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人性与人生
作者：梁晓声
内容简介
本书是梁晓声先生深度解剖当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与国民性的*重磅力作。 作者以一如继往的冷峻而智慧的笔调、渗及骨髓的透视深度，以及充满人文理性的文字，对当代的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状况，普通人人生的尴尬，以及关于中国的文化与文化人，给出了自己的观察与评述，可以说是一部关于中国社会人文现状的田野调查，也是一部深度的社会观察笔记。在本书中，作者直视人性的软弱，颂扬人性的闪光与良知的自省，由此，我们才能获得改变与进步的勇气，并期许与拥抱光辉的未来。

论中国特色之“存在主义”
当年，批判“存在主义”哲学曾被列为学界重点任务。
我本不清楚什么是“存在主义”哲学的，糊里糊涂地表态，殊违己愿，故那时还真的读了几本关于“存在主义”的书，基本上算是比较明白了。
严格地说，存在主义根本构不成是一种思想上的学派，也难以归于任何一种主义。它根本谈不上是一种哲学，只不过是一种近乎哲学的思想现象的共同标签。并且，当时的所谓“存在主义者”大部分很讨厌被别人贴上这一标签，而且互相颇为反感，抛弃标签唯恐不及时。
在每一份“存在主义者”的名单上，几乎都少不了雅斯培、兹德格尔、萨特、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缪、莫尔克和尼采们。
他们绝非自行联合的“同志”，而是研究所谓“存在主义”思想现象的学者，大学教授们的一厢情愿的归纳。
按美国研究“存在主义”的著名学者W．考夫曼看来，“这些人物所共有的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他们那热烈的个人主义”。
“他们那热烈的个人主义”又是一种怎样的“个人主义”呢？
与自私自利肯定是不同的。
那是一种“拒绝归属于思想上任何一个派系，否认任何信仰团体（特别是各种体系）的充足性，将一概传统哲学视为表面的、经院的和远离生活的东西而对之显然不满——这就是存在主义的核心”。
“充足性”三字，可理解为“全面性”——否认任何信仰的“充足性”，即否认任何信仰的全面性——在所谓“存在主义者”们那里，主要是针对宗教信仰而言的。
考夫曼同时认为——“存在主义是一种每个时代的某一部分人都有的感受”。
那是一种信仰危机的或强烈或隐微的感受。而用文字描写呈现此种感受，作家们远比哲学家们内行，于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这样的作家，因其小说《地下室手记》和《变形记》在以上方面的出色特征，也被贴上了“存在主义者”的标签，但他们本人实际上对于所谓“存在主义”的哲学概念毫无兴趣。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写《地下室手记》时，“存在主义”这一概念还没被提出呢。他被归于“存在主义者”多少是一个意外——哲学动物偶尔将目光瞥向文学动物，发现《地下室手记》中的“我”太有信仰危机了，于是说：“看，这是一个典型的‘存在主义者’”——结果不但“我”成了典型的“存在主义者”，“我”的创造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被强行收编了。
卡夫卡的《变形记》以及其后尤涅斯库的《犀牛》，都是表现他们所处的时代对人之异化的代表作。
因而后来的学者们普遍认为——所谓“存在主义”，其在哲学上的成熟远不及在文学方面的成就的“存在”。
问题是——那些曾经的“哲学动物”也罢，“文学动物”也罢，其质疑、呈现、揭穿、批判，矛头本是直指资本主义时代之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现实的。他们的思想，乃是拥护资本主义的人们所坚决反对的。
将投枪掷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和信仰的人，在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曾遭到同样批判。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倒也没怎么批判过他们，任“存在主义者”们自说自话地“存在”着而已。即或有所批判，也不过是纯学术界司空见惯的事，政治是从不参与的，连宗教也未假以颜色。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存在主义”是从纯粹个人感受出发对现存世界的秩序之合理性的质疑和否定而已。
当年的我也并没将“存在主义”当为一门哲学，正如我从不认为尼采的乱七八糟的思想居然算得上是哲学。“存在主义者”们那种感受我也有，从小到大一直有——现在仍有。
之所以旧事重提，乃因——依我的眼看来，中国批判“存在主义”批判一溜儿够，倒是现在成了世界上“存在主义者”们特多的国家。即使不是最多的国家，也肯定是多到数二数三的国家。
有时我走在街上，望着如织的行人，内心不由得说——“看呀，谁并不是‘存在主义者’呢？包括我。”
在机场、商场、车站、会场、医院……
电视中的人；看电视的人；
做报告的人；听报告的人；
蹿红于网络的人；活跃于各种活动的人；
讲台上的人；讲台下的人……
在一切时空中的几乎一切人；老人也罢，孩子也罢，差不多都不同程度地接近着是一个个“存在主义者”，再加不同成色的实用主义、投机主义、无政府主义、享受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和对整个地球的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总而言之，大抵是一个个的“存在主义者”+。尽管绝大多数人从没听说过什么“存在主义”，但“存在主义”像当初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缪们的名字打上了“存在主义者”的标签一样，也在许多许多估计会多到百分之九十几以上的中国人的头上戴上了“存在主义者”的紧箍环。
所谓公仆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也几乎可以说是少数“存在主义者”与多数“存在主义者”之间的关系。前者在被怀疑的前提下疑惑地服务着；后者在怀疑的前提下疑惑地决定拥护什么或反对什么。“后存在主义者”们与“存在主义者”前辈们的区别在于，几乎仅仅在于——将自己自囚于地下室的“我”，变成了甲虫和犀牛的“我”，皆因那种“存在主义”的感觉而不适、烦恼、痛苦，愤怒；“后存在主义者”们却是渐适的；善于以嘻哈和戏谑驱除烦恼的；对不适习惯成自然的有时还表现出自若与惬意的大多数。
凝视当今之世界，不仅中国人如此。除了仍有一些极虔诚亦极可敬的宗教信徒仍恪守对宗教的不二信仰，别国的许许多多的人也都“存在主义者”的特征明而显之了。
几乎可以说，全人类的大多数人仿佛都被“存在主义”所传染了。或许是为了自我平衡，实用主义也便在本世纪盛焉。
然而却不能据此便说人类在意识上退化了——比之于相信人死后灵魂上天堂或下地狱的同类，怀疑天堂或地狱之说，不为灵魂上天堂而为善，不惧灵魂下地狱而拒恶，分明是更与时俱进了。
“存在主义”与实用主义相结合，不论乐见也罢，忧虑也罢，痛心疾首也罢——似乎都已成为地球新人类的意识特征。
这样的新人类绝对怀疑“等到不远的将来”这一论调，对于夸夸其谈“天下大同”也格外反感。
他们对许多事的态度都变得极其现实了——为什么做某事？于国有利或于民有利？于国有利需要民付出什么代价？于民有利又究竟是于哪一部分“民”有利？将在多长时间内完成某事？完成某事的过程中有无利益集团的利益黑箱操作？完成某事后即使对我没什么好处，我的儿女会否享受到成果……
而这样的态度，除了以“存在主义”加实用主义来概括，再难找得到更精准的概括。
简直也可以说——这是人类社会的“新常态”。马克思所言“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相对于大多数人，显然已成为“存在主义”加实用主义的“关系的总和”。不但人与人之间如此，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亦如此。而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友好能否经受得住考验，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存在主义”加实用主义的即理性又灵活变通的考验——一切政治人物，不论在国内事务或国际关系中，都几乎只能于如上前提之下交出答卷……
2016年8月14日

你想成为吸血鬼吗？
没有人想成为老美电影中的那类僵尸，这是毋庸置疑的。
我一直不太明白他们为什么总拍此类电影，据我所知，即使在美国票房也一向不是多么的高，然而总有些他们的电影人乐此不疲，还搞成了系列，似乎要可持续地拍下去——但这是另一个问题。
至于老美的吸血鬼电影，确曾拍出过几部经典，《夜访吸血鬼》可算其中之一。
在该电影中，两个男吸血鬼都由英俊小生饰演——从外表看，都是美男子，华裳丽服，贵族气质显然。并且，过的也是典型的贵族生活，不乏男仆女婢的服侍，出则豪车骏马，入则大堂阔殿，总之皆属上流人家的宅府。还有一点也许会令世上男人羡煞，所到之处，即使并不招摇，亦特吸引贵妇倩女的眼球。如果他们回以多情一瞥，她们都乐于投怀入抱。没有机会，创造机会也渴望成其好事。当然，下场一向是不美妙的，她们获得他们的青睐，须搭赔上性命。
至于财富，他们似乎从不缺少财富，甭管怎么得来的。
他们与真正的贵族的“高富帅”子弟相比，唯一不够幸福的就是见不得阳光，所以他们的幸福体现在夜生活中。白天，他们在自己为自己选购的高档棺材里安眠。
他们的日子也有麻烦，那就是不喝人血生命就完结了。对于他们，一等血是贵族血，年轻的贵族女性的血是极品血。但他们也很能将就，贵族血“供应”中断时，平民血贫民血乞丐血也不排斥。无奈之下，家禽家畜的血耗子的血都是咽得下去的。
他们心中还有如影随形的恐惧——对阳光的害怕和对人类报复的害怕。
但老牌的吸血鬼，比如活了三四百年了，便往往修炼出高强的生命力，不但不怎么怕阳光，而且具有了以一抗百甚至抗千军万马的巨大战斗能量。“岁月催人老”对他不适用。在五百岁以内，他们帅气的脸上不会生出哪怕是一条极细微的皱纹。
吸血鬼几乎永远年轻，只要能不间断地吸到保质保量的血。
在这一前提之下，他们尽可以天天过着《了不起的盖茨比》的那一种地地道道的贵族生活——想花天酒地就花天酒地；想挥金如土就挥金如土；想美女围绕就美女围绕。喜欢哪一个就口下留情与之多逢场作戏些日子；忽一日喜新厌旧了，或被纠缠烦了，喝了她的血就是，于是一了百了。只要做得专业不留痕迹，怀疑的目光是不太会锁定他们那么风流倜傥的“上等人物”的。
最主要的一点是——他们不必也不会有什么罪孽感，如同掠食动物在上帝面前并无罪孽感。因为它们有理由反问：“难道不是你使我成为掠食动物的吗？”
亲爱的年轻的朋友，怎么样？想当一个那样的吸血鬼吗？
我听到似乎有年轻的女性在问：可我是女人啊！
性别根本不是个问题。从逻辑上讲，年轻的女人同样可以成为永葆花容月貌的女吸血鬼。女盖茨比的生活正在向你招手，如何？考虑一下不？
至于六十岁以上的男女，我想就别动心了吧。因为你从哪一个年龄哪一种样子开始变成吸血鬼的，你就只能是那个年龄那种样子的吸血鬼。吸血鬼万寿无疆，却没法使时光在自己身上倒流。变吸血鬼也得趁早，都土埋半截了，省省吧。
变，或不变，对年轻男女才更有考虑的意义。
不，不，一经考虑，其实便没有回答的意义了。因为这个问题之超出常识是明摆着的，人的理性不喜欢思考这类问题，会认为是一个很无聊的问题。
然而实际上这是一个既古老又直逼人性先天弱点的问题，与各种宗教的“原罪”说有最密切的关系。
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宗教都不约而同地将人类的“原罪”认定为事实，那么宗教所认定的“原罪”究竟指什么呢？
非他，欲望而已。
人是带着欲望的本能降生于世的。人的欲望比世上任何一种动物的欲望都复杂，每每体现荒诞不经的性质。动物的欲望则简单明了，并且绝不荒诞，仅仅与生存目的有关而已。
四百五十多年前的英国戏剧家克里斯多弗·马洛的名剧《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是人类较早探究欲望的文艺作品，歌德后来将同一题材写成了长诗《浮士德》，主题未变，也不可能变——他完成《浮士德》前后用了近六十年的时间。
“我只不过是在重复前人所做的事。”——这是歌德在别人问到他的创作意义时所做的回答。后人认为，他实际上解释了自己为什么在马洛之后还要用几乎一生来完成长诗《浮士德》。
是啊，为什么呢？
因为浮士德不但确有其人，而且是德国16世纪前半叶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他是存在主义的鼻祖。
存在主义是一种怎样的哲学呢？
简单地理解，存在主义所宣扬的差不多是这样一种思想——“我即宇宙”，“我欲故我在”。
这一种思想反对宗教禁欲教规的企图是确凿的，因而不无进步性。但其欲望至上的主张，亦令当时的人们感到担忧。又因为欲望至上主义委实具有使人替人类的前景不安的性质，以至于后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萨特虽然亦对宗教禁欲主义极其反感，但同时又很不喜欢别人往自己身上硬贴“存在主义者”的标签。
人－欲望－人生；这三者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不但是马洛要探究的，也是歌德想给出回答的。
在马洛的戏剧中，浮士德与巫师梅尔菲斯达成的“交易”是——梅尔菲斯愿为他绝对服务二十四年，服务内容不但须满足他的一切欲望，还包括回答他问题，消灭他所视为的敌人，帮助他的亲爱者和朋友。但二十四年后，他要将自己的灵魂交给魔鬼卢西法。
获得魔法的浮士德于是几乎无所不能，随心所欲，他甚至公然戏弄罗马法老，使德国王宫中那些瞧不起他的公卿大人头上长出了角。他大名远播，最后爱上了希腊美女海伦，由她的香唇发现了天堂……
然而约定的期限到了，当灵魂即将属于魔鬼时，他恐惧了，以自杀毁约。
与马洛相比，歌德对人－欲望－人生的思考更深一些，也可以说更形而上一些。
马洛是靴匠的长子，与莎士比亚同年，获得过剑桥大学的奖学金，但长期缺课，所选的哲学专业反而没学好。他的日子一向饥一顿饱一顿的，并且酗酒成性。后世不少研究者认为，莎士比亚的某些剧作和诗篇，也许是由马洛代写的，为的是换得生活费。
这样一位马洛，人生的许多欲望从没怎么得到过满足，其人生价值取向偏于“我欲故我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歌德却是富家子弟，其父是法学博士，任过市参议员；母亲是法兰克福市长的女儿。
他本人当过魏玛宫廷的枢密顾问、内阁大臣。他不但热爱文学，也同样喜欢哲学，还潜心研究过解剖学、骨骼学和植物学，甚至发表过诗体论文《植物的演变》。
歌德通过他笔下的老浮士德之口叹道：
“人类越努力越迷惘。”
“我只是毫无任何意义地奔过这个世界。”
“我难道不是逃亡者？不是无家可归之人？”
“我犹如往下直泻的瀑布，受欲望驱使而坠深渊。”
显然，歌德并不认同“浮士德式”生存方式。
美国一系列吸血鬼题材的小说、电影，除了商业目的，也都会多多少少注入些“歌德式思考”。否则，那类电影便成了彻底的垃圾。
《夜访吸血鬼》肯定并不垃圾，因为“歌德式思考”几乎贯穿始终。在该片中，吸血场面也并不血腥，尽量优雅——我觉得，似乎是一种隐喻，即——哪怕以达尔文主义来看待，吸血鬼比之于人类，也是高踞生存链上端的。
“你愿意变成吸血鬼吗？”
我向某些青年讲了“高富帅”型吸血鬼的故事后，总是会向他们提出同样的问题。
我居住在平民社区，那条街上的小门面一处紧挨一处，最窄的才两米宽。那些青年有理发的、按摩的、卖果蔬的、开洗染店的。他们的生存压力很大，门面租金涨得很高。
他们起初的反应是暧昧地笑。
我坚持要一个回答。
十之七八的回答是：“那谁不想啊！”
答后，不好意思地又笑。
我再见到他们时又问：“做了那种梦没有？”
他们反问：“哪种梦啊？”
“变成了‘高富帅’类型的吸血鬼呀。”
“嘿，你不重提，早忘了！”
“忘得那么快？”
“那种想法不走心的，顺口一答，一秒钟之后就彻底忘了。”
他们虽与马洛同属一个阶层，却似乎并无马洛那种欲望痛苦。如果店面租金不涨得太高，我觉得，他们相当安于自己寻常的生存。
但我们这个时代，难道不是一个欲望横流的时代吗？
而他们所面对的欲望诱惑，比我所经历的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多，都要强烈，都要可憎；每天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中国人，往往想躲都躲不开。
他们是怎样做到熟视无睹，处之若定的呢？
他们都非宗教徒，与宗教影响无关；
他们也肯定都没读过《浮士德》；
他们绝不会将什么写着“无欲则刚”“知足常乐”的条幅挂在家里或店里，他们才不需要那类所谓人生真谛的启迪；
他们对所谓国学的至理名言也毫无兴趣，没那时间和精力；
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老实说，我至今还回答不了自己。
我只看清了一个人类社会的真相——强烈的欲望，从来都体现在人类自身生存链的较高层级，越往上越强烈，直至体现得最强烈，最最强烈。
比如秦始皇，竟强烈到想要长生不老的地步，希望将皇位一直稳坐下去。
而生存层级越处于下端的人们，其实欲望越现实。
到了最低的层级，便只不过是巴望着能过上小康生活了。
中国生活在低层的人一向是多数。
对低层之人而言，中国梦即小康梦，岂有他哉？
2016年8月19日

语说“寒门”与“贵子”
汉文学的考究之处也在于——每可凭一字之别，表征出程度细致的不同。
如“痛哭”与“恸哭”，二者的不同实难诠释清楚，所谓“只可意会，无法言传”。
“恫吓”与“恐吓”亦如此。
“贫穷”“贫困”“贫寒”三个词中，尤以“贫寒”之贫境甚，即——贫穷到了冬季没钱买柴取暖的地步。
“寒门”，即那样的穷人家。
“寒门之子”，即那样的穷人家的儿子。
“寒门之女”四字是少见的，因为在从前，她们大抵早嫁，或早夭了。与父母在“寒门”长相厮守、相依为命的老姑娘是有的，但情况极少。《聊斋》中的“侠女”近于那一情况，却据说是为报血海深仇而伴老母隐居于民间的吕四娘的原型，本属豪门之女，大仇一报，便人间蒸发，无人知其所踪了。
故“寒门儿女”之女，多属小女孩。
“寒门之子”们的人生却又是另一番境况。通常他们是娶不上妻的，作为人子，并负有侍奉二老的责任。在旧时的小说或戏剧中，他们通常与老母形影相吊地生活在一起，老母不但年事已高，且往往双目失明或是聋哑，娶妻之事于他们被说成“讨老婆”。未知此言先是由民间而戏剧或恰恰反过来，然一个“讨”字，具有极怜悯之意味，道尽了花最少的钱办终身大事的苦衷。
又如在“侠女”中，顾生便是如此一个“寒门之子”，“博于材艺，而家綦贫。又以母老，不忍离膝下，惟日为人书画，受贽以自给。行年二十有五，伉俪犹虚”。
古文中“材”指技能，以区别于“才干”之“才”。
綦——极也。
虽“博”于技能，但家境贫寒，且需赡养老母，娶妻便几成空想。
在旧小说或戏剧中，顾生们大抵是孝的榜样。“艳如桃李，冷若冰霜”之侠女，以处子之身报顾生相济之德，不仅出于对他“讨”不上妻的同情，还因敬他是“大孝”之子。
我小时候，常听到“寒门”二字，这二字总是与“孝子”二字连在一起。因为不但我家是当年城市里的贫穷人家，那一片人家皆贫穷。母亲与邻家大人聊得最多的一个话题，便是哪家哪家的儿子多么多么“孝道”。在社会的底层，“自古寒门出孝子”，是大荣耀。故我自幼确乎是将孝当成一种“道”来接受的。
长大后，才偶尔从旧小说中读到“寒门出贵子”这样的话。
自古寒门必然出孝子吗？
从没有统计数字予以证实，显然是谁都无法肯定地说清楚的。
为什么旧小说旧戏剧中的寒门之子多是孝子呢？
因为对于寒门之子，孝是比较易于做到的，是可完全由主观来决定的，是想那样就能那样的。进言之，“寒门出孝子”是底层人家的父母极其现实的而且也是极人性化的诉求——文艺家关注到了这种底层诉求，一代又一代、一个历史时期又一个历史时期地通过文学或戏剧予以满足，并且有意使之在底层社会形成重要的亲情伦理。其伦理基础是符合人心取向的，用民间劝人的话语来说往往如此：“生活已是这般贫穷，父母已是这般不易，你作为儿子，有什么理由不孝啊！”
事实也是，民间的长辈，确乎一代又一代、一个历史时期又一个历史时期地对寒门的不孝之子进行几乎百千年来未变的台词式的教诲。
文艺的影响功能如民间教诲，久而久之，“寒门出孝子”这一底层愿望，演变成了“自古寒门出孝子”这一仿佛的规律。
是理想主义色彩很浓的愿望。
寒门肯定出孝子吗？
未必。
豪门富家之子定然不孝吗？
也未必。
既然都未必，为什么“自古寒门出孝子”会在底层民间口口相传呢？
非他，底层民间尤其需要此种亲情伦理的慰藉，正如真的牧羊女更需要白马王子爱上了牧羊女的童话——公主和格格们才不听不看那一类童话。
“自古寒门出孝子”之说是一种文化现象。分明的，很理想主义，却属于有益无害的那一种理想主义。
而所谓“自古寒门出贵子”之说，却是一种伪说，并且有害无益。
首先，何为“贵子”呢？
不论在中国的古代还是外国的古代，“贵子”一向专指成为权力显赫的达官的儿子们。特别是在中国的古代，纵然谁家儿子已成了富商，那也照样算不上所谓“贵子”，所以他们往往要花钱捐个红顶子戴。也就是说，马云如果是古代人，他如果不花钱捐红顶子戴，那么他究竟算不算贵子，恐怕是有争议的。
“贵子”二字在中国，一向是官本位下产生的专用词。它不同于西方的贵族之子，它是指“之子”自己成了公侯将相，起码是中了进士成了部或部以上的大官。
当下之中国，毕竟已是进入了现代历史时期的国家；那么，就连成了大老板的儿子们也算在“贵子”之列吧。
接着的一个问题是，官当到多大我们虽然已给出了比较能达成共识的结论，但老板要做到多大才约等于“贵子”呢？
而我认为“自古寒门出贵子”是一种当代中国人的伪说的理由更在于——无须统计也可以肯定，此前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历史时期的任何一部书中，都断不会出现那样一句话。
因为它违背常识，不符合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是对个别例子的似乎的规律说。
但“寒门出贵子”五个字，不但在书中、在戏剧中，在民间语境中却也都是老生常谈了。
一种对个别例子的老生常谈的现象说。是的，仅仅是现象说，绝非规律说。
还以“侠女”为例，顾生虽是孝子，却命中注定寿薄，二十八岁就死了。但他与侠女之子却十八岁中进士，当大官是不成问题的，正所谓父仅孝子，未成贵子；子成贵孙，“犹奉祖母以终老”。
然而终究是故事。
却也不仅仅是故事——在古代，“寒门出贵子”的例子是有的：一靠“造反”，或曰“起义”，多是活不下去走投无路的农民及子弟。“起义”是近代史学词，以给予正面的评价。这是豁出性命之事，成功者如朱元璋。二靠科举。科举一举两得，既缓解了造反冲动，也为朝廷选拔了人才。但若以为有很多寒门之子靠科举成了“贵子”，实在是大误会。自宋以降，科举渐成国策，然真的寒门之子通过此管道而成“贵子”者，往多了说也就千万之一二而已。
寒门之子往往输在科举的起跑线上——凿壁偷光、聚萤为烛与有名师启蒙的豪门子拼知识，虽头悬梁、锥刺股，也总是会功亏一篑的。
项羽偶见秦始皇出行的阵仗，想：“吾可取而代之。”
在他的意识中，“贵”至高峰莫过于称帝。
陈胜“造反”之前亦发天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为了统一“造反”意志，他曾对铁杆弟兄们信誓旦旦地说：“苟富贵，勿相忘。”
在他们的意识中，人生倘不富贵，便太对不起生命了。何为贵？做一把王侯将相耳！
贵族之子项羽也罢，寒门之子陈胜也罢，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对好的人生也只能有那一种水平的认识。
现代社会的现代性也在于如此两点——消除“寒门”现象；在好人生的理解方面，给人以比项羽比陈胜们广泛得多的选择。
由是，我对今日之中国，忽一下那么多人特别是青年哀叹“寒门何以再难出贵子”，便生出大的困惑来。
依我想来，现在中国即或仍有“寒门”人家，估计也是少的。但贫穷人家仍不少。那么，“寒门何以再难出贵子”，可以换成“底层人家何以再难出贵子”来说。
我的第一个大困惑是——在今日之中国，彼们认为，何谓“贵子”？
若仍认为只有做了大大的官，大大的老板方可言之为“贵子”，那么这一种意识，与项羽与陈胜们有什么区别呢？是否直接将好人生仅仅与陈胜们所言的“富贵”画了等号呢？
具体来说吧，倘数名曾经的寒门之子，至中年后，分别成部级干部、大学校长或书记（普遍也是局级干部）、大学教授、优秀的中学校长、中学特级教师、技高业专的高等技术工人、好医生、歌唱者（虽非明星大腕，但喜欢唱且能以唱自食其力，而且生活得还较快乐）……不一而足。
在他们中，谁为“贵”？
部长者？
大学校长或书记次之？
教授们无官职，大约不在“贵”之列啰？
其他诸从业者呢？既非“贵”其人生便平庸了没出息了吗？
若如此认为，岂不是很腐朽的一种人生认识论吗？岂不是正合了这样的逻辑吗——官本位，我所排斥也；但当大官嘛，我心孜孜以求也！
我的第二个大困惑是——现代之社会，为知识化了的人提供了千般百种的有可能实现梦想的职业，即或是底层人家之子吧，何必眼中只有当大官一条路？
我的人际接触面告诉我，在大学中，成为教授的底层人家的儿女多得是！在文艺界体育界活得很精彩的底层人家的儿女也多得是！在当下的县长县委书记中，工农的儿子也多得是！几乎在各行各业，都有底层人家的优秀儿女表现杰出甚而非凡，若以项羽、陈胜们的人生观来评论，他们便都不是底层人家的“贵子”啰？
怎么地，中国反封建反了一个多世纪了，封建到家了的关于人生的思想，居然还如此地能蛊惑人心并深入人心吗？
所以我认为，比之于“自古寒门出孝子”，哀叹“寒门何以再难出贵子”，实在是使拒绝封建思想的人心寒的现象。
而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动机倒不是出于批判；恰恰相反，而是想拨乱反正，纠正某些人的误解。
我觉得，中国之现实存在着如下三个特色——
官本位依然本位着；
官本位观念确已发生动摇，渐趋式微；
底层人家的子弟通向官场的通道梗阻仍多。
底层人家有不少子弟，仍十分向往为官，并且很可能是要以做“大公仆”为己任的，我们姑且这么认为；
为他们清除梗阻，使他们实现其志的过程顺畅些——这也体现着一种社会进步。
我想，这也许才是提出“寒门何以再难出贵子”这一话题的人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