一女。其第三子行六，名秉钧，号叔和，是我父亲，娶我母亲葛氏，名敬琛。黄、陶、葛三姓均为嘉兴故家，亦是我家最近三代母族尊亲。我大伯父秉衡，号达孚，年长于我父亲十余岁，早年颇有文名，曾为我父亲启蒙改卷。他入省乡试，流连不返，下第而归，从此落拓。五伯父秉璋，号彦士，首违赌戒；二者均伤祖父之心。我父亲十余岁时，从同里谭爱萱先生学，爱萱先生名日森，家有藏书，本未设帐授徒，祖父商得同意，令父亲住读其家。祖父早年，一心望诸子读书，未计及如何继业。不幸两伯祖均早世，无子，五伯父出嗣于三伯祖，我父亲出嗣于二伯祖，始令七叔在源昌纱庄学商。七叔秉荣，号季华，未成立而祖父去世，然终为纱庄继业人。
我生之时，祖父去世已久。我六岁以前，在东栅口，与祖母同住源昌后面楼房。家里有大伯父母及其两女，五伯父母及其一子一女，父亲母亲及我姊妹、姑母、七叔。屋小人多，食指甚繁，家况甚窘。祖母非精干之才，然克己慈爱，合家忙碌，和气相处。伯母们与我母亲忙孩子们衣着鞋袜，帮姑母刺绣。祖母已六十多岁，闲坐即打绵线，从茧衣抽线可织绵绸，是嘉兴人最经常衣料，以制被褥单，冬夏咸宜。一只锭子，几两茧衣，轻便可携，是祖母随身长物。祖母打绵线，线断锭子落地，孩子们为她十锭，她要买糖果酬劳，粽子糖、绿豆糕价廉物美，是我们最欣赏之酬劳品。平日，即有亲戚馈赠，都转手送人，不随便拆开包匣自享的。
吾家有几代坟亲，往来如至戚，有的是吾家管坟，有的是从前佃户。祖父未置田产，远祖祭田亦甚少，合族轮收租米为扫墓用，故佃户有名无实，我们一概称为坟亲；坟亲来，合家欢迎。有母女二人，年岁在祖母与母亲之间，祖母命我们称其母曰“方家婶婶”，其女曰“龙姑娘”。龙姑娘种出一种水果，小于柚，大于橙，似柑而不酸可食，她自己命名曰“蜜团”，颇类今美国之柚橘。吾家每年年终祀神供果，供至正月十六日方撤，其中必有她家的蜜团，市上所无。我常不解，嘉兴人多文弱，而妇女反耐劳苦，乡下妇女尤甚。又怀疑何以寡居妇女独多，亦乡间为甚。方家婶婶与龙姑娘均寡居，老犹力田。我不能忘记她们的腿，粗肿可怕，受姜片虫害，彼时不知，她们亦不叫苦。她们来时，总有新鲜出产送给我们；去时，我们总记得送膏药痧药，纸张有花有字，及科举时代报单，均受欢迎。爱美与迷信读书人心理，均自然表现。另一家坟亲，母子二人，子名阿虎，年纪尚小，阿虎的父亲已死，大家说他母亲强干，做得起人家。不知何时我母亲曾借给她家十元钱，我母亲不是宽裕之人，亦无放债之事，此举决非无聊交易。若干年后，我母亲去世，阿虎的母亲亦前死。一日，阿虎来，交我二妹洋两元，言系分期拨偿母债，却之固持不可。二妹对我述阿虎诚恳负责之状，犹深动情感。我二人均对此半成年乡下孩子，生无限敬意，愧为其所忻羡的读书人。
我曾经被请到乡下看“水会”，母亲为我换上干净衣服，让我一个人跟她们去。她们指明请“大官”不请“二官”，因我比“弟弟”大两岁易于照顾。“大官”“二官”是我与二妹小名，我与她彼此以“哥哥”“弟弟”相称。我坐在方家的船上看搭彩扮戏的船，一条一条在河上过。方家的船无棚，她们带着伞为我遮阳，还带着吃的东西。看“水会”我生平只这一次，不幸这日我晕船呕吐，归来母亲责我不能忍耐，有负方家盛意。晕船晕车之苦，拘束我许多行动与出门兴致，是无病之病。嘉兴人出门大都坐船，每年我们最少有两次大出门，新岁拜年与清明扫墓，都是一连几日。我虽然仍选择出门之乐，常要求母亲许我坐在船头，迎面有风，吹得清醒些。
东栅口老家无一点空地，母亲不许我们走到前面玩，惟一可见的宽阔天地是后面那条河。我虽怕坐船，却十分爱水，望着水，久坐不厌，带领我的妈妈养成我逍遥河边的习惯。我母亲嫁时，从外祖家带来女仆潘妈，使女吟梅。我生，母亲自乳我，而由潘妈带领，我称她“妈妈”。妈妈每日做完洒扫之事，带我到后门河埠，坐石级上，教我唱山歌，拍大麦，急口令之类。“风吹藤荡钟铃响，风静藤定静钟铃”一句要一口气说完，还要催快点快点。她在河边洗衣，让我在旁坐着，不许伸手弄水，我亦听话。河与妈妈是我幼时伴侣，最早朋友。我二妹亦爱水，她比我深入，摸螺蛳蚌壳，见到水里许多好玩东西，有时一个人熘到河边。一次大寒天，她和祖母的小丫头阿珊到河边玩，失足落水，阿珊惊叫，无人听见，幸有柴船救她起来。母亲急急为她换新衣新被取暖，煮姜糖汤给喝，她若无其事，甚快活。母亲不得不请祖母来训她几句，祖母从不会责骂人，何况在此光景，勉强拿手杖到二妹面前，在地上敲几下，戒她再到河滩弄水，将用杖打。这假怒与手杖之威，并未吓倒二妹，她后来又落水一次。
在东栅口，我姊妹日渐长大，无意中我亦识了一些字。一向在我父母计划中的家，是祖母以下全体，不仅仅是他们和他们自己的孩子。后来姑母出嫁，七叔娶亲，祖母的心事可了。祖母最大的心事是姑母，姑母是我父亲之姊。祖父在日，宠爱独女，择婿甚严，久而不成，二十余岁犹待字闺中。后由祖母许嫁城内梅湾陆和卿（鸿翔）为继室，有前房遗下逾十岁之儿女三人。姑丈之母出自巨室姚氏，有严峻名。这件姻事颇使祖母为难，亦极担心。想不到姑母嫁后多病，姑丈来接祖母，两亲家极为相得，前房诸表尤欢迎。姑母嫁年余，产子病故，姑丈续娶之填房来认祖母为母，往来如常。直至祖母去世，姑丈与填房姑母携诸表，连已嫁之大表姊，都来尽礼。
祖母为姑母而常入城。其时，家里最能干有为之大伯母去世。大伯母宋氏与我母亲最相得，爱护我姊妹仿佛祖母。她时常鼓励大伯父不求事业功名，亦须殖产谋生。大伯父始终是个好好先生，无可无不可，曾从老店分新店，不久亏倒。大伯父没有儿子，吾家无蓄妾例，种种不顺，使大伯母郁郁以终。大伯母之死，促成我父母决心，奉了祖母搬出东栅口。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卷第四期）

二 我的父亲
我母亲常言：“吾家是严母而慈父。”孩子有过，要父亲责罚，他左手执孩子之手，右手用两指在孩子掌上摸索，画圈圈，然后举起曰：“下次再错，要打手心。”手始终不下来。孩子们大声喊佣人，则必受教训曰：“走近去说，自己去做。”父亲自己对佣人，即使急要，亦言：“待你有空，为做某事。”父亲性拘谨务实，一生在书卷中生活，所心得，严守力行不怠，知之者许为孝廉方正。他早年为分祖母之忧，日间授徒，夜间应书院课，于光绪壬寅年（一九〇二）应乡试中举人。祖母年七十三岁去世，他哀哭不已，致咯血。我幼时，一日在抽屉内发见铅笔、橡皮、练习簿等一包，此在家里尚少有。我羡慕铅笔已久，向父亲要求取用。父亲谓原是阜升（辛嘉）送的，但他以为不宜浪费公物，是以搁置。阜升是我族兄，在浙江武备学堂肄业，纸笔由学校发给，此其剩余之物，而父亲不欲宽我取与之戒。
父亲自处及教儿女，首重一句话：“勿说谎。”我是第一个孩子，他取名曰“性真”。我上学，他正楷写“沈性真”三字，解释命名之义，且曰：“真之反面为妄，妄则无所不为，是个坏人。”我最小之妹名“性元”，他说：“元者，善之长也。”他期望儿女们都作诚实善良人。我深悔因同学笑我“性真”系僧尼名字，呼我“师太”，在投考北洋女师范学堂时，自改名曰“景英”，故名我的女儿曰“小真”，再传父亲之意。
新丰公塾是庚子年（一九〇〇）偶然集合的读书团体，表兄敖梦姜（嘉熊）来请我父亲去任教师。义和团之乱，关心国事的人，既愤联军之凌辱，亦痛清廷与拳匪之无知，嘉兴人尤其敏感。因在朝不主启衅，忤旨被斩首之大吏许景澄、袁昶、徐用仪三人均浙江籍。徐与许是嘉兴人，许家在嘉兴城内，传其生死消息，这件事妇孺皆知。有人避乱到乡镇，梦姜全家搬到新丰。新丰是嘉兴属下一个大镇，开通较早，一些热心人参酌新旧，办此公塾，在竹林庙，竹林庙因公塾而出名。梦姜后来鼓吹革命，出私财在嘉兴办学，自己上讲堂，我做过他学生，在讲堂他不是教书而是演说。徐锡麟刺皖抚恩铭案，继以绍兴大通学校案，及秋瑾案，他涉嫌隐迹，一日忽失踪，家人在河中得其尸体，民国后葬于西湖。我父亲非激烈之人，但素为梦姜信服。梦姜处家庭极厚，事继母孝，继母能画，其画常请我父亲题字，梦姜自己亦能画。辛亥在嘉兴参加革命的方青箱（于笥）、计仰先（宗型）皆新丰人，青箱系梦姜妹夫，仰先是我父亲学生。
我父亲在新丰时，嘉兴董政孚（定枢）先生有侄，少孤而又独子，从师屡不服教，送到竹林庙读书，态度骤变，家人归功我父亲，两家交谊益厚。我后来亦从政孚先生读书，与董氏诸姊妹均同学。
早在戊戌年（一八九八）之春，七外叔祖葛文濬，号慕川，在嘉兴办一学校，名曰“毓秀”，收亲友子弟入学，有中英文及数学功课，因政变而停止。侯官方雨亭先生来知秀水县，极力开地方风气，与慕川外叔祖商，筹设秀水学堂，是为嘉兴有公立学校之始。地方绅士都赞助，外叔祖母家高氏，岁认捐款。陶惺存（保霖）世丈在校任事，我父亲被聘为文史教习。秀水学堂在城内，吾家在城外，父亲每星期一清晨步行到校，星期六下午回家。他愿意住校，可与学生生活接近，认识其性情家况。有学生差一年功课，将辍学谋事以助家计，他往访学生之父劝说：“让儿子读书成功，有助于家计更大。”又往与另一热心同事商，共助此生完成学业。他曾陪送学生到杭州应考，在舟中提醒各人功课，某事重要，某处不可忽，催各人早睡定心。同行中之一人，在三十年后遇我，为历历道其事。
方雨亭先生在嘉兴，嘉兴人称之为“方秀水”，我后因膺白而识其令侄韵松（声涛）。癸丑（一九一三）之役失败，同志多亡命日本南洋间。一次，与韵松先生同船，他知我是嘉兴人，讲出其从江西事败逃亡，在浙江江山县被捕，意外得救的一段故事，与嘉兴很有关系。癸丑二次革命是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夏，在江西湖口发难不到两月，各地失败。韵松在江西任旅长，事败，因长江搜查严密，不敢走水道，他绕道浙东，拟由陆路到杭州返沪。一路与护兵两人均易服称商人，遇盗，各剩衫裤随身，在江山县被捕。他自称姓施，福建人，在审问时，无意中露出某时代住过嘉兴。一日，县长邀与密谈，谓福建人某时代在嘉兴，“施”定系“方”之化名，说出自己与雨亭知县在嘉兴有素。留十日被释放，主仆三人出县署，有人追还一小包，谓系遗落之物，说无其事，定言有之。解开有洋三十元，义释而又追赠路费，“江山县”诚古道人，亦想见“方秀水”当年风谊。
秀水学堂在科举末期，集嘉兴城乡各处读书子弟，极一时之盛。不幸闹大风潮一次，倔强而优秀之分子，纷纷退学，其中不少后来参加辛亥革命分子，而学校本身则锐气大减。堂舅葛湛侯（敬恩），时年十五，亦为退学者之一，他从秀水学堂出来，投考杭州武备学堂，遂习陆军。风潮起因为福音堂西人参观学校，误拉挂钟，学生闻声集合，以为无故鸣钟，有意侮辱，欲问责任。青年国家观念敏锐，积之已久，一触即发。学校执事本勤慎，拉钟之西人是一传道医生，对本地人有贡献，均不免为代罪之羊。
我父亲在秀水学堂的几年，每星期回家，是合家最快乐时期。他有两件嗜好，下围棋与喝绍兴酒。平日颇自克制，在家里则无日不饮，酒量甚大，但每饮以一壶为度，从下午喝到全家夜饭时。同街董政孚、沈驾山、张味秋诸先生，敖竹民（嘉熙）表兄，都是棋手酒友，往来无间。父亲故世时，政孚先生挽曰：“幸有诗书贻令子，不堪棋酒话当年”，棋酒确是实情。父亲饮酒，母亲必亲制其素喜之菜，红烧鳗鱼，清蒸黄鳝，常为吾家名菜。祖母在时，父亲必请同坐，祖母吃素，强求开荤，于是祖母先吃三口白饭，然后开荤，有时白天吃淡斋，晚上吃荤。无客而喝点酒以后，是查我功课时候。看课卷，若批语尚好，总说先生优容，母亲在旁添上几句“先生看父亲之面，其实不好”等语。看见不通，他并不责备，指出不通处，要我自己解释，说出我原来欲说的话；此比责备还窘，无法敷衍了事。我若说出，则曲意引我自己改正，是我所作而神气不同，我常先畏惧而后得意。
我后来，因见国文教师改卷多劳，改卷功夫数倍于上课功夫；学生则功课烦忙，只看批语分数而不看改笔，致通者自通，错者还错，曾屡向所识的国文教师建议，在讲堂改卷，每次提出一本，讨论修改，供全班观摩，余卷只批分数而不改。如此，国文教师节改卷之劳，而学生反多得实惠。惜因成例，事格难行。我这建议，系从父亲教我时得到的启示。
父亲被推为嘉兴劝学所总董，我已在天津读书，他任事仅数月而辞职。当时族兄阜升函告，父亲早出夜归，讨论兴革，几至舌敝唇焦。为节省以供教育经费，自己不支薪，不取夫马费。不得已而辞职时，对地方父老言：公家如此拮据，不能从中再支他一份薪，但家境要靠薪水维持，不能常此不支薪，只得求去。阜升以父亲的任事态度，与家里的艰难，勉励我用功。
我十三岁考入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最年长的同学比我母亲还大，最小的亦长我五岁以上。来宾参观，先生必呼我名答话。地方长官来训话，预拟的学生答辞亦交给我说。我变成不知高低，不识前途遥远一件样品。平常考试，我大概总在最优等。一次，我因抢先交卷，数学题未曾做完，数学我本来不佳，这次仅勉强及格。照章，功课一门或二门在某标准以下，虽总平均分数足够，仍不能列最优等。榜发，比我分数少的人在我前面。我写信给父亲，一半文过，一半牢骚，大责章程不合理。我的去信如火，父亲的回信如冰。他说，我的程度他很明白，名次不过与别人比较，他不以为意，他所在意者，我之责人重而责己轻，大失所望。父亲曾经批评我于恕道有亏，我读书好论是非长短，他说太刻，要吃亏。
北洋女师闹过一次大风潮，我不是起首，却是收场。风潮起因，是两个同学为庶务言语侮辱，众为不平，群起而哄。北洋女师为中国第一个官立女学校，不但膳宿免费，每月还有津贴。考最优等者每月有津贴十元，优等七元，中等五元，次等三元，不及格则无津贴，且须纳膳宿费。这个津贴数目实在不算小，因此大家用钱很松。学校有些执事不免意存轻视，看每月领钱近于领赏，然不敢得罪名列前茅的人。这两个同学年纪略高，功课时在挣扎之中，用钱不能不计较，与庶务发生口角。平心论之，我们抱不平，用不着全体卷舖盖以去就争，实在有点小题大做。后来大家明白过来，卷拢的铺盖一一搬开，留下我和另外两个同学不下台，我们受了记大过开除处分。父亲在上海得到消息，不但未曾责我，且写信给我母亲，说明咎不在我，回家切勿责备。吾弟怡，号君怡，从旧纸堆中发现父亲当年家信，为我提起，因而得知。我父亲对我，竟是溺爱到了仗义。我从学校出来，未及回家，被两位仗义的同学，先后接到家里做客。在天津住周道如（砥）家里，周家伯母与嫂氏，直当我义士看待。在北京住董蕙青（文英）家里，陪我参观中国第一个农事试验场开幕典礼，当时名曰万牲园。道如、蕙青均年长于我十余岁，与我同毕业于女师简易科。后来学校收回成命，派我到保定任教，北京与保定两处，是我同班同学任教最多的地方。我在保定教书一学期，暑假南归，不拟再去，学校函电相促，我固辞，向父亲要求进修。父亲初斟酌费用，后看我年龄学问不堪为人师，加以母亲的赞成，许我谢绝年俸五六百元之教职，从家里拿钱再读书。
辛亥革命，我出校门先奔前方，而后回家报告，父亲毫不拦阻。知我所参加之事有募饷一项，郑重嘱勿经手款项，说经手款项是最宜小心的事。民国成立，他立即奉行阳历，废拜跪之礼。他一向没有过激烈的言论和行动，但他的出处甚为审慎。清末，满汉的鸿沟表面渐泯，驻防旗人不惜与地方士绅结交。曾有同里朱君传杭州驻防某君之意，请我父亲任监督，筹设学校，教授八旗子弟，待遇甚厚，他不假思索谢绝，事后告母亲，无意周旋丰沛健儿间。洪宪称帝，我正因母丧由美国回家，听父亲讨论时事，痛恶叛国，他随口举出当时梁任公《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之文，及孙洪伊反对帝制的电报中警句，不稍误。他在病中，记忆力还同平日一样。
我和膺白的婚事，父亲踌躇久而始允，膺白写很长的信给父亲述其家况，请父亲曰：“后半世学问事业，视长者之一诺。”父亲初见膺白，觉其才太露。三妹性元问“膺白”二字如何解释，父亲说“膺”是胸膺，“白”是坦白。这些，我后来全都告诉了膺白。从此以后，他答人问大号，总说：“胸膺之膺，坦白之白。”亦终身黾勉“胸膺坦白”四个字。我和膺白结婚时，父亲给我们一对金质小型图章，镌有名字，二次革命后我们化名亡命，这对图章既有真名，且似饰物，为免各地海关查验，我与其他饰物一并变去。这件事，我常常后悔，惟与膺白始终志同道合、其坚如金，没有负父亲的期望。
我父亲最后的职务，是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自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一九〇六），至民国元年壬子（一九一二），前后七载。他独力校印《资治通鉴》，后来参加编辑《辞源》。陆尔奎《辞源说略》中述缘起云：“戊申之春，遂决意编纂此书，其初同志五六人，旋增至数十人，罗书十万卷，历八年而始竣事。”我父亲是开始编辑的五六人中之一，我见过《辞源》预约样本上父亲的名字，亦见过他书桌上堆积的《辞源》废稿，他是连年埋头伏案的人。民国元年夏，我父亲忽患咯血，请假在家治病，犹念念不忘于《辞源》。母亲因医生之言，坚劝辞职，悉心休养，他深以亏一篑之功，久不肯决。书馆例，职员病假不支薪，他不是恋其职，而实系恋其事。其后，中华书局来聘我父亲，待遇倍之，商务亦送医药费来。他未应中华之聘，终辞商务之职，距《辞源》脱稿仅数月。这年冬《辞源》脱稿，商务书馆取其单辞先印《新字典》，高凤谦《新字典缘起》云：“戊申游广州，与陆君炜士谈辞书之关系，所论大洽……至今年而脱稿，命之曰辞源，又刺其单辞先付手民，命之曰新字典。”故《新字典》实由《辞源》而出，有《辞源》而后有《新字典》，后脱稿者先付印。不知何故，《新字典》上有我父亲名字，而《辞源》无之，他临病不忘工作者《辞源》，家人耳熟其名，《新字典》是副产品，他从未提及。吾弟君怡侍父亲病，熟悉经过，他见民四（一九一五）《辞源》出版，列名编校者五十余人，其中无父亲之名。至民五（一九一六）之秋父亲去世，他如无其事未提过一句话，亦不介一点意。父亲如此，儿女敬其意不敢问，然亦终存于心，不能忘记。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秋，中华书局陆费伯鸿先生欲约君怡继其总经理职务，君怡谢未就。这机会，他请问当年《辞源》与《新字典》编纂情形，陆君说，两书盖二而一，我父亲均躬与其事。时值中华书局新成立，主持人即由商务出来，同业竞争与人事恩怨，陆君即是其人，他是嘉兴同乡，他说父亲系无故受中华之累。
民国三十三四年之间，一日夏尊先生来访我，话题谈到开明书局。夏先生是南屏女中同事中，年最长，最受钦佩的人，是开明发起人之一。谈到未来工作，他说：太平后拟编一辞书，为中学青年参考用。他随口举例曰：譬如我的姓“沈”字，名词如何读，如何用，动词如何读，如何用，各造句为例，并邀我合作。我闻言答曰：我原是一个编过辞书者的后人，我有一个心愿，蒙不弃，必执鞭以随后。抗战胜利不久，夏先生病故，时事亦大变，我这点心愿不再有附丽的地方。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卷第四期）

三 我的母亲
洪杨之役，战事甫定，嘉兴府城里一位精干而奋斗不息的人，从小小生意做到事业满城，他是我外曾祖父葛樽号云甫先生。外曾祖的父亲书山公名登銮，有文名而困顿场屋，应乡试十一次，荐卷堂备十次，终未获一第。外曾祖父在乱离中改行为商，论辈分，他比我祖父长一代，年纪差得不多。他有魄力，更有眼光，所经营俱民生日用之品。从吃的酱园，穿的布店，流通金融的钱庄，到住家的住屋，一件一件由近至远，事业扩展到嘉善上海。这些事业是乱后恢复社会生气所迫切需要，时势促其成功。他性好施与，实际他的事业也帮助当时许多人的生活。他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他第二个儿子文源，号星槎，是我的外祖父。
外曾祖父在世时，只有两个孙女：我大姨母及我母亲。我母亲出世时，他已得病，十分希望见一孙子，睡在病榻上，常常问二少奶奶分娩了没有。二少奶奶是我的外祖母。我母亲生下来，大家不敢告诉，怕他失望。一天，他忍不住又问，侍病的人谎言生了个男孩，他不信说：“是男孩？”还一声不响等待回答；在这点上，他是遗憾而终。
我的外祖母朱氏，原与葛家有亲，我不及见她，只见过她的弟弟果瓯舅公，是嘉兴前辈一个举人。外祖母生了三个女儿，家庭间不得安慰，二十几岁得了肠痨症，在我母亲六岁那年，她就抱恨而终。她病的时候，放心不下她的三个女儿，大姨母是内忍而寡言的人，我母亲是爽快活泼的人，她按她们性情一一叮嘱。盘算女儿的前途说，大媳妇要立榜样不好做，她的女儿不许给长子，无母的孩子少管教，立嗣儿子两头不着，她的女儿都不给。后来，我大姨母嫁桐乡沈氏，姨丈是个长子；小的姨母嫁吴兴汤氏，姨丈从小无母；我母亲嫁我父亲，是个出嗣之子：恰巧都违了外祖母的愿望。
我外祖父几个女婿中，是他亲自看中而主动结亲的，只我父亲。一天，他在一个文会里看见我父亲，回家倩媒送女儿庚帖到我祖父家里，愿结婚姻。我祖父祖母按俗礼与我父亲八字排算不合，送还庚帖，外祖父又将第二个女儿庚帖，倩邑绅沈稚庵先生送到祖父处。祖父说：“难得星槎先生如此看得起我儿子，我们一言为定。”我父亲母亲的婚事就如此订定，母亲比父亲小四岁。
我外祖母曾在病榻，以随身饰物给带领我母亲的女仆，要她照看到我母亲成年，此人未如所嘱半途辞去。外祖父请一位潘老太太来管我母亲姊妹，潘老太太是外祖家亲戚长辈，青年守寡，粗细无不能，曾因避难自沉于河，获救不死，抚母族夫族两姓之孤成立，实为我母亲的褓姆而兼教师。我母亲后来携我到外家，她还为爱护我母亲而管教我。我幼时十天穿破一双鞋，母亲还要在鞋头绣上一点花；穿衣服，要从内到外，层层摸得无折绉；剃一次头，要母亲和我的“妈妈”轮流捉住我，甚至自己用剃刀毕事。潘老太太劝母亲节不需之劳，而且治我的过分刁难，我呼她“凶太太”。
母亲年十九岁出嫁，次年生我，又二年生妹性仁，又五年生弟怡，又二年生殇弟慧，又三年生妹性元。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乙卯九月五日以肠症去世，父亲扶病流涕而写“悼言”，其言曰：
元配葛夫人敬琛，同邑星槎明经次女也，明敏有决断，处事勤干，而待人至公，接物无忤，从未见疾言遽色。年十九来归，时先严弃养已五年矣，家计日落，夫人上承高堂，下睦妯娌，安贫守分，处之怡然，人无闲言。虑钧之羁家事而荒学业也，百计筹措，俾钧无内顾忧，得一意从师读。逾年冬，伯姊归同邑陆氏，贫无以为礼，夫人悉心筹划，不足，则自出奁资以益之。迨杭守林公创求是书院，又力劝钧应试而肄业焉。负箧四年，家中几无担石储，仰事俯蓄，一惟夫人是赖。未几，仲兄秉璋物故，遗有嫂氏及子女各一人，身后萧条，无以为家，夫人倡议迎嫂侄同居，抚养而教诲之。已而，求是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学者皆当纳学膳费，钧以无力故，不得已辍学。时届大比之岁，钧困于贫病，无志毕业，夫人以老母望切，劝钧力图寸进，以慰慈望，且筹得二十余金，借壮行色，遂以壬寅补行庚子辛丑科乡试，幸获一第。甲辰，计偕返里，越日，本生先慈弃养，夫人摒挡一切，贳贷典质，勉尽丧礼，不使钧毫末劳心焉。无禄，伯兄秉衡、季弟秉荣，相继即世，伯兄遗有二女，皆已遗嫁，而嫂氏亦先卒，惟季弟有子女二人均幼，夫人迎娣妇辈同居，抚养教诲，一如遇仲兄后，然任务则愈重矣。逾年，以先考妣暨本生考妣暨伯氏兄嫂停柩有年，未卜宅兆也，乃竭力措资，为营窀穸于朱家村祖茔之侧。迨民国元年夏，钧以从事编辑商务印书馆历年积劳，顿遘肺疾，调治小愈，三年春复患胃病，其夏又患风症，夫人昼夜服劳，饮食医药，事事躬亲将护，乃得转危为安，然夫人之心力益瘁矣。夫人性好施与，见人孤寒疾苦，无论识与不识，辄解囊佽助，宁减缩己衣食，而不稍吝悔。戚族或以疑难事相质，辄条分缕析，立为剖决。尝语钧曰：君平日脑力过耗，今后事无巨细，当悉置度外，庶几静养以补所不足乎？钧颇然其言，孰意夫人操心过甚，乃反中道而弃钧耶？呜呼伤哉！
父亲的草稿迄今留在吾弟君怡处。民国廿九年（一九四〇）九月，母亲去世廿五周忌辰，在抗战中，君怡展视原稿，记其后曰：“先妣葛太夫人去世，公哀恸之余，挥泪写此，时不肖随侍在侧，父哭儿随之亦哭，此情此景，历历如昨。”我今录稿至此，泪亦不已。父亲之言，不是具文，而是实话，其中大半经过，不肖亦都随侍在侧，知父母之间，相互之体贴，共同之努力和克己也。
我一生第一次懂得“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的神气，是我母亲把自己的嫁妆首饰，供姑母挑选。母亲是外曾祖创业以来葛家第一次嫁女，她比她姑母及姊姊都先出嫁，外祖父给的奁具服饰，十分周到，在我与二妹性仁都已解事时，许多用品上的喜字红绳还未拆去。外祖家是府城里人，往来亲戚，出入京沪，气派比东栅口及吾家都大得多。母亲的东西是姑母所羡慕，母亲体祖母爱女之心，看出姑母做续弦，有儿女和婆婆要面子之苦，请姑母任择所喜不稍吝惜。祖母感动的对母亲说：媳妇比女儿还体贴我。其后吾家曾一度遇火，母亲一日私下语我：“你外公给我那些东西，我送掉的常怕他问起，以后都放在火烧账上，不必再留着心了。”七叔的纱庄里有母亲一点存款，七叔死，折上尚有三百元，母亲见七婶悲伤，弟妹幼弱，即在丧次焚券。我五伯母七婶母先后搬住吾家，母亲时时告诫我姊妹，善待堂兄弟姊妹们，常言：“想着你们有父，他们没有，你们事事要让一步。”分糖果，我与性仁总在最后，性仁忠厚，所得常最薄。母亲自奉极俭，我姊妹幼时，亦除外婆家依俗礼制来新衣外，都轮穿旧衣或旧改之衣。拆旧衣是我最怕的一件工作，以旧布缝带，是我放学后常课。君怡小我七岁，他的尿布带子都是我初期手工成绩。父亲有时言，勿强我学针线，母亲以为能作自己一身之事乃自立初步。
母亲小名曰“声”，外租父呼为“声声”，后听我读书至“晋恭世子申生”，她说这个“申生”好。我家在东栅口时，父亲出门，外祖家及七外叔祖家往往争先来船接母亲。后来吾家搬到北门外，先住五外叔祖文炳号蔚南家房子，后又与五外叔祖家为比邻十余年。母亲有病，常将孩子送到外家，故我差不多在舅姨丛中长大。嘉兴话“声”“孙”同音，舅姨辈给母亲绰号为“孙悟空”，母亲笑说：“取得经来是唐僧，惹出事来归孙行者。”不论在葛家在沈家，我母亲到，满座添生气，不决之事有办法，无母者当她慈母。我母亲临终，五外叔祖家四姨母敬琮在沪，与姨丈沈子美（承瑜）赶到嘉兴，冀作万一之努力。姨丈是个医生，四姨是母视我母亲的一人。
有一次，二妹性仁与我论母亲，她说：“我姊妹都算不好货，都算慷慨，但何能与母亲比！母亲给了人自己没有，我们给了人自己还有。”母亲岂但自己没有，她是没有自己。她最恶只有自己的人，对儿女小器与小看人，她责之最严。某次，她特意为我改好一件月白纱长衫，为赴一堂舅入泮之宴。先一日，有个客人带着儿子来，我听见她向我母亲借什么东西，出去对她儿子扮一鬼脸，被我母亲知道。届期，我将换衣出门时，母亲说：“小看人的人让人小看！”放下特做的新衣，给我穿件半旧长衫。又一次，亲戚家有事，照例父母做客必携我，父母不去则我为代表。这日，我临时生病，母亲拿我的衣服给性仁穿去做客，性仁得意而去，我不禁大哭。我之哭，一半是怨生病，不定是小器；但母亲生气说：“难道只有你，别人就轮不着，你病也罢。”平时我有病，母亲时来看我，或坐着陪我，这日竟置我不理。
我母亲有姊妹兄弟逾十人。七舅敬忠，号勖臣，是外祖父长子，继外祖母所生，幼时有神童之称，与我母亲最相友爱，外祖父母责罚七舅，母亲必挡着保护。母亲嫁后次年生我，带我到外家，七舅抱我放他床上，在他，这是给我极光荣的招待。他指着我说：“你为何不早一年生？去年生则姓葛，叫我阿叔，承继给我。”人以为笑言。七舅后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得病归，久不愈，俗有冲喜之说，外祖母记起前言，和母亲商，要我做他寄女，择吉日行礼，颇为郑重。他病愈，又患虎列拉1而死。那年，外祖家住西街，吾家住柴场湾，从西街进城必经过柴场湾。一日，天已傍晚，外祖家佣人张四匆匆进城，谓系七舅病，去请拔号医生，母亲闻讯，一夜不宁。清晨，又闻外祖家有人入城“保福”，“保福”者人事已尽，求神添寿，母亲急奔大门，呼其人与语，她最后的两句话是：“廿七岁者的寿，给这十七岁的。”廿七岁者，我母亲自己。我其时紧随母亲身旁，见其恳切之状，闻其舍己之言。
家事渐松，母亲有余力做另外的事。这时代的男孩子，是犹豫于读旧书或新书，母亲总是鼓励人读新书。女孩子想读书或不能读书，她常常支持本人，劝说家长。她开始破除俗例拘束，近便的路，步行不坐船轿。有新鲜果点分送附近亲友，遣孩子不遣佣人。乡人入城卖菜卖果，经吾家如有交易，饭时留饭，天热给茶。有一每日经过吾家之小贩，本系店伙，因病两手拘挛，脱却长衫而作小本经营，其人最为我母亲所敬重，不许我们随众呼为“拘臂”，问其姓李，称为“李家伯伯”。此人每日销售之物，装在二篮，以绳相系，挂在肩上。前面之篮，装满小包黄豆、豆板、花生等物，是其太太为之炸好包好，定价一律，干净可口。后面之篮，是他转贩别人之物，大概为乡人自畜的鸡、鸭或蛋。吾家买鸡或蛋都从此人，母亲从不还价，必请他坐下休息，替他除下所肩之篮，行时再替他挂上。我们未见过他太太，然母亲同时敬此夫妇二人，能不顾虚面子，冲过难关，而合作自食其力。我离开嘉兴时，听说李家的孩子已在中学了。
吾乡每年有江北难民甚多，母亲十分同情，常常指点他们择地支席棚为居，耕废弃之土。沪杭甬铁路计议经嘉兴路线时，我父母为嗣祖父母坟近铁路，决定迁葬祖茔，空出之地即由难民自由垦种。母亲闻难民产子，辄倾筐觅我姊弟幼时旧物相赠，有难产者，嘱速送城内福音医院，愿作保人。
母亲一生，时甚短，力极有限，她尽量为人，尽量以用。我仰慕学习，不能及万一，然她的热情，时时照耀在我顶上。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卷第五期）

四 二妹性仁
性仁又名景芳，小于我两岁，我称她“弟弟”，有时呼为“老芳”，她始终叫我“哥哥”。她与我从未同过举，共过师，这是母亲的主意；母亲说：“姊妹同学，竞争则伤友爱，倚赖则妨进步。”我们性情有不同，然没有彼此相比较心。她与我同样，开始读书出于意外，幸运有贤明的父母和师长，可怜无正常之机会与途径。女孩子可读可不读，多半由自己摸索，摸索故常事倍功半，然亦因此有独往之乐。我姊妹都家务之外，见书而喜，敬慕读书的。我十三岁以前，附读私塾，只须出国文先生一份修敬，董政孚先生授地理，范拱微先生授数学，皆尽义务。十三岁考进北洋女师，月得津贴甚厚，连衣着足自安排。十六岁后到教会学校读英文，是出学费最多之时。我用费多，母亲即选择学费较便宜之处让性仁去。每次我离家时，母亲交我纸包银洋一卷，嘱曰：“父亲辛苦，弟弟身上克省，你好好用功。”我恒哭而后行。年暑假，我的路程稍远，要比性仁先一二日动身，迟一二日回家，她总是高高兴兴为我整理行李。出门时尽好的东西让给我，归来有不用之物送她，虽旧，总是欣然接受。逢人常说“我的哥哥”，表示信任。
我性毛躁而发出即悔，性仁能受委屈，然久而后消，故我体健而她身弱。我幼时有玩具一匣，中有各色青田石图章，烧有凹凸花瓣之白磁书碟，父亲写剩之扇面，用余之金银粉小磁盅，五彩花笺，合放一小箱，箱有两屉，布置有序，间日一开弄之。这些物作，或属奖品，或由磨墨劳力而得，我特自珍赏。此八宝箱最为性仁所忻慕，一日，不告我而启视，我恼怒尽倒于地，性仁从容整理如原状。我不自安，借他事以慰之，又自愿分润几件，她不纳不理，且久久不与我交谈。
我受父母命，做过弟妹的温习补课先生，俨然先生的假尊严，成我终身的不自然。父母去世，我又俨然效父母之爱，传父母之教，这反常心情更为人所难解。父母岂学得到？我未熟而熟，不老而老，无意中许多错误，性仁年纪与我相近，能许我是，而诤我非。
我与性仁曾有过两次泣别，嘱托后事，而均无恙。一次泣别在辛亥革命，我十八岁，她十六岁，以为光复大业要经过长期艰险，二人商量，一去一留。我胆大，请以身许国，她心细，愿在家事父母，分手时她哭而慰我。后来我并未做任何冒险的事，她却陪母亲坐船下乡，讲说革命是拿回祖宗之物，不是造反，大家不要怕，而应该帮助，乡下人很起劲烧茶水请母亲和她喝。第二次泣别在民国五年（一九一六）的春天，反洪宪帝制的同志们，都以为浙江省之向背，与成败有密切关系，辛亥（一九一一）癸丑（一九一三）有前例可鉴。要加速浙江当局的决心，需膺白返沪，而膺白因癸丑之役，有袁政府“不论生死，一体给赏”通缉令，命令曾贴上海通衢。究竟他往云南抑或返沪，由我在沪先与几位浙江朋友接洽而后决定，他在香港候我电报。我计算，在沪赤手空拳且险，然有助于全局。膺白自己无野心与闻桑梓之政，省中当局能信之，劝说较易，于是不顾一切电请他返沪。这时，我父亲携弟妹由嘉兴到沪，赁居爱尔近路春晖里。父亲搬沪的理由，原为我；我奔母丧回国，正值云南起义，父亲不要我返里引人疑窦，移家就我。性仁与我在闸北觅屋，因此地与商务书馆编辑所相近，父亲所熟识，没有想到公共租界曾袒袁，亦不预料膺白回来之速。父亲平日论时事，责袁氏背信叛国甚烈，然我试探膺白应否回沪，他总迟疑以为尚早，这张“不论生死”的通缉令，委实使他不能放心。我接膺白返沪确讯后，不得不急急出去觅屋，觅屋要在法租界，因法租界比较宽容革命党。一切只有两个朋友知道：彭凌霄（程万）先生在渔阳里，我与约定膺白从法租界大自鸣钟码头下船，先到他家暂住；殷铸甫（汝骊）先生在协平里，夫人郑惠昭嫂陪我向经租处租得同里一幢屋。万事俱备，我要离开父亲处。我虽已成年，在父亲处出入必报告，且从无至晚不归之事。于是我先将事实详告性仁，与她商量，要求她两件事：其一，要她帮我向父亲说谎。天！父亲教我们勿说谎，我们乃聚谋对他说谎。其二，我将于次日清晨独到码头接膺白，若不幸出事，我不再归，以后家里一切是她之责。我父亲曾中过风，行动不便，君怡时年十五，性元十岁。她极言担当，叫我放心，然一夜哭不能止。我因心中有事，待天明，陪她整夜不眠。
我搬到协平里之第三日，忽然性仁陪父亲到来，携着大包小裹，还带着吾家久用的一个姓周的老妈妈。她说，一切已经明告父亲，知我为谋安全，不敢雇佣人，父亲商得老妈妈同意，到吾处帮忙，如此，门户及饮食，我都可放心不管了。篮里、包里，还带着已经煮好的菜。老妈妈是我母亲留下来当心我父亲饭菜的人，君怡性元均她带大，是吾家一把重要的手，让给我用，她的工作要性仁添劳。民国五年（一九一六）的上半年，我往来于尚贤堂、渔阳里、淮河路之间，膺白设计，我作传递，外埠来人，我为前哨，未露消息，而所事幸遂。父亲的恩不能忘，性仁的安排亦不能忘。
性仁幼时喜数学，有愿学医，曾向母亲要求。母亲问我意见，我答，学医必学到底，择偶须就同业，母亲因而踌躇，一言影响其前途。她曾在日本长崎活水女学读书，因父病而归。她将考北京女高师时，我因她一向偏喜数理，加她注意勿疏忽史地。她取我架上《汉书》，看一星期不放手，入京还带走，但未与我言兴趣何在。在女高师，名常居前列，为方惟一（还）先生最得意弟子，从此嗜好文学。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她与天津陶孟和（履恭）君结婚，孟和时为北大教授，二人志趣相投，淡泊为怀。家住北京东四牌楼月牙胡同，房东卖屋迫迁，觅得北新桥小三条胡同之屋，极合意，而屋主只卖不租。时甥女维正已生，维大方在孕，孟和上有老母与一不嫁之妹，于是举债出重利购屋。正在五四运动之际，北京政府已屡屡欠薪，教育部与所属各大学尤苦，常久候得半月之薪。性仁以多产而病，且欲译书售稿，助家计而偿屋债，生活尤克己，至营养不足，体愈弱，性趋悲观。一次，我告诉她，我手边有点钱，存银行息不过一分，为何不向我商，而负如此重利与限期偿还之债，自苦如此！她说，借所亲者款，亦有不便处，能免为佳。这所房子实是她的致命伤，为此而更碍其健康，但她卒如期还清债务，且翻盖北屋，与孟和母妹同居。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后，我居浙西莫干山，春季“映山红”遍开，“映山红”即杜鹃花。性仁爱花亦喜昆曲，我用牡丹亭曲语请她到山看花曰：“此地遍青山啼红了杜鹃。”她回信曰：“八年未上先人丘垄，请在沪相候，将过南京邀性元，到沪与姊弟同回乡扫墓，然后上山赏花。”到清明节她果南来，一一如约。扫墓毕，由君怡夫妇携孩子们回沪上学，我姊妹三人上山作十日之游。尘念均消，童心复返，平生同游之乐，以此为最。回沪时，她与性元都添得不少行李，大筐小包，皆山中野兰野杜鹃，一路在车上犹不废灌溉之劳。性仁平时寡言，这次在白云山馆门前，朝夕同散步，她讲所喜书，所看小说，所感动的事和言，忽多唯心之论，共勉以“心安为理得”。
“九一八”沈阳变起，她一改温文之态，同我一样激烈，与我通信甚多且长，滔滔不尽。匹夫有责，而我们匹妇无谋，借文字以发愤。我们同以为召外侮之原因固多，但不能抵抗外侮之事实由于内争。见报载章太炎先生言：如无阎冯之战，则双方几十万健儿足以应敌，何至如此仓皇！我们不胜同感。更追溯一个一个政府与日本的关系，边省与邻邦的关系，一次一次勇于内争而引狼入室，恨国人忘怀之易。我们约定了一项很幼稚消极的制裁行动，我们不与参加内争的人为友，友而参加内争，相见不与握手，使全社会添一道德标准。
日本人侵占了东北后，华北亦渐多事，性仁夫妇先把维正、维大、愉生三个孩子送在上海君怡家。这时君怡自己的孩子尚幼，和吾家熙治都未进过学校。为诸甥择校，我始发见在上海觅一近于理想的学校之难，党化的纷争竟连中小学都不免。当时学校大概有三种状况：党化则师生忙于外务，一个上海最老的私立女校为人所夺，读书其间的学生家长，有事欲晤校长而难以见到，校长常常开会去了。反党化的则往往支持乏力，不前进与不活动亦为青年所不喜。教会学校则一向与中国教育精神有距离。我为维正姊妹报名允中女学，校长是老务本女学出身；务本倡办人吴怀久先生的夫人所鼓励，受公共租界津贴奖的一个学校，介绍给我的人称之曰准教会学校，且说这时候但求定下来读书，说不上理想。性仁来信要把儿子愉生送到莫干小学，愉生是最小的孩子，性仁虽说节俭，然比乡下生活究竟相差甚多。我和膺白都踌躇，除非我自己亦在乡下，而此时因时局故，膺白不能如前几年的长期居山。性仁一再函托，且说这是难得的机会让孩子认识实际农村生活。莫干小学校长郑性白其时尚未结婚，他为我解决了难题，愉生在莫干小学和全体同学共饮食，但睡在他的房里。熙治随我到过学校，她是住在女生宿舍的。至长城战起，性仁孟和都南来，愉生在校生病，性仁非常悲观。其时膺白受命北行，计局势系暂时绥靖，孟和急急带愉生北返进协和医院，暑假他们全家回平。这年的五、六两月，君怡为两个姊家，不知多少次的深夜送人上车站。
我在北平期间，性仁为公为私都十分关切，她看我内紧张而外忙碌酬应之生活，甚为同情。有空常带我走走旧货店，看看花市。北平的旧货店是很可以消磨时间，亦很可以化钱的地方。我性急，见则买，买即归，她叫我一次不要多带钱，稍做交易，问问看看，亦可养性怡情。我二人都喜欢磁器，故都旧家的家用杯碟，旧货摊上常有散见，虽非古董，但花纹质地均静美可爱，往往买着一件，不由不想配成一套。性仁买得一种红龙花样的酒盅，比新货酒杯略高而深，年代大概是同治光绪，最便宜的不到一元，贵的出过三元以上。她的目标要收集四十八只，她自存并送我和君怡性元各十二只。我名分下的一套十二只最先得到，她告我寄存在南京性元家一只藤包内，实是已经搜得的红龙杯；她秘不告性元，怕她知道了要急于开看。这点趣意，不知她后来有否完全成就？她送我的，则抗战中又复失去，或将再与有缘者相遇于旧货摊上了。
对于公事，我与她都认真，我们同则同，异则异，各留自己的看法。性仁常常以外间责难之言传达于我，有时她夫妇亦在责难者的一边。有我可以解释者，她满意则释然而去；有不便或不能解释者，往往呶呶不相下。性仁说：“所望于姊丈者，不同于常人。”孟和说：“大姊平日颇能规过，此次甚偏护姊丈。”他们若深知当时国家之无策，敌人之凶恶，豪劣之无耻，生计艰难者之无由振作，将劝我们及早抽身，不可一日居。我其时在演员与观众之间，左袒右袒无常，我知道的实情较多。我不但时时劝退，且是坚决反对膺白受命的一人，膺白事先辞征召，事后屡次求去之电，大半是我起稿的。这些，虽在手足，我与膺白相同，决不自表而回避责任的。
膺白之丧，性仁、性元在南京，轮流来沪伴我。我欲迁居山中，性仁十分反对，故搬杭州，使可放心。芦沟桥烽火起，我在莫干山，性仁在北平，朋友提议速邀性仁南来山居，我踌躇山居能否持久。接性仁信，将与吃“窝窝头”者同生活；“窝窝头”者北方最贱之粮食。战事蔓延南北，她携维正坐统舱到沪，君怡往接，见其憔悴无人色，在船不但无床位，亦无座位，站立不饮食者数十小时，蚊蝇集面，用帕遮口。孟和携维大、愉生辗转到桂林，她前往相会。离我之时，不忍我与熙治独留，我告之曰：“弟妹安，我亦即安。”通信时，我曾问她需要，她索过旧衣一次，叮咛言只要旧的。我在沪曾堕梯折臂，她闻讯焦急，由四川李庄来信言：“老二至不争气，内地各种各样的病都生过，然仍希望有再见时。”絮絮要求我保重。她在桂林，曾往红十字会报名愿看护伤兵，检验身体不及格，甚失望。后至李庄，地潮湿，肺病复发。君怡在兰州，气候高旱，接之去，渐愈，终以肺炎病逝。
我五十岁生日，她用北平花笺写她夫妇及三甥名字祝寿，与君怡性元合送我法币四千元，嘱吃面，恐我不肯自享，说自己不吃，则请学校朋友同吃。他们知我在南屏任课，亦知莫小同仁偶亦来沪。函末她又附言：“明年此日，必可相聚一堂。”兰州上海间邮递需逾月，我接信之日，妹已长辞人世，伤哉，还有什么“相聚一堂”！
性仁之殁，我先接君怡之信，君怡在复员后见新出杀菌特效药，犹伤心遗憾言：“二姊若得此一片二片，病或可救。”其实性仁系结核性肺炎，非普通杀菌药所可治。继接孟和之信，言自李庄赶到兰州，一棺在寺，不胜凄然；我不能毕其辞而泣，丧偶之情，不禁同感。孟和又言拟为文纪念，请我亦写。抗战胜利，西南西北的人都东返，弟妇应懿凝屡言性仁遗骨他乡不安，维大闻言愿往。复员拥挤，工具缺乏，人尚难行，而况扶榇？有同乡某君在兰州火葬其家人而运骨灰归，时君怡已在南京，商得孟和同意，请某君代将性仁遗骸火葬，同时东运。孟和回平，偕子愉生葬之西山，函报葬期，且为石刻，问我性仁生年月日；性仁生于光绪丙申（一八九六）二月十八日申时。我复孟和时，曰：“妹今葬于贤父子手，从此存殁俱安。”数年后，西山成为禁地，孟和南归，告我曾往扫墓，无恙。
此稿系考旧作而成，今孟和亦谢世矣，仍用旧作结句：
妹性仁享年四十八岁，与孟和共有三女一子，其第三女入继于我。回念昔者父母之丧，妹所经理。借妹与我所共同尊敬，保存民族正气之文天祥《别弟诗》二句以挽妹，诗曰：“亲丧君自尽，犹子是吾儿。”妹其无憾！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卷第五期）

五 家乡的几位前辈
我写这个题目，为在报上读了一篇文章名曰“民清之际在长沙”，是左舜生先生的回忆，述及当时湖南教育界和几位前辈，不由我不记起同一时代在嘉兴的几位前辈。他们都改变了他们的前一代闭关自守之风，而出来唤醒世人，致力教育后辈。不过我是女子，活动和处境与男子不同，家长和社会所期待其成就亦不同，所接触不广，所感受有限，不足以概一代的前辈。惟其如此，我所遇到的几位前辈，为几个女孩子而用心不怠，是不寻常的。
我所从第一位男教师是汪京伯（镐基）先生，在同街吴姓，董政孚先生的姊姊家。董先生受姊氏之托，教育她的嗣子寿康，寿康我们后来称他银哥，系独子兼祧，家境甚好而性文弱，在近邻访求同学之人不得。政孚先生首开风气，将自己的小女儿六弟送去同堂读书。六弟名志中，与我同岁，于是董、吴两家家长想着来邀我，我父亲母亲答应让我去，这是嘉兴亲友间第一家男女同学。汪先生在吴家大厅的一边，一天到晚带着我们三个学生，六弟还只启蒙，银哥已开讲《孟子》。我在他们之间，常“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助六弟造句，听解释《孟子》，以前女先生教我书是不解释的。不久，汪先生考取赴日本学陆军，我们初次懂得留学和陆军的意义，先生要放下我们而走，定是一件前程远大的事。
这时敖梦姜表兄出私资办一学校，这学校后来化为“蒙养学堂”，最初没有名称，租屋在芦席汇。招生招到我家里，梦姜对我父亲说：“德叔（父亲小名德），大弟（指我）应同男孩子一样读书，求新知识。”我父亲的伯母娶自敖氏，是五伯父的嗣母，五伯母住在吾家，敖家在我紧邻，故虽属旁亲，往来甚密。芦席汇的同学，我们事先一点不知道，父亲听梦姜的话答应我去。我们这条街上，当时只有我一个不满十岁的女孩子，每天走半里多路去上学，有时母亲给我坐渡船的钱，则少走一座桥。芦席汇本不是住宅区，学校在一处很旧的房子，我们只有一间讲堂。何故设校于此？是否要打破读书只是士大夫家的风气？都不得而知。房子虽破，但课桌黑板，先生与学生面对上课，先生立而学生坐，则与我以前读书的规矩和形式都不同了。我是十来个学生中最小而惟一的女生，本亦男装，长袍马褂。我要改称梦姜为先生，他叫我依旧称他大哥哥。大哥哥和一位韩先生轮流上课，他们二人用的精神甚多，而办法很少次序，大半学生未有史地常识基础，他们却津津述美国独立、自由钟、波兰瓜分和清人入关时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大哥哥善于讲这些故事，家长查问，我们读书很少，而我们听故事懂得很多。他有时坐着画画给我们看，叫我们学，但没有讲过基本入手方法。没有琴和其他乐器，但吟或唱的机会甚多。“四万万人，都是黄帝的子孙，要同心，要同德，恢复故土”，是他带我们唱的一首歌，那是显然革命口气，亦没有人注意我们。一日，他很高兴地告诉我们，他得了个儿子，在黑板上写“弘德、毅生”四个字，是他给长子的名和号；还说倘有第二个儿子，将取名“弘权”，随解释“德”“权”“弘”“毅”等字的意义。这段不按轨道的教育，我曾向同乡的人谈过。民国十三四年，北京交通部电政司一个嘉兴朋友说起有敖弘德为母老请求他调，公事从湖北某县来，我托其打听敖君家世。其后政局变，我离开北京时无有消息，不知其是否梦姜后人。
韩先生我不知其名，他与梦姜一样热心，但神气是沉静的，教我们不久，回家病逝。他不是本地人，有人说他是忧时之士。他留给我们两首歌，无谱，但亦抑扬而唱，我寻声追忆出来如下：
山河公共器，前废子传贤，陶唐妙理。禹汤错算计，把国民公产，儿孙私据。千世万纪，淘多少枭雄闲气，到如今，故址纷纷，何限秦头汉尾。
两山夹带路逼窄，如往而掉头折百，忽见老牛驾车来，运输米粟载充积，进步难兮进步迟，终不退兮终不息，不问千里更万里，能自极南达极北。
韩先生唱前一首歌，常坐着如念词曲，有时同我们一起玩时亦哼着。唱后一首时，常在我们面前踱方步，摹仿那老牛之状。我当时并不明白歌中之意，他的神气使我在解事时回想，而亦了解了词义。因韩先生的病故，而梦姜大哥又是喜活动的人，他要离开嘉兴，芦席汇的书房停办，搬到董政孚先生家大厅，称曰“蒙养学堂”，即在吾家对门；我自然照样去读书，这是我初次进的有名字的学堂。蒙养学堂学生加多，分了班，定出课程，添请教师。常川住校是一位从南翔请来的张仰枫先生，他是有过经验的小学教师。壁上挂满本国和世界地图，还有人种物产分布图。有一架小风琴，沈心工先生编的唱歌集中歌曲，大家都会唱起来，走出走进听到：“长长长，亚洲第一大水扬子江。”张先生带着学生捉迷藏、抢四角；他亦讲故事，《黑奴吁天录》《鲁滨逊飘流记》拉成长篇说书，说得有声有色。我没有上着张先生其他的功课，但在游唱和听说书队里，常常放了学还不肯回家。一向夹在比我年纪大的人中间，只有这一时期我尽了童兴，玩得很够。我不知这个学校的经费来源，亦没有听到母亲说过我的学费，偶有一次看见政孚先生从里面出来递给张先生一个纸包，大概是薪水。梦姜大哥的弟弟竹民三哥教我们珠算，三哥经常是在家纳福的人，可能敖家董家与这学校都有点关系。后来这个学校归政孚先生一个侄儿接办，我已经不在那里。君怡进的“养英学堂”就是由此而来，是一普通收费的学校了。我在蒙养学堂时，讲堂里最得益的是教文史的沈驾山先生，他常常伸缩国文历史混合教授，使读文时见内容，读史时有文味，将干燥材料变得引人入胜。
我们住的一条街柴场湾，因为有了蒙养学堂，成为儿童世界。每天出入其间者，女孩不少于男孩，引得年纪大一些的女子亦跃跃欲试起来。政孚先生三个女儿志华、志新、志中，甥女吴振华即寿康之姊，侄女文英，我的八姨母敬诚，都曾在家里——半从师，半自修——读过书，想要合起来照学校的读法。我曾经在吴家附过学，她们都认识我，父亲母亲正觉我在蒙养学堂玩得多而读书少，愿我加入，于是我又回到一间终日坐着的书房里。书房开始设在文英家，后又搬到吴家，请教师分班次，均由政孚先生做主。在吴家时，我们一共七个人，文英没有参加，七个人共分两班，志华、八姨和我一班，其他四人为一班。国文教师陈莲史先生膳宿吴家，以吴家大厅的一角为教室，凑现成桌凳，三人二人分坐，我坐在陈先生最近，独占一条小桌。
我十二三岁的两年，就这样每日在陈先生的座旁，年长的同学都是自动好学，我跟着受提携。政孚先生自己教我们地理，他看我们七人等于自己女儿的扩大，不受一点酬谢。逢年节，母亲叫我捧只鸡，或者佣人帮我提瓶酒送去，总是推来推去不肯受。范拱微先生教我们数学，要走相当一段路而来。有一个时期他自己办一女校，搬在敖竹民三哥家，很希望我们几人并入，而我们自有其乐不去，他照旧来。偶然得到物理实验用具，不惮带来试给我们看。范先生亦不受酬谢，他就是后来在佛学界闻名，著作很多的范古农居士。
陈莲史先生是我在家乡所从年纪最大的老师，他其时大概有五十多岁，布衣布鞋，神气朴实。他不像汪先生的年轻要顾前程，亦不若董、敖、范诸先生的家境甚好，可以自由用其心力。他是一位职业教师，而以教书为乐。他住在吴家，每日比我们先进书房，后退出，课余喜欢有谈无谈，谈的多半是掌故典故，不拘一格。我们书房里有四个剃发梳辫的人，陈先生和吴寿康是男人，董志中和我是女孩男装；在清廷治下，凡男子都这样装束。一日，他哼出一首诗来：“一念从君积已深，于今地下好相寻。儿曹莫漫收遗骨，留触人间起义心。”是清初一位不肯剃发而被斩的人临刑时口占，宁死不剃发就是死不投降的表示。我后来看《朱舜水集》，他在日本收了不少忻慕中国文化的弟子，当时秉日本国政的德川氏待以宾师之礼，特许其晚年从中国召一孙子侍奉；他写信给孙子，如果已经没有明朝衣冠，宁可他穿日本吴服来见，不愿其穿清人服装，可见汉人痛恨改装的心理。二百余年，我们拖着辫子，竟习以为常了。
陈先生批我们文卷与别的老师不同，他舍得给圈，起码是圈，常常双圈密圈，发见我们许多好处，使我们忽然提高自信心。他一面加圈，口里自言自语念康有为的诗：“南国菁华发达先，本来天女最雄妍。花神自有回天力，莫任东风再弄权。”若干年后，我与康先生的次女文佩（同璧）相识，还背得出这几句。陈先生没有教我们做诗，但他常以浅近易懂的诗句代话，或作话题。
此时梁任公先生的书在嘉兴已甚风行，《饮冰室自由书》成了我们课本论题，《中国积弱溯源论》和《戊戌六君子传》读得唏嘘慷慨。读过任公文章后，我很觉心境不同，眼界亦不同。我后来与膺白同认，我和他，还有不少朋友，都受任公书影响而趋向革命。我们的前辈给我们的教育，原是鼓励志气多于研究学问，读任公书，他的笔下带着热情，而志气原亦需要学问。我自陈莲史先生教书时起，读任公书，卅年后在其身后，还读他那篇带病而写由他兄弟续成的《辛稼轩年谱》。宋代词人中，我是最喜放翁诗和稼轩词的。任公所举中国历史上六大政治家，我甚敬佩王荆公和张江陵，本人的集，别人所作他们的年谱，亦曾一再读。
当年嘉兴城里常举行一种会课，等于会考。地点大半在精严寺，有时亦借私家住宅。程度分初级、二级、三级，自由报考，列前茅者有奖品。我第一次报名初级，得奖地球仪一架，未曾得过见过，视如至宝。母亲最怕我看事太易，以后即令我跳出二级而考三级，曾敷衍过好几次。一次，在塔弄张子莲先生家会课，作文题为“《原法篇》书后”，我不谙题目出处，同考的人亦都茫然，监考屠保三先生不愿给大家失望，做主临时改换题目，我十分怏怏而归。父亲不在家，急待次日告知陈莲史先生，他立刻取出《明夷待访录》来。明儒我本只知崇拜阳明，渐渐地认识清初黄、顾诸贤，恍然以为“知行合一”原亦在是。我尤慕梨洲弟子万斯同，修明史而终为布衣。民国廿六年（一九三七）春，我忽然接到一份从宁波寄来的请帖，请参加重修万季野先生墓落成典礼。这类事情在我甚少有，而帖上明明写着我的名字。后经打听，知有人发起重修万墓，膺白曾以我名赞助。因他不久卧病去世，此事竟无机会向我说明。
约在光绪丙午年（一九〇六）之春，一日，我姑丈陆和卿陪一女客来到吾家。除续弦姑母，姑丈从未有陪女客来吾家之事，这位女客即是别号“鉴湖女侠”，作“秋雨秋风愁煞人”诗句的秋瑾。她貌不美而甚清秀，态度文雅，不施脂粉，穿黑色长袍，说话是绍兴口音。我母亲准备茶果，与姑丈寒暄时，秋君同我谈读书，问我年纪。临行执我手，要我同唱“黑奴红种相继尽，惟我黄人酣未醒……少年努力须自爱，时乎时乎不再来”之歌。想不到不过年余，她为徐锡麟案余波，被绍兴知府满人贵福，拘捕斩首。其时我已在天津读书，官立学校不敢讨论时事，我看报见她供词和照相；她的照相一是留学日本时穿着和服，一是临刑跪绑之状，她最后的请求是免其裸体。我与她只有一面之缘，说不上私交，但眼见这样一个女子受极刑，对这张被绑跪着待死的相片，愤怒与同情不能遏制，私自蒙被大哭。徐锡麟和秋瑾二案，乃辛亥以前报上载得最详最多，且引起妇孺同感的事。我始终没有机会向姑丈打听，他那次陪秋瑾来吾家，是有意无意？
五六十年前，在我极小的范围内，所可记忆的几位前辈，境况好与不好，都不自闲逸。历史带给他们内忧外侮，他们自己都没有受过新教育，然而被时代所警醒。他们拿自己摸索所得，无条件给他们的后辈，他们尽了对时代的责任了。现在，人人以生活为第一，而生活亦愈复杂愈艰难，没有止境。然时代正还十分需要这种无名的启后工作，社会更需要有这类无心插柳之事。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卷第六期）

六 到天津读书
与我同辈女子，读书大都是年长后半路出家。我幼时在家，无意中识几个字，最初从壁上挂的对联，椅背上刻的唐诗学起，喜欢问长问短求个明白，触动了我母亲要我读书之念。家里绝无为我一个人而请教师之理，外祖家、外叔祖家都聘有馆师，但专为诸舅。姨母们即使要读几本书，仅到书房上书，即回内室温习，并不查考认真，母亲不便开口送我去附读。她忽然转念头想起一个人——外祖父的老师周春圃先生，成家得子甚晚，老先生在世不及教儿子，却教过他第三个女儿读书。这位三小姐在家做手工养母，住得离书家不远，母亲去同她商量，命我正式从她读书。我生平第一张书桌是周家三小姐做针线的板台。后来女子读书风气大开，我这位开蒙老师取名振亚，曾到上海务本女学读书，回嘉兴又和我同过学。她母亲去世，我父母为她伶仃，请其带着灵位搬到吾家，灵位设在一间空屋，而她则常与我在一起。我幼时学数学所用《笔算数学》教科书三册，从第一习题到末一习题，不漏一个，都是与她同做的，振亚先生后来出嫁，我母亲代表女宅，她有了孩子还带来见我母亲。
我十三岁以前，未出家门百里，没有见过山，读书至“登泰山而小天下”“悠然见南山”，常常不胜其向往。十三岁那年夏末秋初，忽然坐一夜小火轮到上海，从上海换海船到天津，经过几千里路，我依然在一无山之城。天津是渤海湾里一个咸滩。因这次读书之缘，我后来曾一再卜居于此，而且在天津大半的时间我们过的闭户读书生活。
我到天津读书是偶然又偶然之事。在嘉兴，我们七八个人的私塾，家长非亲即友，都住在一条街上，除我姨母和我家里，或因人多，或因屋少，没有做过讲堂，其他几家都做过，以在吴家最久；因吴家有一男生，必定要请馆师，且有供先生膳宿的地方。当时我们几个人大半没有目的，得读书已深觉幸运，用功不待家长督促。我姨母敬诚每日要在灯下读书至二更后，外祖母怪她不做女红，她放学后先做弟妹鞋袜，使外祖母无话可说，然后回房读书。我是同学中最不用功的人，喜欢听陈莲史先生谈闲书，注意时事。陈先生有时自言：“一腔热血，竟洒何地！”他老先生不知为何感触，我却深为同情。戊戌、庚子之事，我们耳熟能详，甚为刺激。我到天津去的上一年，美国禁止华工，中国人抵制美货。这是中国抵制外货的第一次，嘉兴人甚为激昂。后来为国会议员的褚慧僧（辅成）先生，编了歌拿了面盆在嘉兴沿街敲唱“劝人勿用美孚油，改用其他火油，每箱只用十文醋，功效胜于美孚油”等话。我们家里大半还用菜油灯，听劝即停用火油。我一生于用洋货极自谨慎克制，这是初次的刺激。
寒暑不改的在这小天地中，我们有时亦想望嘉兴以外的地方。董文英、周振亚曾到上海一学期，回来说：生活讲究，用费大，读书没有我们认真；她们不再去，我们亦不希望。忽然有一日，上海来的报纸登有官立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在上海招生的广告；资格是身家清白，二十岁至三十岁尚未成家之读书女子，待遇是学膳免费、依成绩月有津贴，毕业后由学校派往各地尽义务，月薪最低卅元。监督傅沅叔（增湘）先生亲到上海招考，学额是四十名，傅先生的履历亦在新闻里载着。这个广告打动了我们一半女同学，董文英已过二十岁，决定去应考，吴振华年十九，八姨葛敬诚年十八，都报作二十岁不至有问题。董家志华、志新、志中因家长不许，本人亦无意远行。只有我，年纪相差太远，要去而不能，望报兴叹。投考结果，去的三人全被录取，而八姨则高居榜首，为四十人中第一名，回家准备行装，外祖父将亲送到沪登船。这时最失望而且彷徨的人只有我，平时我因年小得意，这次因年小吃亏。同学走了一半，私塾已经解体，我将何往？母亲平常管我很严，更不在我们身上浪费分文，这次她对我同情，叫我自己打听杭州有个学校，如果好，让我去；又拿出白洋一包，请外祖父带我到沪送行，参观大轮船。严母无论如何藏不住她的慈爱，而且用“大轮船”哄我，还真当我是小孩子。
傅沅叔先生和录取的新生及送行的家长，分住上海三洋泾桥泰安栈、全安栈、长发栈，候船动身。外祖父带着姨母去登记报到时，我跟着站在旁边，我还剃发男装，穿件白洋纱长衫。沾了姨母先声夺人的光，傅沅叔先生与外祖父殷勤问答，看见一旁侍立的我，甚为注意，问起我的程度，为何不考等等，外祖父据实以告。沅叔先生立即带我到桌边，提笔给我，叫我写履历报名；写到年纪时，我曾仰头自语：“填十七岁好不好？”再多实在不可能了。他懂我意思说：“不用虚报，填真实的年龄好了。”写名字时，我为曾被同学讥讽“性真”是僧尼法号，想到我一辈弟兄是“景”字排行，我的弟弟君怡谱名“景清”，便临时自名曰“景英”；这个名字实很俗气，大不如父亲所给的原名。到我在女师毕业时，沅叔先生送每人一副他自书的对联，题款知我还没有号，他用景慕沈云英之意，给我取“亦云”二字。抗战时起，我以字行不再用名了。
沅叔先生看我在他面前写详细的三代履历，我虽然没有准备，而且是第一次写履历，我记得我父亲所写格式。父亲以我嗣祖父母为父母，而称祖父母为本生父母，故我的履历里亦写有祖父母和本生祖父母二项，一切我照着所见过的规矩。沅叔先生看了我的报名单，叫我准备同船到天津，他说在天津还要招生四十名，并向外祖父说，考得好将不拘年纪，否则送我到“高等”；天津另外有个叫高等学堂的，亦是他所主持，若是保送，亦可免费。我就是如此意外的随众登程，来不及再回家，外祖父打电报给我母亲预备行李；我的行李三件——一只箱子，一只网篮，一个铺盖——是由戴生昌轮船送出。动身之前，同学见我穿着长衫，笑问是否招有男生，我急自将长衫剪去半截，过膝短褂，勉强符合当时的女学生装。
我们浩浩荡荡员生四十余人，在光绪卅二年丙午（一九〇六）夏末秋初，分乘招商局新裕、新济两轮先后出发。所住俱是房舱，每二人同一室，有上下两层板床，各用自带铺盖。我和姨母同室，她睡下层，我睡上层，二人都晕船呕吐不已。在上层甚不便，我搬睡地板，铺一席已无隙地，旁置面盆一备吐，茶壶一供止渴。开着舱门，略通空气，姨母时刻叫小心茶壶面盆，怕我倒翻。我素有晕船晕轿之病，坐海船此系初次，房舱颇不洁净，更为不惯。离家时一股勇气，中途已想起家来，暗自流泪，惟不肯告人示弱。舟抵烟台，始能起身，小贩上来兜售水果，均价廉物美，苹果、葡萄、梨，鲜美为家乡所少有。出门至此，已是北地风光，传说中北方生活之苦，存有戒心，不想天产之佳，气为之振。江浙同学均不能国语，仅周道如曾客他乡，胡佩芝（永瑞）是安徽人能说官话，大家恃为护符；官话即普通国语。当时我们旅行最苦的一件事要自倒马桶，用铺盖索结住桶柄，向海一抛；这工作在风浪摇摆中，姨母和别的年长同学合作，怕我失足，不让我做。若干年后，始知船上有大餐间设备最好，还有官舱亦比房舱为洁净，当时只知有统舱，比我们还要不如。我们虽有若干不便，但全舱尽是同学，一星期朝夕相共，家庭和个性都已熟识。后来在校，出入相照料，疾病相扶持，人人感觉第一期同学间感情特厚。我们到天津的一天，在紫竹林码头登陆，天只小雨，霎时大雨倾盆，抵校水已没膝，候行李下午始到。自晨过午，大家忍着湿，天津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
天津本一滨海卫所，自通商辟埠，增加地理上重要性，地方日趋繁盛，其繁盛仅次于上海。与上海有不同点，上海的繁盛向租界附丽，天津则与租界抗衡。租界刺激了社会有心人，乘北洋大臣项城袁世凯权位之隆，在其治下，一时兴教育、办实业，为全国各地之冠。天津的警政亦有名，治安可靠。吾人于历史对项城有不可恕的地方，然他这段在北洋总督任内所办的新政，是不能抹煞的。其间有一位热心而“为而不有”的严范孙（修）先生——那时我还不知其事——是与这些新政的举办大有关系。他是项城所敬重的一个朋友，家住天津故城，后来人们纪念他，称他所住的街为严翰林胡同。他的严氏家塾即后来的南开大学，他与别处提倡地方事业的人不同，只鼓励和成就别人做，而自己不居。
我们的女师亦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校址在天津河北区，是中国人自营的新住宅区，马路电灯自来水俱全。路以经纬分，用《千字文》句依次为名，女师所在的第一条横马路即名天纬路。这个学校名义上的倡办人是北洋大臣袁世凯，在其任内入学的人，他都视作学生，实际筹备而主持者是傅沅叔先生。傅先生是四川江安县人，一位少年翰林，办学时还不过三十几岁。他开办初期的目标，要速成一百名小学教员，分向北京、天津、上海三处招生。那时读书的女子甚少，读过新书的更少，二十岁而尚未成家的少之尤少，不得不借才异地，躬自远道招生，登报招收女生，在当时尚属创见。后来北京、天津、保定三处，有不少江浙籍的女教师，于南北人情生活习惯的沟通，颇有贡献，不能不说由于他的远见和勇气。一部分地方上狭窄人士，以为用北方的经费，培植异乡的人，亦有持异议者。傅先生之后，校长都为本省人，学校名称，亦由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改为直隶女子师范学校，又改为河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最后扩充为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我是北洋女师时学生，毕业时，北洋大臣已非袁世凯而是杨士骧了。傅先生在我们一班毕业后，升任直隶提学使。张之洞为学部尚书，办京师女子师范学堂，请他兼任校长，故京津两地最早女学生都是沅叔先生弟子，而京女师教职员中，已有我速成的同学在内了。
傅先生做我们校长——那时称为监督——和我们见面是在全体聚会有典礼时，听他训话，此外我们的一班国文教师缺课，总由他自己来代。学校日常的事有吴蔼辰（鼎昌）先生主持，那时称为提调；吴提调是直隶清苑县人，举人而留日学师范。我们的日本女教师佐口美都子讲教育学、心理学时，翻译先生请假，他常代充翻译。我们的课程分为第一部、第二部，前者偏重文史，后者偏重数理，由各人自愿选择，我选的第一部。我们的班次共分甲乙丙三班，同时入校，同时毕业，三班并不整齐划一，有国文在甲班而数学在丙班者，亦有读过外国书而对本国文史甚隔膜者，各按程度插班。大考三班同榜，以各自总平均定等级，此等级亦即津贴的标准，故人皆宁为“鸡首”而不作“牛后”；各样功课全在甲班者不过数人。因时势所需要，我们有未毕业而已受聘兼课之人，没有想做事而失业的人，时代与社会都十分优宠我们的。
我到津一个月后，父亲母亲在报上见我被录取的消息，这是一九〇六年。我生平名不见经传，这却是第一次见报，忝居榜首。我函禀父母，选入偏重文史之部，功课全在甲班，考试成绩得最高津贴，每月十元，足以自顾衣着。我与其他同学不同，须改换女装。
在家塾时，我们都用最廉价之笔墨，到津后，自己出入书店，虽无补我拙劣的书法，我慷慨买上等纸笔文具，有时迹近浪费。
社会是期待我们的未来，不是奖许我们的既往，如此对待仅受有限畸形教育的女子，实在大厚了。我不能不感谢在家塾的老师们，不疏忽我们，使我们得接受这样的机会。
在天津，我们前前后后的老师中，董宾国（士佐）先生四川人，孙师郑（雄）先生江苏人，邓和甫（毓怡）先生河北人，都教文史十分认真。我在嘉兴时，未读诸子书，邓先生是注意学术思想的人，引我们认识先秦诸子，提示时代地域与思想文体的关系。他叫我们看一段文字，评论其为某类作品，这亦是一个速成教法。讲堂上读不了多少书，然如果好学，亦可借以得点门径。我始终不是做学问的人，但受邓先生影响甚多，我的读书方法常照他所提示。他是吴汝纶得意弟子，留学日本，剪了辫子将假辫钉在帽子上，夏天亦带着黑纱瓜皮帽。教地理的南通张蔚西（相文）先生早年旅行西北，是中国地理教科书最早作者，我在私塾时已读过他的书。这几位老师若非官立学校经费充足，若非大邑集各地之才，是不容易遇到的。
我们有四位外籍女教师：两个日本人，一个美国人，一个德国人。与同学们最亲近的是那德国先生贝安纳小姐，她教的是德文和图画。她本是一个油画家，请来为西太后画像，到京后期，安插在我们学校。没有一位先生像她那样在功课以外关心学生的生活起居，学生有病住病房，不管是否在她班里，她无有不去探望。她看我们饭食不够营养，冬天每日送我们一大锅牛奶，放着可可粉，摆在饭厅里，要大家取喝。大半的同学没有吃过可可糖，亦不喜欢牛奶。她又觉得我们不够社交娱乐，向监督说明，请同学到她家里，或由她带到她朋友家里。她用心学中国话，与中国教师家庭往来，大概还从德文书里读中国历史文学。她和中国人亲近，很模仿中国风气，比传教士不同，与外交官亦不同。她会说英法语言，非万不得已不肯说。德文班里同学每人有个德国名字，她选择给我的名字一改再改，解释意义给我听，不知要把多少好的意义给我，最后决定的，是含有勇往直前之意。她一心希望我到德国读书，以为我的年纪读完中国书而去不算迟，曾有一个暑假她想向监督商量带我去北戴河。我后来回到南方，她还介绍驻上海德国副领事裴尼赤，请其为我寻一德文教师。那时同济大学还未开办，上海很少读德文的人，裴先生热心介绍领事馆的秘书巴克洛，教了一短时期，不受薪水，我甚觉不安而中止。我历述这段故事，记一个外籍女教师的认真和热心，亦表示她们一个国民在异邦所努力的情形。吾弟君怡后来到青岛读德文，我母亲的决定可能受我一点影响，则又是一件事。十余年以后，一九二二年之春，我和膺白同到柏林，事先写信告诉贝先生，时黄伯樵、郑仲完夫妇，和吾弟君怡都在德国留学，她日日向他们探问我的行程。我抵柏林不到一日，她的电话来了，立刻拿了一小盆花赶来会我。我亦和伯樵、仲完、君怡同到她离柏林半小时火车路程的家里玩过半日。时德国在第一次大战新败之余，物资缺乏，人民生活刻苦到极点，她饷客的咖啡没有糖，黑面包没有白脱油2而她的画，她在中国所拍的照，她译的陶渊明诗我不知对不对，都陈列着给我们看了。她几次拿着预先写就给我的信而到柏林访我，她说我不在家或没有空，则留下信以当晤言，不虚此行，我常当着她面读她的信。她愿意为我和膺白画一油画的像，许我们只需要面坐一次，给她一张相片和看看我们所穿的衣服。正巧已经有徐悲鸿先生为我们在画，我们谢了她；徐君时在柏林学画。我离开柏林的时候，贝先生当面送给我一件纪念品，包扎甚好，同时交给我的信里写着，是她家藏的一件磁器，是德国人从中国学得的东西，叫我回到中国再开看，以免包装之劳。这件磁器是一兜花有盖的碗，带回一点没有破损，我保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方失去。
在天津的师友，我直接相从之时虽不长，因后来吾家又卜居天津，我的妹妹性元亦到天纬路女师读书，她的年级为第十五期。教师中有我的同学，我去访同学且接妹妹，差不多每星期到天纬路一次，而我卜居天津最早的理由，亦即为与天津有过这段历史。三十年后的一日，在北平，沅叔先生邀我们尚在平津的同学相聚于其“藏园”，我答席于寓所，师生皆有诗纪其事，惜均不存。只记沅叔师诗有“湖楼问业愧称师，老蛙虫鱼笑我痴”等句；同学陆清如（绍芬）诗有“小聚宣南列绮筵，梅花香里话前缘，回思共砚津沽日，七十人中最少年”之句。第一期三班一百名同学，终其事者实仅七十八人。孙师郑先生的诗尚存，其一首曰：“清才弟子胜于师，把盏犹疑梦幻时，话旧尽多三益友，写怀各赋七言诗；病须止酒难谋醉，老尚耽书自笑痴，人寿月圆符吉语，再迟卅载我期颐。”这四支韵系由我起，我的纪事句曰：“千里担簦远事师，卅年弹指忆当时，及门最少同参鲁，学句维艰羡赐诗；多难从征常是憾，伤离小叙益如痴，今朝幸作忘忧会，且向金樽觅笑颐。”沅叔师曾到过莫干山，他喜游山，他的游记有时登在天津《国闻周报》，我读过他的单行本《秦陇纪游》，是游华山后作。来莫干山是在其游黄山后，他题我们白云山馆纪念册诗曰：“踏残黄海莲花蕊，来访吴王铸剑池，筼谷深沉供笑傲，白云无尽写襟期；四方多难宁长隐，一壑能专亦自奇，竹露烟霞容久坐，好教北客洗尘缁。”
我手边尚有沅叔师几封信和师郑师一页改笔，将永为纪念。我与母校最后一个纪念，为赠沅叔师所影印的善本《周易正义》，书后有他手写长跋。当付印时，我承命预约十部，出版后仅求五部，四部分存于文治藏书楼、新中国建设学会等处，皆有师手题第十六、十七部字样及膺白和我的款。其余一部我请师直接由北平寄赠天津母校图书室，后有母校图书室执事某君到山，提起收到此书而未知来历；我申述原委：这是“最早的师生”合送的一件纪念品。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卷第六期）

七 辛亥革命知见
辛亥革命之初，一般人称为“光复”，“光复”二字，妇孺可晓，不烦解释。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首祭明陵，即含“昭告光复”之义。我当时亦在少年群中，随众鞠躬，隐约听读祭文之一人。当时的兴奋与满足，是生平难得有天真无忧的一次。后来清帝退位，南北议和，民国系合汉、满、蒙、回、藏五族而成，且用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以象征五族共和，遂称“革命”而不言“光复”。这面五色国旗，含有五族合作平等之义，亦有其甚远用意，系折衷革命后众议而定，非革命前中山先生所定之青天白日旗，故后来重新易帜，而成现在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五色旗在国际上代表中华民国十七年，在后来从不断发生蒙古问题西藏问题上看，则缺少了这点精神上维系，亦有点可惜，而且当时如何不想出一个另外有联系性的象征来。
武昌起义，各地初用黄帝纪元。改用阳历出于沪军都督府一个参谋沈虬斋（云翔）的临时动议。沪军是筹备南京成立政府的后台，沈君见其时上海外侨准备过年，触机想到改用阳历，大总统在元旦就职，更加“作始维新”的气象。以其意告之参谋长黄膺白（郛），膺白即为陈都督英士（其美）起草电南京，这件改元大事就此匆匆而定。沈君浙江吴兴人，二次革命后在沪，被袁政府人诱出租界枪杀。
我个人直接承前辈志士之教，倾心革命久矣。武昌起义，不旬日，即与同辈少年思有以效力，曾有一小段摇旗呐喊不成熟举动，所见地方在沪宁、沪杭二铁路沿线，将约略述于后。我们初见革命领袖们，以为书上读过的志士豪杰均在是，国家前途有无穷希望。我曾读书于袁项城所倡办的北洋女师，他来学校参观，或学生岁时往谒，我屡为同学代表致辞。监督傅沅叔先生曾有一次带我到他书房，问话蔼然可亲，我尚只十三四岁，因同情戊戌政变之故，不能释然于心，非校命，务避接近。辛亥革命结果，我所梦想之志士，让政于我所疑惧之枭雄，颇不安于怀。然终觉豪杰哉民国之人，共和不当谦让为治耶？民国前途自无量！
辛亥革命斩断几千载姓姓相斫家天下君主专制政体，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空前的事。乃以民国始终扰攘之故，这件空前历史，未能如其他世界上先进国家的永留建国光彩。其经过，亦因民国第一个政权——北洋军阀系——之有意抹杀而暧昧，第二个政权之过分归功于一点而垄断。致使烈士们活泼的碧血，全国可勃兴的民气，皆成刹那彗星，堕地无光。
我读过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冯自由《中国革命史料》，湖北通志馆印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和一些零星纪录。亦曾有愿写一篇辛亥革命鸟瞰，为参考得失之由。愿大才小，岁月蹉跎，迄未成功。在我所读书文中，似有关军人之事和名较少。此系事先军人须特别秘密，少有纪录；且辛亥甚少战事。然当时比较有秩序的地方，都有陆军学生出入其间。我所认识膺白的陆军同学，多与辛亥革命有关。大半能文，而纪录极少。民国十四五年李晓垣（书城）先生在天津吾家做客甚久，一日，见其接吴绶卿（禄贞）夫人函，为女公子婚事与商可否。我素知李先生参黄克强（兴）先生戎幕，辛亥与克强先生同事汉阳，同事南京，癸丑（一九一三）失败后同在东京，同在美国，至民五（一九一六）克强先生逝世未离左右。克强先生自黄花岗之役，辛亥（一九一一）在汉阳，癸丑在南京，每役皆躬临前线，每役皆败，未尝诿过于人。我最后一次见他在东京郊外，他留膺白和我便饭，所居是一日本朋友的别庄，一向同情中国革命的宫崎滔天之妹为照料家务。饭毕，他递竹篮里一方小手巾给我，我见他右手仅有的三个指头，而他写的字还永远那么好。我几次怂恿李先生写克强先生传记，至谓义不容辞。至此，我又知李先生与吴家关系，朋友为遗族决儿女大事，其交谊可知。辛亥吴禄贞以新军第六镇驻石家庄，其实力与形势，足以左右北京政局而冲淡北洋系势力。吴之猝然被刺，南北均势相差更远，于辛亥成败关系甚大。我又怂恿李先生写吴的事，以助辛亥史料。李先生言，当世人写当世事太难，且多顾忌。写当世事诚难：从纸面寻材料，尚只须判断取舍安排；从胸中寻材料，则立场视线好恶宽窄均足以为梗。写史修练与做人修练同，永无完满之时，做到几分是几分而已。
我今写《回忆》，只是个人片面知见。辛亥（一九一一）之事，是我直接留心国事的第一次，然所知甚为有限。当时文告及南北议和条件，世多知之，惟清室优待条件，至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膺白摄阁时修改；其修改要点与辛亥不同处有二：其一，清帝撤除尊号为民国公民，其二，优待岁费自四百万元减为五十万元。辛亥时，原条件在上海有人以为四百万元岁费太高者，汪精卫（兆铭）言若相持下去，人与物的牺牲要多少倍于此数，卒定稿。
实际辛亥革命，自民国前一年十月十日（阴历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至民国元年（一九一二）二月十二日（阴历十二月廿五日）清帝退位，南北相持时期先后仅四个月又二日。其中商讨之日，多于交锋。革命战事只两处：一在汉阳，一在南京。其在汉阳者，先由革命军占领，其后清军由北京南下，革命军失利而又退出。其在南京者，清第九镇统制徐绍桢谋举事不成，致清将张勋得负嵎固守。革命军集各省联军之力，击退张勋，占领南京，创建民国临时政府。攻南京时，惟浙军一支队最称劲旅，是清末有训练之新军。汉阳与南京两处战事都不过匝月，两处一得而一失，使双方形势保持平衡，各知相持无把握而倾向和议。当时南北都是畸形之局，各有优势，各有弱点，而第三者成举足轻重，其势如下：
（一）为革命对象之清廷。清代最腐化而又精悍之西太后去世已两三年，此时的隆裕太后系光绪之后，与幼帝宣统均在位不久：以个人言，二人均是极可怜人物。其他皇室亲贵大都暗弱。革命是大题目，为国家而不是对个人。朝廷主战之人或死或去，烈士彭家珍炸死主战最力之良弼，尤足丧清廷之胆。自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或“独立”观望，清廷再欲镇压革命，已不可能。清军虽一战而夺回汉阳，据知当时海军萨镇冰（鼎铭）态度，军人以失去战斗力为止不能不战。他是讲原则，等待发完其最后一颗炮弹，故军舰尽其最后之弹即不拟再战，欲用汉人打汉人之事已不可能。
（二）为革命党本身。攻下南京为革命军第一胜利，获有组织政府之重心，然军力财力均已竭蹶万分。“响应”与“独立”各省足壮声势，而自顾不暇，亦不尽属同心。武汉有首义之功，黎元洪被推为副元帅副总统，一般人心目中视为民族英雄，报上言论亦以武汉为多，然发言甚于负责。上述提议用阳历的沈虬斋先生，一日在办公室看见报上许多文章，对众说他亦要发个通电，他背了一大串各省各地名人至全国父老兄弟姊妹衔名后，其电文曰：“我是好人，你们莫反对。”这不过是一滑稽讽刺，然可想到当时“做事的人”和“说话的人”责任不平均。克强先生在汉阳督战，当时众募之众，没有训练，被北洋节制之师一击而败，幸有南京之克，始得转以津浦路为北伐路线，这些都是临时的推演，并无预定之总战略。南京之后台为上海，上海对辛亥革命有莫大之功：一为容纳各界，使革命以外的人亦为效力，士商之直接参加革命者，如李平书（钟珏）先生、沈缦云（懋昭）先生、王一亭（震）先生等；赞助者如张季直（謇）先生、赵竹君（凤昌）先生等；而犹太富商哈同之别墅爱俪园，时为各方聚会之所。这点成就，由于历年舆论的鼓吹，于右任、宋教仁诸先生的《民立报》，尤富有少年气概。这支发扬鼓励的笔，一般人已为之感动有素。又由于当时沪军都督陈英士先生的胸襟宽大，善于周旋士绅。英士先生在社会与王一亭同辈，以先识其公子故，称为老伯，其重人情可知。尚有其他革命同志，分途并进，不一而足。
上海第二件作用为支持四方。革命较安定的各省，多以上海马首是瞻，仿效上海军政府组织法。革命近于人自为战，但亦一盘散沙。浙江革命后组织，即是到上海向膺白索取的蓝本。葛湛侯先生《悼膺白学兄》文中记辛亥（一九一一）一节曰：“膺兄既毕业于日本……其关心最切，联系最密者，则故乡之革命策动也……清廷起用袁世凯，驱其北洋久练之众……直压武汉，革命势力岌岌其危……陈公英士已在上海准备响应，浙江内部亦已筹划成熟。不意南京第九镇举事不密，为张勋铁良等所败，于是武汉之势益孤，各地响应之呼声虽盛，而实力莫举。膺兄与英士先生遂决举平时苦心准备之沪浙两地，相继起义，时为辛亥九月十三日，杭州省垣则为翌日十四日也。是役予忝列参谋，接洽颇审。使非有此迅雷手段，以奠定中外视听所系全国金融总汇之上海，则武汉新挫之众，何以支持，南京初退之师，何以收容，而袁世凯等之赞成共和，更岂若是其易易耶？”湛侯先生是我堂舅，与膺白在浙江武备同学，其入同盟会系膺白所介绍。辛亥浙江起义，由上海密运武器到杭，均预置其寓所，攻南京时为浙军参谋，作战计划是他所拟。
上海对南京临时政府，上自各省代表之接洽，下至总统府庶务之微，均为第一准备站。战事若再延续，最急切的责任亦在上海。中山先生命膺白为兵站总监，筹备北伐后方之事，而膺白乃沪军都督之参谋长也。膺白所领的一师兵，本隶沪军，为第一师，克强先生为临时政府陆军总长，改为第二十三师，隶中央政府。廿三师原来驻区在松江以北至上海北站，渐渐进驻南京，故后来留守府及江苏都督府的卫队都有廿三师的兵。膺白往来沪宁，日不暇给，铁路局为之添开夜车。黄伯樵先生《怀黄膺白先生》文：“克强先生在南京组织元帅府，并筹备组织临时政府，余亦效奔走于其间。政府成立，大总统孙公与陆军兼参谋总长黄克强先生，均时时以重要国事咨询先生。其时上海为各方政治军事总枢，英士先生倚先生如左右手。先生奔走京沪，顾此失彼，因由沪军都督府商于当日之沪宁铁路当局，行驶夜车；京沪路之有夜车，实自先生始。”伯樵先生是辛亥（一九一一）随克强先生在汉阳又在南京的人。提起廿三师，后来南北议和，没有战事，故亦未见战功。惟有两点非常之事，其一自请解散，其二出了国家不世之才。朱铎民（镜宙）先生《内政外交中之黄膺白先生》文：“诸藩归政为日本明治维新之基点，日本之所以能成为近代式之国家者，实皆出自当日诸藩热诚爱国，以军政大权举还国家之所赐。膺白先生当辛亥……统一告成，即以解散二十三师请，以为军权归还中央之首倡。其眼光之远大，爱国之热诚，当世宁有其匹，惜乎继起无人。”若以后来癸丑（一九一三）成败论，则这一举是书生之见，功过不可知。
上海在辛亥（一九一一）第三件贡献为本身秩序安定。其他各省在短期内易长之事频见，人事纷更，即浙江亦未免，独上海有始终如一之健全组织。上海贴近租界，国际观瞻所系，自发难以至结束，无扰乱可与人以口实之事，此亦不能不归功于上海当时有一支节制之师。廿三师虽属新练，然士兵系浙东纯朴农民，官佐系留日士官或浙江武备出身，都受过专门教育，亦大半为同盟会同志。张岳军（群）先生以四川人而在廿三师，蒋先生（时犹名志清）的一团则由宁波而来会合。当时一般组织，不免才散而逾量，独廿三师有精选集中之效。其后编遣之易，亦因当事者均有国家观念，不以一点武力为已足。
上海虽对辛亥（一九一一）有上述贡献，然上海已竭其力，上海仅一商埠而不是一宝库。短期间，一家惟一的商办银行“信成银行”，其协理沈缦云先生为上海革命后财政司长，发行沪军军用票以致信成银行破产清理。中山先生抵沪之日，宁沪同志望眼欲穿，急于知海外归来，有何外交助力和华侨捐款。二者为革命党所急需，而后者尤为燃眉之急，均非一般同志所曾接洽。实际，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前，南北已停战，开始议和，捐款并无所得。
（三）再说握北洋新军实力之袁世凯。所谓北洋新军系指袁世凯在天津小站所练的一系，亦即其后来为祸中国二十年的北洋军阀。袁初在天津练兵，后在天津任北洋大臣，故其军队长期在其个人势力下，不与其他新军同类。又因近在辇毂，举足轻重，亦较其他军队形势重要。戊戌政变之前，光绪擢升袁氏，谭嗣同深夜造访，都因他有此力量，欲用其力以除顽固之西后；而袁终泄露机密，致变法不成，六君子就戮，康梁远遁，光绪幽闭终身。迨宣统继位，系光绪之侄，载沣摄政，系光绪之弟，不忘父兄之恨，贬袁归田里已三年矣。武昌起义，清廷无法应变，而北洋新军在肘腋间，遂不得不起用袁氏。旬日之间，命为湖广总督，为钦差大臣节制各军，为内阁总理大臣。湖广者，革命起义之处，节制各军者，期北洋新军之用命，总理内阁则交付政治谋议和矣，可见时势之急转直下。袁未必忠于清室，亦无情于革命，然为大义不能篡清室，为人心不能打革命。于是挟革命之势以迫清帝，恃北洋新军之力，使革命胜负不可知，而双方均不得不就其范。观吴禄贞之被刺，与滦州起义不成，显然革命势力不许延至近畿之意。最后由北洋新军将领联名请清帝退位，还有旧交故吏种种策划，终成就其一人之欲望，此均有线索可寻。
除以上三个势力皆不能战而只能和，尚有两个势力促成辛亥和议：其一为南北士绅，其二为外交团。士绅如张季直先生草清帝退位诏，列名南京临时政府，曾以个人资格借款充政费，然系袁之故交，后为进步党重要阁员。外交团在中国能左右政治，辛亥革命，知中国民气不可遏，革命军且首先表示承认条约义务，故沪汉各国领事严守中立，然亦劝南北息战言和。中山先生最后协议五条，其中要点皆欲以外交团作证为保。一条曰：“清帝退位，袁世凯即须知照驻京各国公使。”又一条曰：“文接到外交团通知清帝退位后，即行辞职，然后推荐袁世凯为总统。”其不信任与不得已，可以见也。袁在报告清帝退位诏同时，电南京托故不能南来就职，盖南来即失去其北洋武力的根据。其电曰：“现在统一组织至重且繁，世凯极愿南行，畅聆大教，共谋进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若有动摇，牵涉全国。诸君惟须审察时局，必能谅此苦衷。”而南京仍派蔡元培、汪兆铭、宋教仁等北上迎其南来就职，致有北京兵变之事。欲为借口，祸及民众，其存心决不离老巢可知。
我今离开政治层，述辛亥革命时一般民气。上章说过我母亲带我二妹性仁下乡讲说革命不是造反，光复是拿回祖宗之物，请大家帮助革命军，获得乡下人同情之事。吾家女仆周老妈妈曾以工资购买浙江铁路公债，至此又以工资捐助革命军饷。沪杭宁沿线各地朋友谈及家乡之事，多相类似，有力者踊跃出财助饷，讲演者有乡人煎汤以慰劳乏之事。在上海，商店伙计每日争阅报纸，其不得者，数人聚看一张，或一人读给余人听，顾客与店员隔柜讨论光复与共和，延迟买卖。九亩地的新舞台，向以演新戏开风气称，这时任何团体借用剧场开会，或请演义务戏助捐，有求必应。社会轻视伶人心理，自革命时起开始改变，初次听见年轻的世家子呼演员为某先生某伯伯，与革命有关的演员弃掉艺名而用本名。武昌起义系每人用白布缠臂为号，凡准备响应者均预购白布，商店白布利市数倍。杭州光复之前，布店白布一夕而空。由上海暗运手枪炸弹，装在铺盖内亦无人查察。逃难的人甚少，大家不以革命为可怕的事。社会上很少人谈未来政权，亦很少听见人受指导而革命。报上偶有局中人自相攻击的文章，一般人不深加注意。中国人普遍的朝气和热情，再无过于辛亥革命最初之刹那者。人情之可感者，如天津女师地理教师南通白雅雨（玉昆）先生在滦州革命未成，被捕斩首。白先生生前有得意女弟子嘉定黄君守瑾，曾欲聘为儿媳，黄家因事未允，至此黄君自愿许婚，料理白先生后事，奉养孀姑。我从白先生学时不长，闻黄君事常挂于怀，后知黄君之夫白君在冯玉祥军中任事，当亦为滦州关系。北方同学因在官立学校，一向不问时事，四年前对徐锡麟、秋瑾之案，未动于衷，此次倾向革命甚于南方之青年，或即日南归，或往来南北，携带禁品，不辞艰险。同学陈翠琬、于士嘉等由沪带炸药赴津，装置如送礼之糕点，我见到她们工作，还有李钟和亦在内。前述直隶方伯旗人增韫，在保定以育婴堂转变成一女学校，增韫自己的女儿与育婴堂女孩，同以“钟”字排名，而均无姓，钟和与她的妹妹是另一客居在保定的家而惟一有姓的学生，她后来转到天津女师的。天津同学大都受白雅雨先生的影响。
我虽望国家之改革久矣，然从未参加过任何组织，亦不知“同盟会”之名，想不到我父母不但不反对，而且赞成我参加革命行列。我父亲一次有病，曾对母亲言，可惜最大的孩子不是男儿，不由我不自励，诵“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之歌辞而奋发，这时仿佛我是一家中可出的一名壮丁。我再到上海，住在七浦路周寄母家，寄母是我母亲信托的人，家里宅大人多，我去添热闹而不怕拥挤，我在上海必住其家。我说明革命宗旨，寄父周肇甫（承基）先生寄母沈毋隐夫人，诸妹婉青、淑青、蕙青热烈赞成之情形，与我父母和我弟妹相同，周氏弟妹从此呼我姐姐而不冠名字，我惭愧而亦感动，受此敬意。上述为发沪军军用票而致破产之信成银行即为周家产业，信成协理沈缦云先生系寄母之兄，上海商家为革命直接损失之巨，以周氏为最。我到沪之时，上海尚未光复，寄母见我奔走，照顾甚于平日，我的远方朋友来，她留宿留食。到冬天，她见我所携寒衣不多，而我往来的朋友多穿甚朴素玄色衣服，一日她拿一件黑缎羊皮袄要我穿着，事后知全家只此一件合我尺寸而玄色全新之冬装，她用更好之物品换来。又拟做丝绵背心，谓枪弹不能入，一若我真将出入枪林弹雨中，亦未计在枪林弹雨中还穿绸缎皮袄？如此未上前线而作英雄，言之犹愧，然不厌言之者，于以见素不问外事之前辈和同辈，在光复之际，如何尽其热诚赞助参加的人。
我们不期而遇的有几个学校的朋友，或素识，或相闻知。天津女师的郑仲完（璧）、陈允仪（淑）与我姨母葛敬诚、敬和等，上海爱国女学的曾季肃、范慕英，北京女师黄绍兰等，后来又加入苏州振华女学倡办人王谢长达等，又加入胜家缝纫女学吴振球等。我们组织了一个“女子军事团”，借西门方板桥一家停课的女校校舍为集合处，分四项工作：战斗、看护、募饷、缝纫，各以能力志愿参加。范慕英是我在家乡从学数学的范拱微先生之妹，本为体操教员，主持战斗之部。王谢长达年最长，为许多同人的母执，主持募饷之部。还有爱国女学的杨兆良，她们认识上海很多殷实商家，她们挨户去募捐，平常都难得上店的。吴振球本教缝纫，她借得机器，主持缝纫之部。主持看护者谁，已不能记忆。章程文告均出曾季肃手，众推为团长，她是曾孟朴先生之妹。团成立后，呈报沪军都督府，请指导。后来南北军事至南京而止，军事团工作仅以仿制服和募捐略有成绩。五舅湛侯在攻南京时，曾想我们中有否谙西文之人，从军为外报记者翻译，事未实现。在南京时，克强先生部下有人教装炸弹，亦曾练习使用，住在铁汤池丁宅，只极短时期。在沪在宁，同人一律睡地铺，穿黑色衣，吃青菜豆腐大锅菜，自备零用。在军事团未成立时，我们一群人大半未满二十岁，自觉年轻未有社会经验。一日仲完告我，张默君（昭汉）是她在南京读书时的老师，比我们都成熟，请来指导最好，我欣然愿同往苏州沧浪亭访她。我在苏州景海女学，她是我的前辈。景海是一教会学校，以英文为重，而对已有中文根柢的人，颇给插班便利，因其可用读中文时间，全放在自修英文上；默君与我均是此类学生。我进景海，她已出校，甚慕其名。武昌起义，我即日离校赴沪，学校平日，不得家长关照，不许出门，此时不加干涉。我到车站，原拟乘早车，但是日久候而车不至，或车过而不停留，直至晚间始得上车。与默君相值于候车室，又同挤上一节车，时间甚长，一路谈革命，竟无人注意我们。惜这次与仲完到苏州访她，她有比我们更重要的工作，而未允来。
军事团在最后一段时期，曾季肃辞去，同人推我继任，故议决结束，系经我手。我们看和议告成，不宜再虚掷时光，大家同意解散。想起成立时曾报告沪军都督府，则解散时亦须去申报，上次报告时有仲完参加，故此次由我与仲完二人同去，接见我们的很巧是膺白。我们报告团事终始后，我曾述一向对革命的理想，和几个月间见革命的情形，这段无意中对辛亥革命的临别赠言，竟成为我们相互认识的开始。我的五舅湛侯和堂兄阜升都与膺白同学，但我们系初次见面。数日后，膺白到七浦路周宅，送我一册他所译樱井忠温着有关日俄战争的书，日文原名《肉弹》，中文称为《旅顺实战记》。
我们一班人热血有余，贡献极少，自这次经验，同人都不再参加群众运动。有一点相同处，觉冲动时期已经过去，国家需要建设，个人需要学问。有人提倡女子参政，我们几个人因受旧书影响，看得从政不是清高的事，又以如果参政，须先具备足以参政的条件，故均无意于此。民国元年（一九一二）暑假以前，我们已各归本位，教者归教，读者归读。仲完她们在天津还有半年功课未毕，她函请校长提早复课的稿子是我代草。我读德文时，住上海七浦路周家为诸妹补课，诸妹在附近爱国女校读书，我去听其国文专修班的课，主持者是蒋竹庄（维乔）先生，与我父亲在商务印书馆同事，竹庄先生建议我学英文，预备考官费留学。我自己本在前述苏州景海女学读英文，革命后，我仍存此希望，故亦仍回苏州去了。
补记
我写了《辛亥革命知见》后，几年间，陆续看到听到许多当事人自述的辛亥革命史料。我最注意的是上海、南京、杭州三处的事，三处相关联的事。上面我已很强调：南京光复为辛亥成败关键，而上海尤为关键之关键。我读了这些史料后，增加了我理论的根据和材料的补充。
关于理论者，有人以为光复上海有比陈英士先生更多劳绩，沪军都督不必定属之陈先生。我以为陈先生所影响者，不仅上海，不是他，杭州光复没有那么快，而浙军之攻南京，亦无此后台。关于史料者，我看到了本来知而不详，不敢轻于引述的材料，亦即我《回忆》中最需要充实的材料——膺白在辛亥革命的工作。两个问题本属二而一。我不惮烦节录引用葛湛侯《辛亥革命与浙江》一文，以下简称“葛文”。
读者注意：杭州光复虽由于浙省“新军”，然上海来的“敢死队”，起了助威促成作用。攻克南京虽大部由于浙江新军之力，然上海来的敢死队，又加入了最后的冲锋。我推测，这敢死队不但是陈先生的关系，还是蒋先生的关系。膺白我没有听他说过，我知道的是他与浙江武备同学的关系。以下葛文：
在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省的革命中心力量在新军，这是人人皆知的。但这中心力量是如何形成的，多数人未必皆知，各方面的看法亦很不相同。孙中山先生对于浙江革命力量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影响，这是肯定无疑的。还有像徐锡麟、秋瑾、章炳麟、蔡元培等党人或挺身赴难，或振臂疾呼，激发了其时的知识青年，同样对人们思想上起了巨大作用，这也都是事实。不过除此以外，还有若干人，他们所作所为也曾起着更直接的影响和作用，而其事迹在当时却似东鳞西爪，后人记载亦仅若隐若现，使我这个身与其事的人自觉不能已于言。谨记录当年有关数人的若干事情以及浙军的杭州起义，南京赴援等等重要经过如次，亦仅勉记所及而已，至于传闻臆断之说，则宁付缺如。
葛文所特别涉及的人有三个：一、伍元芝，二、蒋尊簋，三、黄郛。
伍元芝号兰荪，江苏上元县人，前清进士，改官浙江，任浙江武备学堂总办。他可以说是浙江新军中革命思想的播种者。他在武备学堂经手招收的学生有第三、四、五期正则科和两班速成科。这三期正则科的学生是全校最优秀的，也是后来在革命事业中最为积极，最为得力的。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先后调进了新军部队，充当各级军官，有的还去担任文学堂的教师。武备学堂大柱上有一副对联是伍所撰写，联曰：
十年教训，君子成军，溯数千载祖雨宗风，再造英雄于越地；
九世复仇，春秋之义，愿尔吐司修鳞养爪，毋忘寇盗满中原。
这寇盗满中原的“满”字是双关的，与联语的含义是何等胆大心深，给青年学生以教训刺激。数十年之后，我还先后听到看到过几个武备学生背诵此联，一是膺白自己，二是《膺白故旧感忆录》里葛敬恩、赵正平两个人的文章，与最近我在台湾晤见的沈子万（鹏）先生，他已八十二岁高龄，还口述此联不误。
伍总办对学生中思想前进，好学奋发的人，都是十分奖掖鼓励，多方照顾。他不待他们毕业，提前保送出洋留学，膺白即其一例。
蒋尊簋号伯器，浙江诸暨人，他是体育名家，毕业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回家路过杭州，那时浙江体育会适开运动大会，公请他做了运动会总裁判员。有一次他自己表演体操，观众大为称赞。光绪卅二年（一九〇六）他应浙江巡抚张曾之聘，担任浙江新军第二标（团）标统。他开办一个弁目学堂，以训练初级干部，还调请了本省武备出身许多学生为第二标主要干部，葛敬恩是其中之一；且负责训练一个区队，除一般教练之外，还在课堂上教“野外勤务”一科。“野外”就是战地，其后辛亥革命浙军援攻南京，得到实战经验。浙江省第一次征兵，实际还是募兵，全省因武备、弁目学堂与蒋伯器关系，应征的人蜂拥而至，不多时即征足逾额。他另外成立一个学兵队，调葛任这学兵队区队长。所有这些部队中，文理通畅思想进步的人很多，后来浙江成立二十一镇（师）时，隐隐成了全镇的骨干。
浙江新军成协（旅）时，协统一席应该属于蒋尊簋，而清政府突然派了杨善德来浙充任协统。杨以剪辫子为革命党象征，而第二标自标统蒋尊簋以下全是光头。杨还要部下见上司请安打千，犯过要跪下打军棍，有意同新军为难。同时，浙江遵照清政府规定，成立了督练公所，重重上司，使蒋做事十分为难。又因徐锡麟、秋瑾案发后，外边多知蒋和他们是熟人，蒋感觉难以做下去，乃辞职而去。
在光绪卅三年（一九〇七）秋，蒋去直隶河间府参观大操时，得知江苏省第九镇亦已编练完成，是年亦在举行大操，特电浙推派葛敬恩、朱瑞、陆殿魁、柯勉等前去参观。第九镇大操所举行的地方在南京城外，正是辛亥年浙军与清军激战处，而朱瑞与葛即是浙军攻南京的司令与参谋。
黄郛号膺白，浙江杭州人，葛文言：
他光绪卅年考入浙江武备学堂，我们开始认识。我为二年级，他虽长我九岁，却是一年级新生。我因见他为人慷爽，学识优良，对他很是钦佩亲热。他在诸同学中不久便成为突出人物，并且为学校当局所赏识。他在校二年，未及毕业，即破例膺选提前派遣留日……黄在留日时参加了同盟会的组织和活动。他每年回来时常和大家集会几次，讲讲日本的国情，远东和国际形势等。他把在日时自己所编译的书刊送给大家看。尤为重要的是他暗中收集了好几种有关战时勤务的秘刊，给我们中间若干人慎重保管阅看，这对我们在辛亥年初出茅庐的作战起着极大的作用……他介绍我入同盟会。由黄引进加入同盟会的人很不少……到了辛亥那年，黄的官阶虽然还不过是一个少校，但在军咨府内却受到同僚们的重视。清廷亲贵们企图了解党人的内情……不知为什么竟煳里煳涂挑上了黄郛……他一到上海便立即同陈其美合作起来……他们以浙江新军为后盾。当上海光复的前夕，黄郛凭借他和浙省新军中人过去的关系，他自己并派人去杭州再三敦促杭州方面军人同时行动，在鼓动和组织方面都尽了很大的力量。
葛文《杭州光复前夕的一些重要酝酿》章言：
另外有一件事，就是浙军部队向来只有正规的枪炮，大家鉴于武昌的起义深得力于炸弹手枪，觉得我们行动之际也非有此不可。炸弹自己不会做，而且不会放，手枪极少，都是老式不堪用的，因此要求沪上党方帮助，这个要求同时也微含一些要挟的意思在内。数经磋商，陈英士和上海革命团体方面竟完全慷慨答应，并允许到我们起事前一二日，准定派“敢死队”来一同参加起义，后来果然派了敢死队数十人陆续混进了杭州，手枪炸弹亦运来不少。
葛文《驰援南京》章言：
上海是各种革命势力汇集的地方，在沪军都督府未成立之前，各党派已十分活跃。都督府成立之后，在千头万绪之中，总算有了浙江的独立，使他们内部和一般的人心得到了很大的稳定，而且陈其美、黄郛他们一向同浙江有深切关系，浙沪之间就更形密切。当时上海的严重课题就是支持武汉和南京的问题，尤其攻取南京更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但自己还派不出兵去，这自然要向浙江请援了。其实沪、杭二处独立，前后相差二日，杭州也还是在纷乱之中，说是要调很有力的兵力开往南京，这在平时开拔已非简单，何况二十一镇成立不久，其中未曾充实的一协分驻浙东，正待训练补充，在省垣的也是装备缺乏。但上海既一再催促我们赴援南京，经过商讨，也就毫不迟疑，决定举浙省全部可调之兵，立即出动，而且人人踊跃……这是由于大家认识到南京得失关系革命形势极大，决不容许从容补充然后开发……将朱瑞的八十一标全部应调，八十二标的一营亦拨归朱指挥，外加巡防营二营，骑兵一队，炮兵一营实只二连，有六门德国克鲁伯厂制老山炮，恐怕还是普法战争时代的旧炮，被清朝买来的。工兵还好，有一连多些，炮、工兵技术训练都比较好，是前炮工学堂（蒋伯器所办）打好基础的，辎重兵则仅有其名……这个组织自行定名为“浙江攻宁支队”……那时这个革命发动也是瞒上不瞒下的，上级军官……还有中级较高的许多人都不使他们知道，更不使他们预闻。主持这次革命的多数是少校和上中尉级的……所以朱瑞以一“管带”（营长）代理“标统”（团长），率领比较大组织的部队，只好称为“支队长”，后来也有称他为朱司令的。至于司令部的组织……更是简单，连参谋长也是到了镇江才临时推举出来的……所谓什么处，什么处长等等并无其事，那是攻城得胜，到了南京之后才摆出场面来的……九月十九日傍晚出征，第一列车就由城站登程了，我（葛）被朱瑞面邀同行，傍晚同支队司令部出发，过上海已近半夜了。我们派吕公望带二三人去上海打前站，吕同光复会的人比较还熟，但此时光复会方面李燮和仅能在吴淞分树一帜，别的党人亦不很得势，无能为力。陈其美其时并无成见，他本人亦和光复会有关，和吕亦相识，对于浙江的事尚肯支持商量。我们有了上海这样的供应基地，这次进军顺利是一个重要原因……上海的工商各界盛情欢迎，都督府更派员……照料……官兵们欢欣鼓舞，顺利到了镇江。
葛文《集中镇江孤军前进》章言：
朱瑞叫我负责起草有关作战和其他各项重要命令等。我因六七年来担任着队长和教官，又看过黄郛所带回的重要书刊，对于这些事情多少有些研究和把握，朱向来是知道的……我们部队在杭州出发时，受汤都督（寿潜）的命令，归“联军总司令”徐绍桢指挥进攻南京，所以我们到了镇江就一切向徐请示报告，徐亦很客气对待。但这时他的第九镇经过秣陵关、雨花台的挫折，手头已无多少兵力，而且有些部下妙手空空的，还要自封为军长师长，需索饷项，要求补充装备，弄得他很为难。他看我们来势不小，却一点都不向他要求什么，他反觉不好意思，自动问我们有何需要。我们……希望若干带路作向导的人，若干夫子帮助搬运物品。他……把自己身边仅存的卫队骑兵一排（排长谢祖康，陆师毕业，朱瑞后期同学）拨给浙军使调。我们……还希望领到些南京地图，这却难了，徐自己也没有几张，就叫参谋拿一份给朱瑞使用，别的再想法。前面曾说到，光绪卅三年蒋尊簋曾派我同朱瑞等去南京看秋操，当时我曾领到过……演习地点的地图共四张……恰巧这几张图被我带了出来……说来好笑，总算靠了我的四张图和徐给朱的几张图，就完成此次作战任务。
沪军都督府，和浙江的上海兵站，对我们的供应实在好……我们的炮是老式的，所备炮弹极少，作战起来是很困难的。黄郛得知此事，立刻叫高昌庙制造局查明还存有哪些炮弹堪以拨用。据报合于我军这种炮的炮弹已没有了，倒有新式的管退山炮十二门，还是根据买来的外国样品仿造的，业经试放，成绩甚好，炮弹亦不少。我们立派炮兵营管带张国威（湖北人，浙江武备第三期毕业，留日士官炮科以优秀生毕业）去检查，复称：“炮弹充足，炮极好。”黄立即将十二门新炮全部拨给浙军……我们得到这些炮如获至宝，但是炮队的马匹出发时带的本来不够，炮队组织既有改变，马更不够，于是由沪军都督府设法买进跑马厅淘汰下来不适合竞赛的马，向各马车行商量贴给费用，掉给已经教好的马。所以我们的炮就很快活动自如了。
在镇江集中准备的浙军当时所遇到的极为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同联军总司令部经过多日联系，看出了他们对于克服南京没有把握，也没有很多打算……他们所谓什么军什么军，看来都是有军无队，有官无兵似的，我们看到镇江街上到处正在招兵。据探报，张勋的兵号称四十营，就人数概算，兵力比我们至少大三倍……我们觉得既然众寡悬殊，与其坐待来攻，不如来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给敌人以各个击破，倒是上策。我们恳商了徐绍桢……我们估计，他的苏军、镇军等若干部队还是比较有些把握的，同时另接沪电，桂军黎天才部要从上海开到，粤军不久也就可到达，我们也多少放心了一些。于是就商定了于九月三十日由镇江向南京挺进。计自杭州光复以来，到此才只半个月……当时形势，不但敌众我寡，而且南京又是所谓龙蟠虎踞的石头城，要是进行真面目的攻守战，不要说浙军的四千多人，就是举江南和浙江所有各色部队会攻，亦非短时期所能攻破。但武昌既那样紧急，而山东方面又频传张怀芝兵即将南下援宁，形势是愈迟愈于我不利，目前之计只有速战速决，说得不好听些，就是孤注一掷。徐绍桢新败无力，未能看到此点，陷于消极。我们浙军乳犊不怕虎，既得徐同意，就贸然而进……这时黎天才军适到镇江，他因在上海早闻浙军声望，向我们暗中表示愿听指挥。我们认为他是“联军”的一部友军，虽兵力不过数百，也应一切服从徐总司令，我们愿尽可能从旁帮助……我们就拨谢祖康骑兵排的大半由谢指挥，去帮助黎军攻取幕府山……谢很熟悉情形，带黎军由捷径进袭……一举成功，谢仍旧还浙军本队。其时外传浙军分兵同黎部攻占了幕府山，即是此事。其实是徐绍桢的兵借给了浙军，而浙军又借给广西军的，仅此二三十名骑兵，却因此使南京守军镇慑于浙军的威力。
葛文记载进攻南京的战事甚详，我只能摘录几段：
十月初三日行近南京近郊……次日傍晚下达命令。全军于初五日拂晓前以战斗行军前进……向朝阳门一带敌人进攻……我和支队长等行在前卫本队先头。那时已是初冬，早晨西风甚寒……接着报告：看见大队敌人前进，并有一骑白马穿袍褂的将官带头，据居民说，这人大约是王有宏统领，他每日出来的，今天带的兵格外多得多……我同朱支队长说，今天情形好极了，正如我们所料想的，如此可以形成遭遇战，我们须急进占领马群一带高地，妥选炮兵阵地以迎敌。我就据鞍下了展开命令……接着炮兵开火，顷刻间命中率很高，这是我们新炮的第一功，这种炮在我国战史上我想也许是第一次出现，恐怕那时袁世凯北洋各镇还未采用过。遥见密集的敌人纷纷避逃，那位骑白马的将军也倒下马来……我同朱支队长匆匆吃了饭，赶快趁新月初落的微光，带了电筒亲自巡视了全部战线。可敬可爱的战友们还是顽强地固守在自己的阵地上，有的已经疲乏得昏昏睡去，有的已是一日没有吃饭，此刻还未得到给养，有的冷得发抖（从杭出发天还很暖，未能多带衣服），有的手拿食物，吃不进口，在发呆。受伤的人总算经卫生人员处理得快，多数已撤到后方救护。朱瑞同我一一慰问他们，叮嘱他们还要准备敌人的夜袭和准备明天的作战。我同朱巡视全线一遍之后，回到临时向农民借宿的草舍，已经无力支持，倒在铺开的稻草上，看见好几人已呼呼睡去。副官裘绍还坐在我身旁，我已自己拿不起笔了，就口讲明日拂晓攻击的命令，由裘写好……下达……照理，“阵地彻夜”须要调入比较还有力量的部队，撤下过于疲惫的部队，以资接力和休息。“拂晓攻击”更是要增加得力部队以发挥进攻威力……我们的一再跃进已将预备力量用得差不多了，支队长手里还有什么本钱好拿出来呢……经过一场激烈混战……忠勇的管带赵膺在此时战死……上午总算竭力苦战，下午形势更险恶了，支队长手里已是两手空空，求援报告却雪片飞来……时近傍晚，忽然望见孝陵卫村落起了火焰，就有人传说，我军有一部已进入孝陵卫，放火前进，我们要赶快前进……在我们这边忽传有“上海敢死队”二队，和一部分巡防队开到……我看机会到了，我轻轻向朱瑞说明我意，朱点点头。我就叫站在身边的号兵吹起冲锋号来。他这一吹，在近旁的号兵也吹了起来，初到的敢死队和巡防队也跟着吹起来了。他们队伍虽很混乱，人数也少，但在这紧要关头，总算是一支生力的预备队。顿时全线吹起了冲锋号，冲呀冲的喊声响彻四周。敌人向后纷纷乱跑。那时我自己也已煳涂了，竟忘了自己的职分……拔出了开口军刀，乱喊乱跑，跟着全线一直前去……我恨自己跑不快，更加紧了步度，同跑的人就愈少了，我想跑得快的人可能已进城……三三两两的人还在同着我跑，渐渐接近朝阳门吊桥……有几个认得出我的士兵提议，请参谋官赶快转去下命令，调大炮上来轰城……冲呀冲的声还在继续……忽然有人说：我们早好进城了，都是支队长慢吞吞地还在这里走……一瞧原来是炮兵连长林显扬，大约他也和我一样，擅离了自己炮兵岗位向前冲锋的。再一看，朱支队长也在跟着走……我们实在疲乏无力了，最后还是回到那草舍睡了几个钟头……微明即起，我同支队长走到孝陵卫，火势大部已息……孝陵卫的居民不忍离开他们的焦土故居。对这些居民，我们予以安慰，向他们认过……我们决定这天……清理战场、整理队伍……同时向杭州、上海和联军总部作了报告，又发出许多作战实情报导给《民立报》等报。
葛文有详细的攻打天保城及进入南京时的事，我录他一段与上海有关的事如下：
这里要叙述一下沪军都督府给我们的支持。当我们在初五、初六两天忍饥熬寒苦战之时，沪军都督府参谋长黄郛想到天气骤冷，恐怕出征战友带的衣服不够，已叫他们的军需处向商家购集了卫生衣四千多套，准备送前方，恰巧得着了胜利消息，他立将寒衣交给了浙军兵站。次日他自己带了少数卫兵，押送着都督府所备的犒军款几万元和许多罐头食物赶到南京犒赏，因此我们在入城时分外感到温暖。
“天保城”是南京极重要地方，它俯瞰全战场，是太平天国时数数肉搏的据点，得天保城即得南京。浙军从初七日起已注意到这地点。因大道有敌人把守，浙军是在几个夜间暗抄难走的捷径而攻下的。初十日下半夜三四点钟天保城中弹起火，继以浙军冲锋号声，天明敌人树了白旗，十月十一日晨浙军完全占领了天保城，南京光复，一位忠勇的队长叶仰高在此役战死。葛文记当时几辈以逸待劳的人，争先入城，事近可笑，此风气虽不无与革命全般有关，我这里不再录它了。
葛文记推举大元帅准备北伐，及南北议和后事，我节录如下：
革命军既下南京，革命党人内部问题不断暴露……推举大元帅一事，一部分人主张推黄兴担任，一部分人则主推黎元洪，我们浙军中的将领主推黎的居多……朱瑞主张就很明朗。我们的司令部因设在省咨议局，来访的人更是络绎不绝，都想说服浙军表示坚强主张，借以增加自己势力。袒黄兴（亦即袒孙中山）、袒黎元洪一时闹得不可开交。光复会分子反对同盟会日益露骨……鼓吹分家，我们成了此等人的对象。沪军参谋长黄郛也曾来过南京……他先向我说服，我本来是最恨派系分裂的，黄郛对我讲明当时必须推举黄兴的理由，他还希望我劝告朱瑞，要求朱勿在军中续唱高调。朱本富理智，经过这番疏通，浙军方面才没很坚持下去。
黄兴就任了大元帅，组织了大本营……各方就纷纷要求扩充队伍，说要准备北伐……南京街上到处是部队招牌。原浙江第二十一镇也被扩改番号为第六师和混成一旅……朱瑞很稳健，他深深领会到第二十一镇当年创建的艰难……沪军都督府所属部队早已成师，被编为第二十三师，黄郛兼任师长。黄有浙江为后盾，事事好办，军官是浙江的老朋友们或是他们的部下，尽好的调来，士兵是浙江帮忙招的，而且武器装备上海可以就地取材，所以他的一师成立较早，而且规模也很像样……当总统府成立之后，大本营隶属于总统府，要求调黄郛到大本营供职，但实际上沪军都督府事多，陈其美不放，结果他挂上了兼大本营兵站局长的名义。因为北伐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兵站，黄郛每星期往来沪宁之间数次……我从浙军被调兼兵站局的交通部长，副部长是黄慕松。
民国元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到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浙军被派充仪仗队去下关欢迎，以后又全部调至朝阳门外明孝陵，整队拱卫临时大总统，跟随谒陵。南北议和告成，孙中山让去临时大总统，不久大本营解散……黄兴任留守，处理已经参加革命的各省各地的军事。那时最困难的就是部队饷项问题。毕竟参加过革命的人，体念到祖国来日艰难，自愿裁汰所部的很不少，也有因兵饷两缺而自然消灭的。沪军第二十三师……为提倡自愿裁军做个榜样，在许多部队还不肯决然裁兵的时候，就首先取消了这师。师长黄郛辞职离开了军队。
我于民元春……被浙江派赴北京参加军界统一会。这个军界统一会是袁世凯叫段祺瑞主办的，专为牢笼羁縻当时各省的若干革命头目和军界有力人物而设的……招待之优诚所罕见。此会结束，代表回去时，都得了高官厚禄……我那时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什么世务也不懂……这年夏天，我就同周亚卫、裘绍三人辞去各种职务，进了北京陆军大学。三个年轻光棍租住在西直门内柳巷的一所民房，自榜其门曰“三光学舍”，光复会的尹锐志、尹维俊二位敢死队常到我们那里去，后来周娶了锐志，裘娶了维俊，亦是革命佳话。
民元夏浙军班师杭州后，朱瑞因我在攻宁战役中既负责作战，且保管阵中日记，曾叫我将经过详细事实写为记事，作为战史资料，我就老老实实……写了出来。朱看后希望我修改一番……但我也没法修改得更好看。于是朱更请文笔好的人修改之后叫我再为订正。我看了却觉得去原文事实更远……我不好意思再多说。后来修改本曾刊印了少数出来，但我的原本却没有还我，如今修改本或者可能在浙江方面找到一二，如能与五十年后的今日所追忆的此记互为参证，诚属幸事。（一九六一年九月）
我引用葛文逾原文三分之一，为明了辛亥革命浙军之攻打南京，浙军之所以为浙军，它与沪军的关系，我不厌烦琐。观此可以知沪督所贡献，不只在上海，而实有关全局。我再引《膺白故旧感忆录》俞寰澄（凤韶）先生文以结束此章，文曰：
我与膺白先生第一次识面，是在上海城内旧海防厅开会时。上海已经光复了，由李燮和主持军事，过了三日，乱糟糟一无办法。南京第九镇（徐绍桢）举义失败，情势危急，革命党人与地方绅士，共同在海防厅开会，商量办法，急切没有头绪。膺白先生忽由人丛中挺身出来，一番激昂慷慨的演说，决定组织都督府，推陈英士先烈为都督，大计遂定。那时英士先烈与膺白先生尚不十分相熟。后来组织参谋团，杨谱笙君与我，力推膺白先生为参谋长，把沪军都督府组织起来，操练军队，会攻张勋于南京，由膺白先生计划居多。
观此，英士先生任沪军都督，膺白任参谋长均是被推举的。乱糟糟中组织起来，以成此一大重镇。而英士先生与膺白，亦因这番共事而私交益厚，结金兰之契，不是为私谊而互相推重的。膺白对于浙军的供应更不必说，他自己正在切实练兵北伐，而毫不私心，举上海仅有的全国最新式大炮，尽以与之浙军。他往前线劳师之日，正是前线忍饥忍寒之时，是不待请求而自往。诸如此类，与后来他的首先裁兵，只有一个公的目标——为国家。我曾听到过廿三师一位团长傅孟、一位独立营长徐士镳的谈论说：“看看人家的队伍不像队伍，我们的真可爱呀，谁比得上我们的队伍？”这已在廿三师解散以后。傅、徐二人是膺白在浙江武备同学，参与杭州光复，参与招募并训练廿三师之事，其时他们已进入北京陆军大学了。辛亥时，虽不免亦有为个人权利者，然天真而对着一个公的目标，为国家而克己者，洵不在少数的。
而陈英士先生、蒋先生与膺白，对于辛亥革命这段重要历史，都是事先有很久的功夫，临事有极大的努力，各发挥其蕴蓄的力量，而得此片段的成功。他们的友谊筑基于爱国的目标上，故主张尽有时同有时不同，而友谊与爱国精神，始终如一。
（原载《传记文学》第七卷第一期）

八 不幸的二次革命
民国成立后第一件不幸而可痛惜之事，要数癸丑（一九一三）南北用兵，革命党称为“二次革命”，袁政府称为“赣宁之役”。诚知有癸丑之战，则壬子（一九一二）何必议和？用兵结果，萌芽的新势力完全失败，官僚军阀旧势力成压倒胜利，从此旧势力为祸民国二十年，新势力亦因挫折而趋向极端。其事之经过与起因如次：民国二年癸丑三月二十日之夜，国民党国会议员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于上海沪宁铁路北站，次日因伤重死于北站铁路医院。宋字钝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奔走革命，为《民立报》评论员有年。日本吞并朝鲜，谋占中韩边境之“间岛”，宋氏作有考据精详之文，以确定间岛之为中国领土。其死年仅三十二岁，为国家一大损失。
宋氏死后，上海租界巡捕房依据线索，将凶犯应桂馨及武士英二人逮捕，引渡于上海地方法院。从密电中查出，国务总理赵秉钧、秘书洪述祖，承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意旨，勾结上海帮会首领应桂馨，许以“毁宋酬勋位”。价买武士英杀宋后，应即有电报告赵、洪曰：“梁山匪首已灭。”证据确凿，上海检察厅票传赵、洪到案，不理。在沪国民党要人与国民党势力下之赣、皖、湘、粤诸省，讨论应付之方，用法律抑用武力，久不决。袁政府则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成立大借款英金两千五百万镑。财政外交都有把握之后，突下令免赣督李烈钧、皖督柏文蔚、粤督胡汉民职，同时派北兵南下。癸丑（一九一三）七月十二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起事，称讨袁军，沪、宁、皖、闽、湘、粤先后响应，不及两月俱失败。讨袁军失败，袁政府大捕革命党人，强迫国会选出其为大总统后，即解散国会，毁弃约法。其后两年，称帝洪宪，几覆民国。
袁何以欲杀宋教仁？为宋一手组成国民党，民国第一届选举国会，国民党占绝对多数议席。以宋氏之才在国会，纵革命党如约让总统于袁，而制宪议政监督大权在国会，未来政府之不以为便可知，故必欲去之而后快，是枭雄不喜大法，不容政敌之一例。
我必须顺便解说“革命党”与“国民党”两者界限，两者似一非一，不但局外人常常淆混，即局中人亦不甚注意。革命党是民国以前参与革命者一个泛称，一般人提起革命党，会联想到烈士，含有甘冒非常的意义。故民国后舆论，称革命党为“民党”，指努力创建民国的人。具善意，革命者亦常自居为民党。实际革命党的组织为“同盟会”；同盟会者，革命同志的同盟。其中最大成员有三：（一）“兴中会”是孙中山先生所倡，中山先生是鼓吹中国革命的第一人，远在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他提倡兴中会于檀香山，次年成立于香港；（二）“华兴会”是黄克强先生等所组织；（三）“光复会”是章太炎先生等所组织。看会之名称，可知发起革命之意义；看会的人物，可知革命空气，在广东、湖南、浙江诸省者尤厚。光绪卅一年（一九〇五）同盟会成立于日本东京。同盟会何以在东京成立？为知识分子之首先参加革命者，大都是日本留学生。日本不能容纳甚多华侨华商，但能容纳甚多读书人。明治维新更足以影响中国人的自励自振心，其文化、文字、习俗，乃至生活程度，皆与中国人易于配合。从日本回国的人，不求甚高物质享受，谋生而外，尚有余力注意国家的事。克强、太炎二先生均未到过西洋，而对本国文化皆有甚深素养。这些人往来中国、日本间，不但团结在东京的革命知识分子，亦容易吸收国内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且以籍贯之故，中国革命思潮由边疆而至腹地。华兴会、光复会虽后起，然革命势力之须团结合作，势所必至。中山先生被推为同盟会总理，同盟会的纲领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是中山先生所提出。同盟会同志信守纲领，是出于自愿，而非强迫的。
国民党成立于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八月，其成员为：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奔走而促成之者，宋钝初先生。其中同盟会于革命历史最久，此外或系帮会，或因人事而独树一帜，大抵都属于革命党。国民党之宣言曰：“一国政党之兴也，只宜两党对峙，不宜群小分立。”其政纲为：“促进政治统一，发展地方政治，实行种族同化，注重民生政策，维持国际和平。”此宣言与政纲显然系民主国家两党政治下一个政党，而其党员则为向来的革命党。但有一点，当时以为军人不宜分党，故革命党的军人均未入党，虽不入党，精神和心理自然属于国民党。这个国民党在二次革命后，经中山先生改组，同志制渐变为领袖制，终成一党专政性质的党。其组织与意义，非辛亥以前革命党之旧，与民国元年宋钝初先生奔走而成之国民党亦不同。故国民党系由革命党人而成，而革命党人不全在于国民党。最初军人不入党，其后因意义不同而不入党。膺白即为如此的一人。
我今述我个人在二次革命所见经过。本章以下，我的经过大半与膺白共同。我与他以夫妇而兼同志，不论忙和闲，我常是他最近便的一个书记。但今所写，他不及见，是我自己的记忆和看法，归我负责。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冬，我们一行四人同车北上至天津；四人者，张岳军先生和夫人马育英，膺白和我。我在天津最熟，膺白住过北京，岳军先生住过保定，育嫂系初次到北方。同学侯宝琳君家帮我在河北区车站附近，租得一所三间平房的小屋，有地板，似铁路员工住宅，我们甚满意，除膺白一个旧勤务兵王渭文帮忙外，侯伯母还为觅得厨子老张。
这次北行为膺白在北京有几件须接洽之事，他的任务一半代陈英士先生，一半为自己，大概如下：（一）沪军都督府撤销的报告；（二）英士先生出国考察工商手续；（三）廿三师解散后的报告；（四）他自己出国考察军事手续；（五）观察北京新政府和社会一般情形。沪军善后分两项，报销和人事；人事又分两项，请资格和请深造。老少不同程度参差的人，却都热心从事革命工作一番，解散时曾拟三种办法：一种能做政府之事的，请登记任用；一种未必能做政府之事的，请稽勋褒奖；一种年青有志的，请给机会留学。膺白手里三项名单都有。廿三师的安排甚简单，几个团营长保送北京陆军大学为学员，余按军级退伍。膺白出洋的经费出自江苏省库，而非出自北京国库，此次到京接洽，与自己经济无关。这点任务，预定在北方有两三个月勾留。与英士先生约定，英士先生由上海坐船，我们由东三省经朝鲜，到东京会齐，同访欧美。其他同行的人，已到东京安排考察日程。我们由北方起程的原因：一是顺便，不必再回南，二是膺白对日本合并后的朝鲜建设甚为注意。他在军咨府筹办军事官报局，往日本参观并购机器，曾经到过汉城二次。他告诉我，听朝鲜孩子在学校唱日本国歌时的难过。他亦甚顾虑东三省前途，劝我这是值得一去的地方，所以我们决定取道于此。
任务在北京而居家在天津，我负一半责任，理由甚简单而亦甚天真。我在天津有旧时同学相叙，托辞居津，可避免参谒当局。我读过书的北洋女师，正是袁世凯在北洋总督任内所办，曾见过他几次。我以戊戌政变极同情主张变法的一派，对袁有成见，不愿接近。膺白到京谒袁时，他还提起我是他学生，何不往见，膺白即以未同入京对。除此以外，在津与南方电讯、交通都早一站。京津相距车程不到四小时，当天可以往来。我们四人分班入京，常留二人在津看家。我离开北方四年左右，此次天津不如以前热闹，而北京则改变甚多。上次我在天津，正值北洋大臣治下，开始新建设，实业与教育二事之提倡至显著，市政亦然。金钟桥、河北公园、国货陈列所、售品所，我都看见其开幕。中国人在贴近租界自建新式都市而乐居之，我记忆最深的是天津。此次天津在政治上减少了重要性，直隶都督不是北洋领袖，天津亦只是一个普通省会。我们住着甚为清静，我尤其如归故乡。
北京则昔日深闭之宫廷，成为耳目众多之总统府，许乡风俗改变得甚快。最显见者，新官场的社交、眷属活动，和夜市酒馆戏院的增添热闹。从前大吏冶游，御史据以参奏，此次闻“藩省”王公及边远代表到京谒见，当局嘱左右陪逛胡同。新当选的参众两院议员，亦出入著名的八大胡同，不以为怪。饭局之多，日必数起，浪费物质时间精力，乘酒酣耳热而谈政治的风气亦正开始。如此无振作气象的新生活，后来不知摧毁多少可以建国的新人。官僚化和腐化，在民国第一页史上即已注定。
在天津北京两处，我们恰巧逢着一次元旦，一次南北统一纪念日；元旦亦即是民国成立纪念日。两次都见市中彩牌楼高悬清帝退位诏书，以为民国的由来在此。军事当局见南来代表，辄曰：革命算侥幸成功。此种扬禅让之迹，表不打之功，政治上狭窄心理，为民国乱源之一。政治态度狭窄，不仅民初政府为然，但我们系初次感觉。一般人提到革命二字，总似存有破坏冒险之意。膺白与我同时起了一个念头，为国家必须消除南北之见，并愿以身作则，在北方多数人中，相习处，而表露革命者身份，以解说真正革命之义。这是促成我们在民国五年（一九一六）以后居家北方，先在社会努力，而后任职政府，实现民十三（一九二四）首都革命之一原因。
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三月初，膺白在北京接洽之事已毕，已在津整顿行李，将照原定行程，向东北出发。忽接英士先生来电言，当选浙江参议员，拟到京就职，罢出洋之议。膺白接讯不以为然，复电不赞成；其不赞成之理由大致如下：中山先生办铁路，克强先生办矿，英士先生不就唐内阁之工商总长职，而出国考察工商，原属议和及让政时默契，既言出国，必当守约。此次在京，对北方政治及袁氏心迹，看得甚清，他绝对要把持政权。逼之愈甚，使之愈不放心，手段必愈劣，他比清室有力且凶。革命党人宜以真正学问道德报国，不在政权一时得失。大家以前急于革命，对建设未曾充分研究，宜乘机会充实自己。不然，双方致力于内争，徒使国家吃亏，于自己亦未必有利。膺白的意见甚迂，但甚坚决。电文不能详之事，特托岳军先生南行面陈，我们仍准备到东京候英士先生。岳军先生返沪面洽一切后，又奉命匆匆来津与膺白商。相见第一语说：“不得了，钝初被刺，生死尚未知。”他与钝初先生不约而同车北行。不数小时，上海来电报告钝初先生被刺身死情形，并促膺白即日南归。至此，我们毫不迟疑，将准备好东行的行李，立即搬上南下的火车。在车上遇着袁政府派往致祭的代表二人：郑汝成及何成濬。何本系克强先生旧属，郑则系袁氏亲信，后在二次革命时秘密到上海布置之一人。
宋案破案的线索由于密电。吴承斋（佩潢）先生在清末任职上海电报局，膺白在辛亥革命时，上海尚未举义前，为电报而认识他。他与英士先生为吴兴同乡，能由电码一望而知其文，未出过国，而英文英语都极好。宋案从电报中寻线索，亦由他先想着。一个帮会头脑做过沪军都督府谍报科长，亦办过南京总统府成立时庶务的应桂馨，忽然与北京要人频通密电，事有可疑。租界巡捕房在应的家里查出密本，真相大白，人证俱获。教唆者为政府当局，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我们虽然置身革命，对不光明的杀人始终反对。
膺白到上海之日，同志们正感情冲动，谈论对策。对策有不同，而愤慨于袁政府之不法，则无不同。常常在同孚路黄克强先生家集会，通常参加者：中山先生、英士先生、各省往来的代表。膺白亦每会都参加之一人。讨论来讨论去，原则只有两点：用法律起诉？抑用武力再革命？起诉难以有效，显然可知。称兵则有是非成败两方面：从是非方面看，袁固不法，国民党不假他途而即用武，是否合法？从成败方面看，积极主战的人以为革命党用两支手枪夺过城池，辛亥有先例。郑重估计的人以为袁氏非清室暗弱可比，而革命党已精疲力尽。人心之趋向亦与辛亥不同：辛亥是举国一致的光复，此时是两派政权的得失。民众对革命党信仰并未坚固树立，辛亥南京政府和各地军政府时间太短，尚无政绩予人留恋，亦有不经意而与人口舌之处。经不起袁政府以权利笼络，歪曲宣传。崇拜英雄空气与舆论，均与辛亥不同。膺白是在不主战的一面。
文人喜谈兵，武人好论政，是当时一畸形现状，而以前者为尤甚。主张郑重，人即以为富贵不再革命，甚至疑其通敌。有人言两部小说，支配当时南北人情：袁氏熟读《三国演义》，尽纵横捭阖之能；革命党有《水浒》气息，患难时共生死，一隔膜即起疑心。
中山先生、英士先生坚决主战，他们看到袁氏终将为民国之害。克强先生虽与钝初先生公私交谊甚深，又属湖南同乡，然言“钝初已死，不可复救，而民国根基未固”，颇主慎重。又言：“措词非易，其苦尤甚于死者。”（见致梁燕孙电）可见当时看法不同，与意气难平之状。估计战略与战术，每被人讥为辛亥未尝有此。以辛亥经验，成败关键在南京与上海，克强先生有旧部任职南京第八师，膺白有旧部在上海为第六十一团，都计算作用武时主力。江苏有省军三师皆系新练，而苏督程德全已不复如辛亥之肯合作。六十一团虽浙籍，已另有所属。此时的浙江，更明显附北不附南。南京无苏督之赞助，上海无浙江为后援，军事得失，显然可见。
在此以前数月，克强先生撤销留守府时，一日与膺白谈到同志们未来努力方向。膺白偶然有一建议：凡有志趣或有能力参加国家建设事业的人，共同向一目标，分四个步骤工作：调查、设计、改良、创造；他预拟调查工作即须一二年。如此，以做事而言，不至于十人皮毛，谈兵纸上。以做人而言，趋向专业，不必定从政治讨生活。以政治而言，人才深入民间，国民方真个了解国事，中枢亦不至脑充血。他还说：中国人不但要学外国文，更宜学本国文，如蒙文、藏文。他提到日本人有东亚同文书院，即是培养深入中国的干部。许多事我们不做，人家要来做，我们正不怕没有事做，未来努力的方向甚宽，要在指点和促成这些方向。克强先生听这些话甚为动容，极怂恿膺白作计划，尤尽力筹款，并问第一期筹款十万元如何？又谈到此组织的名称，膺白拟名曰“春旭社”，取“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之义，谓民国将如旭日初升，光芒万丈。他回家告诉我，克强先生很起劲，很想留他。我谓用意固好，“春旭”二字太日本气味，这名称不甚顺眼。膺白自己已决定出国，其后亦不再有讨论机会。我今追忆述此，以证革命党人已确在想，在社会作和平积极的贡献。膺白这种念头，亦即二十年后，国防设计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前身）和新中国建设学会之前因。
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三月以后至七月，和战问题在上海久议不决。不主战的人不便多言，言亦无用。主战的人则并不能调度军事，为通盘计划，坐待袁政府一一布置。不决之故，略述当时革命党之实力大概：一在北京占国会多数之参众两院议员；二在上海的中山、克强、英士诸先生；三、革命党人主治的赣、皖、湘、粤四省；四、曾为辛亥革命重点，而此时人情空气已变之江浙两省与上海。
国会凭民意法律则有力，离开民意或在不法之下即无力。中山先生在国内日子不长，当政亦不久，人崇其名，未见其实。克强先生每役躬临前线，黄花岗及汉阳均失败，南京临时政府他是先到而后撤，任劳怨最多。英士先生担任辛亥最重地位，然上海乃五方杂处之地，用之得当，人无弃才，稍一不慎，泛滥无归。以个性言：中山先生高瞻远瞩，主张而指挥；克强先生面对现实，量力而躬亲；英士先生不择细流，热血而侠义。此时皆高而无位，贵而无民，即使有决策，而执行须靠有实力地盘者。
江西（李烈钧）、安徽（柏文蔚）、湖南（谭延闿）、广东（胡汉民）是革命党当时实力地盘，然实力即在于地盘，而地盘并未稳定。一位江西朋友俞咏瞻（应麓）先生（江西军务厅长）述李协和（烈钧）先生治军之能，杂乱之众，纵不知敌人为谁，可以一番鼓励，立刻使之归队，向敌人冲锋。此种军队，可胜不可败，经不起挫折。一位湖南朋友石醉六（陶钧）先生（民五讨洪宪帝制为蔡锷将军参谋长）述湖南革命之际，秩序久不定，谭组庵（延闿）先生被举为都督，仍无法安纷扰之众。一日，他请出老母，除开太夫人养老，将家财悉数捐公；这一举动，群情感动，始平下来。李、谭二先生有此非常天才与气度，然江西湖南的基础并未树立稳固。安徽本甚脆弱，广东离中原远。有地盘者须计算全部实力和联络友军。慎于一掷，更属事理之常。
大概七月之初，李协和先生由江西到沪。他自被袁政府免职，延迟交卸，以待上海之决议，已数星期，北军日益进逼，乃亲自到沪。到沪后，见大势一无把握，上海仍是辛亥精神，仗零星鼓励，无通盘计划。当时，江西是实力最充足之一省，李亦是极豪气之一人，袁政府大借外债不由国会通过，李率先通电反对。最有胆有力之人以为无胜算，遂决定不战矣。一日，膺白夜深始归，言助协和先生写信，由赵厚生（正平）先生送赣，给在赣候消息定去留之同志。协和先生与膺白为丈夫团同志，其同僚彭凌霄、俞咏瞻、方韵松皆然。厚生先生与李为辛亥前同在广西工作之人。信共十余封，大意可留者留，不可留者出来共谋深造。辛亥幸成之局，形势至此，甚为沮丧。事仅隔日，协和先生忽匆匆返赣，但知受激而行，不知究竟。其后失败，不再言前事。亡命时，我家在新加坡，协和先生在法国，因欧战东归，抵槟榔屿函膺白曰：“丈夫团之真丈夫，有几人哉！”膺白特由新加坡坐船往槟榔屿晤之。民十三（一九二四）膺白摄阁，与李晓垣先生商决，电邀协和先生为参谋总长，其与北方国民军关系由此。
自辛亥（一九一一）至癸丑（一九一三），英士先生逢大事皆决之膺白，膺白亦公私竭其忠诚。辛亥各省起义诸人中，军人多丈夫团同志，故沪军通电，英士先生往往以膺白名同具，则不烦解说。浙江独立，同志不知应如何组织，拟以上海为蓝本，曾邀膺白回浙主持，英士先生复同志电曰：“此间事更重要，万难割爱。”此系英士先生自拟之电，“万难割爱”四字，人以为笑谈。膺白亦以宁沪冲要，不能弃英士先生，宁为宾而不为主，无意回浙。南北和议成，沪军都督府取消，膺白肯转任苏督程德全之参谋长。在公为江苏地方谋复员编遣之功，盖辛亥以后，集四方之兵，无所归宿，以南京为最；在私为沪军都督府之善后，大部分须由江苏省政府承受。膺白以沪督参谋长而转任苏督参谋长，在苏督为资熟手，在沪督是便交代。当辛亥革命，沪督声势什倍于苏督，太平而后，则上海仅江苏之一县。苏督本驻苏州，南京临时政府撤销，苏省政府始移南京。其时南京承战事及一度设立过政府之后，人事及号令之烦，倍于他省，而驻军有二十六师之多（参看《感忆录》冷御秋（遒）先生文）。苏督以膺白任其参谋长，为之收十残局，作其接受沪军后事之条件，故气味不同，名位不增，而膺白竟肯担任，在极短期中，完成复员编遣之功。我若论史，此乃膺白一生对国家最大之功。其先自解散其最整齐之廿三师以为倡，亦后无前例。所以如此，原为破坏时期已过，建设工作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