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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纵横谈
作者：顾钧
内容简介
《美国汉学纵横谈》这本论文集为作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成果，全部论文均在正式刊物和报纸发表过，在国内学界产生一定影响。分为三个部分：19世纪美国汉学史研究、20世纪美国汉学史研究、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本次结集出版，将对国内研究美国汉学史、中国近代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学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19世纪

美国人出版的第一部汉语教材

《广东方言读本》（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是美国人出版的第一部汉语教材，也是在中国写作完成的第一本练习广东方言的实用手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该教材尚无固定的中文译名，日本学者曾使用《广东语模范文章注释》、《广东语句选》等译名，恐怕还是称为《广东方言读本》比较合适，下文简称为《读本》。
《读本》的主编者裨治文（Elijah C.Bridgman, 1801—1861）是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于1830年初抵达广州。他早在1835年就有意要编写一本汉语教材，后于1837年开始动手，第二年完成。《广东方言读本》1841年在澳门出版，大8开本，693页，成为美国人有史以来最早的汉语教材。
为了表彰裨治文的这一大贡献，纽约大学在同年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在裨治文之前，最早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也因其编写的《华英字典》被格拉斯哥大学授予神学博士学位，时间是1817年。19世纪的传教士最早往往是凭借语言学的业绩而得到学界承认的。
裨治文之所以要编写《读本》，是因为想学广东方言的外国人日渐增多，但自马礼逊的《广东省土话字汇》1828年问世以来，“一直没有其他有价值的工具书出版，对这一方言的忽视显然难以适应日益增长的中外交流”。（《前言》）正如书名所显示的那样，该书以简易语句的形式提供练习，每页分三列，分列英文、中文及拼音。试举两例：（1）Please sit down；请坐；Tsing tso；（2）A catkin is the silken flowers of a willow；柳絮柳之丝也；Lau sui lau chi sz ya。第一例选自第一篇第二章《习言》，第二例则选自第十四篇第一章《草木百体》。全书共分十七篇，分别是：（1）习唐话；（2）身体；（3）亲谊；（4）人品；（5）日用；（6）贸易；（7）工艺；（8）工匠务；（9）耕农；（10）六艺；（11）数学；（12）地理志；（13）石论；（14）草木；（15）生物；（16）医学；（17）王制。作者的意图不仅在帮助读者学习广东口语，也在帮助他们获得有关中国的各类信息，将语言的学习和知识的学习结合起来。
马礼逊的《广东省土话字汇》虽然名为“字汇”，但最后一部分已经提供了一些句子，《读本》可以说是这一部分的扩大和补充，与前书相比，篇目的设置更贴近日常生活，例句也更为丰富和精当。《读本》的出现无疑为广东方言的学习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1829年10月裨治文离开美国前，传教会给他若干条指示，其中第一条就是要求他把开始的几年投入到汉语学习中，并说如果发现广州的学习环境不理想，可以考虑到马六甲的英华书院。裨治文后来没有去英华书院，而是在广州跟随马礼逊学习。本来学习汉语最好是找中国人做老师，但当时清政府的极端文化保守主义政策（教外国人汉语有杀头之祸）使这一点很难实现。即使能找到个别不怕冒险的老师，在师生双方精神都很紧张的情况下教学效果也一定不会太好。传教会的指示中担心广州的“学习环境不理想”，应该就是指此而言。这种不理想的状况直到1844年才得以改变，中美《望厦条约》中约定：“准合众国官民延请中国各方士民人等教习各方语音，并帮办文墨事件，不论所延请者系何等样人，中国地方官民等均不得稍有阻挠、陷害等情；并准其采买中国各项书籍。”裨治文是《望厦条约》谈判时美方的主要翻译，其时他已经来华十多年，但据中方人员的看法，他的口头表达能力仍十分有限，“以致两情难以互通，甚为吃力。”（《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1844年是马礼逊去世十周年，这位最早的汉语教师晚年的境遇不佳，估计去世前几年能够用来指导裨治文的时间和精力都很有限，多年来裨治文主要是通过马礼逊编写的工具书——特别是《华英字典》——来学习汉语，口语不佳也就很难求全责备了。经过多年的学习，裨治文的汉语阅读和写作能力得到了长足的进步，1838年他用中文独立撰写了介绍美国历史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一书，就是明证。
对于语言学习来说，教师固然重要，教材也同样重要。19世纪早期的情况是，不仅汉语教师稀少，可供用于学习汉语的教材也很有限，主要有这几种：小德经（Chrétien Louis Josephe de Guignes）的《汉法拉丁字典》（1813）、马礼逊的《华英字典》（1815—1823）、雷慕沙（Abel Rémusat）的《汉文启蒙》（1822）、公神甫（Joachin Alphonse Goncalves）的《汉葡字典》（1833）。上述皆是欧洲人的著作，所以一个美国人如果不懂法文、葡萄牙文、拉丁文，就只能使用马礼逊的著作了。通过一种外语学习另外一种外语，其困难可以想象。对于美国人来说，虽然对于欧洲大陆语言并不陌生，但通过英汉对照的教材来学习汉语无疑更为方便。
美国汉学要想赶上欧洲大陆和英国，首先要在汉语的掌握上下工夫。鸦片战争后，美国来华传教士的人数迅速增加，大大超过了英国。截止到1847年，来华新教传教士总共是112人，其中英国35人，而美国是73人。这些新来的传教士和当年的裨治文一样，必须首先学习汉语，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们编写了大量的字典、词典以及各种帮助学习汉语方言的教材。中文教材和工具书的大量出现成为19世纪美国汉学的一大特点，而其源头无疑是裨治文编写的《读本》。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外国人的活动范围有严格的限制，这使得传教工作很难开展，裨治文于是决定将工作重心转向出版。他的想法得到了马礼逊和当时在广州的商人们的支持，特别是奥立芬（D.W.C.Olyphant）尤为积极，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才使广州传教站得到了所需的印刷设备，印刷机于1831年12月运抵广州，铅字也在数月后到达。1832年5月，裨治文主编的英文刊物《中国丛报》第一期面世，此后以每月一期的频率出版。印刷所在广州运行了四年之后，由于清政府的进一步限制而不得不于1836年初移至澳门，直到鸦片战争后才于1844年10月先搬至香港，后又于1845年7月再次搬回广州。在澳门运行的八年当中，印刷所的任务除了《中国丛报》之外，主要是刊印了《读本》在内的几部教材和字典。
印刷教材和字典首先要解决的是中文活字问题。如果是纯粹的中文印刷，可以采用中国传统的雕版或西方新近发明的石印技术，但印刷中英文夹杂的作品则以活字印刷最为理想和可行。在搬家到澳门之前，广州印刷所还没有中文活字。在需要印刷中文作品的时候，只有请中国刻工帮忙进行雕版印刷。但自1834年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W.J.Napier）与中国政府发生摩擦以来，这样的中文印刷方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不得不移到新加坡进行。裨治文介绍美国历史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一书的初版就是1838年在新加坡印刷的。澳门印刷所最初的一套中文活字原先属于东印度公司，这套活字是西方人制作的最早的一套中文活字，它是应东印度公司的要求于1814年开始制作的，目的是为了印刷马礼逊的《华英字典》，该字典也就成为西人用中文活字刊印的第一部作品。此后马礼逊还利用这套活字刊印了另外一部字典《广东省土话字汇》。1834年东印度公司解体、马礼逊去世后，这套活字开始由美国人掌管使用。1842年，英国当局将这套活字正式赠予了美方。
《读本》是澳门印刷所刊印的第二部作品。第一部是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H.Medhurst）的《福建土话字典》，该字典是继马礼逊《广东省土话字汇》之后的另一部方言字典，也是最早的福建方言字典。1823年，麦都思完成编写后曾送到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等地谋求刊印，但均未获成功。1829年，东印度公司表示同意资助这本字典的出版，于是麦都思又做了大量的增补。印刷工作于1831年开始，但1834年4月由于东印度公司特许经营权的解除而使这一工作被迫中断，当时已经印完了三分之一。1835年12月，麦都思来到广州、澳门寻求印刷资助，得到美国商人奥立芬的帮助，全部印刷工作终于在1837年完成。相比而言，《读本》的编写和印刷过程要简单得多，因为都是在澳门一地完成的，所以没有经历《福建土话字典》那样的好事多磨。
原载2013年1月23日《中华读书报》

中国的第一份英文刊物
《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是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第一份英文月刊。它创办于1832年5月，停办于1851年12月，共20卷，232期。《中国丛报》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详细记录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这份刊物的原本现在已经很难一见，稍微常见的是日本一家出版社（Maruzen Co., Ltd）于1941年出版的影印本。2008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次推出了影印本，极大便利了读者的阅读和学者的研究。
19世纪以来，西方人陆续在中国出版各种西文报刊，近代中国最早的西文报纸是《蜜蜂华报》（A Abelha da China，1822—1823），在澳门出版，为葡萄牙文。在《中国丛报》之前出版的英文报纸有两份，一是《广东纪录》（Canton Register，1827—1843），一是《华差报与东钞报》（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1831—1833），《丛报》则是近代以来在中国出版的最早的英文期刊。两家英文报纸虽然创办早于《丛报》，但其中大部分是有关商业的内容，《华差报与东钞报》创办不久就停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刊载了反对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华专利权的文章。从分量上看，《丛报》每卷大约600页，并不少于报纸，而从内容上看，则要丰富得多，几乎涵盖了中国的方方面面，它出版后很快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最重要的信息来源。
1829年裨治文来华前夕，美国海外传教部总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在给他的指示中提出这样的要求：“在你的工作和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向我们报告这个民族的性格、习俗、礼仪——特别是他们的宗教如何影响了这些方面。”显然，当时的西方人士对于这些方面的情况是了解很少的。裨治文来华后，更加深切地感觉到西方人关于中国知识的贫乏，中西之间的交流基本还是停留在物质层面，“思想道德层面的交流少之又少”，这样的状况不仅让他感到“吃惊”，更使他感到“遗憾”。虽然明清之际的天主教传教士关于中国写过不少报道和文章，但在裨治文看来，它们不仅鱼龙混杂，有不少相互矛盾的地方，而且毕竟是多年前的信息了。他希望对中国进行全面的报道，提供更新和“不带任何偏见”（《丛报》发刊词）的信息。
裨治文的想法得到了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的支持。马礼逊是近代最早来华的传教士（1807年），早在1817年5月，他就曾支持另外一位伦敦会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在马六甲创办了英文季刊《印支搜闻》（The Indo-Chinese Gleaner， 1817—1822），其内容包括：“来自中国和其邻近国家的各种消息；与印度、中国等国家相关的历史、哲学、文学等方面的杂文逸事；译自汉语、马来语等语言的翻译作品；关于宗教的文章；关于印度基督教传道差会的工作进展；基督教世界的普遍状况”。（米怜《新教来华最初十年》）这份坚持了五年的刊物对于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了解中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822年米怜去世后停刊。1827年马礼逊计划在马六甲再次创办一份名为《印支丛报》（Indo-Chinese Repository）的季刊，刊载有关印度、中国等国家的语言、哲学、习俗、文化的论文以及各地最新的信息。之所以选择马六甲，首先是因为它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伦敦会传教士在那里已经打下了一些工作的基础，此外马六甲当地有不少华侨，与广州的往来也十分便捷，有利于收集和传递有关中国的信息。但《印支丛报》的计划后来未能实施，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礼逊会大力支持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因为这实际上也是在实现自己早年的计划。
裨治文办刊物的想法也得到了当时在广州的商人们的支持，特别是奥立芬（D.W.C.Olyphant，1789—1851）尤为积极，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才使广州传教站得到了所需的印刷设备，印刷机于1831年12月运抵广州，铅字也在数月后到达，这样就解决了刊物的印刷问题。裨治文一开始不仅负责《丛报》的编辑，也负责印刷，1833年10月卫三畏（Samuel W.Williams，1812—1884）作为传教士、印刷工到达中国后，从裨治文手中接过了印刷工作，此后也参与《丛报》的编辑。1844年11月卫三畏回美国休假后，裨治文接管了卫三畏的工作，1847年5月裨治文去上海参加圣经中文本修订，将《丛报》交给自己的堂弟负责，直到1848年9月卫三畏返回广州为止，此后《丛报》完全由卫三畏负责，直到停刊。《丛报》最初是在广州印刷，1836年印刷所搬至澳门，1844年10月搬至香港，1845年7月再次搬回广州，直到停刊。
促使裨治文办刊的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是德籍传教士郭实猎（Karl Gutzlaff, 1803—1851）的日记。1831年，郭实猎不顾清政府的禁令，乘船沿中国海岸航行，从曼谷出发直到天津，历时半年（6月至12月），他的日记详细记录了沿途的所见所闻。1832年1月，裨治文结识了郭实猎，当时郭实猎刚刚结束了第一次冒险，又在准备第二次冒险（后来又有第三次）。郭实猎的日记引起了裨治文的极大兴趣，在当时外国人的活动范围只能局限在广州、澳门的情况下，郭实猎的日记无疑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裨治文希望为这份难得的目击实录尽快提供一个发表的阵地。《丛报》创刊后，郭实猎的日记以连载的形式与读者见面，成为最初几期的主要文章。
1834年以前《丛报》各期的体例基本固定，主要由以下几个栏目组成：（1）书评（Review），是对西方有关中国的新旧出版物的学术评论；（2）上述出版物的内容节选，通常以游记和日记为主；（3）杂记（Miscellanies），篇幅较短而带有知识性的各类文章以及读者来信；（4）宗教消息（Religious Intelligence），关于各地传教活动和宗教事务的报道；（5）文艺通告（Literary Notices），各地有关教育、文艺和出版等的近况；（6）时事报道（Journal of Occurrences），相当于新闻报道，一般篇幅短小，仅有个别的比较详尽，信息的一个主要来源是清政府官方的《京报》。“《京报》所载，首宫门抄，次上谕，又次奏折，皆每日内阁所发抄者也。以竹纸或毛太纸印之，多者十余页，少者五六页；以黄色纸为面；长达六寸，宽约三寸。”（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在翻译《京报》方面马礼逊的贡献最多。1834年5月以后《丛报》不再按内容划分，而是以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来标注文章，但书评、文艺通告、时事报道、宗教消息等基本栏目都予以保留，没有什么变化，比较显著的变化是宗教消息逐渐减少，而书评和其他有关中国社会、文化的内容不断增多。所刊文章涉及的范围包括中国政治、经济、地理、历史、法律、博物、贸易、语言等方方面面。所以《丛报》虽然是传教士所办，投稿者也主要是传教士，但宗教内容并不是主要的，重点是对中国国情的报道和介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的开放，《丛报》的作者队伍逐渐扩大，传教士之外，外交官、商人、旅行家、军事将领等也纷纷给《丛报》投稿，美国学者白瑞华（R.S.Britton）指出，20年来《丛报》的“作者名单完全就是当时在华的英美中国研究者的名单”。（《近代中国报刊史》）
《丛报》第1、2卷每期各印刷400册，第3卷增加到800册，第4卷后增加到1000册。这是一个不小的数量，因为当时西方著名的刊物如《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和《西敏寺评论》（Westminster Review）的印刷量也只不过在3000册左右。《丛报》采取销售和赠送相结合的发行方式，读者对象主要是在中国、美国和欧洲的西方人士。以1834年为例，《丛报》在中国的发行量是200册，美国160册，英国40册。但数字不能说明一切，因为《丛报》的赠送对象包括上述两家著名杂志在内的多家西方杂志，它们常常转载和引用《丛报》上的内容，使许多没有看到《丛报》的人也同样能够了解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情况。
《丛报》的停刊，无论对于创办者、编辑者还是作者们来说都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停刊的原因有多个，最重要的是经济困难，《丛报》的资金一方面来自于销售所得，另外则来自于商人的资助，特别是奥立芬的大力资助，1851年奥立芬在回美国途中去世，使裨治文和卫三畏失去了坚强的经济后盾，成为《丛报》停刊的直接原因。《丛报》在前10年还可以依靠销售收入自给自足，但从1844年开始便逐年亏损，每年约300—400美元，最后一年（1851）只有300个订户，实在难以为继。裨治文的离去也使卫三畏越来越感到独木难支，1851年底，卫三畏决定停刊，给这份重要的刊物划上了句号。
在《丛报》创办之前，欧洲已经出版有多种亚洲研究刊物，如伦敦的《皇家亚洲学会通讯》（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巴黎的《亚洲学刊》（Journal Asiatique），但正如它们的标题所显示的，它们是以“亚洲”作为研究对象，中国只是其内容的一部分。前文提到的《印支搜闻》虽然给中国以不小的篇幅，但南亚、东南亚的情况也是其关注的重要对象。《丛报》是西方第一份主要以中国为报道、研究对象的刊物，它的出版无疑具有相当的历史意义，对于当下中国的清史研究者来说尤有极重要的文献价值。
原载《博览群书》2011年第10期

美国东方学会及其汉学研究
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842年4月7日成立于波士顿，乃北美最早的学术团体之一，其宗旨是“促进对亚洲、非洲、玻利尼西亚群岛的学术研究”。当时的外部环境是非常有利的，正如首任会长皮克林（John Pickering）在就职演讲中所说：“我们想与其合作进行东方研究的欧洲诸国，现在彼此间和平相处，那些因为风俗习惯不同而长期疏离于欧洲的东方国家现在也表现出更多交流的意愿，现代科技为遥远国家之间的往来提供了交通工具，东方国家更为宽松的政策也保证了外国旅行者的安全出行。所有这些有利条件，加上今天的学者和旅行家们已经具有的知识，应该使我们在短短的数年内取得超过以往好几代人的研究成绩。”美国东方学会确实在此后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了不错的研究成绩，特别是索尔兹伯里（Edward Salisbury，梵文、阿拉伯文教授）和惠特尼（William D.Whitney，梵文教授）两位耶鲁教授更是成就突出，其成果得到欧洲同行的高度评价。学会的《学报》（创刊于1843年）也逐渐成为一份有影响的学术刊物。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东方学会的研究范围虽然涵盖整个东方，但印度、波斯始终是研究的重点，这也正是上述两位耶鲁教授的研究领域，此外埃及和小亚细亚也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关注。从研究方法上看，以语言研究和文献考证为特点的语文学（philology）几乎是学者们不二的选择。索尔兹伯里在《学报》第一期上发表的关于波斯楔形文字的长文可以说是一篇垂范之作，其后这类文章占据了《学报》大部分的版面，我们以第10卷为例，共11篇文章，内容如下：（1）彭加人（按：在内布拉斯加州和俄克拉何马州保留地的美洲印第安人部落）的词汇；（2）琼斯（William Jones，英国著名的波斯、印度学家）的13封信笺；（3）库尔德人的语法和词汇；（4）《阿闼婆吠陀》第二抄本校勘记；（5）一篇克伦邦（按：缅甸邦名）的碑铭；（6）从缅甸语的角度看巴利文；（7）冰川作用于黎巴嫩山的痕迹；（8）希腊文《圣经》西奈抄本和拉丁抄本的时代问题；（9）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所藏塞浦路斯人的碑铭；（10）梵文动词变位研究综述；（11）关于吠陀本集中名词变位的统计。从上述列举中，我们也不难窥见东方学会的另一大特点——“厚古薄今”。
美国东方学研究的传统来自欧洲。语文学（philology）在希腊语中的原意是“爱字词”，从某种意义上与意为“爱智慧”的哲学（philosophy）相对立。在近代欧洲，意大利思想家维柯和法国思想家笛卡尔分别代表了这两种学术倾向。在维柯的影响下，许多欧洲（特别是法、德）学者将精力投向了东方古代和中古的语言以及历史文献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多重大的进步，如波斯古经、《奥义书》、《沙恭达罗》的翻译，巴拉维语（按：约在公元3世纪至8世纪的伊朗语）的判读，希腊语与阿拉伯语关系的探讨等等。在18世纪学术飞快进步的基础上，19世纪初欧洲的东方研究学会纷纷建立，最早是法国的亚洲学会（Société Asiatique），成立于1822年，其后英国和德国也都建立了类似的学术团体。美国东方学会和这些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欧洲的东方研究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但真正意义上的汉学研究应该说开始于17世纪来华的传教士和欧洲本土的汉学家。1814年法兰西学院汉学教席的设置无疑是“学术汉学”建立的标志，但比起阿拉伯学、印度学则要晚得多，值得注意的是，法兰西学院两位最早的汉学教授雷慕沙（Abel Rémusat）和儒莲（Stanislas Julien）都将大量的精力用于研究佛教，也绝对不是偶然的。在欧洲的影响下，美国的东方研究同样是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向波斯、印度、埃及，中国则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这从《学报》上就能很清楚地看出，在19世纪出版的20卷当中，关于印度的古代经典四大《吠陀》的文章多达数十篇，却没有一篇关于中国的《诗》、《书》、《礼》、《易》的文字。德国当代汉学家傅海博（Herbert Franke）在解释这一现象时说：“在欧洲，汉学作为一个学术研究课题基本上是19世纪的产儿，它比印度学和闪族研究要晚得多，后两种研究的发生背景也不尽相同，希伯来以及其他东方语言在欧洲有很长的教学历史，这样做有时是为了维护基督教以反对伊斯兰教，欧洲和伊斯兰教的接触发生在地中海以及巴尔干半岛国家，巴勒斯坦曾在土耳其的统治下更成为接触的重要原因。对于印度的兴趣主要是因为学者们发现梵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所有印欧语言的祖先，印度学一般被认为是对梵文的研究，早期的印度研究还伴随着一种寻找人类文明源头的幻想。”（《欧洲汉学概论》）学术研究虽然带有自身的独立性，但不可能脱离历史的发展和实际的需要而存在。
在19世纪的学术环境中，中国处于东方学的边缘，《学报》上留给中国的版面十分有限，还是以19世纪所出的前20卷为例，与中国有关且有一定篇幅的文章只有10篇：
克拉普罗特《中国纸币史》（第1卷第136—142页）
格里诺《中国：人口、贸易、条约签订的前景》第1卷第143—161页）
勃朗《中国文化，或中国人特性的形成原因》（第2卷第167—206页）
马西《运用电码标示汉字的方式》（第3卷第195—207页）
索尔兹伯里《西安大秦景教碑的真伪》（第3卷第399—419页）
布拉德利《中国方言的罗马字拼写》（第4卷第327—340页）
伟烈亚力《西安大秦景教碑》（第5卷第275—336页）
丁韪良《古代中国的北方蛮族》（第11卷第362—374页）
柔克义《朝鲜与中国的关系》（第13卷第1—33页）
柔克义《西藏佛本生故事》（第18卷第1—14页）
从上面10篇文章可以看出三个特点，一是研究课题多属于古代（柔克义的第一篇文章主要讨论古代朝鲜与中国的关系），二是语言文字研究所占比例较高，三是关注少数民族、中外关系，而较少论及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儒家文化（勃朗的文章只是概观，丁韪良的文章也不是他所最熟悉的中国法制史）。这三点基本上可以概括19世纪美国东方学会汉学研究的特点。在上述文章中，其中第一篇的作者克拉普罗特是法国学者（曾长期在德国、俄国工作），他的文章原载于法国亚洲学会1822年的《学报》上，第二篇文章则是格里诺根据一位法国学者所翻译的有关中文文献编写的，之所以在1843年第一卷上出现接连两篇有关中国的文章，是和《南京条约》后中国向西方开放的新形势有着密切关系的。另外伟烈亚力是英国传教士汉学家，他的文章和前面这两篇文章都说明了欧洲东方学对美国的深刻影响与互动。索尔兹伯里的文章正是在伟烈亚力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阿拉伯文和比较语言学）来为相关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大秦景教碑以及中国犹太人之所以受到关注当然还是跟西方文化的希伯来源头有着密切的关系。
20世纪以来，汉学研究在美国东方学会中的比重有所增加。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为学报投稿并参与学会的活动，主要有夏德（Friedrich Hirth）、劳费尔（Berthold Laufer）、顾立雅（H.G.Creel）、宾板桥（Woodbridge Bingham）、德效骞（Homer H.Dubs）、卜德（Derk Bodde）、恒慕义（Arthur W.Hummel）、富路特（Luther C.Goodrich）等。这些学者均兼通中西，其中不少有欧洲的学术背景，他们成为二次大战以前美国汉学研究的中坚力量。这一时期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来自中国的学者开始参加美国东方学会的各种活动，如许地山、梅光迪、裘开明、李方桂、赵元任等。由于这批学者的努力，东方学会的汉学研究在20世纪的前40年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但从总体上讲，东方学会注重近东、古代和语文学方法的传统却没有大的改变，这引起了新一代远东研究学者，特别是汉学家的不满，他们希望建立一种不同于欧洲的汉学研究和亚洲研究的新模式。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激发了东方学会内部的论战。1941年，为了适应美国在亚洲利益的需要，以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发起成立了远东学会（Far Eastern Association）。该会得到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很快成为美国研究中国问题最重要的机构之一。费正清在学会内外鼓吹用各种社会科学方法（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对近现代中国进行研究，成为一种新的美国模式的开创者。远东学会开始时还和东方学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如一起开年会等等。后来由于远东学会的迅速发展，使其终于在1954年完全离开母体。这一举措的长远意义在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的“汉学研究”和“中国学研究”有了各自的学术活动阵地。
1942年是珍珠港事变的第二年，也是美国东方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太平洋战争加深了美国对东亚的重视，这很快也反映到了学术研究上。东方学会也就在这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学报上有关汉学的文章和年会上宣读的汉学论文都在不断上升。据统计，从1942年到2012年这70年间，学报所发表的汉学论文平均每年（每卷）有四、五篇之多，如以一年四篇计算，这期间发表的论文就有近三百篇，讨论的问题集中在宗教史、交通史、物质文明史等领域，但这些讨论多数是关于元代以前的问题——厚古薄今的传统一如从前。
美国东方学会的老家是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但后来南迁到了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New Haven）——耶鲁大学所在地。由于前文提到的索尔兹伯里、惠特尼等多位重要学者执教耶鲁，使19世纪后半期的耶鲁成为美国东方学的中心，也正是由于这批学者的存在和积极活动，1842年成立的东方学会于1853年从波士顿搬家到纽黑文，两年后学会的图书馆（1843年建立）也搬至纽黑文。从此纽黑文就成了美国东方学会的新家，直到今天。
原载2012年4月4日《中华读书报》

绛帐遥相设卫三畏与戈鲲化的交往
1876年10月25日，卫三畏（Samuel W.Williams）起程返回美国，这一天恰好距他初抵广州整整43年。在这43年当中，他不仅完成了印刷、传教、外交等大量的分内工作，还出版了《中国总论》和《汉英韵府》等多部汉学著作。当他离开中国时，他不仅创造了居留中国的最长纪录，也成为当时美国最著名的汉学家。
卫三畏辞职回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身体不佳，视力下降。在异国忙碌了一生后，晚年的他本该享受退休生活的清闲，但回美国不到一年，他的清静就被打破了。1877年6月30日，耶鲁大学校方致信卫三畏，告诉他这样一个重要消息：在最近举行的校务委员会年度会议上决定设立中国语言文学教授席位，并一致推选卫三畏为首任教授。但遗憾的是，校务委员会目前还没有获得一笔资金以便支付卫三畏的工资，但他们正在设法并希望很快能解决这一问题。卫三畏在接到这封信后，于7月13日写了回信，表示接受这一任命，由此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汉学教授。他同时在回信中也敦促耶鲁校方尽快解决资金问题。
一年之后，经过多方努力资金问题成功地得到了解决，既使卫三畏摆脱了有名无实的状态，更重要的是使这个职位具有了继续存在下去的基础。耶鲁率先在美国大学中建立中文教席，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在资金不到位的情况下就做出这样的决定，又难免显得多少有点仓促。这仓促上马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与老对手哈佛之间的竞争。1877年2月22日，美国驻华外交官鼐德（Francis F.Knight）在致哈佛大学校长的信中，说自己正在考虑筹集一笔基金在哈佛设立中文讲座的可行性。听到这个消息几天后（1877年2月26日），容闳在给耶鲁大学图书馆馆长的信中提出了这样的承诺和警告：“一旦耶鲁汉学席位的设立成为事实，我将很高兴随时将我的中文书赠送给母校。我希望耶鲁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耽搁太久，以免被哈佛领先。”（耶鲁藏容闳档案）哈佛和耶鲁作为美国东部的两大名校，一直处于竞争的状态，耶鲁先下手为强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在耶鲁领先之后，1879年哈佛大学聘请中国学者戈鲲化为首任汉学教授，开始了该校最早的中文教学。让人们欣慰的是，耶鲁、哈佛两校的竞争丝毫没有影响到学者之间的友谊，美国最早两位汉学教授卫三畏与戈鲲化的交往既是他们两人晚年的一大乐事，也是美国汉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戈鲲化是安徽休宁人，生于道光十六年（1836），早年做过幕僚，同治二年（1863）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任职，两年期满后移居宁波，供职于英国驻当地的领事馆，这两处的经历为他带来了执教哈佛的机会。1879年5月26日，极力促成哈佛设立汉学讲座的鼐德（时任美国驻牛庄领事）在上海总领事馆代表哈佛大学校长和戈鲲化签订了为期三年的任教合同（1879年9月1日至1882年8月31日）。戈鲲化到达哈佛后很快与卫三畏取得了联系，他们互相通信，并且很可能在1881年的圣诞节见过面。关于戈鲲化与卫三畏的交往，张宏生教授编著的《戈鲲化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中有比较详细的资料和论述。这里补充一则材料，是笔者在耶鲁大学所藏卫三畏档案中找到的，内容是戈鲲化解答卫三畏的一个疑问，全文如下：
您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政府官员所佩带的朝珠是固定的108颗？”您还说您在中国多年，多次询问这个数目的来历，但没有人知道。在我看来，佩带朝珠的做法是从现在这个王朝才开始的，清朝以前无此规定，因为书籍中并无记载。《礼记》云：“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这是古代的典章，现在的冠冕和朝服与古代的样式不同，冕旒也就变成了朝珠，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大清会典》中规定：皇帝朝珠用东珠宝石，亲王至五品官员许用各样珍珠宝石绿松石，亲王以下拒不许用黄缎。这和古代冠冕上悬挂各色玉石没有太大的区别。现在的亲王与周朝的诸侯也大致相当。一至五品的满清官员都可以称为“大夫”，因为五品以下是不允许佩带朝珠的。现在翰林院、六部、内阁的官员不是相当于古代的大夫吗？但朝珠为什么是108颗，我也不十分清楚。《京房易候》中说：“升平之世，五日一刮风，十日一下雨。”《礼记》云：“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诸侯朝，万物服体，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考察这两段话并把它们结合起来，我发现一年中刮风的时间是72次，下雨的时间是36次，加起来是108次。皇帝在治理朝政时挂着朝珠，提醒自己履行说过的话，做让百姓高兴的事。官员在处理公务时戴着朝珠，作为对国家长治久安的一种祝愿。他们所带的珠子被称为朝珠，不是很合适吗？上述只是我个人的一孔之见，如果您发现不对，请告诉我，我将十分感激。
虽然戈鲲化没有能够给卫三畏一个十分确切的回答，但是他所提供的背景知识和信息一定会让卫三畏受益匪浅。戈鲲化的上述答复没有写明日期，估计是附在一封信中寄给卫三畏的。可惜戈鲲化在没有完成与哈佛的合同前就于1882年2月14日因病去世，卫三畏从而失去了一个可以请教的朋友。
卫三畏在努力钻研中文的同时，戈鲲化也在致力于提升自己的英文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卫三畏的《汉英韵府》成为他的重要工具书。1881年12月20日，戈鲲化在给卫三畏的信中附上了一首诗：“皇都春日丽，偏爱水云乡。绛帐遥相设，叨分凿壁光。”在给尾联所做的注释中，戈鲲化写道：“‘凿壁偷光’典出《汉书》（按：应为《西京杂记》）：‘匡衡勤学而无烛，邻居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而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您的大著《汉英韵府》对我的翻译帮助很大，我就和匡衡一样。”《汉英韵府》本是卫三畏为学习汉语的西方人士编写的，但也同样可以作为中国人学习英语的工具书，双语字典确实可以起到双向交流的作用。在上述诗歌中，戈鲲化给“绛帐遥相设”一句做了这样的注释：“《后汉书》中说：马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您在耶鲁而我在哈佛，我们都教中文，所以我用了这个典故。”虽然美国早期的汉学教授绝对没有两千年前的马融那么风光，但开风气之先的快乐一定也是后继者们所无法体会到的。
戈鲲化在开创哈佛中文教学的同时，也给哈佛带来了最早的中文藏书。耶鲁最早的大批中文藏书则来自于容闳，在耶鲁做出历史性的决定之后，容闳于第二年将自己的40种、1237册藏书捐赠给了母校。这些中文藏书的添加为两校之后的汉学研究的开展和进步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
原载2009年9月30日《中华读书报》

《中国总论》的两个版本
美国第一部全面介绍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著作《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是19世纪美国汉学的代表作。20世纪美国汉学权威费正清评价此书说：“它简明细致地描述了中国社会生活和历史的方方面面，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一部有重要价值的著作。”（《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

一

此书之作者卫三畏是美国最早的来华传教士之一。1844年，他已经在中国工作了十一年，按照规定可以休假一次，父亲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更让他急于回国一行，可是他所属的传教差会资金紧张，无法提供费用；幸而卫三畏的老朋友、美国驻广州商人吉登·纳尔慷慨解囊，他建议卫三畏陪伴他经过埃及和欧洲回国，不过他本人由于业务的羁绊直到卫三畏到达美国后才离开广州。为了表示对纳尔的感谢，卫三畏将1848年出版的《中国总论》献给了他。
1844年11月卫三畏独自踏上了归国的旅途。他这次回国不仅为了省亲，也要为他主持的印刷所购买新的中文活字筹措经费。回到美国后，卫三畏四处活动，但资金还是有所短缺。于是卫三畏决定在家乡及其附近地区发表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生活、历史和制度的演讲来挣点钱。此时鸦片战争刚刚打开中国的大门，有识之士对中国兴趣浓厚，卫三畏的演讲大受欢迎。从1845到1846年，卫三畏一共演讲了一百多场，演讲地点也从家乡扩展到周边的一些重要城镇。这一番奔波劳累的意外收获是使他多年积累起来的有关中国的知识系统化了。1846年底卫三畏决定将演讲内容写下来出本书，为此他来到纽约，除了偶尔外出发表一些演讲外，一直专心写作，直到全书完成。这本脱胎于演讲的著作就是《中国总论》。一开始纽约几乎没有出版商愿意接受它，最后好不容易才由威利和帕特南公司（Wiley & Putnam）出版印行。
《中国总论》分上下两卷，长达1200多页（上卷590页，下卷614页）。全书分23章，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卫三畏能够在短短两年内写出这样大部头的著作，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他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十多年，特别是经历了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深刻变化，具有丰富的感性认识。此外他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不断地研究汉语和中国社会文化，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理性认识。我曾在耶鲁大学所藏卫三畏档案中，看到过他的一份书单，其中包括《史记》、《文献通考》、《本草纲目》、《今古奇观》、《大清会典》、《瀛寰志略》等五十多种著作，这些应该只是卫三畏读过的一部分；除了中文书籍，卫三畏阅读和参考的西文书籍也为数不少，这从《中国总论》的注释中可以窥见一斑。
《中国总论》的出版为卫三畏赢得了不小的学术声誉，1848年夏天，纽约州的协和学院授予他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二

早在独立战争之前就有一些美国人表现出了对中国的兴趣，但他们关于中国的知识完全来自欧洲人的著作。18世纪末中美直接贸易关系建立后，美国商人开始把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美国人终于有了自己的信息来源。美国出版的最早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出自范罢览（Andrew E.van Braam）之手。范氏出生于荷兰，1758年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往中国，在澳门和广州先后工作了十五年，他早在1777年就表现出对美国的兴趣，1783年英美签订《巴黎和约》宣告美国正式独立后，他就移居美国并于次年成为美国公民。此后他又重新效力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出任代理人。1794年他作为荷兰使团的一员前往北京庆祝乾隆登基六十周年。这次特别的经历为他提供了写作素材，1797年他的著作翻译成法文在费城出版，书名是《1794—179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赴中华帝国使团纪实》。但这本书出版以后没有引起太大反响，一则它是法文著作，在美国不容易打开市场，更重要的是就在同一年斯当东爵士出版了他那部广受欢迎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在荷兰使团前一年出发，虽然没有达到与中国建立正式关系的目的，但产生了几部名噪一时的纪实作品，斯当东的这一部以其记录的详实最为知名。此后美国商人又出版了几部关于中国的作品，均反响平平。
19世纪以来，欧洲来华传教士凭借他们熟练的汉语技能和丰富的中国经验写出了多部有影响的作品，继续在美国大行其道。德国人郭实猎于1831年至1833年不顾清政府的禁令三次沿中国海岸航行，其冒险经历以日记的形式于1834年结集出版，受到热烈的欢迎。此后英国人德庇时（John F.Davis）于1836年推出了《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况》，为希望了解中国的西方人士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来源。
德庇时的《中国人》成为卫三畏必须面对的最重要的“前文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总论》的价值的大小就在于它比《中国人》前进了多少。卫三畏在“前言”中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说：“《中国人》是值得大力赞扬的一部著作，但这本书出版于十年前，那时中国还是一个不容易接近的国家，美国人即使读过这本书，了解的也是那个时期的情况，面对今天中国的开放，美国人会对中国产生更浓厚的兴趣，也会很乐意了解那场带来中国开放的战争的前因后果。”鸦片战争虽然没有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但却大大改变了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卫三畏抓住了这个契机大做文章，在整合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完成了《中国总论》这部后来居上的著作，不少评论者认为该书是美国对中国最好的介绍。《中国总论》出版后受到了欧洲人士的关注和欢迎，先后被翻译成德文、西班牙文，使西方世界在中国问题上首次听到了美国的声音，改变了美国长期以来依赖欧洲了解中国和一味进口欧洲汉学的局面。
卫三畏在《中国总论》“前言”中说，他写这部书的目的之一，在于“剥离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所被给予的那种奇特而无名的可笑的印象”。18世纪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的“中国热”虽然影响了美国的一些高端人士（如富兰克林），而对美国民众影响很小。18世纪末美国建国时欧洲的“中国热”已经基本上过去了。欧洲的这股“中国热”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的赞美，他们写的大量书信和著作给欧洲带去了一个文明昌盛的中国形象。但18世纪下半期以来，随着耶稣会士影响的减弱，特别是1773年耶稣会的解散，中国形象开始走向负面。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形象更是一落千丈，美国人在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一种以轻蔑的口气谈论中国人的风气。早期来中国贸易的美国商人向美国民众传递的是这样一种中国人形象：衣着滑稽、迷信、狡猾、残忍、对官员的贪赃枉法和社会的停滞不前束手无策。
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中，熟悉中国的卫三畏显然觉得有必要纠正国人的看法。例如他在第11章《经学》中对孔子学说是这样进行评述的：“孔子哲学最大的特点是对尊长的服从，以及温和正直地和同辈人交往。他的哲学要求人们在现实世界中，而不是从一个看不见的神灵那里，寻找约束力，而君主也只需要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服从一个更高的裁判。从子女对父母的责任、荣誉和服从出发，孔子进而向人们灌输妻子对丈夫、臣民对君主、大臣对国王的责任，以及其他社会责任。孔子认为，政治的清白必须建立在个人正直的基础上，在他看来所有进步的开始都蕴藏在‘认识你自己’之中。无庸置疑，他的许多思想是值得赞扬的。就是与希腊和罗马圣人的学说相比，他的作品也毫不逊色。”这段论述十分准确也很精辟，抓住了以“礼”和“仁”为核心的孔子思想的精髓。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总论》中还有很多。
与由于无知而对中国产生偏见的美国人相比，因为无知而对中国漠然置之的人可能更多。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总论》在被威利和帕特南公司接受之前会遇到种种挫折——许多嗅觉不灵目光短浅的出版商拒绝这部著作的理由就在于担心它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而这部书出版后受到热烈欢迎的事实，则表明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人其实很愿意了解欧洲以外的世界，他们正缺少一本好的入门书。出版家必须有自己的眼光，最好能有一点前瞻性。事实上随着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已经开始关注中国，《中国总论》的出版是适逢其时的。

三

多少年过去以后，德庇时的《中国人》已经难得一见，《中国总论》成为了唯一的经典，它不仅是学者们的标准参考书，而且被一些教育机构采用为教科书，多次再版。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总论》的一些信息的不完整性和论述的不准确性也逐渐显露出来。1876年卫三畏离开北京时就萌发了修改旧作的想法，毕竟三十年过去了，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从他本人来到中国的那一年算起，四十三年已经过去，今昔对比，卫三畏不胜感慨：“1833年我初抵广州时，我和另外两个美国人被作为‘番鬼’（洋鬼子）报告给行商。1874年作为美国驻华公使馆参赞，我陪同艾忭敏阁下面见同治皇帝，公使先生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向‘天子’呈递了国书。”（《中国总论》1883年版序言）按照外交礼仪，艾忭敏公使在递交国书时发表了简短的“颂词”，由卫三畏当场翻译成中文，对于卫三畏来说，这无疑是难忘的一幕。中国的变化当然远不止于政治外交方面，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从个人方面来讲，卫三畏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也同样今非昔比。1876年离开北京时，他已成为在中国生活和工作时间最长的外国人，从资历上来说超过了其他所有的英美传教士和外交官。
修订版《中国总论》于1883年10月面世，由初版的23章增加到现在的26章。新增加的三章是：（24）太平天国；（25）第二次鸦片战争；（26）最近的事件。这三章近200页的内容使现实问题在《中国总论》中的比例大大提高，现代中国的形象在古代中国的背景中更加凸显出来。原先各章的修改程度不等，有的基本信息未变，有的则重新编写。开头关于中国地理情况的几章则属于这两极之间的中间状态：有修改，也有保留。当初作者对一些地方的描述（比如长城）是来自书本和耳闻，而现在则可以结合实地的考察，因此分量也加重了。例如对于北京的描述从原先的15页增加到了22页；在介绍中国教育情况的第九章中还附上了一幅北京贡院的插图，也是旧版所没有的。卫三畏对博物学一直比较偏爱，关于这一部分的介绍在旧版中本来就相当充实，现在则更加丰富，从原先的56页增加到84页，也增加了插图。其他章节也都有大小不同的修改。
与多年前屡遭出版商拒绝完全不同的是，新版的推出十分顺利，查尔斯·斯克莱布诺家族公司（Charles Scribner's Sons）在推出新版前就大做广告，予以宣传。如果说在出版过程中还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原版的出版方威利公司认为自己对于修订版拥有一定的权益，于1881年12月向斯克莱布诺家族公司提出协商，但问题很快就在卫三畏出面澄清的情况下得到了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则是出现在卫三畏和斯克莱布诺家族公司之间。尽管卫三畏对旧版做了重大的修改，但在“前言”的初稿中，他只是做了轻描淡写的交代，这自然引起了出版社的不满，写信给卫三畏道：“‘前言’这样写很可能会引起读者的误解，使他们无法正确了解我们修订再版这部书的目标和所做的工作。您的大著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是这个领域的经典，而您称之为‘浅见’，这是不恰当的。同样不恰当的是，您把一些章节说成是‘在篇幅允许的范围内提供的尽可能准确的信息’，而实际上它们是最为权威的论述。但最重要的问题还是您的‘前言’几乎没有强调增加和修订部分的重要性，谈老的部分太多，而谈新的部分太少。”出版商总是很难欣赏和接受作者的虚怀若谷。卫三畏不愿意自吹法螺，但也不得不考虑出版方的利益，于是他请儿子卫斐列来修改自己的“前言”，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前言就是父子合作的产物。实际上，由于卫三畏晚年身体欠佳，卫斐列在修订工作中给予父亲很大的帮助。修订《中国总论》是卫三畏晚年最主要的工作，他的生命和活力似乎也与这项工作联系在了一起。1883年10月，他这部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以新的面目问世后，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均急转直下，于1884年初去世。
《中国总论》一书很早就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莫东寅在1949年出版的《汉学发达史》中就提到过这部著作。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了中文译本（陈俱译，陈绛校），为读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该中文版是以1883年的修订本为底本，所以对原本感兴趣的研究者还必须去寻找两种英文本；从研究出版史和汉学史的角度来说，就尤其有必要找来一读。
原载2011年6月15日《中华读书报》

美国人最初的汉语学习
1784年8月28日美国商船“中国女皇号”（Empress of China）停靠在黄埔港，中美之间开始了直接的交往，在此后的50多年间，尽管有不少美国商人和外交官来中国进行贸易和考察，但愿意认认真真学习汉语的只有亨德（William C.Hunter）一个人。亨德1824年被一家美国公司（Thomas A.Smith and Sons Co.）派遣来华，目的是学习汉语以便服务于该公司在广州的办事处。亨德于1825年2月11日抵达，由于发现很难找到合适的汉语老师，很快便离开广州前往新加坡，希望能进那里的一所学校学习汉语，但那所学校的情况也不理想，于是他再次转往马六甲，进入当地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学习，直到1826年12月底。亨德于1827年初回到广州，并很快见到了第一位来华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1824年离开美国时亨德曾带着一封公司写给马礼逊的介绍信，但由于马礼逊1824—1826年回英国休假（1826年9月返回广州），亨德直到1827年1月才得以见到这位最早来华的英国传教士。如果当初马礼逊没有离开，亨德也许就不需要舍近求远地远赴马六甲了，在中国已经生活了近20年（1807年来华）的马礼逊无疑是最好的汉语老师。两人见面后马礼逊测试了亨德在英华书院一年半的学习成果，结论是“优良”（good）。在其后给亨德父亲的信件中，马礼逊报告了这个好结果，并说亨德在汉语这样一门非常难学的语言上的进步“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耀，也是英华书院的荣耀”。
马礼逊对亨德的测试同时也是为了了解英华书院的教学水平，因为这所书院正是在他提议下创办的（1818年），为此他捐助了1000英镑用于校舍的建设。书院实行中外学生兼收的政策，既教中国人英文和西学，也为外国人学习汉语提供培训。马礼逊建立这所学校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为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培养紧缺的汉语人才。
亨德来到英华书院时，书院的院长是伦敦会传教士汉弗莱（James Humphreys），他是第二任院长，首任院长是协助马礼逊创办学院的伦敦会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在担任院长4年后于1822年去世。亨德在英华书院的汉语老师柯利（David Collie）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代表成果有《四书》英译（1828年）。亨德的另外一位老师是一个广东人（Choo Seen-Sang，担任柯利的助手），他不仅熟悉中国经典，而且能说一口准确流利的官话。有这样中外高水平老师的指导，难怪在不长的时间里亨德的汉语学习就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
如果考察柯利最初的中文基础，就会发现它是来自1823年马礼逊访问马六甲时的指导，这样一来，亨德就应该算是马礼逊的“徒孙”了，虽然在英华书院一年多的学习成果得到了“师祖”的肯定，但亨德并不就此满足，他在广州当地又找到了一位中国老师（Le Seen-Sang）继续学习。但不久之后他所供职的公司破产，于是他不得不中断学习返回美国。1829年他乘坐新雇主奥立芬（D.W.C.Olyphant）的商船“罗马人号”（Roman）重返广州。在这条船上他结识了最早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并每天教授他中文。正是从马礼逊的“徒孙”那里裨治文获得了最初的汉语知识。英、美第一位传教士之间的这层关系虽然有点巧合，但事实本身既说明了马礼逊作为汉语教师的广泛影响，也说明了美国汉语人才的缺乏。从1784年以来，美中之间的贸易不断发展（至1792年贸易额仅次于英国），但半个世纪当中能够熟练掌握汉语的美国商人却只有亨德一人。
商人追求的是商业利益，一般都来去匆匆，对于那些有机会长期居留的人来说，汉语的复杂难学也使他们或无心问津或裹足不前。美国商人不愿意和不积极学习汉语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一种特别的交流工具的存在。它不是汉语，也非标准的英语，还夹杂着一点葡萄牙语，就是所谓“广州英语”（Canton English）。它起源于广州人在与英国商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无师自通学习英语的实践（开始于1715年前后），其特点是完全不顾读和写的训练，只关注听和说——把听到的英文单词用汉语记录下声音，再根据汉语注音说出来。这种看似简单易学的方法带来两个问题，一是由于注音不准确（常常把英文单词的多音节缩减为汉字的单音节）而导致发音走样，二是由于缺乏系统的训练而使说出来的句子完全不符合语法规则，毫无逻辑性可言。但这样一个非常不理想的交流工具却不妨碍做生意，甚至是大笔的生意。
中美直接贸易开始后，美国政府于1786年向广州派驻了首任领事山茂召（Samuel Shaw），1794年山茂召去世后他的职位由斯诺（Samuel Snow）接替，斯诺1804年底离职后由卡灵顿（Edward Carrington）接任（1806—1808），马礼逊1807年从英国经纽约来广州时带着的正是美国国务卿给卡灵顿的信件。卡灵顿离任后这一职位一直空缺直到1814年才由韦尔考克斯（B.C.Wilcocks）接任。但所有这些人都是商人出身，实际上，直到1854年，这一职位一直由商人充任。但身份的转变没有为这些外交官带来汉语学习态度的改变。1844年当顾圣（Caleb Cushing）代表美国政府前来和清政府谈判时，他只能请传教士帮忙做翻译。此后传教士被借用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860年代，正如列卫廉（William B.Reed，1857—1858美国驻华公使）在给美国政府的信中所说：“传教士们在中国的工作和研究直接关系到了我们的在华利益。如果没有他们担任翻译，我们的各项工作都无法进行；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在这里既不能读，也不能写，无法与中国人信函往来，更无法与中国人谈判。总之，如果没有他们，我根本无法开展工作。他们为我们解决了很多困难。1844年顾圣先生在中国的时候，为他做翻译和帮助他的都是传教士；1853年马沙利（Humphrey Marshall）先生和1854年麦莲（Robert M.McLane）先生在中国任职时，担任他们翻译的也都是传教士。我们这次在中国工作期间，裨治文博士给予了我们莫大的帮助。现在他们仍然在尽他们所能为我们分忧解难。我要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感谢他们给了我那么多帮助，为我们提出了那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还要感谢来自印第安纳州的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P.Martin）先生。他懂中国北方话，为我做口译工作。”（转引自《卫三畏生平与书信》））英国的情况也并不更好，1816年阿美士德（William Amherst）勋爵率团访问北京，翻译工作主要由马礼逊负责，到了鸦片战争谈判期间，主要的翻译一个是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Morrison），一个则是德国传教士郭实猎（Karl Gutzlaff）。
同样是难学的汉语，为什么传教士就能够掌握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动力与目标不同。传教士来中国，志在改变中国人的信仰，这就要求他们了解中国人的心理，知道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而这一切的基础便是掌握汉语。第二位来华的伦敦会传教士米怜这样表白自己的心迹：“我认为要学好这门语言是非常困难的（我至今都没有任何理由改变这一看法），并且确信，对于一个才能平庸的人，需要长期努力，需要勤奋、专注和坚持不懈，因为掌握汉语知识后就能够为基督教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我下定决心，只要上帝赐给我健康，我将竭尽全力，即使进步缓慢也不灰心沮丧。”（《新教入华十年回顾》）米怜的这段话也道出了其他来华传教士的心声。
1829年裨治文来华时，美国海外传教部总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给他的指示的第一条就是要求他把开始的几年投入到汉语学习中，并说如果发现广州的学习环境不理想，可以考虑到马六甲的英华书院。裨治文后来没有去英华书院，而是在广州跟随马礼逊学习。1833年另一位美部会传教士卫三畏到达广州后，也就顺理成章地把裨治文当作了自己的汉语启蒙老师。本来学习汉语最好是找中国人做老师，但当时清政府的极端文化保守主义政策（教外国人汉语有杀头之祸）使这一点很难实现。即使能找到个别不怕冒险的老师，在师生双方都精神紧张的情况下教学效果也一定不会太好。
对于学习一门语言来说，教师固然重要，教材也同样重要。19世纪早期的情况是，不仅汉语教师稀少，用于学习汉语的教材也很有限，而有限的几种教材皆是欧洲人的作品。为此裨治文和卫三畏在1840年代陆续编写了三部工具书，不仅增加了汉语学习者的选择范围，而且打破了欧洲人的作品一统天下的局面。
裨治文主持编写的《广东方言读本》首先于1841年出版（印量为800册），这是美国人编写的第一部学习汉语的工具书，也是第一本专门用于练习广东方言的实用手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为了表彰裨治文的这一大贡献，纽约大学于1841年7月14日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读本》的出现无疑为广东方言的学习提供了有力的帮助。但是大8开本、693页的部头使这本工具书使用起来不太方便。简单实用的《拾级大成》（8开本、287页）的适时出版满足了时代和人们的需要。
《拾级大成》（Easy Lessons in Chinese，1842）是卫三畏独立编写的第一部汉语工具书。在此之前他参与了《广东方言读本》的编写。在《拾级大成》“前言”中卫三畏说：“本书是为刚刚开始学习汉语的人编写的，读者对象不仅包括已经在中国的外国人，也包括还在本国或正在来中国途中的外国人。”全书的内容如下：（1）部首；（2）字根；（3）汉语的读写方式介绍；（4）阅读练习；（5）对话练习（与老师、买办、侍者）；（6）阅读文选；（7）量词；（8）汉译英练习；（9）英译汉练习；（10）阅读和翻译练习。相对于《广东方言读本》偏重于说的练习，《拾级大成》更侧重读、译的练习，显然是为了和《读本》互补。在阅读练习中，作者的编排是先给出中文，然后是拼音，然后是逐字的英译，最后是符合英语习惯的翻译。阅读练习遵循由易而难，逐级提升的编写原则，先是单句练习，然后逐渐过渡到成段的文字。翻译练习的安排也是如此，从字句的翻译到成段的翻译，从提供参考译文到最后不再提供参考译文，作者显然希望通过这些练习能够使学习者比较快地掌握汉语。如果像卫三畏所设想的那样，一个学习者通过前面的操练最终能够完成书末成段的中译英练习（选自《聊斋志异》、《子不语》、《玉娇梨》、《圣谕广训》、《劝世良言》），那么他确实可以说已经“大成”了。
在《拾级大成》出版两年后，卫三畏又推出了另一部工具书《英华韵府历阶》（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这是一部英汉词汇手册，按照英语字母顺序依次列出单词和词组，并给出中文的解释和官话注音。之所以用官话注音，是为了适应中国内地已经逐渐开放的形势，由于广东、福建仍然是当时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人活动的主要区域，所以在书后的索引中，除了官话注音，卫三畏还给出了该词汇表中出现的所有汉字（按照214部首排列）的广州话和厦门话注音。
以上三本工具书的出版标志着美国人的汉语学习和研究已经脱离了最初的筚路蓝缕的阶段，开始走上了一条逐渐成熟和发达的道路。
原载《江苏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最早去美国的中国人
1840年代，随着加利福尼亚等地金矿的发现，中国劳工开始移民美国，加入了西海岸淘金者的行列。到1851年底，这样的淘金客人数已多达大约25000人。在这股来势汹涌的移民潮之前，有没有中国人踏上美利坚的土地呢？也还是有的，从各种零星资料中可以得知，前此有若干零星的先行者，他们活动区域主要在美国的东海岸。
中美之间的直接交往开始于1784年，这一年一艘名为“中国女皇号”的商船于2月22日离开纽约，同年8月28日到达广州，次年5月12日返回纽约，共投资12万美元，获利3万美元，利润高达百分之二十五。跟中国人做生意可以赚大钱，这一消息传出去让商人们极为兴奋，纷纷行动起来，致力于对华贸易这一大为有利可图的事业。最早去美国的中国人正是跟着这样的商船漂洋过海来到新大陆的。
第一艘将中国人带到美国的商船是“智慧女神号”（Pallas），当时它主要在印度和中国之间进行贸易，但是当“中国女皇号”的消息传来之后，船长奥多奈尔（John O'Donnell）立刻决定将在中国购买的茶叶、生丝等商品直接运往美国。为了完成这次环绕地球半圈的长途航行，他招募了一些印度水手和3名中国人。“智慧女神号”绕过好望角，穿越大西洋，于1795年8月9日到达巴尔的摩。上岸之后，奥多奈尔重利轻义的本性立刻暴露出来，他不但没有支付给手下人承诺的报酬，甚至连回国的路费也想赖掉。面对这批陷入困境的水手，一位名叫霍灵斯华斯（Levi Hollingsworth）的正义之士伸出了援助之手，他把这批可怜的水手接到自己家里安顿下来，几个月后又把他们带到了费城，向当时的最高立法机构——大陆议会（由东部13个州的代表组成）提出申请，要求在这批水手被遣送回国之前，一切费用由议会承担。议会相关部门经过审议后，决定由费城所在的宾夕法尼亚州承担这笔费用。当时负责宾州行政工作的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他一直对中国和中国人很感兴趣，欣然接受了议会的决定。这3名中国人和其他印度水手在费城生活了10个月后，又被带回到了巴尔的摩，这时奥多奈尔船长已经回心转意，准备把他们送回中国。然而就在此时，这一批水手突然失踪了，他们后来是回到了故土，还是继续留在了美国，命运又如何，没有任何文献记录，成为一大疑案。
就现有的文献来看，最早见过中国人的，无疑就是美国巴尔的摩和费城两市的居民。
下一批踏足美国的中国人是跟随范罢览（Andrew E.van Braam）而来。范氏出生于荷兰，1758年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往中国，在澳门和广州先后工作了15年，他很早就表现出对美国的兴趣，1783年英美签订《巴黎和约》宣告美国正式独立后，他移居到美国并于次年成为美国公民。此后他又重新效力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出任代理人。1794年他作为荷兰德胜（Isaac Titsingh）使团的一员前往北京庆祝乾隆登基60周年纪念。此后不久他与东印度公司闹翻，辞去在广州的职务准备返回美国。在广州，范罢览收集了大量中式家具、瓷器和绘画作品，为了把这批宝贝安全地运抵美国，他雇用了一批水手，其中有5名中国人。他们乘坐的“路易丝夫人号”（Lady Louise）于1796年4月10日到达费城。范罢览在卜居费城期间为当地人办了一次中国艺术品展，成为美国历史上的首次。但是费城人并不因为这次视觉的盛宴而感激范罢览，反而很眼红他的财富，不断给他制造麻烦。1798年7月不堪忍受的范罢览离开美国回到了荷兰，后于1801年11月在阿姆斯特丹去世。关于范罢览的生平有不少历史资料，但其中很少涉及他带到美国的那5名中国人，所以他们后来的情况现在已不得而知了。
继前面两批中国水手之后来到美国的是一名中国商人，他在美国的文献记录中被称为Punghua Wingchong。他于1807年秋天抵达美国，目的是向几个美国商人收回欠债，这几个商人在广州做生意时曾向他的父亲借过钱。1808年夏天当他结束讨债准备返回广州时，美中之间的航路已经中断。原来此时英美之间关系紧张，战争随时可能爆发，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总统下令所有美国船只停运，以免在航行中被英方捕获，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绝大多数船主都服从了政府的命令，但也有个别商人想发国难财，其中最为蠢蠢欲动的是心术不正而精明能干的阿斯特（John J.Astor），此人看到禁运已经使中国货特别是茶叶、丝绸等商品短缺，借此正可以大捞一笔。当他听说Punghua Wingchong急于回国的消息，立刻灵机一动想出一条妙策，怂恿这位中国债主给美国总统写信，要求网开一面，允许他雇用船只打道回府。总统在权衡之后同意了申请，主要是觉得这样的亲善之举早晚会被清政府了解，有助于维持和发展两国间的关系。1808年8月12日，阿斯特的“海狸号”（Beaver）在众目睽睽之下堂而皇之地开出了纽约港，向广州进发。Punghua Wingchong最终安全地回到了老家，几年后一位美国商人提尔登（Bryant Tilden）还在广州见到过他，并在日记中写下了他们之间的交谈。从提尔登的日记中我们又可以得知，他本人在1813年曾经带一位名叫Washey的广州人到了美国，Washey在美国呆了两年后又回到了广州。
此后来美国的5名中国人有一个共同的经历，他们都曾在位于康涅狄格州康瓦尔（Cornwall）的传教士学校学习过。这所学校由美国海外传教部总会于1817年建立，目的是培训外国的年轻人成为牧师，学成后回国传播福音。第一个注册的中国学生名叫Wong Arche，他是由一位美国商人从广州带来的，但他对于学校的各项严格的规章制度显然很不适应，1818年入学不久，就因为屡次触犯纪律被勒令退学。在他之后来的是出生在马来半岛的中国人Botang，他小时候被人贩子卖给了一个广州商人；是美国驻广州的第二位领事斯诺（Samuel Snow，1794—1804在任）将他带到了美国，但他同样不适应传教士学校的规矩，很快也就退学了。此后就读于这所教会学校的是兄弟俩——Ah Lan和Ah Lum，他们的父亲——很可能是一位广州商人——希望儿子在这里能够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但这一对难兄难弟学业很不上心，经常打打闹闹，在这个学校1825年关闭前勉强完成了两年的学业。该校最后一名也是最好的一名中国学生是林阿适（Liaou Ahsee），他于1820年左右流落到波士顿，举目无亲，靠做手工糊口，后来在当地著名牧师詹克斯（William Jenks）的帮助下来到了康瓦尔，他在传教士学校攻读了3年（1822—1825）后，于1825年底返回广州。林阿适后来为人所知，主要是因为1839年他被林则徐聘为英文翻译，英美早期的来华传教士如马礼逊、雅裨理都曾经在著作和书信中提到他的这一工作。为人们所忽略的是，林阿适很可能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新教教徒之一，虽然没有确切的记录，但考虑到他在教会学校长期学习，以及良好的表现，他在学校期间加入新教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林阿适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名字。
以上的这些中国人都是男士，19世纪早期是否有中国女士来到美国呢？有的，但可悲的是，都是作为展览品被运到美国去的。她们的容貌、身材特别是小脚成为美国观众猎奇的对象，“进口”她们的是美国的一些马戏团和展览团体。她们大抵没有留下姓名，唯一一个有名有姓的是Pwan Yee Koo，关于她的广告词是这样写的：“一位真正的中国美人，两英寸半的小脚，17岁的妙龄，第一位来到蛮夷之邦的大家闺秀。”也许因为是大家闺秀，所以留下了姓名吧，至于她如何会流落到蛮夷之邦，则已经完全不得而知了。
原载2012年5月9日《中华读书报》

二、20世纪

顾立雅与《中国之诞生》

《中国之诞生》（The Birth of China, 1936）是美国汉学家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1905—1994）的成名作，完成于他在北京留学期间（1932—1936）。顾氏回国后长期执教于芝加哥大学，是该校中国及东亚研究的奠基人。顾立雅去世后，他的学生、芝大中国文学教授芮效卫（David T.Roy）在讣文中这样评价顾的一生：“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是早期中国文明研究的大师，美国汉学界公认的元老。他将芝加哥大学建设成为东亚研究的重镇。顾立雅在早期中国文明这一重要学术领域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汉学史上罕有其匹。”（见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94年第4期）。《中国之诞生》正是顾立雅对西方汉学产生影响的开始。
《中国之诞生》全书分为三编：一、考古发现；二、商代；三、周代。各编章节如下：
上编：一、甲骨文；二、考古挖掘；三、中国文明起源。
中编：四、商代都城；五、生活状况；六、手工制品；七、雕刻与青铜器；八、商代社会；九、商代疆域；十、战争；十一、书写系统；十二、商代神祇；十三、卜筮；十四、祭祀。
下编：十五、周人起源；十六、周克商；十七、政治演进；十八、考古；十九、文学；二十、周代社会；二十一、婚姻；二十二、家庭制度；二十三、生产状况；二十四、娱乐；二十五、宗教；二十六、法律；二十七、官僚阶层；二十八、天命观。
顾立雅此书是对中国早期文明的全面论述，其最大特色和优点是利用了当时最新的考古发现资料，成为西方第一部利用甲骨文和金文对商周史进行综合描述的著作。该书出版后，立刻受到了国际汉学界的欢迎。
虽然甲骨在1899年就开始为世所知，但真正对殷墟进行科学挖掘要到1928年，这一年10月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的安阳挖掘正式开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先后挖掘共15次，掘获甲骨3万余片以及大量陶器、石雕和青铜器，是民国时期中国考古最大的成果。这15次挖掘分别由董作宾、李济、郭宝钧、梁思永、石璋如等学者领导，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也逐渐成长为中国考古学界的领袖。
顾立雅留学期间曾多次前往安阳等地进行实地考察。他刚到北京就结识了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学者，而他们正是安阳考古挖掘的主要领导人。这无疑为顾的考察提供了诸多便利。顾立雅特别有幸参观了1935年春第11次挖掘——侯家庄西北岗第2次挖掘，对此李济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清理了西区4座大墓，揭开了东区411个小墓。大墓深12—13公尺。小墓肯定是牺牲的埋葬，不少小墓中只有头骨或无头躯干，这显然为‘人牲’提供了确凿证据。在大墓的发掘过程中，我们逐渐看清这些墓过去不止一次被盗，所以还没清理到墓底我们就知道不会找到完整的珍品。但我们在隐蔽的角落里发掘出的以前盗墓者没注意的遗物，就足以使人惊异了。特别珍贵的是那些易腐烂的竹、木纤维等留下的精细痕迹，只有受过训练的考古学家才能描绘出它的轮廓。较有价值的遗物如雕刻的大理石、许多体积大的青铜器和精致的玉器等，这些都不是在原处而是在被盗后墓道的填土中发现的。”（详见李济《安阳》一书）这次被李济称为“我们田野工作的高潮”的挖掘持续了97天（1935年3月10日至6月15日），其间吸引了不少学者来参观，包括由傅斯年陪同前来的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顾立雅是1935年5月份去侯家庄的，主持这次田野工作的梁思永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向他解释挖掘出来的头骨的特点，顾立雅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现有的证据表明，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生活在北方的中国人属于同一个人种，从他们的头骨看不出任何其他人种对这一地区的入侵。”（《中国之诞生》英文本第51页）离开安阳后，顾立雅又到了开封，参观濬县出土的周代文物。1932—1933年，在郭宝钧的主持下，河南省考古队对濬县辛村卫国墓葬进行了两次挖掘，这是我国首次发掘周代墓葬。郭宝钧的发掘报告直到1936年才发表（题为《濬县辛村古残墓之清理》），但在顾立雅去参观时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发现和见解和盘托出，让顾立雅获益匪浅。
结束这次考察回到北京后，顾立雅开始利用几次考察所得，结合书面文献撰写学术论文（后来收入他的论文集Studies in Early Chinese Culture），但论文过于专业，在几位热心朋友们的建议下，他开始用通俗的笔法写作《中国之诞生》，他后来回忆说前后只用了6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顾的序言写于1935年8月16日，由此推测他的写作时间大概是6—7月份。5月份的安阳之行也成为他的最后一次考察，此后不久他就回国任教了。
《中国之诞生》出版后，不仅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国内学者也很快看到了，对于他们的反应，顾立雅的学生许倬云（也是早年李济的学生）有如下回忆：“顾立雅非常聪明，他也弄商代历史，曾到北京和董彦老他们几个讨论安阳挖掘的事情，跟着梁思永住在安阳。在那里看了一阵子之后，中文报告还没出来，他英文的简报就已经出来了。他写的这本书The Birth of China，一炮打红，写得实在是好。这是第一本介绍中国新考古学的西洋书，肯定中国殷墟考古的成就。虽然只是一本小书，但是大纲大目都没错，写得很全。但李济老对顾立雅却有意见，他说：‘我们还没有发掘报告，他已经写了一本书了。’后来，我回国后跟济老说：‘不能怪人家写得快，只能怪我们自己写得慢。’”（《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先生一生回顾》）可见学者之间既有友谊，也有竞争。但无论是友谊还是竞争，都有助于推动学术的发展。
1986年3月，美国亚洲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在芝加哥召开年会，其间特别举行小组讨论会，纪念《中国之诞生》一书出版50周年，并研讨此书对国际学术界所产生的影响。81岁高龄的顾立雅应邀发表演讲，谦虚地说这只是一本“通俗读物”。和他后期的高深作品相比，这本书也许显得有点简单，但它对顾立雅此后的学术发展无疑起到了奠基和确立方向的作用。
顾立雅在北京期间除了学术上的收获外，还有物质上的收获。他在勤奋研究和写作之余，也留心收集商周古物，除了十数件商周铜器、骨器、蚌器、玉器之外，最重要的收获是43片甲骨。1936年回国时，他将这批甲骨带到了芝加哥大学供教学之用，但在1986年捐献给芝加哥大学美术馆之前，甚少有人知道。1940年代陈梦家和董作宾这两位著名的甲骨学家曾先后在芝加哥从事学术研究，但在他们的专著里，都未见有关这批甲骨的片言只字。1976年周鸿翔在他的《美国的甲骨收藏》（Oracle Bone Colle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一书（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中也没有对顾氏收藏之甲骨的任何记录。1986年顾立雅将自己收藏多年的甲骨和其他古物捐献后，芝大美术馆曾将这批藏品特别陈列，公开展览，照片后收入《礼仪与崇敬》（Ritual and Reverence：Chinese Art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9）一书。无论是看过原件还是图片的学者们发现，顾立雅在《中国之诞生》讨论甲骨文一节所附的7张图片（原书22与23页之间）的说明文字需要做一点修订。他在说明中指出“这7片甲骨中除了右下角的一片属于Dr.Cyrus Peake之外，其余均为一未署姓名的私人藏品（the remainder in a private collection）。”现在看来，这6片实际上是顾氏本人在北京时所收集的甲骨的一部分。
顾立雅是最早参与中国考古的西方学者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他充分认识到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中国文化的起源和早期历史非常值得研究，这一历史仍然有迹可循，有物可证，所以这一研究就显得尤其重要。如果我们想理解中国后来的历史，就必须先理清古代的历史。中国文明不是已经死去，而是仍然鲜活，研究古代的源头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它的现在和未来。”（《中国之诞生》英文本第380页）顾立雅早年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基本上只使用书面文献，到中国后，他开始投入大量精力研究甲骨文和金文，把“纸上之遗文”和“地下之实物”结合起来，这种二重证据法大大提升了他的学术研究的水准。顾立雅说他自己在写作《中国之诞生》商代部分时曾仔细研究过“219份西周金文和113份东周金文”。（《中国之诞生》英文本第266页）这样扎实的功夫为他以后的学术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史语所对殷墟的第二、三次发掘曾得到美国方面的支持，这主要得力于毕士博（又作毕安琪，Carl Whiting Bishop，1881—1942）和李济的牵线搭桥。毕士博是著名的东方考古学家，1915—1917年以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助理的身份在中国进行考古挖掘，1923—1927和1929—1934两度作为华盛顿弗利尔艺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的代表常驻北京。1924年毕士博在北京见到了回国不久的李济，李是最早在美国学习人类学和考古学的中国学者，双方很快达成了合作意向。弗利尔美术馆先是和李任教的清华大学国学院合作，并把山西作为考古挖掘的地点。1928年清华国学院解散后，李济移席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并担任考古组负责人，于是双方的合作移向殷墟考古。1929年春和同年10月李济领导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小屯发掘均得到弗利尔艺术馆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在经费方面。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合作到1930年就中断了。
毕士博在顾立雅留学北京期间曾给予他多方面的帮助，在《中国之诞生》出版之际应顾立雅之邀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称赞此书是“迄今西方对于青铜时代中国最好和最完整的描述”。（《中国之诞生》英文本第9页）
原载2013年12月18日《中华读书报》

美国孔子研究的开山之作
美国学者顾立雅《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的最新中译本（高专诚译）2014年3月由大象出版社推出。该书英文初版问世于1949年，书名为《孔子其人及其神话》（Confucius：The Man and the Myth），后又以《孔子与中国之道》（Confucius and the Chinese Way）为书名再版。全书分为三部分：背景、孔子、儒学；附录部分则是对《论语》可靠性的辨析。该书问世后，立刻得到了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学术性书评达20篇之多，其作者包括戴闻达（J.J.L.Duyvendak）、恒慕义（Arthur W.Hummel）、修中诚（E.R.Hughes）以及旅美华裔学者杨联陞、陈荣捷、徐中约等著名汉学家。
顾立雅这本书可以说是美国孔子研究的开山之作。此前美国传教士对孔子只做过一些一般性的介绍，很难称得上学术研究。19世纪的美国汉学基本以传教士为主体，这批人大都没有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从1920年代开始美国逐渐培养出了自己的职业汉学家，顾立雅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1929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此后在哈佛大学从事汉学研究，1932—1936年由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到北京进修，1936年出版了《中国之诞生》一书，成为西方学者第一部利用殷墟考古资料对商周史进行综合描述的著作。这样的知识背景和前期准备是以往研究孔子的西方学者所不具备的。顾立雅研究孔子的出发点是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子，而不是有关他的神话。他关注的中心是：孔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思想到底是怎样的？
顾立雅在选择史料时非常谨慎严格，他在附录中对于《论语》可靠性的辩证就是最好的说明，他认为《述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章、《子罕》“凤鸟不至”章、《季氏》“邦君之妻”章以及《尧曰》首章等都是后人所加，不足信。他在使用《左传》、《史记·孔子世家》、《墨子》、《孟子》、《荀子》等史料时也都做了细致的考辨。但可惜顾立雅的考辨有时有点过犹不及。比如他极力否定孔子做过鲁国的司寇，因为《论语》中没有提到，《墨子·非儒》中提到了，但顾认为这一章是“后人附加”的，《孟子》提到此事则是在孔子去世百年之后，在顾看来已经属于“儒家传奇”，而《左传》只是在一个不经意的地方提到，而“如果孔子曾是鲁国司寇的话，《左传》应该相当完整地描述他的政治举措。”（中译本第39—41页）这样的辨析难以让人信服。另外顾立雅相信崔述“《史记》之诬者十七八”（《洙泗考信录》）的论调，对于其中的史料始终小心翼翼；但实际上《史记·孔子世家》是古代文献中有关孔子生平的最可靠的史料，这已为当代学术所日益证实。
从这些考辨中不难看出顾立雅的“疑古”倾向，这应该和他的留学生涯有关——1930年代正是“古史辨”派如日中天的时代。顾立雅1932年到北京后很快就结识了顾颉刚等中国学者，聆听并接受了顾的不少疑古观点：“《古史辨》第一集顾颉刚先生谓《盘庚》为商书中之唯一可信者，至于近年，顾氏之意见已与前日不同。顾氏曾与余言，《盘庚》乃周初人所作，至东周以后曾经学者所修改，则《盘庚》亦非商代文字。”这段文字出现在顾立雅在北京时期撰写的《释天》一文中，该文后来在顾颉刚的关照下发表在《燕京学报》第18期（1935年）上。
顾立雅虽然在文献上“疑古”，但在价值取向上对中国古代文化却是十分热爱，甚至是崇拜的。这和经过“五四”洗礼的顾颉刚等人完全不同。关于两位顾氏的交往，海伦·斯诺（Helen F.Snow，埃德加·斯诺夫人）在《旅华岁月》中回忆说：“顾立雅对古代和孔子十分崇拜。我记得有一天，我请他和顾颉刚一块吃午饭，因而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顾颉刚这个批判性的学者是我们在中国结交的最有吸引力的朋友之一……”顾颉刚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批判态度显然是他和顾立雅争论的焦点。
近代以来，孔子运交华盖，无论中外，他和他的学说被认为是中国落后的精神根源，是保守、反动、专制主义的代名词。作为一个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热爱孔子的学者，顾立雅认为自己有义务为孔子正名，因此他在全书第二部分讨论仁义礼智信的时候，着重强调了孔子的“民主”思想和他的革命性，在《儒学》部分，他撇开孔子思想在唐宋元明清的演化，而大谈孔子对于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以及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影响。对于这部分内容和章节安排，一些书评提出了质疑甚至批评，这从学理上来说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似乎未能体察到顾立雅的用心。顾立雅是一个有着明确价值观和宽阔世界眼光的思想者，他写孔子不仅具有学术史的意义，还有思想史的价值。
当然，这本书的主要价值还是在学术方面，除了许多个人见解外，顾立雅也十分重视引用中国学者如胡适、钱穆、冯友兰等人的研究成果；除书面观点外，还有口头文献。1940年代顾立雅邀请董作宾到他所在的芝加哥大学讲学，其间经常向董请教，顾立雅在该书中引用了三次与董的口头交谈，董告诉顾，根据他20多年的研究，甲骨文中没有出现过“道”、“阴”、“阳”、“地”这几个字，刑罚在商代的使用也不普遍。（中译本第127、205、206页）
作为一位美国学者，西方文献更是他的看家本领。该书的注释和参考书目都很详尽，一册在手，就基本上可以全面了解20世纪上半叶中外学者在先秦思想史研究上的主要成就和问题。同时该书又开启了20世纪下半叶美国孔子研究的先河，无论是《孔子：即凡而圣》（Confucius：The Secular as Sacred，1972）、《通过孔子而思》（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1987），还是《制造儒家》（Manufacturing Confucianism，1997）、《论语辩》（The Original Analects，1998），它们都无法绕开顾书开创性的研究。
由于该书的重大价值和影响，早在1992年就被译成中文，2000年修订再版。此次2014年版是再次修订版。我的读书经验是，如果一本书有两个译本，优先看后出的版本，因为一定是后出转精。多年前我读该书2000年版时，就深感译文平实流畅，中文文献的回译准确到位，还有不少译注对原著的文献和观点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辨析，对于其中过于“疑古”部分的辨析尤见功力，一看就知道是出自专家之手。后来了解到译者高专诚先生曾出版过多部有关孔子和儒学的专著。现在该书第三版又问世了，比第二版又有不少改善。这对于研究中国思想史和美国汉学史的学者以及对此有兴趣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原载2014年5月28日《中华读书报》

美国第一位女汉学家
1928年2月，孙念礼（Nancy Lee Swann，1881—1966）将论文《班昭传》（Pan Chao, Foremost Woman Scholar of China）提交给哥伦比亚大学，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成为美国第一位科班出身的女汉学家。孙的导师是以研究中国印刷术闻名世界的卡特（Thomas F.Carter），可惜1925年就英年早逝，看不到自己的学生戴上博士帽了。
班昭（约45—约117）是东汉著名才女，班彪之女，班固、班超之妹。因嫁曹世叔，后世常称她为曹大家。班昭生平事迹的主要材料见于《后汉书·列女传》：“扶风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学高才。世叔早卒，有节行法度。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每有贡献异物，辄诏大家作赋颂。及邓太后临朝，与闻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关内侯，官至齐相。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永初中，太后兄大将军邓骘以母忧，上书乞身，太后不欲许，以问昭。昭因上疏曰：……太后从而许之。于是骘等各还里第焉。作《女诫》七篇，有助内训。其辞曰：……马融善之，令妻女习焉。昭女妹曹丰生，亦有才惠，为书以难之，辞有可观。昭年七十余卒，皇太后素服举哀，使者监护丧事。所著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子妇丁氏为撰集之，又作《大家赞》焉。”清人章学诚认为班昭一生的文字事功“可谓旷千古之所无矣”。（《文史通义·妇学》）
班昭本是有文集的，《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曹大家集》三卷，可惜唐初就散佚了。所以孙念礼要完成博士论文，第一步的工作就是收集班昭上邓太后疏和《女诫》之外的其他所有作品。经过查询，她在《后汉书·班超传》中找到了《代兄超上疏》，在《昭明文选》中找到了《东征赋》，在《艺文类聚》中找到了《大雀赋》，在《太平御览》中找到了《针缕赋》，在《文选》李善注中找到《蝉赋》的少量佚文，并把它们首次翻译成了英文。《汉书》中的八表及《天文志》虽然经班昭之手而得以完成，但她的编写到底占多大比例，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因此孙念礼在《班昭传》中并没有把它们当做班昭独立的作品而加以翻译。在翻译的基础上，孙对班昭所处的时代和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做了综合研究。
论文经过修订后于1932年在美国出版，出版后受到国际汉学界的欢迎。恒慕义（Arthur W.Hummel）在书评中写道：“该书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古代一位才女的创作，也生动地描绘了她那个时代的社会和思想状况。”（载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33年第3期）施赖奥克（J.K.Shryock）也指出：“《班昭传》写得很出色，不仅是作者本人的荣耀，也是美国汉学界的荣耀。”（载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33年第1期）他进而认为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赞助这本书的出版是十分明智的决定。
《班昭传》出版后，也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燕京学报》第22期（1937年）《国内学术界消息》一栏中发表了齐思和的书评，对全书的内容和价值有比较详细地介绍：“此书于曹大家之生平事迹著作，搜集略备。……女士此书共分四卷十二章，首有序言，末附译文表及全书引得。首卷述大家之时代，略论当时之政治与思想背景，次卷述班氏之家世及大家生平事迹，大抵本《汉书·叙传》及大家本传，三卷论大家之文学作品，大部为《女诫》、《东征》等赋、上疏等译文，并论大家与《汉书》之关系，末卷则综论大家之道德哲学，人生观，文学造诣，都约八万言。全书大体考证精密，议论平允，足征作者于汉学造诣之深及其用力之劬。现今西人研究汉学风气多注重上古与近世，两汉之史，治者尚少，作者自谓本书所论，多系未经前人探讨之新域，自西洋汉学言之，固非夸语也。”齐思和指出《班昭传》在西方汉代史研究方面的开拓作用，是非常具有学术眼光的评论。
在初版问世70年后，《班昭传》作为“密歇根中国研究经典丛书”（Michigan Classics in Chinese Studies）的一种由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于2001年再版。著名汉学家曼素恩（Susan Mann）在重版前言中充分肯定了这本书的学术价值，特别是从当下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的视角来看，价值尤为凸显。她认为孙念礼在20世纪初期就注意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女性，是超越了自己所处时代的。确实，《班昭传》不仅在西方汉代史研究方面是个突破，在中国妇女史研究方面也是一个突破。
在《班昭传》写作和修改的过程中，孙念礼还将和熹邓皇后（邓绥，81—121）的传（载《后汉书·皇后纪上》）翻译成了英文（Biography of the Empress Teng），发表于1931年第2期的《美国东方学会学报》上。邓绥是东汉和帝刘肇（88—106在位）的皇妃，永元14年（102）冬被立为皇后，和帝于元兴元年冬十二月（106年初）去世后，邓皇后迅速进入政治权力的中心，直到去世，实际掌握朝政的时间达16年之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垂帘听政的太后。孙翻译邓皇后的传记，一方面固然因为她是影响东汉历史的重要人物，而另一方面则因为她是班昭的学生，传记中说邓绥“自入宫掖，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算数”。英译《和熹邓皇后传》发表于1931年，比《班昭传》早一年，是孙最早的出版物。
博士毕业后，孙念礼加盟加拿大的麦吉尔大学，成为该校葛思德图书馆馆长。图书馆的创建人葛思德（Guion M.Gest）是一位美国商人，20世纪初他在北京友人义理寿（Irvin V.G.Gillis）的帮助下，在中国购买了大量珍贵书籍。到1926年时，购书总量已达232种，8000册，存放立刻成为了一个问题，而且购买还在继续。葛思德的公司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有一家办事处，和当地的麦吉尔大学经常打交道。经过协商，麦吉尔大学同意为这批中文书建立一个专藏，并于1926年初对外开放。葛思德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Robert de Résillac-Roese被麦大聘任后，中文能力不足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并影响工作的正常开展。于是麦大于1928年初聘请了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孙念礼为助理。1931年，孙升任馆长，并担任馆长直至1948年，前后共17年之久。
这17年当中发生的最大变动是葛思德图书馆从加拿大移师美国。1930年代美国遭遇空前的经济危机，葛思德公司深受影响，到1936年葛思德开始考虑转手这批藏书，但麦吉尔大学无力收购，一番周折之后这批珍贵的文献于1937年落户位于美国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孙念礼跟随这批藏书回到了自己的祖国。1948年高等研究院将这批藏书转让给邻居普林斯顿大学，但这次孙没有跟着这批文献一起搬家，年届67岁的她就此退休了。接任她的是不久后来到美国的胡适，胡成为葛思德图书馆的第三任馆长。
孙念礼在担任馆长期间，一方面对已有的书籍进行整理编目，另一方面积极协助葛思德、义理寿购买新的书籍。1931年她接任馆长时图书总量是7万5千册，到1936年则猛增至10万册。后来虽然由于经济问题不再购买，但10万册中文藏书也已经洋洋大观，数量之多仅次于美国国会、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中文藏书。
孙念礼在公务之余没有忘记自己的学术研究，沿着早年的学术兴趣，她逐渐将精力集中到对汉代经济史的研究。她后期的代表作是将《汉书·食货志》及相关文献译成英文，并做了详细的注释，1950年以Food and Money in Ancient China为题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面世后受到广泛的好评。杨联陞在同年12月《哈佛亚洲学报》的书评中盛赞该书是一部翻译杰作，“大大提升了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经济史的认识”。胡适还专门为该书题写了中文书名。两位学者在孙翻译的过程中都曾给予过不少帮助。孙念礼将这本书献给了葛思德，葛氏于1948年去世。同年为了感谢孙长期以来为葛思德图书馆所做的贡献，高等研究院在孙退休之际决定拨款3000美元资助她的翻译和研究工作。签字批准这笔经费的是时任院长的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美国“原子弹之父”。
孙念礼一生致力于汉学研究，结识了不少中国师友。后期主要是胡适、杨联陞。早期则有冯友兰、顾颉刚、杜联喆等，1920年代孙在北京留学期间曾多次向这几位学者请教。另外一个她多次致谢的友人是江亢虎。江亢虎（1883—1954）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早年倡导社会主义，曾建立并领导“中国社会党”，后来跟随汪精卫堕落为汉奸。江同时又是学问家，中英文俱佳，1913—1920年曾在美国加州大学教授中国文化，1930—1934年又执教麦吉尔大学。孙念礼在修改《班昭传》时曾就近向江请教，小叩大鸣，得到不少指点。1932年《班昭传》出版时江应孙之请题写了中文书名——《曹大家文征》。这个书名相当文雅，但考虑到该书并不只是将班昭的传世文章进行翻译，还有大量的研究，所以本文使用《班昭传》作为书名的中译——这也是齐思和书评中所用的书名。
原载2013年8月7日《中华读书报》

卜德的博士论文
卜德（Derk Bodde, 1909—2003）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学家，曾长期执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1938—1975）。他在中国历史、思想、文学、民俗等领域成就卓著，曾当选1968—1969年度美国东方学会主席；1985年获得美国亚洲学会杰出贡献奖。在美国汉学史上，卜德是多个研究领域的开拓者，秦代史是其中之一。
《中国第一个统一者：从李斯的一生研究秦代》（China's First Unifier：a Study of the Ch'in Dynasty as Seen in the Life of Li Ssu）是卜德的博士论文，也是英语世界最早以秦代为研究对象的论文。该文以李斯的生平事迹为切入点，从政治、社会、经济和哲学活动等方面探讨了秦朝统一中国的原因。1938年卜德凭借这篇论文获得荷兰莱顿大学博士学位。
该文分为12个章节，分别是：（1）秦国的状况；（2）《史记·李斯列传》英译；（3）其他有关李斯生平的资料；（4）李斯传记评析；（5）秦始皇与李斯；（6）帝国的概念；（7）封建制的废除；（8）统一文字；（9）李斯的其他政策；（10）李斯的哲学背景；（11）李斯的论辩方法；（12）结论。此外还有一个附录讨论古代中国郡县制的兴起。
论文以专书形式出版后，受到国际汉学界的好评，多位评论者一致认为，该书填补了西方学者秦代研究的空白。卜德显然也是深感这方面的不足而选取这一研究课题的，他在“前言”一开头写道：“关于中国早期的历史和制度，西方学者已经出版了不少著作，但对于如此重要的秦朝，他们却很少涉及，这不能不让人倍感诧异。在我看来，随着秦朝建立所带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动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西方人长期以来一直顽固地认为东方是停滞的，我希望本书对这些变动的研究可以彻底打破这一错误观念。”这些将要研究的变动包括帝国的建立、郡县制的推行、法典的实施、文字的统一、货币的标准化等等。评论者们还一致指出，虽然该书是以李斯为中心，但并不只是李斯的传记研究，而是涵盖了秦朝历史的各个方面，是一部对秦代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在卜德这本书出版之前，西方唯一一部有关秦代的著作出自法国来华传教士彭安多（Albert Tschepe）之手（Histoire du royaume de Ts'in，1909年版），但该书完全是根据《史记》有关章节的编译，按年罗列秦朝历代君王的事迹，不能算是研究著作。
在这本书中，卜德在哲学和思想史方面的特长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在谈到这类问题时卜德总是能够追本溯源，而不是就事论事，这突出地体现在第六章《帝国的概念》之中。在这一章中，卜德详细考察了“帝”这个字如何从商代甲骨文中表示祭祀的概念演变成公元前3世纪表示最高权威的政治概念。卜德的特长更突出地体现在第十章《李斯的哲学背景》之中。这一章基本上是一个简要的先秦哲学史，但卜德的论述没有按照儒家、道家、墨家这样的门派来分类，而是选取了贯穿于各派的五种思想来进行讨论：（1）权力主义；（2）法治；（3）帝王术；（4）功利主义；（5）历史观。对于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帝国来说，独裁主义的思想是至关重要的。卜德在考察先秦的权力主义思想时，发现这一思想并非只是法家的专利，孔子、墨子的思想中都有权力主义的成分，而作为李斯老师的儒家大师荀子，其思想中的权力主义成分则更加显著。卜德认为荀子关于“势”的论述最值得关注：“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与共故。故明君临之以势，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论，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辩说恶用矣哉！今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君子无势以临之，无刑以禁之，故辩说也。”（《荀子·正名》）势就是权势、威势，是一种具有绝对权威不能不服从的强制力，这一术语此后不断出现在法家的文本之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韩非所引慎子的一段话：“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蚓、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由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屈贤者也。”（《韩非子·难势》）同样的思想也体现在李斯的作品中，他在给秦二世的上疏中说：“凡贤主者，必将能拂世磨俗，而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故生则有尊重之势，死则有贤明之谥也。”（《史记·李斯列传》）这种所谓“明君独断”的思想为秦国建立帝业提供了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但也为它的暴政和迅速灭亡埋下了祸根。
李斯在秦朝统一的过程中无疑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是秦帝国政策的主要制定者，选择他作为研究切入的角度也无疑是明智的选择。但卜德的研究给人的印象是他过于突出了李斯，而掩盖了秦始皇的作用。美国汉学家毕安祺（Carl W.Bishop）在书评中写道：“卜德认为秦始皇的许多功业实际上都来自李斯的建议，这在某些方面——可能在很多方面——都是事实，我们无须质疑。但通观秦始皇的一生，我觉得他绝对不是一个听人摆布的傀儡。他有自己的思想，能够选择英才为自己服务。在这些人当中，李斯无疑是才能最杰出的，但尽管才能出众，李斯也只是‘始皇帝’在完成统一大业过程中的一个助手而已。秦始皇当然是时代的产物，但同时他又按照自己的想法塑造了那个时代，就此而言他是历史上少有的天才。此外，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我们现在有关他的信息都来自后人并不友善的记录。”（Pacific Affairs 1939年第1期）这种“不友善”从思想上来说主要是来自后世儒家的正统观点，最早的这类文字大概就是贾谊的《过秦论》，他认为“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的大秦帝国之所以“一夫作难而七庙隳”就是因为“仁义不施”，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秦始皇的评价也几乎是同一思路：“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秦始皇本纪》）作为“暴秦”的丞相，李斯自然也逃脱不了后人不客观的记录和评价。所以要透过这样的记录和评价来还原历史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卜德写作此文依据的基本史料是《史记》中记载秦国的部分：卷五《秦本纪》、卷六《秦始皇本纪》、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卷八十七《李斯列传》、卷八十八《蒙恬列传》。在讨论秦国宗教、水渠和经济发展时卜德主要利用了《史记》中三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卷二十八至卷三十）。此外卜德较多利用的文献还有《战国策》、《韩非子》、《商君书》等。当时许多深埋在地下的资料还没有出土，卜德能利用的也就只能是这些传世的书面文献了。
面对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不利于秦始皇和李斯的观念，卜德在书中花了不少篇幅来予以反驳，如关于秦始皇是吕不韦私生子的问题，他认为这完全是后人窜入《史记》中的，为的是通过诽谤秦始皇的出生以说明其统治的非正统性。又如关于“焚书”的问题，他认为事情并没有后世想象得那么严重，一方面秦始皇准许博士官保存《诗》、《书》、百家语，另一方面焚书真正实施的时间不大可能超过五年（即从公元前213年颁布禁令至前208年李斯去世），造成的损害甚至不如公元前206年造成的损害——这一年项羽焚毁了秦朝的宫殿。另外，卜德特别给出了一组数字：《汉书·艺文志》中列出的677种著作中，大约524种，即77%，现在已不复存在。卜德认为这组数字足以说明，“汉以后的几个世纪，特别是在印刷术流行前，文献损坏所造成的总的损失，也许甚至大于秦代的焚书。因此，可以想象，即使没有焚书之事发生，传下的周代的残简也不可能大大多于现在实际存在的数量。”
当然，卜德并非一味专做翻案文章，他希望做的是尽量贴近历史，实事求是，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他关于李斯与韩非关系的讨论（第3章第3节）。卜德详细考察了相关的材料——《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韩世家》、《老子韩非列传》、《李斯列传》以及《韩非子·存韩》、《战国策·秦策五》——有关韩非之死的记录，指出了其中矛盾和令人困惑的地方（如《李斯列传》中无此事的记载，韩非使秦后李斯又去韩国游说），在明确论证了姚贾害死韩非不可信之后，卜德谨慎地认为《史记》中的两条材料大致可以认定李斯对于韩非之死难辞其咎：一、“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老子韩非列传》）二、“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秦始皇本纪》）
卜德的论文出版后，立刻引起了著名学者德效骞（Homer H.Dubs）的关注。他在书评（载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39年第3期）中指出，尽管卜德仍然没有能够完全摆脱儒家道德主义观念的阴影，但他力图贴近历史，还原秦代面貌的努力是非常值得赞赏的。德效骞认为，从人类历史上看，大的政治家从来不会是道德的楷模，对他们进行评价主要看事功，李斯的各种事功（特别是取消封建制建立中央集权制）使他完全可以被称为世界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卜德的研究拨开了历史的迷雾，重塑了李斯的形象，堪称佳作（an excellent piece of scholarship）。德效骞是当时英语世界汉学研究的权威，他对卜德此书的评价可谓一锤定音。
卜德的博士论文开启了西方学者的秦代研究，同时也成为一种中国历史研究模式的奠基之作。就整个美国和西方的汉学史来看，关于中国历史发展大致有四种研究模式，分别是：帝国模式、朝代循环模式、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斗争模式、城市化和商业化模式。所谓帝国模式，就是认为秦朝结束封建制度统一中国后，尽管有分裂割据，中国总体上一直是一个大帝国，直至1912年民国创建。卜德的论文是帝国模式研究最早的成果，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
卜德的博士论文从英文文献的角度来看，最大的贡献是将《史记·李斯列传》翻译成了英文，这是英语世界最早的全译文。在完成博士论文后，卜德意犹未尽，又翻译了《史记》中和秦朝关系最为密切的三个传记——《吕不韦列传》、《刺客列传》中的荆轲部分、《蒙恬列传》。这三个传记和对它们的评述以《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和将军：〈史记〉中三篇秦代的传记》（Statesman, Patriot, and General in Ancient China：Three Shih-chi Biographies of the Ch'in Dynasty）为名于1940年出版，这是卜德在博士论文之后对西方秦代研究的又一大贡献。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卜德交代了他翻译所使用的版本是“1923年中华书局的影印本”，从这个提示我们知道，这个版本的底本是清光绪十八年（1892）武林竹简斋石印本，除原文外，还包括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和张守节正义。这个版本也是卜德此前翻译《李斯列传》和撰写博士论文时使用的版本。
原载《书屋》2013年第6期

美国学者眼中的乾隆朝文字狱
富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1894—1986）出生于通州（现北京通州）一个传教士家庭，并在中国度过童年。他的父亲富善（Chauncey Goodrich）曾在中国传教多年，1891年编写过一本北京方言字典（A Pocket Dictionary and Pekingese Syllabary）。富路特于192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直至1961年退休，是哥大东亚系和东亚图书馆的主要建立者。富路特著作等身，最广为人知的是《中华民族小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1943），胡适认为它是用西文所写的中国简史中最好的一种（见Pacific Affairs1944年第2期书评），曾多次再版，长期作为美国学生使用的中国历史教科书。
1930—1932年富路特为撰写博士论文前来北京进修，住在英美传教士所办的华文学校（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费正清（日后的美国“中国学之父”）当时也在北京留学，他晚年回忆说：“当我在北京华文学校向富路特请教时，他总是以非常诚恳的态度仔细听我说。从他童年时代在华北的传教士家庭背景来看，他的确可以说已使自己成为汉学家中的佼佼者了。仅凭他的博士论文《乾隆时期的文字狱》，就已使他成为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中崛起的一颗新星，何况在以后的四十年中他还有更多的研究成果涌现。”（《回忆录》英文本第135页）1934年富路特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of Ch'ien-lung）是富路特在北京期间完成的博士论文，修改后于1935年出版。全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研究乾隆时期的文字狱，重点是乾隆后期伴随着《四库全书》的编修所发生的文字狱。第二部分是对相关传记、文献、档案的英译。
清朝的文字狱并不始于乾隆。康熙时期就已开始，著名的如“明史狱”和“南山集狱”。雍正时期的文字狱有增无减，著名的如“查嗣庭狱”、“吕留良狱”。为了缓和雍正时期文字狱所造成的恐怖气氛和动荡不安，乾隆即位之初一度采取了缓和的政策。但随着乾隆十六年（1751）伪孙嘉淦奏稿案的发生，文字狱开始再次爆发。从乾隆二十年（1755）胡中藻案开始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纂修《四库全书》之前，文字狱案件不下五十起。从1773开馆纂修《四库全书》至乾隆归政前，各种类型的文字狱又有五十余起，因文字之祸而受到株连的各阶层人士不但在范围上遍及全国，而且在数量上也大大超过了前期。据统计，终乾隆一朝，各种类型的文字狱案件约有一百一十起，几乎占了整个清朝全部文字狱案件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这些文字狱对当时和此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富路特在讨论乾隆时期文字狱之前，对前朝的文字狱也做了简要的回顾，如果说康熙、雍正时期的文字狱对于巩固清朝的统治还有一点积极作用的话，那么乾隆大兴文字狱则完全是一种心理畸形。在富路特看来，“乾隆总的来说是个应该受到历史谴责的暴君”，因为他“干预学者的独立研究，故意篡改历史，残酷地迫害文人，接二连三地禁书、毁版。”（英文版第6页）所以富路特认为乾隆朝虽然号称盛世，实际上是清朝衰落的开始，而《四库全书》的编纂虽名为保存国粹，实际上是别有用心地为了达到钳制思想的目的。
该书出版后，受到西方学界的欢迎，有评论者指出，以往西方人只知道乾隆的文治武功，富路特的贡献在于首次揭示出了乾隆的阴暗面，让人们看到了盛世中隐藏的危机和衰败的萌芽。（Carroll B.Malone书评见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935年第4期）该书同时也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清华大学雷海宗和武汉大学郭斌佳两位历史学教授专门撰写了书评，分别刊载于《清华学报》第10卷第4期（1935年）和《武大文哲学季刊》第5卷第3期（1936年）。
雷海宗在书评开篇时写道：“近年来对于清代文字狱的问题，国人搜集材料与研究的工作虽然不少，但有系统概括一切的专著仍不多见。哥伦比亚大学汉学讲师Goodrich先生这种勇敢尝试的工作，很值得我们欢迎。”
在雷海宗看来，富著中有三点是“很动人的见解”：（一）“乾隆时代中国已经安定，不似以前对满清的那样反抗，按理不必有严厉的文字检查；但实际乾隆时代对于文字的摧残较比清初严重不知多少倍。著者认为根本的原因是心理的。大清此时由外表看来虽然极盛，实际这是衰落时期的开始；满人下意识中感觉到这一点，所以对汉族愈发畏忌，因而更加紧的压迫。”（二）“无论当初的计划如何，四库的编纂后来成了铲除禁书的一件利器，是无问题的。这一点虽然从前也有人见到，却是一般认四库为无价国宝的人所不大注意的事，著者反复说明并非累赘。”（三）“全国大规模有系统的搜查禁书，现代的人不易想见。但在最严重的十五年间（乾隆三十九至五十三年）全国人心惶惶，连不识字的农家也有时因为祖传下来一部原来不相干的书而招大祸；这在普通的史料中是不易见到的，只有私人所遗留的日记与笔记能帮助我们回想到当时的紧张情形。著者把这点特别提出，深得史家恢复往迹的本旨。”
此外雷海宗还认为书后所附《禁书现存目录》（Surviving Proscribed Works）很有价值，虽然肯定有遗漏，但在目前“是一个很便利的参考工具”。根据富自己的说明文字，他编制这份目录主要是利用了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目录。他认为要想更准确地做出统计，还应该去查阅包括《图书集成》在内的各类丛书，作为第一份这样的目录，他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为后人提供基础。根据富路特的初步统计，在乾隆时期禁毁的2600余种书籍中，存世的有近500种。（1999年开始出版的《四库禁毁书丛刊》收存世的清初至乾隆年间的四库禁毁书约1700种）
郭斌佳在书评中也首先肯定了这部书的价值，他指出，“吾人觉乾隆朝之文字狱，国人已大概知之。但在西文之中，则完备精详如此书者，实属创见。作者对于中文方面材料，尤以近年我国所出刊物中之有关此项问题者（无论书籍或杂志）均特别注重。读者苟翻阅其卷末之参考书目，即可知其搜罗之广。”确实，在富路特列出的二十七种主要参考书中，除了一些早期文献外，我们可以看到1930年代初的最新成果，如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代文字狱档》（1931—1933年版）、陈乃乾编《索引式的禁书总录》（1932年版）等。
对于富路特在这本书中的观点，郭斌佳也表示基本赞同：“乾隆朝之前半期（自一七三六年至一七七一年），作者认为尚无切实禁锢文士之迹，但对于排满思想已渐次着眼矣。作者曾举谢济世、胡中藻、齐召南、齐周华、钱谦益诸案。以为乾隆帝在此时，并无一彻底禁止排满文字之计划，但遇有发觉，则必禁毁耳。自一七七二年至一七八八年（壬辰至戊申），其情形遂大变。乾隆命编纂《四库全书》乘机搜查全国公私所藏书籍。据本书作者之意，高宗并非真欲编《四库全书》，特假此名义，以取缔有碍满清之书籍耳。此种说数，或亦过于偏激，然乾隆之利用机会，取缔许多书籍，则属事实。作者搜罗当时若干圣谕未经刊布者用以证明：（一）地方官吏奉令采访书籍之时，亦奉命搜查排满书籍；（二）在京师选辑四库书目者，同时亦编制禁书目录。故作者之意，《四库全书》之编纂，虽名为保存国粹，实别有用意存。作者欲证明其论调，列举若干材料以作左证。乾隆欲搜罗书籍，以供检查之意，可于一七七四年之上谕中窥见之（页三二至三三）。两广总督广东巡抚之奏折（页三十三），更可证明疆吏辅佐之态度。一七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之上谕，则说明圣旨更为详尽。总之，自一七七二年至一七八八年间，吾人随时可寻得例证，证明编纂《四库全书》之双重作用，与其编者之双重责任。”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雷海宗和郭斌佳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书中的问题，特别是翻译方面的一些错误（主要在第二部分）。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立《贰臣传》的上谕中有这样一段话：“此辈在《明史》既不容阑入，若于我朝国史因其略有事迹列名叙传，竟与开国时范文程承平时李光地等之纯一无疵者毫无辨别，亦非所以昭褒贬之义。”富路特将这段话翻译成：
Biographies of this group could not be put in the Ming history, but if they are included in our annals, since their actions deserve mention, along with the biographies of their contemporaries Fan Wen-ch'eng, Ch'eng P'ing-shih, and Li Kuang-ti, without any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noted, then no clear distinction is made between deserving and undeserving.（英文版154页）
这里的一个大错误在于将“承平时”翻译成了和范文程、李光地并列的人名，而不知道这是和“开国时”对应的一个时间概念。富路特在这样翻译时也显然有些迟疑，特别加了一条注释，说明自己在各种文献中都没有找到“承平时”这个人物的有关信息（I cannot find this worthy's claim to fame recorded anywhere）。这类翻译错误虽然难以完全避免，因为在雷海宗看来，即使读破万卷书的中国学者“也不敢自信对前代文字的句读有十足的把握”，但多少降低了富书第二部分的学术水准和使用价值。就第一部分和全书来说，郭斌佳认为“不失为一部博硕之作”。
富路特的博士论文是在北京写作的，得到多位中国学者的指点和帮助。在“前言”中他特别感谢了袁同礼、马鉴、马准、陈垣、郑振铎等学者。在正文的注释中，他也多次提及中国学者给予他的帮助，如陈垣在1932年5月曾经将自己一篇未刊的关于《四库全书》的文章借给他参考；1932年7月燕京大学历史教授洪业曾在和他的谈话中说明自己对乾隆禁书意图的理解；燕大国文系教授马鉴曾提示他《清稗类钞》中有关怡亲王收藏钱谦益书籍的材料。
回国后富路特和中国学者一直保持联系，并把他们的一些作品翻译成了英文，最值得一提的是两部：其一是顾颉刚的《明代文字狱祸考略》，原文发表于《东方杂志》第32卷第14期（1935年7月），译文A Study of Literary Persecution During the Ming则刊登在1938年12月出版的《哈佛亚洲学报》3、4期合刊上；其二是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原书出版于1923年，英文版Western and Central Asians in China under the Mongols：Their Transformation into Chinese于1966年问世。
原载2014年4月2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