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共和国：骷髅旗飘扬、民主之火燃起的海盗黄金年代
作者：科林·伍达德
内容简介
1715年至1725年，暗礁密布的加勒比海，黑胡子、海盗王子贝勒米，以及查尔斯范恩等船长集结海盗，创立飞帮，建立独特却又短命的海盗共和国。他们天生反骨，不论阶级，不问出身，要当领袖靠票选，抢到财宝就均分官方说海盗是烧杀掳掠的魔头，平民则当他们是劫富济贫的海上罗宾汉。 英国皇家海军的伍兹罗杰斯，矢志铲除海盗共和国。一场场斗智斗勇的对决，由谁胜出，有谁活命？

序言 海盗的黄金年代
在仰慕者的眼中，海盗是充满浪漫气息的恶棍：这群令人闻风丧胆的流氓勇于创造人生，超越法律与政府，他们从劳务工作与社会束缚中解放，去追求财富、欢乐与冒险。海盗自海上消失已有三个世纪，然而，黄金年代的海盗依旧是吸引大批粉丝的民间英雄。冒险故事里头最厉害的角色也拿他们当蓝本，像是虎克船长（Captain Hook）与独脚海盗头子约翰·西尔弗（Long John Silver）、铁血船长布拉德（Captain Blood）与杰克船长（Jack Sparrow），这些神奇的角色幻化出斗剑、走木板、藏宝图，以及一箱箱的金银珠宝。
这些角色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在经由《金银岛》作者罗伯特·刘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与沃尔特·迪士尼（Walt Disney）之手后，更令他们广为人知。不过，加勒比海盗真实版的故事，甚至比那些传奇更令人目眩神迷：失传已久的反抗暴君的故事、撼动初创大英帝国基业的海上叛变事件、被迫陷入停顿的跨大西洋贸易，以及点燃日后美国革命的民主观点。[1]海盗共和国是这一切叛逆的中心，那里是威权时代的一个自由区。
“海盗的黄金年代”为期仅十年，从1715年至1725年，主要是由二三十位资深海盗船长形成的小集团，以及数千名船员引领。所有船长几乎都彼此认识，他们并肩为商船或海盗船服务，又或者在他们的共同基地——巴哈马（Bahamas），英国殖民失败的据点——活动。大部分海盗是英格兰人或爱尔兰人，但也有大量的苏格兰人、法国人、非洲人，以及其他国籍人士，如荷兰人、丹麦人、瑞典人与美洲原住民。尽管这些人的国籍、种族、宗教，甚至语言各异，却仍然打造出一种共同文化。海盗船在海上相遇时，时常会结合力量，彼此援助，即使一方船员主要是法国人，而另一方是宿敌英格兰人也一样。他们以民主方式经营船只，大家共同投票选出并罢黜自己的船长，平均分配掠夺而来的财物，并在公开会议上做出重大抉择。这所有的一切，与其他船只上的独裁政体形成强烈对比。在一个普通水手得不到任何社会保障的年代，巴哈马海盗还为船员提供伤残抚恤金。[2]
海盗由来已久。从古希腊时代、罗马帝国、中世纪欧洲，到中国的清朝，都有海盗。即使是今日，海盗依旧骚扰着这个世界的航道，扣押货船、货柜船，甚至是客轮。劫掠船上物品、杀害船员之事，也时有传闻。不过，取得政府许可并在战争期间劫掠敌人船只的是私掠者（privateer），他们与海盗不同。有些人以为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或亨利·摩根爵士（Sir Henry Morgan）是海盗，但其实他们是私掠船船长，这些劫掠行为的背后，有伊丽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与查理二世（King Charles II）的完全支持，身份与非法之徒相去甚远。德雷克与摩根都因服务王室而封爵，摩根甚至被任命为牙买加副总督（lieutenant governor of Jamaica）。就像一六○○年代晚期大多数的英格兰加勒比海盗（buccaneer）[3]一样，威廉·丹皮尔（William Dampier）也是私掠者，就连恶名昭彰的威廉·基德船长（Captain William Kidd），也是出身良好的私掠者，只是在与英格兰最大企业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的董事们起冲突时，才意外成为海盗的。
黄金年代的海盗与摩根一代的加勒比海盗，以及先前世代的海盗都不一样。跟加勒比海盗相比，他们是恶名昭彰的亡命之徒，每个国家都认为他们是窃贼与罪犯，连他们自己也这样觉得。他们也与先前的海盗前辈不同，不只参与单纯的犯罪行为，还从事几乎等同于社会与政治的反抗活动。他们是水手、契约佣工（indentured servant），以及反抗压迫者的逃跑奴隶。他们分别反抗的是船长、船主，以及美洲与西印度群岛大型奴隶农场的独裁者。
商船上弥漫着一股冲天怨气，因此，在海盗虏获商船时，通常会有一部分船员兴高采烈地加入海盗阵容，就连英国皇家海军（Royal Navy）也不例外；一七一八年，英国“凤凰”号（HMS Phoenix）在海盗的巴哈马老巢遇上他们时，战舰上许多水手弃船，并在晚上偷偷投奔到海盗旗下。的确，海盗能日益扩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这些弃船水手的加入，而这又与海军与商船上的残忍待遇有着直接关联。
并不是所有海盗都是牢骚满腹的水手。在奴隶船遭到海盗攻击，船上许多人加入海盗并成为地位平等的成员后，经由口耳相传，逃跑的奴隶大量迁徙到海盗共和国。在黄金年代的高峰时期，海盗船员里往往有四分之一以上是逃跑的奴隶，甚至有好几名黑白混血儿还成为可以独当一面的海盗船长。这个自由区威胁到巴哈马一带的奴隶大农庄，一七一八年，百慕大的代理总督就这么呈报过：“黑人最近（已经）变得无法无天、胆大妄为，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即将反叛（我们以及）……让人担心他们与海盗势力的勾结。”[4]
除此之外，部分海盗也有政治上的动机。黄金年代是紧接着安妮女王（Queen Anne）驾崩后出现的，当时，安妮女王那同父异母的弟弟詹姆士·斯图亚特（James Stuart）试图成为继任者，却因为天主教徒的身份无法取得王位，最后由新教徒乔治一世（George I）继任，成为英格兰与苏格兰的新国王。乔治一世是德国王子，对英格兰不甚关心，也不懂当地语言，许多英国人无法接受这个结果，依旧效忠詹姆士与斯图亚特家族，其中就包括许多未来的海盗。好几位黄金年代早期时的海盗，其实是由牙买加总督阿奇博尔德·汉密尔顿（Archibald Hamilton）扶植的，而汉密尔顿正是斯图亚特家族的支持者，他显然是希望利用这支反叛的海上势力，支持后来意图推翻乔治一世的起义。美国马萨诸塞普罗文斯敦（Provincetown）维达远征队博物馆（Expedition Whydah Museum）的肯尼斯·肯寇（Kenneth J.Kinkor）表示：“这些人并不只是那些酒馆的闹事之徒。”[5]
巴哈马的海盗帮派极为成功。在全盛时期，他们成功阻断了英国、法国、西班牙与它们的新世界帝国的联系；他们切断了贸易路线，成功制止运送奴隶到美洲与西印度群岛的大型农场，并中断了两块大陆之间的信息流通。英国皇家海军原本只是抓不到海盗，后来变成害怕遇上他们。当时的“锡福德”号（HMS Seaford）护卫舰，尽管配备了二十二门大炮，受命前往保护背风群岛（Leeward Islands），但舰长报告说，航行时如果得对抗这批海盗，会面临“被压制的危险”。[6]到一七一七年时，海盗势力强大到不仅会威胁船只，还能威胁所有的殖民地。他们占据背风群岛的英国前哨站，威胁入侵百慕大，还反复封锁南卡罗来纳（South Carolina）。部分海盗在这个过程中积累起惊人的财富，买下商人、大农场主，甚至是殖民总督本人的忠诚。
官方把海盗塑造为残酷危险的怪物、强暴犯与杀人狂，这群人会因一时兴起而杀人，并以虐待孩童为乐。有些海盗的确如此，不过，这类故事大多经过刻意夸大，目的是动摇半信半疑的人民。美洲的船主与大型农场主惊骇地发现，殖民地有许多老百姓把海盗视为人民英雄。马萨诸塞的领袖人物、清教徒牧师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对波士顿“有罪的”平民普遍支持海盗而感到愤怒。一七一八年，南卡罗来纳当局准备审判海盗帮时，同情人士却劫狱救出海盗船长，还几乎控制了首府查尔斯顿（Charleston）。[7]同一年，弗吉尼亚总督亚历山大·史波斯伍德（Alexander Spotswood）也抱怨“人们在怀抱分享不正当财富的希望时，非常容易倒向并支持这些人类害虫”，并补充称自己的殖民地里有“众多海盗支持者”。
海盗的遗迹浮现
我第一次动念想写下这群特别的海盗时，是与未婚妻坐在伯利兹（Belize）海岸外一座小岛的棕榈树下。伯利兹是英格兰海盗与加勒比海盗建立的中美洲国家，在今日的日常生活中，这个国家仍使用着十七世纪晚期的海盗用语。在三百年前，这里和我的家乡美国缅因州一样，是个无人地带，荒凉的海岸线上布满小岛，这里稀稀落落的土著人口尚未受到欧洲人统治。我幻想着，岛屿远方出现一根船首斜桅（bowsprit），接着，一片片船帆及用沥青接合的船身映入眼帘，小船侧面突出一排炮口，象征死亡的骷髅头旗帜在主桅上飘动。那艘船看起来再真实不过了，船上设备一应俱全，散发着帆布的气味，粗麻绳上有着粗糙的绒毛。不过，船员的面貌就没那么清晰了，反而看起来像一些流行文化塑造出来的形象，头巾（bandana）与耳环、一眼戴眼罩、一脚是假肢、船长肩上站着鹦鹉、到处都是刀剑与朗姆酒酒瓶；再不然，就是身上挂满饰品的男人，带着一丝邪恶的微笑，不时叫嚷着陈腔滥调，“啊啊啊！”地吼叫着。我发现，虽然电影与周边商品让海盗十分热门，我依旧不清楚他们的真实面貌。他们来自何方？是什么驱使着他们行动？他们如何劫掠财物？有哪些人带着金银珠宝逍遥过活吗？
我们没有现成的好答案。大部分海盗书籍、电影与电视节目，持续利用相关的海盗神话，而没能区分文献与可证实的虚构事件。那些故事大多可回溯到一七二四年的《最恶名昭彰的海盗抢劫谋杀通史》（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Robberies and Murders of the Most Notorious Pyrates，又作《海盗通史》），这本书的作者化名为查尔斯·约翰逊船长（Captain Charles Johnson）[8]。那些作品关注的对象一般不是真正的海盗，而是早期的加勒比海盗跟私掠者，他们是比较体面的人，而且行动大多获得官方许可。亨利·摩根、威廉·基德，或是威廉·丹皮尔等人的生平，则有浩如烟海的文献记录着。历史的确留下优秀的综述，然而，它们关注的重点是海盗制度，而不是特定海盗的生平。本书采取的传记式写法，则提出一套完全不同的问题，呈现出通常被忽略的关联、动机与事件。
本书资料来自英国与美洲档案。没有任何对话是凭空构想出来的，从城市和事件到服饰、船只和天气，所有的描述都有原始文件作为依据。我通过整合法律证词与官方文件，英格兰与西班牙总督、殖民长官、海军舰长的信件，当时的说明小册子、报纸，以及书籍、潦草的海关账目、教区登记册与皇家军舰档案文件，重现海盗先前不为人知的历史。
我引用十七与十八世纪的资料时，采用现代标点，有时也采用现代拼法，以便让二十一世纪的读者也能理解。文中提到的所有日期，都采用当时英语世界使用的儒略历（Julian calendar）；法文或西班牙原始资料的日期，因为它们已经使用今日的格里高利历（即公历，Gregorian calendar）[9]，则必须减去十天或十一天。原始资料的出处可在书后的注释中找到。
我的研究带我到访了书中的许多场景，包括伦敦、布里斯托尔（Bristol）、波士顿、查尔斯顿与巴哈马。我造访海盗经常出没的北卡罗来纳州东部，该州文化资源部（Department of Cultural Resources）的潜水员，正在探索据信是黑胡子（Blackbeard）的旗舰残骸。来自另一艘黄金年代海盗船“维达”号（Whydah）的文物，出现于鳕鱼角（Cape Cod）海滩。与这些及其他地方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的对话，使我获益良多，他们不断筛选证据，寻找更多过往海盗的线索。
黄金年代的四大领袖
本书从四位领袖人物的生平，讲述海盗黄金年代的故事。其中三人是海盗：“黑山姆”山谬·贝勒米（Samuel “Black Sam” Bellamy）、“黑胡子”爱德华·蒂奇（Edward “Blackbeard” Thatch）、查尔斯·范恩（Charles Vane）。他们三个人互相认识。贝勒米和黑胡子是朋友，一起在他们的师父本杰明·霍尼戈（Benjamin Hornigold）手下做过事，后者建立了新普罗维登斯岛上拿骚（Nassau on New Providence Island）的海盗共和国。此外，贝勒米和黑胡子也与范恩相熟，范恩是亨利·詹宁斯（Henry Jennings）的门徒；詹宁斯是霍尼戈的敌人，也是被乔治国王宣布为罪犯的暴烈的私掠船船长。范恩与他的老师有许多共同点：酷爱不必要的残忍暴力，而这种虐待狂倾向最终害得自己一蹶不振。贝勒米和黑胡子以霍尼戈为榜样，使用武力时较为小心谨慎，一般只在迫使受害者屈服时会使用恐怖手法，否则不会那么依赖暴力。在大量有关贝勒米与黑胡子攻击船只的描述中，尽管一共有近三百艘船遭受攻击，却没有这两个人杀害俘虏的记录。受害者事后大多表示，这些海盗对待他们不算坏，一般来说，也会归还其不需要的船只与货物。
在这样的过程中，海盗打造出数量庞大的追随者群体，他们与这个年代几乎所有的重要海盗一起航行，或是一起花天酒地：喜欢奇装异服的“印花布杰克”约翰·拉克姆（John “Calico Jack” Rackham）、奇特的斯蒂德·波内特（Stede Bonnet）、恶名昭彰的奥利维·拉布其（Olivier La Buse）、戴假发的保斯葛雷福·威廉姆斯（Paulsgrave Williams），以及女海盗安妮·伯尼（Anne Bonny）。在他们事业的高峰时期，每个人都有一支小型海盗舰队及数百名船员可供发号施令。除此之外，贝勒米与黑胡子还指挥着足以挑战美洲所有军舰的旗舰。他们的行动十分成功，总督、奴隶商人、大农场主和货运大亨，即构成了英属美洲（British America）整个权力结构的那些人，很快就都吵着必须解决他们。
就在这个时候，本书第四位，也是最后一位主人公伍兹·罗杰斯（Woodes Rogers）登场：他被皇室派来对付海盗，以及平定巴哈马群岛。罗杰斯是海盗黄金年代结束的主因。当然，他不是海盗，然而，他曾在英格兰与法国、西班牙的战争中担任私掠船船长，了解海盗的想法与手法。罗杰斯是战争英雄与著名作家，曾成功袭击西班牙城市，并在与巨大的运宝船的太平洋激战中毁容，他还是少数几个曾环游世界的人。罗杰斯自己虽然有着逞凶斗狠的过去，对海盗却从不手下留情。相反，他代表着海盗所反抗的每一件事。他与许多同侪不同，他勇气十足、无私，而且出人意料地爱国，完全把自己奉献给国王与国家。在众多总督、海军军官、政府大臣不断靠着王室发大财的同时，罗杰斯却自掏腰包，支持他认为会增加公共利益，以及建立年轻大英帝国秩序的计划。但这位为国服务的英雄，最后却因上级与同僚而受害。
贝勒米、黑胡子、范恩并不是从零开始建立海盗社会的。亨利·埃弗里（Henry Avery）[10]是他们的榜样，据说这位“海盗王”（pirate king）曾带领船员摆脱甲板上的压迫，在自己的海盗王国里过着让人难以想象的奢华生活。埃弗里成就功业时，贝勒米、黑胡子与范恩还只是个孩子。他成为传奇人物时，贝勒米等则是年轻人。他的冒险启发了戏剧与小说、历史学家与报纸作家，最终还启发了黄金年代的海盗。海盗的浪漫神话不是在黄金年代之后才出现，而是直接鼓舞了黄金年代。因此，从亨利·埃弗里开始的海盗故事，必须从三个世纪前在拿骚出现的一艘神秘船只说起。

[1] 当然，黄金年代的海盗在一七七六年早已消失，但海上的反抗精神则绵延了一整个世纪。不满的水手与黑人带头暴动，对抗皇家海军的强征队，像是一七四七年到一七六八年在波士顿；一七六四年在新港、罗得岛、缅因波特兰；一七六四年与一七六五年在纽约，以及一七六七年在弗吉尼亚与诺佛克，都是这样的例子。一七四七年的暴动为时三天，奴隶、仆人、水手拥至波士顿市，迫使总督逃离家中，殴打治安官，扣押一名海军官员。水手也带头反抗《印花税法》（Stamp Act），英国士兵开枪射杀愤怒的波士顿暴民，这件事后来被称为“波士顿屠杀事件”（Boston Massacre）。
[2] Marcus Rediker，Villains of All Nations：Atlantic Pirates in the Golden Age，Boston：Beacon Press，2005，pp. 73-74.
[3] buccaneer这个不精确的词，是指十七世纪在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一带活动的海盗与私掠船，他们在一六七○年代与一六八○年代特别活跃。这个词原指一群化外之民，多为法国人，他们在伊斯帕尼奥拉岛（island of Hispaniola，又译西班牙岛）一带游荡，猎捕野生牛只，利用印第安式的熏肉工具（boucan）烤干牛肉。除了牛之外，他们偶尔也扣押小型船只，于是，英格兰人后来用buccaneer这个词泛指加勒比海的海上劫掠者，尽管这并不是该词当时的常见用法。
[4] Benjamin Bennett to the Council of Trade and Plantations，Bermuda：31 May 1718 in CSPCS 1717-1718，No. 551，p. 261.
[5] Author’s Interview，Kenneth J. Kinkor，Provincetown，MA：15 June 2005.
[6] Walter Hamilton to the Council of Trade and Plantations，Antigua：15 May 1717 in CSPCS 1716-1717：Cecil Headlam，ed.，Calendar of State Papers，Colonial Series：America and the West Indies，January 1716 to July 1717（Vol.29），London：His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1930.，No. 568，p. 300.
[7] Alexander Spotswood to Lord Carteret，Williamsburg，VA：14 February 1719 in R. A. Brock （ed），The Official Letters of Alexander Spottswood，Vol. I，Richmond，VA：Virginia Historical Society，1882，p. 274.
[8] 几个世代前，曾有学者与图书馆员出于好意，宣称该书作者是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其后经由讨论，认为应该不是。
[9] 大部分天主教国家在一五八二年采用格里高利历，两套系统相差十天。一七○○年时，差距扩大为十一天，直到一七五二年，英国才终于改采用新历。
[10] 在当时的文献中，这个人的名字也拼成“Every”或“Evarie”。

第一章 传奇人物埃弗里（一六九六年）
一六九六年，一艘单桅帆船在愚人节下午时分抵达并摆荡在猪岛（Hog Island）[1]低矮的多沙区域，进入了拿骚宽广且耀眼的蓝色港口。[2]
最初，海滩上的村民与港口的水手，并没有多看这艘船两眼。这种没什么特色的小型帆船随处可见，都是伊柳塞拉岛（Eleuthera）这座邻近岛屿的商船；那个岛在此地以东五十英里处。这些船只来到巴哈马首府拿骚进行日常贸易，以盐与农产品交换布料与糖，并带来英格兰、牙买加与南北卡罗来纳等地的新闻。一旁的人等着船员下锚，把货物先放在帆船所附载的大艇（longboat）上，然后划向沙滩，因为这个首府没有能停泊船只的码头。货物处理完毕后，船员会在拿骚的酒馆喝上一两杯，交换最近的战争消息，了解可恶的法国人有何动向，然后咒骂不见踪影的英国皇家海军。
但不是今天。
单桅帆船的船员划到岸边，船长跳到海滩上，他是当地人，而且跟大家都熟。然而，船长后头跟着几个陌生人，身穿不寻常的服饰：可能来自印度的丝绸、亮丽的非洲图案头巾，以及阿拉伯帽子。他们又脏又臭，散发着普通水手廉价羊毛衣的味道。往前靠近偷听他们谈话，或是凝视他们黝黑脸庞的人，可以判断出他们是英格兰与爱尔兰水手，就像其他来自大西洋远程大船的船员一样。
这群人穿过小村庄，那里有挤在岸边的数十栋屋子，它们都笼罩在中规中矩的石头碉堡的阴影下。[3]他们穿越刚刚清理过的小镇广场，经过岛上朴素的木造教堂，最后抵达总督尼古拉斯·特罗特（Governor Nicholas Trott）新盖的房子。他们赤脚站在太阳烘烤的沙地上，强烈的热带气味扑鼻而来。镇上的人停下脚步，凝视着这群等候在总督门口阶梯上的野人。仆人打开大门，与单桅帆船船主交换一两句话后，便匆忙去向主人报告紧急消息。

卖给总督的海盗船

特罗特总督那天早上不得安宁，他的殖民地陷入了危险。英格兰已经与法国打了八年仗，巴哈马的贸易补给线又陷入混乱。特罗特接到报告称，法国已经拿下一百四十英里外的伊克苏马岛（the island of Exuma），正带着三艘战舰与三百二十人，朝拿骚而来。[4]拿骚这边没有战舰可供派遣；其实，英国皇家海军的船舰已经好几年没有经过这里，缺乏足够的人力来保卫英格兰不断扩张的帝国。[5]这里有利用当地石头新建好的拿骚碉堡（Fort Nassau），墙上安装着二十八门大炮，然而许多居民已经逃到比较安全的牙买加、南卡罗来纳与百慕大，特罗特几乎派不出人手御敌。[6]镇上只剩下不到七十名男子，当中还有老弱病残。一半的男性人口承担站岗放哨的义务，还兼顾着自己平常的生计，以特罗特的话来说，他们之中有许多人“累坏了”。特罗特知道，如果法国此时发兵入侵，他不太可能守住拿骚，以及其小首府所在的新普罗维登斯岛等地方。特罗特接见来自伊柳塞拉岛的贸易船长与其神秘同伴时，正在烦恼这些事情。
这群陌生人的领头人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解释道，他和他的船员刚刚乘着“幻想”号（Fancy）抵达巴哈马，那是一艘私人战舰，配备四十六门大炮与一百一十三名船员，他请求特罗特允许他们进入拿骚港口。亚当斯呈上船长亨利·布吉曼（Henry Bridgeman）的信件，上面写着诡异至极的提议：布吉曼宣称“幻想”号刚从非洲海岸抵达伊柳塞拉岛，没有经过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 Company）的允许，在非洲从事奴隶贸易，而当时皇家非洲公司垄断了这类活动。布吉曼船长在信中解释，“幻想”号补给不足，船员也需要上岸休息。[7]如果总督可以仁慈地让他们的船进入港口，他会献上丰富的酬劳。每一名船员都会给特罗特一份个人礼物，包括二十枚西班牙八里尔银币及两枚金币，身为指挥的布吉曼则会献上两倍报酬。[8]总督的年薪只有三百英镑，这群陌生人却可以给他价值八百六十英镑的贿赂。[9]除此之外，船员一旦卸下与处理完项目不明的货物后，还会献上“幻想”号这艘船。总督只需要让这些陌生人上岸，不要过问任何事，就可以拿到近三年的薪资，并成为一艘大型战舰的主人。
特罗特收起那封信，紧急召集殖民地治理议会（governing council）。[10]那场会议的记录早已不在，不过，依据当时拿骚其他人的证词，特罗特总督显然没有向议员提及贿赂的事，而是呼吁保卫殖民地的安全是众人共同的利益。他指出，“幻想”号就像皇家海军的第五级护卫舰（fifth-rate frigate）一样大，可以吓退法国人的攻击。此外，算上这艘船的船员，新普罗维登斯岛上的健壮男子数目几乎翻倍，敌人来袭时，拿骚碉堡的大炮就能有人操作了。此外，万一布吉曼选择在法国港马提尼克（Martinique）修理船只，或是更糟，选择攻击拿骚，他们该往哪里去？违反皇家非洲公司的贸易垄断只是一项轻罪，拿这个当作不允许上岸的理由，显然还不够有说服力。
议会成员同意了。总督交给亚当斯一封“彬彬有礼”的信，欢迎“幻想”号来到拿骚。[11]“幻想”号与船员“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自由来去”。
不久之后，一艘大船开始绕行猪岛，甲板上挤满了水手，船侧满是射击孔，船身因货物重量而吃水很深。亚当斯一行人第一批上岸，大艇上装满布袋和箱子。他们承诺奉上的赃物就在那里：成堆的八里尔银币与阿拉伯等地铸造的金币。一整天，大艇就这样载着船员登岸。剩下的船员与先前登陆的那批人类似：长相普通、穿着华丽东方服饰的水手，每个人都带着大包的金银珠宝。自称布吉曼船长的人也上了岸，并在与特罗特密谈后，把大型战舰移交给他。总督登上“幻想”号后，发现船员给他留了小费：货舱放着超过五十吨的象牙、一百桶火药、好几个塞满长短枪支的箱子，以及数量惊人的船锚。[12]
特罗特后来宣称，自己没有理由怀疑“幻想”号船员涉及海盗行为。[13]“我要怎么知道？”他发誓后做证道，“臆测又不是证据。”他又补充说，布吉曼船长与他的船员声称，他们是没有执照的商人，而新普罗维登斯岛“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然而，特罗特并不是傻子。他自己也当过商船船长，深知“幻想”号载着的财富并不是与非洲奴隶海岸（Slave Coast）那些人进行未经许可的讨价还价得来的东西。特罗特登上“幻想”号，货舱里装满象牙武器，船帆上全是炮弹补丁，甲板上还嵌着火枪子弹，他不得不在执行法律与中饱私囊之间做出选择。而他没有考虑太久。
总督一声令下，小船开始载着“幻想”号剩余的货物上岸。很快，海滩上就散落着一箱箱象牙与枪支，一堆堆船帆、船锚与滑轮，一桶桶火药与补给，以及重型大炮与弹药。特罗特在船上安排了自己的水手长（boatswain）与数名非洲奴隶。[14]象牙、八里尔银币与成袋金币，被送到他的私人住所。布吉曼船长与船员可任意在拿骚两间酒吧畅饮与寻欢作乐，也可以随时离开。
就这样，英国的头号通缉犯收买了法律，把海盗船卖给国王陛下的总督。布吉曼船长的真实身份是亨利·埃弗里，他是那个时代最成功的海盗，其事迹在当时已成为传说的素材。[15]在那个当下，全世界有数十艘舰船，数百名官员，数千名船员、告密者与士兵正在追捕埃弗里及其船员，希望夺回某位国王支付的赎金与遭劫的金银珠宝。东印度公司的代表正在追查风声，据说有人在印度孟买与加尔各答附近见过埃弗里的踪影。皇家海军船长正在西非、马达加斯加与阿拉伯追捕“幻想”号。赏金猎人航行在印度洋与英吉利海峡入口。没有多少人猜得到，埃弗里与手下此时正在英格兰人的碉堡里逍遥自在。

海军变海盗

埃弗里三十六年的人生大多在海上度过。他生于英格兰西郡（English West Country）的海岸城镇普利茅斯（Plymouth）附近，年轻时就到海上担任商船副手。在一六八八年英格兰和法国开战后不久，埃弗里加入英国皇家海军，在“鲁伯”号（HMS Rupert）与“阿尔伯马尔”号（HMS Albemarle）上担任初级军官，并在这两艘护卫舰上见识过战斗。一路上，他和其他海员都受过长官的责打与羞辱，也因为船上管钱的事务长（purser）贪污，他们吃过腐烂或不合格的食物，而且连续好几年拿不到薪水。对于在意外或战斗中缺了手臂、腿、手、脚或眼睛的船员来说，这是乞丐般的生活。而水手们说，囚犯的生活过得还比较好，在经历了二十年海上生活后，埃弗里不得不同意这句话。
一六九三年春天，埃弗里发现自己交上了好运。他听说一群有钱的商人正在组织贸易船队，预备从事一项大胆的任务。四艘全副武装的船要离开英格兰，先在西班牙取得必要文件，然后航向加勒比海。抵达后，会与西班牙殖民地进行贸易，并攻击与劫掠法国的船只与大农庄。那群商人花大价钱请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契约保证：每个月绝对以理想的薪资水平付钱，甚至在船离开英格兰之前，就可以提前支付月薪。埃弗里知道那些船供应的伙食会比国王的船好，一路上还可以把一小部分劫掠而来的东西放进自己的口袋。于是埃弗里跑去应征，靠着一流的推荐信，以及杰出的服役记录，他获聘为远征队中配有四十六门大炮的旗舰“查理二世”号（Charles II）大副，听令于查尔斯·吉布森船长（Captain Charles Gibson）。[16]
八月初，在这支商船队启程之前，按照先前的保证，大伙儿拿到了第一个月的薪水。更振奋人心的是，这支商船队的主要拥有者詹姆士·霍布伦爵士（Sir James Houblon）亲自上船，向大家保证在航行期间，他们或他们的家人每六个月会拿到一次钱。就这样，“查理二世”号与同行的“詹姆士”号（James）、“鸽子”号（Dove）和“七子”号（Seventh Son），一同起锚驶出泰晤士河。对埃弗里与同船船员来说，一趟赚大钱的冒险之旅似乎正在展开。
事情然后开始急转直下。船队抵达西班牙北部拉科鲁尼亚（La Coru?a）的航程，理论上只需要两个星期，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查理二世”号与同行船只总共花了五个月时间。[17]终于抵达时，他们却发现航行所需的私掠船文件尚未从马德里送达，所以必须下锚等待。一星期过去了，两星期过去了，然后一个月过去了，西班牙的官僚体制毫无恢复运转的迹象。挤在船上的船员开始焦躁不安，已经有人在问，为什么保证每年发两次的薪水还没下来。众人送了一封请愿书到霍布伦爵士那里，要求他按照先前商量好的条件，把薪水付给船员或他们的妻子。霍布伦的回应是，命令他的代理人把几个请愿者关起来，锁在船上阴湿的禁闭室里。[18]
这样的回应无法让船员们心安。当有船员造访拉科鲁尼亚港口的其他船只时，几个已婚水手想办法送信给在英格兰的妻子，其中一封信告知众家眷其丈夫的困境，催促她们亲自去见霍布伦，要求他付给大家可以活下去的薪水。女眷们去与霍布伦对质。霍布伦是个富裕的商人，他是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的创始人兼副董事长，他的哥哥是银行董事长，而且即将成为伦敦市市长（Lord Mayor of London）。霍布伦的回应令人心寒：几艘船和船员目前正在西班牙的控制之下，而依据他的了解，国王可以“随自己高兴付他们钱或吊死他们”。
霍布伦的回应传到拉科鲁尼亚时，船员们开始恐慌。好几个人请求一艘路过的英格兰战舰的舰长带他们回家，但遭到拒绝。吉布森船长的私人管家威廉·梅（William May）说，如果允许他离开“查理二世”号，他愿意放弃还没领到的三十英镑薪水。吉布森要他选择回到工作岗位或是被丢进监狱。[19]船上人员推断他们已经被卖给西班牙国王了，而且期限是“这一辈子的每一天”。[20]
埃弗里想出了解决办法。一六九四年五月六日，也就是众人抵达拉科鲁尼亚四个月后，埃弗里和几名船员划船到镇上。在狭窄蜿蜒的街道上游走，并把这个港口里其他英格兰船只的船员聚集起来。他说自己有一个可以让大家重获自由的计划。
第二天晚上九点，“查理二世”号上几个埃弗里的人搭乘小船出发。他们划到“詹姆士”号旁，一名水手用事先约定好的暗号，对甲板上一个人大喊：“你们喝醉的水手长在吗？”但这声叫唤没有得到预期的回答，所以他们直接明讲：“我们是‘查理’号秘密抢夺计划的人，你们这里所有要叛变的人赶快跳上来，我们会把你们载到那里。”很不幸，站在“詹姆士”号甲板上的那个人并没有参与反叛计划，他跑去报告船长，不过在船长发出全员警告之前，“詹姆士”号的二十五名叛变分子已经登上最大的接驳艇，跟着同谋划向“查理二世”号了。[21]
埃弗里回到“查理二世”号后，听见港口里“詹姆士”号传来的骚动回声，知道不能再等下去了。他和其他二十几个人冲上甲板，拿下看守的人，控制住艉甲板，舵轮与船上其他许多调节器都在那里。其他几艘船的起事者乘着小船开始登上“查理二世”号，此时“詹姆士”号船长命令开火，两枚炮弹落在“查理二世”号旁，水花四溅。炮声惊动了拉科鲁尼亚中世纪要塞里的西班牙人，他们也开始准备大炮。埃弗里一声令下，众人冲上前去，有的割断粗锚缆，有的爬上梯绳张开船帆。舵手让船迎风而行，其他人则使劲让船帆就位。“查理二世”号在要塞大炮的威胁下，慢慢驶离港口，进入开阔的大西洋。
远离港口几英里后，埃弗里回到甲板找吉布森船长谈话。卧病不起的船长与二副乔纳森·葛拉维特（Jonathan Gravet）此时各自被关在舱房里。依据他们的说法，埃弗里以礼相待，甚至表示如果船长愿意加入他们，他们会让他指挥“查理二世”号。[22]吉布森拒绝，但埃弗里依旧承诺让两人及其他所有希望离开的人，在接下来的早晨划小船上岸。埃弗里给二副葛拉维特三样离别礼物：一件大衣、一件背心，以及他自己的佣金。葛拉维特后来回忆说，吉布森的管家威廉·梅“握住我的手，祝我平安到家，并要我问候他的妻子”。
早上时，吉布森、葛拉维特，以及其他十五个人登上“查理二世”号的小艇，朝着大陆划去。在几个人离开之前，埃弗里告诉吉布森：“我是幸运的人，必须寻求自己的好运。”

分赃公平、政治民主

那天接下来的时间，埃弗里召开全船大会。[23]他们一共有八十五人，除了一名被强制留下的船医外，其他人都是自愿留下的。埃弗里提议以一种比较好的新方法养活自己与家人：他们会依照原本的计划去劫掠船只与殖民地，只不过地点不是加勒比海，也不是为了霍布伦的利益。他们会航向印度洋，追赶装满货物的东方商船，并把抢来的东西都留给自己。他先前听说马达加斯加岛是一个绝佳的根据地，那个地方位于非洲海岸东南方，没有欧洲势力，只有数百英里孤立的海岸线，以及相当愿意交换食物与其他必需品的当地人。埃弗里告诉众人，事情全部结束时，他们可以带着财富悄悄回到英格兰。
埃弗里一定深具说服力，因为大家都同意他的计划，并推举他为船长。他们定出一个未来公平分赃的办法：在大部分的私掠船上，一般船员可以分得一份，船长可以分得六份至十四份，而埃弗里只会多拿一份，他的副手则多拿半份。[24]他们会以民主的方式做出所有重大决定，唯一的例外是战斗时刻，战斗时埃弗里拥有绝对的命令权。此外，他们也投票重新命名自己的船：从现在起，这艘船的名字是“幻想”号。
五月时，他们航行在大西洋上，中途在西非海岸三百五十英里外、佛得角群岛（Cape Verde Islands）中的摩伊阿岛（island of Moia）停留。[25]摩伊阿岛是个令人郁闷的地方，这座没有树木的小岛直接承受着热带阳光的烘烤。水手们之所以造访这座岛，是为了岛上广阔的陆地盐池。在那个年代，盐是主要的食物储存法。在摩伊阿岛充当港口的荒凉小湾里，他们发现三艘英格兰商船。当地人替那几艘商船把盐堆在海滩上，船员正在载货。那几艘船的船长在面对“幻想”号的优势火力时不战而降。埃弗里要他们交出补给与一个船锚，后者用来替补他留在拉科鲁尼亚港口海底的船锚，但礼貌地留给他们一张所有他偷走的东西的收据。他比较不礼貌的地方是，强迫商船的九名船员加入他的海盗帮。那些船员可能跟船医一样，拥有“幻想”号航行所需的特殊技能。
显然，埃弗里后悔在战时洗劫英格兰船只。几个月后，他写了一封公开信给所有的英格兰船长，告诉大家不必害怕“幻想”号及这艘船的船员。他写道：“本人担任指挥时，至今尚未伤害过任何英格兰或荷兰（船只），也不曾有过这个意图。”[26]他的署名是“依旧为英格兰人的朋友”。从这一点可看出为什么埃弗里即将成为穷人与受压迫者的英雄，他是海上的罗宾汉，起身反抗不正义，并极力善待俘虏，只取走他和帮派活下去所需的东西。
埃弗里后来所有的行动中也并不都是特别值得尊敬的英雄之举。那些后辈仰慕者大大赞扬他对待英格兰与欧洲俘虏的正直行为，但通常略过或轻描淡写他如何对待落入其掌心的非白种人异国人士。后来，他的船员与俘虏描述过许多与其有关的残忍行为。[27]有一次在西非海岸，埃弗里诱骗一群部落土著上他的船，假装要贸易，然后偷了他们的金子，囚禁他们，并至少把七个人贩卖为奴。在众多例子里，他的船员会拦截没有武器的小型阿拉伯商船，并在抢劫简陋的米和鱼货之后，烧掉船只，而不是还给船长。“幻想”号航行在今天的索马里（Somalia）时，船员因为马地镇（Mayd）的居民拒绝贸易，就把整座小镇烧成灰烬。埃弗里和他的船员离开亚洲前，还做过比这糟糕许多的事。
一六九五年六月，也就是西班牙叛变事件十三个月后，埃弗里的海盗帮至少俘虏过九艘船，并从摩伊阿岛抵达马达加斯加，从好望角前进到印度海岸。他们在马达加斯加的偏僻港口搭起营地，在科摩罗群岛（Comoros Islands）彻底整修“幻想”号，并大吞从加蓬（Gabon）商人手上购得的一壶壶蜂蜜。他们的人数增长到一百人以上，包括一艘丹麦商船里自愿上船的十四人，以及一群来自一艘搁浅在莫桑比克海峡（Mozambique Straits）附近一座小岛上的法国私掠船的船员。他们抢夺了大量的稻米、谷物、白兰地、羊毛、亚麻、丝绸，但只得到少量金银，以及其他方便携带的贵重物品。如果真要发财，他们得做点大买卖。从俘虏口中得知，一支大船队很快就会从摩卡（Mocha）——那是红海的一个港口，位于今日也门（Yemen）——出发并会在前往印度苏拉特（Surat）的途中经过红海出入口。船上会有数千名每年一度从麦加朝圣之旅返家的穆斯林，以及数十名正要把年度贸易获利送回国的商人。这支船队的那些宝船，是印度莫卧儿帝国皇帝（Grand Moghul）的财产，也是航行于印度洋上的最有价值的船只。
埃弗里和船员往北航行到红海出入口，打算在那里埋伏这支摩卡船队。然而，他们并不是唯一打着这个如意算盘的英格兰强盗。他们一路上碰到两艘武装船，都是升起英格兰旗帜的小型灵活单桅帆船。[28]那两艘船的船长分别是来自罗得岛（Rhode Island）与特拉华（Delaware）的私掠船船长，拥有战时劫掠敌舰的许可证，但他们跟埃弗里一样，决定攻击中立的宝船队（treasure fleet）。抵达出入口一天后，又冒出三位美洲私掠船船长，包括来自纽约的托马斯·图（Thomas Tew），这个人是当时著名的海盗。埃弗里与五艘私掠船的船长同意一起攻击宝船，并共同分享战利品。在炙热的阳光下，四艘六门大炮的单桅帆船、四十六门大炮的“幻想”号，以及一艘六门大炮的双桅帆船，埋伏在曼德海峡（Bab-al-Mandab）航道上一座小岛后方。
成为目标的宝船队一共有二十五艘船，船队在八月一个星期六的深夜通过海峡，没有点灯，行动隐秘到海盗与私掠船船长错过了前二十四艘船。不过，他们拦截到最后一艘船，那是一艘速度缓慢的双桅小帆船（ketch）。盘问过船员之后，众人得知他们得穿越亚丁湾（Gulf of Aden）与阿拉伯海（Arabian Sea），去追击其余的船只。在接下来的三天时间，埃弗里的队伍奋力赶上。较小型的船只难以跟上“幻想”号，众人只得烧掉最慢的船，以免速度被拖累。还有一艘单桅帆船更慢，落后到众人再也没见过船影。
最后，在靠近印度海岸的地方，海盗们看见海平面上出现一艘帆船。那艘船是“穆罕默德信仰”号（Fath Mahmamadi），体积比“幻想”号大，但速度较慢，而且只配备六门炮。“穆罕默德信仰”号的船员，尝试了一次可怜兮兮的三炮齐发，在此同时，海盗船把它团团围住。“幻想”号回击，发射了震耳欲聋的二十三门炮联攻，以及一阵火枪齐射。印度船长投降，“幻想”号靠在“穆罕默德信仰”号旁，埃弗里的船员一拥而上，扑向这艘重三百五十吨的战利船。[29]他们在货舱找到“穆罕默德信仰”号在摩卡的贸易所得：属于船主兼商人阿布杜加弗（Abd-ul-Ghafur）的、价值五万到六万英镑的金银。这是一笔惊人的收获，足以买下五十艘“幻想”号。不过，埃弗里想要更多。他留下几名手下控制这艘船，然后和其他船长继续追捕前方的大船队。
两天过后，负责瞭望的船员在印度东部沿岸，发现远方有另一艘船正朝印度港口苏拉特而去。众海盗迅速跟上，结果那是一艘名叫“甘吉沙瓦”号（Ganj-i-sawai）的船。这艘巨型商船的船主不是别人，正是莫卧儿帝国皇帝奥朗则布（Grand Moghul Aurangzeb）。这艘船是苏拉特最大型的船只，比其他船大出许多，配备着八十门大炮、四百支火枪，船上还有八百名身强力壮的男子。船长穆罕默德·伊布拉罕（Muhammad Ibrahim）自信可以驱逐劫掠者，因为他们的大炮数量较多，而且船员数目超过“幻想”号与三艘美洲私掠船总人数的两倍。但赌注很高，因为“甘吉沙瓦”号满载着乘客与财宝。
“幻想”号一进入射程，船长伊布拉罕就命令大炮队行动。他们填装重型武器，推出炮眼。大炮手瞄准、点燃引信，然后与其他队员站在后方，等着大炮的后坐力。结果没有出现巨大的爆炸声，也没有冒出一阵烟雾，而是出现吓人的火花。重炮因为内部某些瑕疵而爆炸，碎片四散，大炮队被炸得尸骨无存。在船长伊布拉罕目睹这个恐怖景象的同时，“幻想”号开始回击。其中一枚炮弹击中“甘吉沙瓦”号主桅下半部，也就是最关键的部位。船桅半塌，船帆索具东倒西歪，船上混乱加剧。失去船帆的“甘吉沙瓦”号速度开始慢下来，追击的豺狼虎豹得以逼近。
刀剑出鞘，火枪就绪，超过一百名海盗蹲在“幻想”号栏杆后方，等着两艘船拉近距离。两方靠近后，绳子一拉、帆一扯，承受压力的木头船身嘎吱作响。埃弗里与众人冲到一旁，跳上了跛脚的“甘吉沙瓦”号甲板。[30]
印度历史学家穆罕默德·哈辛·卡非·汗（Muhammad Hashim Khafi Khan）当时人在苏拉特，他写道，“甘吉沙瓦”号船上载着众多武器，“如果船长做过任何抵抗的话”，船员们原本一定可以击败英格兰海盗。船长伊布拉罕当时显然惊慌失措，飞奔到甲板下，逃到他在摩卡买来做妾的一群土耳其女孩舱房里。卡非·汗写道：“他把头巾放在她们头上，刀剑放在她们手上，要她们出去战斗。”[31]印度船的抵抗瓦解后，埃弗里一群人开始洗劫。
依据后来在英格兰海边酒馆流传的故事，埃弗里表现出骑士风度。一个最受欢迎的故事描述了他如何在虏获的船上找到“比珠宝还令人心花怒放的东西”：莫卧儿皇帝的孙女。这位公主带着大批嫁妆与一大群美丽的侍女，预备出嫁。据说埃弗里向公主提议，只要她一点头，他就当场在穆斯林神职人员的协助下与她成婚。在一七○九年于伦敦出版的版本中，它写道：“剩下的船员抽签分走她的女仆，并以自己的首领为榜样，甚至忍住饥渴，直到同一名神职人员替他们祝福。”据说，快乐的新婚夫妇们在抵达马达加斯加前，整趟旅程都洋溢着婚姻的快乐。[32]
真实故事没那么浪漫。审判文件、印度目击者，以及英格兰官员的证词清楚表明，埃弗里坐镇指挥一场暴力狂欢，在几天的时间内，海盗强暴了船上不论年龄的所有女性乘客。其中一名受害者是莫卧儿皇帝的亲人：不是年轻的公主，而是皇帝一名朝臣的年迈妻子。卡非·汗写道，有数名女子自杀以避免这样的命运，有些人跳进海里，有些人则用匕首自杀。幸存者表示，海盗以“非常野蛮的手法”对待许多俘虏，逼他们说出私人贵重物品藏在哪里。埃弗里的船员菲利普·弥斗顿（Philip Middleton）后来做证说，他们在那艘被虏获的船上杀了好几个人。史实与传说只有一点相同，那就是海盗把大量寻获的珍宝搬上“幻想”号：价值超过十五万英镑的金子、银子、象牙与珠宝。[33]
海盗们心满意足后，允许“甘吉沙瓦”号带着剩下的船员与乘客回到苏拉特，海盗则朝着相反方向离开，往南航向马达加斯加与好望角。在前往好望角的途中，埃弗里与几名私掠船船长在印度洋西部的留尼旺岛（the island of Réunion）分赃，接着分道扬镳。大部分船员拿到自己的一千英镑，这等同于待在商船上二十年的薪水。[34]埃弗里建议大伙驶向拿骚，以回避莫卧儿皇帝的报复。一六九五年十一月，“幻想”号踏上长程旅途，穿越半个世界，朝着新普罗维登斯岛前进。

骗倒总督

埃弗里与总督特罗特达成协议后，和手下在拿骚待了几天。他们喝着特罗特的提神饮料，商量着接下来的去路。至少有七八个人决定留在原地，并很快娶了当地女子。[35]剩下的海盗分成三派，每一派都提出一种自认为可带着战利品销声匿迹的最好办法。以托马斯·霍林史沃兹（Thomas Hollingsworth）为首的二十三人，从岛民那里买了一艘叫“艾萨克”号（Isaac）的三十吨重单桅帆船，并在一六九六年四月的第二个星期航向英格兰，显然希望安静地溜回家乡。第二派大约有五十人，他们前往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那儿是距离这里最近的英格兰殖民地，位于拿骚北方四百英里。[36]第三派包括埃弗里及其他二十人，他们付了六百镑，买下一艘重五十吨的远洋船“海花”号（Sea Flower），船上配备四门小炮。六月一日前后，众人带着家当与金银珠宝准备离去。把埃弗里的信带到总督面前的亚当斯，娶了一个拿骚女孩，并把她带上了船。埃弗里下令升帆，“海花”号开始顺着墨西哥湾流（Gulf Stream）往北，朝着爱尔兰北部前进。[37]
特罗特在六月初的时候动手清理“幻想”号。为了方便清船，也因为船况已经不好，在“海花”号快启程时，他命人让“幻想”号搁浅在猪岛。[38]我们不清楚他是否知道这艘船的真实身份，不过夏天时，其他经过拿骚的水手认出了海滩上的船是“查理二世”号。特罗特讯问了几个人，不过宣称“他们无法提供情报”。十二月时，特罗特收到牙买加总督的信，告诉他布吉曼不是别人，正是逃犯亨利·埃弗里。特罗特抓了几个埃弗里的船员问话，接着很快就释放他们，宣称牙买加总督“没有证据”。[39]几个月后，他狡猾地命令“拿下（“幻想”号）……以求寻得证据”。特罗特最终会因此丢掉总督职务，但仍得以享受荣华富贵直至终老。
埃弗里的部分手下在其他港口寻得避风港。好几个去了查尔斯顿的人，接着去了费城，以一人一百镑的价码，收买了另一位总督宾夕法尼亚的威廉·马克罕（William Markham）的忠诚。显然，知道他们身份的马克罕不但没有逮捕他们，还在家中招待他们，并让其中一人娶了自己的女儿。国王的治安官（magistrate）罗伯特·史内德（Robert Snead）企图逮捕这群海盗时，马克罕没收了他的武器，还威胁要把他扔进监狱。史内德不受干扰，逮捕了两名海盗，但囚犯几小时内就从马克罕的监狱“脱逃”。史内德给伦敦当局的信上写着，这起事件“让人们看见阿拉伯的黄金如何动摇某些良知”。[40]
“艾萨克”号载着想回英格兰的海盗，率先在六月的第一个星期抵达爱尔兰西海岸附近那偏僻的阿基尔岛（Achill Island）。约有十几名海盗在阿基尔角（Achill Head）上岸，他们在宽阔的沙滩上堆了一袋袋金银币，后来一路前往都柏林，就此消失无踪。“艾萨克”号上剩下的人，航向爱尔兰梅奥郡的西港（Westport，County Mayo），在那里匆忙卸货，然后分道扬镳。他们向镇上的人买马，一匹马十镑，但实际价格其实不到该价格的五分之一。他们还以折价的方式，把成袋的西班牙银币换成基尼金币（gold guinea），只为了减轻重量。爱尔兰小马背上装满了基尼、丝绸，以及其他贵重物品，许多匹马出了小镇后，往都柏林方向奔去。领袖霍林史沃兹把“艾萨克”号卖给地方商人，然后离开了。地方官估计这艘单桅帆船在抵达西港时，载着价值两万英镑的金银，另外，还有好几吨贵重的巴哈马墨水树（logwood，又叫洋苏术树）；那是一种热带植物，可以提炼染料。只有詹姆士·特朗布尔（James Trumble）与爱德华·佛赛德（Edward Foreside）两人被捕，尽管那个夏天稍晚时其他人就在都柏林现身了。[41]
埃弗里与“海花”号在六月底抵达爱尔兰，在其东北的多尼戈尔郡邓法纳希（Dunfanaghy，County Donegal）靠岸。他们在那里碰到地方海关官员莫瑞斯·卡托（Maurice Cuttle），之后以一贯的手法处理，每个人给了卡托先生三镑左右的金子，卡托不但发给他们都柏林通行证，还护送了他们一段路。出了邓法纳希六英里路后，埃弗里与其他人分道扬镳，说自己要朝苏格兰走，最后回到家乡德文郡埃克塞特（Exeter，Devonshire）。只有一个人陪着这名海盗：亨利·亚当斯的老婆。埃弗里与亚当斯夫人相偕从多尼戈尔镇（Donegal Town）出发。[42]
其他“海花”号的船员则跑到都柏林。他们之中的约翰·丹（John Dan）预定前往英格兰，接着走陆路到伦敦。他经过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的圣奥尔本斯镇（St.Albans）时，巧遇搭乘公共马车的亚当斯夫人。对方告诉丹，自己正要去见埃弗里，但拒绝让他同行，也不肯让他知道埃弗里人在何处。几天之后，在伦敦外肯特郡罗彻斯特（Rochester，Kent）的一间客栈里，一个女仆发现丹把一千一百英镑缝在自己的铺棉外套里，丹因而锒铛入狱，另外七名同船水手也落得同样的下场。[43]其中五个人在一六九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被吊死在伦敦的“处决码头”（Execution Dock），包括前船长的私人管家威廉·梅。[44]
从此再也没有人听说过埃弗里的下落。

各种版本的命运

接下来的数十年，英语世界一直谣传着埃弗里的命运。帝国船只与酒馆里，水手众说纷纭。人们说他成为海盗之王（King of the Pirates），带着共犯回到马达加斯加，统治着自己的海盗王国，在那里，他和自己的妻子，莫卧儿皇帝的孙女，一起过着奢华的生活，住在戒备森严、英格兰法律管不到的皇宫里。而全世界的海盗，都从四面八方投奔到他麾下。
一七○九年，这个传说多了几分可信度。当时一名伦敦书商出版《亨利·埃弗里船长的生活与冒险》（The Life and Adventure of Capt.John Avery），号称内容依据的是一个埃弗里海盗王国逃脱者所写的日志。无名氏作者声称，埃弗里指挥着一支舰队，包括四十多艘大型战舰，以及一万五千人的军队。“他们盖起城镇、建立小区、构筑防御工事、挖出壕沟，打造无法撼动也无法从海路与陆路靠近的统治王国。”埃弗里拥有太多金银，于是开始铸造自己的钱币，上头印着他的肖像。这个人写道：“这个有名的英格兰海盗，从一个船上小厮变成了国王。”英格兰大众对这个故事极度着迷，不过才几年时间，伦敦的皇家剧院（Theater Royal）就把埃弗里的生平搬上舞台。在《成功海盗》（The Successful Pyrate）这出戏中，埃弗里住在一栋巨大的宫殿里，“他是被授予王位的强盗，统治着十万……窃贼兄弟……烧毁城市，蹂躏国家，让各国人口锐减”。[45]
在受虐的年轻水手与船上小厮心中，埃弗里成了英雄。他是他们中的一分子，为自己的同伴挺身而出，领着他们到应许之地，抵达水手在这个世界上的天堂。传说中的埃弗里，是从平凡人之中崛起的赢家，象征新一代被压迫水手的希望。对有朝一日将成为史上最有名、最令人闻风丧胆的海盗来说，埃弗里是他们的榜样。
一直要到几年后，也就是海盗黄金年代进入尾声时，另一本说法不同的埃弗里生平记录才会出版。依据一七二四年伦敦出版的《海盗通史》（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Pyrates），埃弗里从未回到马达加斯加。他在爱尔兰向其他船员告别后，就带着大量钻石回到家乡德文郡。他通过比德福（Biddeford）的友人，设法把宝石卖给了几个布里斯托尔商人。那些商人和埃弗里不同，非常富有，“不会有人怀疑他们是如何得到那些宝石的”。依据这个版本的说法，埃弗里把宝石交了出去，以为会得到宝石出售后大部分的钱，他和亲戚在比德福放松等候，结果最后从布里斯托尔收到的报酬“连买面包都不够”。他跑去与那些商人对质，他们威胁把他交给有关当局，让他见识到“他们就像他在海上一样，是陆地上的厉害强盗”。埃弗里变得一文不名，然后生起重病，死在回比德福的路上，“穷得连棺材都买不起”。[46]
但这个版本的故事，是直到四分之一世纪后才出现的。对一七○○年的人来说，埃弗里故事仅有的版本是那些关于强盗国王与海盗共和国的故事。

[1] 一九六二年时，巴哈马立法机关在美国超市大亨亨廷顿·哈特福德（Huntington Hartford）的要求下，把这座岛重新命名为“天堂岛”（Paradise Island），现在成为豪华度假饭店聚集处。
[2] Examination of John Dann，3 August 1696，in John Franklin Jameson，Privateering and Piracy in the Colonial Period：Illustrative Documents，New York：Macmillan Co.，1923，pp. 169-170.
[3] John Oldmixon，The British Empire in America，London：J. Brotherten，1741，pp. 428-431.
[4] “The Case of Nicholas Trott，” 25 October 1698，in CSPCS 1697-1698，No. 928，p. 506；Michael Craton，A History of the Bahamas，London：Collins，1962，pp. 86-87.
[5] John Oldmixon，The British Empire in America，London：J. Brotherten，1741，p. 429.
[6] John Oldmixon，The British Empire in America，London：J. Brotherten，1741，pp. 429-430.
[7] “The Trial of Joseph Dawson，Edward Forseith，William May，William Bishop，James Lewis and John Sparkes at the Old Baily for Felony and Piracy，” London：19 October 1696，in Francis Hargrave，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tate Trials and Proceedings，Volume V，London：T.Wright，1777 p. 10；“The Case of Nicholas Trott，” 25 October 1698，in CSPCS 1697-1698，No. 928，p. 506；Examination of John Dean，pp. 169-170；Affidavit of Phillip Middleton，London：11 November 1696，in Jameson，pp. 171-173.
[8] 依据菲利普·布鲁斯（Phillip A Bruce）的《十七世纪弗吉尼亚经济史》（History of Virginia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New York：MacMillan & Co.，1896，pp. 503，507，510-1 1）所述，当时一西班牙比索（peso）或一枚八里尔银币，价值五先令或零点二五英镑。每“一枚金币”（piece of gold）据信等于一西班牙皮斯托尔（pistole）。依据约翰·康迪乌特（John Condiuitt）的《我们的金银币现况观察》（Observations upon the present state of our Gold and Silver Coins，1730）所述，一皮斯托尔等同于三十二莱艾尔（ryal）。
[9] 一七一三年，拥有巴哈马的贵族也拥有北卡罗来纳殖民地，贵族向他们的总督支付的年薪约为三百英镑。Warrant from the Lord Proprietors to Daniel Richardson，St. James’s Palace，London：13 August 1713 in CSPCS 1712-1714，item No. 451，p. 219.
[10] “The Case of Nicholas Trott，” 25 October 1698，in CSPCS 1697-1698，No. 928，pp. 506-507.
[11] Affidavit of Phillip Middleton，London：11 November 1696，in Jameson，p. 172；Francis Hargrave，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tate Trials and Proceedings，Volume V，London：T.Wright，1777，p. 10.
[12] Affidavit of Phillip Middleton，London：11 November 1696，in Jameson，p. 173.
[13] “The Case of Nicholas Trott，” 25 October 1698，in CSPCS 1697-1698，No. 928，pp. 506-507.
[14] Affidavit of Phillip Middleton，London：11 November 1696，in Jameson，pp. 172-173.
[15] Joel H. Baer，“‘Captain John Avery’ and the Anatomy of a Mutiny，” Eighteenth Century Life，Vol. 18 （February 1994），pp. 3-4.
[16] Joel H. Baer，“‘Captain John Avery’ and the Anatomy of a Mutiny，” Eighteenth Century Life，Vol. 18 （February 1994），pp. 4-5.
[17] Joel H. Baer，“‘Captain John Avery’ and the Anatomy of a Mutiny，” Eighteenth Century Life，Vol. 18 （February 1994），pp. 5-6.
[18] Joel H. Baer，“‘Captain John Avery’ and the Anatomy of a Mutiny，” Eighteenth Century Life，Vol. 18 （February 1994），pp. 8-9，11.
[19] Joel H. Baer，“‘Captain John Avery’ and the Anatomy of a Mutiny，” Eighteenth Century Life，Vol. 18 （February 1994），p. 9.
[20] Joel H. Baer，“‘Captain John Avery’ and the Anatomy of a Mutiny，” Eighteenth Century Life，Vol. 18 （February 1994），p. 9.
[21] Joel H. Baer，“‘Captain John Avery’ and the Anatomy of a Mutiny，” Eighteenth Century Life，Vol. 18 （February 1994），pp. 13-14；Francis Hargrave，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tate Trials and Proceedings，Volume V，London：T.Wright，1777，p. 6.
[22] Francis Hargrave，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tate Trials and Proceedings，Volume V，London：T.Wright，1777，pp. 6-8.
[23] Joel H. Baer，“‘Captain John Avery’ and the Anatomy of a Mutiny，” Eighteenth Century Life，Vol. 18 （February 1994），p. 15.
[24] For examples see Gomer Williams，History of the Liverpool Privateers and Letters of Marque with an Account of the Liverpool Slave Trade，Montreal：McGill-Queen’s Press，2004，p. 31；Angus Kostram，Privateers & Pirates 1730-1830，Oxford，UK：Osprey Publishing，2001，p. 20.
[25] Examination of John Dann，3 August 1696，in John Franklin Jameson，Privateering and Piracy in the Colonial Period：Illustrative Documents，New York：Macmillan Co.，1923，p. 165；Francis Hargrave，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tate Trials and Proceedings，Volume V，London：T.Wright，1777，p. 10.
[26] in Declaration of Henry Avery to All English Commanders，Johanna，Comoro Islands：28 February 1694，enclosed within Petition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o the Lord Justices，London：July 1696，in Jameson，p. 154.
[27] Examination of John Dann，in John Franklin Jameson，Privateering and Piracy in the Colonial Period：Illustrative Documents，New York：Macmillan Co.，1923，pp. 165-167；Francis Hargrave，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tate Trials and Proceedings，Volume V，London：T.Wright，1777，pp. 8-10；Examination of Peter Claus in CSPCS 1697-1698，No. 404ii，p. 184.
[28] Examination of John Dann，in John Franklin Jameson，Privateering and Piracy in the Colonial Period：Illustrative Documents，New York：Macmillan Co.，1923，pp. 167-168；Francis Hargrave，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tate Trials and Proceedings，Volume V，London：T.Wright，1777，pp. 9-10.
[29] Examination of John Dann，in John Franklin Jameson，Privateering and Piracy in the Colonial Period：Illustrative Documents，New York：Macmillan Co.，1923，p. 168；Francis Hargrave，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tate Trials and Proceedings，Volume V，London：T.Wright，1777，p. 10.
[30] Francis Hargrave，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tate Trials and Proceedings，Volume V，London：T.Wright，1777，pp. 9-10.
[31] “Khafi Khan” in H. M. Elliot and John Dawson，The History of India as Told by its Own Historians，Volume VII，London：Trubner，1867-1877，pp. 421-422.
[32] 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Captain John Avery，London：1709，pp. 30-32.
[33] “Abstract of East India Company Letters from Bombay，” 12 October 1695 in Jameson，pp. 158-159；“Khafi Khan” in The History of India as Told by its Own Historians，Volume VII，pp. 421-423.
[34] Francis Hargrave，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tate Trials and Proceedings，Volume V，London：T.Wright，1777，p. 10；Examination of John Dann，in John Franklin Jameson，Privateering and Piracy in the Colonial Period：Illustrative Documents，New York：Macmillan Co.，1923，p. 169.
[35] John Graves to the Council of Trade and Plantations，New Providence，Bahamas：11 May 1698，in CSPCS 1697-1698，No. 444，p. 208.
[36] Examination of John Dann，in John Franklin Jameson，Privateering and Piracy in the Colonial Period：Illustrative Documents，New York：Macmillan Co.，1923，p. 170.
[37] Examination of John Dann，in John Franklin Jameson，Privateering and Piracy in the Colonial Period：Illustrative Documents，New York：Macmillan Co.，1923，p. 170.
[38] Affidavit of Phillip Middleton，London：11 November 1696，in Jameson，p. 174.
[39] “The Case of Nicholas Trott，” 25 October 1698，in CSPCS 1697-1698，No. 928，pp. 506-507.
[40] Robert Snead to Sir John Houblon，29 September 1697，in CSPCS 1696-97 No. 1331，pp. 613-615；Edward Randolph to William Popple，New York：12 May 1698，in CSPCS 1697-98，No. 451，pp. 211-212；Narrative of Captain Robert Snead，in CSPCS 1697-98，No. 451i，pp. 212-214；Information of Thomas Robinson，in CSPCS 1697-98，No. 451ii，pp. 214-215.
[41] Examination of John Dann，in John Franklin Jameson，Privateering and Piracy in the Colonial Period：Illustrative Documents，New York：Macmillan Co.，1923，p. 171；“Abstract of Letters from Ireland，” in Jameson，pp. 160-164.
[42] Examination of John Dann，in John Franklin Jameson，Privateering and Piracy in the Colonial Period：Illustrative Documents，New York：Macmillan Co.，1923，pp. 170-171.
[43] Examination of John Dann，in John Franklin Jameson，Privateering and Piracy in the Colonial Period：Illustrative Documents，New York：Macmillan Co.，1923，pp. 170-171.
[44] Francis Hargrave，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tate Trials and Proceedings，Volume V，London：T.Wright，1777，p. 18.
[45] Bernard Lintott，1713，pp. 3-4；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Captain John Avery，London：1709，pp. 46-7，57-59.
[46] GHP：Charles Johnson，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Pyrates，ed. Manuel Schonhorn，Columbia，SC：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72，pp. 49-50，56-57.

第二章 乘风破浪（一六九七～一七○二年）
亨利·埃弗里消失在爱尔兰夜幕中时，即将创造海盗黄金年代的男子汉，还是小男孩或年纪尚轻的少年。那些后来成为名副其实的海盗的人，我们对他们的早年生涯所知不多。
大多数十七世纪晚期的英格兰人，没有留下多少他们在这世上的记录。一个安分守己的诚实平民，他的出生、婚姻与死亡，也许会被牧师记录在地方教区教堂的登记册上。如果他们幸运地拥有自己的财产，也许还会留下列出所有物的遗嘱，以及那些东西留给谁。如果这个人曾犯过罪，或曾是受害者，相关记录会多一些，尤其是如果案子曾开庭审理的话。其实，我们对海盗的认识，大多来自证词、开庭记录，以及其他存在于大不列颠、西班牙，以及两国在新世界前殖民地的法律记录。换句话说，海盗在变成海盗前，并没有留下多少历史资料。

海上侠盗罗宾汉？

山谬·贝勒米这个后来自称为“海上罗宾汉”（Robin Hood of the seas）的人，一六八九年三月十八日生于英格兰德文郡席堤兰（Hittisleigh，Devon），很可能是史蒂芬与伊丽莎白·潘恩·贝勒米（Stephen and Elizabeth Pain Bellamy）的孩子。如果真是如此，他是家中五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最大的哥哥在他出生五年之前、尚在襁褓时期就夭折了。[1]由于他是家中唯一幸存的男孩，最后继承了家中大概值不了多少钱的房产。席堤兰是一个“极简”的地方，只有几栋小屋散在空无一物的达特穆尔荒原（Dartmoor）北侧山丘，也就是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的福尔摩斯小说《巴斯克维尔的猎犬》（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发生地。当地泥土是坚硬的黏质土，要犁田或排水都很困难，居民费尽心力种植小麦、大麦与马铃薯。作家笛福曾于一七二○年代报道这一区的土壤“天生贫瘠”，“对健康非常不利，特别是对绵羊来说，更是如此。那些地带的绵羊数目不多，而且非常容易得会让羊只大量死亡的肝蛭病”。[2]那里的土“什么都长不出来，只有灯芯草或牛不能食用的某种粗糙酸质牧草”。[3]
贝勒米大概和许多男孩一样，一有机会就离开农田，逃离了当时正席卷英格兰乡村、越演越烈的社会与经济灾难。资本主义正逐渐替换掉旧有的中世纪体系，转换期的痛苦则由乡间农民承受。从一五○○年代开始，英格兰的地主开始驱逐自家土地上的农民，用现金买下他们的中古世纪租赁权（tenancy rights），或是直接拒绝续约。在整个英格兰，封建地主夺取了原本由地方村民共享的田野与牧场，他们以墙壁、围篱、树篱圈住村民的土地，然后纳入大型私人农场与羊场。“圈地运动”（enclosure movement）让封建地主变成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数百万原来可自给自足的农夫，则变成没有土地的贫民。[4]
英格兰的乡村生活因而变得越来越岌岌可危。失去土地的佃农再也无法饲养家畜，也就是说，他们再也无法生产自己的牛奶、奶酪、羊毛或肉类。由于必须付现金租金给地主，才能继续使用土地，以及住在自己的房屋里，大部分人被迫出租自己与孩子成为劳工。对一般佃农家庭来说，这意味着大量损失实质收入。光是一头牛一年产出的乳制品，就值一个成年男子一年的劳动工资。[5]一名游客观察后写道：“贫穷的佃农吃不起他们母鸡下的蛋，也吃不起长在他们树上的苹果与梨子……必须全部拿去卖钱。”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爵士（Sir Francis Bacon）描写佃农（tenant farmer），比“有房子住的乞丐”好不了多少。[6]到贝勒米出生那年，全国约有一半人口，即三百万名英格兰人，是以勉可糊口的维生水平，或甚至低于这样的标准过活着，他们大多数住在乡村。[7]营养不良与疾病，在这一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英格兰人身上留下印记：与中层及上层阶级相比，乡村人士的身高平均低六英寸（十五点二四厘米），[8]寿命则不到他们的一半。[9]
大量乡村人口抛弃祖先的土地，跑到英格兰城镇讨生活。年轻的山谬·贝勒米可能也是其中一员。虽然我们不知道他跑过哪些地方，我们确实知道的是，他最终抵达英格兰的某一个港口。或许是埃弗里的事迹鼓舞了他，相关故事已经从埃弗里的家乡牛顿费勒斯（Newton Ferrers）传到德文，而这个地方离席堤兰只有三十英里。在他穿越荒野前往普利茅斯、再翻山越岭走向布里斯托尔，或是他踏上前往伦敦的漫漫长路、一路朝大海前进的同时，那些充满侠客冒险与富可敌国的美梦，或许曾在这个年轻人的脑海里回荡。

穷鬼、窃贼、绞刑台

日后有一天将挑战国王陛下一整支海上舰队的查尔斯·范恩，我们对他的生平知道得更少。一七二五年版的《海盗通史》里有一幅他的肖像，画家大概是就自己听说或读到的东西而刻出了那幅木版画，并不是亲眼见过范恩。画里的范恩戴着及肩假发，身穿军人式长外套，手里拿着剑，果断地指着画里看不见的某个东西。他身材中等，鹰钩鼻，脸上是只留了几天而已的稀疏山羊胡。历史没有记载他的出生地与童年，我们只能猜测他的出身。人们认为他是英格兰人，尽管他的名字暗示他可能有法国祖先。变成海盗之前，他曾在牙买加罗亚尔港（Port Royal）住过一段时间，但不是当地人。[10]他可能和贝勒米差不多年纪，两个人可能在差不多的时间到达海上。最可能的猜测是，范恩是伦敦人。历史学家马库斯·瑞迪克（Marcus Rediker）推测，在他的年代有近三分之一的海盗是伦敦人，贝勒米可能也是从伦敦出发的。[11]范恩成为海盗后，也曾一度宣称自己来自伦敦。
一七○○年时，伦敦掌控英格兰的程度是史上最高的。伦敦当时有五十五万居民，超过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而且是英格兰第二大城诺里奇（Norwich）的十五倍。在英格兰这个成长中的帝国里，该城市是它的贸易、商业、社交与政治中心，也是远远超过其他港口的最大港。[12]
这座城已经跃过原本的古城墙，延伸到威斯敏斯特村（village of Westminster）一带，也就是泰晤士河北方三英里、安妮女王（Queen Anne）居所与国会所在地，以及往下游直到皇家海军位于罗瑟希德（Rotherhithe）的造船厂。一六六六年伦敦大火之后，市中心被大规模重建，建筑师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的多处教堂尖顶，以及他最庞大的、半完工的圣保罗大教堂（St.Paul’s Cathedral）的圆顶，点缀着天际线。整齐的砖造建筑，立在整齐划一的石子街道上，取代了中古时期的弯曲小巷，以及不规则的木造房屋。街道上的商业兴盛，商人马车与沿街小贩手推车的轮子声，绅士车辆的马蹄声和送到市中心肉市屠宰的牛群羊群，各种声响就在这些鹅卵石子路上回荡。商店与摊贩不但成排出现在街道广场上，还跑到交通要道上，甚至堵住了伦敦桥（London Bridge）的交通，而它当时是泰晤士河唯一的桥梁。一位作家感叹，伦敦众多精致的教堂，“和商店、住家挤在一起，可能会让人觉得，这一区将因为贸易成长被掐住喉咙，以致无法呼吸”。[13]
泰晤士河这条伦敦城的主动脉，甚至比街上还拥挤。伦敦桥狭窄的拱桥之下，潮水如瀑布般涌入。桥的上游有数百名船夫划船载送乘客和货物，他们或上或下，或是横渡泰晤士河，河里流着五十万个尿桶装过的东西，以及成千上万被屠宰牲畜流出的鲜血及其内脏，还有猫、狗、马、老鼠的尸体，以及其他任何一切人们想丢掉的东西。[14]伦敦桥下游，数百艘或有时数千艘预备出航的船只等着载货卸货，它们时常三四艘并排，浮动的船桅森林延伸近一英里。[15]沿海的贸易单桅帆船从纽卡斯尔（Newcastle）载来煤炭，双桅或三桅船吐出波罗的海（Baltic）的木材、弗吉尼亚的烟草、牙买加与巴巴多斯（Barbados）的糖，以及新英格兰与纽芬兰（Newfoundland）的腌鳕鱼。更下游的地方，在大都市外缘的德特福德（Deptford）与罗瑟希德海军船厂，皇家海军的战舰正在待命，或等着整修或加强武装。
范恩与贝勒米要是真的到过伦敦，他们可能会跑到挤在海军船厂与伦敦桥之间的河边沃平（Wapping）一带。沃平是一片挤满破烂房屋与糟糕客栈的拥挤地区，几座码头、木材厂与仓库零星散布其中。这一地区挤在沼泽与河流之间，大家长久以来都称它为“泥浆上的沃平”（Wapping on the Ooze），[16]哪里都住不起的人才会住到这里来。
沃平及伦敦其他较贫穷的地区，生活肮脏又危险。寒冷、光线暗淡、摇晃的屋子里，人们常常是十五到二十个人同住一间房。垃圾没有统一集中处，尿桶里的东西直接往窗外倒，泼到底下街道所有的人和东西上。马粪与其他牲畜的粪便堆在大街上，动物尸体也一样。伦敦时常降下的雨带走了一些粪便，但也让教堂墓地的恶臭更令人难以忍受。穷人被埋在集体墓地里，一直要到墓穴全满后，才会用土盖起来。寒冷的天气也会带来空气污染，因为稀有的家庭暖气是用质量低劣的煤炭燃烧而成。[17]
疾病肆虐，每年有八千人移居伦敦，但涌入的人潮几乎赶不上死亡率。食物中毒与痢疾平均一年带走一千人的性命，另外还有超过八千条生命被热病与痉挛带走。麻疹与天花杀死一千多人，其中大多数是孩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早已被佝偻病与肠道寄生虫折磨得奄奄一息。[18]有四分之一到四分之三的婴儿在人生第一年就会死去，也只有不到一半的孩童能活到十六岁。[19]
街上满是无父无母的孩子。他们成为孤儿的原因有些是意外，有些是疾病，有些则是单纯被喂不饱他们的双亲遗弃在教堂台阶上。不堪负荷的教区人员，以四便士（零点一六英镑）一天的价格，把婴儿出租给乞丐当道具，并以一人二十或三十先令（一英镑至一点五英镑）的价格，让数百个五到八岁的孩子卖身七年。[20]扫烟囱的人买下这些幼小的孩子，命令他们爬下烟道替老板做清洁工作，有时下头的火还在烧。他们没有戴面罩，也没有穿保护的衣物，就这么去清理煤灰。这些“攀爬男孩”（climbing boy）很快就会染上肺病与眼睛失明，或是轻易地死去。[21]一位目击者指出，教堂人员把卖不出去的孩子扔回街上，“让他们白天乞讨，晚上睡在门边及街边的小洞与角落里”。一大群饥饿、衣衫褴褛的顽童在街上集体游荡，他们被称为“黑警卫”（Blackguard，地痞流氓的意思），因为他们愿意为了一点儿零钱，而去擦骑兵的靴子。[22]同一名伦敦证人总结道：“他们从行乞变成偷窃，再从偷窃到上绞刑台。”
沃平并不是人人都身无分文。那里有酒馆经营者、码头工人、商人、制帆工人、妓院老板、民宿主人，甚至还有财富中等的官员与船长。几位杰出的工匠也住在这一区，包括一位为女王制作马车的“莱西先生”（Mr.Lash），以及酿酒商雅托维（Altoway），他的酒桶里随时存放着价值一千五百英镑、等着被送到口渴城市的各式啤酒和麦芽酒。[23]伦敦的给水极度不卫生，因此所有人都喝啤酒，包括孩童在内。附近是罗伯茨船厂（Roberts’s boatyard），在这里劳作可以观赏到最具吸引力的景点：处决码头。海军法院（Admiralty Court）会把被判死刑的海员与被抓到的海盗送到这里，让他们去见自己的上帝。
十八世纪初的物价与工资

十八世纪初的物价与工资-续表1

十八世纪初的物价与工资-续表2

如果范恩生长在沃平，他会看过无数吊死海盗的景象，包括一六九六年秋天，埃弗里五名船员的行刑，以及一七○一年五月威廉·基德与其他四名海盗被处死。当时范恩大概还是个孩子，但那个年头没有人会错过处决，那是最热门的娱乐。
热闹会几天或几周之前就在马歇尔希监狱（Marshalsea）或新门监狱（Newgate Prison）登场。游客会用小钱贿赂警卫，以求可以睁大眼睛看着死刑犯。行刑那天，数千人会挤在大街上，一路排到沃平，等着看囚犯摇摇晃晃走出来，被绑进囚车，由看守与海事法庭执法官（Admiralty marshal）一路护送。想目睹囚犯的民众简直是人山人海，通常三英里路（约四点八公里）就得走上两小时。行刑队伍抵达处决码头时，欢欣鼓舞的群众挤在河岸与码头边，堵住沃平阶梯（Wapping Stairs）及退潮时露出的烂泥。绞刑台立在泥巴上，后头是为了那即将发生的事件而不停移动以寻找最佳观景位置的数百艘客船。[24]
范恩会看着埃弗里的船员说出遗言。目击者表示，每一名海盗都会表示忏悔，不过约翰·斯帕克斯（John Sparcks）表示，他只后悔他们在莫卧儿帝国皇帝船上干下的“可怕暴行”。他说：“偷走（‘查理二世’号）不过是件小事。”[25]说完遗言后，他们一个接一个被带上绞刑台，在乱踢乱喊中被吊死。最后一个人不再抽搐之后，治安官的副手会把尸体拖进烂泥地，绑在木桩上，让他们缓缓被将涌上来的浪潮吞没。隔天一早，退潮会露出他们肿胀的尸体数小时，直到下一波涨潮再度盖住他们。依据惯例，海事当局要等他们被浪潮冲洗三次后，才会移走尸体。治安官副手会将大部分海盗埋在浅墓穴或是交给外科医师解剖，不过，知名海盗则会用焦油（tar）裹起来，放进铁笼，吊在河边显眼处，好让泰晤士河上上下下的水手与船夫看到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让想成为海盗的人心生畏惧。但时间会证明，这样杀鸡儆猴是多么无效的手段。

征水手，连拐带骗

像贝勒米与范恩这样的年轻人，会有许多人试图引诱他们登船。职业水手供不应求，商船与皇家海军的战舰一直人手不足。有人估计，就算全英格兰的水手都身体健康，同时在工作，也只会占商船与海军战舰所需人力的三分之二左右。[26]商船与海军都欢迎志愿者。自愿签约的人，海军会提供两个月薪水的奖赏，但接受这笔钱的人不多。[27]俗话说得好，“为了玩乐而出海的人，会把游地狱当成消遣”。[28]只有天真无知或是像贝勒米那样的乡村男孩，也就是那种幻想着去冒险的人会自愿上船，不过这种人还真不多。
商人不得不采取激进的手段填补船员空缺，有些人会聘用“拐带者”（spirits）。套用水手爱德华·巴洛（Edward Barlow）的解释，这种人会到客栈旅馆，“引诱他们觉得是乡下人或外地人，……还是任何他们觉得格格不入、找不到工作，因而在街上闲逛的人”。[29]拐带者会承诺这些游荡者，如果在虚线处签名，就给他们高薪，还可以预支薪水。那些签下去的人后来会发现自己站在开往外海的船上，成为低薪的水手学徒，拐带者会拿走他们几个月的工资作为佣金。有些船长会聘请“诱骗者”（crimps），这些人会寻找喝醉或负债的水手，试图说服他们签名，交换条件是帮他们买酒或付掉他们的债务。如果这种手法不成，特别没道德原则的诱骗者就会直接给喝醉的水手铐上手铐，绑架他们，锁他们一个晚上，然后卖给商船船长。不论是哪一种情形，新水手在法律上都有义务为新船服务，直到完成为时数月或有时长达数年的旅程。[30]
跟商船相比，皇家海军是出了名的薪水更少、纪律更严格，而且采取更为全面与暴力的手段：强迫入伍。强征队（press gang）由海军军官带领在街上搜索，并在棍棒的协助下，围捕任何他们看到的水手。水手很好认，因为他们说话的方式、穿着和走路的样子都很特别。曾经经营过旅馆的作家爱德华·沃德（Edward Ward），这个时期在伦敦碰过一群水手，他形容这群人是“一窝穿着人类衣服的矮胖犀牛”。他们穿着水手外套调戏妇女，用棍棒用力敲打每一根路过的绑马柱子，让面前每一只流浪狗“夹着尾巴逃离恶魔迫近带来的危险”。[31]
就算是再强悍的水手，只要强征队一出现，他们还是会带着恐惧逃跑。水手会在酒馆上方房间一躲好几天。曾有一名水手从伦敦逃到多佛（Dover），结果发现那里也有强征队。他事后这么形容那段“囚犯生活”：“我看到强征队还是怕到不行，走到街上就会有危险，也不能安心睡觉。”[32]有人假装娶了酒馆或咖啡馆老板，如此一来，就能宣称自己拥有房屋（homeowner），这种人是不用服海军役的。有人则给自己弄到警员（constable）或街坊官员（neighborhood official）的身份来躲避兵役，或是干脆签约加入商船。[33]总之，有大批水手一起逃离英格兰。[34]
强征队锲而不舍，特别是他们的队长每抓到一个人，就可领到二十先令（一英镑）。[35]他们会在半夜闯进民宅和民宿搜捕水手，并定期突袭正驶进伦敦及其他港口的商船。[36]已经在海上待了好几个月或好几年的人，在双脚能踏上陆地、看到家人一眼，或甚至拿到工资之前，就会被拖下商船，抓进军舰里。有些商船的人被抓光了，连驶进港口都有问题。[37]有时候，水手从特别漫长的旅程归来时会叛变，以免被抓去当兵；一旦控制局面后，他们会驾着小船，抛弃大船，或是在强征队试图登船时拿起武器抵抗。[38]如果是载着煤炭到伦敦与其他城市的沿岸小型运煤船，强征队的双桅小帆船一靠到旁边，最健壮的水手会立刻躲起来。强征队队长大为不满，往往会抓住船上的男孩，鞭打他们，直到他们说出众人的藏身之地。[39]水手严重缺乏的时候，强征队会闯进陶工、织工、裁缝，以及其他贫穷商人的家里，抓走他们及学徒。依据剧作家与说明小册撰写人约翰·丹尼斯（John Dennis）在一七○五年写的内容，这些人“像狗或犯下最坏的罪行一样，被赶出自己的家”，通常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许多人因衣不蔽体而死，“活下来的人”因为缺乏相关技能，“也没什么用”。[40]乞丐、无业游民、街童被强征队无情抓去。许多不习惯海上生活的人，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英格兰了。[41]
数千名男孩与男子因为这些各式各样的手段，每年离开英格兰去到海上。在这群天真、运气不好、铤而走险的人里面，有两个即将让大英帝国的贸易戛然而止的男孩。

传奇的黑胡子

一七○○年，日后会成为黑胡子的爱德华·蒂奇，当时已是经验丰富的水手。他生于一六八○年前后，可能是布里斯托尔或附近一带的人。[42]布里斯托尔是英格兰第二大港，也是大西洋越洋贸易的中心。蒂奇显然生于还算富裕的家族，甚至可能是有声望的家族：他受过教育，因此与大多数的水手不同，他是能读能写的。在布里斯托尔一六九六年的税务记录里，没有“蒂奇”这个名字，也没有发音类似的“Taches”“Teaches”或“Thatches”的名字。[43]那一年，是布里斯托尔这个时期唯一留下完整记录的一年。历史学者因而推测爱德华·蒂奇是假名。他可能花了很大的力气隐藏自己的身份，以免让亲族蒙羞。即便如此，他可能与格洛斯特（Gloucester）附近的蒂奇家族有亲戚关系。[44]这个家族的托马斯·蒂奇（Thomas Thatch）一支，在一七一二年搬到布里斯托尔，租下离该市码头只有一个街区的房子。
黑胡子蒂奇又高又瘦，还有你可能已经猜到，他长着浓密的胡子。这些外貌特征是见过他的人描述的。他死后，雕刻师科尔（B.Cole）替《海盗通史》数个版本准备的三张肖像，也反映出这些特点。三张肖像中，蒂奇都摆着自信满满的姿势，一手放在臀部上，另一手举着水手刀，他的部下则在身后的港口攻占一艘大型商船。在另一幅托马斯·尼科尔斯（Thomas Nicholls）与詹姆士·巴塞尔（James Basire）的十八世纪雕版画中，蒂奇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纠结的胡子两端冒着烟。[45]
蒂奇聪明能干，极具魅力，这些特质让他在服务过的商船或海军军舰里，得以快速地晋升。在这段时间，他学会了操作大型武装帆船的技能：操帆、射击、搏斗术，以及最重要的航海术。蒂奇和埃弗里一样经验丰富，能操控当时最强大与最复杂的船只。
在蒂奇的青春岁月，布里斯托尔依旧是从英格兰到美洲的主要门户。[46]十六与十七世纪时，当地商人率先探索了纽芬兰与缅因湾（Gulf of Maine）渔场。在十八世纪一开始，美洲贸易几乎充斥在布里斯托尔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这座两万人的小城市，四周依旧围着中古世纪的城墙，但闹市区现在围绕着石造码头，码头上绑着大量远洋船只。在商店与仓库里，美洲货物满到塞不下。城内工匠因为提供商人织布、烟熏食物与制造品而富裕起来。这些产品大多直接运回美洲，但有些则被放上船送往非洲，当地酋长很乐意用奴隶来交换。接着，船舰把奴隶送往巴巴多斯与牙买加，船长用他们交换糖，然后糖会被带回布里斯托尔，完成三角贸易。美洲的痕迹到处都是：从波士顿与纽约来这里的商人、衣着华丽的巴巴多斯与牙买加蔗糖农场主，以及弗吉尼亚与卡罗来纳的乡绅。在哥特式的圣玛丽红崖水手教堂（St.Mary Redcliffe），有一整间美洲式礼拜堂，里头装饰着约翰·卡博特（John Cabot）捐赠的鲸鱼肋骨。这位探险家曾在一四九七年“发现”北美。美洲似乎是发财致富的地方，而蒂奇发现当水手是办不到这件事的。

比地狱还惨的水手生活

在英格兰的阶层制度中，水手甚至比农场劳工的地位还低。历史学家戴维·奥格（David Ogg）形容他们的处境“和罪犯几乎没什么不同”。[47]在十八世纪散文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笔下，他们的命运与囚犯十分相似，只是还多了溺死的可能性。[48]
水手的工作充满高度风险，他们搬动沉重货物时，会得“爆炸的腹部”（疝气）。货物放在有时会滚出来的大小桶里，害得他们断指或是压断四肢。[49]船只行驶时，必须定期调整各式各样的船帆，调整方式是在甲板上用绳子拉，或是爬上高耸的船桅。一七○三年前后，水手巴洛有着这样的回忆：“我们常睡不到半小时就被叫醒，半梦半醒之间，被迫跑到主桅平台（maintop）或前桅平台（foretop）拉住我们的上桅帆（topsail），一只脚穿着鞋，另一只脚则没有。”“风雨交加时，船只晃荡起伏，就好像巨大的磨石在山坡滚上滚下，我们（必须）……用力拖拉，抓紧船帆，什么都看不到，只有上方的天空和下方的海，大海波涛汹涌，似乎每一股波浪都能让我们葬身海底。”[50]有的人落海丧命，有的人被汹涌的海浪冲下甲板，有的人则被倒下的索具压垮。[51]
水手穿着羊毛衣抗寒，戴着皮帽与沾过焦油的外套抵挡浪花和风雨。即使如此，他们常常得在冬季气候下连续好几天穿着湿透的衣服，并因此染上疾病，甚至死亡。[52]在热带时，他们上身赤裸，被严重晒伤。一六八七年到牙买加的汉斯·斯隆医师（Dr.Hans Sloane）报告称“援助”号（HMS Assistance）整船的人全身红透，“身上长出小疹子、脓疮与水泡”。[53]
甲板下也不是太舒服。商船海员们挤在船头的共享舱房，那里是船只晃动最厉害的地方。众人在黑暗与通风不良的空间里，睡在一排排挤在一起的吊床上，空气里弥漫着难闻的舱底污水气味，以及没洗澡的身体气味。船上到处都是虱子、老鼠、蟑螂，散布着斑疹伤寒、伤寒与瘟疫等各种疾病。[54]一七五○年横越大西洋的戈特利布·米特尔贝格（Gottlieb Mittelberger）描述船舱是一个充满“恶臭、怨气、恐惧、呕吐、多种海上疾病、热病、痢疾、头痛、热气、肺痨、皮肤肿块、坏血病、癌症、口腔溃烂的地方，这些全都源自过度腌制的不新鲜食物与肉类，以及恶臭腐败的饮水，许多人都痛苦地死去”。[55]
水手吃的食物，摆明了就是会让人生病。腌过的牛肉与猪肉是水手的主食，从桶子里拿出来时，最好的状态是又干又硬，最糟的时候是已经腐败、长满蛆了。水手在吃“发霉发臭”的船上饼干时会闭上眼睛，以免看到万头攒动的蛆与象鼻虫。在海上待了几周后，淡水会变绿，并发出难闻的气味，引发致命的痢疾与血痢。水手不喝水，改喝大量的酒，皇家海军一天配给每个人半品脱的朗姆酒与半加仑啤酒，也就是说，大多数的时候，船员都处于醉醺醺的状态。[56]
这类食物糟归糟，但总比没有好，这是许多船员痛苦的发现。特别是试图增加获利的贪婪商船船主会经常储备不足量的食物，而当航程因暴风雨或逆风而延长时，船员不得不忍受饥饿或被饿死。[57]载着贫穷移民或非洲奴隶到美洲的船只，特别容易落入这样的情况。在客船上，人们大批饿死。“凯瑟琳”号（Katharine）在一七二九年时，从伦敦德里（Londonderry）预备前往波士顿，船上载着一百二十三名船员与乘客，但六个月后，在爱尔兰西部跌跌撞撞地靠岸时，只剩下十四人活着。同年稍晚的时候，“罗索普”号（Lothrop）在费城出现，只有九十人还活着；另外三十名儿童与包括船员在内的七十名成人在途中饿死，船员中只有三人幸存。[58]奴隶船上食物短缺时，船长会把“人类货物”丢下船。
船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许多人的残暴骇人听闻。海事法庭的审判记录写满了水手如何因为小错，像是弄丢船桨、忘记做一件杂事或掌舵时船身不稳，就被鞭子或棍棒殴打。为数不少的人在被打时，失去了牙齿、眼睛、手臂、手指，还有人失去了性命。水手理查德·贝克（Richard Baker）在从圣克里斯托弗（St.Christopher）到伦敦的航程中，因痢疾卧病在床，他的船长强迫他掌舵四小时，然后绑在后桅上鞭打。贝克在四天后死亡。被控在商船“山脊”号（Ridge）上偷窃一只活禽的安东尼·康默福德（Anthony Comerford），则是被绑在索具上，活活鞭打至死。[59]
此外，还有真正是施虐狂的船长。约翰·吉昂船长（Captain John Jeane）在一趟自查尔斯顿到布里斯托尔的航程中，看他的打杂男孩不顺眼，以“非常残酷的手法”鞭打他“数次”，然后往伤口倒腌制食物的盐水，好让痛苦加倍。吉昂把那个孩子绑在船桅上，让他的手脚伸开，鞭打九天九夜，然后拖到跳板上，在他身上踩来踩去，并命令其他船员照做。其他船员拒绝，所以他反复踢那个男孩，“重重踏在他的胸上，打到他的粪便不自觉地喷出来”。吉昂最后挖起粪便，“数次强迫他吞下喉咙”。这个孩子虽然每日被鞭打，但还是拖了十八天才死去。他断气之前要求喝水，吉昂冲到自己的船舱，回来时拿着一杯自己的尿液，逼迫男孩喝下去。水手准备把尸体丢进海里时，发现“尸体和彩虹一样五颜六色”，“多处血肉像果冻一样”，“头部肿胀到两个大块头男人的头部加起来那么大”。吉昂最终因为自己的行为而被处决。[60]其他船长也会杀掉自己看不顺眼的人，却能全身而退，因为这些船长的手法是不给食物，或是鞭打到对方几乎站不起来后，强迫他们爬上主桅。有些船长则是把不想要的人交给海军，这在当时可能等同于死刑。
从法律上来说，商船船长只应对船员施行“适度”训诫，不能像皇家海军的船长那样奉命暴力严惩。小军官会用藤条重打动作不够快的船员的肩膀，被抓到偷小东西的船员则要受“夹笞刑”（run the gauntlet），被迫走在两排船员中间，接受众人鞭打他赤裸的背部。重大偷窃则会带来鞭笞，用九尾鞭（cat-o-nine-tails）行刑，“在甲板间小便的人”也一样。犯下重罪的刑罚是可能会致死的七十二下到三百下鞭打，或是直接绞死。[61]
怎么还有水手能活下来，这真是个谜。从事非洲黑奴贸易的船只，船员死亡率与奴隶差不多。[62]一趟航程下来，有四成船员死掉都算是很平常的，大部分的人死于他们没有抵抗力的热带疾病。被迫加入皇家海军的人，大约有一半死于海上。商船与海军的船长都必须多带人上船，在人力不可避免地流失时可以迅速补上。[63]
即使是撑完服务期的水手，也很少能够拿到应得的工资。商船船长利用各式各样的手段，欺侮自己的船员。水手常因为货物毁损被扣钱，即使毁损原因是暴风雨或是商人包装不良。巴洛是当时少数几个能留下自己经历的普通水手，根据他的说法，他的船长一般会从每个人的薪水里扣三英镑，等同于普通水手两个月的薪水。有的船长则是用殖民地的货币付款，那只值英镑的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五十。船只失事，或是在海上被送到海军那里的人，几乎不能拿到任何工资，这对他们留在身后的家人来说，简直是场灾难。
海军有个半官方的政策，可以用以下这句格言来总结：“扣住钱，扣住人。”（Keep the pay，keep the man.）一旦靠岸之后，海员在船只再度起航之前，很少能拿到钱，在那之前离开的人，等同于自动放弃所有没拿到的工资。工资通常以“票券”形式发放，那是政府发放的借条，可以在未来某个没有具体说明的时间领钱。需要现金的水手，则不得不把自己的票券以只值面额一点点的价格，卖给放高利贷的人。还有的人连续服务好几年，最后却一毛钱都没拿到。[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