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课：复仇者
作者：弗·福赛斯
内容简介
1995年5月15日，志愿援助人员、20岁的美国青年里基科伦索在塞尔维亚被残忍杀害。2001年，前南斯拉夫地区终于硝烟散尽，战争罪犯得到审判，科伦索一案也浮出水面；然而，杀害他的凶手神秘消失，这个最可怕的恶徒虽然已经消失，却仍让人谈虎色变。 全美国最高情报机构、司法机构都束手无策，只能求助于一个单枪作战的复仇者。复仇者不干暗杀之类的勾当，他决心一定要活捉恶徒，带到法庭上接受审判。 复仇者的追击从欧洲开始，到中东海湾，再到南美洲丛林，他像一只老鹰一样死死盯住了目标。目标所在的位置可谓全世界最难攻陷的堡垒，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地形、人工的巧妙设计，加上各种现代化通讯、监视与安保措施，让这个地方进都进不来，更何况还要带着目标活着出去 然而，复仇者按计划一步步接近了目标。他从未谋面却让人觉得他无所不在；他以逸待劳却让所有人方寸大乱；他不开一枪，不杀一人，只轻轻拨动埋好的鱼线，就让大鱼按他设计的路线乖乖上钩

序 幕

谋杀

他们第七次把那个美国小伙子捅下了粪池。这一次，他没能浮上来，死在了那里，每个毛孔都充满了不可言状的污物。
干完之后，这些人放下木杆，在草地上坐下来，狂笑着开始抽烟。然后他们干掉了另一个援助人员和六个孤儿，坐上援助机构的那辆越野吉普车，驾着它翻越山岭回去了。
这一天是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五日。

第一章

安全帽

一个孤身跑步的人在斜坡上弓着身体，再次与自己的痛苦搏斗着。这是一种折磨，也是一种治疗，所以他要这么做。
内行人常常说，在所有的体育竞赛项目中，铁人三项运动是最残忍、最令人刻骨铭心的。十项全能运动需要掌握更多的技巧，在推铅球时也需要更大的爆发力；但很少有其他项目像铁人三项运动那样，需要惊人的耐力，以及迎接痛苦并战胜痛苦的超强能力。
日出时分美国新泽西州的这位跑步者，像往常一样黎明前就起床训练了。他驾着他的皮卡车驶向远处的湖边，半路上卸下他的竞赛自行车，用一条铁链把它锁在一棵树上，以免被人骑走。五点零二分，他按下手腕上的跑表，拉下氯丁橡胶游泳衣的袖子把表盖住，就进入了冰冷的湖水中。
他练习的是奥林匹克铁人三项运动，距离是以米来计算的。先是一千五百米游泳，几近一英里；从水中出来，快速脱至只剩背心和短裤，骑上赛车。然后是伏在车把上的四十公里骑行，一路冲刺。很久以前，他就已经测定了从湖的一头到另一头的那一英里游泳里程，确切地知道对岸哪一棵树标志着他的自行车所在的地点。他也已经标出了沿着乡间道路的四十公里自行车车程，知道哪一棵树是他应该扔下自行车开始跑步的地点。跑步的距离是十公里，途中一座农场的一根门柱标示着还有最后两公里。那天早上，他刚刚经过了那根门柱。最后的两公里是上坡路，是对意志和耐力的最后考验。
这个项目折磨人的原因是，三种运动所需要的肌肉全然不同。游泳者强壮的肩部、胸部和手臂，并不是速度赛车手或马拉松运动员所需要的。换成这两项运动时，这些肌肉就只是必须承受的额外负担。
自行车运动员快速蹬腿和摆动臀部的动作，与跑步者驱动腿腱使之产生节奏的动作，也是不同的。一种练习的重复节奏并不适用于其他运动。铁人三项运动员需要所有这些训练，然后一个接一个地努力去与三个专业运动员的成绩相竞争。
对二十五岁的人来说，这已经是一个相当残酷的比赛项目了。到五十一岁时，根据《日内瓦公约》，其折磨简直可以构成犯罪。这位跑步者在一月份时过了他的五十一岁生日。他瞟了一眼手腕，皱起了眉头。不够理想，比他最好的成绩慢了几分钟。他把自己作为敌人，更为艰苦地迈腿向前跑动。
奥林匹克运动员们一般指望能在两个小时内做完这三项运动。这位新泽西州的跑步者已经用去了两个半小时。而他现在还有两公里的路程需要跑完。
跑过三十一号公路的弯道处，他能看到小镇的第一批房屋了。古老的彭宁顿村庄坐落在这条公路两侧，旁边是九十五号州际公路从纽约南下过来，穿过纽约州继而通往特拉华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华盛顿。在村里，三十一号公路被称为“大街”。
彭宁顿村庄不大，同散落在美国大地上的其他被忽视和被低估的一百万个清洁、干净、整齐的小村镇没什么两样。村中心有一个唯一的主要十字路口，西特拉华大道在这里与“大街”交会。村里还有几座热闹的教堂，分属三个宗派；另有一个第一国家银行和六七家店铺。一些住宅分布在绿树成荫的小巷里。
跑步者朝着十字路口的方向跑去。还有半公里路程，时间还太早，他还不能去“乔之杯”咖啡馆喝咖啡，或去维托比萨饼店吃早餐。不过即使它们开着，他也不会停下来。
在交叉路口南边，他经过了一座白色木板搭建的南北战争时期的老房子，门旁的招牌上写着：加尔文?德克斯特律师。那是他的招牌，他的法律事务所。他只是间或歇业，去外地料理其他事务。客户和邻居们以为，他时常休假去钓鱼；他们根本不知道，他在纽约市内还用另一个名字买下了一套小公寓。
他驱动他酸痛的双腿跑向五百码之外的转向点，过了那里就进入到村镇南部的切斯皮克路。那就是他居住的地方，那个转角标志着他自我受难历程的结束。他放慢脚步，停下来，垂下头，靠在一棵树上，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两小时三十六分钟。比他的最佳成绩差了一大截。方圆一百英里内，可能根本没有哪个五十一岁的人能接近他的这个成绩，但关键并不在这里。他当然不会向那些微笑着向他打招呼的邻居们解释：他这么艰苦锻炼的用意，在于以这种痛苦去对抗另一种痛苦，那种时常存在、永远无法消除的痛苦，那种失去孩子、失去爱、失去一切的痛苦。
跑步者转入他家房子的那条街巷，走完最后的两百码路程。在前方，他看到送报的小伙子把一大扎报刊放到了他家门廊里。小伙子在骑车经过时朝他挥挥手，加尔文?德克斯特也挥手示意。
稍后他会骑上轻便摩托车，去把他的皮卡取回来。在把摩托装上车厢后，他会驾车回家，并把路边的自行车也带回来。但首先他需要冲一个淋浴，吃一些高能量的食品和几个橙子。
在门廊的台阶边，他捡起那一扎报刊，打开来审视。如同预期，有一份当地报纸，一份华盛顿报纸，一份来自纽约的厚厚的星期天版《时报》，还有一本专业技术杂志。
加尔文?德克斯特这位居住在新泽西州彭宁顿村的律师，长着沙色头发、身材瘦长结实、带着友善微笑；他就出生在这个州，但他却并不是生下来就拥有这一切的。
一九五〇年一月，他降生在纽瓦克市的一个爬满了蟑螂和老鼠的贫民窟，父亲是一名建筑工人，母亲是当地饭馆的服务员。父母亲在社区舞厅里约会时多喝了几杯劣质酒，让事情失去了控制，因而不得不按照当时的道德规范结了婚。一开始他对此一无所知。小孩们并不了解是谁、用什么方式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的。他们往往事后才发现自己的身世，有时候要通过艰难的方式。
在德克斯特看来，父亲不是一个坏人。珍珠港事件之后，他自愿要求参军上前线，但作为一名熟练的建筑工人，人们认为他留在家乡能有更大的用武之地。战时的美国，新泽西地区新建了成千上万的工厂、船坞和政府机构。
他是一个坚强的人，该用拳头的时候毫不犹豫，这是许多蓝领工作中解决问题的唯一法则。但他努力过着规规矩矩的生活，把他的工资袋原封不动地带回家，尽力教养他的蹒跚学步的儿子去热爱祖国、热爱宪法和热爱乔?迪马齐奥[1]。
但后来，朝鲜战争之后，工作机会减少了。工业不景气，工会处在黑手党的控制之下。
加尔文五岁时，母亲离开了他们。他太小了，不可能明白为什么。他丝毫不懂，父母亲之间是没有爱情的结合，年纪小小的他还以为大声叫喊、争吵就是常态。他也不知道，当时有位经常出差的推销员曾经答应他母亲，会为她带来明亮的灯光和漂亮的衣服。大人只是简单地告诉他，妈妈“走了”。
现在他父亲每天晚上回家照顾他，闷闷不乐地盯着肮脏的电视机屏幕，而不是下班后在外面喝上几杯啤酒。他十几岁时才知道，母亲在被那个推销员抛弃后曾试图回来，但被愤怒而痛苦的父亲断然拒绝。
他七岁那年，父亲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既可以有固定住处、又可以随时到远方找工作的解决方案。他们搬出纽瓦克的那座没有电梯的合租公寓，买了一辆二手房车。这成了他长达十年的家。
父子俩随着一份份工作一次次搬家，但一直住在那个房车里，这个衣衫褴褛的男孩也换了一个又一个学校。那个时代，是加尔文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和披头士乐队的时代。那是肯尼迪时代、冷战时代和越战时代。
工作找到了，然后又结束了。他们在北部城市东奥兰治、尤尼恩和伊丽莎白之间搬来搬去；然后又去新布伦斯威克和特伦顿郊外打工。有一段时间，他们居住在派因拜伦斯，老德克斯特当上了一个小项目的工头。然后他们南下去了大西洋城。在八岁至十六岁之间，加尔文上过九所学校。他受过的正规教育相当有限。
但在其他方面，他却非常聪明能干：在社会上，在打架时。
如同他离家出走的母亲一样，他长得并不高大，身高只有五英尺九英寸（一米七五左右）。他不像他父亲那样身材魁梧和肌肉发达。但他那瘦瘦的结实的身架具有可怕的耐力，他打出去的重拳能够致人于死地。有一次，他在一个集市的杂耍擂台上向擂主挑战，把那人打翻在地，领走了二十美元奖金。
一个头上搽着廉价发油的人来找他父亲提议说，这男孩可以去他的拳击馆，可以被培养成一名拳击手，但不久父子俩就为了一份新的工作，搬到了一个新的城市。
假期里打工挣钱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学校一放假那男孩就跟着父亲去了建筑工地。他在那里煮咖啡，替人跑腿，干零活。有个戴着单只绿色眼罩的人告诉他说，假期里有种临时工作，是把一些信封送到大西洋城内的各个地址，只是不能透露给任何人。于是在一九六五年的暑假，他成了一名赛马赌注登记员的跑街。
即使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一个聪明的孩子照样能开阔眼界。加尔文?德克斯特可以不买票溜进当地的电影院，去惊异地观赏好莱坞的大片，观赏广袤狂野的西部景色，欣赏悦耳动听的电影音乐，观看马丁和刘易斯[2]演出的令人捧腹的滑稽戏。
通过电视广告，他可以看到装有不锈钢厨具的豪华公寓、幸福快乐的家庭，那些家庭的父母亲看上去互敬互爱。此外，他在公路上就可以看到闪闪发亮的轿车和跑车疾驶而过。
他对戴着安全帽的建筑工人并没有偏见。当然，他们脾气暴躁、举止粗鲁，但对他很和善，或者说他们大多数人是如此。在建筑工地上，他也戴着一顶安全帽。工人们普遍认为，一旦迈出校门，他将踏着他父亲的足迹进入建筑行业。但他另有想法。不管过上什么生活，他发誓要远离这些震耳欲聋的蒸汽打桩机和粉尘飞扬的水泥搅拌机。
他很快明白，他没有资格去过更体面、更舒服和更富裕的生活。他想过电影业，这个想法的出现，只是因为一个酒吧女服务员认为他看上去有点像电影演员詹姆斯?迪安，但建筑工人们的一阵哈哈大笑使他丢掉了这个念头。况且他以为所有的电影明星都很高大，不知道他们大多数人的身高在五英尺九英寸之下。
体育运动能使一个孩子走出家乡，踏上成名成家和发财致富的道路，但由于频繁地转换学校，他从来没机会进入学校体育队。
任何要求正规学历和资格证书的工作都与他无缘。那就只剩下了工人阶级能够就业的其他行当：饭店服务员、旅馆行李生、汽车修理工、送货司机等等，但跟这些工作相比，他或许更愿意留在建筑工地。建筑工人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潜在的危险性，使他能够获得比其他大多数工作更多的报酬。
或者还可以从事犯罪勾当。在新泽西州的码头附近或建筑工地里生长的人不会不知道，参加黑帮、从事有组织的犯罪，能够过上一种住高档公寓、开豪华轿车和玩漂亮女人的生活，而且极少会被抓进去坐牢。他不是意大利裔的美国人，这使得他不能成为黑手党的正式成员，但黑帮里也有干得很出色的盎格鲁-撒克逊人[3]。
十七岁时他离开了学校，第二天就开始在他父亲的建筑工地上干活了，那是在卡姆登郊外的一个公共住宅小区项目。一个月后，推土机司机病倒了，没有替换人员。这是一项技术工作。加尔文看了一会儿驾驶室内部。他能看懂。
“我能干这工作。”他说。工头犹豫不决：这是违反安全规定的。如果有安全检查员碰巧过来巡视，工头将因此而丢掉饭碗。但另一方面，堆积如山的泥土需要搬运移走，整个小组的工人正在旁边待命。
“里面可是有许多操纵杆呀。”
“相信我吧。”男孩说。
他花了二十分钟时间熟悉哪根杆子起什么作用。他就这么开始开推土机了，这意味着有一份收入，但还不算一份事业。
一九六八年一月他满十八岁时，越共发动了“春节攻势”。当时他在卡姆登市内的一个酒吧里看电视。在新闻结束并插播几条广告之后，开始播放由军方录制的一条征兵启事。该启事提到，如果你表现好，军队会为你提供一次受教育的机会。
第二天，他走进设在卡姆登的美军办事处说：“我要参军。”
那时候，每一位年满十八岁的美国青年都有义务服兵役。但大多数青年以及他们的家长都想极力逃避。坐在办公桌后面的那位军士长伸手索要征兵证。
“这个我没有，”加尔文?德克斯特说，“我是志愿要求参军。”这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军士长抽出一张表格向他推了过去，一边死死地盯着他，好像一只追猎的雪貂不肯让这只野兔逃走。
“哦，好的，小伙子。这么做很聪明。是听了一位老者的忠告吧？”
“是的。”
“干上三年，而不是要求的两年，就有机会得到更好的职位和更多的职业选择。”他俯身向前，似乎是在透露一项国家秘密，“干三年，说不定你还能避开越南呢。”
“可我正想去越南。”穿着沾满尘土的工作服的小伙子说。军士长考虑了一下这句话。
“好吧。”他慢慢地说。他也许想说，“真是不识时务。”但实际上他说出来的是：“举起你的右手宣誓……”

三十三年后，这位以前戴过安全帽的人把四只橙子塞进榨汁机，再次用毛巾擦了一遍他湿漉漉的头发，拿上那叠报纸，端着果汁走到客厅。
他先看那本专业技术杂志。《经典飞机》并不是一份发行量很大的刊物，在彭宁顿村需要办理专门的订阅手续才能够看得到。这份杂志是专为那些喜爱经典飞机和二战期间飞机的读者服务的。跑步者翻到广告部分去看招聘启事。他停下来，那杯果汁举在了离嘴边不远的半空中。他放下玻璃杯，又把那条启事读了一遍。启事写道：

诚招复仇者。报酬无上限。有意请来电。

如果是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格鲁曼“复仇者”鱼雷轰炸机，那不是用钱就可以买到的，它们只出现在博物馆里。所以，有人已经发现了联络代码。还附有一个号码。那肯定是一个手机号码。
这一天是二〇〇一年五月十三日。

第二章

受害人

里基?科伦索可不是生下来就注定要在二十岁时死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波黑）的一个粪池里的。他的生命不应该那样结束。他理应住在美国，获得大学学位，娶妻生子，自由自在地追求幸福，过上体面的生活。事情出了差错，因为他太善良了。
早在一九七〇年，一位叫阿德里安?科伦索的年轻聪明的数学家，当上了华盛顿郊外乔治城大学的数学教授。当时他才二十五岁，能评上这种职称算是相当年轻的了。
三年后，他在加拿大多伦多举办一个夏季讲座。在听课的人群中，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学生，叫安妮?埃德蒙。虽然她几乎听不明白他的讲座，但为他神魂颠倒，于是通过密友安排了一次见面。
阿德里安?科伦索从来没有听说过她的父亲，这使她又惊又喜：她已经有五六个追猎财富的求婚者了。在返回旅馆的汽车里，她发现他不但精通微积分运算，而且接吻也很有水平。
一星期后，他飞回华盛顿。埃德蒙小姐可是说一不二的。她辞去工作，在加拿大领事馆找到一份闲职，在威斯康星大道旁边租妥一套公寓，带着十件行李跟过来了。两个月之后，他们结婚了。婚礼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成了轰动一时的事件，随后小夫妻去美属维尔京群岛的卡尼尔湾度蜜月。
作为嫁妆，新娘的父亲在内布拉斯加大街旁边的福克斯路上购置了一座很大的乡间别墅。因为处于乔治城郊外，这个地段很宁静也很抢手。这栋大别墅自带一块树木茂盛的地皮，有五千多平米，还配有游泳池和网球场。新娘从娘家得到的津贴能维持这份房地产的日常维修保养，而新郎的薪水则用于家庭的其他开销。他们在爱巢里安顿下来了。
儿子理查德?埃利克?史蒂夫，于一九七五年四月出生，不久即被昵称为里基。
与几百万其他美国青年一样，里基在一个安全的、充满爱的家庭里长大，做着所有男孩们做的事：参加夏令营，着迷于年轻姑娘和跑车，担心学习成绩和临近的考试。
里基没有他父亲那么聪明，但也不笨。他承袭了父亲古怪的微笑和母亲俊美的长相。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是一个好青年。如果有人求助于他，他会尽最大的努力。但他决不应该去波黑。
他于一九九四年高中毕业，并被哈佛大学录取，来年秋季入学。那年冬天他在电视里看到，在一个叫波黑的遥远的地方，发生了残忍的种族清洗，之后难民们状况悲惨，各种救援计划应运而生。他决心要以某种方式提供帮助。
他的母亲哀求说他应该留在美国；如果他真的要尽一分社会责任，美国当地就有援助项目。但他看到的被洗劫一空的村庄、饥寒交迫的孤儿和愁容满面的难民，深深地触动了他。必须去波黑。里基恳求他能获准参与救援。
父亲打了几个电话后了解到，国际性救援机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简称联合国难民署，在纽约有一个很大的办事处。
到一九九五年初春，原南斯拉夫联邦四分五裂，三年的内战使得波黑共和国千疮百孔。联合国难民署在那里投入了很大的力量，派去了大约四百名“国际援助人员”，还有几千个当地招募的工作人员。在现场负责装备的，是一位蓄着大胡子的精力充沛的前英国军人，名叫拉里?霍林沃思。里基在电视里见过这个人。于是他去纽约的办事处询问有关报名手续。
纽约办事处的人很和善，但不够热情。业余救援者的申请书如雪片般飞来，登门的人每天有几十个。因为是联合国的机构，申请手续繁琐，六个月的官僚主义运作，送进来的表格已经能压断皮卡车的弹簧了。里基秋季要去哈佛上学，到头来很可能会遭到拒绝。
几经努力都遭失败的里基垂头丧气，午饭时分他坐电梯下楼时，一位中年女秘书朝他露出了友善的笑容。
“如果你真的想去那里提供帮助，你就必须先去设在萨格勒布的区域办事处，”她说，“他们在那里接收救援人员。现场的手续相当简便。”
克罗地亚曾经是正在分崩离析的南斯拉夫的一部分，但已经获得了独立，现在是一个新的国家，许多机构都在它的首都萨格勒布设有办事处。联合国难民署是其中一个。
里基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给父母亲，得到了他们的勉强同意，从纽约经维也纳飞到了萨格勒布。但回答依然相同：填表格，优先招收长期人员。假期来帮忙的业余人员给难民署带来的责任很多，但贡献甚少。
“其实你可以去试一试非政府机构，”那位乐于助人的地区办事处主任建议说，“他们就在隔壁的咖啡馆里碰面。”
联合国难民署是世界性救援机构，但绝不是唯一一家。救灾是一个产业，而且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职业。除了联合国和一些政府的努力，还有很多非政府组织。在波黑，有三百多个非政府组织在实施救援。
有几个组织的名字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拯救儿童”（英国的）、“喂养儿童”（美国的）、“关心老人”“战争救济”“无国界医疗队”——他们都到了那里。有些是教会机构，有些是世俗的，还有许多小机构是临时成立的——在电视上看了连续不断的波黑内战报道后就过来了。最小的团体，只有两个身强体壮的小伙子，他们在家乡的酒吧里募捐，然后驾着一辆卡车穿越欧洲一路过来。要进入波黑中心地带，萨格勒布是必经之地。
里基找到那家咖啡馆，要了一杯咖啡和一杯东南欧地区的烈性梅子酒以抵御三月的寒风。他朝四周打量着，寻找着可能的联络人。两个小时后，一个留着胡子、身材结实得像一辆卡车的人走了进来。他穿着一件格子风衣，点了一杯咖啡和一杯法国白兰地。根据他的口音判断，应该是来自美国南卡罗莱纳或北卡罗莱纳，于是里基走上去作了自我介绍。他遇上了好运气。
那人叫约翰?斯莱德，负责一个小型的美国慈善机构“面包和鱼”的救济物品调派和分发。“面包和鱼”是最近成立的一个分支，总部叫“救世之路”，是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顿市一个宗教背景的慈善机构。斯莱德听了里基的自我介绍。
“你会开卡车吗，小伙子？”
“会。”里基回答。其实这话不太真实，但里基认为一辆大型越野吉普车应该与一辆小型卡车差不多。
“你会看地图吗？”
“当然会。”
“那么你想挣一份高工资吗？”
“不想。我有外公给我的津贴。”
约翰?斯莱德眨了眨眼睛。
“你什么也不想要？只是来帮忙？”
“是的。”
“好，你被录用了。我从事的是一个小规模的行动。我去购买救济食品、衣物和毯子等等，在现场采购，主要是在奥地利。我驾驶卡车把它们运往萨格勒布，加满油，然后继续前往波黑。我们的总部设在特拉夫尼克。那里有成千上万的难民。”
“这正适合我，”里基说，“我会支付自己的费用。”
斯莱德把尚未喝完的白兰地往前一推。
“我们走吧，小伙子。”他说。
他开的是一辆德国制造的哈诺玛格十吨卡车。在抵达国境之前，里基熟悉了驾驭它的窍门。开到特拉夫尼克花了十个小时，期间他们轮流驾驶。当他们到达位于城镇郊外“面包和鱼”租的院子时，已经是半夜时分了。斯莱德扔给他几条毯子。
“在驾驶室里过夜，”他说，“明天早上我们给你安排一间宿舍。”
“面包和鱼”的救援行动确实是小规模的。还有第二辆卡车，由一个说话不多的瑞典人驾驶，现在正要出发去北方接运更多的供应品；有一个小小的合用的院子，周围围着一道铁栅栏以防小偷；一个由移动式工作间改装的狭小的办公室；一间被称为仓库的棚屋，里面堆放着已经卸下、尚未分发出去的救济食品；还有三名当地招聘的波斯尼亚工作人员。再加上两辆新的黑色丰田越野吉普车，用于配送少量救济品。斯莱德把里基介绍给了其他同事。下午时，里基被安排住进了城里的一位波斯尼亚寡妇家里。为解决来回的交通问题，他买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用的是他藏在腰带里的钱。约翰?斯莱德注意到了这条皮带。
“是否介意告诉我，你腰带里藏了多少钱？”他问道。
“我带了一千美元，”里基信任地说，“以备应急时使用。”
“嗯。但千万不要在别人面前张扬，要不然你真的会遇上紧急情况。这里的人得到这些钱能用上一辈子呢。”
里基答应会多加小心。他很快发现，波黑不存在邮政系统，因为波黑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原南斯拉夫的邮政系统已经瘫痪了。约翰?斯莱德告诉他，驾车去克罗地亚和奥地利的司机会为大家寄发信件和明信片。里基在维也纳机场买了一大叠明信片扔在帆布包里。他拿出一张写了个快信。那位瑞典司机把明信片带到北方去寄发。一星期后，科伦索夫人在美国收到了它。
特拉夫尼克曾经是一座繁荣的集镇，居民有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黑穆斯林。不同种族的存在可以从不同的教堂看出来。镇子里有一座克族人的天主教堂，克族人已经离开了；一座塞族人的东正教堂，塞族人也已经走了；以及十几座穆斯林清真寺。穆斯林占人口大多数，他们现在仍被称为波斯尼亚人。随着内战的到来，多年来友好相处的三个种族分裂了。各地发生了一起又一起的大屠杀，所有种族间的信任全都消失得无踪无影。
塞族人离开了，退到了俯视特拉夫尼克的弗拉西奇岭的北部，越过拉斯瓦河谷，进入到河谷对岸的班亚-卢克。
克族人也被迫出走，他们大多数去了南方十英里远的维特茨。这样，形成了三个独立的种族堡垒。每个地盘都有各自的难民蜂拥而入。
全世界的媒体把塞尔维亚人说成是这些大屠杀的刽子手，尽管人们也看到过一些孤立的塞族村庄同样遭到了屠杀和洗劫。归罪塞族人的理由是，在原南斯拉夫，塞族人拥有对军队的控制权；当国家分裂时，他们夺取了百分之九十的重武器，这使得他们有了绝对的武力优势。
同样，克罗地亚人在屠杀他们地盘里的少数非克族人时，并不显得心慈手软，而且克罗地亚得到了德国总理的不负责任的提前承认，从而使得他们能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武器。
波斯尼亚人基本上没有武器，并在欧洲政治家们的忠告下维持着这种状态。结果，他们遭受了最多的迫害。
一九九五年暮春，美国人对隔岸观火感到厌烦和恼火了，决定使用武力教训塞族人，并迫使各派坐到俄亥俄州代顿的谈判桌边。《代顿协定》将在那年的十月得到执行。里基?科伦索将看不到那一天。
里基抵达特拉夫尼克时，从山对面塞族人阵地上发起的炮击已经基本上停止了。大多数建筑物的墙上贴着木板，如果遭到枪击，木板会被击成碎片，但房屋得以保全。许多窗户上的玻璃已经不见了，遮着塑料布。那些色彩绚丽的清真寺倒没有遭到直接打击。城里两座最大的建筑物——中学的体育馆和曾经很著名的音乐学院——挤满了难民。
由于无法去附近的乡间，从而无法去种庄稼，三倍于原人口的难民依赖于援助机构才能幸存下来。那就是“面包和鱼”和其他十几个小型的非政府机构发挥作用的地方。
两辆吉普车的任务排得很紧，满载着五百磅的救济品，还要长途跋涉去周边村庄，那里比特拉夫尼克市中心更需要救援。里基同意驾驶吉普车把救济粮食运往南方的山区。
从一开始他在乔治城家里的电视荧屏上看到人类受苦受难，到他来到这里，已经有四个月了。现在他很高兴，他正在做着他想做的事情。当他把一袋袋小麦、玉米、奶粉和汤料运进一个已经断粮一个星期的孤立村庄时，那些古铜色脸庞的农民和睁着大眼睛的孩子们，深深地打动了他。
他相信，他这是在以某种方式回报仁慈的上帝让他生为一个美国人的恩情。
他不会说南斯拉夫的通用语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也不懂波斯尼亚的方言。他对当地的地理一点也不了解，搞不清楚哪些山路通向何方，以及哪里安全、哪里有危险。
约翰?斯莱德让一个波斯尼亚当地的工作人员法蒂尔?苏勒耶曼与他搭档。那是一个年轻人，在学校里学过英语，可以当他的向导和翻译。
整个四月份和五月的上半月，里基每星期寄一封信或一张明信片给他的双亲。借着同事去北方装运救济品的机会，这些贴着克罗地亚或奥地利邮票的信件，虽多少有些延误，但都抵达了华盛顿郊外的乔治城。
五月的第二个星期，里基发现自己单独一人在负责整个中转站。那个瑞典人拉森，在驾车行驶在国境以北至萨格勒布的一条孤独的山路上时，汽车发动机出了故障。约翰?斯莱德驾着一辆越野吉普车去解救他，还要把那辆卡车拖到修理厂去。
此时，法蒂尔?苏勒耶曼请里基帮一个忙。
与特拉夫尼克地区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一样，当战火蔓延过来时，法蒂尔也被迫逃离了家园。他解释说，他家是在弗拉西奇岭一条峡谷边的一个小农场。他非常想知道那里现在成了什么模样，是被烧毁了还是幸免于难？战争开始时，他父亲把家里的值钱东西埋在了一个谷仓的地下。它们仍在那里吗？总之，三年来他能不能第一次去探访一下他父母的家？
里基爽快地同意放他的假，但问题不止这个。由于下过春雨，山路上泥泞不堪，只有越野车才能开过去。这意味着需要借用那辆吉普。
里基举棋不定了。他想提供帮助，而且汽油费可以由他来承担。但那里的山区安全吗？塞族巡逻队曾经翻越过去，用他们的大炮猛轰山下的特拉夫尼克。
那是一年前的事情了，法蒂尔解释说。他父母那座农房所在的南坡现在是安全的。里基犹豫不决，他被法蒂尔的恳求打动了；他从来不知道失去了家园会是什么样子。他同意了，但有一个条件：他也一起去。
事实上，在明媚的春光下，这是一次愉快的出行。他们出了城镇，在朝顿耶瓦库夫的那条主路上行驶十英里之后，转向右边。
道路开始爬升，接着变成了一条土路，然后继续爬升。到处是长着绿叶的山毛榉、桉树和橡树。里基认为，这里的景色简直如同他曾经随学校野营团去露营过的谢南多亚。在道路的拐弯处，汽车开始打滑，里基承认，如果不用四轮驱动他们是无法在这里行驶的。
橡树林消失了，代之以针叶林。在五千英尺的高山上，他们进入了一条峡谷。这个地方相当隐秘，从远处山下的路上是看不见的。在峡谷的中间，他们找到了那座农房。只有石砌的烟囱幸存下来，其余的已被烧毁，洗劫一空。几座坍塌的谷仓没有遭到火烧，依然耸立在那个老旧的牛棚旁边。里基看了一眼法蒂尔的脸说：“我很抱歉。”
他们在黑乎乎的烟囱旁下了车。里基等在旁边，看着法蒂尔穿过湿漉漉的废墟，在他从小长大的地方的残留物上东踢踢西踢踢。里基跟着他走过牛栏，走过一个因为下过雨而涨满了污水的粪池，来到那几个谷仓旁，他父亲埋的东西也许还在那里。这时候他们听到了一阵沙沙声和呜咽声。
两人在一张散发着异味的湿淋淋的油布下面发现了一群孩子。共有六个，四个小男孩和两个女孩，惊恐地互相挤在一起，年龄在四岁至十岁不等。年纪最大的那个女孩显然充当了代理母亲和头头的角色。看到两个男人在盯着，他们吓坏了。法蒂尔开始轻柔地说话。过了一会儿，那个女孩回答了。
“他们来自于高利察，意思是‘小山’，是沿着山路过去、离这里大约四英里的一个小村子。我知道那个地方。”
“发生了什么事？”
法蒂尔又用当地的方言说了。女孩回答后哭了起来。
“他们来过了，塞族人，准军事组织。”
“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
“怎么了？”
法蒂尔叹了一口气。
“那是一个很小的村庄，只有四户人家，二十个成年人，十二个孩子。现在完了，全都死了。开火时，他们的父母亲大喊着要他们赶快跑。于是这些孩子趁着天黑逃了出来。”
“那么，他们全都是孤儿？”
“全是。”
“上帝呀，这是一个什么国家呀！我们必须让他们上车，带他们下山。”里基说。
他们引领孩子们走出那个谷仓，进入到灿烂的春天阳光下。林中鸟儿在歌唱。这是一个美丽的山谷。
在树林的边缘，他们看见了那帮人。一共是十个人，还有两辆涂着迷彩伪装色的俄罗斯产加斯吉普车。那些人穿着迷彩军服，而且全副武装。

三个星期后的一天，安妮?科伦索夫人检查了邮箱，里面又是空空如也，她拨通了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的一个电话号码。第二次响铃之后有人来接听了。是她父亲的私人女秘书的声音。
“嗨，琼，我是安妮。我爸爸在家吗？”
“他当然在，科伦索夫人。我马上把你的电话接过去。”

第三章

巨 富

空军A小队的棚屋里有十位年轻的飞行员，隔壁的B小队另有八位。外面机场碧绿的草地上停着几架飓风战斗机。驾驶舱后面的庞大机身，使得它们看上去像是驼背蹲伏在那里。它们已经不是新飞机了，机身上的一块块金属补丁表明，过去的两星期里它们曾在法国上空的战斗中受过伤。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五日这一天，棚屋里面的气氛，与英格兰诺福克郡科尔蒂绍机场温暖的夏日阳光形成了最强烈的对比。被简称为加拿大中队的皇家空军第242中队的士气，低落到了最低点。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西线战场，几乎自第一炮打响起，242中队就一直在参加战斗。法兰西战役中，从法国东部国境至英吉利海峡，他们打得很艰苦，但没能获胜。当希特勒的闪电战机器滚滚向前把法国军队打得落荒而逃时，这些飞行员们努力去阻挡德军的进攻洪流，但在他们驾机升空的时候，基地已经撤到了更远的后方。他们不得不自己去寻找食物、住处、备用零件和油料。经历过撤退的战士们知道，最能描述这种场面的形容词是“混乱不堪”。
越过海峡撤回到英国以后，他们在敦刻尔克的沙滩上空参加了第二次战役。在他们的身下，英军试图挽救遭受的惨败，幸存的军人抓住一切能够漂浮的物体泅回英格兰。
当最后一名英国兵撤出那片可怕的海滩，最后一批在外围打掩护的战士被德军抓走，这些加拿大飞行员已经筋疲力尽。他们遭到了可怕的损失：九人战死，三人受伤，另三人在跳伞后成了俘虏。
三个星期后他们仍窝在科尔蒂绍，缺少备用零件和工具——全都遗弃在法国了。他们的指挥官戈比尔少校已经病了几个星期，一时不会返回指挥岗位。英国人答应马上给他们派一名新的指挥官过来。
一辆小型敞篷跑车从机库之间出现，停在了机组人员的这两座小木屋附近。一个男人有点吃力地爬了出来。没人上去招呼他。他步履蹒跚地走向A小队。几分钟后，他从那里出来，走向B小队的棚屋。加拿大飞行员们在窗口边注视着他，对他两脚分开一摇一摆走路的样子很是惊讶。门打开了，他出现在门框里。他的肩章表明他的军衔是空军少校。没人站起来迎接他。
“这里由谁负责？”他厉声责问。
一个身材结实的加拿大人站直了身子。在距他几英尺的地方，史蒂夫?埃德蒙蜷缩在一把椅子里，用一种迷惑的神情打量着这位新来者。
“我想应该是我吧。”斯坦?特纳说。这时候才是战争的初始阶段。斯坦?特纳已经获得了两枚军功章，他最后将得到总共十四枚奖章。
这位新来的英国军官瞪着一双愤怒的蓝眼睛，转过身子摇摇晃晃地走向一架飓风战斗机。加拿大人都从棚屋里涌出来观看。
“简直难以相信，”约翰尼?拉塔向史蒂夫?埃德蒙咕哝着，“英国佬给我们派来了一个没有双腿的指挥官。”
这是真的。这位新来者正在用两条假肢跌跌撞撞地走路。他爬进那架飓风的座舱，发动劳斯莱斯引擎，转到顶风方向后就起飞了。在之后的半个小时里，他驾着战机做完了每一个已知的空中杂技动作，还做了几个教科书上所没有的漂亮的惊险动作。
他本身很棒，在战前坠机事故失去双腿之前，他曾经是一位空中杂技英豪；另一方面，因为他没有双腿，他更棒了。当飞行员在紧急转弯或紧急俯冲的时候（空战时这些动作非常重要），重力全加到了他自己的身上。其结果是驱使血液从上身往下体流动，导致飞行员眩晕。但因为这位飞行员没有双腿，血液不得不留在上体，靠近脑部，现在全中队都看到了，他能完成比所有人都更小更急的转弯动作。最后他让飓风战机着陆，爬出驾驶舱，摇摇摆摆地走向那些静默的加拿大人。
“我的名字叫道格拉斯?巴德，”他告诉他们，“我们将成为整个空军中的王牌中队。”
他说到做到。在法兰西战役失利和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又一场血战正在逼近：被称为空中英雄的德国空军元帅戈林，已经向希特勒许诺入侵英国必胜无疑。不列颠战役是空中争夺战。这场战役结束前，每次空中战斗都由他们的无腿指挥官一马当先，加拿大242中队创下了最佳击落与损失比的战绩。
到深秋时，德国空军无心恋战，退回到法国去了。希特勒把戈林怒骂一顿，然后把注意力转向了东方的苏联。
在一九四〇年夏季六个月内发生的三大战役——法兰西战役、敦刻尔克战役和不列颠战役中，这些加拿大人击落德军八十八架战机，其中单是不列颠战役就击落敌机六十七架。但他们也损失了十七位飞行员，都是在战斗中牺牲的，除了三个，其他都是加拿大人。

五十五年后，史蒂夫?埃德蒙从办公室书桌旁站起来，如同他多年来做过无数次的那样，穿过房间，走到墙上的那张照片面前。照片并没有包含与他一起驾机飞行过的所有战友；有些人在新人到来之前死去了。照片上是战争白热化阶段的八月下旬，一个炎热晴朗的日子里，在达克福与他并肩战斗的十七位加拿大人。
差不多所有的人都走了。大多数死在了战场上。这些十九岁到二十二岁之间的年轻小伙子们，从照片里向外凝视着。他们欢乐，活泼，憧憬未来的生活，刚刚跨进人生的门槛，然而他们大都注定无法看到以后的人生。
他凑近去看。本齐，他的僚机飞行员，在拍下这张照片两星期后的九月七日，在泰晤士河口上空被击落身亡。索兰德斯，来自纽芬兰的小伙子，死于次日。
在照片里并肩站在一起的约翰尼?拉塔和威利?麦克奈特，于一九四一年一月在比斯开湾上空双双阵亡。
“你是我们中间最优秀的，威利。”这位老人咕哝着说。威利?麦克奈特是王牌飞行员，是天生的空中英雄：在刚上战场的起初十七天里，创下了击落九架敌机的赫赫战绩。他死去时，共赢得了二十一次空战的胜利，他才初出茅庐十个月，年仅二十一岁。
史蒂夫?埃德蒙幸存下来了，现在是一位老人，也是一位富人，起码是加拿大安大略省最富有的矿业商人。但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把这张照片挂在墙上：当他居住在一间简陋棚屋里、与一把鹤嘴锄相伴时，当他首次成为百万富翁时，尤其是当《福布斯》杂志宣布他为亿万富翁时。
他保存这张照片的目的在于提醒自己，我们称之为生命的那种东西是何等脆弱。回顾过去时，他常常纳闷自己是怎样幸存下来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他第一次在战斗中被击落。他还躺在医院里时，242中队开赴远东。康复之后，他被派往培训中心担任飞行教官。
他对这种安排极为恼火，于是多次去找上级领导，强烈要求重返前线。最后，他被及时地允许参加诺曼底登陆战，驾驶攻击地面目标的新型台风战斗轰炸机。这种战机功率强大，速度极快，是一种可怕的坦克杀手。
他第二次被击落是在德国雷马根附近，当时美军蜂拥般地渡过了莱茵河。他与十几架英国的台风战斗机一起在前方为盟军提供空中掩护。飞机发动机被击中起火后，他用最后的几秒钟时间拉起机头提升高度，打开座舱罩，在飞机爆炸之前跳了出去。
由于低空跳伞着陆力度很大，他的双腿摔断了。他躺在雪地上，因疼痛而神志昏迷。他朦胧地感觉到一大群圆圆的钢盔在朝他跑过来。他清楚地知道德国人对台风战机的刻骨仇恨，而且一支精锐的党卫军装甲师刚刚被他炸成了碎片。
一个模糊的人影停下来俯视着他。一个声音说：“喂，看看我。”他宽慰地舒了一口气：希特勒的精英部队里可不会有人会说带有密西西比口音的美国腔英语。