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1914—1991
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内容简介
《见识丛书极端的年代：19141991》是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的第四部。 极端的年代，即霍布斯鲍姆所定义的短20世纪，仿佛一张三联画，或者说，像一个历史的三明治。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起，到二次大战结束，是大灾难的时期。紧接着，是一段经济成长异常繁荣，社会进行重大变迁的25至30年期；这短短数十年光明对人类社会造成的改变，恐怕远胜任何长度相当的历史时期。如今回溯起来，它确可以视为某种黄金年代。而20世纪的最后一部分，则是一个解体分散、彷徨不定、危机重重的年代其实对世界的极大部分来说，如非洲、前苏联，以及欧洲前社会主义地区，根本就是又一灾难时期。 站在90年代的制高点，反思过去种种及未来茫茫之余，弥漫的气氛乃是一种世纪末的悲观心情。历史学家也许动辄喜欢以历史终结的口吻提醒空谈之人，未来却会依然继续进行。关于历史，只有一项通则可以绝对成立，那就是只要有人类，历史就会继续下去。

序言与谢语
任何一位当代人欲写作20世纪历史，都与他或她处理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不同。不为别的，单单就因为我们身在其中，自然不可能像研究过去的时期一般，可以（而且必须）由外向内观察，经由该时期的二手（甚至三手）资料，或依后代的史家撰述为凭。作为本书作者，本人一生的经历，恰与本书讨论的大部分时期重叠。其中多数时候，从青少年岁月开始，一直迄今，我对公共事务均极敏感。也就是说，我以一个当代人的身份，而非以学者角色，聚积了个人对世事的观感与见解。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一辈子作为学史之人的学术生涯中的多数时间，我始终避免将亲身所处的从1914年以来的时期当作研究题目。不过我倒不回避以其他身份，对这个时代发表见解。“本人的研究专期”——借用史学界的术语来说——乃是19世纪。但在此刻，我却觉得已经可以从某种历史角度，对1914年以来到苏联解体的“短20世纪”（Short Twentieth Century），进行一番观察。有关这段时期的学术文献及档案史料，已经在人数庞大的20世纪历史学者努力之下堆积如山。但是我对这个时期的认识，除了极少处偶尔引用之外，却不是根据这些纸上来源。
关于20世纪的史料如此浩瀚，绝非一己之力可窥其全貌，甚至仅限一种语言也不可能。我们对这段史实熟悉的程度，绝对不可能如同——比如说——研究古典文物制度或古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的史学家们，对那漫长年月里写下的片纸只字，以及一切有关那漫长年月的著作论述所认识得那般深厚。然而即使有此作为借口，本人对这个时代的认识，若以当代史学界的博学功力判断，可能会显得不够全面深刻。我所能做的最大努力，只有向那些特别尖锐、最有争议的题目之中深入挖掘——比如冷战史实或30年代历史——达到满足我自己的要求为止；也就是说本书所陈列的观点，都能在专家研究的明察秋毫之下站得住脚。当然，我的企图不可能完全成功。书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一定暴露了我的无知，以及某些具有争议的论点。
因此，本书的立足基点，看起来自然有几分奇特不平衡。它的资料来源，除了多年来广泛芜杂的多方阅读之外，并有本人在“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执教时，在研究生课堂上讲授20世纪史所必须涉猎的各种著作。除此，我也以一个亲身经历“短20世纪”者的身份，累积了许多个人对当代的知识、回忆及意见，亦即扮演社会人种学家所谓的“参与性观察者”的角色，或者索性归之于一名周游过许多国家并且随时张大眼睛四下观看的旅行者身份，也就是我的祖先称之为“好管闲事之人”吧。这一类经验的历史价值，其可贵并不在我身历其境、亲临重大的历史现场；也不在于我知晓，甚或亲眼见过创造历史的大人物或政治家。事实上，根据本人偶尔在这一国或那一国（主要以拉丁美洲为主）扮演新闻工作者四下打听的经验发现，与总统或决策人士进行交谈，往往没什么收获。原因很简单，这些人物大多是为了公开记录发言。真正能带来启示光亮者，是那些可以或愿意自在谈话，并最好对国家大事没有负担责任之人。不过，能够亲自认识人、地、物，虽然难免有主观误导之嫌，却也使人获益匪浅。也许单单是30年的光阴过去，亲眼看见同一个城市今昔之比——不论是西班牙的瓦伦西亚（Valencia）或西西里的巴勒莫（Palermo）——就足以使人惊觉20世纪第三个25年之中，社会变迁之迅速与巨大。又或许是几句多年前的对话，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却深藏在记忆之中，以备将来不时之需。如果作为一名史家，能够将这个世纪整理出一点意义，多半归因于本人时时观察聆听的结果。希望以此所得的一点心得，可以经由本书传送给读者一点信息。
本书写作的来源，当然也少不了我的诸位同事、学生，以及其他在本书写作之际，被我强行打扰的任何一位。在某些方面，欠下的人情自然很多。有关科学的篇章，承蒙我的朋友艾伦·梦凯（Alan Mackay FRS）及约翰·马多克斯（John Maddox）的校正，艾伦不但是一位结晶学的权威，而且更如百科全书般博闻强识。经济发展方面的部分文字，由我在“新学院”的同人，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兰斯·泰勒（Lance Taylor）亲自校读。更多的地方，则有赖大量阅读论文、聆听讨论，并在“联合国大学世界开发经济研究协会”（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 Research of the UN University，UNU/WIDER）举办的多项总体经济问题研讨会上，仔细侧耳倾听获得的心得。这个位于赫尔辛基（Helsinki）的研究机构，在贾亚瓦德纳博士（Dr.Lal Jayawardena）的领导之下，已成为国际一大主要学术重镇。整体而言，本人以麦克唐纳·道格拉斯（McDonnell Douglas）访问学者的身份，在这家令人仰慕的学术机构停留的那几年夏天中，所获裨益实在匪浅。这个协会以其接近苏联的地理之便，兼以其对苏联最后几年事务的学术关心，让我得到直接感受的良机。对于我所请教的人士的建议，在此并未一一采纳；如在我笔下呈现谬误，也是作者本人之过。从同人之间的研讨会上，我也受惠良多，学术中人在这类场合会面，主要是为了彼此挖掘知识。但是本人正式或非正式请教过的同人如此之多，不可能一一在此致谢。我甚至从有幸执教的新学院各国弟子之中，也随带获得了许多真实资料，在此也无法分别列出。不过其中我要特别感谢厄古特（Ferdan Ergut）及朱尔卡（Alex Julca）呈交的学期报告，它们大大扩展了我对土耳其革命及第三世界移民与社会流动的视野。我也要感谢学生吉塞克（Margarita Giesecke）所作《论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党（APRA）及1932年秘鲁真理城（Trujillo）叛乱》的博士论文。
随着时间愈接近现在，20世纪史家的工作愈得求助于两项资料来源：一是报刊，一是统计调查报告。前者包括每天的日报或定期刊物，后者包括由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搜集举办的各项经济及多方调查统计。伦敦的《卫报》（Guardian）、《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以及《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自然是我要感谢的三家大报。至于联合国及其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出版的各种刊物，也为我提供了无数宝贵资料，谨在书目中一一敬列。而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重要性也不能忽视。虽然在实际活动中它全然失败，但是国际联盟在经济事务调查分析上所做的无价贡献，尤以其首创的堪称最高峰的《工业化与世界贸易》（Industrialization and World Trade ，1945），却值得我深致感谢。上述一切都是着手进行任何有关20世纪经济、社会、文化等变迁的讨论时，不可或缺的参考来源。
本书所叙各项内容，除了明显属于作者个人的判断观点之处，其余便只有恳请读者包涵，完全以信任作为原则了。作者认为，实在没有必要在这样一本书中引经据典卖弄学问。下笔之际，我尽量将参照引用的地方，局限于实际原文以及各项统计量化数据的原始出处——有时候来源不同，数字亦有差异——偶尔也引用一些事例，以佐证某些可能会令读者觉得不比寻常、意想不到或不甚熟悉的陈述文字；或作者本人某些具有争议性的看法，也需要一点其他的意见参考。这一类的参考出处，在文中都用括号注明；其篇章全名，则在书末列出。但是这份书目不过是一张书单，仅用以详列本书中直接引述或提及的文字来源，其目的并不在提供一份进一步系统化研读的指南。有关进一步阅读的指南，本书后面另外有一份推荐书单。总而言之，以上所言的参考来源和书中页下附列的注脚，其用意并不相同，后者纯粹是为正文提供解说定义而作。
不过，在此作者依然应该点出某几部特别值得致意或仰赖尤重的大作，以免原作者误会本人不知感谢。总的来说，我欠两位友人的研究成果尤深：一位是勤于搜集量化数据、孜孜不倦的经济史家贝罗赫（Paul Bairoch），另一位是曾担任“匈牙利科学院”（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院长的贝伦德（Ivan Berend）。作者之所以有“短20世纪”的概念，原始构想即来自这两位友人。至于“二战”后的世界政治通史方面，卡佛柯瑞西（P.Calvocoressi）所著的《1945年以来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 Since1945 ），为我提供了最翔实可靠，有时却辛辣锋利——此情自可体会——的指南向导。有关二战的题目，米瓦德（Alan Milward）的精彩杰作《战争、经济、社会：1939—1945》（War，Economy and Society1939—1945 ），令我获益尤多。而1945年的经济事务，作者发现魏氏（Herman Van der Wee）所著的《繁荣与变乱：1945—1980》（Prosperity and Upheaval：The World Economy 1945—1980），以及阿姆斯特朗、格兰、哈里逊（Philip Armstrong，Andrew Glyn，John Harrison）三位合著的《1945年以来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Since1945 ）所提供的内容最为有用。此外，沃克（Martin Walker）的《冷战》（Cold War ）一书，其分量实际上远比一般书评的评价高得多，值得我们看重。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左派的消长，本人要特别感谢伦敦大学玛丽皇后暨威斯特费德学院（Queen Mary and Westfield College，University of London）的萨松博士（Dr.Donald Sassoon），他慨然将其这方面的未完巨著，借与我先行阅读。苏联方面的历史，我要特别感谢列文（Moshe Lewin）、诺夫（Alec Nove）、戴维斯（R.W.Davies）、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几位的研究成果；中国方面，要感谢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舒朗（Stuart Schram）；伊斯兰世界，要感谢拉比达斯（Ira Lapidus）、凯迪（Nikki Keddie）。书中有关艺术的论点，则得益于威列特（John Willett）论魏玛文化方面的著作（加上他本人的谈话），并要感谢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至于本书第六章得助于格拉佛拉（Lynn Garafola）所著的《佳吉列夫》（Diaghilev ），自是明显不过。
我还要特别向以下实际参与本书制作过程的多位人士，表示深深谢忱。首先，是我的两位研究助理：伦敦的贝德福德（Joanna Bedford）以及纽约的格兰德（Lise Grande）两位女士。在此，我要特别强调对格兰德小姐深致谢意。若无她的杰出表现与无尽付出，本人在学识认知上出现的巨大疏漏，势将永远无法填补；许多半记半忘的事迹及出处，也不可能予以一一查证。我也要特地感谢为我打字誊稿的西尔斯（Ruth Syers）以及马伦尼·霍布斯鲍姆（Marlene Hobsbawm）。后者系以一名对现代世界持极大兴趣，却非学术身份的读者的观点，预读书中篇章。本书的写作，就是以马伦尼这样的读者为对象的。
前面，作者已经表明对新学院诸弟子的无尽谢意，有他们耐心聆听我在台上讲授，种种观念与阐释方能在其中逐渐成形，在此，我将本书敬献给他们。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1993—1994年写于伦敦-纽约

导言 鸟瞰20世纪
12位文艺和学术界人士对20世纪的看法：
哲学家伯林（Isaiah Berlin）：“我的一生——我一定得这么说一句——历经20世纪，却不曾遭逢个人苦难。然而在我的记忆之中，它却是西方史上最可怕的一个世纪。”
西班牙人类学家巴诺哈（Julio Caro Baroja）：“在一个人的个人经历——安安静静地生、幼、老、死，走过一生，没有任何重大冒险患难——与20世纪的真实事迹……人类经历的种种恐怖事件之间，有着极为强烈显著的矛盾对比。”
意大利作家莱维（Primo Levi）：“我们侥幸能活过集中营的这些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见证人。这种感想，固然令人不太自在，却是在我读了许多受难余生者，包括我自己在内所写的各种记载之后，才慢慢领悟。多年以后，我曾重读自己的手记，发现我们这一批残存的生还者，不但人数极为稀少，而且根本属于常态之外。也许是运气，也许是技巧，靠着躲藏逃避，我们其实并未陷落地狱底层。那些真正掉入底层的人，那些亲见蛇蝎恶魔之人，不是没能生还，就是从此哑然无言。”
法国农艺学家暨生态学家杜蒙（René Dumont）：“我看20世纪，只把它看作一个屠杀、战乱不停的时代。”
诺贝尔奖得主、意大利科学家蒙塔尔奇尼（Rita Levi Montalcini）：“尽管发生了种种事情，20世纪毕竟发生了几项革命，是往好的方向走去……例如第四阶级的兴起，以及女人在数百年横遭压制之后得以崭露头角。”
诺贝尔奖得主、英国作家戈尔丁（William Golding）：“我只是止不住地想，这真是人类史上最血腥动荡的一个世纪。”
英国艺术史学者贡布里奇（Ernest Gombrich）：“20世纪的最大特征，就是世界人口繁殖增长的可怕速度。这是个大灾难，是场大祸。我们根本不知道对此如何是好。”
美国音乐家梅纽因（Yehudi Menuhin）：“如果一定要我用一句话为20世纪做个总结，我会说，它为人类兴起了所能想象的最大希望，但是同时却也摧毁了所有的幻想与理想。”
诺贝尔奖得主、西班牙科学家奥乔亚（Severo Ochoa）：“最根本的事项，便是科学的进步，成就实在不凡……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最大特色。”
美国人类学家弗思（Raymond Firth）：“就科技而言，我认为电子学是20世纪最重大的一项发展。至于思想观念，可能则由一个原本相当富于理性与科学精神的观点，转变成一个非理性也比较不科学的心态。”
意大利史学家瓦利安尼（Leo Valiani）：“我们这个世纪，证实了所谓正义、公理、平等等种种理想的胜利，不过是短暂的昙花一现。但在同时，只要我们有办法将‘自由’继续存留，还是可以从头再来……不必灰心，甚至在最绝望的情况下也不要丧志。”
意大利史学家文图里（Franco Venturi）：“历史学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对我来说，20世纪没有别的，只需要我们不断地重新去了解它。” （Agosti and Borgese，1992，pp.42，210，154，76，4，8，204，2，62，80，140，160.）

1

1992年6月28日，法国总统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事先未经宣布，突然造访战火中的萨拉热窝（Sarajevo）。当日的此城，已是一场巴尔干半岛战事的中心焦点，到这年年底，这场战事的牺牲代价将高达15万条人命。密特朗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醒国际舆论，有关波斯尼亚（Bosnian）危机的严重性。的确，看着这位年迈体衰的贵客，在枪林弹雨中来到此地，真是一个令人注目和感佩的镜头。但是密特朗之访，却有一层完全为人忽略的理由，虽然这正是此行的中心关键：他的造访日期。为什么这位法国总统，要特别选在这一天前往萨拉热窝？因为6月28日，正是当年奥匈帝国的王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于1914年在萨城被刺身亡的日子。不过数周时间，这起暗杀事件就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凡是密特朗这个年纪的欧洲人，只要读过几年书，此时、此地，与当年那场由政治错误与失算导致的历史性大灾难，其间的种种纠缠、关联，一定会立刻浮上心头，再度闪现眼前。今日的波斯尼亚，又一次陷入危急关头，还有什么行动，能比选上这样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日子来访，更具有高度的戏剧性，更令人正视这场危机的含义呢？可是除了少数几名专业史学家和年纪很大的人以外，一般都未能明白其中这层强烈的暗示意义。历史的记忆，已经死去。
过去的一切，或者说那个将一个人的当代经验与前代人经验承传相连的社会机制，如今已经完全毁灭不存。这种与过去割裂断绝的现象，可说是20世纪末期最大也最怪异的特色之一。许许多多身处世纪末的青年男女，他们的成长背景，似乎是一种永远的现在，与这个时代的众人的共同过去，缺乏任何有机的联系。因此在这个两千年纪元将尽之际，历史学者的地位遂愈发比以前重要；因为他们的任务，便是记住已经为其他人所忘怀的历史经验。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们的角色也应该比以前扩大，不再只是单纯地作为一位记年记事、搜集资料的人，虽然这些也是他们的必要功能。回到1989年际，如果能举办一场国际研讨会，回顾一下两次大战后实行的和平解决方案，相信各国政府、尤其是高级外交官，必能由此获益匪浅。他们当中的多数人，显然都早已忘记当年是怎么一回事了。
本书讨论的主题，是1914—1991年间的“短20世纪”；不过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回述发生于这段时期的往事。当然，任何一个被他的学生问过下面这样一个问题的人，都知道即使是有关当年的一些基本常识，在今天也不能视作理所当然了。我的一位聪明的美国弟子问道，既然有所谓“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否表示从前还有过一场“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本人写作本书的宗旨，是为求了解、阐释为什么事情会如此发展，以及彼此之间有何意义关联可言。而对于一辈子走过“短20世纪”年月，如我这般年龄的人来说，本书不免亦有一种自传性的意味。我们等于是在叙述、详谈（以及在纠正）我们自己记忆中的往事啊！而且，我们是以男女演员的身份——不论我们的角色是多么渺小，不管我们是如何得到这个角色——回溯在那个特定的时空里，在那个大时代历史舞台之上演的一出戏剧。而同时呢，我们也如同在观察自己的这个时代；更有甚者，我们对这个世纪持有的观点，正是受到那些被我们视为关键时刻的影响所形成的。我们的一生，是这个世纪的一部分；而这个世纪，也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凡属于另一个时代的读者，比如在本书写作之际才进入大学求学的学子，请不要忘记这个重点。对各位来说，甚至连越战也是古老的史前事情了。
可是对于我这一代，以及具有以上这种背景的历史学者来说，过去永远不能抹去。因为我们所属的时代，是一个依然以公众人物或公众事件为街道及公共场所命名的年月（例如战前布拉格的威尔逊车站，以及巴黎的斯大林格勒地铁站）。那个时候，和约书上依然有人签字，因此也得有个名字以供辨认（例如《凡尔赛和约》），那时候的战争纪念碑，也仍旧令人怀想起过去的年月。因为当其时也，公众事件仍然是我们生活肌理中紧密的一部分，而非仅是我们私人生活里画下的一个记号而已。它们左右了我们的人生，于公于私，都塑造了我们生活的内容。对于作者本人来说，1933年的1月30日，当希特勒登上德国总理宝座的那一天，并不单纯是日历上的随便哪个日子，而是柏林的一个冬日午后，一个15岁的少年，在威尔默斯多夫（Wilmersdorf，西柏林一个区）附近的学校放学之后，正与他的妹妹一起往哈伦塞（Halensee）回家途中，看到了这个头条消息。即使到现在，我还可以回想这则新闻，仿佛梦境一般。
可是拥有这一段成为今生永不可分离的过去的人们，并不仅限于这位执笔作书的老迈史者。在广袤无垠的地表之上，但凡有一定年纪之人，无论个人背景或人生经历如何，都尝过这同样一段重要经验。它为我们全体戴上标记，就某种程度而言，更是以同样方式。80年代末裂作数片的世界，其实正是1917年俄国革命冲击之下造成的同一世界。我们众人身上，都因此留下痕迹；只是我们都习惯用二元对立思考，将现代工业经济分成“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两种不能并存、相互排斥的绝对选择，才能想明白。一个代表着以苏联为模式的经济体制，另一个则把其余的全部照单全收。现在看来，情况应该比较清楚，这种二分法实在是一种武断，甚至近乎不自然的思考方法，只能置于某种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下才能有所了解。但是话又得说回来，即使作者在此刻执笔之际，就算用回溯的眼光望去，的确也难再找出其他比此更为实在的区分方法，亦即将美国、日本、瑞典、巴西、韩国，一股脑儿全部并作一堆；并把苏联势力范围的国家式经济体系，与东亚及东南亚的国家算作另外一边——虽然后者显然并不曾像前者一般，于80年代以后一齐纷纷瓦解。
更何况，在十月革命震荡终结之后存活下来的世界，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一方的制度前提作为模式来形成的。失败的一方，或是那些与失败者有所勾结的国家，非但销声匿迹，而且根本被逐出历史及精神生活。唯有在“善恶”之争的精神大战里，尚扮演着“仇敌”的角色。（这种下场，可能同样也正发生于输掉了20世纪下半期的冷战者身上，只是程度也许不同，为期不致如此长久。）在这样一个充满了信仰战争的世纪里度过一生，如此活受罪，正是其中必须忍受的代价之一。褊狭、不能容忍，是其中的最大特色。甚至连那些自诩思想多元开放的人，也认为这个世界并没有大到可以容纳各种对立竞争的世俗信仰永久并存的地步。信仰或意识形态的争执对峙——正如这个世纪历历所见的此类冲突——往往给历史学家寻找真相的路途造成重重障碍。史家的主要任务，并不在判定谁是谁非，而在力求了解那些最不能为我们所理解的事物。但是挡在了解道上的路障，不只有我们本身固执的想法，也还有形成这种种想法的历史人生经验。前一种障碍，比较容易克服，因为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那句法国谚语“了解一切，就是原谅一切”（tout comprendre c'st tout Pardonner），其实并不正确，其中并没有真理存在。我们去了解德国历史上的纳粹时期，并把它放在历史的背景中予以观照，决非去原谅种族屠杀罪行。总而言之，凡是亲身经历过这个不寻常世纪的人，自然都免不了对它有些意见。而了解，才是最困难的一门功课。

2

“短20世纪”，即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起，到苏联解体为止，如今回头看来，应该属于一段具有前后一贯性的历史时期。如今这段时期已告终了，我们该怎么为它整理出一点意义？没有人知道，未来的下个阶段将会如何，第三个千年纪元将是何种面貌；虽然我们可以肯定，它的情形，将在“短20世纪”的影响下成形。然而，就在80年代末期及90年代初期，世界历史的一个纪元告终，新的一幕开始，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对于20世纪的史家而言，这的确是最重大的一条信息；因为他们虽然可以鉴诸以往而预见将来，根据对过去的了解，揣测不可知的未来，可是他们却不是赛马场上的刺探，可以预先打听出下一世纪的世事行情。史家敢于开口报告分析的战况，是那些胜负早已判明的赛事。无论如何，在过去三四十年里面，不管他们用以述说预言的专业身份为何，各种预报家的记录可谓糟糕无比，只剩下政府及经济研究机构还对它们存有几分信心——也许，这份信心也根本是假装的。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更可能每况愈下。
在本书中，“短20世纪”仿佛一张三联画，或者说，像一个历史的三明治。从1914年起，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大灾难的时期（Age of Catastrophe）。紧接着，是一段经济成长异常繁荣、社会进行重大变迁的25至30年期；这短短数十年光明对人类社会造成的改变，恐怕远胜任何长度相当的历史时期。如今回溯起来，它确可以视为某种黄金年代（Golden Age）；事实上，当这段时期于70年代初期结束之后，便立即被人这般看待。而20世纪的最后一部分，则是一个解体分散、彷徨不定、危机重重的年代——其实对世界的极大部分来说，例如非洲、前苏联，以及欧洲前社会主义地区，根本就是又一灾难时期。随着80年代过去，90年代揭幕，反思过去种种及未来茫茫之余，弥漫的气氛乃是一种世纪末的悲观心情。站在90年代的制高点上望去，“短20世纪”仿佛是由一个时代前往另一个时代，途中短暂地穿过一段黄金时期，最后进入一个问题重重、不可知的将来——但是未来不见得就是世界末日。历史学家也许动辄喜欢以“历史终结”的口吻提醒空谈之人，未来却会依然继续进行。关于历史，只有一项通则可以绝对成立，那就是只要有人类，历史就会继续下去。
本书的论点，就是基于这项原则组织而成。它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就是19世纪（西方）文明崩溃的起点。这个文明，经济上是资本主义，法律宪政结构上属自由主义（Liberalism），其典型的支配阶级，则为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科学、知识、教育、物资的进步，以及道德的提高，都在其中发光发热。这个文明，也深信欧洲是天下中心，是科学、艺术、政治、工业、一切革命的诞生地。它的经济力渗透深广，它的军事武力征服各地；世界的绝大部分，都屈服在它的脚下。它的人口不断增加，增至全人类的三分之一（包括欧洲众多的海外移民及其后代子孙在内）。它的主要国家，更成为世界政治体系的舞台所在。[1]
但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事结束的数十年间，却是这个社会的灾难时期。40年间，跌跌撞撞，它由一场灾难陷入另外一场灾难。有的时候，甚至连最优秀的保守人士，也不敢打赌这个社会能否继续存活。两场世界大战，打得世界落花流水。接着又是两股世界性的动乱及革命浪潮，使得另一个为历史注定、势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登上政治舞台。一出场，其势力就覆盖了全球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还多，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更席卷了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而早在帝国年代（Age of Empire）之前及在其中兴建起来的巨大殖民帝国，此时却七零八落、化为尘土。在大英帝国维多利亚女王驾崩之际，仍屹立不动、趾高气扬的现代帝国主义，论起它的全部历史，却维持了不过一代之久——比如说，其长度也不过就如丘吉尔（1874—1965）的一生罢了。
更有甚者，世界经济危机之深，连最强盛的资本主义经济也难以承受。一向可列为19世纪自由派资本主义最大成就的全球性单一世界经济体系，此时似乎也走上败亡之路。即使与战火及革命远隔重洋的美国，好像也随时都会濒于倒闭。经济摇摇欲坠，自由派民主政体的建构也等于从1917—1942年间的地表上一扫而空，只剩下欧洲边缘地带、北美及澳大利亚尚能幸免。法西斯（Fascism）及它的卫星极权势力，正快速地在各地挺进。
此时此刻，为了自卫，只有自由派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暂时携手，起来合作迎战，方才挽回了民主的一条小命。这确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但在事实上，这场对抗希特勒的战争之所以终能获胜，主要是靠苏联红军之力，而且也只有红军出马，方能成功。这段“资”“共”合作抵抗法西斯的时期——基本上属于30年代及40年代——就许多方面来说，不啻为20世纪历史的关键时期和最重要的决定性时刻。同样，就许多方面来看，它也是多数时间互为死对头的“资”“共”之间，其关系最富历史性诡谲的一刻。只有在这反法西斯的短暂岁月里，双方才暂时放下成见，对付共同敌人。苏联打败了希特勒，是十月革命建立的政权的最大成就；只要将上一次大战之时沙皇俄国的经济表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经济做一比较，即可立见分晓（Gatrell／Harison，1993）。若无苏联付出的代价，今天在美国以外的西方世界，恐怕将只有各式各样的独裁政权，高唱着法西斯的曲调，而非今日这百花齐放的自由派国会政治了。这个奇异的世纪，其中最矛盾和讽刺的真相之一，就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的的十月革命，其所造成的最长久的成效，却反而救下它的死敌一命。战时已经如此，平时亦然。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正由于有着它的存在刺激，资本主义方才幡然大悟，并出于不安之故，着手进行改革，同时并因苏联的“计划”体制大受欢迎，从中又得到某些改革灵感。
经济大萧条、法西斯、战争，自由资本主义总算从这三场灾难中死里逃生。但是前途多艰，继之而起的尚有革命风潮在全球各地的挺进。随着苏联在战后崛起成为超级一霸，如今各方的革命遂聚集在它的大旗下联合成军。
但是回顾起来，全球性社会主义得以挑战资本主义，事实上其最大的力量来源，却只能寄托在对手本身的弱点之上。若无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的解体在先，则无十月革命，更无苏联的成立在后。而那以社会主义为名，实行于前沙皇帝国横跨欧亚的广袤领土之上的经济制度，也根本不可能自认有资格取代资本主义；不管是它自己，或是外人，也都不会把它当成一条全球性的可行之路。然而发生于30年代的大萧条，却给了它这个机会，使得它看起来似乎确有取而代之的可能。正如同法西斯的挑战，也令苏联成为击败希特勒不可或缺的一环，遂使它摇身一变，成为两大超级强国之一。接下来两强之间的对峙，更主导了“短20世纪”的下半叶，世人全在这个冷战主调之下胆战心惊——可是与此同时，世界局势却因此而趋于稳定；若没有以上这种种演变，苏联不可能在20世纪中叶稳操社会主义的龙头达15年之久。这个阵营帐下的人口，占全人类的三分之一；而它们的经济，一度看来也大有超过资本主义经济成长的趋势。
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资本主义，是如何起死回生，竟能出乎众人意料（包括它自己在内）地虎虎生风，一鼓作气跃进了1947—1973年间的黄金时期——这段时间的繁荣，不但史无前例，可能也是少有的例外——这个问题，或许是20世纪历史学者所面对的最大题目。及至目前为止，依旧众说纷纭：本人在此，也不敢自诩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答案。也许还得再等上一段时日，直到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长周期”可供全部回顾之际，才能有一个差强人意的研究结果出现吧。因为站在此刻，虽然已经可以回溯黄金时代的全貌，可是随之发生的危机20年期（Crisis Decades）却尚未终结。不过其中有一项发展，亦即因此造成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惊人变迁，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巨大、最快速、最根本的大改变，如今绝对可以开始进行评估。本书第二部分，将对这个层面进行多方讨论。未来第三千年纪元中研究20世纪史的历史学家们，论到20世纪在历史上留下的最大印记，恐怕就要数这段不寻常时期中发生的种种事情吧。因为它对世界各地人类生活造成的重大改变，影响不但深远，并且再也不能逆转。更重要的是，它们还在继续进行之中。苏联帝国落幕之际，众家新闻人员及评论家纷纷以为“一段历史就此告终”；其实他们都错了。更正确的说法应该这样：在20世纪的第三个25年之际，那段由石器时代揭起序幕的一页七八千年人类历史，至此终于告一段落。因为截至当时，绝大多数人类都系以农牧为生，这段漫长的农牧年月，到此总算落幕。
跟这种社会、经济、文化发生的大变动相比，发生在“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两方之间的一段对峙历史所具有的历史意义，相形之下便狭小许多——不论个中有无国家或政府涉入，如美苏两强即分别自命为其中一方代表。也许从长期观点而言，不过就像16、17世纪的宗教或十字军运动所带来的意义一般吧。不过对亲身经历过“短20世纪”任何一个时期的人们来说，这些事件自然关系重大。同样，它们在本书中也分量极重，因为这是一部由20世纪的当代作者，写给20世纪后半叶的当代读者阅读的著作。社会革命、冷战、大自然，以及“现实中的社会主义”（really existing socialism）的限度、它的致命缺陷、它最后的瓦解，凡此种种，俱在本书中有所讨论。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却不可忘记，即受到十月革命激励而起的各个政权，它们最大也最长久的冲击影响，即在于有力地加速了落后农业国家现代化的脚步。事实的发展显示，它在这方面的主要成就，恰与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的年代大致相符。至于这个想将我们祖先建立的世界打入坟墓的对手，其策略到底有多灵光，甚至到底有几分真正的意识自觉，在此无须讨论。我们将会看见，直到60年代初期为止，它们似乎至少与我们并驾齐驱。虽然这个观点在苏联社会主义解体后的今天看来，不免荒谬可笑，极不近情理，但是当其时也，却有位英国首相对美国总统表示，苏联的“经济行情看好……看起来颇有赶上资本主义社会的架势，在物质财富的竞争中很快就会获得领先地位”（Horne，1989，p.303）。然而，这些话如今都没有意义了。最简单明了的一点，就是到了80年代，身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保加利亚，与非社会主义的厄瓜多尔（Ecuador），两国的相似之处，却远比其各自与1939年时的本国或对方更为接近。
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巨大影响（其影响至今依然不能全面估计，不过绝大部分属于负面），乃是黄金时期之后的数十年危机中，最富戏剧性的一桩事件。可是这段时间里的危机，却不仅苏联解体一个方面，而是长达数十年的全面或全球性重大危机，其影响深度、广度虽然不同，却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不论各国政治、社会、经济的制度如何，无一能够幸免。因为那段黄金的岁月，已经在历史上首次为人类建立起了一个单一的全球性世界经济，而且其一体的关系愈来愈紧密，多数超越国家的疆界进行运作（跨国性营运作业），因此，也越来越凌驾于国家疆土的意识之上。于是传统上为众人所接受的一切国家政权建构观念，遂受到重大破坏。一开始，70年代出现的病态，只被众人满怀希望地当作世界经济大跃进中的一时挫折。既然是暂时现象，各个政治经济体制的国家便着手寻找暂时的解决之道。但是问题的状况愈来愈清楚，看来这将是一场长期的痼疾，于是资本主义国家便开始寻求激进手段，通常是遵从主张绝对自由开放市场的世俗神学的教诲。当年在黄金时期极为管用，如今却一概失灵的各项政策，为这门理论唾弃。可见这剂极端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的特效药，也同样不能令衰弱的经济真正回春。进入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资本主义世界发现，自己再度陷入困境。原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积累的旧病复发：社会上大量失业，严重萧条循环出现，无家可归的乞丐满街，贫富之间的差距比之前更甚，国家岁入有限，而支出却如无底洞般有增无减。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如今也同样委顿脆弱不堪，甚至与过去截然相反，正逐步——正如我们都知道的后果——趋向衰败。它们的瓦解，意味着为“短20世纪”画上一个句号，一如当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20世纪的起始。于是就在这最后的音符上面，也结束了我这部“短20世纪”的历史终曲。
本书最后的尾声——正如任何有关90年代初期的著作亦将如此一般——对不可知的未来试做展望。世界一部分的废去，正证明身体的其余部分也有疾病。随着80年代的告终，时光进入90年代，世界危机的性质愈来愈为明显：如今不独经济普遍不景气，政治也到处出现毛病。从南斯拉夫的伊斯特里亚（Istria）到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之间，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发生剧变，不但造成了一大片不稳定的政治真空地带，前途未卜，内战频仍，同时也将稳定了国际关系40年之久的国际政治体系完全破坏。其实即使连各国的国内政局，基本上也有赖这种稳定的世界局势，如今屏障既除，其多变莫测之势随之暴露无遗。经济上的紧张不安，进一步损害了自由派民主的政治体系。不论国会制或总统制的民主政体，原本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运用自如的制度，此时亦开始呈现不稳。第三世界的各式各样政治体制，也同样遭受重大破坏。除此之外，现代政治的基本单位，所谓领土、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s），包括立国最悠久、最稳定的在内，如今都发现在超国或跨国性的经济势力之下，自己的权力日渐缩小。而自己的疆土、国力，也在国内的地区分离主张以及民族群体的对立冲突之下，被拉扯得四分五裂。这类团体之中——历史的荒谬是如此可笑——有些竟提出过时要求，主张为自己成立完全不切实际的微型主权“民族国家”地位。政治的未来一片迷离，可是在“短20世纪”告终之际，它的危机重重却显而易见。
世界经济前途暗淡，世界政治动荡不安，但是更令人彷徨的现象却是弥漫各处的社会道德危机。这正反映50年代之后，人类生活所经历的天翻地覆的大变动。于是危机20年的人间，处处回照出这一片茫然的混乱现象。自从“现代”于18世纪初期出场，击败了“古代”以来，但凡现代社会所赖以存在的各项理念、前提，亦即为自由派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共同持有的“理性”与“人性”假定，如今却都一一陷入莫大的危机之中。而当年也唯有经由这个共识，方才使他们暂时捐弃成见，携手做出决定性的行动，对付扬弃这份信念的法西斯。1993年，德国保守派观察人士史德姆（Michael Stürmer）就曾对东西之间的信仰问题，提出以下极为中肯的评论：
东西之间，存在着一种极为奇特的平行对应。在东方，国家的教条一向坚持人类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但是即使连西方的我们，过去也对这同一类口号深信不疑：也就是人类正迈向当家做主、掌握自我命运的路上——只是我们的版本，也许比较没有那么正式及绝对罢了。但是时至今日，这种自以为全能的口吻已经从东方完全消失，只剩下相对的“在我们这里”（chez nous）——东西两方，都已遭到重大挫折。（Bergedorf，98，p.95.）
这个时代对人类唯一可夸耀的贡献，可说完全建立在以科技为基础的重大物质成就进步之上。然而矛盾的是，到了这个时代结束之际，西方的舆论与自命为思想家的人士，却起来大为排斥这项物质的胜利。
但是道德的危机，并不只是现代文明的独有特征。这是有史以来即存在的人类关系形态，乃是我们沿袭自“前工业”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过去形态。而且也正基于此——如今我们都可以了然了——现代社会方才得以运作。道德危机，并不是某一种特定社会形态才有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形态共有的。历世历代以来，人类不断发出奇怪的呼声，寻找那不知芳踪何处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渴求那无以名之的“社团”（community），这个现象其实是飘零失落的一代的吁求。而这一类的字眼，今日依然可见，可是却已经失去它们的原本意义，只剩下走了调的无味陈腔。再也没有可供群体认同的手段了，唯一的方式，只有靠界定不在自己群体的外人了。
对诗人艾略特（T.S.Eliot）来说，“世界即是如此结束——不是砰的一声消失，而是悄悄耳语地淡去”。“短20世纪”告终的方式，事实上两者皆具。

3

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与1914年相比如何？前者满住着五六十亿人口，可能高达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3倍。更何况在短促的20世纪年月里，因人为原因而死亡的人数之高，更为人类史上仅见。最近一次对“以百万为死亡单位计”（megadeaths）的估算，死亡数为1.87亿人（Brzezinski，1993），相当于1900年时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90年代的多数人，身高比父母高，体重比父母重，饮食较佳，寿命也较长——虽然在80年代和90年代，非洲、拉丁美洲及前苏联境内遭遇空前灾难，的确使这个改善的现象难以置信。就产品服务的能力与花样而言，90年代的世界也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为富足。否则，它怎能养活这自有人类以来，人数最为庞大的全球人口呢？直到80年代，世上多数人的生活水准也比他们父母为佳，在已开发的经济领域之内，甚至比他们自己原先所求所想的还要好。20世纪中期的数十年间，人类社会甚至好像寻得了妙方法宝，至少，可以将其无边财富的一部分，以不失公平的方式略加分配，让富国的工人阶级也能沾光。可是到了世纪之末，不平等的现象再度严重，甚至大量出现在前社会主义国度：在那里，原本至少还保有着某种程度的均贫。至于新时代人类的教育程度，显然也比1914年时高出许多：事实上，这可能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得以将多数人纳入识字阶级——至少在官方的统计里可以如此显示。然而这项成就若换在1914年出现，可能远比时值世纪之末的现在显得更有意义。因为在官方认定的“最低识字能力”与一般对精英阶级期待的读写程度之间——前者与“功能性文盲”常有着极为模糊的界线——存在巨大的鸿沟，而且日益加深。
革命性的科技突破，也不断地充满了这个世界。这些胜利所赖以存在的自然科学成就，回到1914年前，虽然可以预见，在当时却几乎都还不曾着手进行。在所有衍生的实际用途之中，最让人注目的发展可能要数传播输送，时空的限制从此几乎不再存在。在这个新世界里，平常人家所能获得的信息、娱乐，远比1914年的皇帝多；每天、每时、每刻，源源不断输入。轻轻按触几个键，远隔千山万水的人们就可以彼此交谈。最实际的效果，则在缩短了城乡之间的文化差距，以往城市占有的文化优势从此完全消失。
它的成就如此奇妙，它的进步如此无双，那么为什么，当这个世纪结束之际，却不是在对它的讴歌之中欢声落幕？相反地，却是一片局促不安的抑郁氛围？为什么，一如本篇篇首所列的名家小语所示，回首望人间，为什么如此众多的深思心灵，都对这个世纪表示不满，对未来更缺乏信心？其中原因，不单单因为这是一个人类史上最残酷嗜杀的世纪，其间充满了战祸兵燹，其程度、频率、长度以及死在其战火下的人们不计其数，在20年代期间更几乎没有一天停止；与此同时，也由于它为人类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大灾难，由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一直到有计划的种族灭绝。“短20世纪”，不似“漫长的19世纪”：19世纪是一段看来如此，事实上也几乎不曾中断的长期进步时期，包括物质、知识、道德各方面，文明生活的条件都在不断改善之中。反之，自从1914年以来，原本在发达国家及中产阶级环境里视为常态的生活水准（而且当时的人极有信心，认为这种生活条件也正往落后地区及较不开化的人口扩散），却出现异常显著的退化征候。
这个世纪教导了我们，而且还在不断教导我们懂得，人类可以学会在最残酷而且在理论上最不可忍受的条件之下生存。因此，我们很难领会自己这种每况愈下的严重程度——而且更不幸的是，我们堕落的速度愈来愈快，甚至已经陷入我们19世纪祖宗斥之为野蛮的境地。我们已经忘记，当年的老革命家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听说爱尔兰共和人士竟在英国国会大厅（Westminster Hall）安置炸弹，不禁大受惊吓。因为身为一名老战士，他认为战争应该是向战斗人员，而非对着非战斗人员。我们也忘了，谈到当年沙皇帝俄时代，曾引起世界舆论激愤，并促使数以百万俄国犹太人于1881—1914年间横渡大西洋流亡的屠犹事件，其实按照现代大屠杀的标准而言，当时遇害的人数其实极微，简直无足轻重，不过以十计算而已，而非成百，更不要说以百万计了。我们还忘了当年某次国际大会曾经规定，战争中的交战行为，“决不可于事先未曾明确预警之下即行开始。预告的方式，须陈明理由正式宣战；如不能如此，将用宣战的最后通牒代替”。我们记忆所及，最近有哪一回战争是在如此明说暗示之下方才开始？在20世纪频仍的战祸之中，攻击行为的对象愈发以敌国的经济、基础建设及平民百姓为主要目标。自从“一战”以来，所有交战国家里面，不幸丧生于战火下的平民人数，远比军事伤亡惨重（只有美国是唯一例外）。我们之中，又有多少人还记得？回到1914年时，以下一段话还为各方视为理所当然的圭臬：
什么是文明的战争？教科书告诉我们，乃是尽量以挫败敌方之武装力量为目的；否则，战争必将进至其中一方完全灭绝方告终止。“欧洲国家之所以已经习于这项作战原则……自有其道理存在。”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XI ed.，1911，art：War.）
而酷刑，甚至谋杀现象等，竟在现代国家中再度复活，这种现象，虽然并未完全受到忽略，可是我们却忽视了其代表的重大意义。这种倒退，与漫长年月之中（自18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正式废止酷刑起，直到1914年）好不容易才发展完成的法治制度，岂不啻背道而驰的大逆转吗？然而，正踩在“短20世纪”尽头的这个世界，与当年起点时刻之间的比较，并不是一道“孰多孰少”的历史计算题。因为两者之间，有着极大的“质的不同”，至少可从以下三方面分别述说。
第一项变化，这个世界再也不以欧洲为其中心。在它的春去秋来之间，欧洲已然日渐衰败。当20世纪开始之际，欧洲犹是权势、财富、知识以及“西方文明”的当然霸主。可是时至今日，欧洲人及其在世界各地的后裔，却已由可能高居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顶峰，一降而为最多不过六分之一的地位。他们是人数日渐稀少的少数，他们的国家，其人口增长率几乎或甚至为零。他们的四周，满是贫穷地区不断涌入的移民，多数时候——除了1990年之前的美国以外——他们自己也是高筑壁垒，全力遏阻这股狂潮。而以欧洲为先锋开拓出来的工业江山，如今也向他处四迁。过去一度隔洋向欧洲翘首盼望的国家，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连两洋国家美国在内，都将眼光转向太平洋。他们看见，那里才有未来——不管这“未来”到底代表什么。
1914年时的“诸强”，全部为欧洲国家，如今都已不复当年。有的，例如苏联——沙皇俄国的继承者，已经消失；有的则声势大落，被贬黜到区域性或地方性的地位——也许只有德国例外。“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的设置，这份想要为欧洲建立一个“超国家”单一实体的苦心，并因此为欧洲联合创造出一种共识的努力，以取代旧有对历史源流的国家政府的个别效忠，正足以证明欧洲力量式微的深重。
然而欧洲势力的衰颓，除了对政治史家而外，是否是一项富有普遍重大意义的演变呢？也许事情并非如此。因为这只是表明世界的经济结构和知识文化结构有了某些变化。即便在1914年，美国就已在世界上占据主要的工业经济地位。而在“短20世纪”里征服了全球的规模化生产与大众文化，在那时也是以美国为开路先锋、标准模范和一大推进力量。美国，尽管有其独到之处，却是欧洲在海外的延伸，更在“西方文明”的头衔之下，被认作是与旧大陆同气连枝的一家人。不论美国未来的展望如何，从90年代回头望去，美国的确可以将此世纪视作“美国人的世纪”，是一页看它兴起、看它称雄的历史。而19世纪那一些工业化的国家，如今集合起来，也仍为地球上的一霸，是全球财富、经济、科技力量最为雄厚集中的一群。它们的人民，也还是生活水准最高的人间骄子。在世纪末的今天，它们工业的密集度虽然减退，它们的生产虽然移向其他大陆，但是它宝刀未老，这些变化毕竟为它们尚存的实力所弥补，而且不仅仅是补足而已。因此，就此而言，若以为旧有以欧洲为尊或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已然全面衰败，那就过于肤浅了。
第二项变化的意义，则较第一项为重大。在1914年至20世纪90年代之间，全球已经逐渐一体化。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现象，而且也是回到1914年时不可能出现的状况。事实上，就众多目的而言，尤以经济事务来说，全球已经成为基本运作单位。而旧有以领土国家政治为界定的“国家经济”，却一落而为全球经济的组成部分。也许，在未来21世纪中叶的观察家眼里，“地球村”的建设工程，到了20世纪90年代，依然还未曾进入高层阶段——地球村一词系于60年代为麦克鲁汉所创（Macluhan，1962）。可是不可否认，某些经济性与技术性的事务，以及科学性的活动，那时的确已经改头换面。而个人生活的许多重要层面，也在其中发生改变，这主要是因为以前所难以想象的传播输送的高速进步。然而20世纪末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色，可能是在国际化脚步日益加速与公众建构以及人类的集体行为之间的紧张状态，开始趋于缓和。说也奇怪，私人行为却能与这个有卫星电视、电子邮件、越洋上班、在印度洋岛国塞舌尔（Seychelles）欢度佳节的新世界协调无间，安之若素。
第三项变化就某些方面而言，也是最令人心焦的一项改变，则为旧有人际社会关系模式的解体，而一代与一代之间的连接，也就是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联系，也随之崩裂而去。这种现象，在实行西方版资本主义的最发达国家里尤为显著。在那些国家中，不论正式或非正式的思想，一向皆为一种非社会（a-social）的绝对个人主义价值观所把持；因此而造成的社会后果，即使连力倡这种个人至上的人士也不免为之悔叹。不过，这种趋势举世皆有，不是发达国家一处如此；再加上传统社会及宗教的没落，以及“实存社会主义”社会的瓦解——或自我瓦解——更加有愈发强化之势。
如此一个社会，由众多以自我为中心、以追求自我满足为目的的个人所组成（所谓满足，究竟是冠以利润、乐趣，或其他任何名目，在此无关紧要）。而个人之间，除了这个相通点外，其余则毫无关系。其实像这样的一个社会，一向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里面已经隐隐然焉。早在革命时代以来，各种色彩的意识形态观察家们就已预言，维系旧社会的约束力迟早将会解体，并一步步紧追它的进展。早年的《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 ），便针对资本主义扮演的革命角色大为发挥，此话也已经耳熟能详：“资产阶级……已经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封建族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不过上面这番话，却不曾道出革命性资本主义新社会在实际运用上的全部真相。
新社会的真实状况，其实并不在于将自己由旧社会继承的一切事物予以封杀，却在选择性地对过去予以改造，以符合一己之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毫不犹豫，便急急引进“经济上的激进个人主义……将经济过程之中的一切传统关系，撕成两半”（意指凡是一切有碍它的东西）。与此同时，却担心文化上（或行为道德上）进行“激进个人主义实验”的不良后果（Daniel Bell，1976，p.18）。这其中，其实并没有任何所谓“社会学上的矛盾”（sociological puzzle）存在。因为“自由市场”的法则，虽然原与——比如说——清教徒的伦理道德、不求近利、不图立即回报、勤勉的工作观、家庭的责任与信任等等毫无关系，但是若欲建立一个以私有企业为基础的工业经济，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与以上这些推动力量相结合。而那些主张废弃道德的个人造反观点，自然得戒之忌之。
马克思和其他预言家的眼光没错，旧日的价值观与社会关系，果然随风飘散。资本主义本身，其实是一股具有不断革命性的大力量。它将一切解体，甚至连它发展乃至生存所寄的“前资本社会”的部分也不放过。根据逻辑演绎，它自己自然也难逃一死。它自毁长城，锯断自己端坐的枝干，至少锯掉了其中一枝。自20世纪中叶起，它就开始拉动它的锯子。黄金时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惊人的爆炸扩张，在此冲击之下，连同随之而来的社会文化变迁——也就是石器时代以来，影响社会最为深远的重大革命——资本主义所赖以存在的枝干开始崩裂，最终终于断裂。这是一个“过去”已经在其中失去地位的世界——甚至包括眼前的过去在内。这是一个旧日的地志航图，那个曾经个别的、集体的，引导人类生活的指南针，如今在新世界里已不能再给我们指引。我们行经路途的景观已经改变，我们航向的大海不复旧观。值此世纪之末，也许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可让我们看见，像这样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世界，将会以何种面目存在。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旅程将把我们带向何方；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的旅程应该把我们带往何处去。
于是，在20世纪步入尾声的时刻，一部分人恐怕已经面对面地碰上如此这般的状况了。而在新的千年里面，更多的人，迟早也得好好正视。但是到了那个时候，人类未来的方向应该已经比今天清楚许多。我们可以回望带我们走过历史的来时路，这也正是本书所欲达到的写作宗旨。我们不知道未来的形貌如何，虽然作者已经忍不住在书中对某些问题试作思索——也就是在方才陨灭的那个时期的残破之中，所浮升的一些现象。让我们一起盼望，但愿新来的年月将是一个较美好、较公平也较有生机的新世界。因为旧的世纪逝去时，其临终景象并不美啊！
[1] 有关西方文明的兴衰因由，作者曾以一套历史三部曲的著作，为这个“漫长的19世纪”试做叙述剖析（1780—1914）。如有必要，本书也将引用这三卷书中的文字以做进一步的说明：《革命的年代：1789—1848》（The Age of Revolution，1789—1848 ）、《资本的年代：1848—1875》（The Age of Capital，1848—1875 ）、《帝国的年代：1875—1914》（The Age of Empire，1875—1914 ）。

第一部分 大灾难的年代

第一章　全面战争的年代

一个个死灰的面容，喃喃诅咒，满布恐惧，爬出壕沟，翻过沙袋，
腕上的表针，嘀嘀嗒嗒，
偷偷瞄一眼，双拳紧握，
希望，陷落在泥浆里
跌撞。哦，老天，求求你叫它停了吧！
——英国反战作家沙逊
（Siegfried Sassoon，1947，p.71）
为避免轰炸行为有太过“野蛮残忍”之嫌，在名义上，轰炸目标最好限于军事设施，手段也不宜太过激烈，以保持文明作战的风度。如此虚张声势，看似妥当，却无人愿意挺身直言真相。其实空战一开始，这一类表面限制不但不合时宜，事实上也难以执行。不过恐怕得过些时日，待得下次再有战事，大家才会对空战的本质建立真正的认识。
——《1921年轰炸准则》
（Townshend，1986，p.161）
（萨拉热窝，1946）走在贝尔格莱德（Belgrade）街头，可以看到许多年轻女子的头发已经开始发白，有的甚至已经完全花白。这些脸孔都很年轻，却布满痛苦折磨的痕迹。只有她们的身材体形，才透露出她们实在都还没有老啊！我仿佛看见，这场战争的毒手是如何摧残了这些娇颜弱质。
我们不能再让这种景象重演。这些红颜顶上的白发，不久会变得更为灰白，终至连红颜也将消失。实在太惨了。这些未老的白头，这些被偷走的无虑青春，真是后人看我们这个时代的最真写照啊。
仅以此小文纪念她们。
——《路边记闻》
（Andri，1992，p.50）

1

“全欧洲的灯光都要灭了。”1914年，英德两国正式开战的那个晚上，英国外交大臣葛雷（Edward Grey）望着伦敦政府行政区点点灯火悲叹：“我们这一辈子是看不到它再亮起来了。”奥匈帝国的讽刺戏剧大家克劳斯（Karl Kraus），此时也在维也纳着手进行一部长达792页的反战时事剧以为这场大战作注。剧名就叫《人类文明末日》（The Last Days of Humanity ）。他们两人，都将这场大战视作一个世界的结束，而当时有这种想法者更不乏其人。结果，人类文明并没有就此完结。然而，从1914年7月28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开始，一直到1945年8月14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数天——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的31年之间，世局动乱不已，某些时候，难免令人觉得世界恐怕真的离末日不远了。那些被人类虔信为造物主的诸神，有时一定极为懊恼，悔不该当初造了我们呢。
人类毕竟逃过了这一浩劫。但是19世纪崇高伟大的文明大厦，也从此在战火中灰飞烟灭。若不认识战争，就无法了解20世纪这短暂历史的本质。战争是这个时代的印记。这整个时代，就是在世界大战中生活、思想。有时枪声虽止，炮火虽息，却依然摆脱不了战争的阴影。要谈这一个世纪的历史，或者说得更精确一点，要谈这段历史起始之时天下大乱的年代，就得从头说起，从那弥漫世界31年的战乱讲起。
对成长于1914年以前的一代而言，这个分水岭前后对照的差异实在太大，许多人——其中有我父母那一辈，至少包括同时代的中欧居民——简直无法把现在和过去做任何连接。在他们眼里，“太平年月”一词指的就是“1914年以前”，那以后，世情起了变化，再也不配这个美好的名称了。这种心情其实不难体会。回首1914年，那个时候世界上已经有一百年不曾打过大型战争。所谓大型战争，是指所有的大国，或至少有许多大国一起参与的战争。当时国际舞台上的主角，计有欧洲六“强”（英、法、俄、奥匈帝国、1871年扩张为德意志帝国的普鲁士，加上统一之后的意大利），以及美日两国。那个时候总共只发生过一场两强以上交兵却迅即收场的战争，那就是英法两国合力对付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1854—1856）。而且，就算有强国参与，多数冲突也是速战速决。至于其中打得最长久的战争，并不是国际冲突，而是美国境内南北相争的四年内战（1861—1865）。而当时一般战争的长度多以月计，有时甚至在几周内就告终了（1866年的普奥战争即为一例）。总之，从1871—1914年的几十年间，欧洲总有战事，却从来不曾有过大国军队攻入敌国境内的事例。只有在远东地区，1904—1905年，日俄交战于中国东北，日本击溃了俄国，从而也加速了俄国革命的脚步。
因此，20世纪以前，人类可说根本没有过“世界级”的大战。18世纪英法两国曾屡屡交手，战场跨海越洋，从印度、欧洲，一直打到北美。可是1815—1914年的百年间，大国间的战争几乎都不出自家门前的区域。当然，帝国（或准帝国）的远征军经常远赴海外，对付那些不及自己强悍的对手，则是另一回事。这一类开拔到域外的战争，往往势不均、力不敌而呈一面倒，比如美墨战争（1846—1848）、美西战争（1898），以及英法两强扩张殖民帝国势力的诸多战役均属此类。不过，偶尔一两次，也有小国寡民被欺负得太厉害，忍无可忍大发威风的情况出现。像在19世纪60年代，法国就不得不黯然退出墨西哥；1896年，意大利也撤离了埃塞俄比亚（Ethiopia）。现代国家当年面对的那些强敌，尽管武器精良并占尽优势，最终仍不免全军撤退，至多只能尽量延长其占领的时日罢了。而且，这一类远赴外洋异域的军事行动，充其量只能作为冒险文学或19世纪新发明的行业“战地记者”笔下的材料而已。对于发兵国、胜利国本国绝大多数的居民来说，可说没有多大的直接关系。
但是这一切，到了1914年都改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席卷了每一个强国，事实上除了西班牙、荷兰、北欧三国以及瑞士之外，全欧洲都加入了这场战争。更有甚者，各国军队还被一一派往他国执行战斗任务；许多时候，这种情况往往是破天荒第一遭。加拿大部队到法国作战；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则跑到爱琴海的一个半岛上去凝练国家意识——“加里波利”（Gallipoli）之役变成了澳新两国立国的神话——然而，这一切现象当中，意义最为重大的改变，却要数美国人的参战。他们将开国之父华盛顿的千叮万嘱不要“蹚欧洲浑水”的警告抛置脑后。美国的加入，从此决定了20世纪历史的面貌。美国印第安人被派到欧洲、中东，中国劳工来到西方，非洲人则成为法国部队的一员。除了中东地区之外，发生在欧洲地区以外的军事行动，规模都很小，但海战的范围却再度升格到全球范围：1914年在南美马岛（Falkland Islands）的外海，大战双方揭开了海战的序幕。而协约国舰队几次和德军潜艇交手的决定性战役，也都发生在大西洋北部及中部的海面及水下。
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世界规模，更毋庸举证说明。全世界所有的独立国几乎无一幸免，不管是主动还是被迫，皆受到战火波及。只有拉丁美洲诸国的参与可说有名无实。殖民帝国统治下的殖民地人民，更是身不由己，毫无选择的余地。欧洲境内除了日后成立的爱尔兰共和国、瑞典、瑞士、葡萄牙、土耳其、西班牙，欧洲境外除了阿富汗地区，全球各国不是加入战斗，就是遭敌占领，或两者都不能免。作战地区，遍及五大洲三大洋。南太平洋的美拉尼西亚群岛（Melanesian islands）、北非沙漠、缅甸、菲律宾各地的殖民区，这些遥远陌生的地名，现在和北极、高加索山区（Caucasian）、诺曼底（Normandy）、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库尔斯克（Kursk）一样，都成了报纸读者和无线电听众耳熟能详的名词——其实这根本就可说是一切无线电新闻快报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大家上了一堂世界地理课。
20世纪的大小战争，不论是一地一区的地区性战争，或波及全球的世界级大战，总体规模都是空前的。1816—1965年的150年间各场战争中，根据美国专家依死亡人数排名——美国人就喜欢搞排行榜这一套——前四名都发生在20世纪：分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及1937年开始的日本侵华战争和朝鲜战争，每次都死了100万人以上。而回到后拿破仑时代的19世纪，有记录可循规模最大的一场国际战争是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大约死亡了15万人。拿到20世纪来，这个数字勉强只能跟1932—1935年玻利维亚（Bolivia，人口约100万）与巴拉圭（Paraguay，人口约140万）两国的厦谷战争（Chaco War，编者注：指1932—1935年间，玻巴两国为争取厦谷地区主权的武装冲突。此战约造成十余万人伤亡，并导致两国经济萧条，军人执政，影响甚大）相比。简单地说，进入1914年，人类从此开始了大屠杀的年代（Singer，1972，pp.66，131）。
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起因，本书作者已在另一本著作《帝国的年代》中略述。本书篇幅所限，就不再讨论了。这次大战基本上是一场欧战，英法俄三国协约，对抗由德国与奥匈帝国组成的所谓“同盟国”（Central Powers）。塞尔维亚和比利时则分遭奥德两国攻击，也立即卷入了战火。（奥国攻打塞尔维亚，大战因此爆发；德国攻打比利时，则出于战略的运用。）旋即，土耳其与保加利亚也加入了同盟国的战线。而另一边的英法俄三国协约，也迅速扩展成声势浩大的多国联合。意大利是被引诱进来的，希腊、罗马尼亚还有葡萄牙（名义上的味道比较重）也纷纷被拖下水。最实际的要数日本，它几乎立刻加入协约国，为的是接替德国在远东和西太平洋的地位。对于这个区域以外的事务，日本却毫无兴趣。而其中影响意义最为重大的成员则为美国，于1917年加入协约国。事实上，美国的介入具有举足轻重的决定性作用。
德国人当时面对着两面作战的可能，和日后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情况如出一辙。首先，由于与奥匈联盟，德国被卷入巴尔干地区的战事（不过由于同盟四国当中有三国，奥、土、保都在这个地区，就战略而言，问题并不那么紧急），但是德国还有另外两个战场，它的计划是往西先将法国一举击溃，然后立即挥师东进，在沙皇帝国来不及动员其庞大的军事力量之前，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拿下俄国。两次大战，德国均出此计，因为它不得不这样做。［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这种迅速奇袭的手法有了一个名字，叫作闪电战（blitzkrieg）。］而德国的锦囊妙计前后两次也都几乎奏效，可是，最后却功败垂成。德军在宣战之后五六周，经过中立的比利时等地，挺进直入法国，却在巴黎东边几十里外的马恩河（Marne）上被挡住了（后来在1940年时，德方的计划则成功了）。然后德军撤退了一些，双方临时造起防御工事——法方有比利时所余地区相助，以及英国一支地面部队支援。英方这支军力，后来变得极为庞大。这两道防线相互平行，延伸极快，从佛兰德斯地区（Flanders）沿英吉利海峡一带，一直抵达瑞士边境，连一丝缝隙也没有。法国东部和比利时一大部分地方，落入德军手里。以后的三年半里，双方对峙的情况不曾有过任何重大的改变。
这就是所谓的“西线”（Western Front），西线战事从此成为人类战争史上前所未见的杀戮战场。几百万人隔着沙袋筑起壁垒，彼此虎视。他们日夜在战壕里面，过着像老鼠跳蚤般的日子，事实上根本也就是人鼠同居。将领们一再想要突破对峙的僵局，于是每回攻击令一下，便是几昼夜甚至几周无休止的炮火轰击——日后一位德国作家将之形容为“一阵阵钢铁狂风”（Ernst Jünger，1921）——企图“弱化”敌人，迫其转入地下。然后时机一到，我军便爬越沙包，身上密密缠绕一圈又一圈带有倒刺的铁丝圈作为保护，一浪一浪拥入此时已成“无人的地界”：举目一片狼藉，积水成潭的弹坑，连根倒的树干，泥浆满身的弃尸。大伙儿继续前进，一直到敌人的机关枪再将他们扫射倒地为止——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数。德军在1916年（2月到7月）曾试图突破凡尔登（Verdun）的防线。那一仗总共有200万兵士交手，死伤即达100万人。可是德方没有得逞。为了迫使德军停止在凡尔登的攻势，英方在索姆河（Somme）发动攻击。这一仗打下来，英军牺牲了42万人——其中有6万人，在头一天攻击行动里就告丧命。这次大战西线的战争以英法两国部队为主，难怪在两国人民的脑海中，这次大战才是真正的“大战”，远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惨烈多了。法国在这场大战里面，失去了两成兵役年龄的男子。我们若再将俘虏、伤兵、终身残疾、容貌被毁者——这些“面目全非”之人，战后成为活生生的战争写照——一道算进去，法国每3名军人里面，恐怕只有1人能够毫发无损地打完这场大战。英方也好不到哪里去，500余万兵员当中，能够全身而退者也没有多少。英国整整失去了一代——50万名30岁以下的男子在大战中身亡（Winter，1986，p.83）——其中尤以上层阶级损失最重。这一阶层的青壮年人生来就得做绅士、当军官，为众人立榜样，在战场上身先士卒，自然也就先倒在敌人的炮火之下。1914年从军的牛津、剑桥学生，25岁以下者半数不幸为国捐躯（Winter，1986，p.98）。德国损失人数虽然远超过法国，但由于它军事年龄总人口高出更多，死亡比例就比较小了——13%。比起来，美国的损失显然少得多（美军阵亡人数11.6万人，英国近80万人，法国160万人，德国180万人），但这同样可以证明西线战事的残酷，因为这是美军唯一参与的战区。两相比较，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阵亡的总人数，虽是上一次大战的2.5倍至3倍之多，可是1917—1918年间美方的军事行动，就时间上而言，几乎不到一年半，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却长达三年半；就地点上来说，也只限于狭小一区，不似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作战规模的庞大。
西线战事的恐怖，还有更阴暗的后果。这一次战斗经验，使得人类的战争及政治都变得更为残酷：如果大家可以不计后果，死伤无数都在所不惜地打上这么一场，那么再来一场又有何不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士——绝大多数都是被征入伍的兵员——好不容易存活下来，自然憎恶战争。可是却有另一批人，他们虽然也走过这一场残酷的战争，却并不因此而反对它。相反地，那一段有勇气与死亡随行的共同经验，却使他们产生了一种难以言传的野蛮残忍的优越滋味。他们这种心态，在女性和那些没有作战经验的人面前，更是流露无遗。战后初年，极右派阵营就充斥这一类人——前线作战的年月，是他们人格形成的重要人生阶段，希特勒不过是其中一名罢了。但是，另外一头极端反战的心理，也同样产生了负面效果。战后，至少在民主国家里，政界人士都心知肚明，选民再也不会容忍1914—1918年那般杀戮重演了。因此1918年大战结束之后，英法两国采取的政策，正如越战终结之后的美国政策一样，都假定在这种选民反战的心理上面。短时间来看，这种怕事心态促成了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在西方战区的军事胜利。因为德方的两个主要对手，一个是躲在残缺防线后面怯懦不前，而一旦防卫瓦解立刻弃械就擒的法国；另一个则是逃避唯恐不及，生怕再次把自己卷入大规模的地面战斗，免得重演1914—1918年的历史再度造成自家人民惨重死伤的英国。而就比较长期的影响而言，民主国家的政府为了爱惜自己国民的性命，却不惜将敌方百姓视为草芥。1945年落在广岛、长崎的两颗原子弹，其实并不能以求胜为借口，因为当时盟国得胜已如囊中取物。原子弹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减少美军继续伤亡。除此之外，美国政府大概还有一个念头，就是不想让当时的盟邦苏联占去击败日本的大部分功劳罢了。
回头再看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战况陷入胶着状态，德国在东线的军事行动却保持进展。战事初起的头几个月，坦能堡（Tannenberg）一役，德军彻底粉碎了俄军拙劣的攻击行动。接下来，德军在奥军忽好忽坏的间歇支援之下，把俄国军队赶出了波兰。虽然俄军偶尔还会来一下反击行动，同盟国的军事行动显然已占上风，俄国只能采取守势，试图阻止德军的挺进而已。至于巴尔干地区，也在同盟国的掌握之中，只是奥匈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摇摇欲坠，军队表现也时强时弱。而巴尔干当地的协约国成员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损失就异常惨重了。就比例而言，这两国军队受创最重。因为虽说协约国联军占有希腊，但直到1917年夏天同盟国阵线崩溃之前，协约国联军部队都不曾有过任何进展。意大利原打算在阿尔卑斯山区另开辟战场对付奥匈帝国，计划却没有成功。主要的失败原因在于意大利士兵不愿为外国政府送命，更何况没有几个意大利兵懂得这些外国佬的语言。
1917年，意大利军队在阿尔卑斯山区的卡波雷托（Caporetto）遭到重创，意军甚至还得靠其他联军部队调兵支援——此役后来在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笔下成为脍炙人口的文学名著《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 ）。与此同时，法英德三国正在西线打得你死我活；俄国方面的战情也每况愈下，沙皇俄国政局越发不稳。哈布斯堡的奥匈帝国则一日日走上分崩离析的末路。而老大帝国的瓦解，正是当地民族主义运动乐于见到的趋势，盟邦诸国的外交部门虽然老大不愿意，也只有任其发展。但是大家都知道，欧洲政局从此必将纷扰不安了。
战争双方都绞尽脑汁，想要打破西部战线的僵局。西线胜利无望，谁都赢不了这场大战，更何况海军方面的战况也陷入胶着。除了几次奇袭之外，一般而言，海上的控制权操在同盟军手里。可是在北海一带，英德两国的战舰狭路相逢，彼此牵制、动弹不得。双方只开过一次火（1916年）却不分胜负。不过总算把德国舰队困在老家出不了门，两相抵消，协约国还是占了便宜。
双方也都试过打科技战。最擅长化学的德国人，把毒瓦斯用到战场上。结果证明，这种武器既野蛮又没有多大用处。日后1925年签订《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签约国发誓不得使用化学武器。这倒是各国政府出于真心，为人道缘故反对某种特定战争手段的唯一一次共识。事实上，虽然大家还是继续进行化学军备，同时也全力防备敌人出此伎俩，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交战双方倒都真的没违约使用化学武器。（编者注：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多次使用过化学武器。）不过人道主义的感情，却无法阻止意大利人使用毒气对付殖民地人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道德急剧败坏，毒瓦斯又重新出现。80年代两伊战争中，西方各国热心支持的伊拉克，便毫无顾忌大量使用毒瓦斯，对象不分军队平民。）此外，英国首先创制了履带装甲车，称为“坦克”，一直沿用至今。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将领，却看不出坦克有何惊人之处，更别提把它派上用场了。至于刚刚发明不久的飞机，还有德国那种状似雪茄的充气飞船，虽然还不大可靠，协约国和同盟国两方却都开始用它们演练空中投弹，还好效果不佳。但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空战终于在战争中取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尤以用来吓唬平民百姓最为有用。
1914—1918年间，影响效果最为宏大的科技新武器是潜艇。交战双方既然打不退彼此的军队，就只好转谋断绝对方粮食。英方所有的补给都靠海运，窒息英伦三岛的最佳途径，自然就是用潜艇不断发动无情攻击，拦截运粮的船只。1917年，德国这一招差不多都快奏效了，联军最后才想出了克制之法。可是这一场围海绝粮战，正是促使美国参战的主要原因。而英国也不例外，使出浑身解数，全力封锁德国的补给，不但想饿死德国人，也要置德国战时经济于死地。英方的封堵政策，结果出乎意料地成功，原因在于德国人并没有发挥他们一向引以为荣的效率与理性，经营战时德国的经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可见分晓。两次大战里面，德国军事的机器运作优秀精良，举世无匹。1917年盟国若不曾向美国求援，在没有源源不绝美国物资供应之下，单凭德军的优越，便足以决定战争的胜负。光看德国即使在奥地利拖累之下，还能勉强取得东部战区的胜利，就可想而知其实力之惊人。1917—1918年间，俄罗斯帝国被德国赶出战场，导致内部爆发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Bolshevik）夺得政权。新政权与德国议和，订立“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Brest-Litowk Peace），从此退出大战，还失去旧俄在欧洲一大部分的领土。德俄停战之后（1918年3月），德军开始有余力全力对付西部战场，最后也的确突破了西线的防御，再度向巴黎进发。此时幸有美军大力增援，装备不断涌入，联军才喘过一口气来。可是联军曾一度战况紧急，似乎真的大势已去。不过，这已经是德军的最后一搏，它自己也知道已成强弩之末。待联军于1918年夏开始发动攻势，不消几周，大战就告终了。同盟国不但彻底认输，而且完全崩溃。1918年秋天，革命风潮席卷了中欧与东南欧，跟前一年俄国发生的情况一模一样（俄国革命见下章）。从法国边境直到日本海，原有的政府全部都垮台了。胜利国的政局也同样受到震撼，虽然英法两国的政府就是战败也不至于解体，但是意大利就难说了。至于战败国家，更没有一个能在革命的震荡中幸免。
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政治外交先贤——比如法国的塔里兰（Talleyrand），或德国的俾斯麦（Bismarck）——我们若能把其中任何一位请出地下，请他看一看这场大战，老先生一定会奇怪，为什么这些貌似聪明的政治人物，不能想个折中办法解决一场战祸，反而眼睁睁地让1914年的美好世界毁于一旦呢？还有一件事也很奇怪。在过去，大多数“非革命性质”以及“非意识形态”之争的战争，往往都不必打到这种玉石俱焚，非置对方于死地的地步。回看1914年，意识形态显然和敌我阵营毫无关系。当然打起仗来，双方都得动员舆论炒作，攻击对方的不是，比如俄国对德国文化，英法民主政治对德国专制，等等。不过有关意识形态之争，也就仅止于此。再进一步来看，俄国和奥地利在战况紧急之时，也曾一再恳求友国考虑和谈。而且，当时有此建议者不只俄奥两国。那么为什么，列强最后还是坚持走上拒和之路，非要分个绝对胜负不可呢？
原因是这样的。过去的战争目标不但有限而且特定。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一样，它的野心没有尽头。帝国时代开始，政治和经济活动成为一体。国际政治斗法，完全以经济增长和经济竞争为出发点。但正因为如此，从此具体的边界与尽头都消失了。对美国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以及垄断南非钻石出产的英商戴比尔斯公司（De Beers Diamond Corporation）而言，世界的尽头才是它们自然的边界。或者换个方式来看，这些大公司大企业本身扩张能力的极限，才是它们自然的边界（Hobsbawm，1987，p.318）。说得更具体一点，对英德这两个主要竞争对手而言，天边才是它们的界限。而德国一心想取代英国国际霸权和海洋王国的位置，如果德国的愿望得逞，国势日衰的英国的地位自然更趋低落。因此，这是一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霸权争夺战。至于法国的赌注，虽然不在全球，却同样生死攸关：法国的人口、经济，跟德国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这种趋势好像已经无法避免。法国能否继续跻身诸强之列，也受到严重挑战。在这种种情况之下，一时的和谈妥协，也不过拖延时日而已。转头再看德国，它为什么不肯等一等，让自己日渐强大的国势，加上各方面领先的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而然地建立自以为配得上的地位呢？何况这段时间又不会太久，德国迟早会达到这一步的。事实上，我们只要看看今日德国，虽然两度沦为战败国，又没有独立的军事力量，今天在欧洲的地位，却远比1945年前军事强权的德国稳固多了。但德国之所以能有今天这个不容动摇的位置，主要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法两国不管多么不情愿，也只有接受自己已成低一等国家的地位。同样，今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力量再大，也得体认一个事实：1945年以后，德国单独称霸的这个念头，已是他生无望、此生休矣。但是回到20世纪初，皇权和帝国主义仍然甚嚣尘上之际，德国当然想要独霸全球（当时德国的口号是“以德意志精神更新全世界”），英法两国也仍不失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老大，自然不容德国在旁边变得强大。战争爆发，交战双方都迫不及待地宣称，自己是为了这个或那个崇高的目标而战。放在纸面上，谁都可以就这些不重要的事情让步，可是归根结底，此战真正的重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完全的胜利，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谓的“无条件投降”。
就是这样一个损人不利己的可笑念头，搞得交战双方两败俱伤。战败国因此走上革命之路，战胜国也精疲力竭彻底破产。后来到了1940年，德国部队虽然居于劣势，却轻而易举拿下法国，法国人赶忙向希特勒俯首称臣，原因就出在法国已经在1914—1918年间流够了血了。1918年之后，英国也完全失去往日的气势。这一场超出它自己国力的战争，已经把英国经济彻底摧毁。更糟糕的是，经由赔款方式与强制和平获得的完全胜利，把重新恢复一个稳定、自由、小资产阶级式的欧洲的最微小的机会都粉碎了，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很快便指出了这一点。如果德国的经济力量不能汇入欧洲的整体经济体系，也就是说，如果德国在欧洲经济体系中所占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能为其他各国认识和接纳，欧洲将永无宁日。不过对当年那些一心力战德国，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人而言，这一点根本不在考虑之中。
几个胜利的大国（美英法意）制定的和平条款，也就是通常众人所称的《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不过这个名称并不尽然正确。[1]
这份和约的内容主要着眼于五个因素。其一，欧洲许多政权纷纷垮台，再加上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政权兴起，对各地革命活动具有极大的号召力（详见第二章），这是第一项考虑。其二，便是好好管束举协约国之力也几乎无法招架的德国。这一点，始终是法国最大的心事，原因自然不言而喻。其三，便是重新划分欧洲的版图，一方面为了削弱德国的力量，再一方面则由于沙皇俄国、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帝国（Ottoman）三帝国解体之后，欧洲与中东留下一大片空白亟待填补。想要继承这些土地的多是当地的民族主义者，至少在欧洲地区是如此。对此，战胜国持鼓励态度，只要这些人都反共就可以了。事实上，重新分配欧洲版图，主要依据的原则是“民族自决”，依语言族系建立不同的民族国家。当时被各国视为救星国代言人的美国总统威尔逊（Wilson），就极为热情地支持这项信念。可是，将这块语言民族纷杂的是非之地，整整齐齐地分为一个个民族国家，对隔岸观火的外人来说，自然不觉有何不妥。然而民族自决说来简单，如此划分的后果却惨不忍睹，带来的灾难一直到90年代的欧洲还没有结束。90年代将欧洲大陆裂为寸断的诸国冲突，事实上正是当年《凡尔赛和约》作下的孽啊！[2]
至于中东地区，多按原有英法两国的势力划分——唯一的例外是巴勒斯坦地区：原来英国在战时一心为了赢取国际犹太人的支持，曾轻率含糊地许诺犹太人建立一个“家园”。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一项令人难忘、留给后代头痛的难题。
其四，则是战胜国内部的政治因素，以及战胜国之间的摩擦——实际上主要就是英法美三国。内部政治作用影响的最大后果，竟是美国国会拒绝批准本国总统一手促成的和约。美国最后还是退出了和约的签订，造成无比深远的影响。
其五，就是绞尽脑汁避免类似大战的重演，这一场大战让世界尝尽了苦果。可是各国的努力却失败得很惨。短短20年后，世界又重新点燃了战火。
防范布尔什维克主义，重划欧洲版图，这两项任务基本上相互重叠。因为对付革命俄国的最佳手段，就是排上一圈反共国家组成的“隔离带”——不过这是假定初生的苏维埃俄国能够生存下去；而这一点在1919年之际，还很难说。而这些新国家的领土，其中多半，甚至全部，都是从沙俄版图挖出来的，因此，它们对莫斯科的敌意绝对可以保证。因此从北到南，大小国家一一建立起来：芬兰，是经列宁同意正式脱离的自治区；波罗的海沿岸三小国爱沙尼亚（Estonia）、拉脱维亚（Latvia）、立陶宛（Lithuania），历史上从来不曾建立国家；波兰被外族统治了120年后终于再度恢复独立。还有罗马尼亚，从哈布斯堡王朝接收了奥地利、匈牙利一部分领土，又并入沙俄治下的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版图一下子扩大了两倍。这些土地当初都是德国从俄国剪下来的，若非布尔什维克党夺权，本来理当归还俄国。西方盟国原来的打算，是把封锁带一直建到高加索山区。可是这个如意算盘没打成，因为土耳其虽然不是共产党国家，当时却在闹独立革命，对英法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自然没有好感，反而和革命俄国交好。至于布列斯特媾和条约后建立的两个短命独立小国，亚美尼亚（Armenia）和格鲁吉亚（Georgia），以及英国原打算扶助的盛产石油的阿塞拜疆（Azerbaijan）独立，也因布尔什维克在1918—1920年革命内战中获胜以及1921年《苏土条约》签订告吹。总之，在东边这一带，只要是在他们的军事打击有效圈内，西方大国大致接受德国原先在革命俄国设定的边界。
东拼西凑，还剩下一大片土地没有主儿，这片土地主要在前奥匈帝国版图之内。于是奥地利缩减成由残余日耳曼人组成的国家，匈牙利也只剩了马扎尔人（Magyar）余部。至于前奥地利的斯洛文尼亚（Slovenia）、前匈牙利的克罗地亚（Croatia），还有原本独立的一些小牧民国家，都一股脑儿并入塞尔维亚变成了南斯拉夫（Yugoslavia）。而门地内哥罗（Montenegro）那一片苍凉山区的居民，失去独立之后，便一块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他们觉得自己的英雄气概，至少还受到共产主义的重视。这个地区过去和帝俄很有渊源，黑山上剽悍英勇的战士，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捍卫沙俄的信仰，以对抗土耳其异教的侵入。此外，原为哈布斯堡王朝工业中心的捷克（Czech）区，也和原属匈牙利的斯洛伐克及罗塞尼亚（Ruthenia）两个农村地区合并，成为一个新国家——捷克斯洛伐克。至于罗马尼亚则一下子跃升为一个多元民族的混合国家，波兰和意大利也各有所获。其实像南斯拉夫与捷克斯洛伐克这两国的成立，既没有道理，更缺乏任何历史条件。这种瞎拼乱凑的动机，完全出于对所谓民族立国意识的盲信。一是以为共同民族背景即可和平共处，二是以为小国林立对大局无益。于是民族大编队之下，南部的斯拉夫人（也就是南斯拉夫人）和西边的斯拉夫人（捷克和斯洛伐克地区）都分别集中到这两个斯拉夫人组成的国家去。不出所料，这种强迫式胡乱点出来的政治鸳鸯谱，到头来并不稳固。结果，除了土地被人七折八扣大为缩减的奥地利与匈牙利两国之外——其实它们的损失也并不那么大——不管是挖自沙俄，还是划自哈布斯堡王朝，最后，在所有这些新成立的国家里，内部民族成分之紊乱复杂，实在不亚于它们起而取代的前身帝国。
惩罚性的和约，立论点在于国家应该为战争以及战争的结果担负唯一的责任（也就是所谓的“战争罪”），主要是用来对付德国，好压得它不能复兴。虽说普法战后法国割让给德国的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地区，此时归还了法国，德国东边好大一块地方也给了重新复国的波兰（亦即东普鲁士与德国其余地区中间的“波兰走廊”），可是压制德国的任务，并不单靠削减德国面积，主要手段还是靠削减德国精锐的海空军力。限制其陆军人数不得超过10万人；向它索取几乎永远偿还不完的战争债（付给战胜国的赔款，以弥补后者因作战付出的代价）；派兵占领德国西部部分地区；还有厉害程度不减前面诸项的最后一招撒手锏：将德国原有的殖民地全部夺去。（这些前德国殖民地，则由英国及其自治领地、法国、日本一起瓜分。其中日本所得比例比较少一些。鉴于帝国主义作风越来越不受欢迎，“殖民地”现在都改称为“托管地”，好像借此即可保证这些“落后地区”人民的幸福——因为如今是由文明人类托付帝国势力代管，因此，后者绝对不会再剥削当地以自肥了。）1919年签订的《凡尔赛和约》，每条每款，列得清清楚楚，除了有关各国领土分配事项之外，可说详细至极。
至于如何避免世界大战再度爆发，战前欧洲“列强”合力谋取和平的打算显然已经彻底失败了。现在换一个法子，美国总统威尔逊向这些精干顽固的欧洲政客建议，由各独立国家组成一个国际联盟。威尔逊是出身普林斯顿的政治学者，满脑子自由主义的热情理想。他主张借着这个国际组织，在纠纷扩大失控之前，当事国就以和平民主的方式解决，并且最好由公开斡旋处理（过程公开、结果公开）。因为这一仗打下来，众人也开始指责过去国际惯用的交涉方式为“秘密外交”。这种反应，主要是因协约国于战时定下的秘密协定而造成的。当时盟国往往不顾当地居民的意愿与利益，任意约定事后如何划分欧洲及中东地区的版图。布尔什维克党人在沙皇政府的旧档案里，发现了这些敏感文件，立刻将之公之于世，所以大家需要想法减少此事造成的伤害。国际联盟的设立，的确属于当时制定和平协议的构想之一，可是却完全失败，唯一的功能只是搜集了不少统计资料而已。不过“国联”成立开始几年，倒也真解决了一两件尚未危及世界和平的国际纠纷，比如像芬兰与瑞典对阿兰群岛（Aland Islands）的争执即为一例。[3] 但美国最终拒绝加入“国联”，使得它完全失去成立的意义。
事实上，《凡尔赛和约》根本不足以作为稳定世界和平的基础，这一点，我们无须一一详列两次大战之间的历史来证明。从一开始，这就注定流年不利，因此再度大战可说无可避免。我们前面说过，美国几乎刚开头就打了退堂鼓，但如今世界已经不再唯欧洲独尊，任何协议若没有美国这个新强国支持，一定难以持久。这一点，不论在世界经济或世界政治上都不例外。我们下面就可以看出来。原本的欧洲两强，事实上可说世界两强——德国和俄国，这会儿不但遭人赶出国际竞争的赛场，而且根本不被当作独立的角色看待。只要他们两国中间有一个重回舞台，光靠英法两国一厢情愿立下的和平协定怎能长久？因为意大利也对协定不满意呢。而且迟早，不管德国还是俄国，也许两个一道儿，都会再度站起来称雄的。
因此，就算和平还有那么一丝希望，也被战胜国不肯让战败国重建的私心给毁灭了。盟国原想百分之百镇住德国，并且不让共产党俄国成为合法政权，但不久便明白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尽管心里有数，适应这个事实却很困难。于是各国心不甘情不愿，适应的过程拖得很长。法国尤其老大不愿意，它希望德国永远衰弱不振，到后来才好不容易放弃这个念头（英国人倒放得开，不曾对战败和被侵略的滋味耿耿于怀）。至于苏联，这个战胜国的眼中钉，众人恨不得它完全消失。俄国革命期间，盟国不但在精神上支持反革命的军队，甚至还派兵支援。此时苏俄度过大战活下来，盟国自然不觉得有什么好高兴的。（为了重建被大战、革命、内战毁坏得衰败不堪的经济，列宁曾经提出极为优厚的条件鼓励外国投资，而战胜国的生意人竟然不屑一顾。）苏维埃俄国因此被迫走上孤立发展之途。到了20年代初期，这两个被欧洲邻邦放逐的国家——苏联与德国，却曾一度为了政治原因携手。
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世界经济活动能够蓬勃成长，重新恢复为扩张型的国际经济体系，也许人类就还有希望避免这二度战火，至少也有延后的可能。不幸的是，战后数年到了20年代中期，正当众人可以将过去种种不快逐渐抛诸脑后之际，世界经济一蹶不振，陷入了自工业革命以来前所未有的危机（详见第三章）。此时德日两国正由极右派当权。军国主义出头，便一意孤行，决意以对抗代替协商，以剧变代替渐变，即使诉诸军事武力也在所不惜。从这个时候开始，再次大战不但不可避免，而且只是迟早的问题了。凡在30年代成长的人，那时天天都提心吊胆地等着战争爆发。成群飞机向城市丢炸弹的景象，还有那头戴防毒面具像瞎子般在毒瓦斯中摸索前进的影子，一直在我们那一代人止不住的胡思乱想中出现。后来飞机投弹的噩梦，果然像预言般准确；至于毒瓦斯的想象，还好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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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著作远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少。导致这个现象出现的原因很简单，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没有一位严肃治学的历史学者，会质疑德日意三国发动侵略的事实（虽然他们对意大利扮演的角色比较不那么确定）。至于其他国家，不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身不由己被拖进战争的旋涡。它们都不想打仗，而且大多数都想尽办法回避。对于这个问题——到底何人或何事掀起这场大祸最简洁利落的答案，那就是希特勒。
历史的问题，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就可以答复的。我们前面已经看见，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世界局势极不稳定，欧洲尤其如此，远东亦然。这种情况之下，自然没有人认为和平可以持久。对现状不满的国家，并不只限于战败国。当然就战败国来说，尤以德国为最，自有充分理由怨恨当时的状况，而事实也是如此。德国不分党派，从最左的共产党到最右的希特勒的国社党（National Socialists），都异口同声指责《凡尔赛和约》太不公平，根本无法接受。说来也矛盾，如果德国内部真要发生革命，对国际冲击的程度反而可能会小一些。请看当时两个真正革命了的战败国，俄罗斯和土耳其，正都一心忙着处理国内事务，包括防卫自家边界，根本没有多余的心力跟国际局势捣乱，它们反而是30年代要求维持世界稳定的力量。事实上，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也一直保持中立。反过来看，意大利和日本虽然算胜利一方，心中却也老大不痛快。不过日本还算比较实际一点，不像意大利胃口太大，远超自己国力所能负荷。不管怎么说，意大利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仗，毕竟也有不少收获。虽然实际所得不能跟战时协约国贿赂它加入时许下的利益相比，但是意大利在阿尔卑斯（Alps）山麓、亚得里亚海（Adriatic）还有爱琴海（Aegean Sea）区，都新获不少领土。然而，主张极端国家主义、帝国野心十足的法西斯派，战后却赢得意大利政权，这个事实，正反映该国人心的不满（见第五章）。至于日本，已经成为远东一霸，自俄国退出舞台，日本陆海军的力量愈发不容忽视。事实上，日本的军事地位，或多或少已因《1922年华盛顿海军协定》（Washington Naval Agreement of1922）为国际承认。这项协定规定美英日三国海军军力比例，应分别为5∶5∶3。从此，这项协定终于结束了多年来英国在海上的独霸地位。虽然如此，日本仍不满足。日本工业化的速度，当时正在突飞猛进，自然使得它感觉自己在远东该得的一份理当比白人帝国给它的一杯羹更大才是——虽然就绝对数字来说，日本当时的经济规模还小得很，20年代后期，只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2.5%。日本也深深意识到自己的弱点，现代工业经济需要的各种自然资源，可以说它一样没有。这些资源靠进口，进口就难免受到外国海军的威胁而中断。日本的产品要出口，就得仰赖美国市场的照顾。日本军方的理论是，到中国去建立一个庞大的陆地帝国，可以缩减日本的运输线，日本的实力就有保障，不再那么脆弱了。
总而言之，1918年之后世界局势动荡不安，和平终究不能维持，其中固然有种种因果，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之所以爆发，究其原因，还是由于德日意三国的不平衡心理而发动侵略所致，它们从30年代中期开始，便相互订下一连串盟约互通声气。1931年日本出兵中国东北；1935年意大利进占埃塞俄比亚；1936—1939年间，德意两国共同介入西班牙内战；1938年初德国进兵奥地利，同年又重挫捷克斯洛伐克，占去该国部分领土；1939年3月德国全面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较早意大利已出兵占领阿尔巴尼亚）。这些都是逐步导向世界大战的重要事件。最后德国向波兰提出无理的领土要求，终于造成战争全面爆发。对应于以上这些侵略事件，我们也可以一一细数国际上无力对付侵略者的窘相：国际联盟阻止日本出兵中国东北宣告失败；1935年意大利侵犯埃塞俄比亚，无人予以制止；德国单方宣布《凡尔赛和约》无效，并在1936年重新对莱茵兰地区（Rhineland）进行军事占领，英法两国只能眼睁睁任其发生；英法拒绝插手西班牙内战（“不干预原则”）；对奥地利被德国占领一事也不闻不问；1938年德国提出《慕尼黑协定》（Munich Agreement）勒索捷克斯洛伐克的前夕，英法两国又临阵撒手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8月，苏联竟也与德国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Hitler-Stalin Pact），对抗希特勒的国家又少了一员。
不过话说回来，就算一方真的不愿开打，并且想方设法避免开战，与此同时，另一方则拼命讴歌伟大的战争使命——像希特勒那样一心求战——到头来，等到大战真的全面爆发，战争进行的实际方式、时间以及对手，也不见得是这些侵略者当初料到的。日本国内就算军国主义的势力再大，恐怕也不希望靠全面大战达到自己的目的吧（它最主要的目标只是留在远东称霸，也就是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之所以掉进世界大战的泥沼，完全由于美国也有份的缘故，至于德国原本的打算到底如何，它想怎么打，何时打，与谁打，希特勒这人没有记录自己决定的习惯，各家看法也始终不一。不过有两件事很明显：一是1939年，德国对波兰发动战争（波兰背后有英法两国助阵），显然不在希特勒原定计划之内。至于日后与美苏两强同时作战，恐怕也是德国将领与外交官最大的噩梦吧。
德国打这场仗，和1914年没有两样，必须一鼓作气，出手便成功才行；日本的情况也一样。一旦旷日持久，对方开始联手之后，双拳难敌四手，就远非德日两国之力所能对付了。它们也根本就没有打算打持久战；至于那些需要长期生产的武器，更不在它们考虑之列。（相反，英国虽然在陆战受挫，一开始就已打定主意进行持久的消耗战，把财力集中在精密昂贵的武器上。时间一久，英国和盟方的军火生产量自然便赶过德国。）至于日本方面，第一，不曾卷入1939—1940年德国对英法的作战；第二，也没参加1941年以后德国对苏联的进军，所以相比之下，没有这种对付联手敌人之苦。不过早在1939年，日本就曾在中国与西伯利亚交界处与苏联红军非正式地交过手，当时日方伤亡颇重。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开始，日本交战的对象也只是英美两国，苏联并不在内。倒霉的是日本碰上的对手，偏偏就是资源不知比日本丰富多少倍，肯定会赢得这场战争的超级强国美国。
有一段时间，德国的运气似乎还不错。30年代战争脚步日益接近之际，英法两国没有和苏联交好，结果后者才与希特勒谈和。而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O.Roosevelt）也因为国内政治牵制之故，只能在书面上支持他比较倾向的一方。所以一开始，1939年爆发的战争只能算是欧战。事实上在德国入侵波兰，又于三周内和中立的苏联瓜分该国之后，所谓欧战，已变成纯粹由德国与英法对打的西欧战争了。1940年春天，德国不费吹灰之力又分别攻下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轻松得简直有些可笑。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四国均被德国占领，法国则被分成两半：一部分由德国直接占领治理，另一半则变成附庸“政府”，首都设在法国乡间的温泉疗养胜地维希（Vichy，维希政府的主要成员，多数来自法国各保守势力，这批人不愿意把法国再称作“共和国”，故指称为“政府”）。现在全欧只剩下英国与德国作战了，在丘吉尔的领导下，英国和衷共济，誓与希特勒周旋到底，绝不妥协。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原本中立的法西斯意大利却走错一步棋，放弃了小民自守、两不相涉的立场，倒向德国一边。
就实际意义而言，欧战至此可说已告结束。不错，英国有英伦海峡及皇家空军这两道屏障，使得德国无法越雷池一步，但是英国也没有本事回攻欧陆，更别提打败德国了。1940—1941年几个月当中，英国独力支撑着。这段时间，至少对那些战火余生的人来说，可算是英国人历史上极了不起的一个时刻。不过，英国幸存的机会十分渺茫。1940年6月，美国重新部署其“半球防卫”计划，基本上认定没有必要再给英国任何支援。而且，就算英国有机会逃过一劫，美国也只把它看成外围的防御基地。与此同时，欧洲版图也被重新划分。根据德苏协议，除了德国占领的波兰部分以外，苏联进占它在1918年失去的欧洲领土及芬兰。1939—1940年间，苏联红军曾与芬兰打了一场烂仗，将苏联国界向列宁格勒（Leningrad）以外稍微推出一点。至于当年《凡尔赛和约》从原哈布斯堡治下划分出来的诸国，果然短命，现在重新规划，落入希特勒的统治。而英国原想将战事延伸至巴尔干地区，结果不出所料宣告失败，反使整个半岛，连希腊诸岛在内都沦入德军之手。而德国盟邦意大利在军事上的表现，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奥匈帝国还差劲。意大利部队在非洲节节败退，几乎快被主要基地在埃及的英国赶出它在非洲建立的势力范围。德国的非洲劲旅在军事天才隆美尔将军（Erwin Rommel）指挥之下，挥师穿过地中海直入非洲，大大威胁了英国在中东的整个地位。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矛头一转，入侵苏联，战端又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决定性的一天，德国此举毫无道理可言——反把自己陷入两面作战的泥淖——而斯大林做梦也想不到希特勒会出此下策。可是希特勒此举自有他的理由：能够拿下东方这个陆地大国，不但资源丰富，又有源源不绝的劳动力供应，是再合理不过的策略。可是他跟其他的军事专家一样（日本除外），低估了苏俄抵抗的能力。不过，希特勒的估计也不算完全离谱，因为当时的苏联实在一团糟：30年代的大清洗，把红军整得支离破碎（见第十三章），国内一片低沉，恐怖氛围充斥，斯大林自己对军事一窍不通，却又喜欢横加干涉。一开始，德军在俄国势如破竹，一如其在西部战区的表现，进展极为神速。不到10月初，德军就已经打到莫斯科近郊，一时之间，连斯大林也心慌意乱、斗志全无，打算向德方求和了。但德军的良机稍纵即逝，苏联腹地太大，人员众多，苏联人又格外地强悍爱国，打起仗来狠猛无情。不过，苏联之所以能够获得喘息重整的机会并打败德军，它的优秀将领终于可以放手一干却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其中有一些刚从古拉格劳改营（gulags）释放出来］。纵观斯大林统治期间，只有在1942—1945年时停止过恐怖统治。
希特勒原打算在3个月之内就解决俄国，现在计划落空，德国就等于已经失败了。它的装备和补给，都无法支持一场持久的战争。德方拥有和制造的飞机坦克，甚至远比英苏两国为低，这还不包括美国的数字在内。酷寒的冬天过后，1942年德国再度发动攻势，这一次固然也跟以往各战役一般，打得非常漂亮。德军甚至深入高加索山区，直逼伏尔加河（Volga）下游河谷，可是对战局已经没有任何决定性的影响了。1942年夏天到1943年2月之间，德军攻势最后终于被苏军阻止，从此动弹不得，终至陷入包围，被迫在斯大林格勒投降。从这一刻开始，转而由苏军采取攻势，但一直到大战结束，苏联也只打到柏林、布拉格和维也纳一线。然而斯大林格勒一役之后，人人都知道大局已定，德国的失败只是迟早的问题了。
与此同时，战争虽然还是以欧洲为主，战火却已经扩展到全球各地，主要是英国各殖民地兴起的反帝国主义风潮所致。大英帝国此时还算是世界级的霸主，仍有余力镇压叛逆的殖民地人民。南非的布尔人（Boer，南非荷兰血统的白人）若有亲希特勒倾向，即有被英国殖民当局拘留的危险——这批荷裔亲德派战后重新出头，1948年，南非开始执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即出于这帮人之手。1941年春天，拉希德·阿里（Rashid Ali）夺得伊拉克政权，旋即被英方扑灭。此外，希特勒在欧洲的军事胜利，也造成东南亚帝国势力的部分真空，这一点意义尤其重大。日本乘机而入，填补真空，以法国遗在中南半岛的无助孑民的保护人自居。日本代表的轴心（Axis）势力，竟然开始在东南亚伸出魔爪，被美国视为不可容忍之事，于是对日实行严厉的经济压力，而日本的对外贸易及资源供给，都依赖海上运输。就是这一冲突，导致两国之间开战。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Pearl Harbor），世界性大战终于爆发。几个月之内，日本席卷了全部东南亚大陆及岛屿，耀武扬威地准备从缅甸西部进取印度，并有从新几内亚南取澳大利亚空旷的北部地区之势。
也许，日本与美国的正面开战终不可免，除非日本放弃它建立一个经济帝国的野心。这个经济帝国，美其名曰“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的中心政策。但是，罗斯福当政的美国，眼见欧洲国家姑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Mussolini）的后果，自然不容自己重蹈英法的覆辙，一味容忍日本扩张的行动。不管怎么说，美国一般的舆论，总把太平洋地区（不像欧洲）视作美国正当的活动范围，意义上和拉丁美洲是美国的禁脔差不多。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只限于不管欧洲的闲事。事实上，正因为西方对日的禁运政策（其实就是美方的禁运），以及对日本资产的冻结，才迫使后者孤注一掷贸然行动。因为这一下策，完全依赖海运进口的日本经济，不出几日势必气绝而亡。日本贸然赌下这一注，风险非常大，结果不啻自杀之举。但是日本建立南方帝国的企图，也只有这么一个机会，而且稍纵即逝，不得不好好把握。它认为此举若要成功，必先锁住美国海军，因为这是唯一能干扰日本行动的力量。然而这样一来，也意味着美国会立即参战。想想看美国超强的国力与资源，这一战日本是输定了。
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希特勒的举动。他在苏联战区已经倾注全力且分身乏术，却为什么还要莫名其妙地向美国宣战呢？如此一来，美国国内政治阻力大减，罗斯福政府得以名正言顺地进入欧洲战场与英国并肩作战。在华盛顿当局眼里，纳粹德国在全球对美国地位——以及对世界的威胁，绝对比日本大得多了。因此，美方的精力及资源便自然大多集中于欧洲战场。结果证明，美方策略非常正确。美国参战之后，盟国一共又花了3年半的时间方才击败德国，可是在这之后不出3个月，便把日本解决了。希特勒对美宣战的愚蠢行动令人费解，不过他一向过分低估美国的力量，尤其看不起美国在经济与科技上的潜力。他总以为民主政体办事缺乏效率，决策因循拖拉。希特勒唯一瞧得起的民主政权只有英国，因为他认为后者并不算完全民主的政体，这一点他倒没看错。
德军进攻苏联，日本向美开战，这两件事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不过当时并不能马上看出端倪，因为德军势力在1942年中期正好达到高峰，而且一直到1943年，德国也没有完全失去军事上的主动。此外，西方盟国迟至1944年方才有效地重返欧洲大陆。盟军在北非战场的行动虽告胜利，终于将轴心力量赶了出去，并因此攻入意大利，可是其攻势却被德军挡住，不再能越雷池一步。与此同时，西方盟军对付德国的主要武器，只有靠空军，而事后的研究显示，这一招效果其实很差，最大的用处，只不过杀死平民百姓、毁灭城市罢了。当时盟国唯一能够挺进的部队只有苏军；此外在巴尔干半岛，主要在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及希腊地区，也有一些受共产党影响的地下武装反抗力量让德意头痛，但盟方的反击力量也仅此而已。不过丘吉尔说得没错，珍珠港事件一发生，他便信心十足地宣称，如今胜券在握：“完全看我们自己如何运用压倒性的力量取胜了。”（Kennedy，p.347.）到1942年底，盟军必胜的事实不再有人怀疑。盟国开始为必胜的未来进行筹划了。
话说到此，我们不必再跟着以后的战役一一讨论。我们只需注意，在西方战场一面，德军反抗的力量始终很强，甚至在1944年6月盟军重新挥师返回欧洲大陆之际，仍然如此。当时德国内部的状况，也跟1918年德皇威廉的境遇不同，并没有任何反希特勒的革命，只有普鲁士传统的优秀军事力量的核心分子——德国的军事将领，曾于1944年7月密谋铲除希特勒。这些优秀的军人是理性的爱国者，不愿意疯狂地去追求瓦格纳歌剧《诸神的黄昏》（G?tterd?mmerung ）中暴毙式的结局。因为他们知道，如此德国必亡无疑。但是这批军官的举动缺乏普遍支持，最后不幸失败，全部死在希特勒死硬分子手里。至于东方的日本，更是坚持顽抗到底，没有半分动摇的意思。因此，美国在广岛、长崎两地投下原子弹，迫使日本赶快投降。1945年盟方的胜利是全面的，轴心国的投降是毫无条件的。战败国完全被战胜国占领，也没有正式媾和的过程。除占领军之外，盟国不承认任何战败国官方的存在，至少在德国和日本两地绝对如此。若论当时最接近和平协商的行动，恐怕要数1943—1945年间，包括美英苏三巨头在内的数度会商。三强在会商中预分战争的胜利果实，并试图决定战后彼此的相对关系（此举不大成功）。这些会议前后计有四次：1943年在德黑兰（Teheran）第一次；1944年在莫斯科第二次；1945年初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Yalta）第三次；1945年8月在被占领德国的波茨坦（Potsdam）第四次。但是效果比较显著的会议，却要算1943—1945年间，各盟国之间举行的一连串磋商。会商中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定下总体架构，其中包括联合国（United Nations）的设立，第九章将有进一步讨论。
因此，跟第一次世界大战比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更为彻底，除了1943年意大利中途倒戈，政权更换之外，从头到尾，双方均不曾认真考虑妥协。战后意大利并没有落入被人占领的命运，盟国只把它当作战败国，并承认意大利政府的存在。（这还多亏德国人，以及它扶持的墨索里尼政权——法西斯“社会共和国”——会力守半个意大利达两年之久，盟军始终奈何不得。）两边之所以不妥协，道理也很简单。这是一场信仰之战，换个现代名词，就是一场意识形态之战。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又显然是一场生死存亡之战。从波兰和苏联被德国占领之后的惨状，还有犹太人惨遭大规模屠杀的消息中（后来渐渐传到外界难以置信的耳朵里），众人学到一个教训：一旦落入德国纳粹政权手中，付出的代价就是死亡与奴役。因此这是一场没有限制、无所不用其极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大规模集体战争，又升级为全面的战争。
这一仗打下来，损失简直难以估算，因为大战中除了军人之外，平民更死伤无数（与上一次大战不同）。其中许多极惨烈的杀戮，往往发生在无人有余力或者根本顾不上计算死伤的时间地点。直接因战争死亡的数字，据估计大约是上一次大战（其实也是估算）的3—5倍之间（Milward，p.270；Petersen，1986）。换个方式来看，苏联、波兰、南斯拉夫三国，分别损失全部人口的10%—20%。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日本和中国，则分别损失4%—6%的人口。至于英法两国的死亡人数，远比上一次大战为低——只有1%，美国数字略高。不过这些都只是推测罢了。有关苏联的死亡人数，先后曾有不同的估计，甚至包括官方统计在内，分别是700万，1100万，甚至近于2000万、5000万。但是，整体的死亡规模如此巨大，在统计上算得再精确又有什么意义？如果历史学家算出，犹太人其实只死了500万人，甚至400万，而不是600万时，难道就能减轻德国屠杀犹太人的恐怖于万一吗？（不过600万这个数字，是一开始的粗算，绝对是估多了。）德国围攻列宁格勒的900天里（1941—1944），到底有100万人，还是五六十万人因饥饿或力竭而亡，又有多大区别呢？事实上，除了直觉的想象外，对于这些数字，我们又能抓住其中多少真实的含义？陷身德国的570万俄国战俘里面，有330万名不幸死去（Hirschfeld，1986），这个数字，对一般读者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一场战争，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男人死得比女人多。战后苏联一直到1959年，35—50岁的年龄群中，每7名女人还只有4名男人（Milward，1979，p.212）。战火中倒塌的房子，可以再盖；死去的人，却再也不能复生。侥幸存活下来的人想要重建正常的生活，多么艰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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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般都有一个观念，以为现代战争一向都影响国内每一名男女老少的生活，并动员绝大多数国民；我们总认为，现代战争使用的武器数量惊人，一向都得将整个经济投入生产；我们又认为，现代战争的武器一向都造成难以形容的大量伤亡，彻底地主宰并改变了交战国的面貌。殊不知，这些现象其实只有在20世纪以后方才发生。不错，过去的确也有过悲剧性的毁灭战争，也有过预示现代式可怕战争的前例，比如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即为一例。一直到今天为止，美国史上最惨烈的战争还要算为时4年的南北战争（1861—1865），死亡男子无数，比美国后来参与的所有战争死亡总人数还多，其中包括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但在20世纪以前，影响一般社会生活的战争往往属于例外。拿破仑四处征伐欧洲的年代里，简·奥斯汀（Jane Austen）可以安坐家中写她的小说。对不清楚时代背景的读者来说，肯定猜不出当时是这样一个烽火连天的时代，我们从她的小说里嗅不出一丝战争的气息。但在事实上，出现在奥斯汀笔下的年轻男子，某些人一定参与了当时的战事。进入20世纪，我们实在难以想象有哪一位小说家曾用这种笔法描写20世纪战火下的英国。
虽说20世纪总体战（total war）这个怪物，并非一开始就成了庞然大物，不过从1914年开始，总体战的形态便已成形，这一点绝对正确。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英国就已动员了12.5%的男子入伍，德国动员了15.4%，法国动员人数几乎达17%。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般来说，各国积极从事军事任务的动员人数，平均约为20%左右（Milward，1979，p.216）。我们可顺便提一下，像这样大规模的长期总动员，得靠两种力量才能维持：一靠现代化高生产力的工业经济，二靠大部分经济活动掌握在非战斗人口的手里。在传统的农业经济里，除了偶尔季节性的征用以外，就没有能力供应如此众多兵源，至少在温带气候区如此。因为到了农忙时节（比如收获季节），全民都得出动帮助农事。其实就算在工业化的社会，长期挪用如此大量的人口，对社会也是一项极大的负担。这也就是现代大规模战争之下，有组织的工人力量因而加强的原因。女子也因此走出家庭，进入社会，造成女性就业的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女性就业还只是暂时情况；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成为永久性的社会现象了。
20世纪的战争是大规模的战争。人类在这些战争里使用和毁灭的东西，数量之巨，已达前人不能想象的地步。因此德文用Materialschlacht——也就是物资战，形容1914—1918年的西线战争。拿破仑当年运气好，当时法国工业生产规模小，他却还能在1806年以全部不过1500发的弹药，打垮了普鲁士的军队，赢得耶拿会战（Battle of Jena）。可是后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的军工生产计划一天就是1万发到1.2万发。到了战争末期，甚至高达每日20万发。连沙俄也能够日产15万发，等于一个月450万发。规模如此庞大，难怪工厂里的机械工程作业彻底革新了。至于其他比较不属于破坏性质的物资生产，让我们回忆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军一共订制了5.19亿余双袜子和2.19亿余条裤子。而德国部队呢，在其繁文缛节的官僚传统之下，单单一年之内（1943年），就造了440万把剪刀，以及620万个印盒，以供军事单位盖章所需（Milward，1979，p.68）。大规模的战争，需要大量的生产配合。
可是生产也需要有组织、有管理——即使其目的是为了理性冷静地杀人，是为了用最有效率的方式毁灭人命，依然需要组织管理，像德国纳粹的死亡集中营那样。总而言之，总体战可说是人类所知规模最为庞大的产业，需要众人有意识地去组织、去管理。
这种现象，也引起了前所未见的新课题。自从17世纪政府接管永久部队（常备军），不再向战争贩子租用兵力以来，军事已经变成政府的职责。事实上，军队与作战，很快就变成一种“产业”，或所谓的经济联合，规模远比私有产业大得多。因此19世纪工业时代兴起的大规模民间产业，如像铁道及港口的兴建工程往往需要借重军方的专业及管理人才。政府各个部门，几乎都投入武器及各种战争物资的生产。一直到19世纪末期，才逐渐由政府与专业的民间军火工业合作，形成某种共生的产业联合，尤以一些需要高科技的部门为最，例如大炮及海军装备的研究生产，等等。这就是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所谓“军事工业联合”的前身（参见《帝国的年代》第十三章）。不过从法国大革命时期一直到1914年之间，每有战争，除了某些工业难免受到波及之外——比如说服装业就得扩大生产供应军衣——基本上，战时经济也只是平时经济的扩展而已（所谓一切“照常营业”）。
政府方面主要着眼于财政上的考虑：如何应付战争的支出。该靠贷款，还是直接征税呢？不论贷款还是征税，又该怎么做才好？在筹措经费挂帅之下，国库或财政单位自然就变成了战时经济真正的司令官。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打就是这么久，远远超过政府当初预期；人员军火消耗如此惊人，“照常营业”的如意算盘当然打不下去，财政官员也无力继续主导了。政客不计代价一心只想谋胜，国库人员只有大摇其头（年轻的凯恩斯当时即在英国国库任职）。凯恩斯等人的看法自然没有错，英国实在力不足负两次大战的重担，该国经济也因此受到长远的负面影响。然而，如果现代式的大战实在无可回避，大家就应该对成本、生产——甚至整个经济——好好地仔细筹划管理不可。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一面打，一面才学到这方面的经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事先仔细研究过上次大战得来的教训，于是一开始，大家就学乖了。可是现代战争打到一个地步，政府必须全面接管经济，各种计划及物资的分配也必须极为详密具体（跟平时的经济机制完全两样）。虽说政府已有战时经济的心理准备，但直到好一阵子之后，众人才慢慢体会其中深入的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初起，各国之中，只有苏联和纳粹德国拥有某种程度具体控制经济活动的方式。这自然是因为苏联的计划经济，多少师法德国在1914—1918年期间实行的战时计划经济（参见第十三章）。至于其他国家，尤其是英美两国，这方面的组织渠道根本就不存在。
奇怪的是，尽管德国有开明专制官僚行政系统的传统及理论基础，两次总体大战打下来，在政府主导的战时经济上面，德国的表现却还不及西方民主国家——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法两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美两国（有关苏联式的计划，详见第十三章）。其中原因到底何在，我们只能臆测，不过优劣事实俱在，却不容人置疑。德国方面，在动员物资全面支援战争上的组织力、效率都不行——不过一开始，德国原打算速战速决，自然不需要全面性的动员——对于平民经济需要的照顾也不够周全。相反，侥幸活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法两国人民，战后的情况却远比战前要好上一些，就算感觉上比较穷苦，英国工人的实际收入反而增加了。可是德国人却较前饥贫，实际工资也较前为低。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数字比较难对照，尤其因为：第一，法国一下子就投降了；第二，美国比大家都富有，所受的压力也小得多；第三，苏联则比较贫困，压力大得太多。基本上，德国的战时经济，等于有全欧洲供其剥削利用。但到战事完毕，德国各方面的实质损失却远超过西方其他交战国家。大致总合一下，英国的财力虽然比较差，到了1943年，平民消费甚至降低了20%以上，但及至最后大战结束，英国老百姓的伙食和健康却比别人都好，这多亏该国战时经济能够有系统、有计划地公平分配整体资源，不致过度牺牲社会中任何一部分。德国的做法刚好相反，完全基于不平等的原则。德国不但全力剥削它占领下的欧洲人力资源，对非本族更视为劣等民族。极端到——比如对波兰人、俄国人，还有犹太人——甚至根本把他们当作随时可以牺牲、生命如草芥的奴工。到1944年时，德国境内的外国劳动者，已高达其总劳动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军火业便占去了30%。德国本国的劳动者也好不到哪里去，最多只能说，他们起码还保留着1938年的实际收入水准。此外，战争期间，英国儿童的死亡和患病率不断降低。反观一向以粮产丰富闻名的法国，自1940年被德国占领统治之后，境内虽不再有过战火，法国人各年龄层的平均体重却减轻了，健康普遍变差了。
总体战在管理上造成的革命，自是不容置疑。对于科技和生产是否也有革命性的影响呢？换句话说，总体战到底是促进了还是妨碍了经济的发展？简单地说，总体战使得科技更为进步发达，因为先进的交战国不但在军事上求胜，更需要在技术上竞争，才能发展出更精良、更有效的武器装备以克敌制胜。要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盟国担心纳粹德国发展核武器的话，原子弹恐怕根本不会出现，20世纪也不会在核能研究上投下大笔经费了。至于其他某些专为作战开发的科学技术，较之核能更容易移转为和平用途——航空和电脑即是二例。这一切都证明一个事实，战时科技之所以加速发展，主要为应付作战及战备之需。若在平时，如此庞大的研究经费，恐怕根本不能通过成本效益的预算，至少在态度上要犹犹豫豫，进展也较为迟缓（参见第九章）。
不过，科技为战争服务一事并不新鲜，现代工业经济的发展，一向建立在科技的不断创新之上。种种科技的进步发明，迟早都会发生，并不以战争为限。如果没有战争，发展的速度恐怕还会更快（人类没有战争？当然是痴人说梦，不过为讨论方便，我们先这样假定好了）。不过战争却有助于专门科学技术知识的扩散，对工业组织及大量生产的方法也都有深远影响。但是一般来说，战争的作用，主要还是在于加快变革的速度，而非激发变革本身。
战争是否促进经济增长呢？就一面来说，绝对没有。战争中，生产性资源的损失极为严重，远比工作人口的流失还大。苏联战前25%的资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消耗殆尽。德国损失了13%，意大利8%，法国7%，英国较低，只有3%（不过这些数字必须和战时的新建设相抵消才更准确）。苏联的例子最极端，战争对它造成的净经济效益完全属于负面。1945年战争结束，它的农业完全毁于战火，战前实行的五年计划也全告泡汤。硕果仅存的，只有一个大而无当的军火工业，举国上下饿殍遍地、满目疮痍。
但从另一面来看，大战显然对美国经济裨益良多，增长率在两次大战期间都极为惊人，尤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最，年增长率高达约10%，甚至胜过其他任何时期，可谓空前绝后。美国在两次大战中都占了便宜，不但本土远离实际战区，更成为友邦的兵工厂。再加上美国经济规模庞大，可以有效地扩大组织生产，这一点远非其他各国能及。两次大战带给美国最长远的经济影响，恐怕就是在1914年至本书写作的1991年整整几十年当中，赋予美国全球性的极大的经济优势。这种绝对的优势，削弱了它的竞争对手，使美国经济状况发生了质的变化。
如果说，战争对美苏两国的经济影响是两个完全的极端（前者两次大战都得渔利，后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尤为创巨痛深），至于其他各国的情况，则介于两者之间。不过就总体的分布曲线来说，一般而言，都比较接近苏联的状况。只有美国才是独吃的大赢家。

4

我们还不曾讨论战火连绵的大时代对人类本身的冲击，人类究竟为这两场大战付出几许代价？我们前面虽然提过大量的死伤数字，但那只是其中一部分代价而已。说也奇怪，“一战”的伤亡虽然不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惨重，在当时却更受世人重视，不但各地纪念碑林立，每年更虔诚地大事纪念停战日。俄国因为革命的关系，特别重视第一次世界大战，自然情有可原；可是这种现象不独苏联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可与上一次大战“无名英雄碑”媲美的纪念举措；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每年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休战纪念日”（1918年11月11日）的气氛，也每况愈下，逐渐失去当年神圣严肃的意义。探其因由，也许早在上一次大战之际，世人原不知道牺牲会如此惨重；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家都心里有数了。所以前者1000万人死亡带来的打击，要比后者的5400万更为巨大。
大战本身的全面性，双方不计代价、不择手段誓死战到底的决心，都对世人心理产生重大影响。否则，我们又如何解释种种不人道的残酷行为在20世纪愈演愈烈的现象呢？1914年之后，战争行为越发残忍野蛮，事实俱在，想否认都不行。本来到了20世纪初年，强暴凌辱人类的灾难已在西欧正式绝迹。但自1945年以降，我们却又开始视种种残暴不仁的现象为家常便饭，对于联合国三分之一会员国（其中包括某些最古老、最文明的国家）陷入人间地狱的惨状也无动于衷（Peters，1985）。
然而，残暴程度的提高，主要不是因为人类潜在的兽性被战争激发并合理化了。当然这种现象，也的确在某些第一次世界大战老兵身上出现，尤以那些出身极右派国家主义阵营的武夫之流，例如狙杀小队、“义勇军”（Free Corps）分子等。他们自己有过杀人的经验，又曾亲见袍泽惨死，在正义的大旗之下，虐待击杀几个敌人，又算什么值得踌躇犹疑的大事呢？
但是世界越来越残酷的真正原因，主要在于战争“民主化”的奇怪现象。全面性的冲突转变成“人民的战争”，老百姓已经变成战争的主体，有时甚至成为主要的目标。现代所谓的民主化战争，跟民主政治一样，竞争双方往往将对手丑化，使其成为人民憎恶至少也是耻笑的对象。过去由专业人士或专家进行的战斗，彼此之间都还存有一分敬意，也比较遵守游戏规则，甚至还保有几分骑士精神，如果双方社会地位相类，更是如此。过去双方动武，往往也有其一定的规则，在两次大战战斗机驾驶员的身上，我们依稀可见这种古风。法国导演雷诺阿（Jean Renoir）那部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战影片《大幻影》（La Grande Illusion ），就曾对此现象多有着墨。而且，除非受到选民或报界压力的束缚，政界人士外交人员往往可以心平气和地与敌方宣战、媾和；正如拳击手在开打前相互握手，拳战后共同畅饮一般。但到了我们这一个世纪的总体战，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俾斯麦时代或18世纪战争的模式已经荡然无存。像现在这种需要鼓动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战争，已经不能再像过去贵族式战争那般有规有矩。因此我们必须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政权的所作所为，以及包括非纳粹德国军队在内的德国人，他们在东欧地区的种种作风固然可鄙，但也都是出于现代战争必须将敌人形象恶魔化的合理需要。
战争变得愈加残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战争本身的非人化。血淋淋的杀人行动，如今变成一个按钮或开关即可解决的遥远事件。科技手段之下，死亡牺牲都不再活生生于眼前发生，这与传统战斗里亲手用刺刀剜出敌人的脏腑，从准星中瞄见敌人的身影倒下，有着多么巨大的不同。战场上死命瞄准的枪口下，射倒的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串统计数字——甚至连这个数字也不真实，只是假设的统计而已，正如当年美国在越战中对敌人死亡人数的估计一样。从高空的轰炸机看下去，地面上的一切不再是活生生的人和物，而变成一个个无生命的投弹目标。性情和善的年轻男子，平常做梦也不会把刺刀插进任何乡下孕妇的肚子；一旦驾起飞机，却可以轻而易举对着伦敦或柏林的满城人口摁下按钮投下炸弹，或在长崎投下末日的原子弹。那些工作勤奋的德国科员，若命他们亲自将犹太人载到铁丝网缠绕的死亡集中营，绝对千万个不愿意；可是坐在办公室里，却可以不带私人感情，日复一日安排火车班次，固定往波兰的屠杀场开出一班班死亡列车。这真是20世纪最残忍的事情，可以完全不涉个人感情，全然组织化、例行化，在远处执行残忍的暴行，有时候甚至可以解释成不得已而出的下策，此情此心，实在可痛复可哀。
从此，世界便习惯这种前所未有、以天文数字论的万民辗转流离与遭屠杀死亡，人类甚至需要创造新词汇来描述这种现象：“无国之民”“集体灭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会杀害不计其数的亚美尼亚人——一般估计为150万人左右——这可算是人类史上第一个有计划集体消灭整个民族的事例。第二次再度发生，便是比较为人所知的纳粹杀害犹太人的事件了，一共约杀死了500万人——各界对这个数字仍有争议。（Hilberg，1985.）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俄国大革命期间，几百万人流离失所成为难民，又有几百万人在强迫“交换原籍人口”名义下，被迫远离家园。原住在土耳其的130万希腊裔人，被遣返希腊。40万土耳其人，也被“亲爱的祖国”勒令召回。20余万保加利亚人，搬到与他们民族同名，版图却已缩小的地方。150万到200万俄国人，有的从俄国大革命逃离出来，有的则是革命内战中战败逃亡的一方，现在都无家可归。为了这一批俄籍流浪人，以及32万名逃离土耳其灭种屠杀的亚美尼亚人（前者是主要对象），国际联盟特别签发一种新文件，也就是所谓的南森护照（Nansen Passport），专门发给无家可归的失去国籍的人使用。在这个行政体系日益复杂的世界里，这些可怜人却没有身份，在任何国家的行政体系中都不存在。南森护照之名源于北极大探险家挪威的弗里乔夫·南森（Fridtjof Nansen）之姓。南氏除了探险之外，平生致力帮助孤苦无援之人，曾主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难民救济计划，于192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根据粗略估计，1914—1922年之间，世界一共制造出400万到500万难民。
但是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第一批大量人口流离失所的数字可算小巫见大巫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难民的悲惨境遇前所罕见。据估计，1945年5月以前，欧洲大概已经有4050万人被迫连根拔起，这还不包括被迫前往德国的外籍劳动者，以及在苏军到达之前逃走的德国人（Kulischer，1948，pp.253—273）。德国战败以后，一部分领土被波兰与俄国瓜分吞并，从这一带，还有从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南欧原有的德国人居住区，一共逃出了1300万德国人（Holborn，p.363）。这些难民最后都由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收纳。任何回归新联邦的子民，都可以在那儿得到公民身份，建起新的家园。同样，新成立的以色列，也赋予地球上每一个犹太人“归国权”。但是，除了在这种大流离的年代，有哪个国家会认真提出这种慷慨的建议？1945年，盟军胜利部队在德国一共发现了1133.27万各种不同种族国籍的“战争难民”，其中1000万人迅即被遣回原籍——可是有一半人却是在违反本人意愿之下，被强迫送回的（Jacobmeyer，1986）。
以上只是欧洲的难民。1947年印度殖民地恢复独立，造成1500万难民流离于印巴之间，这还不包括后来在内部冲突中死亡的200万人在内。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起的另一个副作用——朝鲜战争，害得500万韩国百姓变成难民。以色列人在中东建国——这是大战引起的又一后续影响——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署（UNWPA）的难民册上，又增加130万巴勒斯坦难民。与巴勒斯坦难民潮行进方向相反的队伍，则是60年代120万犹太人回归以色列，其中绝大多数原本都是难民。简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掀起的战祸，在人类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每一天，千千万万的人在受苦、在流离，甚至死去。更可悲的是，人类已经学会苟活于这悲惨的天地之间，再也不觉得这种现象有什么奇怪之处了。
回头看看，由奥地利大公王储夫妇在萨拉热窝被刺开始，一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31年的动乱时光，就好比17世纪德国史上30年战争的翻版。萨拉热窝事件——当年的第一次萨城事件——不啻一个天下大乱时代的开始。其中经历的变乱与危机，就是本章和以下四章讨论的内容。但是对1945年以后的时代而言，20世纪发生的31年战争，在人们脑海里留下的印象，却跟17世纪那一场30年战争不同。
其中的部分原因，是由于20世纪的31年战乱，之所以被划分成一个单一的年代，主要是从史家的角度观之。对那些身历其境的人来说，前后两次大战虽有关联，却是两场有所区别的战争，中间隔着一段没有明显战争行为的“两战间歇期”。这段无战时期，对日本而言，只有13年（日本于1931年在中国东北开战）；对美国来说，则长达23年（美国一直到1941年12月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另一个原因，也出于这两场战争各有千秋，自有其历史个性及特色。两次大战发生的大屠杀都无与伦比，也都因科技的发明为下一代留下不可磨灭的噩梦：1918年以后，人们日夜恐惧毒瓦斯与空袭轰炸；1945年以后，人们则日夜担心那蘑菇状原子云的大破坏。两次大战都在欧亚极大地区造成了社会的大崩溃与革命——我们在下一章会详加讨论。两次大战也都使交战双方精疲力竭、国力大衰。唯一的例外只有美国，两次都毫发无伤反而更见富裕，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宰。然而，两战之间的差异又是何等惊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它燃起了一些希望——在国际联盟领导下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世界；重返1913年时繁荣的世界经济；甚至对那些高呼俄国革命万岁的人来说，他们也有着不出数年甚或数月间被压迫的弱势阶级即可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的美梦。可是这种种希望幻想很快便破灭了。过去已经过去，再也追不回来；未来距离远，不知何日可期；而眼前呢，除了20年代中期飞快流逝的短短几年之外，眼前只有一片辛酸。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相反，确实达成了几项成果，至少维持了好几十年。大动乱时期产生的种种骇人听闻的社会经济问题，似乎也都消失无痕。西方世界的经济进入了黄金时代，西方民主社会在物质生活显著改善之下政局稳定。战火也转移到第三世界。而从另一方面来看，革命也为自己找到了出路。旧殖民帝国的海外殖民地纷纷独立，尚未独立的也指日可期。共产党国家则齐拥在如今已摇身一变成为超级强国的苏联老大哥旗帜之下，自成集团，似乎随时可以在经济增长上与西方诸国一较短长。结果，东西方经济竞赛的美梦只是一个幻影，但是却一直拖到60年代才开始逐渐破灭。如今回头看看，当时甚至连国际局势也相当稳定，虽然那个时候因为身在其中，反而不识其真实面目。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一个与前一次大战不同之处：战争期间的老敌人——德、日两国，均重新整编归入（西方）世界的经济体系。而大战之后的新敌人——美、苏两国——彼此也从来不曾真正开火。
甚至连两次大战之后的革命，也有着显著的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革命，是基于亲身经历大战者的对战争本身的厌恶，他们认为这种无端的厮杀毫无意义。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革命，却出于众人同仇敌忾之势——共同敌人虽指德国日本，更概括地说，却也包括了帝国主义势力。这第二场革命即使再恐怖，对参与其中的人来说，却因师出有名而感到天经地义。但就像两次世界大战本身一般，在史家眼中，这两类战后革命仍同属一个过程。下面就让我们对这一点进行讨论。
[1] 严格来说，《凡尔赛和约》只是对德和约。对奥和约是《圣日耳曼和约》（Saint Germain），对匈牙利和约是《特里阿农和约》（Trianon），对土耳其和约是《塞夫尔和约》（Sèvres），对保加利亚和约是《纳伊和约》（Neuilly）。这些都是巴黎近郊的公园或城堡名。
[2] 《凡尔赛和约》导致的祸源，包括南斯拉夫内战，斯洛伐克分离运动引起的骚动，波罗的海沿岸诸国脱离苏联，匈牙利与罗马尼亚对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领土权的纠纷，摩尔多瓦（Moldova，前比萨拉比亚）的分离运动。讲到这里，不能不提起轰动性最强的外高加索（Transcaucasian）建国运动，像这类事件，1914年以前不但不存在，而且根本不可能发生。
[3] 阿兰群岛位于芬兰、瑞典之间，原属于芬兰一部分，可是当地人口都只讲瑞典语。芬兰重新独立之后，野心勃勃地推动芬兰语运动，国际联盟仲裁之下，避免了阿兰群岛脱离芬兰加入瑞典的行动，但以两当事国保证，该岛人民保有说瑞典语的权利，芬兰本土居民不得强行移入。

第二章 世界大革命
布哈林说：“我认为，我们今天正开始进入一个革命时期。这个时期可能很长，也许要花上50年的光阴，革命才能在全欧，最后在全世界，获得全面胜利。”
——蓝塞姆，《1919俄国六周记》
（Arthur Ransome，1919，p.54）
读雪莱的诗（更别提3000年前埃及农民的哀歌了），令人不寒而栗。诗中声声控诉压制与剥削。后之世人，是否依然会在同样的压制剥削之下读这些诗？他们是否也会说：“想不到，连那个时候……”
——1938年德国诗人布莱希特
读雪莱诗《暴政的假面》有感（Brecht，1964）
法国大革命以降，欧洲又发生了一场俄国革命。等于再次告诉世人，祖国的命运，一旦全然交托给贫苦卑贱的普罗大众，哪怕敌人再强悍，也终将被赶走。
——录自1944年意大利战时游击队
吉奥波纳第十九旅宣传壁报（Pavone，1991，p.406）
革命是20世纪战争之子：特定来说，革命指1917年创立了苏维埃联盟的俄国革命。到了1931年战争时代的第二阶段，苏联更摇身一变，成为世上数一数二的超级强国。但由广义来看，则泛指作为20世纪全球历史常数的历次革命。然而，若单凭战争本身，其实不足为交战国带来危机、崩溃与革命。事实上在1914年之前，一般的看法恰恰相反，至少对那些旧有政权而言，众人都不认为战争会动摇国家。拿破仑一世即曾大发牢骚，认为奥地利皇帝就算再打上100次败仗，也可以继续逍遥，照样做他的万世皇帝——不然你看，普鲁士国王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军事上遭到惨败，国土又丢了大半，却还在那里当王。可是我拿破仑，贵为法国革命的骄子，却没有这种好命，只要吃上一次败仗，地位就大为不保。可是到了20世纪，情况完全改观。总体战争对国家人民需求之高，史无前例，势必将一国国力所能的负荷推至极限。更有甚者，战争代价的残酷，国家民族甚而濒于崩溃的临界点。纵观两次总体大战的结果，只有美国全身而退，甚至比战前更强。对其他所有国家来说，战争结束，同时便意味着大动乱的来临。
旧世界的命运，显然已经注定要衰亡了。旧社会、旧经济、旧政体，正像中国谚语所说，都已经“失天命”了。人类在等待另一个选择、另一条路径。而1914年时，这一条新路大家都很熟悉，在欧洲多数国家里面，社会主义党派就代表着这个选择（参见《帝国的年代》第五章），另有国内工人阶级的支持，内心则对历史注定的胜利充满信心，似乎革命前途一片大好，似乎只等一声令下，人民就会揭竿而起，推翻资本主义，以社会主义取而代之。一举将战争无谓的痛苦折磨，转变为富有正面价值的积极意义：因为痛苦折磨，原本就是新世界诞生时必有的流血阵痛啊。而俄国革命，或更精确一点，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正好向举世吹响了起义的号声。十月革命对20世纪的中心意义，可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于19世纪媲美。事实上，本书所论的“短20世纪”，时序上正好与十月革命诞生的苏俄大致吻合。这个巧合，实在不是偶然。
十月革命在全世界造成的反响，却远比其前辈深远普遍。如果说法国大革命追寻的理想，传之后世的生命比布尔什维克为长，1917年革命事件产生的实际后果，却比1789年更为深远。一直到目前为止，十月革命催生的组织性革命运动，在现代史上仍数最为庞大可畏的势力。自伊斯兰创教征服各地以来，全球扩张能力最强的力量，首推这股革命运动。想当年，列宁悄悄抵达彼得格勒（Petrograd）的芬兰车站（Finland Station），三四十年之间，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都落在直接衍生于那“震撼世界的十日”（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Reed，1919）的共产党政权之下。这种共产党组织形式，正是列宁一手组织创建的标准模式。在1914—1945年间长期战争的第二阶段里面，全球又掀起了革命的二度高潮，而这一次，多数革命群众便开始追随苏联的脚步。本章的内容，即是这两阶段革命的历史经过；不过重点自然落在1917年初具雏形的首次革命，以及它对众多后续革命产生的特殊影响。
总而言之，这第一次的革命，深刻影响了日后所有继起革命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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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1991年的几十年当中，有好长一段时间，苏维埃共产主义制度都号称比资本主义优越，它不但是人类社会可以选择的另一条路，在历史上也注定将取代前者。这段时间里，虽然有人否定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却毫不怀疑它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除去1933—1945年间是一大例外（参见第五章），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70多年间，国际政治完全着眼于两股势力之间的长期对抗，也就是旧秩序对社会革命之争。而社会革命的体现，则落实在苏联与共产国际身上，彼此兴荣，息息相关。
1945年起，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股对抗势力的背后，分别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导，双方挥舞着毁灭性的武器相互恫吓。但随着时局变迁，两极制度较量的世界政治模式，显然越来越不合实际了。到了80年代，更跟遥远的十字军一般，与国际政局已经毫无关系。不过两种制度对峙的意向亦非无中生有，自有其成因。比起当年法国革命高潮时期的激进派雅各宾党人（Jacobin），俄国十月革命可说更为彻底，更无妥协余地。十月革命人士认为，这场革命的意义，不只限于一国一地，而是全世界全人类的革命；不只为俄国带来了自由与社会主义，进而也将在全世界掀起无产阶级革命。在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心目中，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俄国的胜利，只不过是第一阶段，最终目标是要在世界战场上赢得布尔什维克的广大胜利。除此全面胜利，别无意义可言。
当年沙皇治下的俄国，革命时机已臻成熟。若不革命，简直无路可走。19世纪70年代以后，凡对时局有清醒认识的人都认为，像这样的革命一旦爆发，沙俄必定垮台（参见《帝国的年代》第十二章）。到了1905—1906年之后，沙俄政权对革命风潮已经完全束手无策，大势之所趋，更没有人再心存疑问了。如今溯往现昔，现代某些史家论道，若非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接着又有布尔什维克革命，沙皇俄国当已蜕变为繁荣自由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而当年的俄国社会，其实也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但此说只是事后诸葛亮，倘若回到1914年以前的时节，恐怕得用显微镜才找得着有此预言之人。1905年革命事件平定之后，沙皇政权从此一蹶不振，但是政府的颟顸无能依然如昔，社会上的不满浪潮却更升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幸好军队警察及公务人员依旧效忠政府，否则革命必将一发不可收拾。大战一起，民众的热情与爱国心果然被转移了方向，一时冲淡了国内紧张的政治气氛。其实这种以外患掩内忧的大挪移法，每个交战国家皆如此，但在俄国却难以持久。到了1915年，病入膏肓的沙皇政权，似乎又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这一回大势所趋，1917年3月[1] 革命再起，果然不出世人所料，一举推翻了俄国的君主政权。除去死硬的守旧反动派之外，西方政界舆论一致拍手喝彩。
在浪漫派人士的想象中，从苏联集体农庄营作的经验出发，一条阳光大道便直通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然而这只是浪漫的一厢情愿，一般的看法却正好相反，认为俄国革命不可能是也不会是一场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因为像俄国这样一个农业国家，在世人心目中一向就是贫穷、无知、落后的代名词，根本不具备转型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条件。至于马克思（Karl Marx）认定的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工业无产阶级，虽然重点分布于俄国各地，却仍是极少数。其实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否认这种看法。沙皇政权及农奴制度的垮台，最多只能促成一种“资产阶级革命”。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将在新政局之下继续进行（不过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最后结局自然只有一种）。而俄国当然也不是与世隔绝的国家；版图之广，东接日本，西抵德国；国势之强，名列屈指可数的控制世界的“列强”之一。像这样一个国家，一旦发生革命，对国际局势必然产生震撼性的影响。马克思本人晚年曾经希望，俄国革命可以像雷管一般，接着在工业更发达、更具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条件的西方国家引爆一连串的革命。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之际的国际政局，似乎也正朝这个方向发展。
不过这中间有一件事很复杂。如果说，当时的俄国仍未具备马克思主义者心目中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那么退而求其次，所谓自由派“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机在俄国也同样时候未到。就算那些理想不过为资产阶级革命之人，也得想办法找出一条路来，不能单靠人数很少的俄国自由派中产阶级。因为俄国的中产阶级不但人数少，更缺乏道德意识及群众支持；何况俄国也没有代议制度的传统可与他们相容。1917—1918年自由选举选出的立宪会议（后旋遭解散）当中，主张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民主派——立宪民主党（Kadet），所占席位不到2.5%。俄国只有两条路好走：一是绝大多数根本不知资产阶级为何物，也根本不在乎它是什么玩意儿的工农民众起来，在革命路线党派（这一类人要的自然不是资产阶级式的俄国）的领导之下赢得选举，翻转俄国资本主义的性质。另一条道路，也是可能性比较大的，则是当初造成革命的社会力量再度涌动起来，越过资产阶级自由派，走向另一个更激进的阶段［借用马克思的话，就是所谓的“不断革命论”。1905年，这个名词曾为年轻的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所用而再度流行］。其实早在1905年，列宁便一改前衷，认为自由主义这匹马，在俄国革命大赛场上永远不能出头。列宁这项评估，可谓相当实际。但是，当时的他也很清楚，俄国其实也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而这也是所有俄国及其他国家共产党人共同的认识，对这些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来说，他们的革命，一定得向外扩散方能有成。
而从当时的局势来看，这种想法也极有实现的可能。大战结束了，各地旧政权纷纷倒台，全欧洲陷入革命爆发的危机，战败国犹如累卵。1918年，四个战败国（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保加利亚）的统治者，均失去了他们的宝座。连前一年即已去位、败在德国手下的俄国沙皇在内，一共五位。甚至连意大利，也因国内社会一片动荡，革命几乎一触即发，连带其他战胜国家，也一起受到极大的震撼。
我们前面已经看见，全面战争为欧洲造成极大的压力，使其社会开始扭曲变形。本来战争刚刚爆发之际，国民曾激起过一阵爱国热潮，然而随着战争扩大，高潮慢慢退去。到了1916年，战争的疲乏感已经转变成一种阴郁静默的敌意，进而更演变成一种无休止无意义的杀戮。可是交战双方，谁也不愿意先住手。当初1914年战事初起，反战人士只有一股无能为力的感觉。然而战事蹉跎，师疲无功，到了1916年，他们开始觉得，自己的看法已经足以代表大多数人的意见了。从下列事件，我们可以一窥当时反战情绪弥漫的过程。1916年10月28日，奥地利社会党领袖暨创始人之子阿德勒（Friedrich Adler），竟然在维也纳的一家咖啡馆，蓄意谋杀了奥国首相史德格伯爵（Count Sturgkh）——插叙一句，这还是达官要人没有今天所谓安全人员随身保护之前的年代——这桩暗杀事件，不啻是一种公开的反战手段。
早在1914年之前，社会主义运动就已坚持反战。而此刻普遍的反战情绪，自然有助于提高社会主义者的形象与分量。后者愈发老调重弹，比如英国、俄国，以及塞尔维亚的独立工人党，就从不曾放弃其反战的立场。至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党派，即使党的立场支持作战，党内的反对派，却往往是最大的反对声音。[2] 同时，在主要交战国家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开始在大型的军火工厂中酝酿，最后成了工业和反战势力的中心。这些工厂中的工会代表都是技术工人，谈判地位有利，变成了激进派的代名词。而高科技海军里的高级技术人员也纷纷加入同一行列。德俄两国的主要海军基地，基尔（Kiel）及克朗施塔德（Kronstadt），最后分别变成革命运动的中心。再后来，法国在黑海的海军基地一度兵变，阻碍了法军介入1918—1920年的俄国内战参与进攻和封锁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军事行动。反战势力从此有了中心和动力。难怪奥匈帝国的邮电检查人员发现随着时间推移，军中信件的语气逐渐有了改变：从原来的“但愿老天爷赐我们和平吧”，转变成“我们已经受够了”，甚至还有人写道：“听说社会党要去议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