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观念中的历史
作者：大卫·阿米蒂奇
内容简介
内战的时代或许已经结束，但过去的几十年里它又在世界各地频频爆发，巴尔干、卢旺达、布隆迪、索马里、斯里兰卡、叙利亚内战正逐渐成为人类颇为广泛、颇具破坏性且独具特色的有组织的武装暴力形式。如何定义这些形式的暴力，关系到政治、军事、经济和人道援助、国际法立法执法等方方面面，甚至影响到整个世界格局和全球人类的命运。正如作者所言：当今的时代要求我们正面地直视内战。 我们以为我们了解内战，但它究竟是什么，不是什么？这有着漫长而歧义纷出的历史，从罗马共和国到早期现代欧洲，一直到当代。对内战的定义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内战之为内战，取决于谁是统治者谁是反叛者，谁是战胜者谁是战败者，谁是当事者谁是局外人。称一场冲突为内战，可以由外部力量是置身事中还是作壁上观而判定从美国革命到伊拉克战争，核心的观点都是随着视角的变化而变化。 关于战争的研究，历来不乏名家名作，可对于内战，则乏善可陈。作者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空白，并尽力弥补了这一缺憾。他搜集了过去2000年里关于内战观念的争论历史，并选取了三个时间点地中海时期、欧罗巴时期和全球化时期，采用长期视角，展示了内战的起源、转变及其当代状况。第一个时期是在古代罗马，第二个时期是在近代早期的欧洲，第三个时期是自19世纪中期至今。

导言 直面内战
1945年后，欧洲、北美以及其他类似的经济体，如澳大利亚和日本，经历了所谓的“长期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与国之间非战状态的时期堪称近现代史上最长。此前最平静的时期，是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克里米亚战争（1815—1853），然后是从1871年的普法战争到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至少在欧洲是如此。虽然有“冷战”的阴影笼罩，但是，近代北半球国家之间的和平持续时间比上次长了20多年。[1]最新的全球趋势依然令人欢欣鼓舞。最新的数据表明，2015年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仅发生了一起——印度和巴基斯坦，伤亡仅约30人。在此前的2014年，也仅有一次冲突。[2]尽管有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干涉事件和中国南海的岛屿争端，但是“长期和平”看上去似乎正在不断延伸并扩展至全球范围。
然而，我们这个时代也并非一帆风顺。[3]这个世界依然充满暴力。2015年，从阿富汗到也门，全球发生了40多起武装冲突，这还不包括恐怖主义、暴动或其他形式的“非对称”战争，即非政府武装力量攻击政府或其居民。原来的基地组织和现在的伊斯兰国，以及他们的拥护者，将战火引到了城市街头，从曼哈顿到孟买，从悉尼到布鲁塞尔。尽管国与国之间事实上可能处于和平状态，但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冲突让人民难以产生安全感，何况很多人清楚战争就发生在他们的国境内。“长期和平”被一个黑暗的阴影笼罩着——内战。
20世纪90年代早期，“历史终结论”的拥护者们坚信，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将会席卷全球，带领全人类走向贸易繁荣和人权受保障的未来。持有这种信念的人认为民主的和平时期将会出现。据他们所称，一个民主政体是不会向另一个民主政体发动战争的，因此，他们坚信，随着民主制度的广泛传播，世界和平将会随之到来。这些人的信条建立在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理论之上，而康德的理论则源自欧洲启蒙运动中关于获得持久和平的可能性的论述。[4]当然康德并不是一派天真的，他讽刺地提到，一位荷兰酒馆老板在其酒馆标语牌上写着“永久和平”几个字，而旁边挂着一幅画着墓地的画。这暗示着只有死亡的长眠才是真正的永久和平。然而，康德也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并非“空洞的理念”，而是一项“正逐渐解决，并不断靠近其目标的任务”。[5]在康德有生之年，永久和平并没有变得更唾手可得——康德于1804年2月逝世，在他死后仅10个月，伟大的将军和帝国缔造者拿破仑获得加冕，成为皇帝，并在接下来的10年对世界造成威胁。尽管如此，在200多年后的今天，许多人依然大胆地相信，也许人类终于已经跨越了国与国之间的武装冲突阶段，在人性中“天使的一面”的带领下，我们也许最终可以实现康德的梦想，能够“战胜战争”。[6]但是，死亡和破坏一直环绕着我们，因而我们所感受到的和平，可能更像是墓地里的那种。然而，最近有一种冲突超越了其他任何形式的冲突，它导致了更多的死亡。这不是国家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恐怖主义，而是内战。
内战正逐渐成为人类最广泛、最具破坏性以及最具有特色的有组织的武装暴力形式。“冷战”之后的几十年间，内战的爆发呈现出极其明显的上升趋势。自1989年以来，在任何时期都平均有20起国家内部战争——这大概是1816—1989年全球每年平均战争数量的10倍。自1945年以来，大概有2 500万人在战斗中死亡。这个数字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队死亡人数的一半，而这一数字并不包括受伤的、流离失所的和死去的平民，更不用谈在战争中受疾病和营养不良折磨的人了。内战中物质和经济的消耗同样惊人。在关于全球经济发展的分析中，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战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战争中死亡的人数，以及必然受其影响的生产效率，被浪费的资源，军队的花费，疾病和犯罪行为的蔓延，还有邻国经济的破坏。那么这一分析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呢？内战的平均价位大概是每年1 230亿美元。这相当于每年北半球对南半球经济援助的数额。正因为如此，内战被称为“倒退的发展”。[7]
发生在国家内部的战争持续的时间更长——大约比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持续时间长4倍。20世纪下半叶的国内战争，持续时间大体上是20世纪上半叶的3倍。这些战争还比其他战争更容易重复爆发，因为“一次内战最具可能性的遗产就是下一次内战”，确实，在过去10年中的几乎每一次内战都是既往的重演。[8]内战看起来总是不成比例地集中发生在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尤其是那些非洲和亚洲国家，发展经济学家保罗·科利耶（Paul Collier）称他们为“最贫穷的10亿人”。[9]如果说自1945年以来，发达国家享受了长久的和平，那么全球其他广大地区的人口则经受了同样长时期的磨难。位于奥斯陆的内战研究中心也在其网页上强调了这些显著的特征，同时提到：“然而，内战却比国家间的战争更少受到关注和研究。”[10]内战似乎会像贫穷一样一直伴随着我们，而且只要它继续存在，它将会更多地影响到世界上贫穷的人口。
然而，内战不应该一直作为一个鲜被探究的领域。正如很多人指出的，内战缺乏系统的理论，也似乎很难对其进行归纳总结。目前也尚未出现一部以“论内战”为标题的巨著，使其可以与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战争论》抑或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论革命》媲美。的确，如我们所见，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几乎没有提及内战，而阿伦特回归原始的主张及其反现代的理念，使得她将内战与战争的话题完全抛弃了。在1993年，战后德国诗人及政治评论家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伯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1929—）注意到“没有一种关于内战的有用理论存在”。[11]后来意大利的政治思想家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也提出“世界上有专门研究战争的战争学，也有专门研究和平的和平学，却唯独没有专门研究内战的内战学”。[12]类似的感叹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我并非旨在提供一个全面的关于内战的理论，而且我也无法弥补那些缺失的研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能做的只是揭示出我们现有不满情绪的根源，去解释为什么我们对内战如此困惑以及为什么我们拒绝直视它。
当今的时代要求我们正面地直视内战。从1648年到1945年，这300年构成了一个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时代。过去的60年，则是一个国家内部战争的时代。[13]这确实是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冲突方式最显著的变化。根据一项被广泛引用的数据，自1945年以来，全世界有259场冲突上升到了战争的程度，而其中绝大部分是属于国家内部冲突。自1989年以来，世界上仅有5%的战争是爆发于国家之间的。我们只需回顾一下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抑或发生在卢旺达、布隆迪、莫桑比克、索马里、尼加拉瓜以及斯里兰卡的战争，就能意识到近年来的内部冲突是多么的血腥，更别提冲突之后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正在经历怎样的苦难。更糟糕的是，内战并不会仅仅停留在“内部”太久。2015年，全球有50起内部冲突，其中有20起——从阿富汗到也门，是所谓的“国际化内战”，即有邻国军事力量参战或外部势力干预。[14]内战并不在乎边境线在哪里。冲突让人们为了寻求安全而背井离乡，所以内战确实经常让一个国家山河破碎。因内战而失去家园的人们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尤其是在2012年的叙利亚冲突中产生的500万难民。这些难民的困境引发了难民危机，因而中东、北非和欧洲的格局在未来几十年里将被重塑。随之而来的是安全和稳定将遭到挑战，这一切呈现了一个清晰的事实：这个世界并不和平，充满内战。
***
战争就是地狱，美国内战时期的将军威廉·特古塞·谢尔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如是说。可以肯定的是，唯一比战争更糟的是内战。[15]关于这点，几个世纪以来已经达成了广泛共识。相较于对外战争，内战造成的破坏性更大。在公元1世纪，罗马内战发生之后，城市成为废墟，田野被荒废，以及贫民流离失所，诗人卢坎（Lucan）看了这一切之后，写道：“没有任何一支来自外国的剑可以刺得这么深，只有本国臣民的双手才可以造成如此深的创伤。”内战就像政治机体上的一种疾病，将其由内而外地损坏。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评论家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在法国宗教战争期间，他告诫过读者：“真相在于，一场外国战争，远不如一场像疾病一样的内战来得危险。”内战不仅危险，而且会导致道德沦丧。1922年，在爱尔兰内战前夕，一位年长的牧师说道：“与外国人的战争会激发一个国家最好的最崇高的精神和品质，而内战，只会激发出人性中的卑鄙和丑恶。”[16]而且即使战斗已经结束，也会留下不可愈合的创伤。在1947年，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 S. Eliot）说道：“我怀疑所有那些重大的内战是否真的有结束的一天。” [17]1970年，法国前总统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在一次对西班牙的访问中曾说过：“所有的战争都是不好的……但是内战尤其不可原谅。在内战中，两边的战壕里趴着的都是同胞，战争的结束也并不会自然地带来和平。”[18]
内战毫无疑问是不人道的，但是因其存在的广泛性和持久性，有些人觉得它是我们人性中的一部分。正如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伯格所说的：“动物会打架，但是不会发动战争。只有人类——作为高级灵长类中独特的一员，会大规模地、深思熟虑地并且激情澎湃地去毁灭其同类。”人类能够对自己的近邻采取暴力行为，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概括人类的特点呢？同时也耻辱地将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习惯区分开来。采用职业化的军队，并且遵循战争的法则，这种正式的战争是一种近现代出现的新事物。而在这背后隐藏着一种更原始的、更持久的非人道的存在形式——内战。“内战并非仅仅是一种古老的习俗，”恩岑斯伯格总结道，“内战是一切集体性冲突的主要形式。”[19]
恩岑斯伯格写这些话的时候，非洲和巴尔干地区正在发生种族冲突，而1992年4月和5月间洛杉矶爆发的暴动也刚过去不久——暴动的缘由是，前一年殴打黑人骑车者的一位白人警察被无罪释放。当时，在世界各个大洲及不同城市，正值一个人与人之间的暴力不断爆发的高峰时期。这一切似乎是为了向我们重新确认，人类最丑恶的一面有多么普遍，以及作为内战参与者是我们逃不掉的命运。恩岑斯伯格认为内战一直伴随着人类，而我们不能责怪他的这一主观断定。许多世界上最古老的神话——《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中的黑天（Krishna）与阿周那（Arjuna），希伯来《圣经》中的该隐（Cain）与亚伯（Abel），希腊神话中的厄忒俄克勒斯（Eteocles）和波吕尼刻斯（Polynices）和罗马神话中的罗慕路斯（Romulus）与雷穆斯（Remus）——都涉及团体的内部矛盾，尤其是自相残杀的情节，在某种意义上暗示我们这种行为具有广泛的基础。[20]这些神话有助于我们理解内部冲突中的情感方面，但是神话传说的悠久历史并不能说明内战是不可避免的。
内战作为所有人类冲突中最具破坏性以及最具扩展性的形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在公元1世纪，罗马内战的最高峰时期，17—46岁的罗马男性公民大约有1/4加入了战争。[21] 1 700年后，英国在1640年内战中死去的人口，就其占总人口的比例而言，可能比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还要大。[22]美国南北战争中死去的人数，就其占当时总人口的比例而言，也远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还要大：美国南北双方大约有75万人死于内战，如果按照今天的美国人口基数来看，这相当于有750万美国人死亡。[23]这种规模的杀戮，无数家庭灭门绝户，无数社区支离破碎，国家的面目被重新塑造。同时在后来几百年中，在人们心中留下了伤疤。
然而，将内战视为人性的一部分的这种看法——将其视为我们的一种特性，而不是缺点，我们必须要谨慎对待。因为这种看法将我们带入了一种命运，人类将永远遭受内战折磨，永远也到达不了康德理想中的永久和平。为了打破那种认为人类注定无法获得永久和平，而将困于无止境内战的观念，我将引入历史学工具来直面其挑战。在本书中，我将会说明，内战既不是永恒的，也不是无法解释的。我还会论证，内战这一现象符合历史的概念[1]，内战始于罗马共和国，从其令人焦虑的起源，到充满争议的现在，以及可以遇见的肯定和现在一样令人费解和富有争议的未来。它有自身的历史过程，有一个可辨别的开端，也会有一个也许目前尚不清楚的结尾。历史地对待它，将会展示出它内在的不确定性，而并非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内战具有永久性和持续性。我的目标是展现给大家看，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人类自己会去瓦解它；人类精神世界里所珍视的，只要用同等程度的努力，就能将其弃如敝屣。
我的目标不仅是挖掘、整理出内战的历史，而更在于指出，在塑造我们如何看待世界这个问题上，内战具有重要意义。我认为，尽管内战具有相当的破坏性，但在历史进程中，从理论上说，它还是具有生产性的。若没有它给我们带来的挑战，我们的民主制、政治、权力、革命、国际法、世界主义、人道主义和全球化等等——这里仅仅是列举了几个，都会变成和如今不一样的概念，甚至可以说它们包含的意义会远不如目前丰富。[24]关于内战的经验——试图去理解它，改善它，甚至是阻止它发生——都曾帮助我们并至今依然在持续帮助我们，塑造且充实我们对于共同体、权力和主权的理解。内战源于深刻而致命的分裂，但也暴露出交战双方的个体身份和共同性。我们将一场战争称为“内战”，就是承认其交战双方同属于一个群体：他们的相互关系并非外国人而是同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德国法学思想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1888—1985）评论道：“内战具有某种令人惊骇的属性”，“它是兄弟阋墙之战，因为它发生在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内部……也因为交战双方都同样坚决地否定这个共同体”。[25]这是我们对内战恐惧的根源，但是我们也不应该低估它的作用，在内战的对抗中，它促进了对共同性的认识，并且让我们以敌为镜，看清自己。
内战是如此自相矛盾又有着丰富的内涵，因为尚未有哪个时期，对内战的定义是能令每个人都满意的，或者是在使用中不造成争议和分歧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内战的概念是在各种不同的历史情境下来探讨和争论的。然而，下定义总会是一种限制。理解某一事物，即意味着将它从相似的事物中区分出来，而这通常就是，要将它的独特性用语言文字表述出来。一旦我们知道了它的独特性，我们就能够认识到规律性、持续性和区别在哪里，从而建立起我们对它的理解。
当涉及政治观念时，定义所带来的问题变得尤其尖锐。我们构建出一些名称，以此来号召我们的朋友并且打击敌人。同时我们也要为新的现象命名，既要能准确解释这一现象——我们对它的体验如何——也要有助于让别人获得同样的理解。当我们试图对类似“内战”这样的词汇命名时，在给它下定义的那一刻，政治因素就浮现出来了。是什么让内战成为“内”战，而不是“外”战？其中的不同之处将会永远引发争吵。又是什么让我们将暴力认定为“战争”呢？战争会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而一连串的小冲突并不会。仅仅是这些问题的提出，就要求至少在某些方面进行一定的修正：比如什么是“内”（什么不是“内”）？什么可以算是战争（什么不算战争）？要断定什么是一场内战，什么不是，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在这一战争类别被创造出来之前，要谈论其中的区别是难以想象的。
内战并不仅仅是存在于观察者的眼中，这个词的使用本身往往就是战争参与者之间冲突的源头。当权政府总是将内战视为反叛者或者非法势力对现有权威的反抗，特别是当这些反抗失败以后。克拉伦登伯爵（The Earl of Clarendon，1609—1674）带有保皇倾向地记述了英国17世纪中期的动乱，并将其命名为《英国叛乱和内战史》（The History of the Rebellion and Civil Wars in England，1702—1704）。这样就完全剥夺了叛乱者的任何合法性。[26]出于同样的原因，一本长达70卷的《叛乱战争》（The War of the Rebellion）出版于1880—1901年，这是美国官方对于美国“内战”的阐述，而此书很显然是为了否定战败的“叛乱者”的立场。[27]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内战中获胜的一方，往往喜欢将他们的抗争记载为“革命”，比如，美国和法国的“革命”。这种对立的话语使用起来非常容易：“我”是一个革命者，“你”是一个叛乱分子，“他们”正在打一场内战。
如今的我们，有幸生活在长期和平的环境下，内战对于我们更多的是一种记忆或者隐喻，而非真实的生活经历。内战现在多是以历史剧和科幻游戏的方式出现，更严肃一些的场合则是在政治辩论中和政党之间的权力角斗中。比如，在1988年，美国的国会议员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就曾说美国的政治犹如一场内战：“就像格兰特将军在夏洛之役之后意识到这是一场内战一样，左翼政党内心深处明白，只有一方得势壮大，另一方才会淹没于历史之中。”所以金里奇随后做出了相应的战略部署：“这场战斗必须按照与真正的内战相符合的规模、持久性和残酷性来进行。虽然我们有幸生于这个国家，内战是以投票的方式进行，而不是在战场上进行，然而内战就是内战。”[28]来看更为近期的例子，在2015年11月“达伊沙”恐怖分子袭击巴黎之后，法国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Manuel Valls）就斥责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是在试图发动内战。他说，“我们国家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选择极右翼势力，那基本上意味着挑起分歧，而这种分歧可能导致内战。另一种选择是共和国及其价值观，它们将会把我们凝聚和团结在一起。”[29]正当我写作本书之时，不同国家的党派内部，都因为政党政治的不稳定性而引发了挑起“内战”的指责，比如在美国共和党中，英国的工党中，以及整个巴西充满火药味的政治精英群体中。放眼全世界，民主政治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更接近“内战”。
内战无处不在。它存在于新闻标题中和战场上，在人们的心中和脑海里，也存在于对过去内战的回忆和纪念中。一些国家认为他们从没有发生过内战，而另一些国家则将内战视为他们最重要的一部分，比如美国。还有一些国家，比如伊拉克，国际上普遍认为是长期处在内战中的。知悉历史的好处，或者说不遗忘历史带来的诅咒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轻易而频繁地使用内战这个名词，而内战作为一种战争，从来不像使用这个词所时所看起来的那样稳定和透明。
然而，我们如何才能将内战同其他类型的战争区分开来呢？尤其是当许多内部冲突扩张到国界之外，或者是引入外部的势力加入进来之时。就如1990年在利比亚、卢旺达所发生的情况，以及更近期发生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叙利亚的情况那样。这些战争可否被视为“内”战呢？——从战争必须发生在一个共同体内部不同势力之间的角度来看——当一个反叛集团中加入了跨国势力，比如基地组织，或者有意挑战世界现有政治秩序，宣称自己意图建立超国家组织，就如伊斯兰国或达伊沙追求建立伊斯兰哈里发帝国那样。内战以如此多的多样性——民族纠纷战争、分裂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为了继承权而引发的战争——遍布历史和全世界，并且当现实情况使得我们无法将一个地区的具体暴力事件放入更大的集体行动中来分析，那么，是否每一场内战真的都是同一种类中的样本呢？[30]在全球“新型”战争的大背景下，我们能否将具体的内战从中区分出来？[31]简单地说，什么才是内战？
任何像内战这样复杂的观念，都有着多重的历史。历史学家展示出来的，既可以是引导我们得到现有思想观念的曲折道路，也可以是那些不曾被我们选择的路径。关于这个过程，人文学科领域有一个时髦的词，叫“知识谱系”（intellectual genealogy）。与追溯家族谱系类似，这套方法是沿着历史逆流而上，追寻源头，对于盘根错节的历史中那些偏僻的小路永远保持开放的探索心态。但是它和追溯家谱也有很重要的区别。[32]对族谱的研究强化了延续性：谁是谁的后代，谁是谁的父亲。而且如果说建立家族谱系的目标是增强自我确定性，知识谱系则鼓励怀疑精神和谦虚的品质。它追寻破裂与断层，向人类展示我们的现状仅是偶然得之，并非必然的出现，是多重选择的结果，而非刻意设计所得，是依情况而定，因此是暂时且充满变数的。“当我们对一个概念进行溯源时，”一位倡导知识谱系方法的大师说道，“我们也许会发现该概念在早期使用中的不同含义，因此我们也就获得了一种方式，即将现在的含义与早期的含义进行批判性地比照。”[33]
这种概念谱系法的发明者是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在他的著作《论道德的谱系》（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1887）中，他指出：“所有现存的事物，不管它的起源是什么，总是不断地被那些掌握权柄的人改头换面，根据他们的需要加以歪曲。”尼采试图解释一个观念为什么会出现，它曾经起到过什么作用，权力是如何允许它存在的，以及当最原始的意图已不复存在之后，它最初所具备的特点中，有哪些被一直保留。[34]作为一门学科，哲学研究的是由复杂语言写成的层层含义。尼采是一名出色的古典学者，他十分清楚哲学的重要性，他把哲学的工具运用于观念分析和实践中。他的结论曾一度非常简明而严厉：“所有对全过程进行了符号式地压缩的概念都逃避定义；只有那些没有历史的概念才能够被定义。”[35]也就是说，历史的重量可能被极大地压缩在一个特定的概念中，而积聚其中的复杂性无法被清除。也没有哪个拥有历史的事物，特别是具有一定深刻性和争议性的事物，能够被精确定义而且获得所有人的一致认可。
尼采没有选用内战作为例子，但是内战是他的观点的有力地佐证。（毕竟，在《论道德的谱系》中有这样的标题：“Eine Streitschrift”，即激烈抨击，或者按字面意思翻译为“冲突写作”。）只有忽略历史的多重性，才有可能定义内战。因为历史表明，内战并没有一个稳定的身份，也没有一个被一致认可的定义。在几百年间，作为一个基本的政治概念，内战在许多不同的语境下，为了不同的目的而被不断地重新解释、重新发展。它看起来或许是描述性的，但它有着严密的规范性，所表达的价值取向和含义远远超过任何稳定的定义。
在哲学家眼中，内战正是属于那类典型的具有争议和疑惑的术语。因为“关于如何合理地使用这一类术语的讨论，将会不可避免地引发无尽的争执”。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从概念的使用到具体的案例，有太多可得，亦有太多可失。还因为——如同艺术、民主制度、公正等其他广受挑战的概念一样——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就包含了价值判断。那是一件艺术品吗？这是民主的政治系统吗？程序是否公正？任何使用这些术语的人，都应该感知到自己可能会卷入一场争执，因为这些术语都有着显赫的名声。[36]同时，使用者也应该知道，对这些概念的使用“都应该放入历史情境中去理解，因为每个概念都是历史的延续并且是无止境的”，而“那些有分歧的释义都是受限于历史传承”，但是“永远不要排除未来将会产生争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37]
在这种思路下，对于内战的概念最有效的批判性反思，就需要追溯很长的一段历史，自1989年或者1945年往上追溯几个世纪才行。然而，这一方法和大多数现有的内战研究相背离。因为内战课题一直被某些学科所主导，而这些学科主要是聚焦于较短的时间段。“冷战”结束后，一些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掀起了一股研究内战的高潮”。[38]研究经济发展，特别是研究非洲地区的经济学家，将内战单独列出，作为该地区经济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内战课题也吸引了研究国际关系的学生，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传统的国家间战争参与者已消失不见。1989年之后，民族纠纷的显著增多，发生的地区遍布全世界，从巴尔干地区到非洲之角。这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想要去探究引起内部争斗的各种原因。[39]社会科学研究者通常只研究那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出现的争端。因为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建立的冲突数据项目是这些学者使用的主要标准化数据库之一，而这个数据库只收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地方冲突数据。[40]一些学者使用了更为广泛的战争数据库（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该项目创建于密歇根大学，目前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拓宽了他们的视野。该数据库收录的战争数据始于1816年。[41]但是鲜有人将内战置于超过两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在“长时段”的视野下对其进行比较研究。[42]
作为历史学家，他们对此没有贡献。他们——我应该说我们——倾向于研究具体的冲突：英国内战、美国内战、西班牙内战。我们很少把内战视为跨越时间和地区的一连串现象。我们更喜欢重新建构具体历史事件的独特性，而不是去发现暗藏的规律和模式。[43]大多数历史学家仅仅集中进行短时段的研究，以自然生命长度为限，几年或几十年的跨度，极少有超过100年的时间，这些绝不是巧合，对此他们一直都感到很满意。然而近来，有许多人开始重新回到历史大图景的研究中。“长时段”的视野在很长时间内不受青睐，在解释当代一些最紧迫的问题——气候变化、不平等和全球治理危机——时未能将其运用，而这些问题的根源都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以前。[44]作为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长时段”的视角对于研究过去2 000年中的内战，具有关键作用，它可以帮助我们看清，什么处于危险之中，什么依然是问题所在。
我将本书称为“观念中的历史”，以此来与早已存在的“观念的历史”相区分。[45]后者是一部重大概念的传记，注重于将跨越不同时代的一些重大概念进行重建，这些概念包括自然、浪漫主义、存在巨链等。这种做法是将它们当作可以独立于其使用者之外而存在的鲜活的观念，为它们书写各自的传记。但是后来出现了一种观点，认为观念继承了一些柏拉图式的特质，超越于世俗的人类生活。该观点的出现使得一些严谨的思想史学家不再信奉“观念的历史”，因此导致了对重大概念缺乏历史性的理解。直到最近，他们——不过，我应该再次说“我们”——才重新鼓起勇气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上建立更精妙、更复杂的“观念中的历史”。某些概念，例如快乐与天分，宽容与常识，绝对权力与民主制度，等等，如今正在重新成为研究的焦点。[46]本书加入了这些新的历史研究潮流，即在西方及全球多重历史情境的争论中，研究一个关键的观念。书中这个观念的起源是非常具有罗马特色的，而不是更早的希腊特色。很多源自罗马传统的观念都形成了现代政治语汇，在这些语汇中，有许多是当代语汇中存在时间最长的观念，包括自由、帝国、财产以及内战。[47]
这种历史研究中的“观念”，并不是游离于我们世界的观念，更不是存在于一个理想主义的王国，偶尔才进入世俗世界的观念。它们是在不同的时期被反复讨论和不断塑造的焦点问题，而且每一次的讨论都是有意识的——或者至少是可以被证明的——和之前的以及之后的讨论相互联系。即使假设条件不断地改变，这些“观念”在历史的长河中都有着同样的名字，因而可以被连接起来。同时通过与过去对话，以及偶尔与未来对话，积累了许多含义并以此保持联系。内战，正是观念中的历史的一个绝佳例子。
***
我搜集内战过去2 000年的争论历史，不是为了系统地介绍内战，更多的是为了揭示内战的症状。我不是要展现完整的历史，也不是要梳理出一个全面的内战思想史。让多位历史学家来共同书写一部多卷本巨著是完全有可能的，将每一场可能会被当代或后世研究者视为内战的冲突，都收录其中，最终组成一部无所不包的全方位作品。但是，真的会有人想看这样一本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吗？[48]为了吸引读者们的兴趣，我的关注点经过了更为精确的筛选。我选取了三个时间点，分别是地中海时期、欧罗巴时期和全球化时期。我采用长期视角，来展示内战的起源、转变及其当代应用。第一个时期是在古代罗马，第二个时期是在近代早期的欧洲，第三个时期是自19世纪中期至今。其他的内战史也能够且应该被书写。然而在这2 000年中，内战是如何演变的，本书是第一次对其进行尝试性的描述。
如此长的时间跨度确实限制了我对空间的覆盖能力。在世界上的主要文化中，我所知道的在特定群体中的暴力传统至少有4个，当然也还有一些是我不了解的。第一个是希腊的“党争”（stasis），字面意思是“站立”或者“采取某种立场”。它和派系斗争、不和以及内部纷争相联系。[49]我在本书的第一章中谈到了它，但仅仅是为了凸显第二个传统的重要性。第二个传统就是罗马关于“内战”（bellum civile）这个表述的形成。在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爱尔兰语、德语、俄语以及许多其他的语言中，表达内战的词语都是罗马语的仿造，或者是接近仿造：civil war, guerra civile, guerra civile, guerra civil, Bu?rgerkrieg, Cogadh Cathartha,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 （grazhdanskaya voyna）。俄语中的这个词来自德语，德语又是翻译自罗曼语和英语。这些词中均有两个元素是完全相同的，因此我们知道它们的意思是一样的。这些词的共同词根就是“公民”：一场“内战”就是一场“公民的战争”或者“发生在公民之间的战争”。所有这些词背后的源头，就是拉丁语的名词civis。根据这个词，又演化出形容词civil，对应的拉丁语中civillis，还演化出其他非常重要的词civility（意为“礼貌”）和civilization（意为“文明”）。
第三个传统来自阿拉伯世界，叫作“伊斯兰内战”（fitna），是指各种无政府状态、混乱、分歧、党派分裂，尤其是指伊斯兰教中的逊尼派和什叶派教旨的根本性分歧。因此这个词包含的意义中有一部分与上文的罗曼语单词相同。[50]最后，中文也有关于“内战”的概念，即“内部战争”或nei zhan（写作“内战”）。在日语中同样可以见到这个词（naisen，內戰）[51]。据我所知，并没有人试图去重新建构这些长时期的传统。因为时间跨度长，所以试图将任何其他概念与这些传统相比较，都成为不可能。然而，我还是认为，通过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以及全世界的律师、学者和激进分子对西方内战概念的运用，塑造了全球关于内战的讨论。
通过追溯几个世纪内的罗马内战概念的传统，关于该词含义，我发现了三个重要的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在18世纪晚期，彼时正是需要将内战同其他类型的暴力和更具颠覆性的政治动乱——革命相区分。第二个转折点是19世纪中期，当时人们试图从法理学上确定内战的定义。这个时间点绝非巧合，至少对美国人来说是如此，因为刚好是著名的美国内战时期（1861—1865）。第三个转折点出现在“冷战”后期，在这个代理人战争和去殖民化的时代，社会科学的学者们决定为内战下一个定义，用来帮助他们分析全球的冲突。由于这层层叠叠的历史，我们对于内战的含义及其在当代冲突中的使用感到困惑。但是我认为，也只有借助历史的帮助，才能让我们理解为什么它的含义会如此具有争议性。
以美国内战作为分水岭，至少是在19世纪之前，人们对内战的理解是将其视作现象的集合，而它的连续性塑造了历史——虽然未必是令人欣慰的历史，但内战的缺席或许对未来是一件好事。由于时代久远和不同地区对内战记录的差别，以及担心本国内战的历史会重演，内战的历史和记忆通常会被改变。我们只有通过了解内战中发生了什么，才能理解内战的受害者到底经历了什么，以至于他们担心内战会再次发生，唯有这样我们才能了解这种恐惧。追溯历史最好的方法就是语言。正如我们所见，内战是一个大有分歧的现象，因为它载有厚重的历史，又只能通过富有争议的语言来讨论它。内战的含义所产生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的含义，都是“长时段”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
为了更好地叙述，我将本书分成三个部分，每个部分由两章组成。
第一部分，“从罗马启航”，追溯了内战的含义在自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5世纪这600年中的变化。我认为，罗马人关于内战的讨论——它的起源、它的规范定义以及如何辨别它外在的特征和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对定义内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我认为，所有的内战研究源于罗马，而不是源自更早的雅典或修昔底德的世界。那时对社会内部战争的理解是大不相同的。罗马内战本身就包含了对内战的不同解释，也显示了在罗马历史上关于内战的发生地存在各种不一致的说法。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现代早期的岔路口”，将会展现16—18世纪的欧洲。罗马对内战的解释和叙述，为欧洲的思想者们形成内战的概念提供了素材。然而，自从启蒙运动以来，有两个概念群——内战和革命，开始渐行渐远，甚至被有意地置于对立面。这两个概念有着截然不同的道德和政治含义：前者是向后看的、解构的、递减的，后者是指向未来的、提供发展可能性的、递增的。成功的内战往往因此被“重新包装”为革命，而革命者往往会否认与内战有关。[52]但是事情永远都不会如此简单，正如我们所见，进入20世纪之后，这两者会一直互相交织和渗透。
本书的第三部分叫作“通往现代之路”。在这一部分，我梳理了自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至当今时代的内战概念遗产。19世纪对历史最大的贡献，就是试图将战争置于法律的框架内，想以此改变内战的残酷性。在当今时代，将内战文明化依然是国际法律群体的目标。
对内战担忧的根源，以及内战对现今的国际人权法造成的紧张对立，是我最后一章的讨论主题。在这一章中，我叙述了整个20世纪内战遍布全球的发展历程。在这个时期，共同体的边界受到来自“内”战的侵扰，因为内战正在突破国家或帝国的物理边界而席卷全球。也许我们可以从各种世界性的思想体系中——这些思想认为，所有的人类战争都是内战——找到内战扩张的根源。[53]然而，这种扩张的冲击与20世纪自“冷战”以来的社科学者们所致力的目标相抵触，他们希望能够为内战研究提供一个清晰的概念，从而让我们看到，内战必将消亡。
正如我在结语“关于内战的话”中写到的那样，过去所有关于内战的定义和概念，一直延续到今天，渗透进各种国际组织、新闻机构和学术讨论的知识基因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于什么是内战，什么不是内战，有着许多困惑。从罗马共和国时期一路沉淀下来的概念历史，在加入了现代法律和社会科学的语言之后，又增添了新的层次，使得它更加复杂难懂。在结论中，我认为关于内战历史的各种争论，将会继续生成新的未来。如何用历史给予我们的知识来武装自己，面对这些未来，将会影响到全球上万甚至是上百万人的命运——这些人也通常是最脆弱、最不幸的人。要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首先要将目光投向2 000年前的历史，去了解内战在罗马共和国的起源。 [1] 本书中“概念”一词的英文为conception，而idea均译为“观念”。——译者注

第一章 发明内战

罗马传统

内战并不是一个等待我们去发现的自然客观事实。它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可以大约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其历史已经超过2 000年。罗马人并不是第一个遭遇内部冲突的民族，但他们是首个经历内战的民族。作为首个定义“内战”，即发生在公民之间的战争的民族，他们十分理解这个政治术语所隐含的令人痛苦的冲突，即公民之间的冲突升级为战争。在其大部分的历史里，这些要素都是内战概念的核心。
构建了“内”（civil），再把它不情愿地、自相矛盾地却又不可避免地跟“战”的观念联系起来，罗马人创造了一个不稳定的、可裂变的混合物——“内战”（civil war），至今困扰着我们。这个词的发明者是谁，我们不得而知。他——肯定是位男性，因为他是罗马公民——把两个独立的观念联系起来，组成了一个新的爆炸性混合物。此前，罗马没有人这么做过。
希腊人对于战争有清晰的认知——他们称为“争斗”（polemos），后来多种现代语言由此衍生出了“好斗的”（polemical）这个词。但希腊人对发生在内部的战争的看法与罗马人完全不同。[1]这并不是说罗马人和希腊人对于内部冲突的定义有着不可逾越的分歧。罗马的作家有时会把他们的政治分歧起源归结于那些从希腊输入的概念，比如“民主”。[2]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深深地影响了他的罗马继承者们，其中最有名的是塞勒斯特（又译“撒路斯提乌斯”），可以说他“与修昔底德齐名”（另一位罗马编年史家如此称赞他）。[3]公元1世纪时，用希腊语写作的罗马历史学家们很自然地运用希腊语中的术语来描述罗马的内战。[4]尽管存在这些联系，罗马人依然确定他们正在经历不一样的事情，他们需要一个新的名词来定义它：内战，或者拉丁语中的bellum civile。
就罗马人而言，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包含了某些具体的要素。它必须是武装冲突，有正义的目的，以及为了抵御外敌。仅仅是侵略还算不上战争，因为它几乎不可能是正义的。个体的暴力行为也称不上战争，因为它不受罗马战争法律的约束。从定义上说，罗马的敌人（hostis）都是他们不熟悉的群体，要么从罗马之外而来，要么至少是有罗马公民之外的群体：罗马人与奴隶发生过战争，比如伟大领袖斯巴达克斯领导的奴隶起义；在地中海曾与海盗交战；还在边境上与帕提亚人、迦太基人交战过。“内战”的不同之处在于，与敌人非常熟悉，甚至可以认为是亲人——战场对面是自己的同胞。这样的状况让罗马人对于战争的标准定义土崩瓦解。敌人不再是他人，而是同胞。这样的战争很难被视为正义的战争，因为它明显与正义战争的概念相冲突，后者的敌人明确，自卫是其正当理由。
由此产生的内战观念是格外自相矛盾的：一场不可能是战争的战争，对手并不是真正的敌人。在罗马内战的舆论战场上，论战双方都大肆宣扬他们参战的正当性以赢得支持，同时也为了把冲突融入对战争的传统理解中，即为了正义。[5]之所以称其为“内战”，是沿袭了罗马人用交战的对手来命名战争的惯例。[6]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19世纪，比如欧洲的“拿破仑战争”，英国的“祖鲁战争”“布尔战争”和“毛利战争”。[7]这个传统未能延续到我们生活的时代；即使在美国，也很少有人会把美国南北战争称为“林肯先生的战争”，也没有人将海湾战争称为“萨达姆战争”。在西方，我们后来通常用战争发生地来为战争命名，于是有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第一次、第二次海湾战争，还有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这并不是说罗马人完全没考虑过战争地点的因素，而是他们更习惯于从人的角度来命名战争。他们用这种方式将公元前3—前2世纪与迦太基人的三次战争命名为“布匿战争”——迦太基人是腓尼基人的后代，罗马称其为“布匿”。而在公元前112—前105年，与北非的朱古达国王之间的战争则被称为“朱古达战争”。从公元前91—前89年，因公民权利是否要扩展至整个半岛的问题，罗马与各盟国产生过争执；总的来说，这些争执被称为同盟者战争（Social War）。类似的，镇压奴隶起义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公元前71年发生在西西里岛的斯巴达克斯战争，被称为奴隶战争。[8]后来，这些词语都被间或提及，例如在美洲革命期间，作家们把美洲的英国殖民者起义比喻为同盟者战争，还有在19世纪初，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就曾提及奴隶战争的威胁。但以上这些，都没有像“内战”一样深入人心。
罗马人最初也并不愿意接受内战这个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使用这个词汇时都充满恐惧。他们认为这个观念是新奇且令人不安的，而我们至今仍很难想象内战这个观念在一开始为何如此令人畏惧。一个研究罗马传统的学者曾提到：“在英语中，‘内战’这个词已经没有了罗马语境中的那种自相矛盾的意味。”纳税（ciues）与不纳税（non-ciues）的区别是决定地位、义务和权利的关键性因素，在罗马人创造内战这个观念之前，这一点并不清晰。因而只留下了一些如今几乎无法辨认的恐怖词源。[9]
对于罗马人来说，内战颠覆了城市文明。罗马历史上存在着一种持久的、令人不安的压力，表明了内战与文明本身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在罗马共和国和早期帝国时期，冲突经常出现，由此编制了罗马的公共生活。因此，罗马人煞费苦心地解释内战的起因。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事件之间的联系，并将其与自然现象联系起来，就像火山爆发一样，火山喷发后可能会处于休眠状态，但并不确定它是否会再次喷发。从这个角度看，罗马的历史似乎就是由一系列内战及其间短暂的平静组成。这些创造出一个关于文明的叙述——事实上是一系列的叙述——在此之中，非常容易发生内战，甚至被内战诅咒，且持续数个世纪，因而让人们对现代早期欧洲和现代欧洲的内战有更深刻的理解。
在这里，我们应该问一下，在罗马人发明内战这个说法之前，关于内部冲突的观念是什么？罗马人有两个地方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古希腊城邦的历史和自己早期的历史中，一直追溯到罗马城的建立。在希腊历史中，特别是雅典的历史，罗马人会发现看起来像内战的事件，但他们并不认为这些事件与自己的动荡相同。他们也不能在早期的罗马时代找到内战的观念，尽管他们能够发现一些根源——即道德原因，更多的时候是非道德的原因，导致了可能是罗马最具破坏性的革新。在对内战长期原因的分析中，涌现了一系列历史叙述，以解释现在和预测未来。所有的这些叙述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因此备受争议。想知道为什么，让我们先看看希腊和罗马历史上的内部冲突。
***
内战的概念随着对文明和战争本身的不同理解而改变。在关于内战的大部分历史上，内战都与城市的观念密切相关。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如果我们回顾西方的文明和政治思想，就可以得知，紧密联系的社区经验即我们所说的城市为人类建立复杂、高度有序的组织提供了直接基础。对希腊人来说，城市是城邦（polis）——即亚里士多德等人所描述的自给自足的社区范式，从城邦这个名字中，我们可以得出“政治”（politics）这个词。就希腊的后继者罗马人而言，城市就是公民共同体（civitas），是公民（cives）所居住的社区，每当我们使用“公民”“礼仪”和“文明”这些词之时，总是会联想到公民共同体。[10]在过去2 000年里，城市一直是内战的舞台，顾名思义，城市公民之间的争斗正是城市居民之间的争斗，而这一切并非巧合。[11]内战是公民之间的斗争，但是也经常发生在城市之间，现实和想象中均是如此。
对于古典思想家来说，城市既是形而下的地理位置，也是形而上的空间——例如，边界之内的雅典或罗马。在这个协作与和平的区域，人类得以在法治下培养人性。由于一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刻意隔离了非理性、野蛮和兽性的威胁，因此，它日益远离了野蛮带来的危险。[12]当这些野蛮与非理性的恶魔重现时，总是以暴力的形式打破文明的藩篱。这就是为什么古往今来有关内战的描述总是反映出野蛮与兽性，充满了血腥。
关于政治，希腊人认为和谐统一高于一切，至少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来看是这样的。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记载的，苏格拉底问道：“对于一个城邦来说，还有什么比分裂更恶的吗？又还有什么比团结更善的吗？”[13]这是柏拉图对理想城邦观点的核心，其中个体灵魂的平衡反映了政治本身内部元素的理想平衡。因而，如果和谐是最大的善，那么分裂将是最大的罪恶。
希腊人将分裂城邦的恶称为“党争”（stasis）。正如罗马的内战概念一样，党争是建立在一个悖论之上的。党争这个词是“争吵”的词根，它的字面意思是停止运动；然而，另一个意义是“地位”或“立场”，因此，意味着在政治争端中的立场。[14]（它甚至还可以表示让人保持耐心待在一个地方，而且“党争”这个词在现代希腊语中依然使用，是公共汽车站的意思。）但我们这里所涉及的是与城邦理念相关的含义，即最基本和最自然的社会中所必备的条件。党争意味着政治立场的敌对和分裂，还有破坏政治团结和组织的共同目标，因此成为内讧、党派之争的代名词，与后来的内战十分接近——虽然接近，但事实上并非相同的含义。对于雅典人来说，政治实际上是解决和代替党争的方法——政治是一种统治艺术，是公民荣誉和职位的分配机制，是免去流血冲突而进行公共利益管理的一种手段。
对希腊人来说，党争是一种精神思想，而不是一种实质性的反抗。它可能导致战争，甚至引发战争，但它本身并不是实际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可能意味着我们所称的对峙或僵局，并没有实质的侵略或战斗。[15]希腊人从来没有用任何形容词来解释党争，因而没有对那些在内部分裂中站在对立立场的人进行政治或法律上的定义。简而言之，它不是“公民性”的，也不一定意味着“战争”的存在。
然而，希腊人却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斗争：城邦内部的分裂和不同政治团体之间的战争。他们没有系统地对待这个区别，但对他们来说却是有意义的。例如，在柏拉图《理想国》的虚构对话中，苏格拉底告诉他的对话者格劳孔，那些理想城市辩护的人应该重视希腊人与野蛮人之间的区别，前者友好而开明，后者敌对而封闭；如果希腊人与希腊人作战，他们不会像与野蛮人作战时那样摧毁土地或烧毁房屋。因此，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的边界也是两种冲突之间的边界——一种是希腊内部的冲突，一种是与外界的冲突。根据柏拉图的说法，“友好与亲族”之间的冲突被称为派系斗争或希腊语中的“党争”；与“异族和外族”的冲突反而是战争，或者是争斗。[16]同样地，在柏拉图最后的著作《法律篇》（The Laws）中，雅典人——一个似乎体现柏拉图观点的角色——质疑道，当面对外界战争的威胁时，建立城邦的人是否愿意继续管理城邦：“他会不会更重视城邦内不时发生的内战？就是我们所说的‘党争’——是任何人都不愿在自己的城邦里看到的一种斗争。”雅典人继续将“党争”和外部战争进行对比：“‘党争’是最危险的战争……而另一种……我们与外部异族人因不和而发生的战争，是更为温和的。”[17]
古希腊人也提到了“内战”（stasis emphylos），是指有血缘和亲属关系的城邦之间的内讧或分裂，phylos是家庭或家族的意思。尽管所指的含义不同于后来罗马的概念，但他们用“战争”（polemos）一词来表达最危险的不和，甚至是内部的争端。当冲突发生在城邦内部时，他们称之为一场家族战争，或者“内部战争”（emphylios polemos）。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拜占庭历史学家会用这个词来描述帝国内部的武装冲突，虽然他们很少将其应用在与基督徒的争论中，但到了13、14世纪，它已经失去了严格的文化或种族意义。[18]这个表达同样延续到了现代希腊语中，例如用来描述1944—1949年希腊的分裂冲突。[19]
城邦的观念也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有所改变。正如我们所知，柏拉图明确地界定了希腊人的内部战争和希腊人对野蛮人的战争是不同的。希腊人的内部战争本质上是一个大家族的内部冲突，比如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笔下所记载的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以及他们各自的盟友之间的战争。[20]这模糊了后来罗马人所说的内战——这里是指那些发生在同一个政治体内的战争——和国家或城市之间的战争的区别。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式的观察，希腊人“认为一切希腊人内部争端都是他们自身的一种‘党争’状态，更拒绝将其视为战争”。[21]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三卷中有关于古希腊“党争”的记载。这是在公元前427年发生的科基拉(即爱奥尼亚群岛中的科孚岛）革命中的一个事件，许多现代评论家将这一事件作为内战最原始的案例。修昔底德提到，在斯巴达和雅典的战争中，科基拉改变了立场，转向支持雅典人；经过4年的斗争，一些科基拉的俘虏被送回他们的家乡，他们煽动起义，并说服城邦恢复与科林斯早期的联盟。与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外交产生分歧后，科基拉内部出现了政治分裂，支持平民统治的亲雅典民主派和支持与科林斯联盟的寡头之间存在着严重对立。
在被释放的俘虏中有一部分间谍，他们试图通过和平手段来瓦解科基拉与雅典的联盟，但最终未能说服科基拉的议会。而后，他们又试图把民主党领袖培西亚斯（Peithias）推上被告席，指控他使科基拉受到雅典的奴役。此举也失败了。当培西亚斯对这些指控者发出反击时，他们杀死了培西亚斯及他的60个盟友。寡头们暂时战胜了民主党，只是在一艘科林斯的船舰到来之后，一场令人不安的休战引发了公开的党派斗争。
科基拉的两个党派分别占领了不同的地区，外国城市之间的战争激起了他们的内部矛盾，引发了冲突。他们都承诺解放奴隶希望以此来稳固城市中奴隶们的支持。民主党派受到雅典的支持，占据上风，获得了奴隶的支持。科林斯和雅典舰队的到来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当雅典一支更大的舰队到达时，战争就被引爆了。与此同时，民主党派发起了一场恐怖统治，这在后来成为政治颠覆和破坏既定秩序的历史代名词。正如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于1629年翻译修昔底德的经典著作中所提到的：“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死亡形式……父亲杀死儿子；有人被拖出寺庙，然后被残忍地杀害；有人被监禁在巴克斯神庙，然后在神庙中死去。这场叛乱是如此的残酷。”[22]值得注意的是，霍布斯所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一版本中并没有“内战”这一说法；事实上，直到19世纪的译本中，这些词才变成修昔底德的术语。[23]修昔底德把党争描绘成一种在希腊城市中蔓延的疾病。[24]在战争时期，这些分裂的社区比和平时期更容易受到党争影响：“战争使得人们不再拥有富足的日常必需品，它是最暴力的控制者，同时也激发了众多人对现状的激情。”这种疾病的症状表现是多种多样的。邪恶的行为没有被谴责，反而是被称赞。法律被无视，各党派在他们所统治的地区无法无天。誓言被打破。欺诈、不诚实和复仇盛行，犯罪变成了一种值得骄傲的行为，而不再是耻辱。“已经被赋予某种意义的名词含义被随意更改”：愚勇成了勇气的代名词，谦虚被称为懦弱，而智慧被形容成懒惰。的确，这是一个颠倒的世界。我们可以在霍布斯的译本中读道：“这就是在他们叛乱时，他们在整个希腊所实行的各种罪恶统治。”[25]
在探讨“党争”这个问题时，修昔底德一直是将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战争与科基拉的冲突区分开来的。他的叙述对后来的内战理论家有很大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阐述了外部战争的压力如何加剧了内部的分裂，但他在调查那些相互联系的原因时，却未能区分这两种形式的暴力。战争是城市和他们的统治者，指挥军队或海军对抗敌人的活动。存在严重分歧的派系之间在城邦内发生的斗争或党争，并非正式的军事对垒，而且经常只是一场就地取材的攻击，就像在科基拉革命早期，妇女们向寡头投掷屋顶的瓦片来进行攻击。[26]不同的党派都在为夺取城市控制权而斗争，就像他们后来在罗马所做的那样，但在希腊的案例中，并未出现合法性问题的争议。
在修昔底德的描述中，城邦中的道德沦丧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当所有的正义都被粉碎，道德标准不再适用时，正义与否就没有必要争论了。希腊的暴力规模也远不及后来罗马内战中军队的规模，后者部署了所有的军团，不仅是一个城市，而是整个行省都被卷入其中。罗马冲突的规模之大以及他们所争夺的地区之广，对希腊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只有当冲突越过了城市的边界，它才成为内战，即城市公民之间的战争吞没了整座城市，无法得到控制。在修昔底德的时代，希腊人并没有遭受这一层次上或说这一程度上的痛苦。[27]
此外，在希腊的党争中，各党派都没有将彼此视为正式的敌人。但他们也没有将对手纳入在公民的范畴内，而罗马人定义内部冲突的依据正是公民身份。英国散文家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于1844年指出：“许多作家将伯罗奔尼撒战争称为……伟大的希腊内战，‘内部！’——可能的确如此，但前提是希腊各联邦有一个共同服从的中央机构。”[28]如果没有这种政治上的团结，无论是在法制意义上还是在政治意义上都不可能存在公认的公民身份。如果没有公民身份的概念，公民之间就不会有“战争”，即没有“内战”。正如修昔底德作品的最新最权威的英译本中所提到的：“关于‘党争’最为常见的翻译是‘内战’，而这一翻译似乎是不合时宜的，用来形容这种规模的冲突并不合适。”[29]基于这些原因，尽管有些许相似之处，但是希腊人的“党争”并不等同于罗马人的“内战”。
每一种内战的概念都是自相矛盾的。希腊人的悖论与罗马人所面对的有所不同。在假设种族和基因统一的前提下，修昔底德将“党争”描绘成所有希腊人共同经历的痛苦，且“只要人的本性不变”，希腊的所有城邦就注定被分裂。[30]这样一个关于党派的构想至少有一个可取之处，那就是可以让一个城邦充分整合，以应对挑战。抛开政治和法律不论，希腊从根本上讲是统一的，因为所有公民都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因此，城市中所存在的问题是世袭的问题，而不是后来出现的夺取地位的问题，因此不需要像罗马那样，从法律和政治上来界定分裂。[31]按照这种方式，希腊人设想了家族内部或者城邦内部的战争，这里可以将城邦理解为家族的聚集；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内部战争（oikeois polemos）。[32]希腊人无法形而上学地理解城邦内部的战争；对他们来说，这就像是在与自己交战。
罗马人很清楚，自己的内部冲突是不同的——与希腊人所遭受的一切相比——他们所经历的是如此恐怖。希腊人从未提到过政治战争，即内部战争，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罗马人独自承担了发明内战的罪恶感，并且学习了如何讲述自己的内战以及确定其历史含义。罗马人在为他们的内部冲突问题寻求答案时，并未去回顾希腊的冲突历史，因为他们可以在自己共和国的早期历史中找到答案。那段历史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政治暴力：谋杀与暗杀，动乱与叛乱，阴谋与起义——包含了内战之外的其他种种暴乱。[33]这些早期的骚乱大多发生在公民身上，但没有上升到战争的程度。[34]因此，出现了一种观点，强调内战不仅是罗马所特有的，而且在历史上也是完全崭新的。
罗马神话揭示了罗马是如何从杀戮中诞生的。事实上，自相残杀成了内战中非人性冲突的重要隐喻。传说罗马城的建立者，罗慕路斯与雷穆斯兄弟，曾因在何处建立新城市而争吵，然后又为如何创造一套新的王室制度来统治新城市而发生争执。因为他们是双胞胎，谁都不愿意把优先权让给对方。根据罗马早期的历史学家李维（Livy）的转述，最常见的版本是，罗慕路斯因雷穆斯嘲笑了他的主张而杀死了雷穆斯，“因此成为唯一的君主，并用自己的名字为这座城市命名”：罗马（Rome）即来源于罗慕路斯（Romulus）。[35]诗人卢坎用史诗记录了恺撒与庞培的战争，即《内战记》（De bello civili），他在诗中写道：“罗马的第一道城墙被互相残杀的兄弟的鲜血所浸染。”[36]这个故事很明显是一个神话，但是，它出现在后来的罗马内战叙述中，“显著地揭示了罗马人对这一问题的巨大关注”，而这一原始术语中所暗含的恐怖因素发人深省。[37]
对罗马的历史学家和诗人来说，在公元前5世纪初，罗马王政时代的最后一位君主塔克文·苏佩布（Tarquinius Superbus）被驱逐，似乎一定程度上洗雪了立国之耻。在没有暴力流血的情况下，罗马的王政时代被推翻，血腥的城市重新建成为共和国（res publica），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人民的事务，或者是说所有公民享有的共同财富。[38]罗马即将成为李维所说的“和平与战争中的自由国家”，一个“服从于法律而不是男人”的政治社会。只有当公民生活在一个自由国家时，公民才是真正自由的：他们的自由取决于共和国本身的自由。[39]
自由和法治的罗马共和国可能只存在于理论中，现实还远远谈不上和平与安宁。例如，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那些出身卑微的平民，为了争取政治上的平等，与那些古老血统的贵族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被称为“平民与贵族的斗争”（Conflict of the Orders）。[40]后来的现代世界正是继承了这个时期出现的一些关于社会和阶级冲突的关键名词，即“阶级”（classis）“贵族”“平民”以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指那些通过生产来为共和国做出贡献的人或者说“无产者”（proles）。这些都是罗马生活中的艺术术语，许久之后，这些术语在其他语言中出现，尤其是通过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的著作得以传播。这位研究19世纪社会内部冲突的专家，曾是一位古典历史的学者，对罗马政治动乱史有特别的研究。[41]
罗马贵族控制了街头黑帮，并且可以从他们的附属邦和门客那里私募民兵。自保民官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之死开始，共和国的最后一个世纪充满了可怕的杀戮。公元前133年，出于政治目的，一群愤怒的暴徒杀害了300名格拉古的支持者，并为了羞辱格拉古而将其尸体扔进台伯河。在公元2世纪早期，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哀叹道：“自反对君主制以来，据说这是罗马内乱第一次以流血及公民的牺牲而告终。”这可能是第一次，但不会是最后一次。公元前121年，提比略的弟弟、保民官盖约·格拉古（Gaius Gracchus）被杀死，他遭到了斩首，他的头骨被灌满了熔融的铅，他的无头尸体也被扔进了河里。[42]
所有这些谋杀都是“民事”行为，因为均是发生在个体公民身上，没有一起可以被称为“战争”。只有事后来看，罗马历史学家才能将这些事件归结为全面内战的征兆，预示了后来所发生的那些臭名昭著的流血事件，即一个世纪后，公元前44年，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被暗杀，以及在那之后的一年里，西塞罗被处死。在公元2世纪，历史学家阿庇安（Appian，约95—约165）用希腊语写下了过去5个多世纪的罗马历史，以下是其中的摘录：

在罗马，平民和元老院经常因法案的通过和债务的取消而意见不一，或者在选举以及土地分配问题上产生矛盾，但是从未爆发过内部暴乱事件……没有人会将刀剑带入议会，也没有哪个罗马人被罗马人杀害，直到保民官提比略·格拉古因提交了改革法案而被刺死，他成了罗马内乱牺牲的第一人。

在阿庇安用希腊语写成的这部史书中，关于这场内乱——他所使用的词是“党争”（stasis），依然不是“内战”（civil war）。[43]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回顾阿庇安的著作，可以发现他一方面看到了罗马在公元前1世纪的内部冲突与希腊内乱的区别，另一方面也看到了罗马早期的原始暴力。最初，在公共场所是可以拔剑的；这标志着门槛的跨越，公民之间的和平遭到破坏。但这依然是人际威胁，个体威胁个体，并不涉及集体行动，也没有破坏罗马法律在公民生活和军事纪律之间实现的微妙平衡。阿庇安认为，内战是野心和不公导致的，会削弱共和国，直到更大的冲突将罗马分裂：“共和国发生了公开起义，大批军队以暴力反抗他们的祖国……如果一方先占领了罗马，另一方名义上是对他们的敌人发动战争，但实际上是对他们的祖国发动战争：他们攻击自己的祖国，将它当作一座敌人的城市。”这不是某种仇恨的再现，而是一件令人恐惧的新事物，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不安：人民对人民的战争，因此，最终出现了内战。[44]
根据定义，在共和国范围内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内部”的，因为它发生在公民之间。拉丁语中的“公民”（civilis）这个词最早出现于公元前2世纪，成为罗马法律和政治领域中被高度使用的一个术语。“内战”这个词甚至有可能是仿照“公民法”（ius civile）一词或是“民法”（civil law）一词而产生的，民法是用来管理政治共同体或共和国的公民之间的关系，与管理外国人或罗马人与外来者关系的“民族法则”（即国际法，ius gentium）是有区别的。罗马人只对罗马共和国边界之外的敌人——外敌——发动战争。[45]罗马内部的治安官和在外的军官所拥有的权力形式应该是完全不同的；忽略二者的不同，将军事统治的形式引入城市管理中，像对待敌人一样对待公民，这是对共和国最大的背叛和亵渎。这一罪行极其恶劣，足以解释为什么罗马人在明确内战定义的问题上显得如此犹豫以及在“内战”一词被发明很久之后，罗马人依然不愿意使用它。[46]
内战是一场对抗亲密敌人的斗争：事实上，是反对那些根本不应该被当作敌人的人。公民享有被民法保护的权利——即使说并非所有的公民都能获得共和国的公职和荣誉，这一点在“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中已显示出来，但公民依然是唯一有资格获得共和国公职和荣誉的群体。他们还有义务加入军团以保卫共和国。[47]公民权，或者说公民的权利，无论在法律上还是政治上都是明确的，而他们相应地义务则是保卫罗马不受敌人侵犯。内战推翻了所有这些确定性。这无异于将一个友好的共和国转变为一个敌对的竞技场，是一种入侵苍白文明的敌意。又是什么让“内战”这个令人不安的新名词写入了罗马的政治辞典？简而言之，就是一系列对罗马本身的新威胁。
***
根据普遍的共识，公元前88年，执政官卢修斯·科尼利乌斯·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带领军队进军罗马城，是罗马内战的开端。苏拉也因此打破了罗马执政官或军事指挥官的终极禁忌。他之所以能成为罗马的独裁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在同盟者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以意大利为首的罗马同盟成员要求平等，特别是要求获得罗马公民权，但遭到了罗马的拒绝。公元前90年，受挫的同盟者开始反抗并试图独立，最终在这场为期两年的战役中被镇压。然而，在那时，罗马政府不情愿地授予了大多数同盟城市公民资格，只是他们的选票在罗马议会中无足轻重。公元前88年，保民官（Tribune）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基乌斯·鲁弗斯（Publius Sulpicius Rufus）向元老院提交了一份法案试图延长同盟者的公民权期限。新执政官苏拉结束了对同盟国的扫荡行动后归来，并宣布该法案是非法的。愤怒的苏尔皮基乌斯转向另一个罗马的军事指挥官，苏拉的对手——盖乌斯·马略（Gaius Marius）。这导致了随后一系列的爆炸性事件，并最终促使苏拉进军罗马。为感谢马略的支持，苏尔皮基乌斯承诺给他丰厚的回报，即在与本都（Persian）国王米特里达梯（Mithridates）的战争中，罗马军队的军事指挥权，这一指挥权能够提供荣誉、胜利以及大量掠夺战利品的机会。然而，因为该指挥权已经被许诺给了苏拉，所以罗马两名最伟大的将军之间的冲突已经不可避免了。[48]
作为内战历史上的先锋，苏拉并不愿意他的军队与罗马闹翻。当他和他的追随者试图阻止苏尔皮基乌斯的法案通过时，苏尔皮基乌斯带领众徒在城市街道上发起暴动；据传，苏尔皮基乌斯有3 000名剑士听命于他。在一场激烈的对抗之后，苏拉成功逃走了，并误入马略家避难。在那里苏拉或许和他的对手进行了谈判，随后出于安全的考虑撤出了罗马。虽然苏尔皮基乌斯本人未出席，但他的法案还是在没有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并且他还公布了之前的秘密计划，将对抗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的军队指挥权转交给马略。
如果苏拉接受这些安排，他将面临政治前途和个人的毁灭，于是他向他的部队寻求支持，描述了他所受到的不公待遇。他似乎没有打算对苏尔皮基乌斯或马略采取军事行动，但效忠他的士兵催促他采取行动。与此同时，他手下的贵族军官们万分惊恐，纷纷弃他而去。为他占卜的人认为一切都有好的预兆。当时，苏拉梦见一位女神给了他一个霹雳，并告诉他要以此去打击他的敌人。在这些吉祥的征兆和士兵的鼓舞下，苏拉带领军队发动了历史上第一次罗马进军。然而，这只是个开始。
元老院派使节与苏拉的亲信接触；事实上，他们几乎无能为力，没有任何力量来对抗苏拉。当元老院三次派特使来质疑苏拉的意图时，他回答说，他是要从暴君手中解放祖国，暗示自己采取的是防御行动，因此可以被理解为正义行为。40年后，尤利乌斯·恺撒带领军队渡过卢比孔河向罗马进攻时，也提出同样的言论。[49]
当苏拉的军队离罗马只有不到5英里时，元老院进行了最后一次尝试来努力阻止苏拉的进军。苏拉承诺要暂缓进攻，但还是派出了一支队伍继续向前。当那支队伍进入罗马时，他们遭到了平民党的猛烈抵抗，平民党用犹如冰雹般的石头和瓦片攻击他们，一直持续到苏拉进城接管一切。苏尔皮基乌斯和马略试图将他们的追随者召集起来反对苏拉，但是苏拉率军穿过罗马广场并占领了国会大厦。第二天，当苏拉被要求解释他的行为时，他再次回答说，他是用执政官的权力来保卫共和国，抵御共和国的敌人。很快他就正式宣布苏尔皮基乌斯、马略（已经逃去了非洲），还有他们的10名亲信为共和国公敌（hostes publici），因此他们成了共和国的逃犯。然而，苏尔皮基乌斯被抓获并被处死。若非如此，苏拉的这场政变是没有流血的，因为双方都努力地阻止罗马城中士兵和公民之间的冲突发生。
尽管苏拉的政变没有太多的杀戮，但它显然是罗马命运的转折点。这次事件的直接影响并不是灾难性的。只有等到苏拉后来成为独裁者——这是一个在非常时期被赋予紧急权力的有任期规定的职位，但任期被苏拉延长了——我们才能看出他最初这一行动是标志着罗马内部暴力循环的开始。直到公元前27年，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创建罗马帝国，内乱才得以结束。
苏拉并没有打算采取类似军事接管共和国的方式。可以肯定的是，在罗马历史上，他是第一个把军队带进罗马城的人，而且史无前例地，像对待外敌一般对待他的对手。虽然苏拉约束军队，但军队留在了罗马城，这毫无疑问是令人生畏的，他最终推翻了苏尔皮基乌斯提出的法案。当他达到目的时，他就撤军了，把罗马留给了两个新当选的执政官，盖乌斯·屋大维乌斯（Gnaeus Octavius）和路奇乌斯·柯尔涅里乌斯·秦纳（Lucius Cornelius Cinna）。不久之后，在如何对待刚被授予选举权的意大利人的问题上，两位执政官发生了冲突。他们的追随者大打出手，然后暴力迅速升级，屋大维乌斯杀害了一些新公民，而秦纳离开了罗马，试图寻求军事支持来解决他的政治问题。
元老院宣布秦纳为公敌（hostis），这是罗马历史上第二次公民被冠以罗马敌人之名。秦纳与马略结成联盟，带领军队包围了罗马。元老院再次派出了特使，就像第一次受到军事威胁时一样。而后历史重现，一名执政官和一名指挥官在军队的支持下重新掌权，次年，马略与秦纳共同担任执政官，而苏拉被宣布为共和国公敌，并与马略对立。
于是，这两个宿敌之间的另一场大对决就上演了——被认为是罗马的第二场内战。公元前85年，苏拉在希腊写信给元老院，叙述他代表罗马所取得的胜利，并发誓要向他的敌人复仇。这绝不是虚张声势。他拒绝承认将他称为公敌的声明，并坚信自己在与米特里达梯国王的战争中拥有正当的军队指挥权。然而苏拉的对手很清楚，他正在计划带领军队返回罗马。
在与元老院谈判失败后，公元前83年的春天，苏拉开始了他的进攻，很快克拉苏和庞培就加入了他的行列。没过多久，年仅24岁的庞培就在非洲取得了一场胜利。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苏拉和他的部下逐渐向罗马前进，当他到达罗马时，他的敌人都已不在了。苏拉当权之后，颁布了一系列的禁令，他的反对者们被处决或驱逐，而他们的子孙也被剥夺了公职。苏拉再次成为独裁者。
苏拉为了自身目的而声称拥有紧急权力，这让他在罗马和罗马的继承者眼中，成了军事领袖的勇敢化身，后来的军事领袖从尤利乌斯·恺撒到18个世纪之后的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均属于这一形象。苏拉正是那个向人类提出了内战这一战争形式，以及让罗马人能够定义内战特征的人。正如阿庇安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当马略和苏尔皮基乌斯在罗马广场遇到苏拉时，“在罗马政敌之间发生了斗争，不是打着公民纠纷的幌子，而是伴随着号角，赤裸裸地发动了一场军事意义上的战争，这在罗马是第一次……这种情况下，内乱的过程是：从对抗和争执升级到谋杀，然后从谋杀再到全面战争；这是一支由罗马公民组成的军队，也是第一支将自己的祖国当作敌对势力而进行攻击的军队”。[50]那一刻，标志着实质意义上的内战的到来，而不再只是一个观念。
为何苏拉的行动有如此重大的影响，阿庇安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塑造了后人对内战的理解。阿庇安运用典型的希腊式分析来展开他的叙述，根据法律、债务、土地分配以及选举权等，罗马共和国的公民被划分为平民和贵族。阿庇安解释道，尽管如此恶语相向，但双方从未打起来，比如，与公元前491年叛变将军科利奥兰纳斯（Coriolanus）跟罗马的敌人结盟并攻打罗马这一事件相比，他们最激烈的冲突也不值一提。
对于阿庇安以及大多数其他罗马评论家来说，区分内战与其他内部动乱的标准是，是否使用武器以及是否适用战争规则。当以苏拉和马略为首的“各党派用军事力量来对抗彼此，并将祖国的领土视为争夺的战利品”，内战才是真正的开始了。[51]号角和军事准则是内战明显的标志，而采用的手段是常规战争，最终目的是为了在政治上控制共和国。总之，这些都是内战与混乱、纠纷，或煽动叛乱相区分的特殊标志。
罗马人引入的两种内战元素，与后来的概念有相似之处。第一个观念是，战争发生在单个政治体的边界内。就罗马的情况而言，罗马政治体本身一直在扩张，从罗马城到意大利半岛，然后向外延伸到地中海地区，罗马公民包含了越来越多的民族。在之后的几个世纪，内战重复上演，而它所定义的政治体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在我们这一代，我们将会看到“全球内战”（global civil war）的概念。罗马人还提出，在一场内战中，至少应该有两个竞争党派，其中一个党派在这个政治体中拥有合法地位。在关于内战的语言中，以及罗马历史学家们的数本关于内战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些因素。他们的著述无论是用拉丁语还是希腊语写作，都是在试图解释和理解罗马共和国的系列灾难。
内战，无论是作为共和国不能摆脱的一个诅咒，还是作为用恢复君主制来治愈共和国弊病的良药，它都可以用来定义罗马文明的历史。在拉丁西方世界的罗马继承人，可以在罗马文献资料库中，找到关于内战的事例和被描绘出的内战景象，而通过这些，他们可以意识到自身的内部问题。罗马为世界留下的遗产不仅仅包括圆柱和神殿、罗马竞技场和水道、法律和拉丁语，其中最持久、最令人不安的是内战本身。的确，在过去1 500多年的时间里，内战总是被人戴着“罗马式有色眼镜”来审视。

第二章 回忆内战

罗马愿景

“遗忘是对抗内战的最佳防御手段。”罗马的演说家和历史学家提图斯·拉比努斯（Titus Labienus）这么认为。[1]我们现在可以用大众心理学的语言来解释，这可以称为压抑：试图通过故意失忆来抑制痛苦的记忆。但是，因为压抑通常与创伤有关，所以将这种记忆深入到潜意识中需要巨大的能量，而且也不可能无止境地一直这么做。即使是那些尽力避免谈论内战的罗马人，也能够在那些关于罗马的著作和演讲中不断重温内战。只是他们同时代的人和后继者几乎无法避免使用源自罗马的内战术语。
对许多罗马人来说，内战仍然是一场不敢道出其名字的战争。因为这种大规模冲突的痛苦记忆，“内战”这个词必须谨慎对待，如果要谈及的话也应该尽量少说。这种谨慎，最明显的例子可能是内战中的勇士和历史学家尤利乌斯·恺撒。在被世人简单地称为“内战记”的这一著作中，恺撒叙述了他与庞培的权力斗争。恺撒的另外一个作品，是讲述征服高卢的战争，一共7卷，即我们现在所知的《高卢战记》，这部著作既是记载战役的史记，又是自传，还是恺撒的自我辩白。《高卢战记》后续几卷的开头都未完成，事实上是写作中止了，历史由此变得模糊不清，但是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恺撒本人并没有将这场战役称为“内战”。“内战”这个标题仅出现在后来的手稿中，这对一个作者来说是十分不寻常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做法。其实，恺撒尽其所能地避免在文中使用这个词。在《高卢战记》仅存的3卷中，“内战”这个词只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出现在原稿已损坏的一段中，当时恺撒军中的士兵有些焦虑不安，还可能被蒙蔽了，恺撒借那些士兵之口说出这个词，来表达士兵们巨大的恐惧；另外一次，是他自己偶尔回想起来，用这个词来描述他与庞培的斗争。[2]
公元前60年，恺撒与庞培曾为了对抗他们在元老院的共同敌人，采取短暂的权宜之策，而结成联盟，在公元前59年，又因庞培娶了恺撒的女儿朱莉娅，这一同盟得到了加强。他们的政治联盟还包括第三个人，即马库斯·克拉苏（Marcus Crassus），所以他们被称为“前三头同盟”（the first triumvirate），即三个男人（viri）共同统治罗马。在恺撒和庞培进行联姻的同年，恺撒当选了执政官。罗马的执政官是罗马共和国的最高政治官，是管理共和国和领导军队的最高首长，共有两位，每年选举一次。任职期间，恺撒在罗马附近的山南高卢（Cisalpine Gaul）担任了5年总督，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确保元老院不会对他就任执政官期间的行为进行起诉。在公元前56年，庞培和克拉苏也接到了类似的5年总督任命，而后，又通过立法将恺撒在高卢的权力延长至公元前50年。
当朱莉娅和克拉苏两人相继去世之后，恺撒的支持者以他的名义在罗马运筹帷幄，庞培的追随者同样如此。元老院投票决定恺撒和庞培都应该放弃他们的任命，此时危机爆发了。他们两个均未放弃各自的权力。在伦图卢斯（Lentulus）担任执政官之后，他推翻了保民官——安东尼（Antony）和卡西乌斯（Cassius），他们本来有权力保全恺撒的职权。而后，元老院宣布共和国进入紧急状态从而“使得共和国不受任何侵害”。这导致了恺撒向罗马进军。恺撒极力否认他和他的军队的行为是对罗马同胞的侵犯。像其他罗马军事指挥官一样，他坚持自己是正义的，并解释说自己的行为是纯粹的防御策略。他坚持认为，真正的罪犯是元老院中的一个强大少数派，他们曾密谋剥夺他的执政官权职，这违反了罗马宪法：

我并非带着不良意图离开了我的行省，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敌人的侵犯，并且要恢复保民官的职位，即已经被逐出了罗马的保民官，为了给予他们应有的尊严，为了解放自己以及保卫罗马人民，使他们免受那个小党派的压迫。[3]

上面所提到的恺撒“离开行省”，这个行为是罗马为后来的内战留下的最重要遗产之一。公元前49年1月，恺撒率领他的军队渡过了被视为高卢边境的河流，然后他宣布自己为军事指挥官以及拥有罗马的执政权，这是法律所禁止的。那条狭窄的河流的名字被载入史册：卢比孔河。如今提到“越过卢比孔河”意思就是指危险的、迅速的以及无法改变的政治决定。[4]
罗马共和国曾将战争区域严格控制在国境之外，以保持国内的和平氛围，而恺撒的这一行为将战争带入了共和国境内，打破了军队与平民之间的界限。罗马记忆的守护者——罗马的历史学家和诗人，对于这一事件有各种不同版本的叙述。据普鲁塔克和阿庇安说，恺撒派了一个小分队潜入了一个小城镇，是位于卢比孔河以南10英里处的阿里米努姆（Ariminum），即现在的里米尼（Rimini）。然后，他在晚餐的时候借口离席，悄悄地乘坐一辆马车离开了，只有一小群随从跟着。在黄昏时分，恺撒陷入了沉思，他站在河边有些犹豫，然后向他的随从说出了他的迟疑。根据阿庇安的描述，恺撒当时说道：“我的朋友们，如果我不越过这条河，这将会是我不幸的开端，但如果我跨过了这条河，又将会是所有人不幸的开端。”很快他像着了魔一样，飞速渡过了河，像一个工于心计的大胆赌徒一般，说出了被后世所周知的一句话：“木已成舟，事成定局！”[5]
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为这个场景加上了以下这一幕，一个迷人又神秘的吹奏管乐的女人，从恺撒的士兵手中抢了一把小号，然后越过了河流，并在对岸召唤恺撒的军队。卢坎同样在这个场景中加入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极度忧伤、衣衫凌乱，正是当时罗马的化身，而她发出的警告让这位将军感到害怕：“如果你的到来是合法的，如果你是一位公民，那么你只能到此为止。”但是在卢坎的书中，恺撒对自己的行动的严重性有充分了解并决定放手一搏：“在此，我放弃和平并违反法律；命运，正是我所追随的。现在，跟条约说再见吧；我对条约的遵守已经够久了；如今，让战争成为我们的裁判。”[6]因而，后来的艺术家们在描述这一场景时，都要去选择是否将这位奇特的管乐手以及悲痛欲绝的罗马形象加入描述中。[7]恺撒本人对这些没有任何记录。
关于恺撒的一系列事件，在第三人称视角的版本中，将军和他的军团就像拥有魔法一样，突然神奇地出现在阿里米努姆。但没有提到过关于过河的问题或有任何苦恼的讨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恺撒认为越过边境是罗马或他自己命运的关键。也没有什么不祥之兆，在这一版本的戏剧里，除了恺撒本人，没有其他角色，对于这一事件的描述仅仅是：“在了解士兵的意愿后，他带领第13军团去了阿里米努姆，在那里碰到了为避难前来投靠他的保民官。”[8]在元老院的人眼中，以及后世大部分人的判断中，恺撒曾“宣布内战，而民众所认为的背负武器渡过卢比孔河的将军们会被地狱众神诅咒，恺撒对此鄙夷不屑”。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在1819年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期间曾口述恺撒的历史，从他的口述中能够得知，这位恺撒的忠实崇拜者十分赞同上述判断。[9]
当谈到内战，恺撒可以说是否认内战的始祖。然而他的伟大对手，法学家、政治家以及哲学家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对此却并不避讳。西塞罗因以下三点而闻名于世：第一，他是所知的最早使用“内战”这个术语的作家，尽管他像恺撒本人那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很少说出这个词。公元前66—前49年，在他诸多的著作和演讲中，这个词只出现过两次。[10]第二，他让我们看到，对内战的概念与对其他有组织的武装威胁之间的界限，罗马人的理解是如此地不确定。第三，他提供的证据表明，罗马人认为自己的内部斗争与他们所崇拜的希腊人的内乱截然不同。
公元前66年，西塞罗在一次演讲中首次说出了“内战”这个词。他在罗马广场的讲坛上发表了这个演讲，而23年之后他被处决，他的头和手正是被钉在了这个讲坛之上。在这篇演讲中，他对一项提案进行了辩护，这项提案要求将对抗罗马在小亚细亚最危险的敌人——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的军事指挥权交由格涅乌斯·庞培（Gnaeus Pompeius）将军或者说小庞培，即为后人所熟知的恺撒的主要对手庞培。西塞罗指出，在这场正义之战中，罗马的荣耀、荣誉和帝国的未来都岌岌可危，然后，他请求他的听众想象一下，罗马需要怎样一位将军来带领罗马取得胜利，那应该是一个拥有军事经验、能力、权威和运气的人。还有谁比庞培更具有这些素质，更适合这个位置呢？他是一个年少有为的年轻将军，在18岁时他就第一次担任了主帅。在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战场，在接下来的20年里，罗马人将会面临的每一个新的敌人，他都曾与之战斗过：

如果国家的命运不依赖于他，难以想象战争将以一种怎样的面目出现？内战、非洲、阿尔卑斯北部、西班牙(一场平民与好战部落之间的战争）、奴隶战争、海上战争，这些战争和敌人，无论是在性质还是地点上都有所不同，他不仅参与了这些战争，而且也最终亲手结束了它们——所有这些都表明，没有什么军事经验是他所不熟悉的。[11]

因征服北非、西班牙和高卢的叛军，以及其他两场战争的军事胜利，在20多岁时，庞培就继他心中的英雄亚历山大大帝之后，赢得了“伟大”（Magnus）的称号。他在西西里轻易地消灭了斯巴达克奴隶起义的残军；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横扫地中海地区的海盗，这场战役令人震惊；公元前82年同样在西西里战胜了格涅乌斯·帕皮里乌斯·卡尔波（Gnaeus Papirius Carbo）；以及公元前77年，在埃特鲁斯坎（Etruria）战胜了的马库斯·埃米利乌斯·雷比达斯（Marcus Aemilius Lepidus）。[12]>除了对奴隶和海盗的战争之外，其他的这些战争都是针对或者部分针对本国的同胞。“内战”是罗马那段历史的一部分，而且很难将其与外部战争区分开来。
当西塞罗为庞培辩护时，他提到了“内战”，说明这个词已经是通用词了。虽然历史记录显示他是最早运用这个词的人，但很显然他不是第一个使用这个词的人。他在列举庞培所参与的战争时，也暗含了战争和敌人的级别是有所不同的；最令人厌恶的是海盗和奴隶，而最难打败的是罗马公民。因此，西塞罗让他的听众坚信，在公元前1世纪80年代的“内战”中取得胜利是庞培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即使这些战争为人所不齿。毕竟，西塞罗当时是作为庞培党派的一员而发表的演讲；从这种意义上讲，他的听众肯定会把他所提及的“内战”看作与战胜罗马外敌及内部威胁相提并论的事情。所以，“内战”刚被发明就又被重新定义了：最初是一种难以想象的恐怖，但很快就变成了一个难以明确的概念；可能是变成这样一个概念，从本质上看，如果说它不具备价值或值得称赞的，那么至少是一个展现勇气和军事才能的场合。
这有点儿微妙；正如卢坎所说的，内战是“没有胜利者的战争”，这也是大多数罗马评论家所赞同的。[13]罗马的凯旋式是授予取得对外战争胜利的将领的荣誉——至少传统上是这样。得胜的军队欢呼他们的将领为“凯旋将军”（imperator）；然后将领请求元老院批准一系列的感恩仪式；元老院则会授予将领一次正式的凯旋式。历史学家瓦勒里乌斯·马克西穆斯（Valerius Maximus）在公元1世纪写道：“在此前的共和国内战中，即使有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因此而取得‘凯旋将军’的称号却从来没有过，而且也不会有感恩仪式，或凯旋的欢迎仪式和战车游行，因为这样的胜利是战胜了国内的同胞而不是外族，所以被认为是令人悲痛的，即使它是有必要的。”[14]然而，庞培在非洲和西班牙的胜利获得了凯旋式，这些战争“事实上是内战”，而恺撒后来收获的一连串凯旋式，均是为了庆祝他战胜了他的敌人——既包括公民也包括外族——高卢、埃及、本都以及非洲，还有庞培的儿子，明显违背了内战中没有胜利者这一禁忌。[15]最终，公元前31年，屋大维在亚克兴海战中击败了马克·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后，他也举行了一场凯旋式——这是代表他战胜了国内外的敌人之后所取得的凯旋式。这些不同类型的战争之间的界限仍然是漏洞百出，具有很多争议；而胜利者的正义逻辑会为其定义，也仅仅存在于共和国晚期，在那些压制了“公民”这个元素的战争中。[16]
罗马人认为，对比希腊和罗马城建立之初的历史，他们的内战经历是不同寻常的。希腊的内乱缺乏组织性和战争性，把罗马共和国的内部暴乱看作希腊内乱基础上的一种创新，这是一种奇怪的以弱为荣的心理。西塞罗当然是认可这点的。在公元前44年，恺撒被暗杀之前，这位元老院议员为了给他唯一的儿子马库斯提一些忠告，写了一封长信，然后离开罗马前往雅典继续深造。这封长信就是被后世所熟知的《论义务》（公元前43年），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诛弑暴君这一含蓄论点；在书中，西塞罗指出了希腊和罗马对内乱的不同理解。他引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的观点，来说明遵循公共利益的必要性，并提醒马库斯要当心罗马共和国分裂为民主党和贵族党。西塞罗接着指出，虽然希腊人内部确实有诸多争端，但罗马的分裂在规模、形式和名义上都是截然不同的。罗马人所遭受的不仅仅是动乱——希腊人称为“党争”的那种暴乱——还有更糟糕、更新颖的东西：“被诅咒的内战”（pestifera bella civilia）。任何一个正直而勇敢的公民都会避开和谴责内战。[17]尽管如此，罗马最终还是会发明内战。
***
罗马的演说家、诗人和历史学家都想竭力弄清楚共和国陷入正式武装冲突的过程。他们讨论内战的责任问题，寻找罗马公民道德衰落的迹象。特别是，有一种观点认为内战在表面的平静期过后将会重演，他们被这一观点惊呆了。最后，他们给后世读者留下的是一种历史愿景，即尽管历史充满着挑战伦理、令人震惊且反复出现的现象，然而这正是文明矛盾的标志，甚至是文明（civilization，这是后来才出现的术语）本身。通过这一切可以看出，对罗马人民自身和未来的时代来说，罗马人成了内战记忆的守护者。
提图斯·拉比努斯在建议将内战遗忘（oblivio）时暗示到，记住内战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有了记忆，就会有煽动激情和重新点燃内战的危险。从罗马人在内战史上的第一次尝试中，我们就可以深刻地领会到这一点。这是源自恺撒的同伴——盖尤斯·阿西尼乌斯·波利奥（Gaius Asinius Pollio）的观点。根据演说家昆体良（Quintilian）的评价，波利奥是一个“全能型的人”；他是一个作家、政治家以及资助人（资助的诗人包括贺拉斯和维吉尔），他还创建了罗马的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在公元前49年，他曾与恺撒并肩战斗，所以他拥有写作内战史的权威。事实上，当恺撒痛苦地站在卢比孔河边时，他正站在恺撒旁边，而后与其并肩作战。公元前44年恺撒被刺杀之后，波利奥当选为执政官，随后在公元前39或前38年他获得了一次凯旋式。不久，波利奥辞去公职，像其他退隐的罗马政治家一样转向了文学，将此作为另外一种形式的政治。我们可以从贺拉斯写给他的颂诗中了解他作品的主旨：

内部动乱始于
执政官梅特路斯
内战的原因，内战的邪恶，还有内战的方式
命运的游戏，致命的友谊
如此伟大，那铠甲
因未得到救赎的血而污迹斑斑——
一切充斥着骰子游戏般的危险——
正是你所面对的一切，而火焰被踏灭
灰烬依然在燃烧。[18]

作为恺撒的支持者，在恺撒被谋杀的阴影下工作，毫无疑问波利奥是认为还没有为死去的将军复仇（所以贺拉斯写道，“那铠甲/因未得到救赎的血而污迹斑斑”）。因此，他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光复运动。恺撒越过卢比孔河时，他已经知道一切都将像一场赌博；或者用那句被世人认为是出自恺撒之口的名言来说，“木已成舟”。通过回顾恺撒的格言，贺拉斯巧妙地将恺撒的决定与波利奥的危险任务（“一切充斥着骰子游戏般的危险”）结合起来。最大的危险在于记忆之火的延续。即使这种记忆之火只是一小团，也可能会变成具有破坏性的东西，冒烟的火山总是更容易喷发。内战爆发的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讨论内战史就像接了一个烫手的山芋。
从公元前1世纪80年代开始到公元1世纪60年代，在这超过一个世纪的罗马历史中，内战不断地在爆发。苏拉与马略之间的第一次内战是在公元前88—前87年，而这也导致了他们在公元前82—前81年之间的第二次冲突。20年后，公元前63年，苏拉战争中的贫困退伍老兵支持了元老院议员喀提林（Catiline）企图控制这座城市的阴谋。西塞罗本是这场阴谋的谋害对象之一，但他察觉到了危险，并发表演说，对喀提林进行政治指控，从而击败了这个共和国的敌人。大约又过了20年，恺撒发动了内战，拉开了一场断断续续的武装暴乱的序幕，首先被吞噬的是罗马，然后是意大利半岛，最后是地中海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埃及。在这一系列战争中，恺撒和庞培的追随者及其后代因双方存在分歧一直在战斗，最终，在公元前31年的亚克兴海战中，屋大维战胜了马克·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结束了双方的争战。公元前27年，屋大维被加封为“奥古斯都”，成为皇帝。这一系列内战得以结束。之后皇位继承权的争夺又为内战埋下了另一颗种子。
屋大维的加封为罗马带来了暂时的喘息之机，这个时代被赞颂为和平与稳定的“奥古斯都”时代。公元14年，屋大维去世，在随后几十年里，出现了内战的写作热潮，随后，内战又一次爆发了。那些反对罗马帝国元首制的人，对共和国无比怀念，将其视为没有腐败、公共利益得到保护的美好时代。然而，对其他人来说，恺撒大帝和奥古斯都大帝之前的岁月已经逐渐消逝了。“即使是在那些大部分出生在内战时期的老人中：又有多少还记得共和国呢？”塔西陀（Tacitus）在《编年史》（Annals）一书中感叹道。这本书所叙述的正是奥古斯都统治时代末期的罗马生活；由此看来，暴政是内战的另一种延续。[19]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提比略皇帝（Tiberius）统治时期，关于内战的叙述比罗马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塔西陀的著作是少数保存至今的史书之一；大多数作品都像波利奥的著作那样均已佚失，包括塞内卡（Seneca the Elder）和历史学家奥鲁斯·克莱穆提乌斯·科尔都斯（Aulus Cremutius Cordus）的作品，后者曾在公元25年被指控叛国罪，据说是因为他书写了早前内部冲突的历史从而被认为是煽动了内战。[20]
在尼禄统治时期，卢坎写下了他的史诗《内战记》（公元60—65年），叙述了恺撒和庞培之间的斗争，是另外一团记忆之火。这是一部矛盾的史诗，虽然是在皇帝的资助下完成的，但对帝国之前的岁月充满了怀旧之情，当时的罗马共和国即使受到了内战的冲击，依然生机勃勃。卢坎回顾了一个世纪前的内乱冲突，设想了一个习惯了人类世界的政治和军事冲突的宇宙，而天堂因地球上的灾难而颤抖。[21]
卢坎的意象力量、共和主义倾向以及他对亲密朋友之间的暴力冲突的生动再现，让他注定成为所有罗马诗人中最受赞赏的一位，从4世纪到19世纪早期，在这近1 500年中，他的史诗所拥有的读者是最多的。[22]在12世纪，《内战记》被翻译成古爱尔兰语。[23]到13世纪，这部史诗的手稿被传到了冰岛，并且与撒路斯提乌斯的《朱古达战争》和《喀提林阴谋》部分章节相融合，组成了一篇散文式的概要，最后构成了一部罗马传奇（Rómverja Saga），这就是冰岛版本的罗马历史，讲述了罗马的动乱、阴谋和内战。[24]14世纪早期的诗人但丁称卢坎是“大诗人卢坎”；而到14世纪晚期，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称其为“伟大的诗人、大卢坎”。[25]还有荷兰学者、“自然法之父”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他同时也是《内战记》的学术编辑，认为卢坎正是那个“热爱自由的诗人”。[26]他的名气随着欧洲内战的发生而起起伏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16世纪和17世纪，他为理解历史上和当代的暴力冲突提供了关键性的材料，然而在19世纪他的名声有所下降，但到了20世纪晚期他又迎来了新的读者。
与卢坎一样受尼禄皇帝资助的作家中，有一位提图斯·佩特洛尼乌斯·阿比特（Titus Petronius Arbiter，约公元27—66年），他是政治家、诗人，还是顶级的美食家，著有《萨蒂利卡》（The Satyricon）一书。这篇闻名于世的诗描绘了在一个虚构的晚宴上，一位虚构的诗人尤摩尔浦斯朗诵了一首关于恺撒和庞培之间的内战的诗。尤摩尔浦斯声称内战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主题”，也许与《埃涅阿斯纪》（Aeneid）——维吉尔本人都称之为“大作”——一样重要。[27]
卢坎和佩特洛尼乌斯最终都被尼禄逼迫自杀。在公元69年，尼禄皇帝也死了。内战的战火在“四帝之年”（伽尔巴、奥托、维特里乌斯和韦帕芗）又重燃了。这些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战争不会是最后的罗马内战——据一些统计显示，这些内战一直持续到了公元4世纪，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就特别容易发生这种冲突，但是这些冲突为罗马历史的叙述带来了一个高峰。回顾历史，这种类型的冲突变得清晰起来。“罗马帝国在尼禄倒台后甚至是在奥古斯都之后的暴政时期就爆发了内战，难道我不应该从这些内战中推导出罗马帝国的衰落吗？”在18世纪80年代，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在完成他的史学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之后，对自己发出了这样的反问，然后回答：“啊！我应该。”[28]
罗马人和他们的后人非但没有将内战抛弃、遗忘，反而不停地提起和回顾。内战就变得既难以言喻又无法避免，直到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似乎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谈论了，因为内战永远不会消失。卢坎的《内战记》中有一个角色哀叹道：“痛苦降临，人们又将再次忍受”，“未来将是战争的延续，这就是内战的结果”。[29]创作罗马内战史的书是没有止境的。40年后，塔西陀在《历史》（Histories,约109）一书中，对“四帝之年”的描写效仿了卢坎的这首诗。习惯讲希腊语的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写了一系列希腊和罗马名人传记，而他笔下的罗马名人代表包括，格拉古兄弟和后来的内战勇士马略、苏拉、恺撒、庞培和安东尼（约100—125）。同样的这几年里，另一位用希腊文写作的历史学家阿庇安，撰写了一本保存至今的史书《罗马史》（Roman History，约145—165），其中有一个部分的标题为“内战”。这些史学家都试图撰写一部内战通史，旨在叙述从苏拉到屋大维的所有罗马内战。
弗罗鲁斯（Florus）那本广为流传的《罗马史纲要》（Epitome of Roman History，约117—138，或161—169)，虽然没有上述那些著作那么详细，但是时间跨度更长。书中阐述了在罗慕路斯之后的7个世纪，罗马充斥着不同类型的无休止的战争：对外战争、奴隶战争、同盟者战争和内战。尽管只有对外战争才被视为正义的，弗罗鲁斯还是刻意模糊了其他几个类型的战争之间的界限，比如，同盟者战争实质上是一场内战，因为曾经与罗马结盟的盟友“在意大利境内发动叛乱所犯下的罪行，与公民在自己城市内部叛乱是一样的”。此外，他把奴隶战争描述为最不光彩的战争，并且刻意将其与马略和苏拉之间的战争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罗马最大的不幸。公民与公民在罗马广场进行斗争，他们就好像是竞技场里的角斗士——“最低级的人类”。为了给这个混淆不清的分类正名，弗罗鲁斯追溯了恺撒和庞培之间战争的扩展和延续，即从罗马城向外扩展至意大利，再延续到罗马帝国。[30]
从恺撒到奥古斯丁，大约近5个世纪里，罗马历史学家都在大胆地努力探索他们文明中的这个最大诅咒。[31]他们绞尽脑汁思索内战的起因。罗马的每一场内战是因什么而起？罗马共和国是否存在什么根本性的缺陷而导致了内战的爆发？发生了如此多的内战，原因让他们深深担忧。其中是否有更深层次的逻辑？他们试图从这些苦难中总结经验。是否存在一种理想的共和国形式，可以避免内战？或者说罗马文明本身的基础结构使得这类灾难注定会不断重现。在北非历史学家、希波主教奥古斯丁（Augustine）创作《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413—426）时，这些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至今仍是研究罗马内战史最权威的专家之一。但是先让我们聚焦在他的一些前辈身上。
当时的罗马人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回答，得出了一些生动但又令人不安的教训，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些教训被不断地重复和学习。内战并非单独发生的，而是集体出现的。内战留下的创伤是无法愈合的，因为后世要求复仇并产生分歧，这些首先会分裂罗马城，然后就是包括地中海及其他地区的整个罗马帝国。塔西佗在描述公元1世纪的动乱时，开头写道：“我所谈到的历史充满了灾难，有可怕的斗争，因叛乱而分裂，甚至是在和平时期都充斥着野蛮的行径。先后有4个皇帝死于刀剑之下；发生了3次内战，对外战争则更多，而两者往往是同时发生的。”[32]因此，虽然内战的目的是控制城市，但要与对外战争相区分并不容易，内战的影响波及整个罗马世界，后来又吸引了来自整个帝国的参与者。
罗马公民权的授予范围越广，内战的范围也就越广。弗罗鲁斯认为：“恺撒和庞培的暴力，犹如洪水和烈火，在整个罗马城蔓延，波及意大利、各个部落、各个种族，最后是整个帝国，以至于不能肯定地将之称为内战，甚至也不是一个同盟者战争或对外战争，不过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包含上述所有性质的战争——甚至比战争更糟糕。”[33]弗罗鲁斯在这里与卢坎《内战记》的开篇相呼应，对于罗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焦虑，他给出了经典的总结：

在横跨厄玛提亚平原的所有战争中，它比内战更恶劣，
我们为犯罪的合法性而歌颂，而这个强大的民族
手执胜利之剑刺向自己，
手足兵戎相见，而暴政的契约一旦被打破，
因普遍的罪行，
与动荡世界的所有力量发生的冲突，
充满敌意的规则与标准规则相抗衡，
战鹰对抗和标枪飞掷。
啊，公民们，这是多么的疯狂啊！[34]

如果说恺撒和庞培之间的战争“比内战更恶劣”，那是因为这是发生在两个联姻的人之间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家族战争（“手足兵戎相见”），而不仅仅是公民之间的战争。[35]这场战争的结果与之后历史中的一句话产生了共鸣：1643年，英国议会的上将威廉·沃勒爵士（Sir William Waller）在形容英格兰共和国的动乱时说道，这是“没有敌人的战争”。作为家族和同胞之间的冲突，这场战争充满了痛苦，因为它是为政治权力而战，并有权力定义共和国的成员。[36]从这方面理解，作为对价值观的一种考验，内战是必要的、自然的斗争，它既可怕又无法避免。
内战确实是战争，就像第一场被认定为内战的战争一样，即苏拉之战，它有全套的旗帜和武器，并伴随着隆隆的鼓声和悠长的号角。随后内战吞噬了整个罗马和地中海地区：公元前48年，这场战争的决定性战役法萨罗之战（Battle of Pharsalus）发生在位于希腊北部的厄玛提亚平原，因而卢坎的史诗由此衍生出另一个名字：《法沙利亚》（Pharsalia）。如果地理上的边界缺乏固定性，那么概念上的边界则更加易变。西塞罗以及其他人试图分辨的不同战争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看起来就像是因为努力而使得从其他形式的冲突中区分出内战变得更困难。就像一些不可动摇的自然力量一样，内战不再遵从共和国的边界，从广度上说，它显示出具有世界性的潜力，因此变得更具破坏性。正是这种特征，使得对内战的理解变得如此迫切，也让人们很难去描述和定义内战。
***
罗马历史上所有的内战史学家都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是，从何时开始他们的叙述。即使是关于恺撒的历史，也并非从越过卢比孔河开始的；其他诗人和历史学家则进一步寻找共和国内部问题的根源。解释内战反复发生为何如此困难，贺拉斯写给波利奥的诗正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他提到了“执政官梅特路斯”，然而，大约从公元前140年到公元前60年期间就有11位执政官名叫梅特路斯。根据大多数罗马历史学家的说法，贺拉斯可能指的是公元前60年在任的那位梅特路斯，也就是恺撒、庞培和克拉苏首次结成联盟的那一年。然而，他所指的也可能是另一个梅特路斯，即公元前123年的执政官。这一年，盖约·格拉古当选保民官，两年后他被谋杀，他的首级被一群愤怒的暴徒斩下。那么，如果贺拉斯所提到的是第一个梅特路斯，则说明波利奥的历史仅比恺撒越过卢比孔河早20年。但是，如果他是指第二个，那就表明在看待分裂罗马和让公民陷入互相争斗的这些问题上，波利奥更具远见卓识。[37]整个罗马民族的历史都有可能因这种的选择而被影响。
对内战进行短期的阐述可能会得出内战是偶然的，不太可能会反复出现。长远地看待内战，则会将冲突放入整个罗马历史中，去探寻内战的深层原因，甚至是从道德罪责方面寻找导致破坏性暴乱的原因。有些人认为，在罗马建城之初，罗慕路斯谋杀了他自己的兄弟，当时问题就已经涌现，就像奥古斯丁所说的那样，“整个城市都犯下了罪行，但是都被忽视了”。[38]公元前39年，后三头同盟带来了短暂而不安的和平时期，而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30年代末，贺拉斯向他的罗马同胞们问道，为什么想要拔出刚刚入鞘的剑？又为何会如此疯狂，不是因为征服其他民族——比如迦太基人和不列颠人而流血牺牲，却宁愿选择亲手毁灭自己的民族？可能只有一种解释——这座城市被杀害兄弟的原罪诅咒了：

为什么要疯狂地加入一场邪恶的战争？
你的剑已入鞘，
现在又为何要将它们拔出？
……是残酷的命运驱使着
罗马人，当雷穆斯的无辜鲜血
流淌在大地，
残杀兄弟的罪行——是对后代的诅咒，甚至包括尚未出生的后人。[39]

在贺拉斯写这首诗之时，罗马已经历了两代人的内战。罗慕路斯谋杀了他的兄弟，这被用来讽喻平民和贵族之间的政治和社会分裂：“他们之间可能存在永久的冲突。”[40]于是又回溯到了罗马内部斗争的起源——“平民与贵族的斗争”，格拉古兄弟时期的分裂和内战。这本血腥的家谱给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一年多后，贺拉斯另一首诗确认了这点。这首诗是在哀叹后三头同盟与庞培的儿子塞克斯都·庞培（Sextus Pompey）之间的分裂：“被内战折磨的第二代/罗马正在衰落，被强权摧毁。”“（似乎）这座城市，还有我们这失去教义的一代，注定要被再次毁灭。” [41]贺拉斯继续说道，想要躲开罗马的原始诅咒，唯一的方法就是避开罗马本身。事实上，逃避，而不是遗忘，可能是内战诅咒的唯一补救办法。
但是，如果说在罗马早期历史中，罗马内部冲突的根源并未如此根深蒂固呢？撒路斯提乌斯在叙述公元前63—前62年的喀提林阴谋时，他还将这座城市巨大命运转变的原因归于道德上的衰败，这是罗马发展所产生的一种意想不到的后果。公元前146年，罗马打败了迦太基之后，随即出现了腐败。撒路斯提乌斯认为，在此之前也有“公民与公民之间的斗争”，但他们只为美德与荣誉而战。在布匿战争胜利之后，贪婪和野心使“命运变得残酷，一切变得混乱”。苏拉之所以能够征服罗马是因为他在亚洲战争中获得了大量战利品，用来收买士兵，取得他们衷心。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内战和腐败是齐头并进的，削弱了罗马的道德力量，直到喀提林试图追随苏拉的脚步，在那些“渴望内战”的堕落士兵帮助下，企图推翻共和国。[42]在撒路斯提乌斯其他著作中，他重申了这一说法；罗马最早的纷争源于人性的缺陷以及人们对自由、荣耀和权力的渴望，但是直到迦太基沦陷之后，内乱的罪恶才盛行，平民和贵族之间开始公开发生冲突：“这种方式很明显是为了挑战更多对手，（而）随后出现了许多骚乱、叛乱，最后是内战。”[43]
大多数罗马历史学家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到了社会冲突的源头，即公元前2世纪[1]提比略·格拉古和盖约·格拉古两兄弟的改革。格拉古兄弟将罗马政治团体分为“贵族”和“平民”两个党派[44]，显然是受到他们的导师——来自库迈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布洛修斯（Blossius）的影响，结果是这两位罗马学生发现，这种划分为这座城市走向内战打下了致命的基础。西塞罗、维莱里乌斯·帕特尔库路斯（Velleius Paterculus）、阿庇安以及弗罗鲁斯均认为公元前133年提比略·格拉古被谋杀是罗马的第一次致命分裂。瓦尔罗则认为公元前121年弟弟盖约·格拉古的死才是关键，并说道：盖约“将公民分裂为两派，这是内乱的起源”。（公元前44年）塔西佗在《历史》中写道，这两位保民官所面临的问题是“内战的审判”。[45]正如西塞罗所指出的，那些支持贵族的人（贵族派）和那些支持平民的人（平民派）之间的分化，为罗马共和国撒下了背叛与不和的种子。[46]当然，这些解释并不矛盾；将它们串联起来，可以讲述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鼓舞着后来的历史学家，例如奥古斯丁，对罗马的致命缺陷做出自己的解释。
事实上，在罗马历史的典籍中，对内战的各种分析并没有太大的分歧。罗慕路斯和雷穆斯的神话是罗马城内乱冲突的最根本原因。从撒路斯提乌斯对迦太基战争之后的奢侈和腐败的道德批判，可以了解内乱的先决条件。西塞罗和其他学者追溯格拉古兄弟领导时期的罗马内部分歧，可以看出这种分歧是引起彻底的派系斗争和更大的政治分裂的原因，这一切最终导致了罗马公民拿起武器与自己的同胞对抗。
这正是一个序列变成一个循环的过程。分析解释变成了理由依据。而那些独立的事件演变成了深入到罗马过去——罗马建城之初——的历史叙述，并给罗马的未来投下了阴影，在政治紧张的时刻又再次兴起。遵从此种模式，在“四帝之年”时期伽尔巴被杀后，塔西陀如此描述平民的焦虑情绪：“他们记起了内战，以及多少次这座城市被占领，还有对意大利的毁灭性破坏，对行省的掠夺，法萨罗、菲利比、佩鲁西亚和穆提那战争，这些名字都是因灾难而闻名。”[47]内战的循环会一次又一次的上演：有间接描写内战的作品，例如斯塔提乌斯的史诗《底比斯战纪》（Thebaid，公元92年），这首诗以公元1世纪的罗马内战为背景，讲述了俄狄浦斯的两个儿子，厄忒俄克勒斯和波吕尼刻斯兄弟之间的原始斗争，他们在底比斯相互残杀；[48]还有直接描述内战的作品，以罗马历史为背景来讲述内战，比如塔西佗和弗罗鲁斯——后来的内战历史著作，更是包括了美国和法国革命在内的直到18世纪的内战史。
到目前为止，奥古斯丁所著的《上帝之城》，此书的基督版本是最全面地叙述了罗马人的内战倾向。公元410年蛮族入侵罗马之后，他撰写了这部神学和历史的杰作，从公元413年到426年，一共创作了22卷。这部书的诸多目的之一就是解释罗马衰落的原因。基督教声称其原因是新的宗教出现：如果能够平抚异教徒信奉的神，罗马城就可以击退其入侵者。奥古斯丁指出，罗马帝国的道德败坏和分裂倾向早在耶稣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他以此来反驳基督教削弱了罗马的指控，认为并非基督教让罗马在哥特人的面前变得不堪一击；他将罗马衰落的原因归于罗马内战史学家们所提出的那一系列事件。但是此处有一个明显的悖论。难道罗马不是一个施行救赎的工具吗？不论它的帝国在何处，都会将福音传播到已知的世界？那么，在这座城市被洗劫的背后，是否存在着一个神圣的目的，就像在早期建城时一样？奥古斯丁跟随他前辈的脚步，追溯罗马城的道德历史，从建城之初到随后的一系列动荡和自我破坏，直至帝国的灭亡。野蛮人的愤怒或外来入侵者的征服所带来的恐惧，怎能与公民互相残杀的恐惧相比呢？
奥古斯丁在罗马文学方面受到了全面的教育，也曾在米兰担任修辞学教师，他深受其益。在年轻的时候，米兰是帝国的文化都会。他沉浸在西塞罗、撒路斯提乌斯和维吉尔的作品中，并且阅读了许多李维所著的罗马历史书籍，这些书如今都已经佚失了。[49]他的博学使他能够编撰一部关于罗马内乱的通史，时间跨度包括了自罗慕路斯与雷穆斯起——他们的自相残杀“表明了世俗城市内部分裂所能达到的程度”——到奥古斯丁自己所在的时代。如果他能证明，罗马的道德沦丧早在耶稣诞生之前就已经开始，那么基督教就不会是罗马帝国衰落和覆灭的原因。撒路斯提乌斯提供了奥古斯丁所需要的证据。“在他的书中，他讲述了（在击败迦太基之后的）繁荣所带来的道德败坏最终导致了内战。”从格拉古兄弟到苏拉，罗马的分裂“不断发展直至内战”，而这座城市的众神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他们；事实上，神自身有时也会煽动公民互相攻击，为他们的纷争提供借口。奥古斯丁讽刺地说，罗马人为和谐女神康考迪亚（Concord）建造了一座神庙，“但康考迪亚抛弃了他们，纷争女神狄斯科耳狄亚（Discord）统治着他们，甚至使他们陷入内战”。[50]
奥古斯丁对罗马异教的描述是“恶魔的世界，甚至比恶魔更邪恶，因为内乱的存在”，是一系列“内部的不和谐，更确切地说是野蛮”。他哀叹道：“同盟者战争、奴隶战争，还有内战！这些战争让罗马人流了多少鲜血，又让多少个意大利被彻底摧毁？”他与弗罗鲁斯一样，将罗马历史描述成一连串的战争，每一场战争都建立在前一场所遗留的道德问题之上，从而动摇了共和国的基础。休战期间的流血程度不亚于战争本身，因为在苏拉的第一次胜利之后，“和平要通过残酷的战争和征服所取得”。马略和苏拉之间的第一次内战，导致了罗马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其他内部战争，直到奥古斯都的出现。据奥古斯丁的记载，在这位内战勇士统治时期，耶稣诞生了：“只是这些战争早在基督降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一连串的原因使得一种罪行与另一种罪行联系在一起。”[51]
在写作《上帝之城》期间，奥古斯丁鼓动一位移居北非的西班牙牧师保罗修斯·奥罗修（Paulus Orosius）来从事“反对异教徒”的历史工作，以此回击野蛮人对罗马的洗劫。奥罗修的《反异教徒历史七书》（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 417—418）是真正的通史，跨越了5 618年的时间，从世界的诞生到作者自己的时代。这位牧师把罗马内战放入更长的历史中来考察，即人类有时间记载以来[52]，所遭受的犯罪、战争和自然灾害，正如他的先辈们——早期的罗马历史学家所做的那样，奥罗修对罗马内战逐一进行了追溯。他认为“弑父”行为以及家族内部的自相残杀是内战中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至少从波斯人时代开始就是如此。他们“打了一场内战，确切地说不仅仅是一场内战”——卢坎的观点再次出现了！在波斯国王大流士二世死后，他的两个儿子阿尔塔薛西斯和小居鲁士因争夺王位而同室操戈。关于罗马内战史的时间线，奥罗修遵循了传统史学的年表，认为内战是从苏拉开始，但他将内战视为一个延续到他自己所在时代的循环。奥古斯丁认为最糟糕的战争只发生在异教徒之间，而不是异教徒与基督徒之间，所以在这一点上，奥罗修与其产生了分歧。奥罗修认为把内战称为“反对盟友的战争更为精确，不过如果称之为内战的话，那么这将会是我们的优势”——也就是说，那是对基督徒有利的，他的这一论断是在回应那些声称当代没有此类“内部”战争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为基督胜利而战，受人称颂，并被基督教义所宽恕：“今天所谓的内战是温和而仁慈的，或者说是镇压而不是战争，这点谁会怀疑呢？”[53]奥古斯丁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从来没有提到过奥罗修，似乎对这位追随者所写的史书感到失望。奥罗修持有一个乐观的观点，认为罗马帝国是上帝选择传播基督教的工具，且在未来将继续承担这个责任。[54]直到奥古斯丁完成《上帝之城》时，他都坚持一个观点，即严格区分异教徒和基督教徒——也就是居住在世俗之城（the Earthly City,象征着罗马）的人们和上帝之城（the Heavenly City）的信徒之间的区别。奥古斯丁提醒读者，罗马人不断地找理由来互相争斗，对整个罗马世界造成了越来越大的破坏性影响：“帝国的疆土之广导致了更恶劣的战争爆发，即同盟者战争和内战。由此看来，人类就显得更加悲惨，无论是因为战争本身，还是说为了最终的和平而战斗，或者因为不断存在的恐惧，冲突都将再次开始。”与其他城市相对比，上帝之城是一座公民之间不会爆发战争的城市，没有比这更伟大的了。[55]
***
从恺撒到奥古斯丁，罗马内战的经典著作，出现了三种经久不衰并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叙述。第一个可以称为共和国的故事；它描绘了从罗马根源所迸发出的不断重现的无休止内战，并同情罗马共和国提倡的无私公民价值观。根据罗马历史记载，要想彻底的“文明”（civilized），就很容易发生内战；而且仅经历一场内战似乎不可能，因为随着罗马文明的延续，内战就会不可避免地持续。接着是关于罗马帝国的叙述，遵循了同样的叙事轨迹，但得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内战是政体的一种顽症，它只有一种治愈方法：恢复君主制或推行皇帝制。奥古斯都统治下的罗马帝国的诞生结束了这个故事。讲希腊语的历史学家阿庇安写道：“由此，罗马的政体经受住了各种各样的内乱，最终实现了统一和元首政制。”到16世纪晚期，阿庇安著作的英文翻译者对此表示赞同：“这明显说明了，人民的共和政体必须让位，君主政体开始盛行。”[56]最后，是关于基督教的叙述，内战是这个城市或共和国一直遭受的罪恶，内战的目的是致力于世俗的世界，而不是上帝的荣耀。世俗世界是自我毁灭的根源，可以肯定它最终都不能成为救赎的工具。所有这些叙述都被应用到后来的政治和军事动乱中，跨越整个欧洲和后来所有的帝国，直到18世纪。
通过罗马的演说家、诗人和历史学家的描述，人们能够确认内战的概念是什么，参战者是如何战斗的，以及所造成的后果是什么。通过阅读这些经典文本，读者将能够理解自己国家从罗马继承下来的内部权力斗争。当他们在中学和大学里学习拉丁语时，就会了解到内战的含义，因此毫无疑问，只要有机会，这些观点就会灌输到他们的思想之中。他们受到卢坎的启发，创作诗歌，又受撒路斯提乌斯、塔西陀以及其他罗马内战编年史学者的影响，编撰了自己的历史。17世纪主要的政治思想家，包括胡果·格劳秀斯、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都采用了罗马式的话语来讨论主权与叛国、叛乱与革命。在这些讨论中，传统的内战观念首次被考验，但这也只不过是将与古代先辈们的对话继续进行下去而已。只要罗马的诗人和历史学家还被世人铭记，遗忘就不可能成为对抗内战的一种可行手段。 [1] 原文写的是公元前1世纪（in the first century b.c.e.），但格拉古兄弟改革的时间实际上是公元前2世纪。——译者注

第三章 非内部的内战

17世纪

欧洲和美洲的教育机构将罗马人对内战的描述流传下来，成了经典传统的核心，他们用词汇和故事来教育后代，并以此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即使不是每次都能奏效。1642年英国第一次内战刚开始的时候，托马斯·霍布斯曾说：“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著名事迹和格言，不是因为理性而受到赞扬，而是因为他们的伟大，以及被人们所谴责的那些狼性元素；还有在历史的洪流中，人们对过去几个世纪里各种人物的记忆及他们的公共行为的记忆。”[1]1629年，霍布斯通过翻译修昔底德的作品开始了他的出版生涯；1670年——此时离他去世的1679年很近了，他创作了一部英格兰内战史作品，一定程度上是按照罗马人的模型进行创作的。尽管他对学习古典文化的政治影响深表怀疑，比如他认为希腊和罗马的共和思想是英格兰困境的根源之一——霍布斯就像他同时代的人一样，深受罗马内战炮火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