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轨的盛唐：武后2
作者：宗承灏
内容简介
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她是这个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她是历史，也是传奇！真实再现中国历史生存法则及后宫内幕！本书全景式展现中国历史上唯一女皇最隐忍、最狠厉、最孤绝又最辉煌的传奇人生！值得你细细品味。 这是一本精彩诠释中国古代女人只有在床上先征服男人才能在权力场上征服天下的最经典教材，生动描写了武后的从容镇静，老成练达，虽然难以洗涤其残忍毒狠之罪，却是人人敬佩。 她做皇后28年，皇太后7年，后以本人名义做皇帝15年，兹后唐朝其他15个皇帝也全是她的孙辈和后裔。所以，纵是武则天的头衔一改再改，她仍是唐朝的祖先和国母。以一个篡位而颠倒朝代的人物，又在太庙里千秋享配。 虽然她在位间任用酷吏以强硬的手段统治她的王朝，但并没损害整个中华帝国的元气，并使中华帝国顺利地进入第二个黄金时代

第一章 太子李贤的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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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李弘之死让本就羸弱多病的李治受到重创，病情越发严重，变得精神恍惚。
这一年他又患上了疟疾，犯病之时，发冷、发热、多汗。当一个帝王常为自己的疾病所困扰时，根本无心无力过问政事。每当他在回忆一些片段往事时，更因病魔缠身、迟暮将至而忧伤不已。
羸弱不堪的身体实在吃不消，李治就萌生了服食丹石的念头。道家有这样的说法：上士服之七日乃升天，中士服之七十日得仙，愚人服之以一年得仙。
由于皇帝们喜欢服用丹药，唐朝的炼丹家们便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没有什么职业能够比把皇帝的肠胃当鼎炉来做化学实验更让人感到刺激的了。
其实一千多年前中国人炼丹，与民间炒火药的过程并无二致。
到了唐朝，在炼丹家们埋头苦干之下，随着一声巨响——火药产生了。火药的产生对于穷兵黩武的人类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不仅结束了几千年的冷兵器时代，也让人类战争陷入更加疯狂的境地。
唐太宗晚年，就曾经服用天竺方士炼制的“延年之药”，结果五十岁就走完了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
正因为有前车之鉴，郝处俊劝阻高宗，如果想要身体康健，可以锻炼身体，不要再服用丹药。可他不是多病多灾的高宗，又怎知高宗的痛苦？高宗根本听不进去，因为他实在忍受不了病痛的折磨。
高宗李治被病痛折磨得身体忽冷忽热，与此同时，尝到甜头的武则天也被权欲折腾得不得安宁。同在一张床上躺着，天皇与天后却受着各自不同的煎熬。
太子李弘的突然死亡将武后与高宗的第二个儿子雍王李贤从幕后直接推到了前台，因为太子李弘膝下无子，依照《户婚律》，同母弟雍王李贤成为太子。
李贤健壮英武，看似稚拙爽直，但内心却曲折多疑，与其外形很不相称。
上元二年（公元675）六月七日，雍王李贤登上了太子之位。这一年，长安罕见的炎夏酷暑比往年来得要早一些，李贤在加冕大典上大汗淋漓。他不由得在太子妃耳边轻语道：“大典之日遇上此等恶暑之天，难道上苍真的要降祸于我？”
在这一刻，李贤想到了中毒而死的前太子李弘。李弘还没有下葬，他以孝敬皇帝的追谥之号静静地躺在洛阳的冰窖里。
兄弟之间一生一死，一个荣登太子之位，一个撒手人寰，让帝国的官员们唏嘘不已。
比起李弘，李贤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个有才华的储君。
作为武则天与高宗的第二个儿子，李贤曾先后受封过潞王、沛王、雍王等，即使之后多次改封或加官，其实都没有离开过京都，和他的兄弟们一直跟在父母身边。
翻阅史料，在他成为太子之前，并没有与母亲关系紧张的记载。
在众多的儿女中，高宗对六皇子李贤有一份特别的钟爱。李贤自幼聪明而善解人意，习文演武样样不凡，且常有惊人不俗的谈吐。他可以和号称“飞白第一”的曹王李明纵论书法，也可以和蒋王李炜笑谈风月；可以和弟弟李显等人在马球场上一较高下，也可以一个人独坐在静室里抚琴弄月。琴棋书画，动静相宜，似乎没有他不擅长的。 ? ? ? ? ? ? ? ? ?
有一次，高宗李治闲步来到李贤的宫门前，耳闻里面书声琅琅。他驻足侧耳细听，正是李贤在反复诵读《论语?学而》篇里的句子“贤贤易色”。意思是尊重贤人轻视女色，是孔子的门徒子夏的话。
李治有些奇怪，便问他为什么总是反复诵读这一句，李贤的回答是，他很喜爱这一句，愿以此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这件事使李贤的形象在李治心目中增添了不少光彩。他曾在私下对李勣说：“此子严于律己，不失为成就大业之才，诸子如皆同潞王，大唐无虞也。”
虽然高宗对新太子李贤充满了信任，但是李贤似乎并不领他的这份情。
无心政治的李贤，并无多大的野心，更无非分之想。他白天在筵经院编修《后汉书》，到了晚上经常与宫女和宦官们纵酒狎戏。人生于此时的他而言，也不过是一场及时行乐的欢宴而已。
有官员在私下里议论，高宗皇帝钟爱李贤，是因为在他内心有着不足为外人所道的感情寄托。原来李贤的另一半血脉可能来自于高宗曾经深爱过的韩国夫人武氏——武后的亲姐姐，那个在几年前已经死于宫廷常见的中毒事件的女人。
在他八岁那一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里，李贤听到身边侍女们在躲躲闪闪地议论他的身世。后宫经常有各种版本的流言在口舌之间翻卷，后宫几千人当中，有不少人选择相信太子李贤与韩国夫人之间的血脉相连。
随着时间的流逝，流言不但没有随烟云散去，反而越发扑朔迷离，让人真伪莫辨。
当年，李贤在高宗昭陵祭祖的归路上呱呱坠地，那时候武昭仪与姐姐韩国夫人陪行在侧。宫人们回忆起来，只记得武家姐妹的两辆车辇都用布篷遮蔽得严严实实，他们只听见婴儿的哭声。宫人们无法相信武昭仪在公主猝死后的寥寥数月中会再添龙子，因此他们坚信生于昭陵下的小皇子有着谜一样的生命源头，而他的成长必定会充满传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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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传闻常常让李贤苦恼不已，或许这正是李贤痛苦的源头。当这种痛苦完全占据他的内心世界，他在心理上就会与武则天本能地产生一种距离感。
人的内心若是长出了疑惑，理性之光也就会越来越弱。李贤究竟是不是武则天所生？这成了一个千古之谜。
投赞成票的人认为，李弘生于永徽三年（公元652年）七月以后，李贤生于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十二月，两人出生相隔两年，这中间还有过一个早夭的公主（传说被武则天闷死）。三个孩子，一年生一个，不是不可能。
而且，那时武则天刚从感业寺回来，正受君王专宠，还轮不到韩国夫人钻空子，而那时候的武则天又正值生育旺盛的年龄。因此，李贤的身世，看不出有任何问题。
当然有赞成，也有反对。反对者认为，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十二月十七日，武则天生李贤于去昭陵的路上。
他们的理由是，武则天是在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年初生下李弘的，此后又生一女，然后再生李贤，等于是在两年跨度里生了三个孩子，频率太过密集。
他们推测，这个数九寒天在拜谒昭陵的路上所生的早产儿，并没有存活下来，极有可能是与高宗私通的韩国夫人把自己刚生的儿子拿来顶包。
他们提出的证据是，李贤降生仅一个月，高宗就给他封王。如此匆忙地要确立这个孩子的地位，似乎有什么难以昭明的隐情。
至于武则天，出于对巩固自己在后宫地位的考虑，也不会反对这么做。
如果李贤真是韩国夫人的亲生子，那么他和魏国夫人、贺兰敏之二人，就是同父异母的手足。亲兄妹都不得善终，他自己的前途也就难以预料。
更让李贤惴惴难安的，是前太子李弘之死。
李弘是在皇帝对他表示“将逊于位”以后暴亡的，而自己现在也走到了同样的位置上，不知能否躲开同一种结局？
李唐皇室成员越来越感到生存的艰难，因为他们实在搞不明白，高宗李治怎么会那么不珍惜自己手中的皇权？他们也实在搞不清楚,李唐这艘庞大的航船将把他们载向何处？
李弘死后，李贤与武则天的关系有了改善，内心的隔阂也在慢慢融化。
凭借着自己并不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内心敏感，李贤意识到，李弘的死显然是源于他一厢情愿的幼稚理想，源于他对父皇过于倚靠。如今，既然自己已成为太子，前车之鉴促使他不得不处处小心，事事提防。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高宗李治委托武则天打理政事，是一种“授柄与人”的做法。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高宗李治在身体病痛和精神困顿的双重折磨之下，再次提出逊位于武后的想法，完全是想“持国与人”。皇家应该有的威柄与权势，正在一步步地从高宗李治的手中流失。等到他想要收回的时候，形势已经不在他的掌控之下。
在众皇子之中，李弘最有帝王相。李贤与其兄李弘所不同的是，文武双全的李贤赢得了朝臣们的认可，朝臣们都认为他颇有太宗皇帝李世民的英武遗风。
李贤刚被立为太子，高宗就大赦天下，让太子监国，参与政事。并命张大安为太子左庶子，刘讷言为太子洗马，全力辅佐太子李贤，以期尽快把他培养成一个优秀的帝王继承者。
有人说，李贤除了与太宗皇帝在相貌上有几分相似之外，而在性格上却与武则天的相似度更高一些。朝堂上下一致认为，李贤将来会顺利地承继大位，君临天下。
李贤虽然没有什么野心，但即将到手的皇位还是让他心中暗自窃喜，觉得父皇很可能会在某一天早上就将皇位禅让于他。
他甚至在酒酣耳热之际，飘飘然地想到自己当上新君主以后的事。诸如怎样尽快打开困顿的政治局面，怎样驾驭朝臣，怎样劝课农桑，大治天下等。
李贤甚至还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像父皇一样，万乘千骑，浩浩荡荡地前往东岳泰山封禅，倾听臣下们此起彼伏的赞颂。
然而，美梦带给他的不过是虚无、短暂的快乐。
梦醒之后的李贤并没有表现出一个储君应有的担当，他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消耗于精神世界。这时候的他成了一个文艺青年，沉浸于琴棋书画的艺术氛围之中，难以自拔。
中国历史有时候很奇怪，艺术与权力不能同生共荣，多少亡国之君的艺术天分往往能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可治理国家却是一败涂地。
李贤本来并不是太子人选，他从小所受的教育、规范和要求肯定有别于太子。
自从李贤被立为太子后，为了让他能够早日谙熟太子之责以及提高处理政务的能力，高宗和他所信任的大臣们耗费了大量心思来培养他。
高宗为太子选择的辅佐大臣主要是中央三省六部的主要官员，有的同时兼领东宫要职。这一设计的政治意义在于保证太子能够以储君身份谙练治国之道，为日后皇权的顺利交接做好铺垫。
刚开始李贤并没有辜负高宗的期望，处理朝政有条不紊，对外形象也是可圈可点。?
当了大半辈子皇帝的高宗李治还是忘了非常重要的一点：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光有才华是没有用的，还需要有手段。
李贤平日于宫中曾熟读老庄著述，深知无为独处的道理。因此，他在当上太子之后，精神世界有了天翻地覆的转变。
似有若无的宫中流言，父皇眼神里流露出的焦虑，母后不怒自威的神情以及朝臣们对自己的诸般苛责，太子李贤想要摆脱这种囚徒困境，可又无能为力。他几乎将全部的精力都用来对付那些可能会降临的灾难，他的不安有时候到了一种病态的地步。
武则天曾多次催促太子李贤前往洛阳协理朝政，可他总是借故推托。他宁愿一个人留在长安，逍遥快活，摆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也不愿在父皇、母后的监控之下，做一个政治舞台上的摆设。
李贤虽然非常卖力地表现自己，可毕竟在太子位置上的时间过于短暂，在大臣们中间的影响力还远远不够。当年前太子李弘在朝臣中的人气和影响力，是他十余年在太子监国的过程中慢慢积累起来的。
同样是太子，时间和经验的积累让他们分了高下。
李弘的死，表面看来让李贤成为最大的得益者。其实不然，得到最大实惠的应该是他们的母亲——武则天。
李弘的死与母亲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千年的谜团，武则天或许是唯一能解谜之人。
高宗后期，由于身体原因让他心生颓意。他在这时已经基本上退出了三角关系的权力角逐，太子李弘与天后武则天直接拉开正面角逐的序幕。
这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竞赛，好戏还没有开场就已经结束。
武则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了政治对手，也没有了权力遏制，实力迅速扩张增强。就在武则天的死敌——来济的堂弟来恒成为部长级别的高官（宰相）的同时，另几人也加入了宰相集团。他们分别是：薛元超、高智周、裴炎。
从后来的情况看，他们应该都算是拥护武则天的“反武派”人士。太子李弘死后，李治对东宫的署官宰相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原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刘仁轨升为左仆射，兼太子宾客。?
原户部尚书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戴至德升为右仆射，兼太子宾客。?
原大理卿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张文瓘升为侍中，兼太子宾客。?
原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升为中书令，兼太子宾客。?
原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同三品李敬玄升为吏部尚书兼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
这些人资望甚重，都是朝中的宰辅级人物，能够得到这些人的辅佐，李贤的政治实力和地位于无形之中得到了大幅度地提升。需要说明的是，前太子李弘的署官宰相原班人马这时候也全部转移到新太子李贤的名下，太子易主，他们还要继续做自己的东宫僚属。
随着人员的流动，武则天与李弘东宫班底的紧张关系，也无形之中转嫁给了新太子李贤，这是最为要命的。麻烦并未因为前太子的去世而烟消云散，反而给那些活着的人造成难以摆脱的困境。
在东宫僚属中，领头之人是左仆射刘仁轨。作为李义府当年的死对头，刘仁轨始终奋战在反对武则天临朝的第一线。
有一次，刘仁轨陪同高宗皇帝观看新落成的镜殿，由于光的折射，人影重叠。刘仁轨像是发现了新大陆，在一旁惊呼不已：“不好了，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臣刚才竟然看见四壁有数位天子，这是不祥之兆呀！”
于是有人认为这是刘仁轨在提醒高宗皇帝。现在大唐帝国的天空已经升起了两个不落的太阳，一个是当今皇上，而另外一个则是他身边的天后武则天。
右仆射戴至德与侍中张文瓘是李弘最为信任的僚属。李弘监国期间，基本上是仰仗这二位主政。武则天与李弘的权力角逐，也让他们成为反武阵线联盟的生力军。
郝处俊就更不用提了，他算是最为坚定的反武派人士，从一开始就抱着与武则天对抗到底的姿态。以至武则天临朝以后，郝处俊虽然早已不在人世，但武则天还是余恨未泯，找了一个机会整治了他的孙子。中国人讲究父债子还，孙子替爷爷还债也是天经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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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又是一个多事之秋。年号仪凤来源于陈州府的上奏，奏书说有人在陈州水边看见一只庞大无比的金色凤凰从天上飞落的虚幻之景，所有天下臣民都相信了凤凰之说，而凤凰又象征着吉祥。
凤凰降临尘世，带来的自然是大吉之兆。天下承平已久，没有人愿意灾难降临人间。
武则天对高宗说，既然天意如此，那就再改一次年号吧，仪凤的年号会给大唐社稷带来祥瑞和富庶。
就这样，上元三年又变成了仪凤元年。朝臣们早就习以为常，没有人知道武则天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改换年号。
从显庆、龙朔、麟德、乾封、总章、咸亨、上元，如今又是仪凤。年号成了武则天的个性化签名，在她的率性而为之下不断变化着，让人感觉到她内心正在逐渐生长的欲望与焦灼。
可是东宫的学者们却并不那么认为，他们对武则天这种没事就变换年号的做法颇有微词。混乱的年号让他们在修订典籍史书的时候遇到很大麻烦，可他们也只能在背后发发牢骚，并未因此向朝廷进谏。
他们不愿因为这件事而开罪武则天。事实上对年号的随意更改并不是武则天一个人的随心所欲，她的背后站着一群饱学之士为她出谋划策，他们就是北门学士。
如果说北门学士是武则天豢养的权力门徒，那么东宫学者就是太子李贤背后的智囊团。
东宫学者们把追随武则天的北门学士视为政治学术领域最为强劲的对手，北门学士因为有武则天为其撑腰，往往以圣哲自居，以冷眼轻觑太子身边的张大安、刘讷言、薛元起等人，东宫学者们在忧愤之余便把希望寄托于太子李贤的身上。
其实《后汉书注》就是东宫学者与北门学士相互较劲、勾心斗角的产物。张、刘、薛三人合力帮助太子李贤修撰这部巨著，其挑战和示威的目的也就呼之欲出了。
太子李贤将《后汉书注》呈献给洛阳宫的高宗，高宗满心欢悦，就像赏赐当年修撰《瑶山玉彩》的李弘一样，他命东宫差役带回了满满一车的金银布帛作为赏赐之物。
高宗很是高兴，手诏褒奖，他说，修史乃是国家的大事，太子勤思政理，鉴戒前史，值得称赞，所有参与的人都要赏赐。手诏还同时号召诸王效仿太子，常把国家社稷放在心中，不要玩物丧志。
李贤对《后汉书注》这样一部倾向性极为强烈的书，进行了大量的注释，其用意昭然若揭。通过这样一部作品，他要将自己内心对于现实的一种不满态度宣泄出来，他反对将要出现的武氏临朝称制的局面。尤其是针对书中大量涉及吕后篡权的事，他做了大量的注释。
武则天翻阅了太子送去的书籍，太子李贤用了大量笔墨来写吕氏临朝，外戚专权，闹得朝堂上下鸡飞狗跳。
这是编撰史料还是在指桑骂槐？武则天内心压抑的怒火喷薄而出。
高宗皇帝的表彰和支持，使太子李贤的声望如日中天。
李贤也明白，自己的太子之位要想坐得稳，就要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要尽可能地插手朝廷之事，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权力网络。
太子李贤的任何举动都难以逃脱武则天的法眼，刚解决了对自己有威胁的李弘，现在又冒出了一个更加厉害的李贤，连她自己都怀疑他们到底是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如果是，难道他们生来就是为了和他们的母亲为敌的吗？
武则天忧心忡忡，彻夜难眠，若任凭太子李贤发展，自己到最后难免会落个退居后宫的下场，一生的理想，半世的心血将会付诸东流。
随着太子李贤的地位和声望的不断提高，对权力的需求日益上升，再加上德高望重之人和朝廷重臣的辅佐，太子李贤周围逐渐形成了一股较强的拥李势力。
太子越是积极参与国政，就越容易加深同武则天之间的矛盾。
在参政过程中，太子李贤对母后所表现出来的种种高压态势不予赞同,甚至反感。
武则天很快让差役从洛阳给太子捎去两本书，一本是《少阳正范》，另一本则是《孝子传》，两本书均是由北门学士执笔修纂。与此同时，天后武则天派人捎话给太子，要他认真阅读这两本书，深刻领悟其中要旨。这两本书都是教人尽忠尽孝，作为君王的接班人，应该做天下人的表率。
太子李贤收到母后武则天的赠书后很是不快，他拿过《孝子传》翻了几页。
按照李贤的理解，《孝子传》是给那些不孝之子读的，如此说来母后已经视自己为不孝之子了。
李贤经常会拿过《少阳正范》对身边的人说：“你们懂这个书名什么意思吗？少阳正范就是太子正范，我这个做太子的要让皇后来为我正范？岂不让天下人笑话！？”
太子李贤对武则天如此全方位干涉自己的生活大为不满，二十多岁的人，还需要别人来指手画脚吗？他本来就觉得母后武则天对他们这些子女过于严苛，如此光明正大地直接批评，更让李贤难以接受，于是他干脆不理不睬，母子关系也就此恶化。

第二章 母子之间的政治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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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贤和他死去的哥哥李弘一样，对母后武则天缺少一种亲情的联系。他也知道母亲身边豢养着一帮酷吏，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用酷烈的手段给别人制造痛苦,给这个世界制造是非。
母子二人本就不够亲密，如今在心理上的距离变得更加疏远了。
就算是母子二人例行公事的见面，也常常无话可说。即使开口，也只是公式化地互致问候，然后陷入长时间地默然相对。
太子李贤觉得，自己与母后的关系犹如阳春与寒冬，只可相对而生，不可相融共存。
与此情形相反，李贤在父皇李治面前，又是另外一番情形。他可以与父皇谈上一个时辰而不知疲倦，而在母后面前，他连规定的晋谒时间都觉得是一种煎熬。
不甘于后宫平静生活的武则天，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女人。在对待子女教育问题上，她与寻常官家女子不可同日而语，往往会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做出安排。
平时不溺爱、不放纵，只希望在他们中能够成就一个像太宗皇帝那样的经天纬地之才。这大概是她最大的心愿，也是她难以释怀的心结。
儿子们根本不理解她的良苦用心，久而久之，她不免心生怨恨。
太子作为储君，因其身份地位的特殊性，个人行为和品德不再是私事，稍有失误就会被那些文武大臣们拿起道德的尺子来衡量。从李贤走上太子岗位的那一天起，就面临着官员无所不在的监控。
那些官员也并非全是捕风捉影，很多事也说得有鼻子有眼。而李贤又不是一个擅长掩饰自己真性情的人。
官员们反映最多的当然还是太子的生活作风问题，说他终日沉迷于酒色之中，不思朝政。
当然官员们也没有夸大其词，太子李贤这时候的言行举止的确像是一个不争气的败家子。他虽然背熟了“贤贤易色”等词句，但实际上并非不近女色。
在他看来，自己是堂堂的太子殿下，东宫的主人，未来的一国之君，难道还要刻意地去束缚自己吗？他无法做到对那些美艳的宫女视而不见，对迷醉人心的轻歌妙曲充耳不闻。
处于青春勃发期的李贤不是和尚，他没有办法抗拒声色的诱惑。
他不是不想替父皇分忧，不是不想尽一个太子的职责。可母后把持着李唐皇室的权柄，自己根本插不上手，顶多就是帮忙处理一下朝中的琐碎之事。
于是乎，往日书声琅琅的东宫代之以昼夜不休的歌舞。罗绡帐中，情意绵延；美酒宴上，娇娃争艳。平日里，太子李贤并没有把这些香艳之事放在心上，以为这不过是自己应该享受的生活，无须刻意束缚。
现如今，天后武则天居然写信加以责备，这不免让他惶恐和反感。
这时候的太子李贤正处于大好的青春时光，与生俱来的叛逆性格让他不甘心于向命运妥协。他身上兼具着好学和好玩的两面性，无异于一个矛盾体。
太子不同于普通人，一旦人生轨迹发生偏移，对政局和他自身命运的影响就太大了。
李贤这么随性胡闹起来，让他身边的属官也无所适从。太子属官多是拥护李唐社稷的忠臣，他们并不赞成武后专权，希望李贤的太子地位能够更加稳固，早日实现皇权的顺利交接。可是太子一副随性而为的消极之状，让他们既感失望，又心生恐惧。
东宫属官们都是明白人，他们看在眼里，却无人站出来加以劝谏。
他们知道，权力之柄已经有一大半落入武则天的手中。如果有人在这时候写一份谏议报告，太子的名声就会毁于一旦，太子之位也就会变得岌岌可危，而他们最为忧虑的是自己的命运走向。
太子李贤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的荒诞行为并没丝毫的收敛。
太子洗马兼充侍读刘讷言就曾经多次看见太子与宫女或娈童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行淫乱之事。此时与太子李贤传出丑闻的不是宫女，而是一个叫作赵道生的卑贱户奴，一个雌雄莫辨的男人，可见李贤的伦理之失到了何种程度。
刘讷言不会忘记那令他激愤难堪的一幕，赵道生居然一丝不挂地在书案上模仿波斯国的舞伎，动作淫邪不堪，而太子李贤就站在一旁跳脚狂笑，毫无羞耻之色。
刘讷言几次谏阻，都遭到太子李贤的当面呵斥：“本王的私生活，你们也想干涉！”
太子李贤居然有兴趣搞起了同性恋，而且已经发展到同居的地步。
李贤的心计与其母后相差甚远。年轻人不懂得掩饰自己，喜欢处处显露自己性情上的放纵，而这也加速了他悲剧性的命运。
太子李贤虽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依然故我。他甚至当着东宫官员的面说：“我命不久矣，趁我今天还活着，就让我及时行乐吧，谁也不要拦着我。”
太子李贤身上的锐气和鸿鹄之志已经在这种毫无安全感的焦虑中渐渐散失，东宫学者们每每意识到这一点便顿感失望，他们与北门学士争斗的这颗砝码已经越来越轻。
同性之好并不是太子李贤首开风气之门。当年太宗皇帝就杀了儿子李承乾的同性恋人称心，导致李承乾走向谋反之路。如今，太子李贤又沉溺于此，怎不让武则天和那些东宫属官们心有忌惮。高宗皇帝听说后，只是无奈地摇头。
武则天在这件事的处理上，还是有所克制的，她只是教导李贤应该怎样去做一个受大臣们尊敬和爱戴的太子。可是武则天的克制，并没有换来太子李贤的良性呼应，反而惹得对方全力反击。
这时候的太子李贤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的基本观念与武则天截然不同。他甚至隐隐约约地讽示母后，少干预政治。
太子发出的警示让武则天大为震怒，在武则天的心目中，政治地位已经重到与自己的生命一样，要她少干预政治是绝对不可能的！?
李贤撺掇那些拥护李唐的大臣们轮番上书，历陈母后势力过大，已经威胁到了皇权，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母子之间的矛盾很快从幕后直接转移到台前，针尖对麦芒地斗了起来。太子李贤和他的官僚宰相集团与武则天和她的北门学士集团，原来只是处于权力竞争的隐形状态，如今随着太子与天后关系的日趋紧张，双方也由此进入一种剑拔弩张的状态。?
武则天的所有警告，在太子李贤身上根本不起作用。武则天的所有指责，在太子李贤这里都会激起强烈的反抗。李贤并不理会别人的眼光，一如既往地走马飞鹰一日看尽长安花，一如既往地大玩同性之恋。人生的别样风情，作为太子的他又岂能虚度这大好青春。
李贤越挣脱，武则天就越紧锁。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武则天和太子之间的明争暗斗，已经成为长安城街头巷尾的八卦话题。
各种小道消息悄然出笼，而且每一个话题都与武则天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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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凤二年（公元677年），高宗的身体状况愈加恶化，数次命太子李贤监国听政，处理朝中一些政务。监国之日，皇太子俨然一副君临天下的样子。
自太子监国之日起，东宫属官们的任职，也超越了东宫官署的藩篱。像太子左、右春坊，这时就担当起类似于同中书、门下省的职责。
太子李贤监国之日，在一定程度上，朝廷中枢暂时移往东宫。东宫体制是一个相当完备的权力体系，或者说是一个“准朝廷”。
太子李贤奉命监国，处事明审，赢得朝堂上下一片赞誉之声。
随着太子李贤地位和声望的不断提高，相应地，对于权力的要求也在不断地提升。官僚宰相们已经洞悉天后武则天的权力野心，他们了解武则天利用北门学士来达到分解相权的目的，他们怀疑李弘的死因，甚至可能怀疑东宫同僚、李弘的家令阎庄之死都与武则天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武则天也有所畏惧，感到李唐政局正在一步步滑向危险的境地。
为了维护李唐皇权的神圣以及高宗皇帝的地位，他们不惜冒着风险站出来反对武则天单独临朝摄政。可是这种良好的状态也只维持了两年，就变得令李唐的忠诚之士们心生忧虑。
太子李贤虽然监国用心,读书也够认真,但时常也会有疯狂之举。和当时的大部分贵族子弟一样，他也喜欢声色畋猎，尤其是在搬入东宫之后，少了许多羁绊。
他经常带着侍臣，在东苑的球场上疯狂地打球，或是到郊外纵马狩猎。
只要安静下来，李贤那本该青春勃发的面庞常常显得心事重重，眉宇之间锁着无限的阴郁和哀愁。
太子的变化牵动着朝中每一个人的心，他们在私下里祈祷，与太宗皇帝有几分神似的太子，能够早日带领李唐帝国走出当下的政治困境。司议郎韦承庆劝导太子：“伏愿博览群书以广其德，屏退声色以抑其情，恬虚寡欲，非礼勿动，非法不言，居处服玩，必循节俭，畋猎游娱，不为纵逞。”
韦承庆说的这番劝导之言，是每一个朝臣的心愿。可是李贤根本听不进去这些圣人之言，依然我行我素。放浪形骸之下，包裹着一颗不安的心。
只要有人在他面前提到武则天，他的脸色就会瞬间变得苍白。
凡是母后所赐的美食佳酿，他一概弃之不用。其中的理由非常简单：韩国夫人、魏国夫人以及原太子李弘的暴亡都是因为吃错了东西……
为了防备不测，太子李贤暗中吩咐左右亲信将一些武器藏入马厩，这样，一旦宫中有变，他也不至于束手就擒。
高宗皇帝对太子的心思一无所知，这时候的他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已经难行帝王之实。前些年武则天的“建言十二事”刊布之后，紧接着就召集北门学士修撰典籍，天下臣民对武则天独揽朝政早已习以为常。
对高宗而言，要打破这种拖泥带水的权力格局，只有将希望寄托在太子的身上。
可是这种希望是盲目的，又是极其危险的。在太子李贤没有全面接手皇权之前，高宗和大臣们对太子李贤寄予的希望越大，太子的处境就会越危险，武则天的杀机也就变得越重。
高宗李治时常会派人给太子李贤送来嘉奖诏书，这位心切的老人仿佛存心要与天后武则天过不去。
高宗特予褒奖，文曰：“太子监国，贤于处决，明审利害，治事勤敏沉毅，宽仁有王者风。公余之暇，深究经史之奥秘，阐发圣哲之遗芬，尤能褒贬得宜，折中至当。瞻望来兹，国家得贤明之主，百姓乐太平之治。欣慰曷似，爰赐锦缎五百段。”
高宗李治如此大张旗鼓地嘉奖太子，让武则天内心陷入巨大的惶恐与不安。
与高宗和大臣们满满的期望相比，太子李贤这时候却表现得无奈而又无力。有一次，他在与刘讷言闲聊时说：“倘若自己日后能够顺利得到皇位，必拱手相让。”
刘讷言听后不禁问道：“莫非太子心中隐有不安？”刘讷言的预感是准确的，太子李贤的不安在此时达到了顶峰。他之所以一次次拒绝父皇和母后的邀请，宁愿待在长安也不去洛阳，就是害怕有去无回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李贤笑道：“我的安全感如果丈量出来，它只有六百五十里。这是母子之间的安全距离。”
刘讷言知道，太子所谓六百五十里是指从长安到洛阳的距离，言外之意非常明显。
到达东都洛阳的东宫居位之后，太子李贤就按照心中制订的计划，开始搜集盔甲和刀剑，秘密藏于东宫的马厩，好不容易获得了五百套。
一旦发生什么变化，这些武器虽无济于事，但总比没有要好。
太子李贤已经下了悲壮的决心，他知道，那一刻终究会到来的，他只能等待命运之神对自己最后的裁定。
有人向天后密报了东宫有异常状况，可是一直找不到确切的证据。由于事关太子，在没有拿到十足的证据以前，她也不能公开处理。
其实武则天对太子李贤有一种说不上来的赏识，在她的几个儿子之中，内心的天平还是偏向李贤多一些。她虽然不像高宗李治那样溢于言表，但是每次看到神清气朗的李贤在阳光下向自己走来，那泛着金属光泽的强健体魄和透着儒雅清新的书卷之气都让她颇感欣慰。
从李贤的身上，武则天仿佛能够看到当年太宗皇帝的一些影子。
武则天对此喜忧参半，喜的是，对一心推行新政的武则天来说，聪慧好动的李贤或许会成为自己未来政治上的一个绝佳的帮手。忧虑的是，李贤的太子地位日益稳固，名望已经牢固不拔，深入人心。他的性格并非软弱无能之辈，也不是愚痴可欺之人。
武则天的内心始终怀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几年之后，李贤若继承大统，武则天再想行统治之实，势必无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则天内心的预感越发强烈。

3

李弘死后，李贤的身上总有一种让武则天难以接近的乖戾妖媚之气。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他的一系列反常举动引起了她的警觉和不安。
武则天知道，李贤之所以故意躲着自己，完全是因为他听信了谣言的结果。
眼看着母子亲情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缘，武则天不得不在繁忙的政事中抽出时间与其周旋。她先后几次派人前往长安，急召太子李贤来洛阳，试图澄清事实，以此来消除母子之间产生的隔阂。但太子李贤并不理会，一再借故推托。
武则天写去的一封封书信也如石沉大海，派人送去的精美食品和布帛，太子李贤也是分毫未取。这让武则天渐渐产生了疑虑和猜测：莫非太子李贤真的另有图谋？
武则天从李贤那张英武瘦削的脸上感受到的仍然是怀疑、隔膜和拒绝，她试图想缓解紧张的母子关系，可太子李贤表现出来的却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漠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