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土地
作者：阮义忠
内容简介
《人与土地》是中国摄影教父阮义忠最著名的摄影系列，拍摄于1974年到1986年，曾在国内外诸多美术馆展出并被收藏。该系列以黑白画面记录台湾乡土风光及少数民族的生活场景，反映了作者对自己成长的土地的价值和美的再发现，也是阮义忠对于台湾乡土人情的最后一瞥，这一瞥饱含着质朴深情。2011年年初，作者在《南方都市报》副刊部开设摄影专栏，首次执笔道出《人与土地》拍摄背后的故事。本书为该专栏结集而成，阮义忠厚重优美、饱满有力的文笔，证明他不仅是优秀的摄影家，也是一位文字高手。

代序 老天给的礼物

我以拍照被熟知，以所撰写的《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两书被当成将西方摄影潮流引进华人世界的传道者，又因创办《摄影家》杂志，被认为出了点力，将中国当代摄影家推向国际舞台。其实，在拍照前我是个勤读书、爱画画的文艺青年，写过诗、小说，发表过数不清的插图，但一路走来，在摄影投入的时间、精力最多，受到的肯定也比较大。
文学、绘画着重想象与回忆，摄影却仰仗直觉与发现。两方各有所长，但摄影的见证性凌驾于其他符号，难怪日本人将之译为写真。《人与土地》是我的一个摄影主题，将我在1974年到1986年间于台湾农村所捕捉的画面分为“成长、劳动、信仰、归宿”四个单元，共八十六幅照片，曾在国内外诸多美术馆展出并被收藏。
摄影的强度全在瞬间的精准，想要交代前因后果、表达内心的感动，还是有赖于文字。每张照片背后都有段长长的故事，足以让行家们写成一篇篇动人的小说。但我做不来，只有偶尔在课堂上跟学生讲讲故事。拜《南方都市报》之邀撰写专栏，又蒙磨铁图书有限公司结集出书，促成我与更多人分享经历的因缘。
近三十年来，人类文明与地球生态变化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恐怕超过以往三百年，甚至三千年。这不只是生产消费的失控、科技的滥用，也和人类的自大、贪婪及价值观颠倒有极大关系。我在拍照时，最想留住的正是人性的美好：人与人的互信互助，人对土地的依赖感恩，人对天的敬畏、对物的珍惜。这些价值在今天的台湾、大陆还留下多少？
一切都在变，都在消失。在变化与消失的过程中，有一个瞬间被相机记录下来，就成了不变的永恒。摄影者最大的挑战在于：感动的当下也是创作的同步，因此身、心都必须极度敏感与机灵。我已年入花甲，照片越拍越少，写文章的意念却越来越强。写《人与土地》正是一种反省，期许自己在未来的十年间以文字为重；再有十年，那就重拾画笔。艺术手法要灵巧容易，要朴拙可难，一切感觉的棱角都磨平、磨润了，离拙就近了。
在旭海所拍的这张照片是《人与土地》中难度最高的。这个位于台湾南端的小村子，有几户人家被圈在全台最神秘的军事基地里，等待搬迁。那回我虽有“警备总部”的核准公文，依然被挡驾在外。就在必须交出所有装备方可放行的点收空当，在地平线发生了这一幕我誓必要冒险抢拍的画面。
一排村民在比赛，看谁的筋斗能翻最多次。一件极其平凡的事件，却让我直觉到它的深刻寓意：人类在土地上重复着“生、老、病、死”的轮回，累积着“贪、嗔、痴、慢、疑”的业力，却一同注目着颠倒人生，毫无所觉。我攫住了一个永恒的刹那。
画家陈丹青十分喜欢这幅作品。有一次，他顶认真地问我：“这张照片是上帝替你按的快门吧？”没错，回首来时路，我拍到的所有好照片，包括镜头前一切人、事、物给我的启发，都是老天给我的礼物啊！

第一单元 成长
迷你小学的升旗典礼
北回铁路通车可是台湾的建设大事，正是这条接通宜兰与花莲的铁路，让我发现了武塔。这个高山族的山村有够偏僻，要不是铁轨从村中央拦腰碾过，外人是很难发现它的。那年我方三十，在一本杂志负责旅游栏目，每个月都会找个没人听过的地方去探险，拍照、写文章、版面设计一手包，真是痛快。那也是我创作最盛的岁月，生活满溢着喜悦。
到达的当天恰是漫长暑假过后的开学日，不足百户的村民像准备过节似的，忙着清扫家园。被铁路划到村外的武塔小学素素净净的，操场什么设备也没有，一边的教室低矮到跃起就能碰顶，而且只有孤零零的一排，当中是座小到只能站两个人的升旗台。
这所迷你小学每个年级只有一班，每班学童五至七名。学生是如此地少，以至于早上全校师生在操场升旗时，我举起相机一看，不禁失笑。从广角镜头的视窗看去，背景巍峨的群峰使零落的师生更显单薄，让我不知如何构图才好。
当学童拉开嗓门唱起歌时，我不禁震呆了。高山族本具歌唱天赋，孩子们虽不明就里，却把歌唱得灵动至极，让每句歌词都有了生命。我赶紧换上极少使用的望远镜头，把看来最有精神的一排孩子框起来。在透视的压缩效果下，孩子们的距离更加贴近，并且级级升高，小小的个头透着一股浩然正气，人人如同由地冒出的小苗，来年终成大树。
摄影，理应是一种期许、一种祝福。

宜兰县南澳乡，1980

美浓，回家的小孩
美浓，美到浓得化不开，多美的名字啊，我就是冲着它的地名跑去的，也不知道能碰上什么事。那个年头没有任何旅游指南，所有收入都用来订购摄影画册的我买不起汽车，只能靠着一册《台湾省客运车价目表》走遍岛上的大小角落。
这本册子所附的路线图，详细地标明了各县的每个停靠站，我专挑终点站去探险，因为地点偏远，意味着还没被外来文明打扰。农业社会几百年才有少许更迭，工商业的脚步却是突飞猛进，我得赶在都市的触须探达之前，造访有缘的乡亲们。
一进美浓就让我感觉，不仅踩上了异域，也跨入了时光隧道，仿佛误闯到中原文化的某个历史段落。这是个客家小镇，村民讲的话我听不懂，妇人们穿的传统服饰、扎的发髻样式也前所未见。通过城门，一串串封闭的民宅宛如连锁长墙，巷弄更是仿佛迷宫，迎面而来的每个眼神都透着猜疑……一时之间，还真让我这个闽南子弟慌了手脚。
没想到，一出庄头却豁然开朗，仿佛世外桃源。田里的作物是我首次见识的烟叶，造型别致的烟楼疏疏落落地点缀其中，烘烤烟叶的香味随着袅袅青烟飘逸四方，真是山水画里的景色啊！我找了一处定点，把田埂落在构图的正当中，只要有人入镜，就会是张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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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呀等，几十分钟都过去了，却半个人影也没。心生放弃的念头才起，一个骑着脚踏车的小孩就从我的身后越过。哇！这不正是所有村民的童年写照？不正是安分守己、勤奋知足的背影？小孩显然是在回家的路上，每一脚踏板都踩得那么心甘情愿、喜滋滋的。按下快门的咔嚓声，让我仿佛也叩开了美浓紧掩的大门。

高雄县美浓镇，1977

忆浣衣图与二位友人
我不敢再走近，深怕打扰了眼前的一切。晨曦刚由东边山头映上天际，一夜凝聚的露水被蒸化在空气中，四处飘着沁人的草香、土香、溪中浣衣的皂香、奶娃儿的乳香；地气、人气和空气都混在一起了。我走过不少地方，见识过甚多生活风情，但这回可真正体会了天、地、人的和谐。这些平凡的人、如此平常的事，竟组成了一幕恍如人间仙境的浣衣图。
这次旅行得助于两位朋友。高兄和周兄是大学的同班同学，同被视为该校不可多得的才子。当高兄知道我要去美浓采风时，特地邀我去探访他的至交。这位才子远避尘嚣，隐在乡下小学教书，与所有朋友都断了音讯。当我找上门时，被一屋子的鸟笼和吱喳不绝于耳的鸟叫给怔住了。原来，周兄倾其积蓄，投资在当时全岛风靡的观赏鸟买卖。
我和周兄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话匣子一打开就通宵达旦地聊个不止。周兄在文学、哲学、艺术各方面的学识与见解都不亚于当时已在台湾文化界呼风唤雨的高兄，且气宇轩昂更胜高兄，无奈小儿麻痹症使他终身瘸腿；或许这也是他个性特强、常走偏锋的缘故。
美浓老城外的这条溪水，就是周兄领我来的。我俩各骑一辆脚踏车，天还没亮就由镇内行经片片田畴来此。他一路静默不语，我却兴奋不已；美景对他而言是自我放逐之地，对我却是难得的创作题材。
周兄养鸟失利，赔尽家当之后，借贷在台北创办了一家专出文史哲丛书的出版社，几度大起大落之后，积劳成疾，英年早逝。而高兄在事业顶峰之际，从台湾报业退下，之后在香港、北京都办过报，却没能成功；花甲之年，因癌症而离世。
没有高兄与周兄，我拍不到这张照片。影像虽留住了，但人、事、地已全非。

高雄县美浓镇，1977

埔里的两兄弟
有位摄影同好放弃台北报社的差事，跑到台湾中部的埔里农村落户，娶妻、生子、养鱼、种田，彻底弃文从稼。我到山城找题材，没处打尖过夜，只有硬着头皮叨扰这位从不麻烦别人，而别人也就不敢轻易求助的现代隐士。在那不折不扣的清平陋居安了一宿，我便道谢告辞，虽是匆匆过路，却带走了几张有感而发、借影抒怀的照片。
友人那将就盖成的砖房，门前是塘鱼池，后方的茭白笋田远至山边。埔里的茭白笋名贯全省，笋身洁白细嫩，又有“美人腿”之称。我的目的地是翻过山头的另外一个村落，朋友寡言，我也哑了口，与其默默坐等迟迟不来的晚餐时分，不如到附近走走。独自一人走进快采收的笋田，童年的农事经历顿时涌上心头。回忆中的酸楚都已酝酿成蜜，唯独一件事让我如今想到还是胆战心惊。
那年我还在读小学，是几年级已记不太清楚，刚学会骑脚踏车的印象倒是鲜明。我踩着脚踏车越过窄小的田埂，要到镇郊的外婆家传话。小我六岁的六弟硬是跟在后头追，个子那么小，一会儿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喘个不停，直嚷着要我停下来载他。
还没载人经验的我壮胆一试，答应让他边跑边跃上后座，没想到打赤脚的他竟让车链将大脚趾绞进了齿轮的铁牙当中，鲜血就像他额头的汗那样涔涔流下。弟弟的惨叫声至今依然晰亮，我慌得如同千斤重担坠压身上，连车带人瘫在地上。后来硬是振作起来，使出全身气力扛起脚踏车，扶着单脚撑跳的弟弟，半步半步地挨到回家。
从回忆中抽身而出，恰好就看到一对小兄弟迎面而来。哥哥挽着弟弟的手，再自然不过的呵护模样，温暖了正在感伤的我。人要受伤才会长大，也才会懂得宽恕啊！
那天晚上，我和主人说了打相识以来最多的话，都是关于过去的，不曾想到未来。

南投县埔里镇，1979

都兰的蔗香
那天原本很热，越向山行，温度越降，夏天还没过却已有入秋凉意。花莲到台东的路程可长了，我徒步几个钟头，仍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寻觅之中。那个年华真能吃苦，有兴趣，任何事都找得到享受它的法子。
公路旁有条小径直通山脚，心想，路的尽头总该有人家吧，不然开路干吗！每次在不以为有路的地方发现路，总会想起鲁迅先生在《故乡》一文的最后一句：“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想着，就不由自主地跨出步伐。小径两旁本是菠萝田，再往里头走，是更大的一片蔗田。白皮甘蔗市面不卖，专供糖厂收购制糖。土地是台糖公司的产业，汉人租地植作，少数民族通常担任佣工，论日计酬。
这一带的阿美人早就不狩猎，也不出海了，农事将他们钉在土地上，让他们不再漂泊，也不再冒险。族人传统的载运方法是用额头顶着背篓，像这样一牛车一牛车地运送甘蔗，让我误以为他们是汉人，直到他们开口讲话。
大人的话我不明白，孩子们自告奋勇当翻译，吱吱喳喳抢话，越翻我越不懂。采访不成，干脆放松一下，躺在蔗叶堆上打盹。土味渗着蔗香有如催眠剂，随即让我沉沉入睡，一天疲累尽退，再张眼时还以为是在熟悉的被窝里呢。
孩子们递给我一截甘蔗，他们个个不知已啃过几根了。这是我咬过的第一口白甘蔗，浓郁的甜味让我回甘久久。直至村民一一收工回家，我又将要孤独一人时，才恍然明白，这些任劳任怨的临时工为何会如此开怀。因为他们知足常乐、所求不多，干活时把孩子一起带到农场，既能赚工资又能把儿女从襁褓照顾到学龄。蔗田既是村人养家糊口之源，也是孩子的游乐场，他们在此嬉戏、学习，明白大人的辛劳，珍惜自己的拥有。
q我追上去问：“这是哪里呀？”孩子们坐在一晃一晃宛如特大号摇篮的牛车上，齐声高呼：“都兰！”我再问：“家在哪里？”他们的声音更甜了：“也是都兰！”

台东县东河乡，1979

二龙村的井田
就在宜兰老家的隔壁庄，我居然不晓得有这么一户本省人丁最旺的家族。三十多年前采访过的那户礁溪乡二龙村林宅，想来应已分家。整个兰阳平原多已休耕，一座座豪华别墅从田畴里冒出来，凝聚林氏家族的那块井田难道还能安然无恙？
当年，林家的户口名簿厚得像字典，三餐开伙的饭桶大到得用车轮推，足见那句俗话“饭桶挂车轮”还真有其事。问他们，贵府到底有几口？每个人都要算半天，答案也不一样，总之是超过一百五十人。吃饭得开几桌？上茅房、洗澡间得排多久啊？一切麻烦在林家大小看来不但理所当然，且幽默以对。
那次的采访不算成功，因为对象与线索太多，光是兜拢讯息就得大费周章，唯有一点是铁打地不含糊：林家不分房的原因就是那块公田。家族的田地就像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度那样分为九块，八房各自耕作一块，并齐心协力护持着中间的公田。
为了拍族人在公田耕作的照片，我还特别与林家掌事者约定插秧时日再来。那位精悍结实的光头汉子呵呵地笑着，爽快地回答：“现在正逢时，礼拜天人最多，孩子们不上课，全都抢着下田。”这句话令我羞愧，林家子孙以下公田流汗为荣，童年时的我却最痛恨农事，一心想逃离土地的束缚，拼命读书、画画，希望成为文人或画家。幸好，摄影将我从想象世界拉回现实人间，令我有反省的机会。
插秧那天风和日丽，手脚利落的孩子，速度不亚于大人，秧插得又直又间隔等距，真是地道的小农夫！我只从一个角度取景：孩子当前，浮在太平洋上的龟山岛为背景。这个如今已无居民的小岛是宜兰子弟的梦乡，早年唐山先民过海就是先在此落脚的；我的祖母和外婆都是第一代岛民的后裔。
中华文化的种种传统，包括井田制度，不就是随着先民漂洋渡海而来的吗？

宜兰县礁溪乡，1979

澳花的三代同洗
三代同洗，可能会被认为是笔误，但我实在找不到更恰当的词了。婆婆、媳妇、孙子，三人在清冷的冬晨来到溪涧洗衣洗澡。家里的男人酒醉未归或宿醉未醒，没人在意也无人追究，酗酒一直是本地居民无法戒除，也不想抗拒的陋习。
澳花村原是宜兰县南澳乡的七个村子中，人口最密集的。早年苏花公路以此为中继站，形成市集，吸引了不少人口。后来路基经常崩塌，公路改道后，就几乎没外人造访了。
我执意来此，是因为其他六村都陆续造访过了，唯独澳花村躲在云深不知处。问过几位乡民，都是这么回答：“很远啦，我也好久没去了。去那里干吗？没人做生意，吃住都成问题，路况又差，很容易把车子搞坏！”直到一位在乡公所任职的友人告诉我：“阿将是我最要好的朋友，食宿都会替你安排。他是澳花村的奇人，不但会武功，还会画画、棋术、古筝、吹箫……连我也搞不清他到底会多少玩意儿！”
果然，在相处的那两天，阿将随时都有新把戏。一会儿摘下一片树叶，凑在唇边吹流行歌；一会儿替我排八字、算命。妙的是，他根本不是泰雅人，而是从小就随家人移居至此的平地人，和山地孩子一起打滚长大。多才多艺的他俨然成了偏僻小村的领袖人物，村民们喝酒打架，头一个就是找他调解。
热心过头的阿将，几乎也要变成我的领导了，频频暗示什么才比较值得采访，我只有尽量找机会自行外出溜达。这三代同洗的画面，就是我第二天起个大早，趁阿将还在鼾声大作时出外找到的宝。
虽是刚入冬，深山的朝露已让我冻得直打哆嗦。溪水寒到刺骨，这一家三代的泰雅人老小却在湍湍急流中洗衣兼洗澡，自由自在地与大自然合而为一。澳花村多奇人吗？在他们看来，说不定奇的倒是我了。

宜兰县南澳乡，1981

品出输的甘味
很多比赛都比不出高下，尤其是孩子们的把戏，规则因时因地而定，输赢无所谓，玩不腻才重要。那是个艳阳高照的夏日午后，埔里镇郊水头村的几个孩子在灌溉水渠的两堤上跳过来跃过去，比快也比准。
那年我被征召去筹划一个电视节目，起先一点把握也没有，因为我只是电视公司所辖刊物的摄影编辑。但上司们认定，将那个我长年经营的旅游专栏变成纪录片，会同样地叫好又叫座。我从别家电视台找来经常跟我出去玩的三位好友一起工作，节目叫《映像之旅》，我是执行制作，一位朋友担任导演兼编剧，另两位轮流负责摄影、剪辑加配乐。
人力精简，效率却好得出奇，节目且成为众所称颂、群起仿效的纪录片榜样。四个臭皮匠一边喝红酒一边脑力激荡，拟出的第一季大纲是山之旅、水之旅、农之旅、林之旅、鱼之旅、牧之旅、矿之旅、岛之旅、海之旅、春之旅、夏之旅、秋之旅、冬之旅。
节目一炮而红，我们趁热打铁又拍了三季，把周二晚上九点到九点半的冷僻时间变成广告抢手的黄金档。直到再也想不出题目了，我们才将方向转到手艺、运动，以“灵巧的手”“户外札记”“大地之颂”为题，又做了三年。节目换汤不换药，收视率自然每况愈下。同一时期，公共电视正在筹备，预计资源更丰富、范围更广、质量更高的纪录片将大量出笼。上司决定解散团队，我也因而开展了自己的出版事业。
不做电视让我大有解脱之感，遗憾的是，工作上的摩擦伤了友谊。如今，看到出外景顺便拍的照片，就会让我忆及友情的难得：这个画面正是第一次出电视外景时拍的。
水头村的孩子，我好羡慕你们啊！还有什么比玩在一起、玩得久、玩得畅快更让人开怀？那天，有很多次你们都是在故意让对方。谁都尝过赢的甜头，但有几个大人能像你们一样，品出输的甘味呢？

南投县埔里镇，1981

大地游戏与口琴舞
都忘了怎么玩跳房子了。上网一查，有一则以“大地游戏”为题的资料，才看第一行，童年经验就被勾起，立刻清楚过来了。
在没有任何玩具的情况下，这项游戏依旧能让孩子们尽兴。只要有片空地，找块砖头、石头画格子，既可掷石就位比准头，又可单脚跳跃比腿力，从第一格跳到最末一格，再转身往回跳。掷石不能出格，落脚不能踩线，没犯规即可在格内盖一间房子。盖了房子的那一格，对手就不能落脚，要一跃跨过。这时，肢体灵活度及平衡感就立见高下了。谁的房子多，谁就是赢家。就这么简单的规则，人人看过一回就能上场比赛。正是如此简单好玩又非常较劲，才使跳房子成为跨国界、大多数民族都爱的童年游戏。
这是我第一次到南澳所拍的照片，之后，这个泰雅人部落就成了我最常造访之处。主要是因为交通方便，北回铁路就有设站，站前就是小村，再走个二十分钟，保存相当完整的上部落就处处都有好镜头了。在开工作室招生授课的那几年，我经常带学生到此外拍，逐年目击着它一步一步地舍弃传统。跳房子的泥土地已铺上水泥，茅草矮房也完全消失了。全村盖成一间比一间难看的水泥房，彼此之间毫不协调。
我已近二十年不曾重返旧地，每当看到这张照片，我就会无比怀念当年的南澳。记得那一回是为了采访几近失传的泰雅人“口琴舞”而去的。还会这项技艺的族人全聚集在一起，为我及一家表演经纪公司，把所会的曲目及舞步全演练了一遍。记得他们被请去台北公演时，还颇为轰动。
然而，一切都成了往事，这四位跳房子的小孩，也长成可以跳口琴舞的年纪了。如今，他们或许还记得如何玩跳房子，但肯定是不懂得跳口琴舞了！

宜兰县南澳乡，1981

鹿港的午餐
爱拍照的人，不管是行家或业余发烧友都会到鹿港采风。这儿的龙山寺、老街巷弄古意盎然，怎么拍都乡土味十足，当然就被认为遍地是宝了！但我的相机不是宝物探测仪，镜头是我的眼睛，快门和底片是我的笔和速写簿，所成之相是我的生命体验。
我是在《汉声》杂志学会摄影的。这是一本以整理中国民间文化为己任的刊物，虽然我才在那儿待了两年，但总以曾是它的成员为荣。这本杂志当时还只有英文版，我的上司就是创办人吴美云、黄永松和姚孟嘉。编辑部的中国人连我共四位，另外还有两位洋人，而无论是洋人或国人，日后都各自拥有了一片天地，除了英年早逝的姚孟嘉。
孟嘉兄的办公桌与我面对面，日日相看不厌。他整天都是笑呵呵的，从不在背后批评别人，受到委屈也绝不抱怨。其实，于公于私，他都有换作别人早就垮了的压力。我当然知道，嫂子经常责怪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公司加班至凌晨，能回家吃晚饭就算是破天荒的休假了。
没时间享受家庭温暖的孟嘉兄自有排遣压力的方式。他喜欢美食、品茗、赏酒，并非花大钱，而是进食的态度讲究无比，该成丁的食材就不能切丝，该先上的菜万万不可殿后，该生食的绝不能沾丁点镬气。
在鹿港，我同他共进过一次永远难忘的午餐。他不吭气地硬是把我点的盐酥虾改了，端上桌的变成盖在碗里、活蹦乱跳的鲜虾。碗口刚开，虾群正要逃生之际，他极其优雅、灵巧地以两根指头将一只活虾掐个正着，浸入半碗高粱酒中，片刻之后，再将昏醉的虾子悠然送入口中。光看他的表情便不难明白，这是老饕的极品。一向都是他让我，这回我总算可以回报，把整盘醉虾都孝敬了他。
拍这张照片时，我已离开《汉声》，但只要来到鹿港，便会想起那顿饭。其实，孟嘉兄和我都曾像这些孩子一样，端着一碗饭、啃着一个大馒头四处走动。谁需要饭桌？更不需要的是餐厅。哪儿有伴，那顿饭就香。

彰化县鹿港镇，1981

永靖的好德之家
那年我在报上看到一则小新闻，彰化县永靖乡有户魏姓人家向有关单位申请，将祖宅列入古迹，但因年代不够久远而被婉拒。后来有关部门普查全省古迹，许多人深怕祖宅中选，成了无法私有、变卖的公共文化财产，这户人家却显然是好德之辈。好奇之余，我决定登门采访。
按地址前往位于港西村的“成美堂”，越找越糊涂，隔个几间屋子就跳了一两百号；向村民打听也同样吃力。原来，村民管这座大宅院叫“魏厝”，成美堂是魏氏祖先经营买卖的商号名，时隔一世纪，那风光一时的金字招牌早已被淡忘。
魏家人从上到下，无论是百岁人瑞或刚及学龄的小孩，对我这个事事打听的陌生客不但没有防备之心，还惊喜得仿佛我是个久未联络的远亲，那种令人温暖的信任与接纳，真是教人难忘！就在五代长者的回忆中，我度过了整整一天。
魏家年龄最长者高寿一百零九岁，九十几、八十几、七十几的也有好多位，由他们口中吐出的话，简直就是一部活生生的近代史。在所有的访谈中，有句话一直刻在我的心坎上。八十三岁的魏天德足足当了六十年医师才退休，却感叹自己一路走来“劳劳碌碌，一天过一天，没什么贡献”。他的侄子在旁插嘴：“悬壶济世，救了那么多人，怎么会没贡献！”老先生却立刻指正晚辈：“是天在救人，不是我！”
告别魏厝时，七个小孩一直跟在后头迟迟不离，我方才会意，虽然采访了那么多大人，却没搭理孩子们。我停下来跟他们聊几句，不同学龄的孩子争先恐后地报名，还很有礼貌地说：“请问您尊姓大名？”我满怀歉意地从皮夹掏出名片奉上，然后慎重地替他们拍了一张别致的合影。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魏氏历代祖先积下的厚德！

彰化县永靖乡，1981

双双对对的身影
有些照片对摄影者本人有特殊意义，但在观众眼中却可能平淡无奇，这一幕正是如此。两位小女孩似乎是自己找伴长大过来的，父母都在外工作，祖母还得带襁褓中的弟妹，无暇照管她们。而祖父呢？多半是因酗酒过度身衰或早逝，这就是早年许多家庭的写照。然而，他们虽然生活艰困，却又极其乐观开朗，整天无忧无虑的，只求当下开心，不管明日无粮。反倒是我这个常往山上跑的都市人，总会见景生愁，按快门时带着浓浓的惆怅。
记得当年的一家周刊，不知哪来的消息，把一位黥面妇人说成“台湾最后一位巫医”。我从自己的照片档案中认出，她是一位羸弱老妇，整日沉默寡言，每回看到她都是蹲在自家门口，独自抽着自制的竹烟斗，不与人语。
媒体的报道竟使南澳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后来野外探险活动渐兴，泰雅人祖先的迁徙路线被一一重寻踏访，进而使南澳古道成为一些人士的精神梦乡。不幸的是，一位金控集团执行长虽是古道熟客，却在今年八月间于此坠崖身亡。能死在自己最钟爱的土地上，也算是有福了！
都市人到乡下猎奇，总把苦难当浪漫看，我倒是时时警惕自己，要多将镜头对准日常生活；细细体会对象的喜怒哀乐，胜读一堆闲书。再平凡之景也有不寻常的一刹那。南澳村这户人家的门前，两位老妇倚门寒暄，两只家犬同时回望着两个小女孩。原本的寂寥落寞都因双双对对的身影而冲淡了；按下快门，两对祖孙和两只家犬都不孤单了。

宜兰县南澳乡，1981

桃源村的过客
当印象模糊时，照片总能让人的回忆逐渐清晰起来。那天我迢迢来到高雄县桃源村，只当是路过，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流连的。村口是南部横贯公路的一站，正在兴建公交车调度场，两部大型挖土机震天价响，铲得尘土四处飞扬。我一心只想继续赶路，谁知前面路段因连日豪雨而坍方，公交车暂时停开。
不想折回的我只有徒步上山。长年扛着几十公斤重的摄影装备上山下海，临老才发现积成了脊椎严重侧弯。回想那一回，我可是足足走了五个小时，浑身都被淋湿了，才找到一处山村落脚。然而，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因为我拍到了一张好照片，走路就有这样的好处。有时搭公交车，眼见一个千载难逢的好镜头迎面而来，虽恨不得跳车，却只有扼腕兴叹！
我简单用过午餐，备好矿泉水、甜食便继续前进，一路都是上坡，得走到天池才能翻岭下山。才出山村不久，就看见一群布农的庄稼人在割稻，稻田后方是高耸的天主教堂，前方是一排没事干却又不敢乱跑的小孩。眼前的这一幕，简直就是把当地居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家庭、工作和信仰全都包括在内了。
村民齐力把一家的稻子割完，再一同去忙别家的，这样不但效率高，也凝聚了族群的情感。在台湾，几乎所有的当地部落都能让人老远就能看到指向天际的十字架。西方宗教比清朝、日本总督、国民政府都更早更深地融入了他们的心灵，“哈利路亚”、“阿门”已是九族本地居民的共同语言。
人类学家有此一说：“一个社会在面临外来的超级文明时，会有文化休克的现象。”然而，一切文明的痕迹都印证了它仅是历史的过客。我是桃源村的过客，这群布农人又何尝不是？说到底，整个人类的族群也不过是地球的过客而已！

高雄县桃源乡，1978

车城的海角几号
台湾最南端的屏东县恒春半岛现在可热闹了，在我初造访的那年，半岛的入口车城还是一个完全吸引不了外客的所在，除非你是洋葱大盘商或货车司机。没错，当时这里的田野尽是洋葱，景色单调至极。是什么让它热闹起来的呢？还有什么会比摇滚音乐会来得更凶猛？
每年一度的“春呐音乐季”举行时，台湾各地的乐迷全往恒春半岛挤，旅馆得提早几个月订。从车城到垦丁、鹅銮鼻的民家，只要腾得出空间，都能当雅房出租。我是古典音乐及世界民族音乐的发烧友，自然不曾前来凑热闹。
“车城”之名其来有自。十七世纪中叶，郑成功收复台湾，命令部将率兵由水路前往岛屿南端开拓。兵船在附近登陆，土人用树枝搭架的茅舍远看就像是一摞摞的柴堆，因而将此处取名“柴寮”，后来人丁旺了便改称“柴城”，叫久了走音，就变成了现在的“车城”。
原本我是冲着车城的洋葱而来，并不知道它在台湾开发史上的地位，却因此发现了它血渍斑斑的过去：平地人和高山族打仗，高山族又和来侵的日本人打仗。以前历史课本没教的，现在全补习上了；洋葱田下，埋藏的竟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惨痛。对一位旅者而言，掀开过往的伤口不是目的，向历史学习也会时有困惑。把相机镜头转向孩童，却会让我觉得，留下一张张无染赤子的笑靥，好过一切对历史的惋惜与辩证。
在电影《海角七号》大卖座之后，恒春又登上了新一波的高潮。男主角的家、女主角待过的饭店、邮差送信的沿途都成了热门观光景点。电影内容述及日据时代一位与本地女孩恋爱的日本男子，在日本战败后必须返国。两人分手后，一包收信地址为“海角七号”的信，寄出半个世纪后才被送达……
不知当年我在车城拍摄的那些民家，在日据时代的门牌是海角几号？

屏东县车城乡，1979

比利良的最后人家
有时，眼前明明出现一个绝佳的画面，却让人辛酸地按不下快门。那天，我告别比利良，在干涸的溪谷间与当地最后的那户人家擦身而过。走在最前头的母亲穿着褴褛、举步无力，失魂落魄的样子让我无法将相机对着她，只有转向她的家人：以裤为帽，赤身拖着玩具卡车的小儿子、顶着半袋米的二儿子和扛着杂货的丈夫。半个月的口粮还有着落，可是，在台北工作的大儿子久久还没寄钱回来，没钱就不能搬家。
位于台东县卑南乡的比利良是鲁凯人语“衣利浪”的汉译，意指“河的两岸”，地势倚山面海，每逢大雨就会遭逢山洪暴发。从数座被埋在土石流下的桥墩残骸，可知大水的破坏力道。历经多次水灾后，大半族人都已迁离，政府决定协助剩下的二十八户迁村，在河对岸提供土地，并补助重建房舍的三分之二经费。族人对此德政感激万分，我也趁着新屋即将落成之际前去与村民同庆，没想到，竟还有一户人家未搬离。
老部落已断水断电，这户人家独自守着形同废墟的荒凉村落，仿佛被文明遗弃了一般，孤寂可想而知。然而，在他们家那没被洪水冲走的残破梁柱和墙面上，仍旧让我看到坚守的传统：临时搭起的床头供着一堆小米穗，梁上悬着两把番刀、一串十字架念珠，一排山猪牙就挂在梁与墙之间拉起的铁丝上。一进门就能看到农收和狩猎的成果，显示了这家人的自重，并期待他人的敬重。时代的脚步早就飞奔到望不见的前头了，他们却仍把族人的习俗牢牢地守着，坚定的信仰就像那串高挂的念珠一样不受动摇。
每次重看这张照片，我就觉得，这家人肯定会渡过难关的。就像那光屁股的小子，只剩心爱的玩具车，却带着顶天立地的知足与自信。

台东县卑南乡，1980

会回来的才让它离巢
桥下溪流湍湍、四周群峰环绕；云霞后方，落日渐渐西沉，氤氲四处飘散，两只脱离掌心的鸽子腾空跃起。兄弟两人在放鸽子，极其日常的一件事，却因在瞬间被定格而呈现了极富象征意涵的人生况味。摄影的魅力就在此。
这是苗栗县三湾乡内湾村的一个傍晚。本来我要去的是客运的终点站水流东，心想地名够诗情，风景肯定画意。车子沿着蜿蜒的溪谷上山，一路上果然群峰起伏、林木青翠，却因管制而不得继续前行。扫兴之余，我只有下车徒步，没想到竟发现一座世外桃源。
这是个外人很少造访的地域，一百五十户人家散在六十多甲的稻田中，分成四处聚落。一大片田畴被溪谷和丘陵夹成幽闭的三角地带，村民靠着一座吊桥出入，自给自足、怡然自得，古诗词中咏颂的田园生活也不过如此。然而，在宁静和谐的氛围中，也有令人感伤万分的情景。
一位智障小孩被细铁链铐着脚，链子长得令人看不到尽头。一问旁人，才知道孩子的家人怕他走失，又希望尽量扩大他的行动范围，因此铁链可从自家拉到吊桥头，也就是村子口的距离。家人虽无法时时看护，却可任他随意游荡，吃饭时间一到，只要慢慢收回铁链即可。虽是用心良苦，却也让我这个无意中闯入的外人，看得心都揪在一起了！
怀着重重心事走向村外，刚好碰上这对开朗的兄弟在训练信鸽。我问弟弟：“不怕鸽子飞跑吗？”哥哥抢着回答：“会回来的才让它离巢。”
这句童语突然点醒了我。我们所有人不就跟那放飞的鸽子一样，身上拴着一条无形的链子！那智障儿的铁链长度代表了家人对他的爱，我们的链子看不见、摸不着，无法丈量。

苗栗县三湾乡，1979

恒春放牛的祖孙
被唤作“台湾尾”的恒春是台湾最南端的古镇，气候终年温和，故名恒春。今日的恒春以垦丁海岸、鹅銮鼻灯塔以及佳洛水的礁岸吸引游客，但早期因当局戒严，为防走私偷渡，环绕全岛的海边除了极少数开放为海水浴场，其他几乎处处是禁区。此地纵使海洋资源丰富，也直至很迟才成为观光业的开发项目。
在我造访的年头，当地的交通相当不便，述及恒春人的生活情境，民间哀怨的歌谣一首又一首，其中一首便有“欲去恒春没多远，夭寿尖山啊，挡中央；祈望尖山转个向，返乡与君困同床”的描绘。
恒春的开发与一段惨烈的历史有关。清同治十三年（1874），日寇侵台，把牡丹社的排湾人尽数杀害。清廷体察防守台湾的重要，于光绪元年（1875）派钦差大臣沈葆桢前来筑城，次年（1876）完工。长九百米、南北长七百米，周围三千二百多米的砖石古墙虽被时间与建设侵蚀、破坏，大致还算完整，是保存最好的古城。
这张照片就是在南门城外所拍，田里的祖孙始终沉默不语，垂头丧气的模样完全道尽了日子不好过。我最怕用相机去干扰心情不好的人，但这孩子怏怏不乐的容颜，就像一面镜子，映出了当年的我。正是因为童年时被家里的三分农地拴住，让我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怨怼出身、责怪命运。这孩子心中的不甘不愿，我完全能够明白。
我默不作声地陪在一旁，无言有时正是最好的沟通。此地每逢冬季会刮起强劲的落山风，只宜种植低矮耐风的作物，地表景观因此显得格外空洞，更衬托出天苍地茫之下，这祖孙二人的孤寂。我举起相机，没被拒绝，也没受到质疑。对准焦距，按下快门，咔嚓声消失在旷野的疾风之中。

屏东县恒春镇，1976

多纳的夜明珠
孩子老早就在等着我了。他们不一定明白到底怎么了，却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有人专程跑来，拿着一个新奇的“玩具”瞄准来瞄准去，而大人们都正襟危坐，等咔嚓一声后，才又轻松下来，恢复作息。孩子们有样学样，也要等到我对着他们咔嚓一声，才肯罢休。
这是高雄县茂林乡的多纳村，当年还很少有外人知道此地。我是费尽气力，转了几趟车，问了很多人，又步行几个钟头之后，才来到深山里的这个鲁凯人部落。这支高山族的住屋在本省算是保存最原始而完整的，除了屋脊的几根横梁之外，瓦、墙、柱、地板等都是由和砚台差不多的岩片铺叠而成。光线射入屋内就如同被吞噬一般，无论哪个时辰都是漆黑一片。孩子的脸庞正是房间里最亮的反光，大大的眼瞳就像是夜明珠。
原来只有哥哥一人坐在床榻上，弟弟使劲地攀上去，眼睛睁得比哥哥还大，一动也不动地盯着我。整个空间既是客厅、餐厅，也是厨房、卧房。室内唯一的装饰是妈妈编的草席，爸爸的帽子、衣服吊在墙上，锅、炉、瓢、铲就在我的后方角落。餐桌不用时，折叠起来靠着墙，也成了图案。这就是屋里的一切了，一个空空荡荡却又完完整整的家。父母虽然都出去工作，但从兄弟俩的自在，就可感觉爱与安全盈满了整个生活空间。
两人一直在等着我那一声咔嚓，哥哥聚精会神，弟弟把两只小手箍在脑后。那样的慎重又全心全意，让我再度领受到，摄影是神圣的仪式。四颗夜明珠在黑暗中射出赤子之光，在底片上印出一尘不染的生命之影。这张照片是他们自己成像的，我只不过是按了快门罢了！

高雄县茂林乡，1978

月光下的好故事
两个木讷的孩子彼此相伴，就会活泼许多，三四个为伍便开始撒野，五六个在一块儿就会搞怪……再多，我就不知如何形容了。这六个孩子独自碰到我时都有点拘束，没想到凑在一起全变了样。
早年澳花村出产的花生非常有名，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次山洪不但使作物全部被摧毁，土壤也严重流失，地上覆盖了一层卵石，使村民无法再从事农作。所幸此地的矿石是制造化妆品的上好材料，村民部分转行采石，部分到五六公里外的海边打鱼谋生。
当年的澳花村虽有电力供应却没装路灯，一到晚上，户外就伸手不见五指。居民入夜后很少出外走动，这六个玩伴却舍不得分开，被我发现时正坐在教堂门口。躲在云层后的满月在那时刚好露脸，微弱的月光打在遍地雪白的云石上又被反射四散，才让我辨识出是那几个小调皮。乌云、明月、十字架、赤子，构成美好故事的元素都在，就看怎么起头了。
技巧是为了达到目的，形式则永远要为内容服务。当时的情景不用闪光灯拍不成，而我也明白，闪光灯只能打亮前景的小孩，背景的教堂将因曝光不足而无法成像，上方的云层和月亮更是会无影无踪。看来，要把这一幕变成照片，得使用我完全没尝试过的技法：把快门全开，利用闪光灯乍亮的万分之一秒当曝光基准，再来换算相机镜头的正确光圈值。换句话说，我得当下回到摄影术刚发明时的拍照方法，才有可能成功。
孩子们摆出自己最满意的姿势，我把相机搁在借来的板凳上，按下全开的B快门。夜空被闪光灯划破后又回复墨黑，我默念着一、二、三、四，直到十秒才松开快门。效果如何，我完全没把握。回家后进暗房，底片显影出来，看着那黑白颠反的负片影像时，我不禁感恩地欢呼——老天又送我礼物了！

宜兰县南澳乡，1981

血缘与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