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真面目
作者：刘统
内容简介
从早已褪色的照片中，从纷繁复杂的事件中，从尘封多年的档案中，著名军事专家刘统深入挖掘历史上有代表性的事件的前因后果，最大限度澄清模糊朦胧的历史，解读传统上的认识误区，还原共产党胜利的秘密武器、台海危机、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长征史实等历史皱褶中的细节。书中一些老照片的首次公开，再现了当年未曾透露的历史细节。

“朱德的扁担”之考证
“朱德扁担”的不同版本
20世纪60年代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本有一篇《朱德的扁担》，我们都能背诵：
1928年，朱德同志带领队伍到井冈山，跟毛泽东同志会师了。红军在山上，山下不远处就是敌人。
红军要坚守井冈山根据地，粉碎敌人的围攻，必须储备足够的粮食。井冈山上生产粮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茅坪去挑粮。从井冈山上到茅坪，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非常难走。可是每次挑粮，大家都争着去。
朱德同志也跟战士们一道去挑粮。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挑起满满的一担粮食，跟大家一块爬山。战士们想，朱德同志工作那么忙，还要翻山越岭去挑粮，累坏了怎么办？大家劝他不要去挑，他不肯。有个同志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同志又连夜赶做了一根扁担，并写上了“朱德记”三个字。大家见了，越发敬爱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担了。
文章写得很朴实，表现了朱德与红军战士同甘共苦的优秀品德。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的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在我面前背课文：
朱军长找来了毛竹，亲自动手削了一根新扁担，还在扁担上写了八个醒目的大字“朱德扁担，不准乱拿”。
我说：“背错了。”孩子说：“课本就是这么写的。”我就想：怎么语文课本也知道与时俱进呀，历史故事还能改来改去啊！
《朱德的扁担》原作者是朱良才上将。这是他写的一篇革命回忆录，最初发表在1958年出版的《星火燎原》第一卷。全文如下：
要守住井冈山，粉碎敌人的围攻，除了构筑工事、练兵以外，还有一宗大事就是储备粮食。可是井冈山上产粮很少，只供给山上的群众还不够，部队要吃粮、存粮都得自己下山去挑。因此，在井冈山上的那些日子，“挑谷上坳”便成了我们的一项经常工作。
从井冈山上到山下宁冈的茅坪，上下足有五六十里路，山又高，路又陡，着实难走。每到运粮的那天，我们天一亮就出发，赶到装粮的地点，有的用箩筐担，有的用口袋背。用具不够，有的同志索性就脱下条裤子，把裤腿扎紧，满满地装上两裤腿，往肩上一搭，这样挑的挑、背的背，翻山过坳，直到天黑才回山。
那年，朱德同志已经四十多岁了，他也跟大家一道去。他穿着双草鞋，戴顶斗笠，挑了满满的一担米，和战士们一道爬山。大家看到朱军长整夜整夜地计划作战的大事，白天还要参加劳动，生怕累坏了他，便劝他不要挑；又讲他不过，只好把他那根扁担偷去藏起来。本来，藏扁担的同志以为这样一来朱军长就可以休息了，哪知道朱军长却另找来了一根扁担，并且用柴刀把扁担削平，写上了“朱德的扁担”五个字。
从此，他的扁担再没有人“偷”了，同志们挑米的劲头也更高了。同志们还编出了这样一首歌子：“朱德挑谷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合力，粉碎敌人‘围剿’。”每当挑米爬山爬累了的时候，大家就用这歌子互相鼓励。
朱德同志与战士们同甘共苦的精神和以身作则的模范行动，教育着全军每一个人，更激发了同志们克服困难的信心。
问题又来了，朱德扁担上变成了五个字。同一条扁担，怎么会有三字、五字、八字三种说法呢？
后来我到了井冈山，纪念馆里陈列的红色文物，有朱德的扁担。上面写的是八个字，“朱德扁担，不准乱拿”。细心的同志突然发现：那个“乱”字是个简化字。那个年代可没有简化字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些疑问引起我的好奇。我觉得有必要刨根问底，考证一番。

井冈山挑粮的由来
朱德为什么要挑粮？1928年4月，朱德率领他的南昌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这是在中共党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朱、毛红军形成，第一个根据地建立，它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但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产生了：毛泽东的队伍有2000人，朱德的队伍有两千多人。另外，跟朱德上山的湘南农民多达8000人。这些人中有穿长袍的，有拿大刀梭镖的，有老人和女人，还有抱在怀里或坐在箩筐里的孩子。没有作战能力的农民和家属一起上山，给原本资源贫乏的井冈山地区造成了沉重的压力。井冈山区人口稀少，耕地不多，经济落后。众多兵马齐集山上和山下小块平原，吃饭、穿衣等都成了大问题。5月2日毛泽东在永新给中央的信中抱怨：“岂有此理的（湘南）各县县委和县政府，带领了一大批农民一起跑来，现有一万人在这里。”[1]
因为生活困难，湘南农民军也不愿意长住，一个月后陆续回家乡去了。但是井冈山还是养不活这么多军队，江西省委知道这些情况，派人传达指示，要红四军下山到湘南地区去发展新的根据地。毛泽东不愿意离开井冈山，朱德和陈毅愿意执行省委的命令。于是，7月中旬，朱德带着28、29两个团下山去湘南，毛泽东带着31团在井冈山周边活动。
没想到去湘南后，湘南农民军组成的29团不听朱德指挥，非要打郴州，结果遭到优势的国民党军反击，29团溃散，28团2营营长袁崇全叛变，拉走了部分队伍，打死了团长王尔琢。朱德、陈毅遭此损失，只得收拾队伍重回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后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称之为“八月失败”。
“八月失败”引起的连锁反应，使井冈山的形势发生了逆转。红四军兵力削弱，只能守山，无力出击。山下永新、遂川、酃县等地被国民党重新占领，对井冈山形成包围。毛泽东原来在永新打土豪、分田地，结果反动派一回来，农民或逃上山，或反水，田地又被地主夺回去了。当时正是稻谷收获时节，结果变成“农民种田，地主收获”，真是倒霉透了。
红四军困守井冈山，生活越来越困难，吃饭穿衣都成了大问题。井冈山地区方圆五百余里，“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到万担”，粮食仅够群众自用。部队要吃粮、储粮，都得去山下挑，于是红军中掀起了一个挑粮上山的运动，这就是朱德挑粮的缘由。
挑粮持续了多长时间？据《朱德年谱》记载，朱德和毛泽东是在9月底回到井冈山的。随后在宁冈、遂川一带游击作战，打击进犯的国民党军，这期间行动飘忽不定。到11月中旬，部队在宁冈砻市一带整训，挑粮应该在这个时期。12月，彭德怀率部上井冈山，国民党军随即对井冈山进行了包围和封锁，红军进入困难时期，挑粮的事情应该结束了。
老红军杨兴顺又有一说，当时红军从外地运来的粮食，集中到宁冈。国民党军即将围剿井冈山，所以要抢在敌军到来之前将粮食全部运上山。部队全体挑粮，实际用了三天时间。到第三天下午敌军到达永新之前，粮食已全部转运完毕。这说明朱德挑粮不是一件长期的工作，而是一项临时应对紧急情况的措施。

故事的产生和演变
“朱德的扁担”故事的作者，是开国上将朱良才。朱良才（1900—1989），湖南汝城人。1927年10月入党，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在耒阳遇见朱德，加入红军。上井冈山后，他在军部当通信员。建国后任北京军区政委，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
1956年7月，为了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中央军委向全军老同志征文，编辑革命回忆录《星火燎原》丛书。作为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朱良才写了《这座山，它革命》《朱德的扁担》《练兵与御寒》《一根灯芯》四篇文章。

朱良才
朱良才的儿子朱新春说：在写作期间，朱良才发现问题不少。《朱德的扁担》是他根据自己的记忆，将有关人物、细节写得较多，也较具体。但是与当年一起在红四军军部警卫连当排长的肖新槐（开国中将）等几个老同志一聊、一对证，大家的记忆都不一样。终究是三十年前的事情，谁能把挑粮的细节记得那么准确、那么清晰？朱良才对文章进行了修改、简化，最后形成了六百多字的定稿。文章发表后反响很大，大家认为这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文章，被教育部收入了中小学《语文》课本。这个红色经典，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孩子。
到了20世纪80年代，另一位当事人范树德指出朱良才的文章中有记忆错误。范树德（1907—1986），河北无极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入黄埔军校，毕业后到叶挺独立团，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9月，随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参加秋收起义，跟毛泽东上了井冈山。1928年朱毛会师后，范树德任红四军军需处处长，成为红军最早的后勤负责人。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范树德被留在江西苏区。1935年4月在汝城打游击时受伤被俘，因黄埔生的关系，他转为国民党军官，抗战后任郑州绥靖公署少将副处长。1948年中原战败后，逃回桂林做小生意。1954年被桂林公安局逮捕，以战犯身份长期在开封、西安监狱关押改造。1975年获特赦释放，1980年范树德当上了桂林市政协委员。
范树德的坎坷经历，使他获得自由后才能开口说话。他看到《朱德的扁担》后，作为亲身经历者和见证人，在《文史通讯》1982年第三、四期撰文，提出朱良才的回忆中有三处与史实不符：①朱德扁担上的文字，不是“朱德的扁担”、“朱德记”这几个字，而是扁担的一端写的是“朱德扁担”，另一端写的是“不准乱拿”，共八个字。②朱德挑粮的路线，朱良才说是从井冈山上到茅坪，而实际上是从柏露村到桃寮村。③挑粮重量，朱良才说是挑了“满满的一担米”（当时一担通常为一百斤），而实际上，是四十斤左右（当时范树德二十来岁，也才挑了三十斤左右）。
江西地方党史和博物馆研究人员经过验证，认为范树德说的情况是准确的。当年在井冈山，毛泽东住在茅坪（就是八角楼所在地），朱德的军部住在桃寮村。茅坪在井冈山半山腰上，山下的粮食是运不到那里的，只能在宁冈砻市以下的地方。从砻市往下走，就是柏露村。这里是永新通往井冈山上的必经之地。朱德挑粮是从柏露村到桃寮村，往返六十华里，都是弯曲不平的盘山小路，因此，红军战士都是挑三四十斤左右。朱德军长年岁大了，可他“挑粮时，担子一头是行军时背米的三个白布米袋，另一头是一个用粗厚布缝的北方人叫作‘捎马子’的米袋，两头共计装40斤，再加上他经常佩带的一支德造三号驳壳枪和一条装有约百发子弹的皮子弹袋，总共约四十六七斤”。这已经是体能的极限了。
至于那根扁担，就是朱德让范树德给他做的。范回忆说：“我当即带名勤务兵到桃寮村张家祠附近找到一个姓张的老板娘（当时红军对当地中年以上妇女的称呼），用一个铜板向她买了一根毛竹。削成两根扁担，一根送给朱德同志，另一根我留着自用。在朱德同志的那一根上，我用毛笔在一端写上‘朱德扁担’，另一端写上‘不准乱拿’八个字。朱德笑着说：‘好啊，明天就用上了。’”
范树德的回忆被认定后，井冈山革命历史博物馆为了复制这个文物，派专人带着一根井冈山毛竹扁担，前往广西桂林，请范树德在扁担上重新题写这八个字。范在扁担上书写后，来人高高兴兴地返回井冈山。一位细心人突然发现“朱德扁担，不准乱拿”的“乱”字，当年必定是繁体字，而范树德却写成了简体“乱”字，明眼人一看便知是件不真实的复制品。为了还原历史原貌，又第二次派人带着扁担赴桂林让其重写。然而范树德已经去世，现在井冈山博物馆展出的朱德的扁担，就是范树德书写的带有简化“乱”字的八个字。历史给人们留下了这点遗憾，同时也留下了朱德扁担背后的故事。

朱德的扁担（扁担上的字由范树德题写）
2001年6月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朱良才口述的《常想起藏朱德扁担的日子》的文章，更正了他过去回忆中的错误：“小学课本有《朱德的扁担》一文。文中说，战友们怕朱德下山挑粮累坏了身体，就把他的扁担藏了起来，这个藏朱德扁担的人就是我。那时，朱总司令常常晚上和毛主席研究敌情，白天和战士们下山挑粮。我是他的通信员，担心他累坏身体，就和其他战友劝阻他，但谁也劝不住。后来，我出了个‘鬼点子’，干脆把朱总司令用的扁担藏了起来。可他仍不罢休，找到军需处长范树德，让他花一个铜板买了一根毛竹，为自己做了一根扁担，还特地写上了‘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字，又高高兴兴地下山挑粮去了。”

挑粮没有改变井冈山的困境
朱德挑粮的故事，表现了他与战士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但历史事实证明，挑粮只解决了一时的困难，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井冈山的困境。
红军到山下向老百姓买粮食，是需要钱的。“八月失败”回到井冈山后，红军遭到了国民党军的围困，不能四出游击，打土豪筹款。买米的钱越用越少，红军生活陷入了困境。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给湖南省委的报告说：“给养问题：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农的生活好。现在军中的生活则相反，恐怕什么人的生活都很少有红军这样坏的。因为现洋缺乏，每天每人五分大洋的伙食钱（米由地方供给），时常难乎为继。‘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士兵的谚语表示了他们的苦处。耐得苦，比四军更耐得苦的恐怕也少了。仅仅发伙食钱，此外一切费用都省掉，每月都需现洋万元以上，出发全靠打土豪。但一则打过的地方，没得打了；二则敌人围得紧紧的……打土豪也不许你打远。三则敌情之严重，单独一两营兵简直不能出去筹款。要筹款须得多兵，问题就不简单了。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虽得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大家又都懂得是为了无产阶级受苦，因此又不怨恨什么人。虽然如此，经济问题始终是很严重的。”[2]（这是毛泽东报告的原始版本，后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修订时，删去了其中大部分话。）
五分钱的伙食是什么概念？井冈山老战士黄达回忆：“那时的五分钱和现在的钱不太好换算。我小的时候，一块银元可以换八百个铜板。一分钱就是一个银毫子，等于一百文。所以那时红军五分钱的伙食，每天只能吃三钱盐、四钱油，常吃野菜、南瓜，很少吃肉，生活是很艰苦的。”
当时在28团当连长的粟裕回忆：“本来井冈山的经济基础就差，加上敌人的封锁，就更困难了。部队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布很难买到，军衣都是自己动手作。领到白布，用锅灰煮成灰颜色，裁好后自己一针一线地缝。我第一次做裤子时，不会裁，就把自己身上穿的一条裤子拆开来照样子裁，然后再缝起来，做一条裤子缝两次。穿着自己做的裤子格外高兴。衣服很少更新，全身破破烂烂的。到了冬天，棉衣很少，号召共产党员、团员不穿棉衣，让给伤病员穿。所有干部、战士都会打草鞋，用稻草打。吃得也很苦，每天的伙食除粮食外，油盐菜金五个铜板，基本上餐餐吃红米、南瓜。南瓜吃了涨肚子，不好受。……最困难的是部队吃不到盐。不吃盐，行军、作战没得劲。后来自己熬硝盐吃。硝盐就是把房屋墙角下长的一种白毛刮下来，用水熬。那东西又苦又涩，但毕竟比没有盐好一些。”[3]
毛泽东也意识到井冈山可能坚持不了很久。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谈到了“以赣南为退步”的想法。他说：“非经济上到了绝路，非往赣南就无法维持时，决不走此一路。万不得已时也许要往赣南，但完全是为经济而不是政治的意义。”
1928年12月，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的红五军上了井冈山。彭虽然只带来了800人，但每天要吃饭，更加重了朱、毛的负担。冬季来临，井冈山的日子真的过不下去了。粟裕说：“井冈山经济基础薄弱，地区比较狭小。西边是湘江，最近距离五十多公里；东边是赣江，最近距离也只有约五十公里。两江水深，不能徒涉，限制着我军的行动。向北是九江、南昌、武汉、岳阳等大城市，不能求得发展。所以这个地区作为一个后方是可以的，从战略发展观点来看，作为大发展的基地不够理想。”在这个没有多少回旋余地的山区待着，早晚会被困死。所以，1929年1月，朱、毛在山下柏露村开会，决定带红四军主力下山，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开辟新的根据地。此后，朱、毛红军开始了进军瑞金的征程。

新发现的史料
“朱德扁担”的故事已经考证清楚，应该可以定论了。作者最近突然发现了一则新史料，不胜惊喜。
为了搜集研究资料，我去图书馆查阅民国时期的旧杂志，看到1936年上海出版的《逸经》半月刊第11期上，有篇介绍朱、毛红军的文章，署名“柳云”。这是个化名，但从文章内容看，是个经历过井冈山生活的人。估计是后来脱离了红军，为杂志写写稿子。值得注意的是，文章说朱德在井冈山与红军“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去往桃寮挑谷子。“朱确与众同挑，有人在其扁担上大书‘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字，至今赤军中犹传为美谈。”
这是朱德扁担最原始的记载。《逸经》在上海是个颇为特殊的杂志。社长简又文，和政界、军界及文化界人士都有关系，交际很广。《逸经》经常刊登一些有特色的稿件，但作者和稿件的来源是绝对保密的，连总编谢兴尧都不了解。瞿秋白牺牲前写的那篇著名的《多余的话》，就是首次发表在《逸经》上的。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央特科人员、红色牧师董健吾陪同美国记者斯诺秘密潜入陕北，采访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董带回了红军长征的回忆录，据此写成两万字的长文《二万五千里西引记》，署名“幽谷”，也在《逸经》上发表。这是国民党统治区首次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比斯诺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柳云写朱、毛红军的文章，发表在1936年，距井冈山朱德挑粮的时间仅有8年。他的记载是清楚准确的，也可以为“朱德扁担”的争议作一个裁决了。
[1] 萧克：《朱毛红军侧记》，第12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2] 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第2卷第39页，日本北望社1971年版。
[3] 粟裕：《粟裕战争回忆录》，第67—68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我们在太行山上
1962年，刘伯承元帅在撰写抗日战争回忆录时，提笔写了一个豪迈的题目——《我们在太行山上》。
长达千里的太行山，雄踞于华北平原和山西黄土高原之间，是中国地形第二、三阶梯的分界。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地理屏障。今天我们说的太行山，就是指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的太行山脉。但是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禹称它“首起河内（今河南济源），北至幽州（今北京）。引而东直抵海岸，延袤二千余里，皆太行也”。这个说法把河北的燕山、北京的军都山、西山，山西的恒山、五台山、王屋山都连为一体，所以顾祖禹又称太行山为“天下之脊”。
太行山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山脉之一。但它不像泰山、黄山以风景的秀丽和壮观被历代诗人咏叹赞赏，很少有文人描写太行山的风光和景色。不绝于史书的是围绕太行山周围发生的大小战争。太行山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为古往今来的将帅们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上演了太多的悲壮故事。塞北的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突厥、蒙古，无不是先进入山西北部，然后穿越太行山进入华北平原的。而统一中国的帝王，也是先据太行而争天下。然而无论进攻还是防御，要想出入华北平原或从内蒙古高原进入山西，只能通过著名的“太行八陉”。
“陉”是古代的地理概念，指山脉中断处形成的通道。在地壳板块间巨大的推顶和挤压作用下，山脉间产生的皱褶和断裂，加上水流的冲刷，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峡谷。这种在裂谷或河谷间形成的狭窄通道，崎岖难行。一陉有的长达数十里，有的长达百余里。古代兵家选择险要之处，建立关隘。有的一陉连设几关，非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本事，是难以逾越太行进入山西或河北境内的。《述征记》说：“太行首始河内，北至幽州，有八陉：第一轵关陉（今河北济源市西北），第二太行陉（今河南沁阳市西北），第三白陉（今河南辉县市西），第四滏口陉（今河北磁县西北），第五井陉（今河北井陉县西），第六飞狐陉（今河北蔚县东南），第七蒲阴陉（今河北易县西北），第八军都陉（今北京昌平西北）。”
今天，八陉依然是出入山西的主要通道。不同的是高速公路和国道已取代了当年的隘路，长龙般的载重卡车拉着煤炭，贴着峭壁鱼贯而行。石家庄通往太原的井陉，是八陉中最主要的通道。著名的娘子关和固关，当道矗立。娘子关前的卵石路，石块被磨得光亮圆滑。而固关内的石板路，则被千年的车轮磨出了道道辙沟，我们在感受岁月沧桑的同时，依然能看清楚当年险峻的地势。所以自古以来，北方草原游牧部落与中原王朝进出山西，加上历代逐鹿中原，太行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依托太行山区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出入于太行山和华北平原之间，在抗日战争中留下了精彩传奇的故事。同样依托太行山的天险，为什么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拼杀屡次失败，而共产党和八路军却以劣势装备在太行山站住了脚，让日本人无可奈何？怀着这种好奇，我们踏上了寻访太行之路。

飞狐陉与平型关
从历史记载看，太行八陉在不同的时期，侧重有所不同。当皇朝的中心处于长安、洛阳时，逐鹿中原使得太行南边的轵关陉、太行陉、白陉兵车过往，如东汉、唐朝、五代。如果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则井陉以北的四条通道又烽烟四起。日军侵占华北平原后，按照既定部署，开始进攻山西。当时蒋介石和阎锡山都认为，山西有太行之险，足以抗击日军。于是国民党大军云集代北，过黄河参战的八路军也调到恒山、五台山地区。国民党军队防守的重点是山西北部的门户大同和天镇。
中日两军的统帅——阎锡山和板垣征四郎曾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1936年，板垣以日本关东军代表的身份到山西拜访阎锡山。令人意外的是，板垣谢绝了阎锡山的专车迎接，说要旅行观光，徒步从河北的蔚县走到了大同，沿途考察地理情况。他走的就是太行八陉的飞狐陉。

飞狐陉
飞狐陉的名字最早见于楚汉战争时期。刘邦的谋士郦食其劝其据飞狐之口，防止楚军迂回汉军的后方。两汉匈奴南下，飞狐陉是从代北进入河北的主要通道。今天的飞狐陉，从蔚县到广灵已经成了通衢。历史的遗迹是蔚县东南通向涞源的一条小路，从北口村到大宁村。这里是恒山支脉的翠屏山，远远看去像一个巨大的屏障。走到近前，才看见大山裂开一条窄缝，飞狐陉就从这个裂谷中蜿蜒行进，但是这条小路因崎岖艰险，近代就少有人行了。日军进攻山西是兵分三路：一路沿平绥铁路，从张家口进攻天镇；一路从蔚县进攻广灵；一路进攻灵丘。国民党军队把主力摆在大同一线，准备迎击张家口方向的日军。但是板垣师团从飞狐陉的出击，如同楔子打进国民党防线的腰部，对国民党军队的后方造成了威胁。当北路日军攻破天镇后，阎锡山看到自己的部队有被包围夹击的危险，被迫放弃大同重镇，退守雁门关、平型关一线。在初战较量中，阎锡山败在板垣征四郎手下。但是板垣没有想到，八路军在平型关给了他狠狠的一击。
平型关位于山西灵丘与繁峙县交界处的一条黄土岭上，又名瓶形寨。明朝长城分为外长城和内长城，平型关与西面的雁门关、东面的紫荆关形成内长城的重镇。现在的平型关村就是当年驻军的关城，还保留着城门和厚厚的土墙。关城为正方形，南北有两个门，城墙周长约3000米。整个村子家家有高墙，就像一个堡垒。再沿着坑坑洼洼的土公路往山顶走，平型关口正当山口隘路。关口显得很矮小，拱门仅容一车一马。关前一条羊肠小路，蜿蜒曲折，一直延伸到山下的关沟。关口两面延伸的土长城还保存着部分遗迹，关后面为一小盆地，相传北宋初年，这里是杨六郎镇守抗击辽军的地方。从地形看，这里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如果在这里组织正面防御战，也是一个不错的战场。
1937年9月22日，八路军115师奉命出动到平型关一带迎击日军。师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得知板垣师团将由灵丘经过平型关的情报后，提前到当地侦察地形。林彪没有选择利用平型关险要组织正面防御，而是看中了乔沟的地形，决心打一个歼灭战。
今天从灵丘县城乘车去平型关，沿着平整的公路飞驰，不到一小时就进入太行山区。这一带不是太行八陉那样的岩石峭壁，而是相对平坦的黄土塬。原来的老路是走塬下的自然沟壑，沿着谷底进入乔沟。现在的公路是行于塬上，站在路边往下看，乔沟依然是当年的面貌。窄窄的一条土路，仅容一车通行。到前面沟窄之处，已被树木和茂密的植被遮盖，连沟底也看不见了。两面的土坡相当陡峭，攀登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原来作为制高点的老爷庙，今天就在公路旁，修葺一新，大名叫关公庙，庙前立着“平型关战斗遗址”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牌。与对面山坡上的平型关大捷纪念馆遥相呼应。从塬上俯瞰沟底，才感到这里真是一个打伏击战的好战场，不要说往下扔手榴弹，就是扔石头也能把下面砸得人仰马翻。
9月25日晨，日军板垣师团的后卫和辎重部队百余辆汽车、马车排成一路长队，大摇大摆地进入乔沟。由于国民党军的节节败退，日军完全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在这样险要的山沟里居然没派侦察前哨。待日军的汽车和大车进入伏击地域后，随着一声令下，几千八路军战士猛烈开火。经过一天激战，消灭日军1000余人。但115师也付出了几百人的伤亡，而且这次战斗没有活捉一个日军俘虏。

平型关战场遗址
平型关大捷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欢呼。但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如果这样打硬拼仗，用不了多久，这些经历长征的骨干力量就会消耗殆尽。而且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组织的大型会战，均以失败告终。因为战争双方实力的对比是十分明显的。日军侵华是蓄谋已久，他们做了充分的战争准备。日本情报人员走遍他们所能到的地方，把中国的人情地情摸得一清二楚；而国民党军队则是仓促应战，将领在作战指挥时强调寸土不让，和日军正面对抗，结果总被日军迂回包围或侧面突破。刘伯承说国民党军是“牛抵角”战术，只知道硬顶，不会智取。太原的失陷使共产党面临严峻的选择：是跟国民党一起撤退呢，还是单独进行抗战？毛泽东及时调整了战略方针，提出了独立自主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指示，把原来八路军三个师集中于恒山地区的方案，改为分散到山西的四角地区。他提出“到敌人后方去”的号召，将八路军化整为零，依托太行山创立抗日根据地。他形容八路军是“麻雀满天飞”，到处填补国民党军队撤退后的空白，创造了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犬牙交错”局面。日军占领城市和交通线，八路军则在山区、平原的农村开辟了一块又一块的根据地。

探寻黄崖洞
山西的初期抗战给人以深刻的教训：太行八陉的天险并不足以抵御日军的进攻。这是因为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仅靠几个隘口和险要地形是不够的。战争的关键在于如何利用自然地理环境，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在大城市和铁路沿线地区沦陷后，八路军转到太行山深处，依托山险建立了巩固的抗日根据地。黎城县境内的黄崖洞就是一个典型。
没到过太行山，不知道太行有多深。今天从太原去左权，汽车在平整宽阔的公路上飞奔，盘过一个个山头，绕过一道道山梁，使人感到曲折盘桓。试想几十年前，连公路都没有，要在羊肠小路上艰难地行进，太行山真是天然的屏障。左权是太行山地势最高的地方，海拔平均一千五百多米。山峰壮观，满眼青翠。山与山之间不时出现一块块河滩平地，小小的村庄炊烟袅袅，显得格外宁静。从左权县城出发，翻过桐峪的山冈进入黎城县境内。经过东崖底镇，转而进山，行数里到赤峪，就是黄崖洞的入口了。只见陡崖千仞，如同鬼斧神工一般。一条山涧形成的通道，蜿蜒而入，纵深千米。两侧峭壁耸立，从涧底仰视，只见一线青天。这个峡谷俗称“瓮圪廊”，尽头是一挂飞瀑，淙淙而下。岩壁有一条陡峭的石阶道，分上下两段，以吊桥相连。通过这条险道后，眼前豁然开朗。群山环抱间有一片片的平地，树木茂盛，泉水汩汩，如同桃花源的景色。到一个岔路口，往西去沿着一条溪流而上，到达半山的水腰。这里地势平整，鸟语花香，泉水不断，后山有条小路通过左会垭口，翻山就到武乡。从岔路向东走，在陡壁之上，有个高25米、宽20米、深40米的天然山洞，就是著名的黄崖洞。这里地势险要，只有一条狭窄的石磴小径，也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由于地处深山，这里原是人迹罕至的地方。

黄崖洞峡谷
国民党军队节节后退，华北、中原大片国土的沦丧，使八路军孤身置于敌后。如何在困难的形势下坚持抗战，成为共产党面临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冷静地分析局势，提出了持久抗战的理论。日军虽然占领了大城市和交通线，但他们兵力毕竟有限，不可能完全控制广大乡村。而乡村中，山区又比平原地区更适宜生存。“山区建立根据地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毛泽东说，“这些根据地将是抗日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他提出，八路军应该依托太行山，建立根据地，然后向河北和山东平原地区发展，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15师一部去山东开辟新区，一部在五台山地区建立晋察冀军区，然后发展到太行山北部。129师在太行山南部建立晋冀豫军区，这也是遵循了红军时期的传统，根据地一定要建立在几省交界、交通不便的山区。当年井冈山、大别山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毛泽东形象地比喻：与日本人作战好比下围棋，作战就是“吃子”，建立根据地就是“做眼”。眼做多了就搞活了。
1939年春，中央决定在太行根据地发展军事工业，为八路军提供枪支弹药。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亲自勘察选址。当他来到黄崖洞，看到这里群山环抱，易守难攻，前有天险，后有退路。他立即决定在水窑建立军工厂，在黄崖洞驻军。很快，两千多八路军战士和工人来到这里，盖起了车间，运来机器设备，一年后，黄崖洞成为八路军的中心兵工厂。今天在水窑修复了两个车间，为大家再现了当年的景象。管理员小郝还热心地领我们上山，在树丛中还保留着当年储存武器的洞穴和职工住的房屋遗迹，可以看出，当年的生存环境是相当艰苦的。这些真实的遗迹现在还没有被开发为旅游资源，我们拍摄的照片可以算是独家采访了。这不仅是一个兵工厂，也是八路军建设抗日根据地的典范。

黄土岭上打游击
依托太行山根据地，八路军开始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日本人虽然占领了华北的大城市和交通线，但对太行山区始终是鞭长莫及，无法实行有效的控制。因为当时的太行山区几乎没有公路，日军的卡车到山前只得止步，日军也要翻山越岭，徒步行军。而八路军在山里行踪飘忽，令日军无从得手。日军桑木师团长说：“华北治安之枢纽，实在山地。如山岳地带未能彻底肃清，则明朗华北之实现，仍属难望。”所以，日军加大了对太行山扫荡的力度，而八路军也在寻找机会，频频打击日军。1939年1月的黄土岭战斗，八路军击毙了日军阿部规秀中将，就是一个游击战的例子。
黄土岭地处涞源和易县的交界处，无论从哪个方向去，都要在太行山里绕个大弯。看地图似乎没有多远，上路之后，才知道即使是交通发达的今天，去那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从狼牙山出发，先是在七峪山里的简易公路上颠簸，出山到了岭西镇，才上了保定到涞源的国道。这一路虽然只有几十里，却经过了满城、顺平、唐县三县之境。到川里镇转向北到涞源的银坊镇，又进入了太行山。这一带山川秀美，土地不多，因而村落比较少。过了司各庄，老乡指着前面说，那里就是黄土岭了。
黄土岭不是岭，是两山之间的一个垭口，地势比较平整。根据历史记载，阿部是被打死在山间平地的一座独立房屋前。在当地人的指引下，我们从公路迈过河沟，来到那所房子跟前。令人惊讶的是，岁月过去六十多年，房屋居然还保持着当年的原貌，石头墙，青瓦顶，土坯院墙，屋前有一个巨大的石碾子。从屋前的平地上向对面山头望去，也就是几百米的距离。遗憾的是房屋主人出门赶集去了，失去了采访的机会。回到村口，七十多岁的陈老汉亲切地招呼我们，他抽着旱烟袋锅子，为我们讲述当年的故事。

黄土岭
1938年，根据中共中央到敌后开辟根据地的指示，八路军走出太行山，在华北平原开辟抗日根据地。日军势力所及，仅限于重要城市周围及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也就是“点和线”。县城以外的广大农村，特别是山区，大部分成为八路军的游击区。所以，日军把八路军视为心腹大患，从1939年起，不断发动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讨伐”。八路军则依托太行山的险峻地势，展开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
1939年11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实施第三期“治安肃正”计划，多路向晋察冀军区扫荡。其中第二混成旅团在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指挥下，于10月下旬从张家口出涞源，对晋察冀军区一分区进行扫荡。从涞源到银坊这段路，连接着古代的蒲阴陉。蒲阴陉是指从易县紫荆关到涞源佛图峪这段山路，也是京师通往山西的重要通道。明朝为了防止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南下，在大同、张家口一线设外长城，又在紫荆关沿太行山脊修筑内长城，蜿蜒经过插箭岭、走马驿、倒马关，再向南延伸到井陉。这样，涞源就被隔在内长城之外。今天走这条路，到插箭岭就进入太行山峡谷，拒马河的支流穿行其间。公路紧贴着岩壁，使人感到大山随时会压下来。到走马驿，公路两旁的松柏粗壮苍翠，山坡上有一条狭窄的小径。经过的山村中还能看到明清时代的老房子，石墙青瓦，熏黑的窗棂，显示出这条驿路的沧桑岁月。这条路与太行八陉的东西走向不同，是南北走向，但在历史上早有记载。北魏时期从平城（大同）越太行攻打中山（今河北满城），因路途艰险曲折，北魏皇帝几次动用大量人力，开凿从灵丘到铁关的“直道”，就是从太行峡谷中去曲取直，开一条新路。铁关就是明朝的倒马关。志书上把这条道路叫灵丘道，就是今天从灵丘到唐县的公路走向。倒马关与紫荆关、平型关并列内三关，南跨横冈，北临拒马河。城周五里，屹为巨镇。紫荆关与倒马关都是出太行进入华北平原的隘口，所以蒲阴陉在明朝实际上是防御内长城的军事交通线。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活动区域，就是利用了内长城的屏障，在太行山里的银坊至狼牙山一带活动。进可以出击平原，退可以在深山峡谷里机动。据县志的记载，日军占领涞源后，为了封锁太行山区，强征百姓修建涞源到蔚县、驿马岭、紫荆关等地的简易公路。但是白天修路，晚上八路军就发动群众破坏路，使日军无法使用。所以，阿部指挥日军对银坊地区进行空前规模的“扫荡”。由于没有完整的公路，日军无法快速机动，只能沿着峡谷间的山路慢慢行进。
八路军事先得到了情报，晋察冀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部署三个团在银坊以东的雁宿崖设伏。这段路是一条宽约40米的干河滩，两边山岭陡峭。日军一个联队进入包围圈，八路军在山岩上居高临下，猛烈开火。六百多日军全部被歼，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阿部得知情况后立即增援，指挥一千五百多日军，烧毁银坊镇，当晚到黄土岭宿营。第二天早上，一分区一团团长陈正湘在山头上用望远镜发现一所独立房屋前，有一群日本军官在指挥。他急忙指挥迫击炮向那里轰击。连发数弹，当场击中阿部本人。后来通过新闻广播，我方才知道黄土岭战斗击毙了日军最高职务的指挥官。杨成武自豪地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阿部规秀阵亡的报道
黄土岭一仗，八路军在兵力上处于劣势，但是一炮打死了阿部，使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看起来有运气的成分，但说到底，还是得益于八路军的游击战术。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承认：与八路军作战，如同狮子捕鼠，调动部队跑来跑去，很难捕捉到与八路军决战的机会。刘伯承元帅则把游击战术生动地比喻为“狼的战术”，说是狼在坡路上等着，一个人推车上坡，狼就照准他屁股咬一块肉。推车的人手也放不下，走也走不脱，只能让狼吃去一块肉。刘帅风趣地说：“狼的战术是高明的，我们是人，总比狼聪明些。”
太行山深处，风光秀丽。山村被柿子树、杏树、桃树环绕，田里的麦子即将成熟。虽然平坦的公路从村中经过，但也少有车行。老区人朴实、憨厚，行动不急不慌。外部世界那五光十色的诱惑，似乎对他们不起作用。直到今天，黄土岭也没有开展任何旅游项目，所以我们才能看到原汁原味的场景。村子里异常宁静，根本想象不出这里曾是硝烟弥漫的战场。从黄土岭回来路过司各庄小学，简陋的校舍与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中的场景差不多。一群学生在河边树下念课文，然后一个个到老师面前背诵。孩子的眼睛充满了欢乐，好奇地看着对准他们的镜头，丝毫没有那种由贫穷而产生的自卑和忧伤。在山里，他们生活得如此宁静，反而让我们这些终日忙碌的都市人产生了羡慕之情。

古今重镇娘子关
我们考察的下一站是娘子关。娘子关在山西与河北的交界，号称“天下第九雄关”。太行八陉中最重要的井陉，就从这里通过。历史上的井陉，东起河北鹿泉的太行山脚，历史上叫土门关，位于今鹿泉正太公路旁的土门村，旧关门上写着“三省通衢”的匾额。今天看来，也就是一个村子的门楼。然后进入井陉地界，沿着绵曼河谷的走向，经上安、微水、长岗、板桥、长生口、核桃园到山西边境的固关，长约百里。历史书上说，从土门关进入太行山，山势自西南而东北，层峦叠岭，参差横列。井陉县东北有陉山，四面高平，中下如井，故称井陉。秦始皇东巡之中病逝，臣下护送灵车从井陉返回关中咸阳，说明这里已经是通过太行山的要道了。楚汉战争中韩信率军出井陉，摆下著名的“背水之战”，就在今天井陉的微水边。书上说当时的井陉是“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可见是一条狭窄的隘路。这一战使井陉更加出名，历朝历代的河北战事，都与井陉有关。北齐高欢从太原争河北，几度从井陉出兵。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唐军从太原出井陉，攻真定（今河北正定），直捣叛军的后方。所以兵家总结说：“太行为控扼之要，井陉又当出入之冲。”
因此，在井陉西端的险要隘路，历史上都设关驻军。娘子关号称“天下第九雄关”，是井陉的西口，坐落在桃花河瀑布峡谷的隘路上。面向山西的西关城是经过整修过的，高大雄伟，城楼的匾额写着“京畿藩屏”四个大字。面向河北的东关城面貌依旧，关内一条石板路，住家不多，显得安静祥和，母亲怀抱中的孩子瞪大好奇的眼睛，看着我们这些衣着异样的外来客。附近有承天寨，明朝时设重兵把守。太原到石家庄的铁路和高速公路都从关下经过，使得娘子关更为出名。翻过山到另一隘口，就是故关。战国时期这里是中山国的要隘，也是井陉真正的西口，为了与娘子关区别，把此地称为故关。现在的关城和城墙是明朝修的，更名固关，取其险要坚固之意。今天的固关旁边是太原到旧关的国道。进入固关关门，路上的青石板被车轮碾成两寸深的辙沟，告诉我们固关的历史沧桑。古书上形容说：“故关南北，山坂回环，南连赞皇、元氏，外通平定、乐平，所辖隘口凡三十有六。”可见井陉道上是关隘重重，形成了几十里长的纵深防御体系。所以当年无论是攻山西还是出河北，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清末民初的山西是个处境微妙的地方。中原的战乱没有破坏山西的安定，山西的统治者既想开通对外的联系，又想维持闭关自守的状态。民国初年修正太铁路时，特地修成窄轨。京汉铁路的货运到石家庄，要从火车上卸下来，换到山西的小火车上拉进去。阎锡山在抗战爆发前修成同蒲铁路，也采用窄轨，可谓用心良苦，但就这样也没挡住日本军队的入侵。1937年10月的忻口会战，国民党军集重兵于太原以北，与日军苦战。但是没想到日军突破娘子关，从井陉杀入山西，迫使阎锡山放弃太原。日军为了加强对山西的占领，扒掉正太、同蒲路原来的窄轨，换成统一的宽轨。这样，日本人的火车不断向内运兵，向外运煤。日军依靠“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将八路军的太行山根据地从中隔断，形成分割包围之势，配合“扫荡”，不断蚕食、压缩抗日根据地。要打破敌人的封锁和围攻，关键是使日军的交通线瘫痪，而日军的命脉，就是正太路。

娘子关城墙的弹坑
精心部署准备之后，1940年8月20日晚，八路军发动了对华北铁路、公路的大规模破袭战，又称“百团大战”。战役重点在正太路沿线的娘子关、井陉煤矿等目标。战役历时三个半月，八路军各部队作战一千八百多次，使日军在河北、山西的铁路、公路网和桥梁、矿山等设施遭受严重损失，对日本军政高层是一个极大的震动。日军开始重新评估八路军的作战能力，并把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当成作战的主要目标。
今天，娘子关旧关的城墙上，还保留着当年作战留下的弹坑。石太高速公路的开通，把井陉变成了通衢大道。我们已经很难找到井陉古道的原貌，也体会不到当年的艰难险阻。从山西运煤的重型卡车，川流不息地在太旧国道上缓缓行驶。长年的超载卡车把公路轧得崎岖不平，多处裸露出底层的石子。这条国道与它的名字一样，真是太旧了。我们乘坐的出租车在卡车的巨轮下经过，被飞扬的尘土和煤灰蒙住了玻璃和视线。原来泉水清澈、洁净美丽的娘子关，被煤灰搞得灰头土脸。固关和附近的长城被修葺一新，但关下的破烂公路却令游客望而却步。娘子关何时才能恢复往日的秀美？

不屈的狼牙山
本来，我们寻访太行的第一站是狼牙山，把它放在文章的后面写，是因为它带给我们的是沉重的回忆。狼牙山在河北易县西南，海拔1025米。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里称其为狼山，说它“山谷高深，与恒山接”。五代时候契丹南下，当地人曾在这里修筑山寨，躲避战乱，人们对它的印象并不深。1941年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这座山。
童年时看《狼牙山五壮士》的电影，感觉这里是一座陡峭险峻的荒山。真正来到狼牙山下，立刻被它雄伟和秀丽的风光所震撼。山下树木青翠，清风徐徐，令人心旷神怡。山顶怪石突兀，形似参差不齐的狼牙。这里的山峰不像华山的千仞绝壁，倒像黄山的梦笔生花，岩壁形成一级级的台阶使山头形如竹笋，松树在岩缝中顽强地生存，为灰色的岩石覆盖了一层绿色。

狼牙山
狼牙山是太行山延伸到华北平原的支脉，山下就是一望无边的平原。远眺易县、保定等城市和平汉铁路，进可攻，退可守。所以，狼牙山是晋察冀军区一分区的中心地区。日军把晋察冀军区视为威胁华北和平汉路的心腹之患，必欲除之。1941年6月，冈村宁次大将接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他集合七万多兵力，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9月24日，日伪军两千多人围攻狼牙山地区，一分区杨成武司令员指挥分区机关和群众三万多人从狼牙山中向太行山深处转移，担任掩护的1团7连扼守半山的棋盘坨，阻击一天。最后留下2排6班掩护，这个班只有五个人：班长马宝玉，班副葛振林，战士胡福才、胡德林、宋学义。
马宝玉等在山间小路，借助山上茂密的树丛射击敌人。敌军以为找到了八路军主力，喊叫着向山上攻击。本来山上还有其他的小路可以向山后转移，也有山洞可以隐蔽。可是五勇士为了拖住敌人，向山顶一边战斗一边冲，因为没有当地群众担任向导，他们退到山顶的悬崖上。当日军嚎叫着冲上来、想活捉他们的时候，马宝玉把最后一颗手榴弹投向敌人，然后摔坏枪支，带领大家跳下万丈悬崖。
在山下的五勇士纪念馆，我们看到了军区颁布的训令，高度评价了五勇士“至死不屈的伟大民族精神”。为了纪念牺牲的马宝玉、胡福才、胡德林，1942年军区在山顶修筑了“狼牙山三壮士纪念碑”，后来被日军扫荡时破坏。1959年当地政府重修五勇士纪念碑，“文革”中再次遭到破坏。现在矗立在山顶的雄伟纪念碑，是2000年第三次修建的，由聂荣臻元帅亲笔题词。五勇士的精神既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为国家、为民族英勇献身的典型。只有亲身登上狼牙山，才能体会到五勇士的伟大。

三勇士碑
今天的狼牙山，已经成为红色旅游胜地。山上修了索道，直达棋盘坨。山下新修了平整的公路，两旁的农户纷纷开设家庭旅馆，招待游人。在休假的日子，这里也是游人如织，但是附近的山头就没这么幸运了。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当地纷纷开采岩石，加工成建筑装修材料。石材已经成为易县的支柱产业，沿途经过，有的山体已经被削去一半，有个村子为了开采页岩，从村旁的地基向下挖，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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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扫荡残酷的岁月里，八路军依托太行山与日军进行了殊死搏斗。1941年11月，从黎城开来的日军三个联队五千多人进攻黄崖洞，企图彻底摧毁八路军最大的兵工厂。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依托天险和坚固的工事，顽强抗击了6个昼夜。日军付出了千人伤亡的代价，仅仅占领了兵工厂的空房子。黄崖洞保卫战八路军伤亡仅160人，创造了对日军作战1：6的战绩。
但是，冈村组织的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扫荡，给华北抗日根据地造成了极大破坏。1942年冀中“五一”大扫荡，使我军在冀中平原的根据地几乎全部损失。5月25日，八路军总部转移到辽县（今左权县）十字岭时陷入日军重围，左权掩护彭德怀和机关人员分路突围，不幸牺牲。扫荡过后，华北抗日根据地缩小过半，只能在太行山深处坚持斗争。抗战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
为了困死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日军在平汉铁路沿线修了几百千米的封锁沟，切断了平原地区向山区输送粮食的道路。当时太行山区又遇到严重的旱灾，根据地军民几乎到了断粮的境地。为了渡过难关，改善处境，中共中央决定改变策略，毛泽东指示各级干部：单纯的军事斗争，表面上的尖锐对立，将引起敌人的残酷镇压，其结果会造成群众的恐惧，要善于隐蔽自己，保存实力，保护民众不吃亏；允许采取两面政策，长久坚持，一切只顾一时痛快的拼命斗争而不知转弯的办法都是有害的。此后，八路军在太行山里搞生产自救，精兵简政，不再轻易发动大规模作战。冈村也感到实力不济，太平洋战争抽走了华北最精锐的师团，冈村也没有能力再大举扫荡，只能维持华北的局面了。
一位元帅说：中国抗战的胜利是熬出来的。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咬牙坚持，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就能等到胜利的一天。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平原地区的部队和干部，陆续撤到太行山区休整，养精蓄锐。在日军的力量逐渐削弱下，太行山根据地组织了小股的武装工作队，再次深入“敌后的敌后”，恢复平西、冀中等平原根据地。在通往太行山的各条通道上，都建立了秘密交通线。1943年，中共中央将各根据地的领导干部集中到延安，进行整风学习。太行山南部的滏口陉，这时成了出入太行最重要的通道。山东、华中等根据地的领导人，都是从这里转赴延安的。刘少奇从山东根据地转道河北沙河，通过平汉路，然后经武安、涉县进入太行山，到达八路军总部驻地左权县麻田镇，再通过同蒲路进入吕梁山区，从晋西北渡黄河到延安。陈毅则是从华中辗转到河南安阳，过平汉路后沿着清漳河北行到麻田，然后经太谷进入吕梁山。麻田镇地处滏口陉的北端，是当时最大的交通中转站。各地领导干部经太行山赴延安，由秘密交通站接力护送，通过多处敌人封锁线，却没出一次意外。刘伯承元帅指出：“太行山，不仅在抗战初期是我们据以开辟冀南和冀鲁豫地区的支点，在抗战中期，还支援了平原地区的斗争。在形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冀南和冀鲁豫地区的许多干部和一部分部队则调到太行山区来休整、训练，成为支持整个山地、平原游击战争的基础。这样，山区和平原互相配合，充分地发动群众，军民团结一致，就形成了不可战胜的雄伟力量。我们就是依靠这个力量，坚持了艰苦、复杂的斗争。”这是对太行山最高的评价，也是对太行山抗日战争的总结。

反腐败：在新中国建立之前
提起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人们都会想到毛泽东1949年3月5日在河北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在进城之前，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意味深长的告诫：“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离开西柏坡的时候，毛泽东还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是毛泽东教育全党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防止腐败产生的经典论述，也使我们产生一个感觉，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是从建国后开始的。
其实早在建国之前，解放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从共产党进入城市的时候起，严格组织纪律、反对腐败堕落的斗争就已经展开了。

男女关系衍生的政治案件
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军东北，日本投降。中国共产党抓住这个历史机遇，抢在国民党接收之前，建立东北根据地。最先到的是原抗日联军干部，他们进入北满各地城市，开始建立政权，进行接管。从深山密营的艰苦生活转变到城市的舒适生活，有的干部产生了享乐思想，革命意志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男女恋爱的问题上，从沉溺于男欢女爱演变为严重的政治案件。
1946年1月，北满合江军区依兰县第5支队副司令杨清海叛变。杨清海1940年参加抗联第7军，任大队长。在日军围剿的艰苦环境下，许多人叛变脱离队伍，杨清海却表现得相当坚定。在最困难的时期，他带领队伍到苏联境内坚持斗争。1945年8月，他随苏联红军解放依兰县，被任命为城防副司令。八路军部队到达北满后，杨清海又担任合江人民自治军依兰第5支队副司令。
当时的依兰情况复杂，土匪头子谢文东、李华堂等因为当过抗联的关系，自封为各地的“司令”。伪满官吏、军警仍旧把持着当地的权力。杨清海受他们的引诱，很快腐化堕落。他认识了开赌局的辛老头的女儿辛爱玉，辛爱玉外号“辛大姑娘”，是依兰城里有名的妓女。杨清海本来有妻室，但在辛爱玉的诱惑下遂与她同居。辛爱玉当了姨太太，那些开赌局的地痞流氓就把杨清海当成他们的保护伞。
苍蝇专叮有缝的蛋，国民党特务把杨清海当作策反对象。他们穿针引线，让杨清海和李华堂拉上了关系。杨清海接受国民党的委任，与李华堂密切联系，等待时机叛乱。依兰人都说：“若没有辛爱玉，杨司令恐怕还不敢叛变。”
合江军分区司令员贺晋年是来自陕北的老红军。他对杨清海通敌活动有所察觉，便与张闻天书记商量，把杨清海调到佳木斯学习，解除他的职务，审查他的问题。杨清海感到情况不妙，便派人联络李华堂，决定发动叛乱。
1946年1月10日晚，依兰县政府的干部为杨清海设宴饯行，勉励他好好学习，处理好家庭问题。杨清海表面客气，心里暗藏杀机。夜里，他命令亲信在营房动手，打死了依兰独立团三位关里来的干部，煽动大家跟着他叛乱。就这样，杨清海拉走依兰独立团两个连一百五十多人，长短枪一百六十多支，到西山与李华堂会合。国民党的报纸大肆宣传杨清海叛变，在当时东北影响很大。
当年10月，贺晋年司令员带领骑兵在牡丹江追剿李华堂，土匪被打散了。辛爱玉受伤被俘，杨清海只身逃到了国民党盘踞的长春，在那里靠赶大车度日，后来到沈阳做小买卖隐藏起来。1950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终于被群众揭发出来，被公安机关逮捕枪决。
男女间的情感问题，有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演化成严重的政治事件，这给进入城市的共产党人敲响了警钟。在战场上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并不复杂。但是如何应对进入城市后带来的种种变化和新情况，特别是在生活、男女情感等方面防微杜渐，保持共产党的艰苦奋斗作风，杜绝腐化变质，是共产党面临的一个新挑战。

整顿队伍，清除腐败，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1945年10月，在中共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战略方针指引下，关内各根据地调动10万大军进入东北。194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东北民主联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和种种不利因素，东北初期的斗争非常艰难，特别是1946年6月四平保卫战失利后，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撤退到北满，部队损失严重，干部中的一部分人思想混乱，形势非常危急。
中共中央做出重大决策，改组了东北局。1946年7月，新组建的东北局领导集体在哈尔滨召开会议，研究对策。林彪、罗荣桓、陈云、高岗等共同起草了东北局《七七决议》，号召东北的党和军队的干部重整旗鼓，整顿队伍，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努力奋斗。
建立根据地的关键在农村。《决议》强调：要掀起干部下乡的热潮，必须克服腐化享乐思想。“许多到达东北的干部，对于长期战争和艰苦工作没有认识，没有精神准备，不少人迷恋城市生活，缺乏下乡的决心，缺乏群众观点，干部中享乐腐化厌战的情绪在增长着，这是党内最危险的现象。目前应在干部中反复说明东北斗争形势，使干部认识东北斗争的尖锐性和长期性，认识能否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农民不起来，我们在东北有失败的可能。”《决议》号召各级干部“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造成共产党员面向农村、深入农民的热潮”。
在反对和平思想、腐化享乐，动员干部下农村的同时，部队的整顿工作也在深入展开。根据以往的教训，凡是土匪活动猖獗、叛变多发地区，国民党特务、地主武装的捣乱破坏固然是主要原因。但是我们内部的队伍不纯、坏人掌权和干部腐化堕落，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就要先清洗内部，内部纯洁了，队伍才能巩固。1947年4月29日北满合江军区政治部主任卓雄给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的报告，汇报了半年以来的剿匪和建军工作，谈到整顿地方部队工作，首先是清洗坏分子。他说，有些部队内部极不巩固，成分复杂，警察、特务、地痞、把头等占一半以上。还有一些干部历史复杂，不可靠，上级对这些部队进行了整编清洗。“清洗的数目，全军区统计在连排干部中即占半数以上。”
在整顿过程中，卓雄还发现了比较严重的贪污腐化现象，犯错误的还有关内来的老同志。他在报告中反映：某军分区“很多的干部都贪污腐化搞女人”。“在生产方面发生过很严重的现象。私人做买卖造成了一部分干部贪污腐化的风气。近来经过多次检查批评，已有转变。现在除了上级指定专门机关搞生产工作外，其余部队、机关、个人绝对禁止商业生产。部队机关生产规定解决全年的菜、肉类、黄烟、办公费等项，主要进行农业生产。”
卓雄反映的贪污腐化问题，东北局早已注意到了。确实有个别干部，进城之后贪图享受，拜倒在金钱美女的脚下，丧失了革命意志。有的为了享乐，挥霍贪污公款，造成后方财经工作混乱。战争的形势不允许革命队伍中有这些蛀虫存在，必须把他们清除出去。东北局制订建立根据地的三大任务：发动群众，整训部队，整顿财经。最后一项任务就是要在后方的城市政府部门中，清除腐化变质分子和贪污分子。为此，东北局在1946年8月发布了《关于反贪污腐化浪费指示》，指出：在目前战争情况下，“来东北之干部，自应百倍紧张地工作，以艰苦奋斗的精神进行工作，以奠定立足的基础，以争取战争的胜利。但有些干部却只顾个人的享受，对战争与建立根据地及其他工作，皆缺乏积极性。此种思想与行为，必然造成重大损失与困难。我各级党政机关，今后除加紧党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工作外，对于纪律方面亦应严格注意。尤其对于贪污腐化浪费的行为，无限制发展私人财产的行为，只顾自己挥霍享受不顾士兵与人民痛苦的行为，应加以干涉与取缔”。
根据东北局的指示，各地政府机关进行了认真的清查，查出了一批腐化变质分子。他们有的挥霍浪费，化公为私；有的堕落腐化，搞女人，吸大烟，完全丧失了党员干部的立场。这些人虽然不多，但对革命队伍的危害极大。1947年4月出版的东北局机关刊物《群众》第13期出了一个专号，公布了一些典型事例。
在《群众》第13期的反贪污腐化专号上，一共通报了16个干部。除了杨清海叛变投敌外，其余都是进城后追求享乐，走上贪污腐化道路的。这些人在东北局干部队伍中，当然是极少数的。但是他们的堕落给东北的全体党员、战士上了一课：忘记了战争，忘记了党在东北的任务，只追求个人利益，必然陷入堕落的泥坑中不能自拔。东北局要求大家通过这些反面教材，吸取教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坚决把党内的腐化变质分子清除出去，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和战斗力。
短短的几个月，东北的党政干部和各部队指战员认真执行了“发动群众，整训部队，整顿财经”三大任务，经过清理内部，革命队伍更纯洁了，克服了混乱局面，统一了思想，提高了士气。干部战士们从四平之战后不利形势的阴影下解脱了出来，重整旗鼓，开始了新的战斗。
上述案例和教训也使东北局的领导意识到：许多贪污腐化的根源都是从男女关系开始的。婚姻恋爱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大问题。为了保证部队的战斗力，防止后方机关干部的腐化变质，上级认为必须从严控制婚姻。东北局当时作了严格规定：连队干部和战士原则上不许结婚，高级干部结婚也要从严掌握。有个政策简称“二五八团”：就是男方年龄25岁以上、8年以上军龄、团级以上才能批准结婚。在战争年代，这个政策执行得非常严格，从而保证各部队干部全力以赴地投入战斗，后方干部勤恳努力，忠于职守，直至夺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朱老总亲自整顿军队经商
1947年5月，朱德、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从延安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一个精干的小部队，在陕北坚持斗争，与胡宗南周旋。临别时，毛泽东交给朱德一个任务：解决华北部队的作战问题。
当时，国民党军队兵力不足，被迫将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而解放军已经度过了战争初期最困难的阶段，东北、华东等战区开始组织大规模战役，整军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只有华北战场打不开局面，没打一个像样的歼灭战。当时各战区部队歼灭国民党军十几个师，俘虏国民党将官106人；华北战区只俘虏一个，还是团长。毛泽东在1947年1月批评华北战区负责人：“过去六个月自卫战争，你们已有不少胜利，但比陈（毅）粟（裕）集团、刘（伯承）邓（小平）集团、陈赓纵队（只有四个旅）的胜利是落后的。现在正是你们赶上去的有利时机。”3月，毛泽东再次批评华北战区负责人：“你们作战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能歼灭敌人就是对于其他战区的配合。你们长时间没有打开局面，八个月来各解放区俘虏的106个国民党将级军官中，你区俘获得最少（据说只有1名），其中必有缘故。应虚心检讨，得出教训，以利作战。”[1]

朱德在华北战场
因此，毛泽东委托朱德去华北部队视察，看看原因何在。朱德到达华北部队后，听取干部汇报，并实地调查研究，发现了严重问题。6月他给毛泽东写报告说，华北部队后方太大，出征人员少。野战军号称12万人，实际能用于作战的不到7万人。其余的都在后方搞生产，各自为政。团以上机关都有自己的财产，纪律也比较混乱。如果不割去这个大尾巴，华北部队的状况就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
为什么华北部队有这样的现象呢？这是抗战时期遗留的问题。抗战期间，太行山根据地的部队都是自谋生路的。延安不发经费，要部队自行解决生计问题。抗战时期是国共合作，八路军不能像红军时期那样打土豪、分浮财解决军饷，就只有靠生产经商。于是，晋察冀部队在太行山里开荒种地，办商店，搞多种经营。聂荣臻回忆：他领导的边区政府制定新经济政策，保障一切抗日人民（包括地主）的财产所有权，人民按政府规定缴纳赋税，任何机关、团体不得另立名目勒索或罚款。政府建立银行，发展农业，积极垦荒，扩大耕地面积，繁殖耕畜，凿井开渠。发展军事工业、矿业和手工业，鼓励开展各种生产互助合作，发展商业。
晋察冀边区地处陕甘宁和华北敌占区之间，八路军利用敌占区农产品缺乏、商人贪图牟利，以及在伪军、伪组织中的地下内线关系等条件，展开工作。八路军的地下关系网一直深入到北平、天津，利用一些商人为根据地提供必需品。一部分商人是同情抗日的，有些商人没有这样高的觉悟，但他们总想赚钱吧，也愿意同八路军做买卖。尽管日伪对边区封锁，但是，八路军利用各种关系，从敌占区购买各种必需品。特别是在天津的路子更广一些，搞到的各种物资尤其是医疗器械和药品比较多。到1941年，晋察冀政府和部队的生产经营已初具规模，有了多种设备简单的小矿，以及熬盐、制碱、硫磺、酒精等化学工业和榨油、制造纸张、面粉、文具等多种轻工业。
八路军在晋察冀边区搞生产经营和商业贸易，使边区军民的生活日用品大部分能够自给，不但解决了生存问题，还经常接济陕甘宁根据地。但是到了解放战争，部队要打仗了，原来的经营体制就成了大拖累。你想，一个团的编制，后方搞经商的人和前方作战的人数差不多。一个团长还要想着后方的生意怎么办，缴获的财物也不交公，都运往自己单位的后方，这样的部队能集中精力打仗吗？这种前后方不分、建制混乱的现象不解决，不但打不了仗，而且极容易滋生贪污腐败，涣散部队的战斗力。
朱德与刘少奇商量，决定采取坚决手段，割掉后方的大尾巴，让部队轻装作战。他指示华北部队：停止经营生产，商店一律归公，建立统一的后勤机构专门管理。这要涉及很多干部的切身利益。朱德向中央表示：“改组虽一定会有很多阻碍，当设法推动，以取得速效。”6月3日，毛泽东致电同意朱德的报告，指示华北部队认真整顿。在刘少奇的配合下，华北部队清理了经商机构，后方人员由新建的军区后勤部统一管理。军区参谋长赵尔陆任后勤部长，黄敬任政委。后勤部统一领导军区的供应、卫生、兵站、军工生产、交通运输、补充新兵、训练俘虏等工作。
经过两个月的整顿，华北军区的混乱现象明显改变了，机关后方精简了，野战部队摆脱了沉重负担，部队机动灵活了，特别是制止军队经商，铲除了滋生腐败的根源。干部们都能集中精力作战了。当年10月，华北部队在保定以北的清风店全歼国民党第3军，俘虏军长罗历戎，打了第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朱德非常高兴，赋诗一首，表示祝贺。
[1] 军事科学院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2册，第86页。

中日邦交“破冰之旅”揭秘
今年是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44周年，但是中日邦交的“破冰之旅”却要上溯到1953年。那一年，中国政府通过民间交往方式，帮助32000名日本侨民归国。在中日双方的首次接触中，还有一些埋藏多年的秘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史料的公开，今天可以作一个全面的回顾了。

从民间渠道实现突破
中国和日本是近邻，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留下了痛苦的回忆。战后的日本政府与美国和台湾国民党政权结盟，使中日邦交正常化遭遇了严重阻碍。日本民间友好人士都希望与新中国友好往来，新中国也希望与周边国家保持和平友好的关系。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决定从民间外交打开突破口，通过“以民促官”的方式逐渐实现中日邦交的正常化。
1945年日本战败后，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遣返滞留中国的日本军人及家属、平民共三百余万人回国。从1946年到1948年间，绝大部分日本人回到本土，但是还有一些日本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回国。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提出了回国要求。中国政府考虑，在中日两国尚未恢复邦交的情况下，只能通过红十字会的渠道与日方联系。1950年夏，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常务理事伍云甫到摩纳哥出席国际红十字会会议期间，主动与日本红十字会会长岛津忠承联系，希望与日方合作，帮助在华日侨回国。日本方面积极响应，各界友好人士成立了“日中友好协会”和“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与日本红十字会联合，三团体向日本政府交涉，要求同意派船接日侨回国。经过反复交涉，日本政府同意三团体代表前来中国会谈，并打破常规，给来华代表发放了公务护照，前往国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日中对立的壁垒，实际上被打破了。
1953年1月26日，以岛津忠承为首的日本三团体访华团经香港来北京，受到了中国政府的热情接待。据当年参与此事的新华社记者高梁先生回忆，周恩来总理派廖承志直接领导外交部、公安部、红十字会等方面负责人，参与接待和谈判工作。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谈判进行得很顺利。3月5日，中日双方签订了《商洽协助日侨回国问题的公报》。日本政府承认了这个公报，并落实协议，派船接日侨回国。
为何中方对日侨回国问题如此重视？这是因为三万多滞留中国的日侨中，有两种神秘身份的成员：多数是中国解放战争期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工作的日本医生、护士和在东北地区军工企业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还有少量是为国民党阎锡山部队作战的日军战俘。

跟随四野南征北战的日本医生、护士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怎么会有日本医生、护士呢？作者在查阅解放战争历史档案时，发现第四野战军（以下简称“四野”）中有日本医生、护士的记载，觉得好奇，于是开始了长时间的采访和研究。2000年，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高恩显先生主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及《资料选编》，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书中以丰富的史料，揭示了这个秘密。
抗战胜利后，苏联红军占领了中国东北。当时国民党军队远在大后方，鞭长莫及。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则贴近东北。面对这个历史机遇，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迅速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根据地组织10万大军，向东北进军。
万事开头难，东北老百姓对共产党不了解，部队所到之处得不到群众支持。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给中央的电报说：部队处于“七无”的困难境地，“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各地部队进入东北时，只有战斗部队，后勤人员很少。医务人员奇缺，有的连队甚至连一个卫生员都没有。千里长途行军，进入东北后又得不到休息和补给；还要打土匪，和国民党正规军作战，伤病员成了大问题。东北军区卫生部长贺诚回顾初进东北时期的情况说：“在这个时期，我们有些部队一到东北就打仗，有的甚至于还没到东北，就开始打仗了。部队是从各地来的，但卫生人员来的却很少，没有一个整体领导的东北卫生部。当时在山海关、锦州、营口等地打起仗来，各师旅的伤兵总是要往后送。伤兵送来，当时人少、药缺，但是伤兵不能不接收，因此我们不能不利用敌伪的旧医院。各种人员大都是就地争取的，现找药品找材料”，“群众对我们的认识不高，土匪、特务到处活动。在南满我们撤出了城市之后，医院都不能有安定的地区。冀察热辽部队在撤出锦州时，医院800余名伤员坐着担架，骑着毛驴，乱哄哄地爬山越岭，后面还有敌人在追。这种状态，抗战中都很少见，当时的混乱情况即可想而知了。”[1]
接收伪满地方医院时，八路军干部发现：在东北地区，医生、护士属于高等职业，绝大多数都是日本人，中国医生很少。因此不得不打破常规，大量征用日本医生、护士。原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生化研究所党委书记徐科是当年卫生部的干部，他回忆：“1946年3月苏军撤退后，高岗带领我们去接收哈尔滨。我受卫生部孙仪之部长的领导。哈尔滨霁虹桥附近有市立第一医院，我去当军代表。孙部长给我的任务是留用日本医生。当时日本人遣返有名单，上面写着职业。根据名单一个个验明身份，才让他们登上回国的火车。我们在火车站和收容所按名单找人，开始是留医生，后来留护士，最后凡是壮年男子都留，当担架员和勤杂工。日本医生不愿意留下，就躲藏起来。有个妇产科医生，藏在马家沟中国人家里。我得知情况后换了便衣，装成家里有人要生小孩，把他引了出来。还有一位泌尿科医生向医院请假逃了，我们到后方把他找回来。当时我们按名单留用，到处打听日本医生的住址和下落，以命令的方式把他们留下来，集中后分配到各部队医院。”[2]
这些日本人为八路军工作，当初是出于生计上的考虑。日本投降后，苏军接管了日本人的产业，将工厂设备拆运回国，又剥夺了日本人的房屋财产，使大批日本人陷入困境。高桥贞夫回忆：“那时我在安东市，边做豆腐边上街叫卖，其中的辛酸令人无法想象。1946年春，来了穿着制服的军队。一个指挥官模样的人给我们讲话，他非常同情大家，之后他又说希望我们能给他们帮忙，工作是抬担架运送伤病员。我们在部队首长的带领下，穿上发给我们的新服装，并放开肚子享受了一顿美味的饭菜，悬着的心放下了，当时我意识到只有走这条路才能生存。”[3]就这样，高桥等人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成为第29后方医院的护工。他努力工作，后来被提拔为管理日本人的民族干事。

在四野医院工作的日本医生、护士
东北初期的局势对中共很不利。1946年5月四平之战后，林彪的队伍退过松花江。战争形势的困难和生活的艰难，使部队的士气很受影响。医院的情况也比较混乱。新井侃医生是在本溪被征用参军的。当时本溪的六家医院全部被八路军改编为后方医院。八路军伤兵对日本人仇恨很深，日本医生、护士也有雇佣思想，造成医患关系紧张。新井侃回忆：“那时听说在第一后方医院，轻症病人也叫护士端洗脸水、接大小便、按摩以及端饭端药等，每一个重症病人都要一个护士看护，并听说如果得罪了伤病员就要挨皮带抽。”[4]工作劳累又得不到尊重，日本医生、护士情绪低落，多数都想回国。
东北民主联军政委罗荣桓得知这些情况，非常重视。战争需要医生、护士，必须制定政策，让他们安心工作。卫生部长贺诚以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的名义，于1946年9月9日发布了《关于目前紧急工作任务的指示》，简称“九九指示”。这个指示强调要团结关心日本医生、护士，并规定了具体政策。
“九九指示”指出：对日本医务人员的政策，首先是纠正“左”的偏向，“认为这些日本医务人员是战败的俘虏兵，于是常以错误的态度去对待他们，要他们工作时则一味地用强迫的办法，有的不要他们工作（如病人反对日本人给看病），对于他们的生活不给予照顾，人格不予以尊重，技术不给以重视，结果使得日籍医务人员离开”[5]。为了让日籍医务人员在工作中比较安心，认真负责长期地工作下去，最低限度要求他们做一个守本分的工作者。为此，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规定以下政策：
第一，要照顾他们的生活。日籍医务人员来到我军工作后，有的医院对他们生活照顾较好些，他们即安心，否则便要求脱离。因此，在供给标准以内，应使日籍医生及家属的伙食与我军医生同等待遇，在同一灶上吃饭，在可能时使得他们能吃日本菜。津贴要按月发给，欠薪单位要从速补发。遇有家庭困难多之技术人员要注意照顾，如有的医生家眷需要来的，尽可能接她们来院同居。日本人之间的婚姻，在不妨碍工作的原则下一般是允许的。
第二，尊重他们的人格。允许他们保持某些民族习惯，以和蔼诚恳的态度对待他们，反对打骂日本人。
第三，重视并提高他们的技术。日本医务人员的技术好，应当重视他们，虚心向他们学习。
这些政策体现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对日本医务人员的关心和照顾。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共产党的干部每个月只有几元钱津贴，但要保证日本医生、护士拿原来的工资。共产党的干部结婚，组织上有严格规定，叫“二五八团”。战争期间，家属是不能随军的。相比之下，日本医务人员享受的待遇要比共产党的干部优厚。
在日常生活中，共产党干部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逐渐教育和感化了日本人。在第一后方医院工作的女医生野口回忆：有一次，部队改善生活，吃红烧牛肉。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但野口不吃牛羊肉，只能看着。中国战友问她是不是生病了，她说出原因。医院领导非常重视，把炊事班长叫来严肃批评。班长难过得要流泪，连连道歉，问野口吃鸡蛋行不行。院长带着炊事班长到老乡家里买鸡蛋，给野口做了鸡蛋炒饭。野口捧着香喷喷的米饭，心里感受到军队大家庭的温暖。元木和男是29后方医院的炊事员，他想回国闹情绪，在米饭里掺沙子，伤员们愤怒地要打他。司务长问明情况，严厉地批评了他，但并没有予以惩罚，而是让他重新做饭，挽回影响。共产党员对他的教育和帮助，使元木改变了雇佣思想，努力工作，被评为模范工作者，并被提升为医院的事务长。他说：“我被调到院部从事会计和出纳工作，一干就是几个月。在我们住的土房子里，随地堆放着装有几百万元钞票和银圆的麻袋，担任警戒任务的只有我和一名少年。武器只是两条自动步枪。刘院长把这么一项重要工作放在我这个日本人身上，信任的程度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