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阴谋3：梵蒂冈忏悔者
作者：丹尼尔·席尔瓦
内容简介
这是整个西方政坛避而不谈的秘密：1942年，梵蒂冈教皇将600万犹太人，交给正在实施种族灭绝政策的纳粹 丹尼尔席尔瓦，全球首屈一指的国际阴谋论大师，以惊心动魄的故事，为您揭示国际政治斗争的阴暗本质四次夺得《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全球第一。 美国政府为表彰他对国际政治真相的深刻批判，任命他为美国大屠杀纪念会的 委员。 法国在与谁进行地下交易？ 瑞士暴增的财富从何而来？ 梵 蒂冈的天主教堂为何对二战噤若寒蝉？ 黎巴嫩为何收留巴勒斯坦难民又抛弃他们？ 席尔瓦的小说虽然极富娱乐性，但又远远超越了娱乐；将读者带入全景式的全球化政治斗争漩涡，视为世界格局教科书也不为过。

第一部 慕尼黑的一间公寓 1
慕尼黑
这里是施瓦宾时尚街，生性浮夸、与日俱增的上层人士几乎掌控着这片区域的每一个角落。不过也有几处例外，比如像埃德波特大街的六十八号公寓楼，就躲过了他们的触角。两栋战前风格的红色砖砌大楼间，六十八号公寓像个不知趣的楔子一样嵌了进去，好像个相貌丑陋、不受喜爱的异母妹妹。它的正面用米色的泥灰粉刷过，上面裂着口子，整个建筑呈蹲坐姿势，样式憨傻而粗俗。结果，住在里面的人也像是受到了这种气氛的感染，生活慵懒涣散，他们之中有潦倒的学生、艺术家，还有放荡不羁、顽固不化的摇滚爱好者。拉辛格夫人是这里管事儿的。据说，在原来的六十八号公寓遭遇盟军轰炸被夷为平地之前，她就一直住在这儿。一些爱管闲事的邻居觉得这栋楼实在有伤大雅，有必要上下装修一番，可也有些人觉得这么做不妥。这栋楼散发着波希米亚人桀骜不驯的生命气息，可以称得上是德国的蒙马特区。黑塞、托马斯·曼、列宁都曾在这里生活过，就连阿道夫·希特勒也不例外。据住在二楼的教授说，这位当年被奥地利驱逐出境的年轻人同样也是在这条安静的街道找到了他的灵感。照理说，他也应该被归到大人物的行列，可这儿的老住户几乎都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
在学生和同事们眼中，他是斯特恩教授；在街坊邻居眼中，他是本杰明；在偶尔前来拜访的老乡人眼中，他是本雅明[1]。特拉维夫北部有一栋不知名的大楼，用石材和玻璃筑成，那里存着一份文件，记录了他年轻时的一些事迹。他曾经多次请求把那份文件毁掉，但无济于事。所以，只有那里的人才知道他的另一个身份：本，阿里·沙姆龙最年轻的一个手下，性格任性。虽然在过去的四年里，本杰明·斯特恩一直在慕尼黑赫赫有名的路德维希大学做客座教授，但严格来讲，他仍是希伯来大学的一名教员。这就像耶路撒冷借给德国一笔永不必归还的贷款，可斯特恩教授并不在乎。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讲，不幸总是和自己族人的命运莫名其妙地纠缠在一起。不过从眼前这段时间来看，栖身于德国要比在耶路撒冷或是特拉维夫好过得多。
据说斯特恩教授的母亲曾从一场里加[2]的犹太人街区恐怖洗劫中死里逃生，这件事让六十八号公寓的其他居民都觉得斯特恩教授有些特别。他们对他充满了好奇，觉得他就是他们内心良知的化身。看到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幸，他们会找他诉说不满，遇到一些他们平时不敢向父母或祖父母提出的问题，他们也拿来向他请教。在这些人眼中，斯特恩教授就是他们的咨询师，是值得他们信任的智者。学习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向他虚心请教；失恋了也来找他，发泄郁闷的心情；饿了，他们就把他家的冰箱洗劫一空；没钱花了也问他要。最重要的是，斯特恩还扮演着发言人的身份，因为拉辛格夫人很凶，平时和大家发生争执的时候，教授是唯一个敢上前和她说话的人。教授和那个老女人之间的关系很微妙，像是一种亲缘关系。顶楼住着一个名叫艾利克斯的学生，心理学专业。他说：“这叫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比如囚犯和狱卒之间、主人和仆人之间都能产生这种心理现象。”可实际上，教授和那个老女人之间远非那么简单，他们更像是―对志同道合的同志。
去年，斯特恩教授以万湖会议[3]为主题的著作成为了国际畅销书，他也动过脑筋，想要搬到一幢更时髦的住宅楼去，比如说，一个环境相对安全、可以看到英式花园的地方。这样一来，就不会再有人随便跑到自己家胡闹了。结果消息一出，街坊四邻都慌了。一天晚上，他们纷纷跑来求他留下，还许下了一大堆承诺：再也不偷吃他家东西，不会欠债不还了；如果他想安静，他们会满足他的要求；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会再来随便打扰他的生活。无奈，教授只好答应不搬家。可还不到一个月，埃德波特大街六十八号公寓又变回往日的状态。不过，斯特恩教授心底里还是很高兴的，因为对于他这个离家的人来说，六十八号公寓里这群叛逆的少年就是他唯一的亲人。
这时候，无轨电车经过的咔嚓声打断了教授的思绪。他回过神来，抬头看见那辆车刚好消失在栗子树巨大的树冠后面。他看了一眼手表，十一点半。自早上五点起，他就一直在写作。他摘下眼镜，揉了好一会儿眼睛。奥威尔是怎么说的？他说写作就像是和病魔展开一场较量，历时弥久，让人精疲力竭。有时候，本杰明·斯特恩隐隐觉得这本书可能会带来一场致命的灾难。
电话答录机上红色的显示灯一闪一灭，为了避免遭到不必要的打扰，他习惯把电话调成静音状态。他犹豫着要不要接，就像拆弹人员思忖着剪断哪条电线一样。他小心翼翼地按下了接听键。话筒里传来了刺耳的重金属音乐，紧接着是一段语气挑衅的录音：“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教授先生。今天以后，世界上就会又少一个犹太人了！好了，再见，亲爱的教授先生。”
电话挂掉了。
斯特恩教授删去了这条语音信息。他已经习惯这种事。最近一段时间，他每周都能收到两条这样的信息，有时更多，要看他是否在电视上露面或是出席公众演说。他听得出这些人的声音，还给每个人起了一个小绰号，这些绰号听起来很平常，不会让人害怕，能尽量减少自己的恐惧。刚才的这个家伙每个月至少给他打两次电话，斯特恩教授给他起的绰号叫“狼仔”。有时教授会选择报警，可大多数情况下，他只是这么挨着，因为警察也没有办法。
教授把手稿和笔记锁进书桌下面的保险箱，然后穿上鞋和羊毛夹克，把厨房里的垃圾袋收拾到一起，准备带下楼去。这是栋旧楼，没有电梯，得走两层楼梯下去。他刚下楼走到大厅，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化学气体味儿。楼里有一家小型美容院，店里生意很旺。他很讨厌这家美容院，因为一到生意好的时候，通风管道里会飘出难闻的洗甲水的味道，他那间公寓自然也逃脱不了。这栋楼的安全性很差，因为那家美容院没有独立的专用门，所有顾客都得经过大厅，这里总是挤满了前来美甲美容的女性顾客。
教授下了楼，朝右边的门廊走去，那里通向一个小院子。经过门槛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下，留心看了看是否有野猫。昨天半夜，几只猫为了抢垃圾堆里的食物而互相撕咬了起来，吵得他睡不着。没有猫的踪影，只有两个穿着白色宽松睡袍、看似无聊的美容师站在墙边抽烟。他放轻脚步跨过那些黑漆漆的砖块，把垃圾扔进了垃圾桶里。
教授回到大厅，看到拉辛格夫人正在用破扫帚打扫油乎乎的地板。她见到教授，大声喊道：“早上好啊，教授先生。”又用责问的语气说了一句，“出去喝咖啡？”
斯特恩教授一边点头，一边小声嘟囔说：“对，对，拉辛格夫人。”拉辛格夫人看了看两堆散放着的宣传单，一堆是公园免费音乐会的广告，另一堆是位于谢林大街的全身按摩店发的宣传单，抱怨道：“我都说过多少次了，别老往这儿塞这些东西，可他们就是不听。都怪住在4B房间那个戏剧专业的学生，他老随便让人进来。”
教授耸了耸肩，好像也很难理解这群目无法制的年轻人，接着又朝那位夫人善意地笑了笑。拉辛格夫人拿起宣传单，大步流星地朝着院子走去。不出一会儿，只听夫人在院子里大骂起来，原来是刚才那两个美容师把烟头随便扔在地上了。
教授朝楼外走去，抬头观察了一下天气。现在是三月初，天气不算冷，太阳躲在薄薄的云层后面，时而露出脸来。他把手插在衣兜里，走进英式花园，沿着水管堆旁边的一条三岔小路散步。教授喜欢这座公园，在盯着电脑看了一早上之后，这个安静的地方正好可以让大脑休息。更为重要的是，他要趁着这个时候查看一下今天是不是又被人盯了梢。他停下脚步，使劲儿地拍了一下衣服口袋，装作一副忘记带东西的样子，转身按原路往回走。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一边走一边观察着周围人的面孔，看看有没有记忆中的那些人。他在一座拱桥上停了下来，好像在欣赏湍急的水流。这时，一个脸上文着蜘蛛图案的毒贩子走过来，向他兜售海洛因。教授和那个人嘀咕了几句和毒品不相干的话后立即走开了。两分钟后，他闪进了一座公用电话亭里装作打电话，眼睛却仔细地捕捉周围的动静。他把话筒搁了回去。
“再见，教授先生。”
他转而走向路德维希街。路过学校的时候，他压低头，紧走了几步，避免撞见学生和同事。这一周刚开始时，他收到了来自赫尔穆特·伯格教授的恶意信件，那时他正思忖着什么时候能够完成书稿，什么时候能够重新回到教学岗位。赫尔穆特·伯格是学院的院长，平时为人狂妄自负。斯特恩教授不喜欢他，他们之间既有私人矛盾，也有学术上的分歧，这些都是众人皆知的事。不过斯特恩教授觉得他没时间去理会这些事情。
喧闹的菜市场让教授把工作的事暂且抛在了脑后。集市上摆着新鲜的水果和蔬菜，他走过了这个区，接着又穿过几处花摊和露天肉铺，选了几样食材作晚饭。他穿过街朝一家咖啡厅走去，喝了咖啡，吃了小麦面包。四十五分钟后，他便准备赶回施瓦宾了。教授感到神清气爽，思维豁朗，又有足够的精神写书了——用奥威尔的话说，又可以和病魔较量一番了。
他打开公寓的门，一股风跟着钻进大厅，把一堆橙红色的宣传单四散吹落。教授扭头看了看宣传单上的内容，附近一家咖喱外卖店开张了。他喜欢美味的咖喱，于是拿起其中一张，塞进了口袋里。
风又把几张宣传单吹进院子。
这下拉辛格夫人又该发火了。正当教授迈着轻步上楼的时候，她从屋子的窗户里探出头来，看到了院子里散落的宣传单。不出所料，她愣了一下，用一种质问的眼神看着教授。教授正准备开门的时候，听到那个老女人开始咒骂起来。
教授走进厨房，放下食物，沏了杯茶。他穿过客厅，朝书房走去。一个人正站在他的书桌旁，随意地翻找着桌上堆放的研究资料。那人个子很高，肩膀壮实，金发中间夹着些许白发，他身穿白色短袍，和楼下美容院的差不多。听见教授进屋，他抬了一下头，眼神犹如冰山般灰暗冷漠。
“把保险箱打开，教授先生。”
这个人的声音很沉稳，但语调上扬，甚至有些轻佻的味道，而德国人的语调比较低沉。他不是“狼仔”。教授很有语言天赋，对地方口音也有所研究。这个穿短袍的男人是个瑞士人，听他那平稳而粗犷的口音，像是来自哪个山谷。
“你以为你是谁？”
那人一边把眼睛转向书桌上的资料，一边又说了一句：“把保险箱打开。”
“那里没有什么可找的。如果你想要钱——”
还没等斯特恩教授把话说完，那人迅速地从短袍下面掏出了一把消音手枪，对准教授开了一枪。教授对枪支也有所研究，那是把产自俄国的斯捷奇金手枪。教授倒在地上，子弹穿透了右膝盖。他用手撑着地面，鲜血从手指间涌出。
瑞士人冷冷地说：“我觉得你现在应该老实地告诉我密码。”
本杰明·斯特恩从没体验过这种钻心的疼痛。他喘着粗气，尽量保持呼吸节奏，脑袋里嗡嗡直响。密码？上帝呀，这个时候他几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了。
“我正等着呢，教授先生。”
教授硬逼着自己做了几下深呼吸，好有足够的氧气让大脑想出保险箱的密码。他下巴颤抖着，说出了数字。那人在保险箱前蹲下来，娴熟地摆弄着保险箱的罗盘锁。不一会儿，箱门打开了。
那人先朝箱子里看了看，又看了看教授。
“还有些备份的光盘吧，放哪儿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人举起枪：“照你目前的伤势来看，以后拄个手杖就行了，可如果我再给你左膝盖来上一枪，你的余生就得拄着双拐度过了。”
教授正在逐渐失去知觉，下巴仍然颤抖着。潜意识中，他告诉自己，别抖，该死的！别让他看出你的恐惧，别给他幸灾乐祸的机会。
“在冰箱里。”
“冰箱里？”
这时，一阵剧痛再次袭来，教授断断续续地说：“以防……失火的时候……”
那人扬了一下眉，估计在想真是个精明的家伙。他把手伸进一个长约三英尺的黑色尼龙粗呢袋子，拿出一个喷漆罐。他打开盖子，熟练地在教授书房的墙上涂画出一些符号——暴力，仇恨。说来很荒唐，这种时候，教授发现自己居然在想，如果拉辛格夫人看到这些，她会说什么呢？神志不清的教授一定是嘟囔出了什么话，而且声音还不小，因为正在墙上涂画符号的那人停了下来，回过头用茫然的眼神看了看他。
涂鸦完了，那人把涂漆罐收回袋子里，来到教授跟前。疼痛感从粉碎的膝盖骨处蔓延开来，教授浑身灼痛难耐。他感到黑暗正在逼近，那个闯入者仿佛正站在隧道的尽头等着他。教授看着那人，本想从那死灰般的眼神中找出些怜悯，可那人的眼睛里除了冷漠，什么都没有。教授明白了，这个人并不是种族歧视的奉行者，而是个职业杀手。
那人弯下腰来，对教授说：“你想最后做一次忏悔吗，斯特恩教授？”
剧痛中的教授面容扭曲着，说道：“你在……说什么？”
“很简单，你愿意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而忏悔吗？”
本杰明·斯特恩用激动的语气说道：“你才是凶手。”
杀手笑了，再次举起了手中的枪，朝教授的胸口开了两枪。教授觉得自己的身体猛然颤了一下，但没有疼痛感。接下来的几秒钟内，教授的神志还算清醒，看到那人在他身边跪下，把冰冷的拇指放在他潮湿的额头上，嘴里念念有词。好像是拉丁语？对，没错。
“我以圣父、圣子以及圣灵之名，宽恕你的罪过。阿门。”
教授看着杀手的眼睛：“可我是犹太人。”
杀手说：“没关系。”
那人把斯捷奇金手枪顶在本杰明·斯特恩头部，开了最后一枪。
[1]“本雅明”是“本杰明”的德语发音。
[2]里加（Riga）：拉脱维亚共和国首都。
[3]万湖会议（Wannsee Conference）：于1942年1月20日举行，是一个纳粹德国官员讨论“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的会议。

第一部 慕尼黑的一间公寓 2
梵蒂冈城
南行四百公里是罗马的中心，有一座花园坐落在山坡上，一位身穿乳白色教士长袍的老人正在凉爽的墙荫下踱步。老人七十二岁了，行动虽然不再敏捷，但他每天早上还是会来这儿，花上至少一个小时，沿着松香弥漫的小路散步。在他之前的几任教皇为了能在这里静静地思考，不被打扰，早已对这座花园做过了清理工作。身穿教士长袍的老人喜欢观察人——真实的人，不仅仅是每天都来这儿亲吻他的渔人权戒[1]、善于阿谀奉承的元老院红衣主教和外国权贵。离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一名瑞士近卫队[2]的侍卫一直跟着他。与其说是侍卫，倒不如说是一名陪伴，老教皇喜欢偶尔停下来和几个梵蒂冈园丁简单聊上几句。他天生好奇心强，觉得自己有当植物学家的潜质。有时他还会借来一把剪刀，帮园丁修理玫瑰。曾有一名瑞士侍卫发现他单手撑地蹲跪在花园里，赶紧叫来了救护车，然后急忙跑到他跟前。结果这位罗马天主教教皇只是在看花园里的草，觉得是时候该除除了。
一些教皇的贴身人员最近感觉到他好像遇到了什么麻烦。往日里，他那风趣随和的性格就像一缕春风一样抚慰着周围的人。可自从教皇的最终选举结果出来以后，他的风趣与随和就消失了大半。拥有钢铁般坚强意志力的特蕾莎修女负责教皇的日常事务，她发现最近教皇的胃口大减。下午的时候，她把甜点和咖啡一并给教皇送去，可后来发现他根本就没碰过那甜点。她经常去罗马教皇宫殿三层的教皇书房，最近老是看见教皇脸朝下跪在地上，闭着眼睛虔诚地做祷告，看样子像是经受着极大的痛苦。除了特蕾莎修女之外，瑞士近卫队队长卡尔·布伦纳也发现，最近教皇总是站在梵蒂冈的城墙上，望着台伯河，想事想得出神。布伦纳做教皇侍卫很多年了，见过教廷施加给教皇的压力。这是教皇工作的一部分，他劝慰特蕾莎修女，每一任教皇都得肩负这样的重任。“总是让最神圣的人饱受这种折磨，真是不像话。我想上帝一定会赐予他力量挺过这次困难的。原来的那个彼得罗很快会回来。”
特蕾莎修女就没这么乐观了。彼得罗·卢凯西并不愿当教皇。整个梵蒂冈城里，了解他这心思的人为数不多，特蕾莎修女就是其中—个。约翰·保罗二世去世后，卢凯西来参加葬礼。那时，虽然他很有当教皇的资历，但在教皇选举会议看来，这个说话细声细气的威尼斯主教不过是个小角色，几乎没有当选的可能。平时，他对教皇这个位置也没有表现出丝毫兴趣，在罗马元老院工作的十五年是他职业生涯中最为痛苦的时期，他不想再回到台伯河边那个尔虞我诈的地方，即便是以教皇这种高贵的身份。当初他曾访问拉丁美洲，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主教对他以朋友之礼相待。后来卢凯西不声不响地回到威尼斯，就已有意推选这位主教当教皇。
但在教皇选举会议内部，事情并没有按想象中的进行。卢凯西和其他主教，同先辈一样列着庄严的队伍，唱着拉丁文圣歌《轻叩心扉之门》，走进西斯廷教堂，重复着多少世纪以来的仪式。他们齐聚在米开朗基罗所画的《最后的审判》之下，画面上，一群饱受折磨的灵魂正朝着天堂的方向升去，面临着上帝的审判。他们向圣灵祈祷，愿圣灵指引他们的手作出选择。他们每个人都要单独走上前，把手放在《福音书》上，发誓会遵循圣灵的指示，严守选举的保密规则。宣誓完毕后，教宗典礼长命令道：“其他人，出去。”教皇选举的秘密会议就正式开始了。
前任教皇并不想把所有事都简单地交给圣灵去指挥。他事先在枢机主教之间安插了很多和他相似的高级教士，这些教条主义的强硬派会誓死捍卫教条的教规，保障罗马教会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的候选人完全是个罗马教廷式的家伙——枢机卿马科·布林迪西红衣主教。
温和派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渴望出现一位能真正坚守职责的教皇，让圣彼得的圣位由一位虔诚的人来填补。这个人要有宽阔的胸襟，能够和其他地区的大主教共同执政，并能够牵制元老院，这个人还要能够跨越地理以及信仰的障碍，关注体恤那些遭受战争和贫穷的地区与人民。只有非欧洲国籍的人才比较合适，他们觉得，是时候让一位来自第三世界的人当选教皇了。
从第一轮的投票结果可以看出，两派有着明显的分歧。很快，双方都开始寻找一个折中的解决办法。当天的最后一轮投票中，一个新名字冒了出来——威尼斯主教彼得罗·卢凯西，五票。卢凯西正在西斯廷教堂的圣厅，听到自己的名字被叫到五次以后，他闭上了眼睛，脸色变得苍白。当选票被投入火中的时候，几个主教注意到卢凯西正在做祷告。
当晚，彼得罗·卢凯西委婉地拒绝了几个主教的宴请，回到了位于圣马大的住处，在房间里做祷告沉思。他知道秘密会议的进行机制，也知道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就像当年在客西马尼园的耶稣基督那样，他祈求上帝不要把这么艰巨的责任压到他肩上，应该另选他人。
当选教皇要获得三分之二的选票。第二天早上，卢凯西的人气大增，一路朝着这个指标稳升。午饭前，最后一次投票的结果出来了，离当选票数还差十票。他紧张得连饭都吃不下，回到自己的房间做祷告。可之后回到西斯廷教堂的时候，他知道，事情已成定局，教皇的位置非他莫属了。他静静地看着每个上来投票的红衣主教，他们把一张折叠的纸放到金色的圣杯里，嘴里说着相同的誓言：“我呼唤神圣的主，请他为我作证，我在他面前投票，票上的人就是我心中所选。”在统计票数之前，投票结果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审核。选举结果终于公布：卢凯西总共获得一百一十五张选票。教廷总务长走到卢凯西跟前。两千年来，几百名新任教皇都要回答同一个问题：“你愿意接受这次选举的结果，当选教皇吗？”彼得罗·卢凯西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教堂里的气氛变得尤为紧张。后来，他回答道：“我的肩膀并不足以扛起您托给我的重任，但有了上帝的帮助，我愿意一试。我接受。”
“你想要什么样的教皇称谓？”
卢凯西回答道：“保罗七世。”
红衣主教们站成排，依次上前和新任教皇拥抱，并向他表示忠诚和顺从。随从人员跟随他去了忏悔室，新教皇要在忏悔室里独自待上几分钟。而后由盖玛莱利家族的人前来为新教皇挑选合适的白色教士长袍。新教皇挑选了一件最小的，但长袍依然很大，像小男孩儿穿着爸爸的衬衫。他带着一队人来到圣彼得大教堂宏伟的凉廊，向罗马和整个世界致敬，他个子不高，头部大都被凉廊上的栏杆挡住。一名瑞士近卫队队员给他拿来了一张脚凳，下面广场上的群众在这一刻惊呆了，接着，一阵欢呼声响了起来。意大利电视台的实况转播员激动地向国人宣布，新任教皇“不可思议的彼得罗”诞生了。而马科·布林迪西红衣主教私下里称他是“傀儡教皇一世”。
支持教皇拥有至上权力的人士声称，秘密选举会议中产生了很大分歧，而彼得罗·卢凯西是双方折中后的选择。也就是说，这名新任教皇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行使教皇的权力，管理好教堂，不能有其他大动作。他们还说，教内核心人物的争夺战有待后续进行。
但是天主教保守派分子和虔诚的信徒并不看好卢凯西的当选。而在那些激进派人士看来，这位新任教皇和一个体型浑圆、名字叫作龙卡利的威尼斯人很像，让他们很不自在——那个威尼斯人曾让他们饱尝了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决议的苦果。选举结果刚公布几个小时，强硬派的网站和网络告解室上就充满了对未来的警告和恐怖预言。有人引用卢凯西的布道词和公众演讲词来证明这任教皇的非正统性。保守派人士看了这些东西后深感不快，觉得卢凯西会是个麻烦，要对他严加监督，他的一切言论只能照本宣科而不能随意发表看法。元老院的资深人士则要担起重任，确保这位新上任的临时教皇不会做出什么不轨的动作。
可卢凯西觉得，目前教堂正面临着很多问题，即便他心里再不愿意当这个教皇，也不能白白浪费掉这个位置。在天主教的中心——西欧地区，形势岌岌可危，以至于在最近举行的大教区主教集会上，主教们纷纷反映，欧洲人没有上帝也可以活得很好。去教堂接受洗礼的婴儿数量正在减少；到教堂结婚的新人也越来越少；神父这个职业的就业率正在锐减，很快，西欧地区内教区以下的行政区中，近半数地区将不再有全职神父这个职业。卢凯西只需审视一下自己管辖区内的情况，就知道教会目前的危机所在了：罗马有二百五十万天主教信徒，其中百分之七的信徒都觉得离婚、节育以及婚前性行为无可厚非；还有将近百分之十的信徒甚至不屑参加弥撒。就连被称为天主教“第一女儿”的法国，情况也糟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北美地区，大多数天主教教徒藐视罗马教皇的通谕，对其不屑一顾，平时只有三分之一的教徒会参加弥撒。百分之七十的天主教教徒居住在第三世界国家，他们之中很少有人见过神父。仅巴西一个国家，每年就有六百万教徒离开教会，成为福音派新教的教徒。
卢凯西想在情况变得更糟前把问题解决掉。他的理想就是让他心爱的教会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中，不想让天主教名存实亡。可是，自打他在会议上被选为新任教皇的那一刻，一个疑团一直萦绕在他心头，令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为什么圣灵会选他为教会的领导者？他有什么特殊的学识和资历，能够在这历史上重要的一刻担任教皇一职？卢凯西相信自己知道其中的答案，而且，他已经想好了计策，要彻底颠覆罗马天主教的根基。如果他的计划能顺利进行，那么教会将会迎来一次全新的改革。如果计划失败，那么教会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太阳悄悄地溜到厚厚的云层后面去了。现在正值三月，一缕寒风吹得花园里的松树摇曳不定。教皇披上斗篷，快步走过埃塞俄比亚大学，拐进一条狭窄的小路，径直向梵蒂冈城西南角那片暗褐色的城墙走去。他在梵蒂冈广播塔下停住脚步，沿着石阶爬到了护墙上。
此时此刻，整个罗马在云层之下忽阴忽晴。教皇的目光越过台伯河，停留在老犹太区中心那座高大的犹太教堂上。1555年，教皇保罗四世——卢凯西的教皇称谓就来自于他——下令让罗马城中的犹太人集中住在犹太区，并逼他们戴上黄色的大卫星标志，以便和基督教徒区分。修建犹太教堂的人有意把教堂建得很高，好从梵蒂冈就能看到它。高高的教堂传达出来的信息显而易见：我们也在这里，早在你们来这儿之前，我们就在此生活了。在彼得罗·卢凯西看来，那座犹太教堂另有含义。它诉说着一段遭遇背叛的过去，一个让人感到羞耻的秘密。那段历史仿佛一个声音，和他窃窃私语着，让他的内心无法得到安宁。
花园甬路上的一阵脚步声传到了教皇耳朵里，声音急促而有节奏，就像老木匠钉钉子一样。他转过身，看见一个人正朝着墙这边走来。那人又高又瘦，一头黑发，身着黑色教士服，上面用印度墨水印着竖线。来人正是路易吉·多纳蒂神父，教皇的私人秘书。多纳蒂已经在卢凯西身边二十年了。在威尼斯，他们称他“总督”，因为他行事手段强硬，为了达到目的，他往往会直切要害。如今，这个诨号也跟着他来到了梵蒂冈。多纳蒂并不介意这一点。意大利知名政治家马基雅弗利的政治信条是，作为一名君主，可畏要比可爱来得更重要。多纳蒂很认同这种观点。照多纳蒂看来，每一任教皇都需要一个狗娘养的手下：做事强硬，能用鞭子和镣铐将元老院制服，让那些人听从教皇的意愿。很明显，多纳蒂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角色。
多纳蒂走近护墙。教皇看见他的脸，知道肯定是出了什么事，便将视线转回到台伯河，静静地等着他走近身边。多纳蒂来到教皇跟前，一如往常地省去了客套话，贴近教皇耳边，小声说，清晨时候，有人发现斯特恩教授在慕尼黑的公寓中被杀害了。教皇听后，双眼紧闭，头低着，下巴贴到胸口上。过了一会儿，他紧紧地抓着多纳蒂神父的手，问：“他是怎么被害的？他们怎么能对他下手？”
多纳蒂神父一五一十道来。教皇身子一晃，靠着神父的胳膊站住：“万能的主啊，原谅我们的所作所为吧。”他和眼前这位深受他信任的秘书对视着，多纳蒂神父那沉稳、冷静。坚毅的目光给了教皇重新站稳的勇气。
“路易吉，恐怕我们严重低估了我们的敌人。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得多，而且阴险狡诈至极。为了保守住那个丑陋的秘密，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
多纳蒂冷冷地说道：“是的，阁下。事实上，我们现在必须做好准备，而且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很想除掉您这位教皇。”
除掉教皇？对于彼得罗·卢凯西来说，这简直不可想象。但他心里清楚，自己的心腹秘书完全有理由这样揣测。教会的境况就像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癌症病人，前任教皇在任期间，任由病情加重。如今，癌细胞已经开始转移，正在威胁着身体其他组织的健康发展。这个毒瘤需要马上摘除掉。如果病人想要活命，那就不得不采取些激进措施。
教皇把目光从多纳蒂身上移开，望向台伯河边犹太教堂的屋顶，说道：“恐怕，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能够挑起这个重担了。”
多纳蒂神父用手紧抓着教皇的前臂：“只要您能掌控大局，阁下，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多纳蒂留教皇一个人站在墙上，自己转身离开了。这位身穿黑色教士服的神父沿着走廊向宫殿走去，咔嗒咔嗒的脚步声传到教皇耳朵里，像在听棺材上敲钉子的声音一样。
[1]渔人权戒（Fisherman's ring）：教皇权戒的图案统一为圣彼得的打渔图，故称为“渔人权戒”。不同教皇以打渔图旁边的圣名铭文不同作为区别。
[2]瑞士近卫队（Swiss Guard）：为保护梵蒂冈教廷和教宗本人而组成的雇佣兵组织，成员都为瑞士男性公民。

第一部 慕尼黑的一间公寓 3
威尼斯
夜晚的大雨将圣扎卡利亚广场变成了一片汪洋，站在教堂台阶上的那名修画师像是一个被遗弃在孤岛上的人。广场中间，一位老神父的身影逐渐清晰起来。他提起身上的黑色教士长袍，露出一双过膝橡胶靴。他一边在口袋里翻找着钥匙，一边说道：“马里奥，看来今早这里可以称得上是加利利海了，要是神圣的主能赐予我们在水上行走的超能力，威尼斯的冬天也就不那么难熬了。”
一声闷响过后，沉重的木门打开了。教堂大厅仍是一片黑暗，神父打开灯，把手指浸到圣水里画了个十字，随后又向广场走去。
脚手架上面盖着一层护罩。修画师爬到工作台上，打开了一盏荧光灯。他的任务是修复画中的圣女头像。圣女用极具诱惑力的眼神凝视着他。这个冬天，他几乎花了全部的时间来修复她的脸。有时候，他甚至还会梦到她，梦中的她面部残缺，乞求他能够修好自己的脸。
为了驱寒，他打开便携式电暖气，又从暖瓶里倒了一杯黑咖啡。热咖啡让他振作精神，温暖被冻得发抖的手。他把各种颜色的干颜料放进一个器皿里，然后弄湿。搅匀。一切准备就绪，他压低帽檐，开始工作。
刚开始，教堂里只有他一个人，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团队中的其他人陆续赶来了。站在护罩后面的修画师仅凭声音就可以知道来人是谁。拖着沉重脚步声的是弗朗西斯科·提埃坡罗，圣扎卡利亚教堂项目的负责人；步伐轻快、发出嗒嗒声的是阿德里安娜·齐内蒂，声名卓著的圣坛清洁工，擅长勾引男人；还有笨头笨脑、喜欢散播谣言绯闻的安东尼奥·波利蒂。
每个人都觉得修画师十分神秘。他坚持用保护罩罩着自己的工作台和其他组塑。弗朗西斯科·提埃坡罗曾经让他把那护罩放低点，好让游人以及威尼斯有权有势的上层人物注意到他的劳动成果，他还劝修画师说：“我说马里奥，威尼斯想要知道的，是你现在把贝利尼的画修复得怎么样了。它要的可不是惊喜。”修画师妥协了，一月份的时候，他把护罩掀开了两天，在游人和其他队友的注视下工作。可没有多久，等教区教士莫利蒂大人到教堂突击检查时，弗朗西斯科就意识到自己错了。那天，莫利蒂抬头看了一眼贝利尼的画，结果发现少女的半边脸不见了，他立刻跪在地上，开始大声祈祷。这之后，护罩就又被罩了回去，弗朗西斯科·提埃坡罗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提掀护罩的事了。
但其他人仍然常常纳闷，为什么一个人会这样将自己封闭起来？为什么他总是和别人隔绝开来？为什么他老是拒绝他人的聚餐邀请，还从不去哈利酒吧参加聚会？就连圣扎卡利亚兄弟项目的朋友们在阿克德米那饭店举行的鸡尾酒招待会，他也从不光顾。贝利尼的画是整个威尼斯最最重要的修复项目之一，可他对这项工程的赞助方却不屑一顾，大家都觉得，他这样做很不妥。
甚至连阿德里安娜·齐内蒂也猜不透，躲在护罩后面的修画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一时间爆出了修画师是个同性恋的谣言，这种事在思想开放的扎卡利亚团队中算不上是什么罪过，而且谣言使得修画师在一些男孩儿中小有了些名气。可有一天晚上，有人看见他和一个长相十分迷人的女人见面，谣言就此终止了。那女人长着宽颧骨，苍白的皮肤，还有一双猫一样的绿眼睛，水滴般尖尖的下巴。阿德里安娜·齐内蒂注意到那个女人的左手上有一处很明显的疤痕。修画师和那女人一同消失在威尼斯的黑夜中。阿德里安娜·齐内蒂有些不悦，她猜想：他又找到要修的东西了。看来他喜欢有缺陷的女人。
据修画师自己说，他叫马里奥·德尔韦基奥。虽然他的意大利语说得很流利，但发音总是让人觉得有那么一点儿不对劲。他解释说他在国外长大，以前只在意大利待过很短的一段时间。有人听说他曾在传奇人物翁贝托·孔蒂门下做学徒，还有一些人听说，孔蒂夸奖他最心灵手巧。
安东尼奥·波利蒂心生妒意，在扎卡利亚团队中散播了另一番谣言。安东尼奥发现修画师的修整步调很慢。马里奥·德尔韦基奥在修复少女脸颊的过程中，仅润色用的时间就够安东尼奥修复好一堆作品了。只不过安东尼奥修复的都是些小物件或是些无足轻重的东西，这一点让他很窝火。他跑到提埃坡罗那儿愤愤不平地说：“画这幅画的人只花了一下午的时间上色，可那个修画师光修复它就花了一冬天的时间了，还老是跑到美术学院死盯着贝利尼的画看。告诉他快点吧，要不然我们就得在这儿待上十年了！”
有一个关于维也纳的离奇故事，是安东尼奥发现的。二月的一个雪夜，圣扎卡利亚工程小组的人举行了一次小组聚会，地点碰巧是圣女餐厅，他就在聚会上和大家分享了这个故事。十多年前，修复队接受了维也纳圣史蒂芬大教堂的一个清理修建项目。巧的是，队里也有一个名叫马里奥的修画师。
一杯利帕索葡萄酒下肚，阿德里安娜问道：“是我们队里的这个马里奥吗？”
“当然是他了。一副势利的架子，一样的慢性子。”
据安东尼奥说，一天晚上，故事中的修画师神秘地消失不见了。也就是在同一天晚上，犹太人老街区发生了一场汽车爆炸事故。
阿德里安娜手拿着红酒，透过酒杯看着安东尼奥，再一次问：“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安东尼奥？”
为了烘托气氛，安东尼奥停顿了一下，用叉子叉起一片烤好的玉米饼，像个领导者一样把玉米饼举在空中，说道：“这不是很明显吗？那人是个恐怖分子。我敢说，他就是‘红色旅’[1]的人。”
“或许他就是奥萨马·本·拉登。”
扎卡利亚团队里的人都大笑起来，差点没被饭店的人员赶出去。虽然安东尼奥·波利蒂自认为自己在大家面前仍然留有威信，但事实上，其他人再也不相信他说的话了。他私底下很希望那个不声不响、一直待在护罩后面的修画师真能像维也纳故事中的那个人一样，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一来，安东尼奥就可以插手修复贝利尼作品的这个项目，名声自然也就建立起来了。
那天早上，修画师全情投入自己的工作，丝毫没有留意到时间飞逝。他看了一眼手表，已经是十一点半。他在平台上坐下来，添了点咖啡，抬头望着整幅画。这部作品是贝利尼在名声最显赫的时候创作的，历史学家们通常认为，这是十六世纪首幅伟大的圣坛装饰画。修画师对它总是百看不厌。贝利尼巧妙地运用了光线和空间，他的作品中有一股强大的同步效应，能够吸引观者的目光，随着作品的线条上下里外变换，充分展现出圣母玛利亚、圣子以及周围圣人的庄严肃穆。一上午的工作漫长而无聊，但修画师从中感受到了祥和与平静。
他把护罩拉到一边。雨后，太阳终于出来了，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窗，泻进教堂的大厅。他喝完最后一口咖啡，看到教堂门口有个小男孩。男孩大约十岁左右，一头长卷发，鞋子被广场的雨水浸湿了。修画师出神地看着那个孩子。虽然事情过去十多年了，可每每看到小男孩，他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的儿子。
小男孩先朝安东尼奥走了过去，可后者头也不抬地挥手让他走开。阿德里安娜在高高的圣坛上更加热情地召唤小男孩，他又顺着大厅中央长长的过道向圣坛走去。阿德里安娜对他笑了笑，摸了一下他的脸，然后朝着修画师的脚手架方向指了指，示意他过去。男孩儿在平台下面停住了，一声不吭地递给了修画师一张纸条。修画师将纸条打开，上面潦草地写着几个字，就好像一个饥渴难耐的情妇在向他发出恳求一样。纸条上没有署名，从笔迹来看，和贝利尼作品的线条一样平稳。
六点，新犹太广场见。
修画师把纸条揉成团，放进了口袋里。当他再去看那个小男孩的时候，人已经不见了。
五点半的时候，弗朗西斯科·提埃坡罗来到了教堂，在大厅里慢慢地踱着步。他蓄着一脸乱蓬蓬的胡子，穿着白色衬衫，系着丝绸围巾，这位身材魁梧的意大利人看起来像是刚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坊里出来似的。其实，这是他为自己精心设计的形象。
他喊道：“好了，大家今天就先干到这儿吧。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五分钟之后关门。”声音在后殿和柱子之间回荡。然后，他走到修画师的工作台旁，用熊掌一样的手抓着平台，使劲地摇晃了一下，弄得平台上的灯和刷子哐啷哐啷响。他对修画师说：“马里奥，你也该下班了。和你的这位女士道个晚安吧，离开她几个小时不会出什么问题，她连五百年都熬过来了。”
修画师听了，有条不紊地把刷子和颜料板收了起来，又把颜料和溶解剂打包放到了一个涂漆的方形木箱里。他随手把灯关上，然后从脚手架上跳了下来。同往常一样，他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径直离开了教堂。
修画师用胳膊夹着箱子，从圣扎卡利亚广场穿过。别看他个子不高，体型瘦削，可走起路来步伐轻快，好像有什么东西催着他赶紧穿过这片广场。他的头发剪得很短，黑色发际之间偶尔会有几处白发。他的面部轮廓可以说是棱角分明，嘴唇饱满，下巴中间有一道深深的凹陷，整体给人感觉像是用木头雕刻出来的。除此之外，他还长着一双极为迷人的杏仁状翠绿色眼睛，这是他脸上最让人印象深刻的部分。虽然他的工作很辛苦，而且刚刚过完五十一岁生日，可他的视力仍旧很棒。
穿过一道拱门，他来到了里瓦西拉诺尼码头，这里视野宽阔，可以俯瞰圣马可运河。虽然正值三月，寒气逼人，可来这儿的游客还是很多。修画师能听懂六种不同国家的语言，而且会说其中大部分。一句希伯来语传到他耳中，然后像风中的音乐一样很快消失了。这句希伯来语说的是他的真实姓名，刺痛了他那敏锐的神经。
一艘标有号码“82”的汽艇停靠在站点处。他登上汽艇，沿着栏杆找了一处位置停下，从那里可以看清每一个来来往往的乘客。修画师从口袋里拿出那张纸条，最后看了一遍，就从汽艇的一边把它丢到了水里，纸条顺着有如蚕丝般轻柔的河水向远处漂去。
十五世纪的时候，在卡纳雷吉欧区内有一片闲置的沼泽空地，原本是用来建新铸铜厂的，威尼斯本地人管它叫“隔都”[2]。可是，工厂并没有建起来。一个世纪以后，威尼斯的统治者们想找一块合适的地方，把城中数量日渐增长的犹太人圈起来，于是，这块后来被叫作新犹太人区的僻壤就成了限制犹太人活动的理想场所。这里地域广阔，不设教区以下的地方行政区教堂。周围的运河形成了一处天然的封锁道，把这片土地和周围的一切隔绝开来，上面有一座独桥，有基督教的人在那里把守。1516年，基督教的人被调走，威尼斯的犹太人被逼着顶替他们的位置。只有等到太阳升起，钟楼内的钟声响起后，犹太人才可以出去，而且还必须穿上黄色的短袍，戴上黄色的帽子。夜色降临，他们就得赶回去，然后大门就锁上了，只有犹太人医生才可以离开。那里最多的时候有五千名犹太人，现在只剩下二十人。
穿过一座金属步行桥，一圈高大雄伟的公寓楼出现在修画师面前。他沿着门廊在公寓中穿梭，来到新犹太广场。环视四周，这里开着一家犹太餐馆，一家犹太人开的面包店，还有一家书店，一家博物馆。其实，这里还有两座老式的犹太教堂，常人是看不出来的。破绽就在于，两处教堂的二楼都有五扇窗，代表摩西五书。
长长的树荫和水坑之间有块空地，五六个小男孩儿在那儿踢足球。足球朝着修画师滚来，他用右脚脚背把球踢回给孩子们。其中的—个小男孩正好用前胸把球接住，正是那天早上来圣扎卡利亚教堂的那个小家伙。
那孩子朝着广场中心井泉的方向点了点头。修画师转过身，看到靠在那儿抽着烟的人有一张熟悉的面孔。那人长着子弹头似的脑袋，穿着灰色山羊绒外套，脖子上紧绕着灰色围巾。脸上的皮肤呈深古铜色，布满了皱纹，就像一块裸露在沙漠中，经受了百万年风吹日晒的石头。他体型小而圆，举动间还不经意地流露出几分时髦。看他现在的样子，像是等人等得不耐烦了。
修画师朝他走了过去。只见那位老人抬起头，嘴角一弯，表情游离在笑与不笑之间。他上前抓住修画师的胳膊，使足劲儿握了握他的手。之后，又温柔地亲了一下他的脸颊。
“你来这儿是因为本杰明，对吧？”修画师开口道。
老人将他那长满皱纹的眼睑合上，然后点了点头。接着，老人伸出粗短的手指抓住修画师的胳膊肘，说道：“跟我走。”修画师想挣脱，可没有成功。家人去世了，阿里·沙姆龙可不能干坐着度过七天哀悼期。
加百列上次见他是在一年前，而今他又衰老了许多。夜色逐渐变浓，他们在广场上转悠。加百列很想搀住他的胳膊。老人的脸瘦得只剩下骨头了，有如钢铁般坚毅的蓝色眼睛里噙着泪水。曾经这双眼睛是如此具有震慑力，不管是敌人还是盟友都惧怕他的眼神，如今却充满了迷茫。老人用颤抖的右手抽出一支烟塞进嘴里。
想当初，这双手使他成为了一代传奇人物。那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沙姆龙刚刚上任不久，上司就发现，他虽然看上去是个普通人，可是握力大得惊人。后来，他在当街劫持和暗杀方面接受了特殊训练，不久球被派往前线执行任务。从欧洲的鹅卵石大街到开罗和大马士革脏兮兮的小道，他娴熟地运用绞杀特技，成功地完成了很多任务。他杀过阿拉伯的间谍和将军，杀过帮助纳赛尔[3]制造火箭的纳粹科学家。1960年4月，在一个温暖的夜晚，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的一个小镇上，阿里·沙姆龙从车的后座上跳下来，迅速蹿到正在等公交车回家的阿道夫·艾希曼面前，扼住了他的喉咙。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只有加百列一个人知道。还是那天晚上，在阿根廷，由于疏忽大意，沙姆龙因为鞋带松开而被绊倒，差点让阿道夫·艾希曼溜了。这种近乎灾难性的疏忽会让他在扫罗王大街管理层的地位大打折扣。领导他的几任总理永远也猜不透站在门外的沙姆龙会带来什么样的消息，也许是让人震惊的喜讯，也有可能是让人气愤的噩耗。他的冒险精神有时候会激发他潜在的能力，但有时候也会成为他在仕途发展中的致命弱点。这个老人总是坐一阵冷板凳，然后再被召唤回来，加百列已不记得发生过多少次这样的轮回了。
虽然不可能永远坐冷板凳，但沙姆龙的荣升目标到底还是没有实现。他仍旧担任特别行政顾问这个不明不白的职位，给他平时的工作添了很多麻烦。他有一套犹如城堡般的别墅，从那儿可以俯瞰加利利海。在那儿，他仍然很有势力。间谍和将军级别的人物经常到那儿拜访他；只要是关乎国家安全的事情，任何一项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首先要通过他这一关。
他的健康问题一直是个小心保守的秘密。加百列曾经听说他患有前列腺癌和慢性心脏病，肾脏也老是出问题。很明显，他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沙姆龙不怕死，只有不去理会这些事情，才能让他爆发出潜力。此时此刻，加百列和沙姆龙绕着犹太区慢慢散步，而死亡正围绕着他们。先是本杰明的死，之后可能就是沙姆龙。死亡的逼近让沙姆龙感到不安。现在的他就像一个着急结账的人。这个老战士，迫不及待地想要打完这最后一仗。
加百列问道：“你去参加葬礼了吗？”
沙姆龙摇了摇头，说道：“如果被人发现他是为我们工作的，那么他的学术成果就会变得一文不值，他怕的就是这个。我到场会在以色列国内外引来很多非议，所以我才没有去。我得承认，其实我并不想参加，因为看着那孩子下葬我很难受。”
“那边还有其他人吗？他在以色列可没有其他家人了。”
“我听说他在那儿有几个公众界的老朋友，还有几个希伯来大学的同事。”
“是谁告诉你来这儿的？”
“这有什么关系吗？”
“对我来说有关系。谁让你来这儿的？”
沙姆龙用怪怪的语气说：“我就像个假释犯一样，只要没有上级的裁决，就哪里也不能去。”
“那么这场裁决是谁说了算？”
“其中一个人是勒夫。当然，如果所有事情都是他做主，恐怕我就得被锁在铁牢里，吃点面包喝点水了。不过幸运的是，另一个说了算的人是总理。”
“他是你同一战壕里的老战友。”
“我们只是对矛盾的本质和敌人的真实意图有着共同的认识。我们有共同语言，彼此觉得在一起合作很愉快。虽然勒夫想全力置我于死地，但在整个游戏中，有总理罩着我。”
“这不是场游戏，阿里。这永远不只是场游戏。”
“加百列，你没有必要提醒我这些。你整天泡在欧洲的游乐场地，而那些自杀炸弹客却要在本耶胡达大街和雅法路把自己炸得粉碎。”
“我是在这儿工作。”
“原谅我，加百列。我不是有意中伤你。对了，你在这儿做什么工作？”
“你真的关心这些吗？”
“我当然关心。否则我就不会问了。”
“我在圣扎卡利亚教堂做贝利尼圣坛装饰画的修复工作。在威尼斯，这是一项最为重要的作品。”
沙姆龙的脸上突然露出了一丝坦诚的微笑，说道：“如果这位艺术巨匠知道自己的作品正在由一个来自耶斯列山谷、手艺出色的犹太男孩儿做修复整理，脸上会有什么表情呢？我真想看看。”
由于没有人在身边照顾，这位老人着了凉。他走着走着就停了下来，一边剧烈地咳嗽，一边用手帕接着咳出来的东西。之后，他深呼了一口气，平定了一下。这时，一旁的加百列清晰地听到了老人胸腔内的吱吱声。这里很冷，老人需要马上离开这儿，可生性倔强的他怎么也不肯承认自己身体上的脆弱。加百列想给他个台阶下。
“我们还是找个地方坐一坐吧，你觉得怎么样？从今早八点开始我就一直在脚手架上站着。”
沙姆龙挤出了一丝怪笑。他知道加百列的用意。小广场边上有一家面包店，老人带着他朝那里走去。店内空荡荡的，只有一个高个子女孩站在吧台后面。还没等他们点单，女孩就端来了两杯意大利浓咖啡、几瓶矿泉水、一盘带有肉桂粉和坚果的点心。当她在桌旁俯下身来往桌子上摆东西的时候，一缕黑色秀发从一侧肩上滑下来，她长长的手指上沾着香草的味道。上完东西后，她在身上披了件褐色围巾，朝广场走去了，留下加百列和沙姆龙两人在店里。
加百列说道：“我洗耳恭听，你说吧。”
“有长进嘛，以往我们的开场白，总是你先对我吼几句，责怪我毁了你的生活。”
“我想，聊不到多长时间，我们很快就会到那种程度。”
“你应该和我女儿交换一下意见。”
“我们交流过。她怎么样？”
“还住在新西兰呢。不管你信不信，她住在一家养鸡场里，还是一直不接我电话。”老人花了很长时间点着了另一支烟，然后说道，“她恨透我了，埋怨我总也不去看她。她真不知道我有多忙。我要做的工作是保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安全。”
“事情总会过去的。”
沙姆龙咬了一口点心，慢慢地嚼着，说道：“是啊，你不这么说，我还没有这么觉得。对了，安娜怎么样了？”
“她应该还好吧。我已经快两个月没有和她联系过了。”
沙姆龙把下巴低下来，透过眼镜不以为然地看了看加百列，说：“别告诉我你伤了人家的心。”
加百列搅着咖啡里的糖块，故意错开了沙姆龙的视线。安娜·罗尔夫，世界知名小提琴演奏家，父亲奥古斯都·罗尔夫是瑞士银行家富豪。一年前，加百列帮助她跟踪调查杀害她父亲的凶手。他们发现她父亲在战时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去，并且私藏了大量印象派以及现代画作。他教她勇敢应对面前的逆境，与此同时，他也爱上了这位性格刚烈的艺术家。她在葡萄牙的辛特拉海岸有一处僻静的别墅。所有的事情处理完之后，他在那儿待了六个月。后来，加百列向她坦白了一件事，这件事让他们之间的感情破碎了。加百列告诉她，每次和她上街散步的时候，都能看到他妻子莉亚的身影，有时候在晚上，他和她亲热的时候，也会看见莉亚站在床前静静地看着他们。后来，弗朗西斯科·提埃坡罗找他修复圣扎卡利亚教堂圣坛装饰画的时候，加百列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安娜·罗尔夫也没有阻拦他。
“我很喜欢她，可是这样没有用。”
“她来威尼斯看过你吗？”
“她在弗拉里参加过一次义演，和我在一起待了两天，可我觉得事情变得更糟了。”
沙姆龙慢慢地把烟掐灭，说道：“我觉得这里面也有我的责任。在你还没有准备好之前，我太过于心急地想让你进入状态了。”
这种时候，沙姆龙总会这样做，比如说，他会问加百列是否去探望过莉亚。加百列也会告诉他，在来威尼斯之前，自己去过英格兰南部的那家精神病院了，那里很幽静，他在那儿陪她待了一下午，推着轮椅带她到四周逛了逛，在光秃秃的枫树下吃了顿野餐。说话的时候，加百列的心思却一直在别处，他想的是维也纳犹太人广场附近的那条街：儿子死于一场汽车爆炸事故：身处火海的妻子莉亚被烧成了残疾，记忆也完全消失了。
加百列停顿了一下，然后说道：“十二年了，她一直没有想起我是谁。坦白和你说，有时候我也好像不认识她了。不过，你今天来不是为了和我讨论我的私生活吧？”
沙姆龙回答说：“对，我来是有别的事，但和你的私生活有关。如果你还和安娜·罗尔夫有牵连，我就不会让你回来替我干活儿了，至少，在良心上我过意不去。”
“你什么时候因为良心不安而放弃过自己想要的东西了？”
只见沙姆龙的脸上闪过一丝冷笑，说道：“看来我了解并喜爱的那个加百列又回来了。关于本杰明遇害案，你了解多少？”
“我知道的也就是《先驱论坛报》上的那些信息而已。慕尼黑警方说他是被新纳粹分子所杀。”
沙姆龙轻蔑地哼了一声。很明显，即便慕尼黑警方拿到的是现场的第一手资料，他也并不认同警方的观点。他说：“这倒是有可能。他写过一些关于大屠杀的东西，这让德国的很多社会组织感到很不舒服，而且以色列人的身份更让他成为了众矢之的。不过，我一直不相信那些小混混会杀他。不管什么时候，犹太人死在德国的领土上总会让我感到不自在，这你是知道的。除了慕尼黑警方给出的官方解释，我还想知道更多信息。”
“你为什么不派一名官方负责人到慕尼黑去作调查呢？”
“因为一旦我们的人开始了调查，就会引起别人的怀疑。除此之外，你也知道，我比较喜欢从侧面打探消息。”
“你有什么计划？”
“两天之内，负责这个案子的慕尼黑侦探会和本杰明同母异父的兄弟埃胡德·兰多见一面。他先要对兰多提几个简单的问题，然后再让兰多对本杰明的遗物做一下记录，之后兰多会乘船返回以色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本杰明没有什么同母异父的兄弟。”
沙姆龙拿出一张以色列的护照放在桌上，然后用手掌推给了加百列：“他现在有了。”加百列打开护照，上面那个人正是自己。他看了看护照上的姓名，上面写着：埃胡德·兰多。
沙姆龙说：“你是我见过的人中最有洞察力的一个。去本杰明的公寓看看，是否有什么异常情况。如果有机会，把他和机构有联系的相关线索全部除掉。”
加百列合上护照，但并没有拿起它。
“我现在手里正要完成一项很棘手的修复工作，不能半途放下赶去慕尼黑。”
“这顶多用一两天的时间。”
“你上次也是这么和我说的。”
沙姆龙一向把火气憋在肚子里，不过这次他终于发作了。他一拳砸在桌上，用希伯来语朝加百列喊道：“你是想修复那该死的画，还是想查出杀害你朋友的凶手？”
“事情对你来说总是那么简单，是吗？”
“我也希望是这样。你是想帮我，还是想逼着我到勒夫那儿找几个蠢东西去执行这种高难度的任务？”
加百列假装沉思了一下，其实他早就做好决定了。他动作迅速地从桌上把护照铲到手中，然后塞进了外套的口袋里。加百列有着一双魔术师般的手，还有像魔术师一样迷惑人的能力。护照刚才还在那儿，一眨眼就不见了。沙姆龙从外套口袋里拿出了一个中等大小的马尼拉信封。加百列打开信封，里面有一张机票，还有一个价格不菲的瑞士造黑色皮质钱夹。他打开钱夹，里面有一张以色列司机的驾照、一张信用卡、一张特拉维夫健身俱乐部的会员卡、一张附近音像店的会员卡，还有大量欧元和以色列新谢克尔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